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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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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6-18 23:02: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标记书签
  1983年,穆罕默德·尤努斯创立了格莱珉银行,专注于向最穷苦的孟加拉人提供小额贷款。他的目标是:帮助穷人实现个体创业,从而使他们永远地摆脱贫困生活。
  这个理想诞生于1976年,那天,他自己拿出27美元借给村子里42个制作竹凳子的农妇。只需要这一点点钱,她们就能够买原材料,从而做起生意。尤努斯的小额贷款帮助她们永远摆脱了贫困。
  尤怒斯坚信,借货是一项基本的人权,他提出了简单而充满智慧的解决贫困的方案:为穷人提供适合他们的贷款,教给他们几个有效的财务原则,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帮助自己。
  尤努斯的理论被实践证实了,格莱珉银行已经向240万个孟加拉农村家庭提供了38亿美元的贷款。今天,有250多个机构在将近100个国家里基于格莱珉模式运作着,而格莱珉银行领导着这个以小额贷款消除贫困的席卷全球的运动。

作者简介
  穆罕默德·尤努斯,1940年6月28日生于孟加拉国吉大港的一个宝石加工场主的家庭。少年时代的他并没有因为家境殷实而沾沾自喜,相反,他目睹着本国的愚昧和贫穷,幼小的心灵就埋下了为可怜的同胞们做事的理想——做一名优秀的老师。 曾任吉大港大学经济系主任。是格莱珉银行的创始人。

穷人的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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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书评    共 8 条

Homer    近日阅读了尤努斯教授的自传性著作《穷人的银行家》,感触颇深。这本书虽然是尤努斯教授的个人自传,但是八成的篇幅都是在介绍格莱珉银行——孟加拉乡村银行和其所应用的小额贷款模式。         格莱珉银行的起源      尤努斯教授的一生与小额贷款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密不可分,而起初促使他走上这条路的,则是源于对其所在大学周边村庄的经济援助。作为吉大港大学的经济系主任,尤努斯深切感受到现有经济理论在解决孟加拉乡村贫困问题上的无力。因此,他带领一帮学生深入到田间地头,去了解那些穷人的生存状况,希冀通过现实的调研找出解决贫困问题的办法。尤努斯教授最初促成了土地所有者、佃农和他们研究团队的三方农业合作计划,其根本要旨是通过有效的利用灌溉设施在土地抛荒的冬季开展农业生产。这个项目取得了事实上的成功,但是尤努斯团队的经济收益为负数。在随后的乡村调研过程中,尤努斯逐渐意识到真正的穷人不是农夫和地主,在孟加拉总人口的一半以上都够不上勉强为生的农夫的水平,真正的穷人是那些失业者、文盲、没有土地的人或是无家可归的人。      尤努斯注意到孟加拉乡村的一些赤贫者深受当地资本所有者的剥削,一名制作竹凳的妇女由于没有22美分来购买原材料,所以不得不接受收购商的奴役。收购商人借钱给这些妇女购买原材料,然后按照约定的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这些竹凳。如果这些妇女有22美分购买竹子来独立生产的话,她们就可以在市场上高价出售,获取更多的利润。由于金融体制的落后,当地的资金借贷利率极高,银行根本不向这些赤贫者放贷,高利贷组织的利率高达月息10%。这名妇女之所以贫困只因缺少22美分,尤努斯对此感到震惊,同时他也意识到了小额贷款对于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意义,尤努斯当即拿出了27美元,借给42名有技能的人,帮助他们摆脱资本所有者的奴役。格莱珉银行即是从这27美元起步的,发展到后来为孟加拉数百万穷人提供贷款的大型银行。         格莱珉银行的特点      格莱珉银行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贷款额很低,通常只有数十美元至数百美元;第二,主要面向那些生活水平低下的穷困者;第三,贷款者之中有96%是妇女;第四,格莱珉贷款无担保抵押物、法律文件、团体担保或连带责任。当然,格莱珉银行具有一系列制度安排来确保贷款的收回,实际上格莱珉的还款率高达99.89%,坏账率极低。格莱珉具体的制度创新包括每周还款制度、五人小组制度、违约限贷制度等。通过要求贷款者每周偿还一定数额的贷款,一方面可以减轻贷款者最后一次性还款的压力,同时也有利于监督贷款者的现金流状况。五人小组制度是一项创新,根本要旨在通过群体的监督力量来规范贷款的用途和确保还款。每个新加入的格莱珉成员必须先组成一个五人小组,然后才能贷款。小组如果能按时还款,累计到一定的份额,小组的信用额度就会增加,组员们能借到更多的钱。当小组中有成员不能或不愿还贷的时候,别的成员就会帮助她(虽然不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小组自己无法解决问题,这个小组在今后的几年里,就没有资格申请更大额的贷款了,甚至会被停止贷款。这其实是加上了一道熟人社会的道德保险杠。那些成员不会轻易违约,因为这个小组对于她来说,是她最最重要的社交圈子,那些组员是她最亲密的伙伴。一旦违约,那么她在村里的信用也会受损,很难再生活下去。         对格莱珉模式的质疑      国际社会和理论界对于格莱珉模式的最大质疑在于赤贫的贷款者是否具有经济上的自生能力,即那些穷人借贷者通过贷款来投资的经济项目(比如制作竹凳、烘烤糕点、制作衣服等等)是否真正能够实现盈利。如果不能的话,他们还贷的钱又从何处来。这也是正是诸多扶贫项目与格莱珉模式的最大差别。传统的扶贫项目都旨在通过技能培训来提高低收入者的劳动技能,以此来帮助其增加收入,摆脱贫困。格莱珉模式认为所有人都与生俱来具有一种生存能力,所以重点不是在花费时间教给他们新的技能,而是最大限度利用他们现有的技能,而小额贷款恰恰是通过资金支持来帮助他们利用现有技能来赚钱。这些穷人赚到的钱继而会变成一种工具,成为一把开启其他一系列能力的钥匙。事实证明,格莱美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尤努斯认为贷款的权利应被视为一种人权,贷款能够在全球摆脱饥饿方面起到一种极具战略性的作用。格莱珉的贷款由于是面向赤贫者,所以其改进的都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穷人们通过贷款开展经营活动赚到了钱,首先要解决就是饥饿、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这对于社会的整体进步具有极大的意义。         格莱珉模式的社会影响      格莱珉的成功不仅仅在经济层面,它还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孟加拉的乡村社会,具有社会改造的功能。孟加拉是个伊斯兰教国家,妇女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地位的不平等使得他们的生存处境极其艰难,饱受饥饿、贫穷、疾病、家庭暴力等诸多问题的困扰,在其他国家女人的平均寿命都远高于男人,孟加拉则相反,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孟加拉妇女的艰难处境。遮蔽习俗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自由,使得他们终日只能呆在家中。格莱珉通过给妇女提供贷款,使她们在经济上走向独立,经济上的独立是人格独立的基础,格莱珉提高了妇女,尤其是乡村妇女的社会地位。      格莱珉的模式不仅仅是提供贷款,而是构建地区性的经济组织,最基层是小组,小组之上是中心,中心上面是格莱珉的支行。格莱珉的成员每周都有要还的款项,相互之间也有合作互帮的业务,所以会定期召开会议,通过这种形式加强成员间的凝聚力。小组长和中心主任都是选举产生的,这在推进乡村民主训练的同时也强化了格莱珉成员的组织性。在孟加拉的数次选举中,格莱珉的不少成员在地区性的岗位上赢得了选举。在全国性的大选中,一个地区的格莱珉组织先在内部选举支持哪个候选人,然后整个组织成员的票都投给这个候选人,如此一来格莱珉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以至于某些落选的政治领袖找到尤努斯抱怨说“你们格莱珉某地区的组织没有选我。”格莱珉中心不仅是经济组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通过成员间的交流和信息共享共同发展。         小额贷款在金融体系中的作用      从金融理论来看,金融体系是否有效率对经济发展影响巨大。在金融发展比较落后的地方,由于资本是稀缺的,所以资本控制着劳动,存在马克思描述的剥削现象,这与尤努斯描述的孟加拉乡村的情况一致,尤努斯所做的实际上就是打破资本的控制力,而手段就是通过制度创新来增进乡村金融体系的效率。格莱珉的成功是乡村金融体系效率提升的结果,通过在乡村地区更高效地配置资金,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理想的情况是,企业家的创意在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资本、劳动、土地等等生产资料全部服从于企业家创意的调度。正如熊彼特所强调的,企业家的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制度的作用在于调配资源更好的服务企业家创新。创新有大有小,大的方面如微软、谷歌、Facebook等,都是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大创新,小的方面如在一个没有杂货铺的村庄开一家杂货铺等等,只要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要,都是创新行为,都对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有贡献。      一般来讲,金融发展过程中资金的整体配置效率都会提高,但是在各个不同的领域提升的程度不同,即存在一些被忽略的部分。农村金融和小微企业信贷一直是金融发展过程中被忽略的部分,传统银行的宗旨是越富的人越贷款给你,没抵押品的穷人则被限制在银行大门之外。小微企业的借贷难也是世界性的难题,由于小微企业规模小,财务制度不完善,贷款金额少,审核成本高,银行一般不愿意做这块业务。如前文所述,如果企业家创新有大有小两个层面的话,现有的现有的金融体系是忽略了小的企业家创新这个方面的,本应两轮驱动的经济增长如今只能靠大的创新一个轮子来发力,存在巨大的改善空间。小额贷款是对此种状况进行改善的制度创新,格莱珉模式是小额贷款的一种形式,因其在孟加拉所取得的成功而享誉世界。         对中国社会的借鉴意义      我认为小额贷款,尤其是格莱珉模式对于改善中国农村的现状大有裨益。据我有限的观察,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仍可以算得上民风淳朴,举例来说,在农村的很多赊购赊销、借贷等根本连欠条都不打,纯粹口头一说,但是真正赖账的人非常少。究其根源,因为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四里八乡的人大多熟识,谁若欠债不还,那就坏了名声,以后想在这个地方混就难了。所以,熟人社会欠缺商业社会的契约精神,实际上也是无此必要。      “三农问题”已经提出好多年了,如何发展农村,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以我的观察,农村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三缺”,即缺乏信息、缺乏组织、缺乏资金。信息意味着致富的门路,有组织才能更好的利用机会,而启动资金则是一切发展的前提。以我之见,在我国农村地区如果真有格莱珉这样的经济组织,那么上述三个问题都可以解决。格莱珉本身就是一个联系外界的窗口,可以提供致富信息,而格莱珉的中心和小组都有很好的组织性,资金借贷更是格莱珉的本业。所以,格莱珉模式对于发展我国农村有重大借鉴意义。      尽管有上述好处,但是考察我国的社会现实,就会发现格莱珉模式根本不能出现。格莱珉模式实际上在政府之外构建了另外一个社会组织体系,上文已经说过,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组织,还有政治和社会意义。这样的一个组织其社会影响力是巨大的,也是必然不被政府所容纳的。政府害怕这样的一个组织颠覆它的政权,所以有关小额贷款,有关扶贫的事务都是政府来做。但是,由于政府官僚体制的极端低效和贪腐问题,它真正在改造乡村的事务上贡献甚小。政府自己做不来,又不让社会组织来做,“三农问题”要想解决还真是难比登天。     详情 发表于 2013-7-21 11:46
jaskel    没看这本书之前根本不了解孟加拉如此贫困,更不会了解尤努斯这个人.(附带也颠覆了我对世界银行等一些国际组织的看法)      看来哪里有复杂结构的组织,哪里就有僵化的体制弊病.      有时候真觉得这本书把资本论的一些理论诠释得如此的入骨三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尤努斯对当时孟加拉的穷人的描述.      可以看到的现象是,大多数穷人缺少的并不是劳动能力,而是缺少可以支配的生产资源.更进一步自然也没有办法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劳动收入.      这些穷人处在社会最最底层,除了缺乏生产资源,又必须面对商人的极端盘剥,商人通过借贷关系把穷人仅有的一点劳动能力搜刮出来以得到最大利益.于是穷人就象绳上的蚂蚱,虽然年复一年辛苦劳作,最终也只是得到了生存权,否则只有饿死的份了.      让穷人不继续成为穷人,就要让穷人从这种社会链条中解绑.让穷人离开商人的高利贷而获得更合理的借贷关系.穷人也就有了机会利用劳动得到更多收入,从而改善生活现状.      尤努斯看到了这一点,并且建立了更合理的借贷机制.从而创建了属于穷人自己的银行.      看看这些了不起的地方:   1)这些穷人一起拥有银行的大多数股份.   2)甚至为穷人提供了养老/医疗保险这样的社会福利.(这完全了国家层面的义务)      一大群穷人自己共同创造的银行,同时可以为自己提供福利.这种动力让这么多的人为之努力.     详情 发表于 2013-7-21 22:34
城城    默罕默德.尤努斯是一位非常有胆识和能力的人,愿意为消灭贫穷而不断努力。   整本书是以格莱珉的创建、发展为线索来写的,也记录了作者如何从一位大学教授转变为社会创新实践者。这样行动的勇气尤其可嘉!问问我们现在大学的教授,有几个可以做到呢?   在【试验项目的诞生】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整章内容是采用故事+场景的方式描述的,在这章也讲述了格莱珉是如何建立良好机制来管理贷款者和员工。      画了一幅图,稍后分享。      建立格莱珉规则中有十六条,传递的都是正能量。印象最深的是格莱珉董事会的中十三位成员中的九位贷款者代表一般都是文盲。因为格莱珉是穷人的银行,是穷人说了算的。政府占25%股份,格莱珉的用户(穷人们)占股份的75%,而不是尤努斯教授占75%股份。可以想象这个银行就是为穷人开的,目的非常单纯,这样的格莱珉,这样的教授让人敬佩!      尤努斯是非常懂经济学的,他不是将钱贷给小企业者,让他们雇佣穷人做工,而是将钱借给穷人,让他们自己雇佣自己,自己去创业发展,以此来争取更多的钱,也就屏弃了资本家的剥削。这条经济规则在现在和未来都是试用的,只有创业才能变的富有,死工资是没法让生活有质的变化,这个是根本原则。      穷人的银行,这个理念到行动,也是经过假设、试验、验证,不断推广的过程。一开始只是在孟加拉达卡的地方,后来慢慢推广,推广到更多第三世界国家,也推广到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穷人面前。      非常敬佩尤努斯教授和他创造的格莱珉,期盼中国也有这样为普通大众着想、敢于社会创新的学者!  详情 发表于 2013-7-22 14:34
刀刀     新知三联书店将《穷人的银行家》一书归类为“生活”,可见虽然书中有“银行”二字,这并不是一本金融/经济类的书,而是适合所有读者的名人自传。      在豆瓣上评分为8.7分,我想并不是因为书中介绍了世界上第一种小额信贷模式的历史,更多还是因为大家被尤努斯为拯救孟加拉最贫穷的阶层所做的点点滴滴的努力所感动了。      《穷人的银行家》是我读过屈指可数的名人传记中印象最深的,书中主要介绍了尤努斯的个人学习经历、家庭背景,以及他创办格莱珉银行的经历。因为读这本书时我正在孟加拉休假,书中提到的有关孟加拉的人、事、物及当地风俗,都倍感亲切。尤努斯出生于孟加拉吉大港一个富裕的宝石加工厂长主家,曾在美国留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后回国在吉大港大学任经济系主任。实现年少的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曾让尤努斯非常激动。直到1974年。      那一年孟加拉爆发饥荒,大量的饥民融入城市,他们静静地坐在街头,直到活活饿死,有时你甚至不知道那个人是否还活着,政府不得不出动人力搬运街上大量的死尸。当尤努斯看到饥荒的惨景,内心充满挫败:完美的经济学理论只能说明在经济整体繁荣的情况下可以消除贫困,但现实的贫困就在眼前触目惊心。于是尤努斯下定决心做些事情帮助穷人摆脱贫穷。他开始在吉大港大学周围的一个村庄走访,看到比普通的穷人更穷的,是那些村里的妇女,她们在家里备受丈夫的辱骂,靠编织竹椅赚钱贴补家用,为了购买原材料,不得不借高利贷。尤努斯找银行为这些最贫穷的妇女提供贷款,遭遇到银行的拒绝,理由非常可笑,第一妇女们不识字,不能签贷款合同;第二,妇女们没有抵押;第三,在穆斯林国家妇女们低位很低,不能接触和钱有关的事情。尤努斯在愤怒之余并没有放弃努力。他开始为妇女们做担保从银行贷款,最后成立格莱珉银行,这种小额信贷的模式被广泛复制到世界各地,到今天有250多个机构在将近100个国家里基于格莱珉模式运作着。      格莱珉银行成立,这七个字背后是尤努斯和他的雇员们艰苦卓绝的努力,书中介绍很详细:妇女们起初恐惧和拒绝、她们丈夫的阻拦、银行女雇员的招募、工作环境的艰苦、农村繁重的工作、到后来大量贷款的来源、政府的支持、来自各界的误解等等。      格莱珉银行不是普通的银行,还承担了慈善的角色,但这并不影响贷款的回收,尤努斯建立了一些制度确保贷款的回收,比如小组的监管和鼓励、对借款人的培训与考试、银行工作人员定期回访记录还款记录等等。一般银行倾向于把贷款借给有钱人,讽刺的是,穷人们似乎更讲信用。格莱珉银行的还款率一直在98%以上。      尤努斯不只是创办了一个银行,或者一种小额信贷的金融模式,更重要的是他给穷人们带来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一种生存下去,甚至生存更好的希望。书中也介绍了一些因为格莱珉银行贷款而改变自己生活的例子。      不得不提的是本书的译者是鼎鼎有名的打工皇后吴士宏,她偶然在纽约的书店看到尤努斯的英文自传,读完心中充满激动和崇拜,立即跟尤努斯联系并获得支持开始翻译成中文。虽然不是专业的译者,但此书语言非常流畅且饱含感情,最朴实的文字却让人有一气呵成读下去的冲动。           尤努斯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通过消除贫穷使世界更和平,相信是所有人的愿望。在接受《时代》周刊的采访时,尤努斯说:“58%的从乡村银行贷款的穷人已经脱贫了。照这个速度,到2015年就可以消除贫困,到那时,我们的后代要去博物馆才能看到贫穷。”我们等待这一天。  详情 发表于 2013-7-22 14:44
隽隽子     看这本书,是因为在研究吴英案时有所感触,想看看国外在面对民间融资问题时有什么特色些的对策,结果发现首推就是尤努斯教授的“穷人银行”。这个荣膺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方案,乍一看,就已经颠覆了最初对经济学的观念。更别说再仔细研读之后,会发现尤努斯教授的“点子”在和当今世界传统经济体系的直接对抗,比如对于银行担保抵押的规定等。       尤努斯教授所建立起来的格莱珉体系的基石,在我看来,是他对人性的乐观正面评价。经过他的深入调研,他了解真正赤贫者的处境和心态,因此他首先对贫穷进行区分,这是他开始计划的前提。对于真正赤贫者来说,这笔微薄的贷款是让他们摆脱高利贷恶性循环的起始动力。那些贷款者将这笔款项视为救命稻草,想用最后一搏来为自己的生活争取喘息,于是还贷率异乎寻常地高。我们一贯认为有担保才有借贷,因为担保一直以来是我们所谓的心理安慰,事实上,我们过分依赖担保抵押,而轻视了人性交往中最基本和简单的信任。而这一点,尤努斯教授重新拾起,并将其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有效发挥。由此,许多反对言论所描述的他们眼中的“事实”,才是想当然的空谈。       虽然无需抵押担保是尤努斯对传统银行体系甚至是债权体系成功的挑战和颠覆,但我们仍需注意它的受众,是尤努斯教授划为赤贫一类的人。也许适用于另外的人,反而成了投机和规避的工具。可见,他的方案是建立在对赤贫群体的人性研究基础上,深入真正的最底层之所创,具有实际操作性。       让女性成为体系的主要成员,也是格莱珉的一个特色。原因尤努斯教授已经解释的十分清楚,与孟加拉的本土文化和传统密切相关。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尤努斯教授以此为切入点,不断壮大和深入,最终颇有成效,是他走的一步妙招。这一结果是他对孟加拉传统文化重视的结果,这让我联想到同样重视本土资源的苏力。二者的共同点说明了在建立新事物的过程中,必须结合本国特殊境遇,尽可能避免文化冲突,协调下解决问题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关于慈善,尤努斯也触及了本质问题,即是对良知的平息。是的,也许许多人并不是出于对需要帮助者的关怀和体谅,而是为了求个心安理得。钱一捐,继续过自己的舒坦日子,而无法真正体验生活在边缘的人们是如何挣扎的。平息良知是因为我们害怕,担心自己若有一天跌入谷底他人会如何以待,于是乎用金钱来祈求。这让我开始反思自己所谓的公益之心,到底有没有私念?也许我根本不及尤努斯教授那么高尚,但至少应该摆正心态,明确自己追求的价值所在,热血和激情需要正确的疏导,才有所收获有所贡献。       书中谈到了格莱珉银行在其他贫穷国家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也有成功经验,但是在中国,情况却有些不同。中国一直采取国家垄断金融市场,对民间融资实行严格的准入标准。同时,由于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民间融资这一繁荣市场经济的有效良药,被一刀切地划为“危险品”。近期的吴英案便反映出民间借贷与国家权力碰撞时所面临的境地。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我看来,尤努斯教授高估了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个体对技术有效运用的能力和对自身权利的有价值行使的能力。他说:“在每一步,未来的信息与通讯技术都应该致力于创立一种全球性的环境,释放每一个人创造性和生产力。”这当然是积极的一面,但却忽视了网络“贫民窟”的可能性。格莱珉体系是重视个体的优秀典型,但是不能排除盲从和投机的存在,这是需要警惕的。   离一件事物太近或者太远,都会认不清楚事物的本质。对观念、观点的颠覆,只是换个角度看问题,其实都能把问题解释通。并没有什么普适性的规则,只是在具体情况下,把自己的想法和行动都坚持下来。一开始,尤努斯教授和他的方案被大多数人都认为是理想主义且不符合实际规矩。可现在,作为一个实践理想主义者,他的成功让我们看到了理想和现实结合的一种可行方案。新事物的诞生总是命途多舛,但最终会遍地开花。尤努斯教授之所以能坚持下来,是因为他对贫苦人民怀抱爱和责任,和对消除世界贫困的信念。从他身上,我学到了怀疑的精神和挑战的勇气,以及责任和信念的力量。     详情 发表于 2013-7-22 15:07
山猫    译者吴士宏在译序中深刻的表达了她对尤努斯的敬仰,在商界里征战奋斗多年经历,让她更深刻的理解到尤努斯做成了让千万穷人受益的事业。吴士宏想把尤努斯和他的格莱珉银行介绍给中国人:“它不仅是一个伟大的人的自传、一种伟大精神的阐释,还几乎可以作为参照实践的课本,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实践。”笔者阅完全书,掩卷而思,深刻认同:这本自传伟大之处在于阐述了一种新的精神理念、并用锲而不舍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精神理念的正确和伟大。   一、尤努斯成长环境对格莱珉银行构想发展影响的探究   自传更多是格莱珉银行的发展历程,尤努斯将自己付出的卓越努力以及伟大思想,谦逊的隐藏在整个格莱珉银行的发展历程中。从第一章到第三章,笔者能够了解到尤努斯生长的环境以及他所受教育、信仰,构成了他建设这一事业的基础。   成长环境的影响:尤努斯的祖国孟加拉是一个较为落后,贫富分化明显,有过军政执权的国家,也是一个精英统治类型的国家。   第一,贫困的国度和绝然的贫富分化让他能够明显感受到贫富差距带来的震撼,特别是这种贫富在区域上被明显划分时,譬如自传中提到吉大港老商业区中心是繁华的中心,饥荒来临时,难民涌入城市,静待死亡。城市高速连接着现代的吉大港大学,地处其间的是贫瘠的桥布拉村。尤努斯用“孤岛”一词来形容这种情形。繁华的现代生活是被赤贫包围着的孤岛,而阻隔这一切的,就是漠然的良知,这让尤努斯触动很大:经济教育应该让人生活更好起来,而不是刻意制造一道围墙,让部分人活得更好而完全忽视其他的更多穷人。因此,后来的格莱珉银行反复强调的是要定义穷人,为真正的穷人服务。   第二,政治环境的影响。在整个自传中,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似乎在避谈与政府的合作交往——指政府部门的合作,而不是与执政者的合作——特别在小额贷款项目试验初期,笔者没能看到更多的尤努斯寻求政府机构组织介入的内容。笔者尝试从不多的涉及孟加拉政府的描述中来分析:“1972年我回到孟加拉就得到了一个响亮的头衔,被派到政府计划委员会工作。我的工作很没意思,除了看报整日无事可做。”(P27,回到吉大港)——是否意味着政府的工作效能比较低,并不是一个强势有效的政府?“我到那里(吉大港大学)时每个系主任都有一间巨大的办公室,但是其他教师根本没有办公的地方。……他们觉得系主任有一个大房间是理所应当的,哪怕其他人根本没有坐的地方” (P27,回到吉大港)——是否意味着整个社会弥漫着强烈的官僚意识和思维,政府更多作为统治阶层而非管理阶层存在?其他的还有尤努斯在农村推行小额贷款时,面临的压力很多时候是当地的宗教和政治首脑的怀疑、威胁,这是否说明孟加拉农村社会(孟加拉80%人口在农村,应该可以视为是农业国家)的基层管理更多依赖是宗教、社会、文化传统习俗,而非政府管理?最后,尤努斯也在文中提到过政府本身的腐败,譬如第十二章里提到的孟加拉渔业部长,对管辖内的一个渔业项目出现公然的腐化与管理表示惊骇,以及银行的援助组织为了贷款给政府而进行贿赂等行为等。政府的低效、官僚、腐化、社会管理能力弱,导致了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乏力,也许这就是尤努斯在设计小额贷款时尽量避开与政府合作,让经济市场发挥效用的原因吧。从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认为小额贷款为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一条崭新有效的道路,但不能过度解读为政府政策、管理等的扶贫功能失效,一个强势政府,介入社会事务很深的政府,在解决贫困问题上,应该也能有较大作为。   第三,精英统治与格莱珉银行的成功。“虽然孟加拉人口有一亿两千万之多,但它完全被一小撮人掌控,他们彼此大多是大学时期的朋友。孟加拉的这种社会政治方面的不幸特色常常能帮助格莱珉克服一些否则简直不可逾越的官僚障碍。”(P102一家为穷人服务的银行诞生了)尤努斯毫不避言在孟加拉的身份、社会地位为他的事业建立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在孟加拉的政治、经济圈子内,有不少是他旧日的同学、同事、朋友、学生。这种精英统治的氛围,一方面给予他强烈的为民请命意识,另一方面也给予他在调动各类行政资源上带来便利——所以,笔者在思考格莱珉银行发展思路是否有可复制性?其中有多大成分是格莱珉银行制度自身发挥的效用,有多大成分是尤努斯自身魅力、奋斗,以及其自身资源运动的结果?   教育与信仰的影响:关于这两点,在很多关于尤努斯的评论里都可见到,尤努斯自己也说,是母亲对穷人的关爱影响了他。另一方面,尤努斯强调童子军意识深深渗透了他。笔者认为,这两点的影响是基础性的,即用久的对穷人的关爱与保持激情的持久性。   二、格莱珉银行:小额信贷消灭贫困与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理论思考   讲述完尤努斯的成长之后,自传的重点就落在了格莱珉银行的发展历程上。格莱珉银行起因于尤努斯在桥布拉村遇到一个做竹凳的贫困妇女,由于拿不出购买原材料的微薄的22美分,而不得不受借贷者剥削,过着勉强维持生存的日子。他开始考虑用小额无抵押贷款的形式来改变这些赤贫者的生存状况。后来,在尤努斯付出艰巨努力下,这个小额借贷试验项目逐步发展为一家为穷人服务的银行——格莱珉银行。格莱珉在孟加拉语是乡村的意思,后来这个银行从无到有,不断摸索,不断完善,成为致力消除人类贫困的一条崭新发展道路。格莱珉银行核心的与传统银行所不同的是:1、格莱珉银行的放贷目标是穷人中的穷人,即社会底层的下50%。2、无抵押,让真正的穷人能够贷款。3、为了避免贷款到期大额付款带来的心理障碍,采用分期还款,周期一般为周(7天)。4、每个申请人都必须参加一个由相同经济、社会背景组成的小组。小组必须是自发的。小组成员至少为5人。小组全体成员通过考试后,才可申请贷款。如果一个成员不愿意偿还贷款,该小组其它成员在随后的几年里没有资格申请更大额的贷款。5、8个小组组成一个中心,中心负责人由全体成员选举产生。负责与银行派到这个中心的工作人员联系,解决小组内部无法解决的问题。6、鼓励贷款者存款,成立基金。为意外事件提供保险。7、因灾害无法偿还贷款,转为长期支付贷款。同时给受灾者提供新的贷款。   在这里,引起笔者思考的不是这些巧妙而又行之有效的小额贷款设置,而是尤努斯在桥布拉村产生的最初借贷消除贫困的思想。做竹凳的贫困妇女的生存模式遵循了马克思揭露的最基本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与生产者是分离的,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只能依靠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换取生活资料。做竹凳的妇女其劳动产生的剩余价值,被提供原始资料的借贷者剥夺拿走。这样无产者生存状态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依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异化为劳动力资本。二是不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需要,成为赤贫者。在自传中有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孟加拉从印度进口大约一亿五千万美元的布料,而不采用孟加拉传统家庭的手工纺布,这些家庭纺工由于被市场抛弃,而又将陷入穷困当中。尤努斯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思想,就是自雇思想。只要无产者拥有小额的生产资本,就能够摆脱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依附关系。他深信,穷人有自我谋生的能力,只是缺少“机会”,这个“机会”实际上就是可以用来购买原料、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本。小额信贷,让生产者与资本拥有者再度合一了,其生产所获得的利润不再通过生产链条而被剥夺。更重要的是,小额信贷的巧妙设置,有效的保护了这些小生产者的发展:一是激励,还贷是一种特殊的激励,激励穷人将借贷投入到生产而非消费领域中。二是发展,虽然众多评论都对尤努斯只提供贷款,不为穷人提供技能培训持保留意见,但笔者认为,尤努斯提供了更重要的就是互助的社会组织——自传中提到,参加过贷款小组的妇女,即使今后不再需要贷款,也乐意与小组成员一起,共同讨论和谋求更好的生活发展。   通过尤努斯的小额贷款消灭贫困的思路,笔者提出一个大胆的疑问:也许真正的穷人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而不是偶发的个体,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把生产资料与生产者分离,达到资本家控制资本,掌握生产链条,进而在分配关系中可以主宰利益的分配。而作为劳动力存在的无产者,在这里面没有利润分配的发言权,只有依附在生产关系中获得生活资料。而一旦该生产关系发展变化,不再需要这类劳动力,也就是说,连唯一的劳动力也无法出卖的时候,那么这些劳动者就沦为赤贫和救济对象。   三、经济组织发展的反思:社会经济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在自传中,最吸引我的一幅插图是手持格莱珉手机的乡村“电话女士”。这说明,只要给予足够的机会,任何人都能够借助各种方式摆脱贫困。笔者在这里引入费孝通先生的主张:我们可以从西方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外另辟蹊径,大规模生产未必是唯一的选择,大城市化未必是唯一的选择,大规模人口流动未必是唯一的选择等等。“电话女士”更代表一种愿景,一种除了传统的商业、经济发展模式外的新的经济合作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个体从事生产销售的自由度更大。原先的大工业日益差异化,解体成众多细分市场,每个都能容纳一定数量小企业,并且掌握最终客户。大公司则退居二线,为众多小企业提供标准化的低成本价值,“涵盖他们的能力”——甚至有些时候这些企业只是某个个人。只要这些信息沟通足够便利,能应特定需求组成虚拟企业,实现不亚于大公司的规模经济和分工协作,事毕解散,又保证灵活性。在《穷人的银行家》中,格莱珉将众多散落的纺织工组织一起,创造了格莱珉格子布(Grameen Check)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详情 发表于 2013-7-23 08:18
公子洋    花了五天的时间才读完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的自传《穷人的银行家》,诚然,若非工作需要,或许我不会对这样的书籍有多大兴趣,但这也许就是机缘巧合,我因为工作关系读完了它,更花上了时间去感悟它。   本书的内容其实很简单,我们可以看做是尤努斯博士的一本自传,而这部自传中最吸引人的地方当然就是世界所有穷人的银行——“格莱珉”银行的创立、发展和成功。或许尤努斯博士在最初借出27美元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这个曾经看似不太可能的想法竟会变成现实,而且竟会这样成功。我想尤努斯博士的初衷或许仅仅只是为了解救那42个农妇不受中间人的欺诈和剥削吧?但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个行为,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个目的,成就了尤努斯,也成就了“格莱珉”。因为在那以后,尤努斯博士才正式踏上了拯救贫困的事业。或许当时的起步并没有远大的抱负与规划,仅仅只是为了帮助贫困穷人摆脱欺诈和剥削,让他们能自食其力,让他们能靠自己更好的生活。但一次又一次的看到挣扎在生活底线的穷人,一次又一次的看到所谓的银行家、经济学家对穷人的不屑一顾,尤努斯明白了,光靠自己的短暂解困是不行的,只有真正存在一个专门为穷人服务的金融机构,让穷人的想法得以实现,才能真正的解救他们。就是这样的贫困与良知推动了尤努斯完成了格莱珉这一项伟大的事业,而善良与原本诚信的底层大众也成就了尤努斯。“但是,今天,平生第一次,一个机构信任了她,借给她一大笔钱。她发誓,她绝不会辜负这个机构,也不会辜负自己。她一定会奋斗,一定会还清每一分钱。”我为这样的话感动,感动于普通民众的善良,感动于格莱珉的义举。   其实我不太愿意把“格莱珉”理解成为“银行”,因为在我眼中,银行就是为有钱人服务的机构,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银行的存在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和效应,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体现,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识。但是“格莱珉”不一样,尽管我们口口声声称它为银行,但是它却悖逆了银行所谓的原则,它为穷人服务,它发放小额贷款,它不需要担保,它甚至在灾难和战争中主动扩大发放的贷款额度,挽救那些在灾难和战争中丧失家园,流离失所的人群。我更愿意把它看做一个慈善的会所,因为在这里,你看不到那些自命不凡的经济学家的清高嘴脸,看不到那些苦苦哀求的求贷者,更看不到那些动则上亿的贷款。这里所有的是穷人,是为数不多的贷款,是善良和诚信支撑着的一种相互扶持的关系。“格莱珉”帮助了穷人,而穷人也成就了“格莱珉”。   尤努斯的事业自1976年乔布村的启动,经过了30年的发展,如今的“格莱珉”已经拥有三百多万的贷款者,年贷款5亿美元,还款率达到了98.89%,这足以让任何银行望尘莫及。   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情况吧。现在一个又一个的大问题抛给了中国的经济学家和银行家们。为何当今的中国银行贷款如此困难?为何贷款回收率如此之低?为何每年银行会出现数以百亿计的呆账和坏账?这些原因究竟是谁造成的。我们的银行贷款审批手续如此繁琐,抵押担保如此严格,为何这样的情况依然年年出现,这是值得中国的银行家们思考的问题。在借贷过程中,究竟是抵押担保重要还是人们的诚信更为重要?   其实我们大致也知道,几乎所有银行的贷款多数是流向了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能从各大银行贷款的数额微乎其微,加之审批手续繁琐复杂,往往还会出现审批不通过的情况,至于个人贷款就更少了。但是我们的这些所谓的大型企业、国有企业有如何呢?每年拿着大量的银行贷款投资扩产,结果呢?结果就是它们的还款率往往并不尽如人意。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设想一下,或许它们有钱,或许它们根本不需要贷款,它们只是在用银行的钱完成自己的发展和壮大,至于还款,当然能拖则拖,毕竟钱不是自己的。我认为如果当真如此这般,那只能说是中国企业诚信的丧失和沦陷。   在中国有句古话——“人之初性本善”,讲的就是诚信。我一直相信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每个中国人都引以自豪的思想和行为。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的银行总是不愿意相信人呢?尤其是那些真正需要资金去周转,需要现金去解困的中小企业。或许在你们眼中,它们根本就没有偿还贷款的能力。所以你们担心,你们担心借出去的钱会打水漂,会石沉大海,所以你们害怕,你们很少贷款给它们。但是你们的资金大量的流入了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可结果呢?依然坏账连连,依然还款率低下,难道这是你们希望的?   我们再来看“格莱珉”,它的贷款对象连中小企业都不是,仅仅只是挣扎在最基本生存线上的贫困穷人,但是“格莱珉”依然不吝啬的借钱出去,而得到了什么?得到的是贫困人民的生活改善,得到的是99%的还款率。尤努斯博士有句话说得很好“当我们贷款出去,最需要的只是收回成本”。是的,如果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利息等等一切都是空谈。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的民族,从封建社会到旧中国再到新中国,中国人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无数的神话和奇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领导人发出了“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思想,于是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不可否认,这些企业的出现带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发展,但是在发展之下汹涌的暗流依然存在,并且在日复一日的膨胀加剧。时至今日,我们贫富差距愈演愈烈,贫困地区的穷人们依旧过着我们想都不敢想的生活,他们会为明天的生活发愁,他们每天都在希望着明天能够好一点。   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贫穷,但是他们有养活自己的能力,他们有赖以谋生的手段和方法,他们一辈子都在为别人劳作,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去帮别人创造财富从而换取自己廉价的生存资本。如果这时候,他们拥有了一笔足够的资金,去购买最原始的资本,再利用自己的手段和方法形成经营,从帮别人打工变成为自己谋生,这是否是一个好的开始呢?至少我想那一定是的。而一旦这笔借来的资金帮助他们获得了盈利,他们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来偿还,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钱去完成下一次的盈利。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我们不需要任何担保和抵押,因为生活就是最好的担保。一个人有能力生活下去,他一定不会选择逃逸;而一个人有机会拥有更好的生活,他也一定不会放弃。   但是可悲的是,他们从来没有资格去得到这样一笔甚至可以用少得可怜来形容的资金,因为他们没有可用以担保的抵押物,银行一定会拒绝他们的请求,再加上他们的文化水平有限,根本无法完成银行规定的所有程序。所以他们注定是被银行和各种金融机构遗弃的人群,所以他们一辈子只能在生存线上挣扎。   “格莱珉”银行的出现应该说给中国上了生动的一课,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群数不胜数。郎咸平教授曾经说过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最后的体现必然是人民的富裕,只有人民富裕了,国家才能富裕,这也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高阶段全民共同富裕不谋而合。但是面对现在这样一种现状,面对贫富差距日渐巨大,面对挣扎在贫困线上求生存的穷人,国家是否应该思考借用一下“格莱珉”银行的模式呢?虽然它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社会现阶段的发展,但择善而从也不失为一个良策。   有句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不否认这句话存在着一定的正确性,毕竟这个世界上好吃懒做的人也大有所在,但是更多的穷人,更多的贫困者,他们拥有着超乎常人的手艺和头脑,他们用这一切为他人创造了巨额的财富,可他们依然为明天的食宿担忧,依然为未来的生活发愁,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在想,他们所需要的,或许仅仅只是跨过那一道一无所有的门槛,当他们拥有了自己的资金,我想他们的生活一定会得到改善的,一定会。   就如同尤努斯博士所讲的当一个贫困穷人第一次受到了尊重,第一次得到了信任,那种激动和感慨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一定会用所有来回报这个对他尊重和信任的组织,必将不会辜负他。我们抛开盈利,抛开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我相信我们一定都能清楚的看到,在抵押物和生活之间,在担保和诚信之间,后者的力量势必更为强大,这就是“格莱珉”成功的秘密,这也是尤努斯博士深信并且为之坚持的东西。   我感谢《穷人的银行家》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个真正服务于穷人的机构,也让我看到了尤努斯博士坚定的信念和理想。尤努斯和“格莱珉”的整个团队是值得尊敬的,他们在面对种族歧视,面对宗教习俗的阻扰,面对自然灾害,面对各种压力和质疑时没有退缩,没有倒下,他们一次又一次的与之斗争,这是为理想和信念的奋斗,是为全世界穷人而奋斗。我尊敬这种奋斗精神,更尊敬这种为理想为信念的坚持。   我似乎也还坚信着大多数的穷人生活都能得到改善,他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双手拥有更好的生活,但是他们所需要的就是跨过那个门槛,那个把他们拒之千里,冷漠而残酷的门槛。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四日 夜     详情 发表于 2013-7-23 15:41
fatlun    这自传有否过度美化?若没有,尤努斯真的做了功德无量的事。但这书水分太多,主要以重复宣传他的理念为主,看完还是无法对格莱珉有清晰了解      新观念:(反思现有金融体系的不足)   1、“授人以渔”不如“授人以鱼”——很多人之所以贫穷不是因为智力不足或懒惰,而只是因为起点低。捐钱只是权宜之计,解决贫穷问题的根本方法是给穷人以机会,借给启动资金让他们参与竞争   2、相信穷人是讲信用的——贷款不用担保。有担保的人不是一无所有,真正需要帮助的是赤贫的人   3、贷款权是人应有的权利。福利制度把人排除在经济活动之外,银行实行“金融隔离”,小额贷款把每个人都变成参与者,释放人的潜能      我想格莱珉成功的因素   1、“小额”   A:降低了赖账道德风险。若是贷给你几千万再高尚的人也有动机赖账   B:小额贷款→小成本生意→basic need→风险浮动小   (比如借你100块,开个炒粉档。这种小本生意针对是吃喝日用品等基本生活需求,风险较小;若借100万给企业主投资彩电生产线,受经济大环境影响的不确定性大很多)   2、穷人不敢冒不还贷款的风险,因为这是他们生死攸关的唯一的机会,重陷贫困(其他银行都不肯借)   3、穷人的信用的确值得信赖(事实胜于理论)      关于格莱珉银行的疑问   1、 五人小组制度(小组并不需要为其成员的贷款提供担保,也没有连带责任)能降低大环境的风险吗?本书说灾难来临时他们会延长付款时限慢慢还,到最后总能还得上。98年洪灾时,为了向失去财产的贷款者提供新贷款,格莱珉向孟加拉中央银行接了6千万美元。到2004年全部还清。但是,像金融危机这种持续久范围广德经济衰退,做生意大环境不景气,穷人的投资要盈利也很困难。到时所有小组都还不起钱,银行产生大范围坏账,没有抵押的话就血本无归了。若没有深厚的“老本”或持续的外来输血,银行能凭“继续借贷”这招度过危机么?   这让我想起凯恩斯那句话:长期来说,危机总会过去的;但长期来说,我们都死了      2、 成功收回贷款需要三个假设:穷人用钱来投资,投资能成功,投资成功后回还钱   即便不考虑道德上的故意违约,即假设假设三能成立,前两个假设真能必定成立吗?   针对假设一:穷人需要钱,首先会解决自己温饱医疗等问题。这些钱没有投资不会钱生钱   针对假设二:书中没有提及穷人生意失败、产品滞销等情形。投资必定成功吗?与现实不符      3、世界开发银行也在孟加拉贷款过,很多坏账;中国农村信用社也很多坏账。为什么格莱珉的就能成功?究竟格莱珉的本质区别在哪里?书中所提到的就真的是格莱珉的运作模式了吗?一个世界性的银行真能凭如此简单的机制规避风险?      4、格莱珉如何处理高额的行政成本?每周都要工作人员上门收款一次,存款的话一次存几块钱,系统录入对账等手续如此麻烦(你看现在工行的柜台人员已经烦得要死了)利率太高穷人负担不起,利率太低能否抵消整个系统运作的成本?(1个1000与1000个1)      5、为什么格莱珉要穷人控股?(贷款者控股93%)股票收益无非是买卖价差和红利。格莱珉能在二级市场中交易吗?(很难想象最底层的人有那心思去买卖股票)。如果可以交易,如何保证穷人占93%的控股?(既然格莱珉盈利状况像书中说得那么好必然吸引很多投资者);如果不能交易,那持股人仅仅通过红利获得收益?网上说每股1.5美元左右,穷人最多也就持10多20股吧。每股分红究竟有多少?是否真的像书中说的给穷人的帮助如此大?           详情 发表于 2013-7-24 0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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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7-17 00:03:08 | 显示全部楼层 标记书签

  穷人的银行家 


  作者:穆罕默德·尤努斯


  《穷人的银行家》 题记


  赤贫沙漠上的清泉——译序


  翻译这本书,缘起于2003年。在商界征战奋斗多年之后,我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经过沉重而漫长的思考,我决定,后半生将要为他人、为有需要的穷人做事。于是开始做些公益领域的学习和研究。穆罕默德·尤努斯,一个陌生的孟加拉人,进入我的视野,打动了我的心。2004年底我终于在纽约的一个书店买到了尤努斯的英文版自传《穷人的银行家——小额贷款与抗击世界性贫穷之战》,读完心中充满激动和崇拜。立即按照书中的地址给尤努斯教授发了电子邮件,做了自我介绍,并表达想将他的自传翻译为中文的愿望。喜出望外的是,第三天即得到了尤努斯教授的肯定回复。我立即投入翻译工作,一口气用两个月完成了初稿,2004年5月初完成,并增加了尤努斯教授亲自提供的附录。


  授生活回到祖国,他写道:“我知道我必须回去参与祖国的建设。我必须为自己这样做。”回国后尤努斯在吉大港大学任经济系主任,在孟加拉社会具有高尚的社会地位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浓厚的民族主义情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人道主义和宗教的信仰,使他无法漠视人民的饥饿、贫穷。1974年,孟加拉发生大饥荒,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他努力寻找解决饥饿的办法,亲自去村庄里试验高产种植方法。1976年的一天,他因无法忍受看到制作竹凳的赤贫村妇受到中间人的盘剥,自己掏出27美元,分别借给42个赤贫的村妇,这一点点钱,就能帮助她们摆脱“契约奴隶”的身份,能够自己买生产资料(竹子),把制成的竹凳直接到市场去卖,从而得到尽管是微薄、然而是全部的利润。由此开始,尤努斯开始试验、创立了“小额贷款”模式。七年之后,成立孟加拉格莱珉银行(格莱珉——孟加拉语,意为“乡村的”),世界上第一家专门借钱给穷人的银行,为穷人的银行。此后三十年中,格莱珉模式在全孟加拉乃至全世界得到扩展和复制。


  如今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已经拥有三百多万个借贷者,其中95%是原先赤贫的妇女,年贷款5亿美元,还款率99%,所有贷款均由自身资源支持,来自贷款者与非贷款者的储蓄。并且,银行保持持续赢利。格莱珉银行不仅借钱给穷人,银行自身就是为穷人所拥有的。格莱珉向世界证实,银行业可以不借助抵押品、法律手段、团体担保或连带责任,而借款给穷人;穷人可以通过借贷提高收入,摆脱赤贫;他们还可以储蓄、投资、用银行贷款建造房屋、送子女上学乃至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建立自己的养老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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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7-17 00:03:09 | 显示全部楼层 标记书签

  过去三十年中,格莱珉模式已经遍布世界,甚至在中国也有过尝试。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的小额贷款项目即在中国云南等地区试验实施,听当初一位参与项目实施的朋友说,后来项目由当地政府接管实施,再后来,似乎无迹可寻了。我没有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没有议论的资格,但2004年我去云南禄劝考察,亲眼看到了“小额贷款”的实例:香港乐施会在云南等地区做扶贫工作已经十几年,近几年的一个试验是“贷款”给贫困山寨的农民,平均每户从几百元到两三千元,但要求农民自己管理。如果一个村子的还款率低下,下一年的贷款额就不能增加,甚至可能减少。农民们组织起来,成立发展委员会,讨论每家每户如何使用贷款(养猪,买化肥、种子,还是增加农具),以及如何保证每家都能按时还款。无担保的小额贷款的还款率在很多村寨都高达100%。贫穷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同时,生存能力与民主自治能力也得到开发和提高,那是产生于贫瘠土壤的、没有政治目的的草根民主。


  在禄劝实施项目的朋友们并非都知道孟加拉的格莱珉,知道尤努斯的就更少。但我个人相信,此类以消除贫困为目的,借贷给无抵押担保的穷人的项目,大概基本都是从格莱珉银行的根脉上生发出来的。


  尤努斯的理想是:看到这个世界摆脱贫困。“这意味着,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一个人会被描述为穷人,没有一个人的基本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到那时,‘贫困’这个词将不再具有实用的意义,它将只被用来理解过去。贫穷的位置,只应在博物馆里。”尤努斯坚信,借贷是人权,是穷人也应拥有的权利,而为穷人提供小额信贷,是消除世界性贫困的最有力的武器。


  1997年的世界小额贷款峰会订立的目标是:到2005年,使世界上最穷的一亿个家庭得到小额贷款与其他的金融服务。到2001年在纽约举行第五次小额贷款峰会时,数据显示全世界已有五千多万个家庭从小额贷款项目受益,其中包括两千多万个最贫困的家庭。其中,很可能并未计入云南禄劝高山上的那几百、上千个苗彝山民家庭。


  格莱珉模式颠覆了几百年银行业的法典:借贷给无抵押担保的穷人。同时,能够赢利,可持续发展。过去三十年中,孟加拉以及世界各地的实践证明,在许多国家里,穷人比富人更有信誉。然而,三十年来,格莱珉模式一直在受到来自金融界、政府、媒体,甚至是公益组织的怀疑。近期我还从国内的一个权威金融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小额贷款的文章,其中说到,“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多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扶贫、慈善性质……谈不上建立了可持续的经营机制……”难道,真要等到实现了一亿个贫穷家庭从小额贷款项目受益时,才能承认孟加拉乡村银行(即格莱珉银行)模式具有“可持续的经营机制”吗?我多么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读一读这本书,它不仅是一个伟大的人的自传、一种伟大精神的阐释,还几乎可以作为参照实践的课本,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实践。中国有很多扶贫组织,可以充分借鉴尤努斯和格莱珉银行的经验以及世界各地格莱珉模式的经验,也许,更需要充分借鉴以往不成功的经验。如果能够找到在中国可扩展、可持续的小额贷款实施方法,中国又将会有多少贫困家庭可以从中受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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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7-17 00:03:10 | 显示全部楼层 标记书签

  我的英文是自学的,基础薄弱。过去多年使用的商场英语都是简单直接说明白就行,不太讲究语法修辞。只粗读过数量有限的英文原著,更没有翻译经验。可想而知,翻译这本书对我是何等的挑战。我倾尽了最大的努力和能力,希望不至于有损本书的精髓与作者的光辉。


  在此,我要感谢徐晓,她承担了包括版权、出版等安排在内的最繁难的任务,过程中变生不测枝节横生,全亏徐晓的把握与坚持。还要感谢本书编辑,用心补拾译文中的诸多粗陋。所有谬误之处,当然是本人的责任。


  三联书店决定出版《穷人的银行家》中译本,自然是出于对原著的欣赏。作为译者而能够附骥三联,我深以为荣。


  吴士宏


  2005年12月28日


  序言


  1974年,孟加拉陷入饥馑之中。


  我任教并担任经济系主任的大学,位于这个国家的东南端。开始时,那些关于发生在北方遥远村落中的死亡与饥荒的报道并没有引起我们太多关注,但是随后,瘦骨嶙峋的人们开始出现在首都达卡的火车站与汽车站。很快,这些小股的人流就变成了一场洪水。饥饿的人们涌遍全城。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以至于无法确定他们是死是活。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儿童都一个模样:老人看起来像孩子,而儿童的样子像老人。


  政府开设了救济粥棚。但是很快,所有新开的粥棚都没米了。报社向全国提出警告:饥荒将继续蔓延。研究机构搜集数据,分析造成突然向城市移民现象的根源。宗教团体动员起来,将死者的尸体从大街上抬走,以适当的习俗将他们埋葬。但是很快,这种收集死尸的简单工作就变得非常繁重,远远超过了这些组织的能力。


  这些饥饿的人并不叨念任何标语口号,他们对我们这些衣食无忧的城里人毫无要求,只是静静地躺在我们的台阶上等死。


  人有许多死法,但是,饿死是所有死法中最让人无法接受的。它慢慢地发生,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生死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短,直到如此接近,以至于让人无法辨别。饿死如同睡眠一样,静悄悄地、不可阻挡地发生,甚至让人感觉不到它正在发生。而一切都是源于每餐饭缺少的一把米。在这个物质丰富的世界里,就那么任由一个还不理解这个世界之奇妙的小婴儿,得不到生存下去所需要的乳汁。她哭啊,哭啊,最终睡了过去。第二天,她可能再没有继续活下去的气力了。


  过去,向学生们教授那些高雅的经济学理论,总是令我感到快慰,以为那些理论应该是能够医治各种社会问题的。但是在1974年,我开始惧怕授课了。当人们在人行道上、在我的课堂对面的门廊里正在饿死的时候,我的所有这些复杂的理论又有什么用呢?我讲授的课程就像那些总是好人获胜的美国电影。但当我走出舒适的教室,面对的是城市街道上的现实。在这里,好人遭受命运无情的毒打与践踏。生活每况愈下,穷人更加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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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7-17 00:03:11 | 显示全部楼层 标记书签

  我所教授的经济理论对周遭生活没有任何的反映,我怎么能以经济学的名义继续给我的学生讲述虚幻的故事呢?我想从学术生活中逃离。我需要从这些理论,从我的课本中逃离,去发现有关穷人生存的那种实实在在的经济学。


  对于我来说幸运的是,乔布拉村(Jobra)恰巧离校园很近。1958年,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陆军元帅阿尤布·汗(Ayub Khan)在一次军事政变中夺取了政权。由于对桀骜不驯的学生们的疑惧,他颁布法令,让所有新建的大学都远离市中心。我所任教的吉大港大学(Chittagong University),当时被建在吉大港地区的山区,紧邻乔布拉村。


  紧邻乔布拉村,这为我提供了一个重新学习的绝佳选择。我决定重新做一个学生,而乔布拉的村民将是我的教授。我发誓要从这个村子学到尽可能多的东西。传统大学在其学生与孟加拉的现实生活之间,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鸿沟。我不想再按照传统照本宣科地教书,我想教给我的大学生们如何去理解一个穷人的生活。当你将世界放在掌心仅以鸟瞰的角度去审视它时,你很容易变得傲慢自大——虽然你意识不到,一旦拉开距离,事物就会变得模糊不清了。我选择以“蚯蚓”的视角(the worm?s eye view),我相信,如果我贴近贫穷去研究,我会更深切地理解它。


  通过对吉大港大学周围村落的反复造访,我得到了许多对格莱珉银行的建立至关重要的发现。穷人教会我一种全新的经济学,我从他们的立场理解他们所面临的那些问题。我做了很多尝试,有些是有效的,而另一些则毫无用处。其中一个尝试很有收效,那就是向人们提供小额贷款,帮助他们自雇谋生(self?employment)。这些贷款提供了一个起点,使那些贷款者可以从事乡村手工业,以及利用他们已有技能的其他方式来挣钱。


  我从未想象过,我的小额贷款规划(micro?lending program)会成为一个为250万人服务的全国性的“穷人的银行”(bank for the poor)的基础,也没想到它会绵延五大洲,在一百多个国家得到采用。当时,我只是努力想从自己的负疚感中解脱出来,想要实现帮助几个饥民的个人愿望,但结果并未止于只帮助几个人。那些由于小额贷款而生存下去的人是不会允许我就此止步的。到后来,我也不允许自己就此止步了。


  《穷人的银行家》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吉大港,博克瑟哈特大街20号(1)


  孟加拉最大的港口吉大港(Chittagong),是一个有300万人口的商业城市。我是在吉大港老商业区中心的博克瑟哈特大街(Boxirhat Road)长大的。大街上有一条刚刚够一辆卡车通过的繁忙的单行车道,将查克太港(Chaktai)与中心作坊市场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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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7-17 00:03:12 | 显示全部楼层 标记书签

  我家处在大街上珠宝商聚集的桑那波蒂(Sonapotti)。我们住在20号,是一座两层的小房子,楼下是我父亲的首饰作坊。小时候,我的世界充满了大街上的喧闹声和汽油味道。卡车与手推车永远在我们的街上堵塞着,我整天都能听见司机的争吵、叫喊和鸣笛声,永远是一派狂欢的气氛。夜半时分,街头的小贩,玩杂耍的,和乞丐们的吆喝呼喊声终于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我父亲作坊中的锤击声、锉磨声与抛光的声音。


  我们只占据了楼上的厨房与四个房间:母亲的房间,收音机房间,主房间和餐厅,餐厅一天铺三次地席,供我们全家用餐。平屋顶是我们的游戏场,玩倦的时候,我们经常注视着楼下的顾客与在后房做工的金匠来消磨时间,或者就看着外面那无尽变换的街景。


  博克瑟哈特大街20号是父亲在吉大港的第二个商号,第一处商号被一枚日军炸弹炸毁了,父亲只好放弃了它。1943年,日本人入侵邻国的缅甸,并威胁着整个印度。然而吉大港一直没有遭到严重的空袭,日本飞机扔下的更多是传单。我们很喜欢从房顶上看那些传单像蝴蝶般向城市飘落下来。但是,当我们第二座房子的一面墙被日军的炸弹炸塌后,父亲迅速将我们转移到安全之地——他的家乡巴图亚村(Bathua),我是在战争爆发之初出生在那里的。


  巴图亚离吉大港大约七英里远。我的祖父在那里拥有土地,他收入的大部分来源于农作,但是他对首饰行业更有兴趣。他的长子,我的父亲杜拉·米亚(Dula Mia)也进入了首饰行业,并很快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制造商和为穆斯林顾客服务的珠宝饰品商人。父亲是个心肠很软的人,他很少处罚我们,但对我们的学习要求十分严格。他有三个铁保险柜,每个都有四英尺高,嵌装在商铺柜台后面的墙壁里。店铺开门时,他让保险柜也敞开着。保险柜厚重的门里面是镜子和格子,看上去根本不像保险柜,而更像是商铺货架的一部分。在每日的第五次祈祷之前,也就是关门时分,父亲会把这些保险柜的抽屉都关起来。直到今天,我仍然能记起那些没有上油的合叶发出的吱扭声和每个保险柜上的六把锁一一被锁上时所发出的咔嗒声。这些声响刚好给我和哥哥萨拉姆(Salam)足够的时间,丢下手头正在做的无论什么事飞跑到书本旁。只要父亲看到我们坐在那儿读书,他就会高兴地说:“好孩子,好小伙子。”然后他就去清真寺做祈祷了。


  父亲一生都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曾三次去麦加朝圣。他总是一身白色的穿戴,白色的拖鞋,白色的宽松裤,白色的束腰外衣和一顶白色的祈祷帽。那副方框玳瑁眼镜和花白的胡子,使他具有知识分子的样貌,但他从来就不啃书本。拥有一个大家庭和一个成功的企业,使他没有什么时间来查看我们的功课,他也不喜欢那样做。他将生活分别投入到工作,祈祷,与亲人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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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7-17 00:03:13 | 显示全部楼层 标记书签

  与父亲形成对比,我的母亲索菲亚·卡图恩(Sofia Khatun)是一个有决断的坚强女人。她是家中的纪律执行者,一旦她咬住下嘴唇,我们就知道,别想试图使她改变主意了。她想要我们都像她一样有条有理。她对我的影响可能是最大的。母亲十分善良并充满同情心,总是周济从遥远的乡下来看望我们的穷亲戚。是她对家人和穷苦人的关爱影响了我,帮助我发现了自己在经济学与社会改革方面的兴趣。


  母亲出身于一个小商贸者之家,家人从缅甸采购货物来贩卖。她的父亲把拥有的土地大部分都租了出去,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写编年史,吃美食。这最后一个爱好最令他的孙儿们与他亲近。早年间,我记得母亲经常穿一件滚着金边的鲜艳纱丽(sari),乌黑的头发总是在前面向右分缝,后面盘成一个饱满的发髻。我非常爱她,我肯定是最经常拽着她的纱丽要求关注的那个孩子。最重要的是,我记得她讲的故事,她唱的歌,比如关于卡巴拉(Karbala)的悲惨故事。每年在穆哈兰节(Moharram)期间——穆斯林为了纪念卡巴拉举行的仪式,我记得我都要问母亲:“妈妈,为什么房子一侧的天空是红色的,而另一边是蓝色的?”


  “为哈桑(Hassan)而蓝,为侯赛因(Hussein)而红。”她答道。


  “哈桑和侯赛因是什么人?”


  “他们是我们的先知——祝他安息——的孙子,也是他的掌上明珠。”


  当她讲完他们被谋杀的故事后,总是指着暮色解释说,房子一边的蓝色是使哈桑死于非命的毒药,而另一边的红色是被害的侯赛因的鲜血。对于我这个小孩子来说,她所讲述的悲剧故事,与我们伟大的孟加拉史诗 Bishad Shindhu(《悲伤之海》)同样的令人感动。


  母亲完全占据了我的幼年。每当她在厨房里煎皮塔饼( pitha),我们总是拥在她身边吵嚷着要求尝一口。当她把第一张皮塔饼从煎锅里拿出来,刚刚要把它吹凉些时,总是被我一把抓过来,全家公议我是母亲厨艺作品的首席品尝师。


  母亲也制作一些首饰在我家的店铺出售。她经常给耳环和项链加上最后的点睛之笔:加上一小段天鹅绒的缎带,小绒球,或是鲜艳的编结丝绦,而我总爱注视着她用纤细的双手制作那些美丽的饰物。她给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亲朋或邻居的钱,就是从这些工作上挣来的。


  母亲生了十四个孩子,其中五个早夭。我的大姐莫姆塔兹(Momtaz)比我大八岁,十几岁就嫁人了。我们经常去她在城边的新家看她,大姐就用丰盛的饭菜招待我们。比我大三岁的萨拉姆是我最亲近的同伴,我们模仿日本机关枪的声音玩打仗,风力合适的时候,我们就用宝石状的纸片和竹竿做起五颜六色的风筝。有一次父亲从大街上买来几个失效的炮弹,我们就帮助母亲将它们改造成花盆,翅在下、大头朝上地摆放在屋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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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7-17 00:03:14 | 显示全部楼层 标记书签

  萨拉姆、我与邻里所有那些工人家庭的孩子们,都在附近的拉玛集市(Lamar Bazar)自由小学念书。孟加拉的学校向孩子们灌输良好的价值观念。学校的宗旨不只是要使孩子们学业有成,而且要教给他们作为公民的自豪,精神信仰的重要,对于艺术、音乐、诗歌的欣赏,对于权威与纪律的尊重。小学和中学都是男女分校。在拉玛集市自由小学每班有大约四十个学生,在那儿,我们所有人,甚至包括教师,都讲吉大港方言。好学生能够赢得奖学金,并经常被邀请参加全国性的竞赛。但我的同学大部分很快就辍学了。


  萨拉姆和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我们能够到手的任何书籍和杂志。我最喜欢的是侦探惊险小说。12岁时,我甚至写过一个完整的犯罪小说。但是,要满足我们的阅读饥渴并非易事。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萨拉姆和我学会了即兴创作,买,借和偷。例如有一次,我们最喜爱的儿童杂志《舒克塔拉》( Shuktara)举行年度竞赛,竞赛的优胜者能够得到免费的订阅,名字还能印在杂志上。我随意挑了一个优胜者的名字,给编辑写了封信:


  亲爱的先生:


  我是某某某,是竞赛获胜者。我们已经搬家了。从现在起,请把免费订阅给我的杂志寄到博克瑟哈特大街某某号。


  我没有写我家的门牌号,而是给了一个邻居的地址,这样就不会被父亲看到那本杂志了。每个月,萨拉姆和我都眼巴巴地等着给我们寄来的免费杂志。那可真是一场成真好梦。


  我们每天还去我们的家庭医生巴尼克博士(Dr.Banik)的候诊室——拐过街角就是——读他订阅的各种报刊。这种自由阅读使我在多少年中受用无穷。在整个小学与中学期间,我常常是班里拔尖的学生。


  1947年我七岁时,“巴基斯坦运动”达到了巅峰。在印度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都在为成为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而斗争。我们知道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吉大港肯定会被包括在巴基斯坦之内,但我们不知道还有哪些其他地区会被包括在穆斯林孟加拉(Muslim Bengal)之内,也不清楚究竟会如何划定边界。


  在博克瑟哈特大街20号,亲朋好友们没完没了争论着关于独立的巴基斯坦的未来。我们都意识到它会是一个最奇特的国家,一千多英里的印度疆土将它分为东、西两半。父亲是个虔诚的穆斯林,他有许多信印度教的朋友和同事常常到我家来,即便作为一个小孩子,我也能感到那两个宗教组织之间的不信任。我从收音机里听到许多有关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之间暴力骚动的报道,令人宽慰的是,这样的事在吉大港很少发生。


  我父母的立场是坚定支持从印度的其他地区中分离出来。我的小弟弟易卜拉辛(Ibrahim)咿呀学语时,就称他所喜欢的白糖为“真纳糖”(Jinnah Sugar),而称他不喜欢的红糖为“甘地糖”(Gandhi Sugar)。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ohammed Ali Jinnah)是巴基斯坦分离主义的领袖,而甘地当然是想要保持印度完整。晚上,母亲讲真纳、甘地和君王路易·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的故事哄我们睡觉。我的年近十岁的哥哥萨拉姆,很嫉妒邻里那些大男孩,他们举着有白色新月和星星的绿色小旗,在大街上呼喊着“巴基斯坦万岁”(Pakistan Zinbabad)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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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7-17 00:03:15 | 显示全部楼层 标记书签

  1947年8月14日零时,被英国统治将近两个世纪的印度次大陆宣布独立。我对它的记忆宛如昨日。整个城市挂满了旗帜和绿白两色的彩饰。我听到街上政治演说的响亮声音,经常被“巴基斯坦万岁”的口号呼喊打断。午夜前,大街上挤满了人。我们从屋顶上放焰火,我看到周围邻居们的侧影,他们仰视着洒满夜空的爆竹焰火。整个城市都悸动着激情。


  午夜临近时,父亲带领我们下楼走到博克瑟哈特大街上。父亲虽然不是政治活动积极分子,但为了表示坚定,他加入了穆斯林团体国家警卫队。那天晚上,他自豪地穿上了他的警卫制服,还戴上了那很有特征的“真纳帽”。我们甚至带上了两个小弟弟,两岁的易卜拉辛和小婴儿图努(Tunu)。12点正,电闸被关上,整个城市陷入黑暗之中。在光明重回的下一刻,我们已经是一个新的国家了。高昂的口号声“巴基斯坦万岁!巴基斯坦万岁!”响彻吉大港大街小巷的所有角落。当时我七岁,那是我第一次感到血脉中冲动着的民族自豪感。那令人陶醉。


  在莫姆塔兹、萨拉姆、我、易卜拉辛和图努之后,母亲又生了四个孩子:阿尤布(Ayub),阿扎姆(Azam),贾汗吉尔(Jahangir)和莫因努(Moinu)。但到我九岁时,我热爱的母亲开始常常无缘无故地烦躁,行为举止也变得越来越不正常。在她比较安静的时候,她会莫名其妙地自言自语。她会一连几小时地祈祷,读同一页书,或是反复不停地背同一首诗。躁动起来,她就大声地用粗俗的话骂人。有时她会肆意辱骂邻居、朋友,或是家人,但另一些时候,她会大声斥骂政客们,甚至是一些死去已久的人。有时她会在头脑里反击那些假想敌,毫无警示地暴烈起来。她经常在夜里突然喊叫,拳打脚踢,我就得帮助父亲按住她,或是努力护住我年幼的弟妹们免受伤害。这样的危机之后,她经常会重新变回到我们所记得的那个甜美温柔的母亲,给我们尽可能多的爱,照顾幼小的孩子们。但我们都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复原。随着病情恶化,她渐渐不能了解我们上学的情况了。


  父亲为治愈母亲竭尽了全力,花钱给她做全国最先进的医学检测。我的外祖母和两个姨妈都有精神病,我们推测她的病一定也是遗传的,但是没有医生能做出确诊。绝望之下,父亲转向了诸如鸦片治疗、咒语,甚至是催眠之类的异端偏方。对于这些疗法母亲从不配合,无论如何,这些方法一无收效。


  倒是我们这些孩子们发现那些疗法很有意思。看到一个著名的心理医生对母亲实施催眠提示之后,我们就彼此进行自己的催眠试验。我们还发明了用某种幽默来对待她的病情。“天气预报如何?”在我们想预见母亲在随后几小时的情绪时,就彼此这样发问。为了避免激起新的发作,我们给家里的每个人都配上了代号:2号,4号等等。我弟弟易卜拉辛甚至写了个滑稽短剧,剧中,他称我们家是一个电台,母亲总是在“播音”,她以各种情绪来广播她的布道,还有“伴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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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7-17 00:03:16 | 显示全部楼层 标记书签

  父亲一直是照亮着这令人悲伤时期的光芒。他优雅坚毅地适应着这一人生变局,在母亲的疾病持续的三十三年间,他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在各种情况下,照顾着她。他努力做得就像一切如常,好像她仍是1930年的那个索非亚·卡图恩,当时他只有22岁。直到母亲1982年去世,在他们结婚的五十二年间,他始终对她忠诚不渝,恩爱如初。


  虽然父亲并不介意在我们的教育和旅行上花钱,但是他持家简朴,给我们的零花钱很少。上高中时,由于在吉大港地区的竞争奖学金考试中获胜,我每月能得到一点津贴,于是我有了一些零花钱,但从来就不够花。我从父亲的零钱抽屉里补足我短缺的部分,这件事父亲根本就没有察觉。除去对书与杂志的兴趣以外,萨拉姆和我还养成了看电影和在外面吃东西的毛病。我们对口味并不讲究。我最喜欢“马铃薯块”,就是一块烤马铃薯塞入煎洋葱,再撒上醋。萨拉姆和我在离家不远的街拐角处那个简陋的茶摊上,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吃这些东西。对于这些外出活动,父亲从不知情。


  萨拉姆和我买的第一架照相机是一个简单的盒式相机,我们走到哪儿都带着它。我们像专业人员一样计划并研究我们的题材:人像,街景,住宅,静物。我们在摄影方面的同谋是邻里一个名为“神奇之家摄影室”的照相馆主人。他允许我们用他的暗房,将我们的黑白胶卷冲印出来。我们努力想获得一些特殊效果,甚至给我们的照片上了色。


  穷人的银行家我对绘画产生了很大兴趣,并跟一个商业画家学徒,我管他叫尤斯塔德(Ustad),或是“古儒”(Guru,泰斗)。在家里,我把我的画架、画布和彩笔都小心安置好,以便在听到父亲回来的动静时很快就能把它们藏起来。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父亲不相信复制人体形象这类的事。家里一些爱艺术的叔叔姑姑成了我的同谋,帮助和鼓励我。


  作为这些癖好的副产品,萨拉姆和我对图形设计也产生了兴趣。我们还开始集邮,并说服邻里的一个店主,允许我们在他的店铺前展示我们的邮票箱。我们经常与两个叔叔一起去电影院看印度和好莱坞的电影,唱那些当时很流行的浪漫歌曲。


  吉大港教会学校比我的小学要都市化得多。我的同学大多是从各地调任来的政府官员的儿子,这个学校提供的是全国最好的教育。但特别吸引我的是童子军规划,童子军队部成了我常去的地方。我和其他学校的男孩子们一起,参加训练,游戏,艺术活动,讨论,在乡间徒步旅行,各种各样的节目和许多的集会。在“挣钱周”里,我们叫卖货物,擦皮鞋,在茶摊上作伙计,以募集钱款。除乐趣以外,童子军活动还教会了我,要有同情心,要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并且珍视我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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