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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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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酒江
顧誠先生此書可以看出確是花了不少功夫和心血,是一本有功力的大作。比之於當下浮躁著述者,所勝不可以道裡計,余讀此書,斷續一月,前未聞顧先生大名,至讀其著作,方知其人其書,比之於老輩學人治學方法、歷史觀點,顧先生有其顯著之不同,然而擬之於馬克思主義史學,顧先生好像亦非全然皆是。總而言之,此書為一有自身特點,不囿於舊說,不受制于所謂“進步史觀”之限制的用心之作,有一讀之價值及必要。掩卷之餘,明末浩浩蕩蕩之過去,長歌當哭之陳跡又仿若近在眼前,金戈鐵馬、浩氣四塞之時代固然為過去,然而為時人鑒,為後人鑒,關於此段時期作其史、讀其史自有其必要。
余讀此書,首先當然為顧先生之廣收并蓄之史料蒐集而贊嘆,其論證皆有相當之史料做支撐,固非膚淺妄言之輩可比,然而也並非全無疑問,以史料做支撐固然有穩重之感,然而若史料本身既有極大之問題,這論證之結論恐亦大有問題了。不過這不是本文要討論的問題,就不多言了。下面略談談個人看法。
一、過於強調農民軍的作用
從李自成的大順軍到張獻忠的大西軍,在明末清初算是兩股很大甚至左右了歷史走向的軍事勢力,然而李自成自起兵時並不是一帆風順,和明軍之間的戰鬥絕不是一邊倒的勝利態勢,甚至可以說,若非有東北滿清的牽制,大順軍決不可能成如此大的氣候。至於李自成攻進北京,明朝滅亡,顧先生推翻了前人關於李自成大順軍腐化墮落導致一敗塗地的結論,相反認為正是由於農民軍沒有立即轉變為官僚化、地主化的勢力,才導致了失敗。這種看法固然很有新意,也有相當的說服力,然而如果李自成與北京的明朝殘餘勢力同流合污,相互合作,便真能開新朝之風氣么?這恐怕未必。地主階級、農民階級是有著濃濃意識形態的定性方法,李自成的起兵,打出各種政治口號,無疑是想收買農民的人心,然後隨著時間的推移,李自成等大順軍的上層人物絕非一如既往地保持所謂農民階級的特點和本性,所謂的地主階級的轉化恐怕在李自成縱橫西北時期就已經完成了。大順軍如此,大西軍恐怕也不能例外,明亡以後,南明對於農民軍隊起家的各種軍事勢力懷有相當的戒心這是毫無疑問,恐怕也是自然而然的,顧先生一味地指責南明官吏缺乏大局觀,沒有戰略眼光,無疑是以今人之標準衡古人之作為了。而這點,是顧先生屢屢在文中表露出來的。顧先生認為南明後期主要依靠農民軍的支撐,這點基本是正確的,但是先生好像忘了南明自上而下的組織系統仍然是與農民軍組織系統格格不入的明朝官僚體系,而離開了這一維持了數百年明朝統治的系統,我們說,恐南明亦不能稱之為可以和滿清抗衡的政權了。少了運轉流暢的官僚系統,農民軍亦不可能有大作為,這一點從其各個農民領袖接受明朝編制,受賜明朝官爵即可見一斑。故此可以說,農民軍對於南明史的作用似乎是有些放大了。
二、對明末吏治之持續性沒有深刻揭露
顧先生的南明史對於明末的人物有新的看法,其代表人物是史可法,他認為“史可法的一生只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他居官廉洁勤慎,二是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至于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并不值得过分夸张。明清易代之际激于义而死焉者多如牛毛,把史可法捧为巨星,无非是因为他官大;孰不知官高任重,身系社稷安危,史可法在军国重务上决策几乎全部错误,对于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這種看法可以備一種別樣視角來品評歷史人物。然而仍覺陷入對古人求全責備的高要求中而不知,明朝吏治中後期已經是腐敗異常,张居正改革后吏治亦未見有大的改善,以此種政治環境來苛求史可法力挽狂瀾,澄清朝野,然後還需振作軍事,連接明末人人視為反賊的農民軍,擊退滿清的鐵蹄來侵。未免要求太高了。若以此標準評價史上之忠臣,文天祥、岳飛等有幾人能合格?
三、氣節傳萬載,丹心與天齊
南明史是一部痛史,是異族入侵后漢族人民悲苦痛楚的一段不忍回憶的過去,然而反觀歷來異族入侵,無論是金、元、清等入主中原之際,都不乏忠臣義士泣血丹青、殺身成仁之舉,但似乎都沒有明末如此之深刻如此之痛切的,如果有什麽能稱得上是不朽,此即不朽。反觀,也有些搖尾乞憐,助紂為虐之輩,身後留下萬世駡名,為人所不齒。除此極端之二者,披髮入山、散入江湖形如野人之眾多明末縉紳士大夫,亦各有其人生軌跡,有其疾痛慘怛,有其憶苦思甜,有其亡國之痛,有其故國之思。遺民如此,貳臣亦各有其痛苦,很多都在清人之政治壓迫手段下苟延殘喘,徒呼奈何。痛定思痛后,需要的是對家國天下民族的思考,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
“梧州是广西东面重镇,为明广西巡抚驻节地。清军向广西推进时,明将陈邦傅在二十八日夜间弃城而逃,一时风声鹤唳,人无固志。苍梧知县万思夔用木头制作了一个大乌龟,命人拖着沿街大喊:“降敌者似此!”二十九日,李成栋兵接近梧州,明广西巡抚曹烨迎降道旁,口称:“烨不知天命,不早事君。使君怀怒以及下邑,烨之罪也。若以罪不赦俘诸军,惟命;若惠邀天之幸苟保首领,使得自新,君之惠也。”“涕泣不敢仰视。李成栋笑而释之。”
“药三桶,投在厢红旗下;火药、火器留用,贼官贼兵俱杀讫。本日未时,城内投出百姓男妇七十余名,男人分杀,妇女分留。……”这就是满洲贵族“仁义之师”的本来面目!”
“瞿式耜对他说:“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自丁亥(1647)三月已拼一死,吾今日得死所矣!子非留守,可以无死,盍去诸?”张同敞毅然回答:“死则俱死耳!古人耻独为君子,君独不容我同殉乎!二人于灯下正襟危坐,夜雨淙淙,遥望城外火光烛天,城内寂无声响。”
“吉水人王宠,排行第八,人称王来八,自1645年起义兵,“出入吉、赣、临、抚间,骤发倏散,踪若风云,数百里地,敌骑阻绝,士民得安定,服明服者,皆来八力也”。1646年他兵败被俘,设计伪降,盛筵款待清军,用酒灌醉,夜间召集旧部全歼看守之敌,随即换上清军器械旗帜乘船进抵新淦、峡江,清朝知县出迎,都被擒杀,连克二城。清军主力来攻,王宠兵力不敌,战败后随机应变,在旗帜上大书“追剿王来八”,在乱军中大呼“杀贼”,乘清军错愕之际溜之大吉。1647年十月,清江西巡按董学成檄调各府县兵围剿,王来八战败,死于乱军之中”
“予以接济秦藩,师泊金山,遥拜孝陵,有感而赋。十年横海一孤臣,佳气钟山望里真。 鹑首义旗方出楚,燕云羽檄已通闽。王师枹鼓心肝噎,父老壶浆涕泪亲。南望孝陵兵缟素,看会大纛纛龙津。 甲午年孟春月,定西侯张名振同诚意伯题并书。”
“顺治十四年十月洪承畴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已经请准解任,回京调理。十月二十九日他在离任前的一件奏疏中说:“职经略无能,寸土未拓”,充满了颓丧情绪。不到半个月,他得到了“云贵逆贼自乱”的情报,兴奋不已,在十一月十二日转报清廷。同月十五日接到孙可望派人送来的信后,当即上疏说:“既有此情由,即系重大机宜,时刻难以迟误,职不敢以奉旨解任回京调理致误军机。”他再也不提年老失明,抖擞精神要为清廷金瓯一统效犬马之劳了。”
“甘辉被俘之后,同万礼、余新一起押到郎廷佐等满汉官员面前,万礼、余新下跪,甘辉踢之曰:“痴汉尚欲求生乎!”大骂不屈,英勇就义。
“吴伟业出于无奈给梁化凤写了《壮猷纪》,但他良心不昧,对出仕清朝深自痛悔,在一首词中写道: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到头来“竟一钱不值何须说”。梁化凤统兵赴援,争先出击,得了头功以后又把部下的良马抽出供“满洲大兵”乘骑,让自己的部分士兵徒步为“大兵”开路。这种奴才气味十足的做法得到主子的赏识自在情理之中。战役胜利以后,他与巡抚蒋国柱“兵过无锡洛社,花货满载,牛羊络绎不绝,余可知矣。所掠妇人俱在苏州发卖,镇江凡失父母妻子者,贴票各府县寻觅甚众,无锡城门招子粘满”。这同张煌言军的纪律严明适成鲜明对照,谁是王者之师,谁是殃民之贼,难道还不清楚吗?”
“定国自知复兴无望,愤郁不已,五月十五日撰写表文焚告上天,“自陈一生素行暨反正辅明皆本至诚,何皇穹不佑至有今日。若明祚未绝,乞赐军马无灾,俾各努力出滇救主。如果大数已尽,乞赐定国一人早死,无害此军民”。六月十一日是李定国的生日,他从这天起发病,到六月二十七日病死于景线。”
“在南明为数众多的人物中,张煌言的地位并不显赫,然而在长达二十年的抗清斗争中,他历尽了艰难险阻,处处以大局为重,几乎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完人。黄宗羲为他撰墓志铭说:‘今公已为千载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余屈身养母,戋戋自附于晋之处士,未知后之人其许我否也⑤’可谓定评。”
“李国英奴颜卑膝地下令把自己所统四川绿营兵的马匹让给满兵骑乘,“鼓励汉兵荷戈步走”。十二月,穆里玛、图海带领的八旗禁旅也进至房县,从北面向兴山推进。”
以上摘錄自顧誠先生的《南明史》,最後以此詩作結:“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紀念江陰人民,同時身為現下的常州人,對當年江陰縣的上峰常州府官吏報以萬分的鄙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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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h
关于南明史,看过两个版本。一个是谢家桢版本,另外一个就是顾城先生的。顾城先生的,洋洋百万言,比较详细,考虑较为严谨,能够比较全面的反映那一段时间的大体历史面貌。同时,顾城先生在书里也渗透了自己的研究成果,那即是关于郑成功的评价,关于张献忠等人,做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评价。对于南明史的入门了解,是一本不错的书。
而谢家桢老师的《南明史略》,首先就体例来说当然没有顾城先生的完备,同时囿于年代和时局所限,文字之间难逃马列史观的陈腐用词的影响,使得整个看起来稍有欠缺。但是难能可贵的,这本书里引用了很多一般人难以接触并深入阅读的的野史资料,因此读起来无论是从形象的生动性还是故事的可读性和代入感来说,都很不错……因此,这也可以说不一定是一部标准意义上的历史书,但也不能因此而贬低它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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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亦
顾诚,读书人的骄傲与天真
来源:北京晨报
[提要] (1934年11月-2003年6月25日),男,江西南昌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历史学家,明清史专家。毕业找工作时,我给社科院打电话求职,一听说是顾诚先生的弟子,人家当场就答应录用。
顾诚
(1934年11月-2003年6月25日),男,江西南昌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原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历史学家,明清史专家。生前著有《明末农民战争史》、《南明史》等专著,均为明清史研究领域最高学术水平的著作。
误打误撞进了顾门
1994年至1997年,我拜在顾先生门下做硕士研究生。我原来报的是先秦史,因为名额满了,被分配去学明史,现在想来很幸运,一是我更喜欢明史,二是能向顾先生学习。
第一次见顾先生,是入学前考试,他个子不高,坐在角落里,在教授堆中很不显眼,先生当年还不满60岁,可看上去非常显老,话很少,不怒自威,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不算太深。
真成了弟子,才开始叫苦,因为先生太严格。他让我们每两周去他家上一次课,今天导师已很少这么要求学生了。先生学问功夫接近清初的“朴学”,要求必须使用一手史料,要有旁证,可明史资料非常少,多是胜利者修史,不太靠得住,而遗老的作品异传、讹传、为尊者讳的地方又很多,所以可用的东西少之又少。
先生给我们布置了一门特别的功课,去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抄书,都是几百年没人看的东西,主要是明末清初人留下的笔记,虽然不是一手材料,但能加强对时代背景的了解。
我们这一代从小没经过私塾,没接受过经史子集的技术训练,这算是恶补了一下“小学”(清代称语言文字学为小学)知识,所以我认识的繁体字比较多,直到今天,还能经常拿出来显摆一下。
被骂了个狗血淋头
说实话,我挺怕先生的。
一年级假期时,我们偶尔去另一位学者家拜访,结果先生知道了,大发雷霆,说:“如果不想跟我学,你们就走。”
原来,两人学术观点不同,引发过矛盾,平时见面互不说话。在学问上,有的人能兼容并包,但顾先生不同,他将全部人格都放在了专业中,在自己的领域中钻研得极深极透,所以很难接受他不认可的观点,在学问立场上,他绝不含糊。
硕士快毕业时,先生让我考他的博士生,可我已经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不想再学了,先生勃然大怒,又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说辛辛苦苦培养了你这么多年,你却拿硕士学位当敲门砖。先生最反感这样的弟子,有一段时间不和我说话。
其实,没几个人敢上先生的博士生,他这一辈子才带了4个博士,因为他要求严,不好毕业,大家都被他给吓着了。
把弟子当儿子养
先生对不钻研学问的弟子非常反感,对钻研学问的弟子完全是另一个态度。比如他的大弟子陈宝飞,先生视如亲生儿子,陈师兄在新加坡留学时,先生去台湾讲学,特意把他叫去见了一面,平时也是特别关注,嘘寒问暖。
顾先生就是这么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很看重态度,因为他的学问足以开宗立派,就像大侠一样,总想把一身功夫传出去,遇到混文凭的弟子,他就非常不喜欢,觉得耽误了他的时间。
在先生骨子里,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东西,他跟我们说,学历史的,40岁之前不能写文章,因为思考不周密,不论怎样勤奋,看到的史料还是不全面。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明末四毁书院》的习作,没敢告诉先生,交给师兄发表在一个学报上,不知怎么先生看到了,他非常认真地说:过去没发现你的文字功夫还这么好,写得很活泼。然后给我指出了不足之处。
当时先生知道我不太专注学术,但他就是这样的性格,直来直去,觉得你有一点进步,他依然会赞美。
沾了顾先生很多光
先生和很多学者不一样,他在圈外没什么名气,他也非常不屑于去争取,但在圈内,大家对他非常尊敬。
我的同学中,有一位是日本人,她曾经很迷茫,不知道该学什么好,就去问当时日本最著名的汉学家山田,山田说:你去找顾诚,他是中国最有学问的人。
还在上研究生时,一次开学术会议,主持人说顾诚先生也来了,顿时大家就涌上来,把先生团团围住,仿佛见到明星一样。
毕业找工作时,我给社科院打电话求职,一听说是顾诚先生的弟子,人家当场就答应录用。
在圈外,大家不知道顾诚是谁,常拿我开玩笑,“你老师厉害,会写诗,会砍人,还懂历史”(将顾诚先生与诗人顾城搞混了)。可真懂行的就不一样,有一次,我和一位很有学问的老记者聊天时,谈到先生,他突然跳了起来,惊呼道:“你是顾诚的弟子啊!我要好好看看你。”
因为先生的缘故,像这样被高看的情况不是一次两次。回想起来有点后悔,如果能跟先生一直学下来,也许会更有成就感,毕竟站在先生的肩膀上,只要再努力一下,很容易有所成就。
先生亲自为我倒茶
毕业以后,逢年过节都会去看先生。
给先生当学生时,先生很少给好脸色,一杯白开水都没喝过,还得好好坐着,不敢乱动,否则先生当场就骂:好好坐着,想听不想听?不想听出去。
可出了师门,每次去先生都是亲自给我倒茶,离开时,先生必送到楼下,极有长者风范。
他的世界泾渭分明:对弟子要求极严,因为他视为传人,一丝不苟;可离开后,就成朋友了,便非常体贴和周到。严师与长者的统一,先生颇有古代士人的风范。他和没学术争议的人关系很好,对晚辈也很客气。
一篇论文成就大书
《明末农民战争史》是奠定先生学术地位的一本书,先生生前很重视它。
这本书源于一篇论文,即1978年1月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李岩质疑》,此前李岩被书写成明末农民起义的周恩来,顾先生自1971年开始研究明史,当时正“批林批孔”,研究别的弄不好成反革命,研究农民战争比较安全。先生英语非常好,一度想搞美国历史研究,后来说搞不了,美国人研究得太透了,几乎能把华盛顿的活动逐日还原出来,我们还研究什么?
先生经过七八年的研究,看了很多一手资料,他提出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李岩这个人。
论文发表后,引起国际学术界的轰动。当时国外学术界也关注到李岩这个人,觉得可疑,但没有更多证据。可以说,1978年时,史学界存在着一个国际竞争,顾先生在李岩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美国学者对他非常钦佩,还专门跑来见了顾先生一面。
正是因为这篇论文,顾先生开始准备写本农民战争的书,1982年开笔,1984年完成。
修正了时代的偏见
不否认,本书依然带有一些时代的烙印,比如字里行间颇有褒扬农民起义、贬低地主的意味,但从整体上看,它修正了当时的许多偏见。
由于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影响巨大,人们对明末农民起义形成了许多误会,比如把李自成理解成红军领袖,把农民起义看成是接力棒式的发展,将李自成、张献忠虚拟成统一战线,捏造出荥阳大会、双雄会等……
在本书中,顾先生率先提出:李自成从没被封建化。
历朝历代农民起义取得政权后,很快会走向封建化,可李自成却一直是流寇式的,没有根据地,没有政权建设,因为他过于年轻,身边没高人,政治经验差,虽然革命精神很强,但始终是造反派,只能改朝换代,不能定鼎天下,不论清军是否入关,这个政权都很难持久,虽然死在九宫山死在团练(相当于今天的保安)手中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可李自成去世后,他的继承人没一个能立住的,这就足以说明,其失败带有必然性。
先生的结论价值很大,就我所看到的,在这个研究方向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书在史料、史识方面能超过《明末农民战争史》。
明朝不光那些事
《明末农民战争史》曾准备再版,因为在研究南明史时,顾先生又发现了一些新的史料,此外还做了“大顺政权地方官员表”、“大西地方政权官员表”等三个表格,都是非常尖端的学术成果,但一直没能再版。
先生是位读书人,不善也不愿去经营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只想窝在角落里搞研究。
重读这本书,真正懂行的人会觉得很累,因为都是干货,非常严谨。对于业余爱好者,本书故事很完整,细节丰富,也很有趣。顾先生主张用严谨的方式讲故事,本书体现了他的这个风格。本书前半部记载了大量人吃人的史料,令人触目惊心,特别推荐读者看一看。
历史有不同的写法,同一个史实,如果只展示最戏剧化的故事与结论,这当然会好看,却虎头蛇尾,营养有限,相反,坐10年冷板凳,不说一句空话,这样的东西你越读心里越踏实。像《明末农民战争史》这样的书,一个月读完算是很快的,好东西读者也要花时间,否则你看到的永远是快餐。
陈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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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云游
最早知道“李定国”这个历史人物,是在念小学时。当时我眼红同学中有读《上下五千年》的,因此也装出一副爱读书的样子,缠着父母给我买了一套《上下五千年》。这书早就不知踪迹何在,但是我很清楚地记得,里面有专门的一个小节,谈到了南明时的抗清将领——李定国。书上那一幅小插画我也印象深刻,四位戎装的军人围在一个小石桌旁,一人站立,头戴垂着红缨的毡笠,双手抱拳,腰挎宝剑……这个站立的人,不用说,就是李定国了。《上下五千年》是适合童蒙未开的小朋友阅读的历史书,其上的文字极为浅近,要想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恐怕会很难!不知道为何,我会记得李定国这个人物,许是我特别喜欢那顶垂着红缨的毡笠的缘故。
又是南明,我总是会想到南明,真是一种莫名的缘分。或许就是为了那份可歌可泣,为了那份乱世情怀……
李定国本来是张献忠的四位义子之一,排行第二。张献忠在西充遭敌军射杀后,他帐下的四将军——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继续扛起大西军的旗帜,在残明,大顺军余部,与满清势力的空隙中悄悄存在。他们很明智地避入了云南,并在那片美丽的土地上,不断积蓄迫近的战争所要求的军事实力,也和明王朝的云南王公沐英的后代沐天波保持了相当友善的关系。
但是这个看起来比较民主的小政权,大西军的四将军政权,其主导者还是孙可望。因为孙可望本身也是张献忠四位义子中的老大;长兄若父,他自然会有很多额外的想法。在他的那个时代,泰西的英国还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拉拉扯扯,克伦威尔也登上了护国公的宝座;在那里都没有半点民主的气氛,我们怎么好要求古老中国的孙可望也扮演一个民主派的角色呢?所以,直到孙可望最终降清,李定国都是很本分地操持着小兄弟的事务,所谓的四将军议政并没有得到很好地施行,这一定程度上也深深地压抑了李定国。
不过,在孙可望变节以前,李定国可以全心投入军事指挥,却是毫无疑问。因为政治事务上,有他的大哥一手操办,所以南明军队(大西军已改编为明军)出滇抗清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当时的湖南战场,广西战场,再也看不到鞑虏横行肆虐的迹象。尽管这些胜利都局促在西南中南一隅,或许不会对于整个大的战争形势带来多大的改变,但这至少是一种为了恢复的努力吧?当时已经接近南明抗清斗争的尾声,南明势力大部分集中在川南,贵州,湘西,桂西,云南,是相当蛮荒贫瘠的地域,无论人力物力财力都是捉襟见肘,可是李定国指挥下的军队,却可以痛击那南下的蛮夷,实在振奋人心。假如不是因为孙可望急急忙忙想夺取永历小皇帝的帝位,还真说不准,天下会不会真地便是满清的。
李定国有两点很值得人们追慕。他实际上是一个农民起义军的将领,按理说,在孙可望想要取代永历皇帝,而自代之这件事情上,他完全可以站在自己的义兄那一边;毕竟,南明小朝廷从来没有给过李定国任何有实际意义的酬报,甚至,反而对起义军将领都是不很信任。然而,他却始终站在永历帝一边,一直扛着南明的旗帜。梁启超先生说二十四史就是那二十四姓的家族史,但在李定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历史的意识是超越了一家一姓的,他所热爱的,乃是那一个民族,不是为了明国,也不是为了大西军。
他的坚持,他的信念,也叫人由衷钦佩。在孙可望降清并帮助清军三路进攻云南之后,在云南大部失守之后,在磨盘山战役几告失败之后,在永历小朝廷流亡缅甸之后,甚至在永历帝被吴三桂杀掉之后,李定国都从来没有放弃他的抵抗。他的遗言是要儿子与故将继续抵抗:“宁死荒徼,无降也!”,惜之,他的后代李嗣兴不再有他那样的坚定,他的故将靳统武很快也亡故了。李定国死后不久,郑成功也在台湾病逝;他也许是死于那份懊悔,懊悔为什么几次三番都没有践行与李定国的约定,一起会师广东,光复神州。郑成功总是很精明,然而有时候,我们需要一点点宽宏与大气。
历史上比李定国有名望、有才华、有运气的人实在太多,但是能如他一样那么坚持的人,却很少,反正我孤陋寡闻中,知道的很少。我在读《南明史》最末尾时,感到彼时的天都是灰暗的,一切都没有希望了,但是书中的人们,例如李定国,却还在奋力拼搏与挣扎。李定国身上,有一种很咬牙的精气神,会让我一辈子都佩服。其实,论军事素养,他和早早叛降满清的洪承畴、吴三桂应该不相上下,但是论及个人品质与心怀胸襟,他又实在高出那二人太多了。假使正儿八经的明朝将领,都能如同这位起义军将领一样有着崇高的品性,有着不懈的坚持,哪里会使神州陆沉,使天下事不可为!
那个时候,洪承畴、吴三桂定然会说,明亡清兴乃是天数,天数岂可违?我只想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们这帮明国的臣子,谋都不谋一下,就索性丢开手,那老天爷自然乐得顺水推舟了……真叫人顿足长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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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事儿
这本书由于读的时候正在期末,我只读了前面的四分之三,未能读完。
书写得超级好,以至于现在我脑海中仍有清晰地印象。
其实读了本书,不难发现南明政权的灭亡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1.信息不通。朝廷消息闭塞,不能了解全国的抗清局势。
2.朝廷大小官员不能共同御敌,而是热衷于追名逐利。
3.地方势力尾大不掉,中央难以令行禁止。
这就使得满清区区万余人武装,竟能踏遍中华南北。
当然通过读别的书,还发现了一些当时的其他情况:
1.明亡清兴之际恰逢地质年代的小冰期,气温降低,粮食减产,导致农民起义。这同时可能也造成东北的局势发生动荡。
2.当时其实相当数量的明军和清军部队已经使用上了火枪,以及火炮,双方均与世界先进保持同步。但自从清朝后,相当长时间内再无先进外敌,加上海禁,造成工艺落后。
明王朝的衰落,恐怕要从建立时埋下的种种隐患说起,其后期的暗昧与腐朽与后来的清王朝面对西方列强的先进文明时,又何其相似。
正所谓:明人不暇自哀,而清人哀之;清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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