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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尔伯格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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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友
2005年，拍摄完《慕尼黑》之后，斯皮尔伯格说：“随着年事渐高，我感到能掌握拍电影这么强大的工具，就一定肩负着重任。如今我想讲给大家的是真正有意义的故事，而另一方面，为大众奉献高质量的娱乐作品的感觉也相当不错，我常常且自愿应观众的需求制作电影。制作movie和拍摄film是有区别的，但二者都很诱人，我想双管齐下。”
尽管movie和film这两个英文单词在词典里的解释基本是一样的，但电影人习惯于用movie表示娱乐性、以票房为主导的电影；而用film表示艺术性高、私人化的电影。
这并不是斯皮尔伯格一贯坚持的原则，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年近60，已经是好莱坞最成功的导演，所以才能这样说。我们很难看到几十年前的斯皮尔伯格，但通过《斯皮尔伯格》可以让我们从头认识这个导演，他还是菜鸟的时候，说话绝不如此圆滑。
当斯皮尔伯格签约成为导演之时，他已经在制片厂里厮混了两三年，这足以让他认识到在制片厂体系下，他不可能获得足够的自主权、拍摄自己想拍的电影，他说：“现在我被卷进了这台巨型绞肉机，我不可能再自由地拍电影了。”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完全正确的，签约六周之后，他被指定为电视剧《夜间画廊》其中一集的导演，从此深陷电视界，只能一集一集地遵照时间表拍摄电视剧，这让他苦不堪言。在美国，电影和电视之间虽不是截然对立，但也泾渭分明，电视界响当当的大腕明星在电影里往往也只能演配角，而电影界的明星只有到了穷途末路之时才会转战电视界。
斯皮尔伯格的幸运之处在于当时出现了“电视电影”这个概念，因而他拍摄了《飞轮喋血》，尽管如此，美国影评界仍认为他拍的是电视节目，直到《横冲直撞大逃亡》在电影院上映，影评人才承认这是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处女作”。
成为电影导演之后，斯皮尔伯格选择以商业片开始。这是一个很幸运的故事，因为他当时正在筹备《第三类接触》（当时名为《快看天上》），如果这部电影在《大白鲨》之前拍摄，他肯定拿不到那么多的资金，也不大可能营造如此逼真的特效。
在好莱坞厮混但未签约的那几年，斯皮尔伯格加入了“南加州黑帮”，不过这不是黑社会组织，而是一个失意的电影人团体，在那里，斯皮尔伯格认识了乔治卢卡斯、马丁斯科塞斯、杰克尼克尔森、罗伯特泽米基斯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他的事业伙伴，他们都以电影艺术家、改革者自居，每个人都自信满满。而其中也有两名编剧，理查德莱文森和威廉林克，当时与斯皮尔伯格很要好，因而斯皮尔伯格接到《大白鲨》片约后，便请这两个人写剧本，结果被一口拒绝。两个人说：“我们都在写具有社会意义的剧本，你怎么能要求我们写这么俗气的电影剧本呢？”
80年代，随着几部电影的热卖，斯皮尔伯格已经成了票房的保证，因而他开始尝试艺术电影，包括兴师动众在中国上海拍摄的《太阳帝国》，和志在得奖的《紫色》。《太阳帝国》的上海部分受到赞扬，但之后的集中营部分被批评，这一次尝试未能为斯皮尔伯格正名。《紫色》则由于触碰到了种族问题的伤疤，和影片对黑人男子所表现出的冒犯，而受到黑人和白人的双重仇视，因而，尽管荣获11项奥斯卡提名，却颗粒无收。
随后，他又去拍摄商业片，《夺宝奇兵》的2和3，以及阵容豪华的《铁钩船长》，这些电影的票房成绩都不错，但斯皮尔伯格终于还是决定拍一部为自己正名的艺术片，这就是《辛德勒的名单》。
《辛德勒的名单》小说版权到斯皮尔伯格手里是在1983年，到开拍时已经整整10年。或许是前两次的尝试让斯皮尔伯格有所顾忌，或许是这种揭民族伤疤的行为可能导致更激烈的抗议，让他此前积攒的观众缘付诸东流，总之，在这十年来，斯皮尔伯格一直在尝试将导演的位置让给其他人，罗曼波兰斯基、马丁斯科塞斯、比利怀尔德等人都先后与本片擦肩而过，而47岁的斯皮尔伯格终于勇敢地拍摄这部电影，而且采用了一种最冒险的方式。
《辛德勒的名单》开拍之时，《侏罗纪公园》正在后期制作中，因而斯皮尔伯格白天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实景拍摄民族悲剧，晚上就通过越洋电话和网络监督恐龙特技的进展，这让他几乎谨慎分裂。另一个冒险源自于他拍摄《辛德勒的名单》之时，没有使用故事板，他自称只是把摄影机放在演员前，“让故事自行讲述”，以至于在后期制作时，他发现素材之中好多镜头连自己都不记得拍过。当然，不记得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片场没有看。在拍摄集中营挑人进焚化炉的场景时，斯皮尔伯格操作其中一台摄影机，但这个场景太过悲戚，他扭过脸去没敢看镜头，当拍摄完成时，他转头问另一台摄影机的摄影师拍摄的怎样，那个摄影师说：“不知道，我没敢看。”
不过，这种不均衡的构图、“粗糙”的摄影风格和斯皮尔伯格潜意识中的紧迫感，让这部电影做到了“知行合一”、完美无瑕。摄影执导卡明斯基曾说，拍摄《辛德勒的名单》之时，斯皮尔伯格不让他使用非自然灯光、三脚架、移动车、吊臂、稳定器、变焦镜头，所有的镜头都与美学规范反其道而行之，原因就是这部电影的情节本来就不“美”，而斯皮尔伯格也不愿意“意外或下意识地美化事件”。斯皮尔伯格的尝试获得了他自己都不曾想到的成功，原本，这部电影更多是他对自己犹太人身份的认同感在推动，但电影显然跨越了种族的界线，打动了每一个看电影的观众。
大多数影评人终于接受了斯皮尔伯格在艺术上的成功，称他“终于明白上帝为何赐予他如此非凡的天赋”，“你为它流下的每一滴眼泪都是真诚的”，“斯皮尔伯格改变了人们对大屠杀的看法，也改变了人们对他的看法”。但是，斯皮尔伯格仍然收到了零星的指责，仍有人认为他只关注了“纳粹中的好人”，却忽视了“被杀害的600万同胞”。也有人认为这部电影作为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而来的作品，“故事性太强，真实性不足”，不过，有人反驳说：“一个人怎么能够在讲故事的时候做到不讲故事？”
这部电影为他赢得了期盼已久的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杯，在《紫色》铩羽而归之时，他曾说：“好莱坞终归会原谅我，我知道是什么时候，但他们总会原谅我。”《辛德勒的名单》让他赢得了奥斯卡的原谅和同行的尊重，以及影评界的认可。
拍摄《辛德勒名单》之前，斯皮尔伯格曾骄傲地说：“只有我能让电影公司掏钱拍这部电影，因为这片子肯定会赔钱的。”
初到好莱坞之时，斯皮尔伯格曾和传奇导演约翰福特交谈过一次，福特警告他：“永远不要拿自己的钱拍电影。”
1994年，在这两件事上，斯皮尔伯格发现，第一个预言错了，这部电影没有赔钱，反而盈利颇丰，第二件事，斯皮尔伯格破戒了，他把自己的钱投入了一家电影公司——梦工厂，开始用自己的钱拍电影。
1994年，在电影史上是一个神奇的年份，因为这一年出产的好电影实在是多得不可思议，而其中很多都是绝世佳作，比如《阿甘正传》《肖申克的救赎》《低俗小说》《狮子王》《这个杀手不太冷》《活着》《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一年，电影界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梦工厂的成立。斯皮尔伯格为了拍摄自己想拍的电影，努力了几十年，现在他终于自己做了老板，但他很快就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成为老板之后的两三年时间里，斯皮尔伯格忙于找资金、找本子、和电影发行公司搞关系，反而一部电影也没拍成。斯皮尔伯格无奈地发现，这几年里他的工作“和电影没有丝毫关系”，而更让他的无奈的，是梦工厂经营状况不佳，他必须为了钱拍摄《侏罗纪公园》的续集。
80年代，斯皮尔伯格曾先后拒绝了《大白鲨》和《ET》的续集计划，那时的他虽然还不足以挑战好莱坞体系，但他只是孤家寡人，大不了还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以他的才华，总会有电影公司愿意给钱拍电影，而如今，他自己成了老板，再也不能拍拍屁股走人了，为了缓解梦工厂的经营窘境，他不得不拍了自己职业生涯中口碑最差的电影《失落的世界》。
为了获得自主权，身为老板的斯皮尔伯格要求梦工厂允许自己为其他公司拍摄电影，这或许是梦工厂电影部门经营不善的原因之一，但也是斯皮尔伯格争取自主权的又一次抗争。接下来，《断锁怒潮》《拯救大兵瑞恩》《人工智能》都是作为艺术片拍摄的，后来的《少数派报告》《世界之战》《慕尼黑》虽然商业元素不低，但斯皮尔伯格更多地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少数派报告》直指布什政府的《爱国者法案》，《世界之战》《慕尼黑》《幸福终点站》则针对恐怖主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经管《慕尼黑》让他的犹太人同胞对他大加批评，但此时的斯皮尔伯格已经阅尽繁华，也历经风霜，他的自信早已不再依靠观众和票房支撑。
斯皮尔伯格风光无限之时，曾被好莱坞记者称为“800磅的大猩猩”，形容他的力量在好莱坞无人能及，但如今，他已经被降格，称为“400磅的大猩猩”。每一个导演都会经历高处不胜寒，最终也都会归于平凡，如今的斯皮尔伯格已经可以随意地在film和movie之间转换，兴致高的时候可以一年拍两部电影，没有灵感时则可以数年不拍。他风光之时，好莱坞曾问道：“斯皮尔伯格何时才会老去”，今年他66岁，年龄已老，才华尚在，只是不可能再像年轻人那样充满血性，而是更加圆熟。
1998年，他被问到是否担心自己也有江郎才尽的时候，斯皮尔伯格说：“我一生的时间都不够讲出自己所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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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kyw
本书中说到：在斯皮尔伯格的事业轨道上，《第三类接触》与《辛德勒的名单》这两部电影可谓是既矛盾又互补。在《辛德勒的名单》中，斯皮尔伯格与现实做了最有力的对质，刻画了这个世界对待所谓“外星人”的残酷，而在面对残酷事实的同时，电影仍试图找寻那一丝渺茫的希望。在《第三类接触》中，斯皮尔伯格描绘了现实生活中一幅幅引人入胜的梦之画卷，庆祝了有可能出现的宇宙共和，同时又以最纯洁的方式呈现了导演所谓的“我的幻想、我的愿景与哲学”。诸如此类关于斯皮尔博格电影的内容还有很多，作者完全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通过对相关人的采访，以及当时的报道等等资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最真实的斯皮尔伯格，他的拍摄每部电影时的情况和他个人的想法完全呈现在我们眼前。是怎样的经历影响着他，造就了他，他是一个天才电影人，同时拥有犹太人的血统。他的很多电影的灵感或许就源自于他的这个身份，来自于他童年的经历和喜好。他的妈妈曾经说如果他不是他的第一个孩子，或许他会带他去看精神科医生，因为他小的时候实在太“坏”了，“那样的话就不会有电影《外星人E.T.》”.
书中还讲到：在英国摄影棚里被数千条蛇包围着，斯皮尔伯格开始对他拍摄的电影感到沮丧。《夺宝奇兵1：法柜奇兵》的工作没有给他表达个人情感的机会。“动作戏很精彩，”他后来说，“但是当我在拍摄《法柜奇兵》的时候，我感觉已经失去了当年成为电影导演的热情——讲述人和人与人关系的故事。”
斯皮尔伯格在拍摄每部电影史都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不是那种完全为了迎合大众口味而拍片的电影导演，虽然有人说他是成功的商业片导演，这一点只能说明他懂得如何去迎合大众。他的每一部电影的诞生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传达了他的想法，表达了他的一种态度，或者这样说有些主观。他小时候对于恐龙有一种特别的狂热的兴趣，于是后来有了《侏罗纪公园》，童年时的他大大的脑袋，瘦瘦的身体，很像后来拍摄的《外星人E.T.》中的E.T.，他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听着犹太人如何被迫害的故事长大，以至于他后来在拍摄《辛德勒的名单》时陷入了深深的痛苦，甚至有时不得不停下来。
总之，读完这本洋洋洒洒几十万字的传记，你会深深地了解斯皮尔伯格，不能说这本是最好的，但确实是最权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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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Z
在美国电影界里，有很多导演是从影迷起家的，但多数这类导演都是怪才，比如昆汀塔伦蒂诺、罗伯特罗德里格兹等，但也有很多“主流”导演是影迷出身，斯皮尔伯格就算其中之一。
史蒂文艾伦斯皮尔伯格，出生于婴儿潮时期的1946年，他的记忆中，第一次看电影时并不高兴，《斯皮尔伯格传》记载：
“我爸跟我说他要带我去看一场马戏电影，”他回忆道，“我当时没注意到电影这个词，我只注意到了马戏。于是我们排队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一直以为我是去看马戏。我以前去看过一场马戏，所以我知道会看到什么：大象、驯狮员、火圈、小丑。然后我们走进一个像大山洞一样的大厅，里面除了一排排的椅子之外什么也没有，而且全部椅子都是往上仰的，不是露天看台的那种长凳，而是椅子。我当时就在想，这是要干什么，怪怪的。
“后来幕布拉开了，我以为会看见大象，结果只看到一块白色的卡板，一块画布。我看着那块画布，突然间一部电影开始了，那部电影是《大马戏团》（塞西尔B.德米尔1952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巨著）。刚开始我觉得很失望，我很生我爸的气，他跟我说要带我去看马戏，结果却是一块有颜色的画布。看完那部电影，我只记得三样东西：火车事故、狮子和吉米斯图尔特扮演的小丑，其他的我都没什么印象。
“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天啊，这太不公平了，我想看的是三维立体的人物，而这些都是平平的影子和脸蛋……看完之后我实在是太失望了。我不相信任何人……我一直都觉得生活不够美好，所以我要美化它。”
在他成长的时代，正赶上电视普及，因而他童年的很大一部分时光都是在电视机前度过的，而他后来的电影中随处可见电视对他的影响。比如他的《夺宝奇兵》系列的设定，就是按照他在电视上看的三四十年代的老电影做的；他更自称《鬼驱人》是他“对电视机的报复”；他后来拍摄电影版《阴阳魔界》并监制2000年的电视剧《阴阳魔界》，就源于他儿时对这部电视剧的喜爱……
99.9%的影迷都不会成为导演，斯皮尔伯格显然属于另外的0.1%，这得益于他父亲的生日礼物——一架8mm摄像机。斯皮尔伯格从他父亲手中抢走了这部摄像机，并开始拍摄家庭旅行和童子军活动的小电影，后来就开始组建“剧组”——同学、父母、妹妹、邻居等——真正的拍摄电影。他自称自己在这个阶段琢磨出来的电影技法比在电影学院和好莱坞学到的还多。
斯皮尔伯格像每一个影迷一样，都有过考电影学院的梦想，但他没考上，只好去了一个二流学校的广播编导系学习，这家学校甚至没有35mm胶片，所以多是纸上谈兵。不过斯皮尔伯格和大多数影迷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够坚持。
他在20岁那年成为职业导演前，已经“半辈子都在拍电影”了，所以他可以自豪地宣称，那些年纪是他两倍的剧组人员，经验不见得比他丰富，懂得不见得比他多。这些年来，斯皮尔伯格拍了《大白鲨》《第三类接触》《ET》《夺宝奇兵》《侏罗纪公园》《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人工智能》《逍遥法外》《战马》《林肯》等无数佳作，他的激情或许不如八九十年代那般澎湃，他的技巧或许更趋向于圆熟而非激进，但他对电影的热爱却始终不变。在他拍摄第一部电影长片《火光》之时，他就说：“电影会在你身上生根发芽，我肯定，我已经走得太远，无法回头了。”那一年，他1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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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少
2012年，对于斯皮尔伯格而言是重要的一年，今年他筹备多年的《林肯》终于上映，而国内终于有一本关于他的重量级传记面世了。
《斯皮尔伯格传》由电影史学家、电影学院教授乔瑟夫麦克布莱德费时18年、采访327位业内人士写成，并由人人影视字幕组倾力翻译。这部传记，对斯皮尔伯格的生平故事进行了梳理和解读，在仍然在世、但已成传说的电影人的66年生涯中，他个人创造的传奇比他的电影更加让人惊叹。
斯皮尔伯格从少年时代就痴迷电影，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他痴迷的程度显然并非仅仅玩票，而是以非常专业的态度对待电影拍摄。《斯皮尔伯格传》记载，在他17岁那年，他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长片《火光》，这部电影是《第三类接触》的原型，虽然故事上仍显幼稚，演员表演也不专业，却已经被媒体评价为“和好莱坞电影相差不远”，而且斯皮尔伯格在片中创造性地使用了很多特效。这部电影在凤凰城一家电影院进行了放映，并取得了盈利。少年时代的斯皮尔伯格拍摄过数十部短片，这些影片让他成为了当地知名的业余电影人，却还无法获得好莱坞的青睐。
斯皮尔伯格高中成绩不佳，因而没能考上自己的理想大学加州大学，只能去了长滩大学。在学校的前两年时间，斯皮尔伯格发现在这里学不到任何东西，因为老师们教的他早就会了，甚至比那些从未真正拍摄过电影的老师懂得更多，因而斯皮尔伯格选择了另一条路：去好莱坞实习。关于斯皮尔伯格如何偷偷潜入环球影业摄影棚的，坊间有很多传闻，最著名的一则传闻说他打扮成工作人员的样子骗过保安，进入制片厂找了一间废弃的办公室，贴上自己的名字，给自己印了名片，从而闯入了好莱坞。但真相是，他被父亲的一个朋友引荐进了环球影业，充当无偿学徒。
在这里学徒的时期，斯皮尔伯格得以认识一些好莱坞大牌演员和导演，但他一个乳臭未干的大学实习生，是不可能获得导演的机会的。真正让斯皮尔伯格脱颖而出的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本来和他无关，那就是科波拉的成功，在《教父》之前，科波拉已经在好莱坞站稳了脚跟，这让因循守旧的纸片厂认识到电影学院出来的年轻导演也可以成功，因而给马丁斯科塞斯、乔治卢卡斯以及斯皮尔伯格这一代导演提供了成功的可能。另一个原因则是斯皮尔伯格自己创造的，他签了一份对自己很不公平的合约，获得了拍摄短片《安培林》的机会，而正是这部短片让他获得了环球影业的职业导演合约，而他后来也将自己的工作室命名为安培林。
签约后的斯皮尔伯格获得了拍摄电视剧《夜间画廊》的一集，这一集由好莱坞传奇女性琼克劳馥主演。琼克劳馥名满天下，而斯皮尔伯格当时只有21岁，还是个毛头小子，不过两个人的合作还算顺利，电视剧播出后也获得了不俗反响。随后斯皮尔伯格又导演了若干电视剧，但他渐渐感到厌倦，觉得当初拍摄电影的激情正在一点点消失，拍摄电视剧成了一份苦差事。这几年中，斯皮尔伯格事业不顺，几乎被公司雪藏，由于合约，他既无法与其他电影公司合作，在环球内部又不能获得执导电影的机会，因而非常郁闷，直到《飞轮喋血》的出现。
《飞轮喋血》原著作者理查德麦瑟斯写了这个只有两个人物、几乎没有对白的短篇小说，因而拍摄必须出奇制胜，斯皮尔伯格决定从司机的角度拍摄，并始终不让卡车司机露面。这个决定让这部电视电影获得了巨大成功，大卫里恩看过本片后盛赞道：“一位前途无限的导演诞生了。”斯皮尔伯格25岁那年，终于有了自己导演的第一部电影，虽然只是一部电视电影。
斯皮尔伯格又回去拍了几集电视剧，直到他筹备已久的《横冲直撞大逃亡》获准拍摄，这部公路电影在摄影上进行了很多创新，包括车内的360度旋转长镜头，并拍摄了规模浩大的警车追逐戏，而这部电影也是贯穿斯皮尔伯格电影生涯的一个主题第一次现身——不负责任的父母形象。这种人物后来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中频繁出现，这和他小时候父母离异的经历有很大关系，而他也开始将自己的情感和之后的每一部电影进行嫁接，因而才拍出了那么多既有娱乐性，又能打动人心的精品。
接下来，斯皮尔伯格赢来了他真正意义上的成名之作——《大白鲨》。斯皮尔伯格拍摄完《横冲直撞大逃亡》后回到环球影业，在制片人办公室的桌子上看到了一本未出版小说的校样，这本小说就是《大白鲨》。数家电影公司为争夺这部小说进行了竞价，最终环球影业赢得了电影改编权，当然作者也赚得盆满钵满。电影公司原本打算以100万美元的成本将这部电影拍成B级恐怖片，计划55天完成拍摄。但最终的成本接近1000万，拍了159天，一部分是由于斯皮尔伯格的完美主义，一部分是因为制作的机械鲨鱼经常出故障，导致拍摄断断续续。剧组内弥漫着悲观的气氛，这部电影也被好莱坞和电影公司讥讽为“一帮蠢货拍一部永远完不成的愚蠢电影”，甚至有剧组人员扬言要杀了斯皮尔伯格泄愤，尽管如此，斯皮尔伯格还是坚持了下来。此片拍摄完成后，斯皮尔伯格心力交瘁，影片的一些地方拍得并不完美，但约翰威廉姆斯的经典配乐和菲尔茨的剪辑让这部电影瑕不掩瑜，以至于后来拍电影遇到技术难题时，斯皮尔伯格就会说：“不用担心，到时候威廉姆斯配上大提琴的音乐，观众就看不出破绽了。”
《大白鲨》上映64天后，打破了当时由《教父》保持的票房纪录，成为截至当时票房最高的电影。初出茅庐的斯皮尔伯格一下子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明星导演，不过也让他感受到了巨大压力，因为他再拍电影的时候，总是有人问：“你觉得这部电影能超过《大白鲨》多少？”
大白鲨的成功才真正为斯皮尔伯格赢得了尊重和机会，不过也让他从此被认定为商业导演，七八十年代，斯皮尔伯格的确更多考虑商业因素，但也拍了《紫色》《太阳帝国》这样的野心之作，只可惜都未能获得足够公正的评价。直到《辛德勒的名单》，斯皮尔伯格才终于被艺术界认可，而名利双收的斯皮尔伯格此后拍电影更加洒脱，也更加注重艺术性。
斯皮尔伯格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源自他的电影既可以当做速食品，也可以仔细咀嚼，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就是如此了。《斯皮尔伯格传》中，就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倒推斯皮尔伯格本人，并用本人的经历和思想研究其电影的的内涵，也自圆其说，头头是道。
这部传记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写他成名前的经历，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写他在商业电影中摸爬滚打的经验教训，有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写他成熟之后的电影转变和艺术追求，每一个阶段的斯皮尔伯格都不同，每一个阶段他的电影也都不同，但有些一以贯之的东西，那就是他对电影的激情和执著。
斯皮尔伯格曾被奥斯卡忽视多年，但他知道“好莱坞总有一天会原谅我”，因而有了两夺奥斯卡最佳导演的经历；斯皮尔伯格也曾被评论界鄙视多年，但他也知道影评人并不了解他。内心深处，他仍是那个胆小的孩子，说：“我还是一个孩子，我不愿意面对这个世界，除非我和世界之间有一架摄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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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友
史蒂文小的时候非常喜欢在游乐场吓简妮。每当他看到简妮穿着裙子在外面的时候，他就会一把将她推倒在地，然后用脚狠狠地将她往泥地里踩。每天阿诺德·福尔曼下班回到家都会这样问他的妻子米茨：“那个混小子今天又干了什么？”
这位后来拍摄了《侏罗纪公园》的导演从小就对恐龙无比着迷。对于一个在哈敦菲尔德长大的孩子来说，这并不算稀奇，因为这个小镇正是鸭嘴龙的发现地点，近代发现的第一副几乎完整的恐龙骨架。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还小的时候，经常会有中小学生去鸭嘴龙化石的发现地点进行实地考察旅行。
“在慵懒的夏日午后，我们无聊的时候就会坐在房子一边的阴影下。我们五六个孩子聚在一起，史蒂文就会给我们讲故事。而且，他好像每次都能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会相信史蒂文讲的故事，因为他说得非常生动。他们会跟着附和，‘嗯，’‘真的吗？，’‘哇！’”
“我相信，里面有东西想出来，”他曾经说道，“有一次我直盯盯地看着屏幕上的雪花。我离电视很近，发现总有一些不同寻常的频道，一些很遥远的频道，电视机能收到信号，但没有画面，应该是一些500英里以外的电视台影像和鬼魂。”后来，斯皮尔伯格称《鬼驱人》是“我对电视的报复”。
史蒂文的父母担心他会因经常看电影或者没有约束地看电视而导致上瘾，便对他加以约束，直到他长大一些搬到亚利桑那州后才有所放松。在新泽西州让他感受最深刻的，就是在那段时间里他没法看电影，这使他很受打击。后来他说道：“我觉得促使我一直拍摄电影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不准我看电影。”
《外星人E.T.》是“一个我个人的故事”，斯皮尔伯格曾说过，“《外星人E.T.》和我父母离婚有关，关于父母离异后我的感受。我对这件事的反应就是逃进我的想象世界里。我有一个愿望，希望有位朋友，既能作我从未有过的弟弟，又能作离我而去的父亲。于是《外星人E.T.》诞生了。”
斯皮尔伯格从小爱读科幻小说，以至于他的同学说他“可能是H.G.威尔斯的儿子，不然肯定是儒勒·凡尔勒的孙子”。童年时的斯皮尔伯格还很喜欢看电视剧《阴阳魔界》，后来他不仅导演了电影版的《阴阳魔界》，还在新的电视剧版《阴阳魔界》中担任执行制片。
“一天我和四个朋友去一家在建中的大型现代购物中心，向平板玻璃扔石块。后来才知道，打碎的玻璃差不多价值三万美元。”为此，斯皮尔伯格背负了6个月“少年犯”的名声。
中学时拍摄短片《无处容身》时，“我们当时正在沙漠中拍戏，有人驾车经过，并向州警察报警说我们这些人成群结队戴着纳粹的头盔和枪。接着来了两三辆警车前来调查。”
“斯皮尔伯格是我见过最有天赋的摄影师，他知道他的想法需要以怎样的画面呈现。我不想表现得自己是他的老师，但我真心希望自己是。你要怎么教玛丽亚卡拉丝 唱歌？谁能教达芬奇？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就我看来，他是电影界最有天赋的人，不仅仅是当下，有史以来也绝无仅有。”
老斯以一部《安培林》和环球影业签约，为了回报将自己带入环球片场“参观”的希尔福斯，斯皮尔伯格问他想要什么，希尔福斯不求回报，只让他帮助其他的年轻电影人，并说他的要求就是“每次我们见面时都能拥抱”。从此以后，斯皮尔伯格每次见到他都会给他一个拥抱。
老斯以一部《安培林》和环球影业签约，为了回报将自己带入环球片场“参观”的希尔福斯，斯皮尔伯格问他想要什么，希尔福斯不求回报，只让他帮助其他的年轻电影人，并说他的要求就是“每次我们见面时都能拥抱”。从此以后，斯皮尔伯格每次见到他都会给他一个拥抱。
斯皮尔伯格觉得能签约仿佛“梦想成真”，他后来回忆道：“我终于可以展示我的能力。我不是为了其他人而做，我想为自己而做，也为了我自儿时起就相信的一切。我终于可以把脑中的故事化为现实。”
“电视对我来说不是艺术，只是工作。因为电视，我有一段时间不知道是否应该继续拍电影，因为我感觉像在做苦力，12岁时拍8毫米电影时的兴奋和满足都没有了。我没有了激情，电视会磨灭你的激情。直到我开始拍长片，确切的说是开始拍电视电影《飞轮喋血》 时，才再次找回了拍电影的乐趣。”
夏皮耶在公司食堂用午餐时，扎努克和布朗对他说：“我们准备把他拍成低成本的电影，大约75万吧。”夏皮耶对此表示怀疑，不可能只花费这么少。两位制片人考虑了一下，回答说：“也许100万吧。”后来，布朗承认：“如果再读一遍，我们可能永远不会拍这部电影了。这电影太难拍了”。
制片经理谢恩伯格到大白鲨片场探班，他与斯皮尔伯格共进了晚餐。晚餐结束后，斯皮尔伯格与编剧哥特列布“礼貌地离席，并去角落里打字，开始准备第二天的剧本，这绝对是个可怕的经历。‘天哪！剧本竟然是这样完成的？’我当时想，或许我们拍摄的零散镜头永远没法组成一部电影。”
大白鲨拍摄期间，超时三倍，机器鲨鱼总是故障，剧组人员对老斯十分不满。当时老斯甚至听到一个谣言，剧组人员打算在拍摄完成的当天淹死他。虽然这个谣言不见得可信，但他还是安排别人代为拍摄最后一场戏，自己提前一天离开了小岛。登岸后，斯皮尔伯格大喊：“老子再也不回来了！”
在《第三类接触》拍摄现场的无尽等待令特吕弗恼羞成怒，他觉得自己失去了兴趣，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去拍摄自己的电影。一天，在怀俄明州拍摄时，他对女演员泰瑞加尔大叫道：“光是直升机那场戏就花费了25万美元。有这钱我都能拍一部电影了，而且他们还拍了两遍！”
特吕弗在《第三类接触》得到了7.5万美元，在片场等待拍摄的间隙，他撰写了《痴男怨女》的剧本，并准备写一部《男演员》的书，但这个计划最终放弃。他说在片场的最大收获是发现剧组人员经常“背地里说导演的坏话”。
虽然特吕弗曾警告过斯皮尔伯格，说不能指望他“像专业演员一样又哭又笑”，但特吕弗“在许多镜头中他都超越了自我。多亏了这段经历，我发现了做演员的真正乐趣。我与其他演员一样，在每个镜头拍完之后都去找导演询问他是否满意。而且每当我达到了斯皮尔伯格的要求之后，我就感觉很满足”
1977年初，乔治·卢卡斯邀请制片人和斯皮尔伯格等几位朋友，在自己家中观看无配乐、粗剪版的《星球大战》，卢卡斯的妻子看得热泪盈眶，但布莱恩·德·帕尔马说：“这拍的是什么破玩意儿？”
星球大战上映时，卢卡斯很担心，因而和斯皮尔伯格躲到夏威夷度假，两个大男孩在沙滩上堆沙堡的时候，卢卡斯问：“《第三类接触》之后你想拍什么？”老斯答：“我想拍007.”卢卡斯说：“我有个比007还好的主意，主角会戴着软呢帽，拿个长鞭子。”
拍摄《一九四一》时，制片人约翰·维齐说：“如果你的电影要超支，至少要像史蒂文那样超支，他不是因为不小心或者不顾成本的拍摄而超支，史蒂文的目的是为了拍出最好的电影。”但这部超支六倍的电影并没有成为“最好的电影”，反而成了斯皮尔伯格职业生涯最大的滑铁卢。
在《夺宝奇兵》剧本创作期间，斯皮尔伯格和女演员艾米·欧文分手。这是斯皮尔伯格自父母离婚有遭遇的最严重感情创伤，他说：“我花费了这么多年藏在摄像机后，试图躲避生活的痛苦和恐惧。但在三十出头的时候，我经历了迟来的青春期。我没有逃过青春期的痛苦，只是拖延了它来临的时间。”
“对我来说，《ET》是我拍摄过的情感最复杂、特技最简单的电影，让我自己也感觉耳目一新。在《第三类接触》中有母舰降落的震撼场面，在《外星人E.T.》中，亨利托马斯的泪水就可以产生一样的震撼效果。”
在飞船准备离开的时候，艾略特和E.T.进行了最后一次能量交换，E.T.说：“走。”艾略特回答：“留。”没有哪一部电影的台词会像这段对话那样简单而动人。外星人和小男孩拥抱在一起，并且互相都最终明白，两种选择都是不可能的。随后E.T.说出那个他学到的用来表示疼痛的人类单词“哎呦”。
《外星人E.T.》是斯皮尔伯格电影职业生涯第一次不使用故事板拍摄的电影（除了包括特效的镜头）。“我认为故事板可能会抑制这些小孩子们的自然反应，”他解释道，“所以我可以不使用故事板，随性而为，让他们随性而为，让电影更加符合我的情感和直觉。”
为了防止电影被剽窃，斯皮尔伯格用《一个男孩的人生》的假名拍摄《外星人E.T.》，每个工作人员都要签署保密协议。女主角迪华莱士认为这样的保密行为“几乎到了离谱的程度”，她和自己的丈夫讨论这部电影都要先申请许可。即使是斯皮尔伯格的小猎犬去外景地的时候都要在颈环戴身份牌。
《E.T.》诞生了大量侵权的周边产品。美国音乐公司光在盗版诉讼上就花了超过200万美元，共打了200多个官司。其中最为过分的一例侵权产品是以“我与外星人E.T.做爱”为标题的唱片。艾略特用来引诱E.T.的瑞斯巧克力豆，在好时公司出资100万美元进行营销后，销售额迅猛增加了65% 。
《阴阳魔界（电影版）》拍摄现场发生事故，炸药爆炸，一架直升机坠落，导致现场一名演员和两名儿童群众演员丧生，电影的导演和制片人等被告上法庭，他们最终没有受到很大惩罚。反而是指证现场导演的摄影师被好莱坞冠以“麻烦人物”，只能转行去做了房地产经纪人。
《夺宝奇兵2：魔域奇兵》上映后，《人物》杂志影片人批评道：“家长们根本就不该让孩子看这种能造成精神创伤的电影，这简直就是以电影形式来虐待儿童。影片中福特还删了关（继威）的耳光，并且虐待卡普肖。这部影片里没有英雄，只有两个恶人；他们的名字叫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
斯皮尔伯格在《魔域奇兵》的外景地遇到前女友艾米·欧文，结果两人旧情复燃，生下一子后结了婚。斯皮尔伯格提到求婚时的情景说：“当时我们正在泡澡，马克思在地上爬着，艾米脸上还有东西。求婚过程并不怎么浪漫……我知道她会同意，因为她已经向我求了七八次婚了。”
1984年，斯皮尔伯格在环球影业内部为自己的安培林影业建了一栋大楼。复合式办公楼包括一个能容纳45人的放映厅、两个剪辑室、一个游戏室，还有配备专业厨师的厨房、体育馆、室外水疗会所，几个小花园，以及一个许愿池，里面立着《大白鲨》里鲨鱼的小雕塑。
1987年，作家理查德克里斯蒂安马西森来到这个高科技、戒备森严的安培林集团大楼，和斯皮尔伯格在花园里讨论电影项目时，“每隔一段时间，从石头或者树上就会传来声音：‘史蒂文，你两点半约的人到了。’很明显是石头中间夹的麦克风在说话，因为你会听到：‘史蒂文，你需要什么吗？’他会对我们说：‘伙计们，你们想吃冰棒吗？’然后他就对着空气讲：‘给我们拿三支麦根沙士口味的冰棒。’毋庸置疑，整个地方都在围着他团团转。”
老斯的长子马克思诞生的时刻非常离奇，当时斯皮尔伯格正在6月12日拍摄《紫色》中一个接生的镜头，这个时候艾米“给片场打电话找史蒂文，让接电话的人告诉他我临产了。他立马搁下了正在拍摄的很戏剧化的接生镜头，奔向电话，而我平静地告诉他：‘亲爱的，来帮我接生吧。’”
关于电影《紫色》，有一个普遍的误解，认为女主角家很贫穷，但“爱丽丝沃克在书中描述得非常清楚，那是一个富裕的中高产阶级，有自己的地产。整个装修、餐具、亚麻制品，都是从亚特兰大买的。作者曾说：‘我不希望这点被误解。他们是非常富足的。’剧组拍摄时也遵从了原著”。
对于《紫色》，斯皮尔伯格并无信心，而且犹豫了很长时间，他问制片人：“你不想找个黑人导演吗？”制片人诺西·琼斯说：“你不是火星人，但你也拍成了《外星人E.T.》，不是吗？”
戈德堡在《紫色》中被斯皮尔伯格激发出了超凡的演技，在斯皮尔伯格的众多影片中鲜有敌手，她用令人臣服的肢体语言和声调，将角色诠释得如此丰富而完整，也许只有在《辛德勒的名单》里扮演伊萨克斯特恩的本金斯利可以与她媲美。
戈德堡回忆道：“我们会用行话沟通，他会说：‘好了，乌比，等门像《杀死一只知更鸟》里面那样打开以后，你就像布拉德利那样做。’或者他会说：‘你知道印第安纳琼斯最后找到那女孩的那个场景吧？他那时那种如释重负的心情？我想要的就是那种效果。’”
对于《紫色》，斯皮尔伯格并无信心，而且犹豫了很长时间，他问制片人：“你不想找个黑人导演吗？”制片人诺西·琼斯说：“你不是火星人，但你也拍成了《外星人E.T.》，不是吗？”
斯皮尔伯格的祖上（曾祖父这一级别）是俄罗斯犹太人，遭到屠杀后，斯皮尔伯格这一支到了美国，另外一支则逃难到了中国，先在东北，后来一部分人去了上海。斯皮尔伯格在80年代率领浩大剧组来上海拍摄《太阳帝国》，竟然还有寻亲的意味。
给克里斯蒂安·贝尔讲解《太阳帝国》中将手提箱扔进大海的戏份时，斯皮尔伯格说：“你的生活是如此简单。曾经你的一切似乎都装在了这个小小的手提箱里，这个箱子里装的是你曾经的生活、曾经的个性。”
斯皮尔伯格自己这样解释《太阳帝国》中贝尔将手提箱扔进大海的情节：“在我眼中，这个情境是故事中最能够赚得大家的眼泪和同情的地方。因为这一天，是他童年的最后一天。从那一天开始，他就要进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他今后的生活中，不管怎样努力，都永远不可能回到这一天了。”
康纳利说琼斯与007的区别：“他们最主要的区别就在处理两性关系上面。印第安纳同女人交往时总会非常羞涩。在第一部电影中，当看到有女学生在眼皮上写着我爱你的时候，他就已经惊慌失措了。而詹姆斯邦德却会把所有对他有意思的女学生留下来过夜，甚至第二天早上共进早餐。”
于《辛德勒的名单》，斯皮尔伯格骄傲地说：“除了我，没有任何人能让制片厂同意这项拍摄计划。”斯皮尔伯格在拍摄前曾说：“我非常肯定地表示过，电影公司投资的钱一定是会打水漂的。”
在《急诊室的故事》讨论会上，斯皮尔伯格在闲谈中得知编剧之一迈克尔·克莱顿正在写一部有关恐龙的小说，当下要了样稿来看，并要购买改编权。后来，这部名为《侏罗纪公园》的小说引发各大公司疯抢，环球影业最终买下了版权：电影改编权150万美元，编剧费50万美元，分成另算。
辛德勒的故事是如何流传下来的？其中曲折很多。战后辛德勒一贫如洗，一名被辛德勒救下的犹太人决定为辛德勒募捐，为此跑遍美国，一遍一遍地向人们讲述这个英雄的故事。某一天，一个小说作家托马斯·肯尼利走进这个犹太人的店里，犹太人得知他是作家后说：“我知道本世纪最伟大的故事。”
斯皮尔伯格说：“我被书中角色所的自我矛盾特质深深吸引了，这不仅仅是关于犹太人解救犹太人的故事，或者是瑞典人、瑞士人去解救犹太人的故事，这是纳粹向犹太人伸出援手的故事……究竟是种什么样的精神，突然间驱使一个人，将自己从犹太人身上剥削的积蓄奉献出来，去拯救他们的生命？”
“一个威武帅气的纳粹分子拯救了我。他叫奥斯卡尔辛德勒，我不是唯一一个被他从格罗斯-罗森救出来的人，获救的还有我的妻子米拉。她是从奥斯维辛集中营中被救出来的。在我眼中，奥斯卡就如同耶稣基督。虽然他是耶稣基督，但他毕竟不是什么圣人。他饮酒无度，操纵黑市，生活一团糟。”
《辛德勒的名单》小说作者托马斯·肯尼利在好几个国家之间来回奔波，采访了将近50位“辛德勒犹太人”，以确保《辛德勒的名单》的真实准确性。“这也许只是一本小说，”他说，“但这绝对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为小说作者讲故事的大屠杀幸存者费佛伯格在1983年时和斯皮尔伯格见了一面，第一句话就是：“拜托了，请问你什么时候才能开始拍摄呢？”斯皮尔伯格回答道：“从现在开始，我要用十年的时间来完成这部电影。”
从1983年到1993年，斯皮尔伯格在这十年中不断推迟拍摄计划，因为大屠杀是他整个种族的悲惨历史，他要有十分把握才敢开拍。他说，推迟这个项目“一直让我处于内疚感的包围圈中”，因为费佛伯格不断地“提醒我，他已经是命不久矣”。
斯皮尔伯格曾为《辛德勒的名单》找过几位导演，包括罗曼·波兰斯基、马丁·斯科塞斯，甚至还有比利·怀尔德。波兰斯基曾经历过屠杀犹太人的历史，怀尔德的好几个家人都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但他们都没能执导。
1994年8月24日，卡曾伯格被迫从迪士尼公司辞职，他当即找到斯皮尔伯格：“咱们白手起家开个电影公司怎么样？”两个人一拍即合，而三个合伙人（再加上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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