飞雪
发表于 2013-7-17 00:04:41
1968年，我和Paul邀请陈映真到爱荷华来，同时接受邀请的，还有捷克剧作家、后来成为总
统的哈维尔（Vaclav
Havel）。两人都缺席了。陈映真被捕入狱，哈维尔在苏联坦克车进入布拉格时，逃入地下。
我和Paul决定为陈映真辩护。明知那是枉然，早在1960年的雷案即是一例。但我们要对陈映
真的被捕表示抗议，提醒当局尊重法治，唯一的办法，是在台湾找律师为陈映真辩护。没人
敢接那件案子。终于找到一位在台的美国商务律师，当然，他要预付律师费。Paul找到一笔
钱，电汇给律师，但给那个隐而不见的最高权威扣下了。陈映真由军法审判判刑十年。1975
年，蒋介石去世百日忌的特赦，提早三年获释。他一出狱，就给我和Paul写了信。他在给我
的另一信中说：
……在主观的愿望上，我希望能以写小说终此一生，虽然有许多困难──诸如自己才能的，经济
的，环境的限制──但我相信我会努力地走完这条路，不是对于自己有什么自信，而是除此之
外，我已一无所能，一无所有。
我看不出在一定的未来时间我能有机会到您那儿去。我倒觉得去不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
怎样同自己的民族和历史合一，作为反映我们民族和历史的一个卑微的器皿……
1979年9月4日早上，美国诗人辛普森（Louis
Simpson）来我家吃早点，在门口按铃，厨房的电话同时响了。
陈映真又被捕了！家也抄了，父亲的家也抄了，岳母家也抄了。带走了几箱书。他坐了八年
牢，四十二岁了，再坐牢，这一辈子就完了！我们实在不懂。他上次出狱以后，没有任何越
轨的行动和言论。他结了婚，办了个小印刷厂。他忙着养三家人！父母、养父母、岳母家。
朋友8月间回台湾看到他，脸色苍白，提着一个公文包赶出租车，忙得不得了。我们实在不懂
，好好一个人，为什么不让他过点自由的日子……
陈映真的弟弟映澈讲着讲着，声音哽咽了。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踽踽独行 ——陈映真，1983（2）
我和Paul根本没吃早点。辛普森胡乱吃了一点。我们都很沉重。三个人谈了一上午，讨论如
何拯救陈映真。辛普森是美国很有名望的诗人，得过普立策诗奖。我与Paul和陈映真已神交
多年，但对于辛普森，陈映真就完全是个陌生人了。
第二天早上，辛普森又在我家吃早点，当天他就要回纽约。他在我家厨房连着吃了两天早点
，厨房的电话响个不停，我则像热锅上的蚂蚁，在电话和炉子之间跑来跑去，接电话，打电
话，和美国各地的中国朋友讨论陈映真被捕的事。
飞雪
发表于 2013-7-17 00:04:42
我从没见过一个人家的厨房有这么多活动，这么强烈的情绪，又有这么好吃的食物。辛普森
说。他面前摆着陈映真的英译小说和他的英文简历，准备带回纽约。 电话铃又响了。
出来了！出来了，我哥哥出来了！ 我转身对Paul和辛普森大叫：他出来了！他出来了！
映澈继续说：不是释放呀，是交保候传呀，随传随到，案子还在侦查之中。 侦查什么呢？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陈映真被捕36个小时以后，又奇迹般地获释。他不知道为什么被捕，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获
释。他在《关于十?三事件》的文章里写他当时的心情：
……我在四日夜间九时许被送到警总军法处，开过一个谕知交保候传的庭，就由内人具保，回
到家里。我立刻驶车到北投见我年迈的父母。在知道我被捕后一直出奇地安详，被一位年轻
的治安人员赞誉“真有基督的生命的长者”的父亲，看见了我，才猛然拥我入怀，我泪落地跪
俯在他抖颤的怀中，不知是悲戚还是再生的喜悦……
我和Paul仍坚持邀请陈映真来爱荷华，一年又一年，一直到1983年，台湾当局一再压制，我
们一再努力，还有海外作家学者的声援，他终于来到爱荷华。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也是他
和大陆作家第一次见面。那年从大陆来爱荷华的是吴祖光、茹志娟、王安忆，还有台湾的七
等生和香港的潘耀明。陈映真和他祖国的作家相聚，正是他多年想望的一天。他先一天到达
，要和我一道去机场接他们。大陆的作家看见陈映真，也非常高兴。他们好像久别的家人，
一见面就谈个不停，彼此好奇，彼此关怀。陈映真对他们说：你们说的话，我要记笔记的。
他立刻言归正传。
那年是中国作家在爱荷华最有趣最动人的聚会。吴祖光诙谐。茹志娟沉毅。潘耀明宽厚。王
安忆敏锐，对人对事，都有她独特的见解。她最引人注意，扎两条小辫，明丽透着点儿腼腆
，偶尔冒出一句一针见血的话，多带批判性的。她对新鲜事物特别有兴趣，比其他中国作家
活动都多一些。七等生风流去了。其他几位常到我家来，谈笑之中皆见性情，甚至透露政治
意味。所有的作家都住在五月花公寓，就在我家这小山旁边。陈映真有时趿拉着拖鞋，端着
一锅红烧蹄上山到我家来。看着他那神欢形忘的样子，似乎从往日的崎岖回归平常了，我衷
心为他高兴。
一天，吴祖光从密西西比河带回新鲜活鱼，陈映真建议蒸了下酒。潘耀明和吴祖光住在一起
，他烧得一手好菜，当然是他下厨了。Paul一人留在家里，对我说：你去喝酒吧，机会难得
飞雪
发表于 2013-7-17 00:04:43
。 鱼蒸好了，陈映真还没到。 吴祖光说：陈映真给国民党绑票绑走了。
王安忆说：我听见他在走廊吹口哨。
我们吃鱼，喝酒，不断给陈映真打电话，没人响应。鱼快吃完了，他来了。原来他在洗衣房
洗完衣服，阿根廷女作家突然开门，请他进去喝杯茶。她谈到自己身世，犹太人家庭，父母
从俄国去阿根廷，母亲有精神病，她精神压力很大。 原来你吹口哨，她就开门了。我说。
他笑说：她太老了，否则，洗也洗不清。
他们到我家来看访问五位中国作家的录像带：丁玲，茅盾，艾青，巴金，曹禺。
陈映真说：真过瘾，不必左顾右盼。 我笑说：这儿没人打小报告。
看完五位作家的访问后，他说：大陆上的作家吃了那么多苦，我所吃的苦算不了什么。
在大陆作家之中，他对年轻的王安忆最关心，最好奇，也最赞赏。那时大陆作家的作品还不
能在台湾发表。他在爱荷华一口气读完她送的几本集子。1984年，他将王安忆的《本次列车
终点》发表在台湾的《文季》，也许是台湾初次发表大陆作家的作品,而在那年代的台湾,那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踽踽独行 ——陈映真，1983（3）
是很大的忌讳。 他评王安忆:
……作为一个年轻一代的作家，她的焦点和情感，毋宁是明显地集中在年轻一代的遭遇和感受
上。她在作品中所透露的批判，虽然没有大陆年轻一代哲学家的深刻，但她所提起的质疑，
却有王安忆的认真和诚实，感人至深。
当然，陈映真对第三世界的作家非常有兴趣。他特别访问菲律宾诗人、戏剧家和文学批判家
阿奎拉（Reuel Molina
Aguilla），谈论菲律宾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期间的文学和语言问题，以及目前的文学思潮。
在长时间的访问中，最后他问到文学和革命的关系。阿奎拉的回答是：文学不能使革命成功
，文学也不可能改变世界。文学只能唤起民众，唤起他们对公理、正义、爱和和平的意识。
那年有位西班牙作家卡洛斯（Carlos
Alvarez）来爱荷华。大家一同乘车到外地去游览，黠慧的巴勒斯坦女作家卡梨菲（Sahar
Khalifeh）在他身边坐下。
他只能说几个简单的英文字。她转身对我调皮地笑着说：他用完了那几个英文字，我就过来
和你聊天。 你喜欢美国吗？她问卡洛斯，说完和我一起大笑。 喜欢，美国人。政府，不。
你结了婚吗？ 没有。啊，结了。啊，没有。和一个女人一起。 我们又大笑。
为什么不结婚？害怕女人吗？ 是的。离婚。
他们就那样子用最单纯的语言，卡洛斯表达了复杂的个人历史。他在佛朗哥时期坐过好几次
飞雪
发表于 2013-7-17 00:04:44
牢。他为被暗杀的共产党抗议，在外国发表文章，坐牢；为工人说话，坐牢。最后一次，判
刑四年，佛朗哥死时，被大赦释放，坐了二十个月的牢。他从1957年到1982年，是共产党员
。 我要访问你！陈映真大声说，他正好坐在卡洛斯身后。
那年秋天，Paul患后脑炎，感染细菌，多次去医院检查，终至动手术开刀，映真和我以及家
人一同照顾他，和我患难与共。在医院等待室，我和他有谈不完的话，谈的多半是当时台湾
的情况。 你是个宗教家庭，怎么对左倾思想有兴趣？我问。
我爸爸从小就教我们，我们是中国人，所以从小我们就认为中国在那边，那儿才是我们的国
家。父亲有鲁迅的书，中日对照。我拿来看，也不太懂。后来读中学，看书有些懂了。读大
学时候，我在旧书摊找到一些抗战时期的书，和鲁迅的书正好配合。我的求知欲特别强，找
很多书来看。那时日本外务部有预备外交官到台北来学中文。他们那时就准备以后对付共产
党呀。他有许多关于共产党的书。他说我可以去看，他还把钥匙给我，我可以随时去看书。
后来，他要走了，对他下一任的人说：这个年轻人不错，书可以尽量给他看。斯诺的《红星
照耀中国》对我影响很大。“文化大革命”发生了，世界许多国家受到影响，到处是学生运动
。我在牢里，有共产思想的人，有两派：一派赞成苏联式共产，另一派赞成中国应该有自己
的制度。 你们在牢里可以谈共产主义吗？
在放风的时候谈嘛。反正已经进去了，还怕什么？哎呀，那时我真佩服“文化大革命”呀！
我1978年、1980年去大陆，才知道千千万万人受到伤害。
那时不懂嘛！我们有个读书会。我弟弟老六，那时候读中学，他也受了影响，他把我油印的
文字拿去印了，分给他的朋友看，他有另一帮年轻人。我完全不知道，他不让我知道。后来
，我被抓，他也被抓了。我先在警总，后来在台东的监狱，最后三年在绿岛。一出狱就打开
收音机，蒙在被子里听，刚好是国际歌，我眼泪直流。 你第二次被捕，到底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放我，也不知道。我一进去，就要我填一种表，那种表是判刑以后才填的。
我笑说：你对坐牢可是很有经验了。
我第二次一进去，就叫我填表，我心想：完了。第二天，他们把皮带那些东西还给我，我还
以为他们要把我带到别的地方去。直到我太太、岳母来保我，我才相信，他们真是放我了。
1983年陈映真在爱荷华，他父母在美国奥玛哈女儿家。11月中旬，两老和女儿、女婿以及两
飞雪
发表于 2013-7-17 00:04:45
个外孙女，带了一桌酒席，特来爱荷华和我们聚会。陈伯父见到Paul，两人相拥流泪。他们
邀请了所有的中国作家到我家，还有韩国诗人汉学家许世旭。陈伯父和吴祖光拥抱，也是泪
汪汪的。
陈伯父在饭桌上起立讲话，声音哽咽：十几年以前，映真出事，亲戚朋友全不来了。那是我
家最黑暗的时期。那时候，一个美国人，一个中国人，素不相识，却给我们很大的支持，这
是我一辈子也不能忘记的。我们家一向是向着大陆的，今天可以和大陆的作家们在一起，这
也是因为他们两位的关系。我也要特别谢谢他们。
Paul接着说：世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今晚是我们在爱荷华最动人的一晚。
陈映真在《现代主义底再开发》一文中写过：
一个思想家，不一定是个文艺家。然而，一个文艺家，尤其是伟大的文艺家，一定是个思想
家。而且，千万注意：这思想，一定不是那种天马行空不知所至的玄学，而是具有人底体温
的，对于人生、社会抱着一定的爱情、忧愁、愤怒、同情等等思索的人底思索者，然后他才
可能是一个拥抱一切的良善与罪恶的文艺家。
陈映真就是具有人的体温、人的骨头、人的勇气的文艺家，一直在他称为“台湾当代历史的后
街”中独行，即令现在，在21世纪的今天他仍然是寂寞的，焦虑的，在另一条后街中踽踽独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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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女同在爱荷华 ——茹志鹃和王安忆，1983（1）
1983年的爱荷华，有一个非常戏剧性的秋天。
在那之前，我读到茹志鹃的几篇小说，最欣赏的一篇是《剪辑错了的故事》，在70年代的中
国文坛，那篇小说在创作手法上，是一个大突破。由于作者巧妙的技巧，小说所表现的人物
是多面的，所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所提示的社会问题是客观的。整篇小说充满了
温柔敦厚的讽刺和诙谐。《剪辑错了的故事》由一场一场的“景”，共七个“景”而组成。每一
“景”是个特写，集中在一个主题上，几乎可以自成一体，成为一篇小小说。七个“景”又互相
交错在现在和过去之间，细致的结构，有节奏的文字。甚至每一景的小标题，也新颖而有含
义，例如“拍大腿唱小调，但总有点寂寞”。小说的意义不仅隐含在故事中，也隐含在人物刻
画中，甚至在小标题中。
1978年，我在离乡三十年后，和Paul及两个女儿一同回乡。那时我和Paul就十分希望邀请作
家来爱荷华，在北京曾努力过，和夏衍先生也谈过，根本不可能。1979年中美建交后，中国
飞雪
发表于 2013-7-17 00:04:46
作家才能应邀到爱荷华来。那几年来的作家，都是“文革”后的“出土文物”。他们是牺牲过而
又被牺牲的一代，活过抗战，活过国共战争，活过“文革”，终于得到第二次解放。他们对隔
离了多年的世界，充满渴望和好奇。
1983年，吴祖光和茹志鹃应邀来爱荷华。王安忆那年二十几岁，已出版小说集，1982年并以
《本次列车终点》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那时她的短篇小说就已锋芒毕露，例如《回旋曲
》。小说用非常简洁的对话，揭示了一个社会问题。《回旋曲》分三节，每一节有不同的旋
律。每一节提示一个问题。三节提示了三个问题：恋爱期间的问题，结婚期间的问题，结婚
以后夫妻分居的问题。第一节一对恋人的旋律如月光小夜曲般优美；第二节的旋律迫切急促
，新婚夫妇要找一个旅馆度蜜月；第三节婚后分居两地，怨而不哀，平淡透着无奈。整篇小
说充满反讽。王安忆在那之后不断发表作品，不断出版长篇短篇小说的书。扎着两条小辫从
上海弄堂走出来的小女子，多年之后，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重镇。《长恨歌》可说炉火纯
青了。王安忆在上海小市民的命运中，看到“人”的处境。小说是一幅大型工笔画，既细且大
。王安忆以一个大时代的变动为背景，用周密的细节结构出一幅大型画面，细致入微地描绘
其中一个个小人物，整幅画隐寓着生命的无奈。但在1983年，二十几岁的王安忆还得随母同
行。
那年陈映真在我们多次努力以后，来到爱荷华，也是他第一次从台湾出境。因为左倾思想而
坐牢八年，一出狱就蒙着被子听他祖国消息，听到国际歌热泪满面的陈映真，居然在爱荷华
碰到来自他祖国的茹志鹃、吴祖光、王安忆，还有个香港的左派潘耀明！他真个是如鱼得水
，笑得很开心，有时调皮地卖弄一两句党的领导的话，还是标准的京腔。
他对王安忆是老大哥的关怀，探究，欣赏——她是年轻一代的希望。王安忆对他是女孩对兄长
的信赖和仰望，但有时也一针见血点出他的迷信。陈映真和茹志鹃一拍即合，他好不容易碰
到一个祖国来的同志！茹志鹃呢？一个台湾同胞居然有如此进步思想，实在佩服！
吴祖光对中国的现实多持批判态度，慷慨激昂，毫不留情。王安忆是探索者的质问，透着年
轻人的叛逆。她对吴祖光那一声“伯伯”叫得还是很亲切的。
茹志鹃和王安忆母女在思想和对现实的看法，正如她们的创作，都反映了两个不同的时代。
王安忆对母亲常持反对态度。母亲对她永远微笑着。 我在他们之中，可有戏看了。
飞雪
发表于 2013-7-17 00:04:47
王安忆扎着两条小辫，羞涩透着好奇，闪亮的眼睛可是不停地搜寻。我特别安排一位读文学
博士的助教Anna带她参加许多活动。她们成了朋友。安忆目不暇接，总是很兴奋的。她是历
年在爱荷华活动最多的中国作家，和美国年轻人的接触也最多。她活动之余，才来参与中国
作家的聚会，搅在中国人忧国忧民的情结之中。但她比他们洒脱。她摆脱牵牵绊绊的中国事
，独立在那一刻去看外面的世界。
茹志鹃和我同年，但生活经历完全不同。彼此好奇。我们常常谈到不同的过去。你那时在哪
母女同在爱荷华 ——茹志鹃和王安忆，1983（2）
儿？你那时在干什么？彼此常有这样的问话。
他们有时从山下的五月花走上山到我家。王安忆参加活动去了，她对我们这些人的谈话没兴
趣。
茹志鹃问到我过去的生活。我谈到1936年正月初三父亲在贵州被红军杀死，尸首不全。
贵党实在太残忍了，陈映真笑着对茹志鹃说。 那时候就是那样的呀，茹志鹃说。
那年我十岁，父亲灵柩从贵州回武汉。小弟弟华桐只有几个月，从没见过父亲……
你知道那时候我在哪儿？茹志鹃说。我姑母要把我送到尼姑庵去当尼姑！
你竟当了解放军！你和王啸平在哪儿认识的？
在解放军里呀！他是导演，我在文工团。我们渡江以后，在南京结婚的。
渡江以后，你在南京结婚呀！我大叫了起来。那时候，我们刚从南京跑走，跑到北平，又跑
！跑到上海，又跑！跑到武汉，又跑！跑到广州，又跑！八路军跟着我们追！你就在那时候
在南京结婚呀！ 我们大笑。
茹志鹃从小是孤儿，住在孤儿院。1943年十八岁，跟着哥哥到苏北解放区，参加新四军，分
配到部队文工团工作。
我谈到台湾的生活，谈到大弟汉仲：他抗战末期加入空军，飞行侦察日本人。后来侦察你们
共产党！我指着茹志鹃笑了起来。1952年，在台湾例行飞行失事，他才二十五岁。
我和你不是错过了，就是干上了。茹志鹃说。
一点也不错！我第一个丈夫，在你们抗美援朝的时候，正在东京的盟军总部当翻译官，打北
朝鲜！ 我们又干上了！茹志鹃挥起拳头，一面笑着。
有一位临时来访问的中国作家演讲，题目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题目尖锐，而且用英文讲
，听众满堂。他讲到幼年家境贫寒，遭受迫害，勤工俭学，留学英国，解放前一刻回国。那
以后的经历，几句话就滑过去了。讲完听众提问题。
你在二十几年的沉默中，写作没有？有人问。 没有。 为什么？ 我不要和文学发生关系。
飞雪
发表于 2013-7-17 00:04:48
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才有中国作家来爱荷华，我发现他们讲话很小心。最近中国好像开放
一些了，并且制定了宪法。不知道年轻人如何反应？
那位作家笑笑：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于……
我所接触的年轻人对此毫没兴趣！吴祖光代他回答了。 王安忆是年轻人呀！有人说。
我们有兴趣的是现实问题,不是纸上的文字，她说。
假若中国有法治的传统，就不会有这么多政治运动了，吴祖光作了结论。
散会后中国作家自然是到我家聊天。
伯伯，王安忆对吴祖光重重叫了一声。您是怎么入党的？
文化部长周巍峙把我叫去，要我入党，我就入了党。后来，报纸访问我，要我谈入党感想。
我说，不谈！ 那时，陈映真的《山路》在台湾《中国时报》获得小说奖。我们举杯庆祝。
映真，为什么现在给你奖？我问。 我不懂！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给我奖？
《山路》很尖锐呀，我还担心招麻烦呢！ 我们各自揣测。 国民党开明一些了吧。有人说。
陈映真说：你不懂！这一定是国民党的政策。中国大陆有一定的政治方向，一定的思想。台
湾不是这样的。他们只是一些不同的官僚在一起，东一下，西一下。没有系统。
那么，国民党变聪明了。
也不是，你不懂！你没在那个社会生活，你就不知道台湾那个社会。
那么，到底为什么给你奖呢？ 我也不懂！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你出来了，你得了奖。这对你在台湾是有利的。我说。
这是一定的。 我谈到波兰作家葛罗瓦基（Janusz
Glowacki）的母亲从波兰打来电报。他家搜查一空，家具、文件、信件，全部搜走了。抄家
！ 混蛋！吴祖光气冲冲骂了一声。
我们有时也笑闹。有天晚上，当然又是在我家，不知怎么，大家唱起歌来。陈映真学公鸡叫
，学母鸡下蛋叫。各人唱各人的歌。有人唱起我儿时的歌葡萄仙子：
高高的云儿罩着，淡淡的光儿耀着，短短的篱儿抱着，弯弯的道儿绕着……
我居然学儿时模样牵着衣角跳舞。大家笑成一团。
茹志鹃第二天告诉我：昨晚我回去后，感触很深。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没有音乐和诗了。我们
从没有像昨天晚上那样欢笑唱歌。关闭，心灵的关闭。中国是有音乐和诗的民族呀！
王安忆的父亲是新加坡华侨，1942年抗战时回国，参加解放军，1957年被打成右派。茹志鹃
母女同在爱荷华 ——茹志鹃和王安忆，1983（3）
没告诉两个女儿和儿子，到“文革”时才告诉他们。
茹志鹃对我说：安忆下放农村时候，十六岁。我和她每星期通两次信，她在信里形容她那儿
飞雪
发表于 2013-7-17 00:04:49
的生活，那时候我就发现她可以写。譬如，她描写她住的农家：燕子来做窝，就是吉祥之兆
，燕子不来做窝，就是不吉祥。她在一封信里告诉我：好了，燕子来做窝了。
我对王安忆很好奇，有一天问她：你现在刚到美国，是什么感觉？
她说：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国的富裕，中国人嚷着精神文明，没有物质，没有起码的生活条件
，谈什么精神文明？ 但是，物质太丰富了，也带来很多问题。
很对。但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些问题。我们只要吃饱饭。以前叫我们学雷峰，现在叫我们学张
海迪！要把我们都从一个模子磕出来，毫没自己的个性。到现在为止，我只看到美国好的一
面。 你以后到了大城市，就看到另一面了。我说。
美国人有活力，又会玩。我们简直没有享受到生活！人是自私的，先顾到自己，才顾到社会
。自己好了，社会也好了。
有一次，她谈到中国的年轻人：生活没有目标。你会看到一个年青人，在黑影地里，靠着电
线杆站着，你会看到年轻人很无聊地在街上闲逛嗑瓜子。
安忆，你回去后，会有什么感觉？ 我会很愤怒。 你回去后，很难适应了。
我相信。她转头笑对陈映真说。你的论调和我们完全一样！学雷锋呀！为别人牺牲呀！雷锋
当然好！但我们不要被人逼着去学！
你必须为整个国家着想，把自己贡献出去。陈映真说。
我首先得找到我自己，才能把自己贡献出去！来美国对我冲击很大，但我是要回去的。我觉
得有许多东西要写。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很幸运！
他们在爱荷华三个月，然后在美国旅行一个时期。 安忆回上海后给我来信：华苓阿姨：
……这次去美国，对于我的创作，对于我的人生，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世界很大，而我们活
动空间和时间都那么有限。说真的，我实在从心里感激您和安格尔伯伯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
……不仅是可以认识美国，还使我认识台湾，认识香港，认识西欧、东欧、非洲。您为我安排
的内容最多。还有蓝蓝，她对我最大的帮助，是帮助我这么贴近地去认识了现代舞，这使我
对现代艺术、现代生活有了了解。
这些时，我开始去写东西了。真糟糕，写得不顺心。最近我对自己颇不满意，已经将两万字
的一个中篇中途放弃了。心里也十分烦恼。这也是没有心情写信的一个原因。我感觉到自己
的创作面临一个危机。但愿能安然度过。
……爱荷华好吗？听说爱荷华的春天美极了，花一下子开了。这真是个美丽的地方……
安忆 84，4，8华苓阿姨：
飞雪
发表于 2013-7-17 00:04:50
……自从我从深圳回来之后，不晓得怎么一来，开了窍。那些混乱的思想──由于受了极大的冲
击而混乱的思想，似乎一下子条理起来，并且平静下来，就开了路，让我能够坐下来写东西
了。上半年写的两个中篇已经发表。这是从美国回来之后头两篇小说。反映很大。都说我有
了极大的变化，我自己也这么觉着。下半年开始至今，我已经写了两个短篇，两个中篇。第
三个中篇已经在写第二稿了。这些东西，凡看过的人都觉着，变化和进步很大，认为是我新
的里程碑。我很兴奋地等待着它们被发表以后将得到的反映。我有时会默下神来想想这一年
的情况，我想大概是这样的。到美国之后，我得到了一个机会，我是拉开距离来看中国的生
活，当我刚来得及看到的时候，只看到一片陌生的情景。距离使往日熟悉的生活变陌生了，
而我又不能适应这个眼光，于是便困惑起来。后来，慢慢的，适应了。再度看清了。在距离
之外将陌生的又重新熟悉起来。于是，又能写了……
安忆 84，11，15
郭衣洞和柏杨，1984（1）
我先认识郭衣洞。
《自由中国》半月刊，1949年11月在台湾创刊，雷震对编辑委员会的组成，可说煞费苦心，
包括当时从大陆去台湾的各方有代表性的人士，如思想激进的殷海光，温和稳健的北大教授
毛子水，开明的国民党###门长杭立武，还有早在30年代和施蛰存同办现代杂志的戴杜衡
，也就是为艺术自由而笔战的苏汶，他在《第三种人的出路──论作家的不自由》一文中语重
心长地说：……永远的沉默，长期的搁笔，确实，有一部分作家是在那儿“静待”自我的没落了
……
《自由中国》最初的文艺版，只有调剂的作用，冲和严肃的政论文章，雷先生那时似乎也不
重视。他和大陆到台湾的国民党文人还有来往，收到他们的小说或散文，也就顺手登了。应
凤凰在90年代所写《自由中国》《文友通讯》作家群与50年代台湾文学史中，特别着重写到
《自由中国》的文艺作品：
十年中只有创刊之初的这段时期，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最为浓厚，刊的几乎是清一色
，单刀直入的###小说，艺术技巧比较低。撇开意识形态不谈，创刊后至1952年底，即最前
面的三年余总共（七卷）75期，整个文学的质与量，也是前中后三期中成绩最差的，这种情
况可能与此一时期还没有一个专职的文艺主编有关。聂华苓是在《自由中国》工作了一两年
之后，有一天雷震在报纸上看到她居然也能“写文章”，才跑去请她改当编辑，“特别负责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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