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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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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雍学
本书的内容正如其题目所述：战争与和平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但联大九年（1937-1946）的大部分时间是与抗战（1937-1946）重合，而剩下的一年（1945-1946）并没有出现革命，所以我不得不怀疑作者是否标题起的有些问题，抑或作者认为，联大九年本身就是一种革命？
本书作者是一个外国历史学家。作为一个外国史学家，为什么会对遥远的中国的一个仅仅存在九年的学府花这么大的笔墨写一部书呢？作者在序中说：“因为联大自身的价值，也因为它可以丰富人们对于中国制度史的认识，所以值得一探究竟。”西南联大本身的传奇色彩可能使得每一个耳闻者都不禁赞叹，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作者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历史学式的研究，“因为它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知识史、文化史和政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超越中国的疆域，联大提出了普世性的重大问题：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孕育并坚持通才教育？促使一所大学完成使命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处境艰危之际，如何界定并阐明使命？在一个饿殍遍野、贫病交加、充满社会不公和暴政的世界，即使是‘正常’的年代，批判性思维、多元主义、宽容和思想自由的原则到底有多重要？虽然联大经验无法提供完满的答案，但至少可以启发人们去探索这些难题中某些隐秘的面相。”
本书资料异常丰富，不但有后人对西南联大的某些叙述，更有很多联大人当年的所写的文章、书信等。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亲自采访了一百多位联大的还健在学生和老师，以及一些相关人士。而这种访谈，使得本书的资料生动起来，当事人的感受可以表现出来。当然，作者并不是为了论证某个东西而隐藏资料，而是把受访者或其他资料中相反的意见都列出来，使读者看到一个完整的联大。在一个个客观的叙述并结合当年的人们的主观感受的故事中，西南联大的历史便生动地浮现在读者眼前。
除了资料上的优点以外，本文的文笔也不错，如在描写联大文法学院的一个驻地蒙自的南湖的风光时，作者这样写道：“岸边，尤加利树枝繁叶茂，垂柳婆娑动人，为湖景增色不少。四洲的矮山也从早到晚变换容颜。向晚时分，湖水倒映着落日粉红橘黄的霞光。这时，湖畔漫步是何等惬意。”作者并非小说家，但是其优美的文笔使得读者往往有身临其境之感，这也是这部书的长处所在吧。
联大精神是每一个联大的研究者都在追寻的问题。本书作者给出的答案是：个人主义和爱国思想。
个人主义好像一直都被人们误解为自私和功利，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在作者看来，这种个人主义变现为联大在各方面都“鼓励学生的自由选择”，“鼓励学生追求本色，展示真我”，“以异为常，包容个性”，“注重本质，拒绝裙带关系，推崇特立独行”。
而与这个观念相连的一个理念就是“知识界每个成员都有权力追求真理”。研究是自由的，没有人能垄断真理。“对于官方强制推行的正统观念，联大一概置之不理”。真理是在独立的研究和自由的辩论中产生的。
对于爱国思想，联大学生并不是支持执政者的政权，而是忠于国家，“反抗日本侵略、捍卫中华文化”。党和领袖并不联大人所尊敬的对象，他们所热爱的是中国的土地、文化和人民。
几年前，钱学森临终向中央的领导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的问题。与其说是疑问，不如说是对建国以来国家教育政策的质问。受过民国和美国大学自由学风熏陶的杰出科学家不可能连这种问题都看不清，而钱学森之问可能是对中央领导人的提醒。回顾九年联大史，钱学森之问应该是被完完全全地解答了。在一个学术受政治干预的国度，而各大学又受制于商业化的英美的所谓的大学排名的情况下，西南联大可能是指引当代中国大学走出困境的一个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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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
当历史成为传奇、当传奇变成神话，今天的人就只在那里以讹传讹。这是我们最容易也最喜欢拥有的历史观，无论是膜拜的还是唾弃的，众口相传都是以讹传讹。
神话也并不神秘，联大虽然是丰碑，但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一堂课一堂课讲出来的历史，也有政治之争，门派之斗，不缺柴米油盐、鸡毛蒜皮、男欢女爱、阴谋算计。
其实那个年代他并不是舆论主流，国家中坚，但一群人筚路蓝缕，坚持苦干，埋头上课，因此平凡成就伟大，坚韧铸成恒久。
其实，历史早就昭示，政治混乱的年代都是思想学术繁荣的时期，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无一不是。文人与政客正是爱恨交加，难舍难弃。
因此，胡适说，对政治保持距离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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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夏未
第一次在豆瓣上发书评，自知读书太少，所以不敢发表什么，这次算是为这本自己非常喜欢的书，结合6号北外的讲座，说说自己的感想吧~
一年前到昆明时专门去了云南师范大学，朋友说云师大风景很美，值得一看。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看看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旧址。当时我脑海中对于联大的印象大概就止于“一所很有名的大学”这样的概念，参观完后的印象就变成了对“一二九”运动的感叹，然后在旧校舍前闭目想象，也许当年闻一多先生就在这儿指点江山，杨振宁先生就在这儿埋头苦读。再然后？再然后联大就消失在了我的视野，再未被念及。
去年3月，易社强教授（美国）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在大陆出版了中文简体版，今年年初陆陆续续在微博上看到一些作者和读者的推荐此书，就把这本书列入了书单，但迟迟未读。直到上周，闻之易教授、饶佳荣翻译和周弘博编辑要来北外作讲座，才突然又提起了兴致，立马买了一本来看，想为听讲座打一点基础。结果，一看便停不下来了，这本书真的没有愧对大家的推荐。我读的历史书籍其实很少，无法评价这本书在历史研究上地位。但单单就西南联大的历史研究来说，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曾说这是“迄今最佳联大校史”。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来说，这觉不单单是一本讲述联大历史的书籍，更重要的是，它让我看到了一所理想大学应该拥有的姿态，一部全新角度的中国近现代史。
若为自由故
易教授在书中和演讲中反复赞美联大的“学术自由”精神。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一，为联大带了更加自由和开放的氛围。南开的黄子坚说“南开坚定如山，北大宽广如海，清华智慧如云”，可以想见这三所北方最有名的的三所大学合而为一，形成一所中国最好的大学也就不足为奇了。戴世光先生评价联大“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着重实干”，真是联大氛围的极好评价。
我惊讶于在重庆中央政府的重压和控制之下，联大依然能够保有自己的一份纯粹。教育部对所充满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大学忧心忡忡，对这些思想开放的优秀教授和学生虎视眈眈。一道道课程改革的政令传达下来，却被联大马马虎虎地执行着。面对重庆政府的“假教育之名，行政治之实”的行为，整个联大，无声却坚定地对抗着。联大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面对如此巨大的政治压力，为中国学术和中国知识分子保存了最后的尊严。
在易教授眼中，闻一多先生的形象在中国是被共产党渲染过的，与其说他是为了中国革命而献身，不如说是为了“言论自由”。如果他不说话，那么也就没有人想要害他，他可以选择不说的，但是作为一位知识分子，他不能容忍被剥夺话语权，不能容忍被剥夺的自由。我想在一个美国人眼中，为自由故才是更好的原因是显然的，但是考虑到联大一直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我觉得这个解释倒是很合理的。
联大的宽容开放之风很难得，在现在依旧如此。一所大学有那么多特立独行的教师，有那么多不同派系的观点，学生们火热地讨论、交流，这样的场景在今天的大学校园也很罕见吧。同学们显然已经对教室中出现另一位听课老师并且两位老师还会为问题而针锋相对的场景见怪不怪了。联大选课制度、教学形式和考核方式的灵活度，很多都是我们今天都不能及的。所以，在七十多年以后的今天，联大一次又一次被人提及、追捧，大抵是因为对现在高等教育的不满，嘴上说着联大怎样怎样伟大的同时，潜台词，用易教授的话说，就是“你看，现在呢？”
对于现状，不满归不满，我却还是充满希冀的。我想从北外剧社把《阴道独白》这部剧搬上舞台的那一刻，我就看到了北外的态度。我们还有老师坚定地反对着知识的狭隘的实用主义，竭力想传达更多的东西给我们。这是我们的幸运。我还记得英院的谢韬老师在讲座中的一句话，大概意思是虽然我们现在被各种条条框框所束缚，但还是希望大家能自由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很受感动和鼓舞。
大学中最新鲜的空气就是自由，不仅是知识，也是人生态度。不知道生长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是不是还能“为自由故”呢。
玉不琢不成器
来北外出席讲座的还有两位联大历史的见证者李晓老先生和张彦老先生，两位前辈是1942年考入联大的，同级同班上下铺，今年都已经有91岁高龄。我看到两位须发花白的老人，拄着拐杖，稳步走上台来。他们的声音已然不复当年的慷慨激昂，两位耄耋老人再不是七十多年前那穿梭在校园中张贴大字报、疾呼国情的青年学生了，可他们坐在那儿，语调平稳有力地讲述他们眼中的联大，犹如一株盘虬卧龙的古槐，古老、沉静，散发着悠久的芬芳。轻轻地从回忆中来，静静地讲述一段遥远的历史。
两位老人显然对当年的联大充满了怀念，言语之中尽是对联大的感激和骄傲。
张老先生说：“我进联大的时候就是一张白纸，对于政治啊什么的完全不懂，也没有参加过学生运动，他们（指室友）都是有过斗争经验的，在老师和同学的带领下，我也慢慢开始接触各种知识，自己找书看，后来也参加了很多学生运动。（毕业后）于是，我就当了一辈子记者。重庆谈判、开国大典等等，我都亲临现场。联大是我人生的转折点。57年的时候（反右派斗争），我自然也陷了进去，遇到很多困难，但就是没有低过头，没有放弃过，这也是联大精神给我的。”老先生说，毕业时的自己和刚入学那会儿已经是判若两人了，不仅仅是知识学术上的，更是思想上的。
李老先生说：“那时候（42年经济困难，通货膨胀严重时期），主要是家在沦陷区的学生比较困难，没有大后方的支持，比如我家是东北的，像他（张彦老先生）是四川的，就没有什么问题。那时候一天就吃两顿饭，午饭和晚饭，张彦就经常请我吃早饭，我想不能总让他请啊，就去附近中学做了教员。那时候学生做什么工作的都有，连半夜十二点放虎炮的都是联大的学生。”
艰苦的岁月锻造人的品性。之所以将两位老人称作活化石，是因为他们身上镌刻了岁月悠悠絮语，晕染了历史的讳莫如深。一块璞玉被艰难困苦打磨成一件美器，久经风霜而愈发醇厚，留存至今日，直教人越发仰慕和憧憬。
联大，作为那段历史的一个微观组成，同其他所有的历史条件一起，共同造就了战时教育的传奇。
以梦为马
偶然的发现和兴趣，让这位美国学者踏上了研究西南联大的漫漫长路。易教授的这本书准备了二十多年，教授说是因为自己工作效率低导致的，但是二十多年笔耕不辍也是让人肃然起敬的。他说，没有联大校友的热情支持，他是坚持不下来的。这本书，仅采访清单和注释就有五十页，这么庞大的工作量，进行二十年而始终如一，大概没有什么比这份坚持更可贵的了。简单的初衷和愿望，却默默为此工作了二十年，还不算最近为这本书的中译本所做的工作，这位已经退休的老教授，以身作则，交给我们坚持和纯粹。
也是偶然的机会，刚刚大学毕业的本书翻译饶佳荣遇到了这本书的英文版。为翻译这本书他放弃了自己的本职工作，被易教授笑称是“labor of love”，在没有薪水的情况下坚持完成了这本书的翻译。历史系出身的他，为了这本书，不断修改译稿，查阅了大量资料，努力寻找能够实现易教授不出“洁本”要求的出版社。将这样一本好书推向中国读者，也就是这样的愿望，带着这个青年，用时两年多，终成大梦。而这本书的编辑，也为这本书不删改地呈现在中国大陆读者面前做出了辛苦的努力。易教授说，若是这本书因为政治原因而删改了，那么就不出版了。在教授看来，为政治原因而妥协是有违联大精神的。
很多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清楚所谓的坚持是为了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呼唤梦想，当年的“美国梦”，今日的“中国梦”。也许家国大事太过遥不可及，那么儿时的梦想呢，是否屈服于无可奈何的现实了呢？
1938年2月20日，近三百名学生和教师，开始了从长沙到昆明的徒步长征。68天长途跋涉，跨越湘黔滇，翻山越岭，忍受着恶劣的气候和匮乏的物资，前面是一无所知的蛮荒之地，后面是日寇的节节迫近。即使这样，仍有学生写道：“敌人摧残了我们的艺术城，破坏了我们的象牙塔，可是毁灭不了我们的三千年来的文化种子。”这大概称为信仰也不为过了。支撑着这群学生和老师到达终点的，达到之后走向更高的地方的，也就是这种信仰。既不敢保证自己能“开万世之太平”，那么至少，作为知识分子，要“继往圣之绝学”。单纯得可爱，纯粹得感动。
在今天，联大精神，依然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信仰。也许，我还是可以相信，坚持下去，自由地生长，终究可以换回累累硕果。那些个隐约未成形的梦，也许是一次因缘际会，终将明晰起来，然后我们乘着它，踏花而来，绝尘而去。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最后，再次感谢本书的作者、译者、编辑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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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藏在
由于小时候在CCTV10看过一些有关西南联大的纪录片，这所大学虽已不复存在，但在我童稚的心里却对联大有着很强烈的向往之情。在网上搜索得知此书是了解联大校史的最佳读物，一直都很想买，只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直到前几天才买下并开始阅读。
在读此书之前，我的心中有三个问题：第一，为何被誉为“民主堡垒，自由灯塔”的联大竟容不下钱穆和钱钟书这两位鸿儒？第二，作者为何要为此书起这个名字？第三，作为一本由美国学者所写的中国历史著作，在书中会不会在史实上犯很多低级错误（这个其实很普遍）？大陆版会不会有所删改？译笔会不会比较偏向译文体而失之生硬？这几个问题，使我迫不及待的读了起来。
没想到，这本书看起来很厚，但页数其实并不与之相称，而且翻译的很流畅，并且台版和大陆版是同一个人翻译的；想必原版应该也是叙事生动且富有文采的吧，至少译者是这么说的。至于我很担心的版本问题，作者易社强在简体版序言中说：“如果读者朋友对这所大学有所了解，我想诸位一定会理解我的诉求……要是我同意以‘洁本’示人，岂不是对闻先生（指闻一多——引者注）所代表的联大精神的背叛？”在网上检索相关资料以后，也说确是完本无疑。只是在少数作者原没有打引号的地方，简体出版者还是加了引号并特地作了说明，此为无可奈何之举，且仅是微瑕，不害大义。至于说作者在史料收集方面的情况，书后的访谈清单和参考文献就有48页，占总页数的十分之一左右，作者自己也说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去搜罗史料。虽然还是有几处存在问题，但已经非常难能可贵。如此一来，我的第三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至于说我的第二个问题，虽然我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了觉察到了他的意思，但作者一开始并未直接亮出他的理由，直到第十六章最后一句才明白的显示：“四烈士的葬礼才过去四个月，尸骨未寒，随之而来的闻一多的死，标志着联大奋力守护的信念——不受战争和革命摧残的自由大学之梦——已成为明日黄花。”在结余的末尾也说：“……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坚持通才教育的宗旨与方针，西南联大在人类的奋斗史上已留下辉煌的篇章。”的确，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本身就含有自由之义，加上自五四以来三所大学的关注时事、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传统，以及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分别在教育自由、政治自由和学术自由三个层面上凸显了联大作为自由大学的价值与精神之所在。而现在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所谓“民国范”，各种牛叉哄哄的教授的趣闻轶事，以及像《未央歌》等一大批文艺作品所极力表现出来的那样一种浪漫氛围，无不体现了当下人们对这只有八年历程的自由大学的向往和追忆，也从侧面体现了对现实制度的种种不满。
不过，不仅如作者所写的那样，“CPC制造了一个神话，即联大的核心精神是在ZG的领导下塑造起来的”，还有其他人在制造神话，他们想把联大建构成一个完美而又梦幻的传奇。所有这些，都是作者所极力避免的。通过阅读此书，我更清醒地认识到：联大既有刚毅坚卓、弦歌不辍的一面，也有冲突激烈、脆弱无力的一面。师生的顽强乐观当然令我们倾佩，诸如在饮食稀少的情况下称清汤大葱为“青龙过江”，称含有大量杂质的米饭为“八宝饭”，甚至为了节约，“将尿酿成酒，再将酒化为尿”；在多方困扰下始终坚持高尚的品质和独立精神。但联大之艰难远远出乎我的意料。日军的惨无人道的空袭与大后方日益艰难的生计自不必说，但那些都还能扛住，真正要命的是多方政治势力的撕扯：重庆一直不能容忍如此“特立独行”的大学，通过学生贷金、渗入“三青团”以及征兵，后来还有直接的暴力屠杀等各种行为，千方百计的强化对联大的控制；长期重视学生运动的延安当然不会忽视这样一个焦点，早期有领导前来演讲，后来又有群社与重庆争夺青年，有剧团与政府唱“对台戏”，晚期又利用民盟与国府争夺第三势力；虽然昆明出于维护自身独立的考量，对联大多加保护，但随着龙云的下台，原本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民主堡垒”自然也没有了原来那样的自由，随着国内时局的进一步紧张而走向分崩离析。现在看来，钱宾四、默存二位先生的离去还不算什么，因为他们是个性上的自主选择；而罗隆基是直接被解聘，四烈士和闻一多则是被杀。尽管苦苦支撑，但还是对恐怖势力和革命势力无力抗拒。
不过，从联大自身来看，一些问题也导致了联大的悲剧结局。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知识人和下层民众的隔阂，联大无法解决；全盘西化和保存国粹的对决，联大不能完成。尽管以自由主义自我标榜，但联大竟无人重视洛克的学说，也不能包容马主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其中有些问题，仍然是现在我们需要解决的。
总而言之，联大的校史是可歌可泣的，正是因为其短暂的生命而被人们长久的追忆，正因为其追求自由的悲剧结局而鼓舞我们完成她未竟之事业。联大离我们很远，在抗战结束后就已完成使命；联大离我们很近，她的精神与我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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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间
读西南联大历史，说搬家收拾东西
当今时代，大多文化人对人文精神之沦落颇多微辞，对上世纪初的“民国范儿”充满向往，对那些民国学人的学问人格更是高山仰止，而西南联大的战时岁月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神话传奇。
美国学者易社强教授历时二十余年、走访数百西南联大校友、探访各处联大遗迹、搜集中美各地图书资料，完成40万字的《战争和革命的西南联大》，被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称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经饶佳荣先生翻译，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堪称一部考据严谨、细节生动的大书。作者自言“要是我同意拙作以‘洁本’示人，岂不是对闻先生所代表的联大精神的背叛”，殊为可喜的完整保留了原版书的态度，比如这样的话还能出现：“闻一多遇刺三年后，×××上台执政，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摧毁’联大的自由遗产。”（为应付网络小秘书比正规出版社还要严格的审查，山水以×××代替）。
作者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教授的高徒，将西南联大校史作为一个项目来研究，治学态度之严谨令人叹服，书后附的“访谈清单”“注释”“参考文献”“索引”就占了62页，但读来并不枯燥。因为他“把这个项目当作一个戏剧性的盛典，为此，我把个人的言行和性情置于极为重要的地位。我确信：一部毫无人文内涵的史书，只有一堆干巴巴的数据，必然是一部苍白的历史，不光读之无味，在论述的可靠性方面也会大打折扣，因为他忽略了生动的个体经验。”
全书四大部分16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联大的长征”和“战争与学术”。相比于知识人想象中对联大传奇的仰慕，该书第四部分将联大8年分为“希望的岁月”“坚忍的岁月”“考验的岁月”更为客观平实。1943年，蒋梦麟校长给胡适的一封信可见当时的艰难：“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孟真之创联大之议。～～我发狠时很想把你们三人，一人一棍打死”（P254）。堂堂的北大校长都想向胡适先生动粗，可见精神之灰心丧意。林语堂在联大演讲时形容联大学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了不得”的精神仍难免有压抑不住的痛苦，“不得了”的物质更是寒碜之极，穿衣吃饭住宿都是相当的艰苦，主食“八宝饭”有“动物、植物和矿物”，“联大的厨房是世界上最脏的厨房之一”、“用污水洗漱”等细节的描述可见当时居之不易。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能够坚持学术自由、捍卫通才教育并取得光辉灿烂的研究成果和杰出校友，端的是一个奇迹！
联大的“长征”也堪称壮举。占学生总数30% 的244名男生和包括闻一多在内的十几名老师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在一名国民党中将的带领下，从长沙到昆明1663公里，其中八成的路程徒步走下来，历程68天穿越不少蛮荒之地，一个不少的到达昆明，期间还收集了不少民歌传说和地质昆虫标本，知识人的长征的确不一样，“三千里路云和月”走出了一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别样精彩。
在“谆谆教诲 济济良师”中分别介绍了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在缺少科研仪器和基础资料的情况下，更加重视实验技能的工学院明显不如文学院、理学院更能出成果。联大期间，钱穆完成《国史大纲》，吴宓用英文写出《世界文学史大纲》，冯友兰写出《新理学》，金岳霖出版《论道》，王力写出《话语诗律学》，华罗庚发表二十多篇数学论文，吴大猷悉心培养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等。战争期间的西南联大坚守住了“学术自由”的本色，可敬可叹。
就像书中所言：“在战时环境下，毕生的学术成果可能毁于一棵炸弹，也可能消失在一次空袭警报的混乱之中”。社会学家李树青在某次空袭过后，发现房间被洗劫，包括公文包里一部20万字的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手稿。为预防这种灾难，金岳霖教授无论什么时候跑警报都携带着《认识论》的稿子，但这三十年的心血却意外失落，“很可能被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后来，金教授沉心静气重写70万字的书稿。
山水读书至此，感想颇多。这几日准备装修房子正在搬家收拾东西，十来年的功夫光是藏书集报就积攒了20来箱，还有大大小小的生活用品、儿童玩具、磁带光盘和纪念品等，看看哪个都能勾起不少回忆，翻来翻去也舍不得扔，收拾到后来，连自己都有点不胜其烦了。试想一下，假如身处那个兵火战乱时代，朝不保夕席不暇暖，跑警报时该拿些什么呢？哪些是安身立命的所在？哪些是独一无二的心血？空间有多大，东西就会存多多；时间有多久，岁月的痕迹就会有多长；包袱愈重，牵绊愈多，年齿渐增，心态渐老，哪些东西值得一生拥有？哪些价值需要我的存在去创造？哪些能够留下？哪些能够流传？
掩卷思之，扪心自问，前辈学人，望尘莫及，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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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3-6-4 21: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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