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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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天后，军部正式同意了这一计划，在这次最后的仪式性的会议上，首相小矶国昭在他的总结中直言不讳地说：“日本目前的情况确实危急，她已经到了从死神的嘴里夺取生命的关头，这不是靠智慧或者技巧就能够办到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全力以赴。”
　　 陆军清楚地知道，如果不能取胜，面临的就只有死亡或者屈辱。陆军的宣传机器散布恐怖的故事，大肆渲染盟军在进入欧洲的轴心国家时犯下了多少多少暴行。最高指挥部派出秘密警探搜寻那些胆怯者，有超过400个的著名人士被捕，因为他们有谈论甚至仅仅是想到过媾和的嫌疑，其中包括外交官和法官。那些没有（甚至没有能力）为全国的战备做出贡献的人，受到了言辞隐含的威胁。大阪的一个警察局长甚至公然地说：“由于存在全国性的食品短缺，本土还面临大规模入侵的危险，所以有必要杀死所有的虚弱者，包括老年人、婴儿和病人。我们不能允许日本因为他们而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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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当战争外衣的和平内阁-疯狂的岛国
　　 这天晚些时候，裕仁天皇在他的图书室里等着当选首相的出现。天皇筋疲力尽，近乎绝望。在夜里，他被失眠所困扰；在白天，他一直在阅读各种文件，包括大臣们的报告、各大使馆发来电报的汇总、美国广播的译件。后来他还看到了对于战争结果的坦率估计，木户幸一在以前一直出于天皇不应干政的原则而没有给他看。所有这些中最糟糕的就是他的人民所受到的苦难，这些在对被炸后东京的巡视中，他都已亲眼见到了。裕仁瘦掉了15磅，他的头发和胡子也显出了淡淡的灰白。
　　 将近10点的时候，天皇听见前厅里传来了许多人的窃窃私语声，这说明新首相已经准备登场了。于是他定了定神，使自己沉静下来。门打开了，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并深深地鞠下躬来。
　　 天皇脸上带着少见的微笑，手也微微地挥了一下，他示意铃木缩短一下他那些繁琐的问候语句。铃木贯太郎身着正式的晨礼服，恭敬地屈着肥胖的身体，他有着浓密的眉毛和滤茶器一样的胡子。对于天皇来说，他实际上是一个比父亲还要亲近的人。因为他曾经当过10年的内庭侍从，现在还是御前会议的首席。天皇除了在一些最正式的场合之外，都称他为“亲爱的叔叔”。没有一个首相能比铃木贯太郎对天皇更忠实尽力，也没有谁比他更受到人民的尊重。所有的这些品质都是国家需要的，因为日本天皇已经下定决心，无论采取什么办法，付出什么代价，也要赶在国家遭受到更大的痛苦和灾难之前迅速地结束战争。
　　 铃木贯太郎这次鞠的躬比以前还要深，他几乎是用恳求的语气陈述了自己不足以承担御前会议和元老们强加给他的重任。他的理由一个是他太老了，一个是他从来都对政治感到不舒服，还有一个是他更喜欢沉醉于中国先贤老子的哲学冥想中，而不愿意去做那些营营汲汲的行政和外交事务。最后他说：“况且我耳背得厉害，以致有时连陛下您的话也听不清楚。”
　　 天皇的回答十分温和，但也十分坚定：“你对政治的不熟悉成不了什么问题，耳背也没关系。因此，请接受这个任命吧。”
　　 他们两个人之间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和平或战争的字眼。出于传统的拘束，天皇不可能简单地说，“叔叔，找个办法顶住那些将军，求得和平吧”，但是天皇后来也承认他曾经有过这个念头，他确信铃木贯太郎能够理解他心里没有说出的意旨，并且付诸实施。然后觐见就结束了。
　　 如果说这位新首相真的揣测出了裕仁的和平愿望的话，那么他就把这个思想埋得太深藏不露了，以至于他选出的外交大臣东乡重德一点也没有发现。东乡重德当时63岁，他曾经在珍珠港事件时当过外交大臣，但是由于反对东条英机的政策，不久后他就离开了内阁。从此之后他一直就是秘密的主和派中的主要顾问。现在，退休在家的他被重新起用之后，期望着能得到内阁全力的支持以打开谋求和平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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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风”这个词用来指所有发动自杀性攻击的志愿者，不管他们是开着飞机，背着炸弹还是充当人体鱼雷。但是最能激发日本人想像力和牺牲精神的，还要数那些神风飞行员。这些自杀性的飞行员脖子里缠着白色的围巾，驾驶各种各样的飞机，通常在每架飞机里都装载着一个重达550磅的大炸弹。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大学生，只有20出头，这些学生在还没有毕业前就被征召入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人文学科的学生，理科的学生们被允许继续留在学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都是很有思想的年轻人，已经冷静地做好了为国牺牲的决定。
　　 当一个鱼雷艇基地的训练主管向他的手下提供一个机会，找人充当志愿者去执行自杀性任务时，他总会细心地解释说：“你们必须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作出选择。我保证，如果那些人的良心使他们不能赞同这种新的攻击方式，他们绝不会面临任何影响或者压力。请你们一个一个地到我的办公室来告诉我你们的决定，我向你们承诺我绝不向你们提出任何问题，或者要求做任何形式的解释。”班里有一半的人志愿参加，大约有150人。其余的人拒绝了，但也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或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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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东条英机隐含性地威胁说，陆军要“走它自己的路”，这些政客们再次避开了进行战和抉择的责任，选择了一个妥协性的首相候选人，这就是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他既不是主战派，也不是主和派。铃木既不属于任何派别，而且还是一位日俄战争中的退休英雄，他受到了其他领导人的广泛尊重。但是他已经近80高龄，而且没有当首相的欲望。即使在木户幸一苦苦哀求他“为了拯救国家”而去担起这个责任的时候，他仍然十分不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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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莫斯科的终结者-疯狂的岛国
　　 最后，铃木贯太郎重新和东乡重德一起坐下来，他简略地说：“在战争前景的问题上，我对你的看法很满意。”
　　 这个含糊的保证说服了东乡，使他觉得自己可以放开手脚进行外交活动。于是他接受了任命，并且马上着手进行谈判，以防苏联和日本开战，同时也为了确定苏联是否会在日本和西方盟国之间进行和平调停。但是东乡还是对于首相是否会致力于和平表示怀疑。
　　 毫无疑问，铃木贯太郎首相关于战争的公开讲话，给日本人和全世界留下的印象是：他和任何其他的军国主义者一样好战。在他的第一次公开广播讲话中，他宣布：“我的国民们，时间已经到了。无论男女老幼，每个人都应该振作精神，准备迎接即将发生的事情。按照我个人的愿望，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投身于战场，奋勇前进，哪怕是踩过自己人的尸体。我将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天皇的利益。”后来他又在帝国议会中说：“日本的人民都是皇室忠诚服从的仆人，如果天皇制度被废除的话，他们也就失去了所有的存在意义。因此，无条件投降就意味着一亿人的死亡，它使我们除了继续战斗直到最后一人之外，别无选择。”
　　 铃木贯太郎摆明了姿态，陆军司令部也在为最后决战制定着越来越多的疯狂计划，而同时外务省的外交人员们也在不辞辛劳地努力奔忙，争取海市蜃楼般地与苏联调停。他们的要求一再遭到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断然拒绝。由于前首相广田弘毅也曾经担任过驻苏联大使，他被派去和新的苏联驻日大使、年轻的雅各布·A.马立克进行接触，再次努力争取延长《苏日中立条约》，并寻求和谈的可能。
　　 6月3日，广田弘毅在箱根的一个温泉疗养地会见了马立克。酒足饭饱之后，两位外交官闲聊起了如何使两国的关系向着一个更友好的层次迈进，谈话亲切和谐，但是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广田向他的上司提交了一份十分乐观的会谈报告，但是当他试图在苏联大使馆和马立克再次见面时（在莫洛托夫命令许可的情况下），却突然生了一场重病，无法进行会谈了。
　　 天皇亲自下令要广田弘毅坚持下去，但马立克直到6月24日才答应会见。这一次广田弘毅接到授权，向苏联许诺说，可以用日本费力夺来的东南亚的矿产资源作为交换，以订立一个新的盟约。
　　 但马立克仍然无动于衷。6月29日，广田弘毅再次来找他，这次他带着名副其实的全权委任，并且提出了一项正式的提议，要求签订新的互不侵犯协定。马立克告诉广田弘毅，他将派通常所用的穿越西伯利亚的信差将这份提议送到莫斯科。但是在莫斯科，当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两次试图提起广田-马立克谈话这个主题时，莫洛托夫都装作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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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兵们星期天可以正常地休息，但他们没有钱进行远离基地的活动。一个士兵每月发的钱只相当于1.26美元，什么也买不了。而且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士兵们都被希望能把钱积攒起来。如果一个士兵或者军官（中尉每月的钱是16.10美元），在连队食堂胡乱花钱，大肆购买香烟、糖果、面条、啤酒或日本酒等物，他的行为会被认为是恶劣的，因为这不太像武士所应该做的。
　　 除了共处在一个严厉的日常制度之下外，日本的军官其实和他们的手下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军官中的大多数都来自于中下阶层，在社会地位上和他们那些出身工人和农民背景的手下相去不远。反之，新兵中的许多人由于想找一个工作或学一门生意，在少年时代的早期都读完了正式的中学，而军官中大多数上的却是“幼年学校”（即军事预备学校）。尽管所有的男性小学毕业生都有资格参加全国性的军事学校入学考试，但在大战刚开始的时候，60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能通过考试。后来，随着对军官需求的增加，入学的标准放松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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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的农活都落到了妇女的肩上，农民的妻子、母亲、女儿甚至祖父母都要出来劳动。小孩子和少年们在暑假及学校假日期间也帮助进行除草及其他的琐碎农活。当然，有一些年轻人没有把这些活当回事。一张横滨的报纸在1942年6月报道说：“农民们抱怨高中学生们本来应该帮助收割大麦，但他们常常把干活当成儿戏。他们并没有显示出多少对农活的喜爱。”
　　 但是，随着劳动力短缺的日益严重，正在上学的孩子们在农业生产中扮演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截至1944年10月，在200万的在校学生中，有许多人都参加了志愿小组下田工作。有时候整个城市的学校都下乡劳动，而由于很多天都呆在田里劳动，压力巨大的老师们试图压缩课程。
　　 从1943年开始，政府向农民身上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它要求农民上交额定的大米、小麦、大麦和土豆，这些定额根本不考虑由于病害、天气和肥料短缺等原因造成的欠收。那些产量较低的农民不得不将所有的粮食都交给政府，然后又不得不申请口粮来维持家庭的生活，处境十分可怜。
　　 作为对这种官僚强行掠夺的回应，农民开始控制交给口粮管理部门的粮食数量。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农民囤积粮食导致了通过官方渠道分配的数量减少，城市居民就被迫直接从农民手中直接购买；物价就上涨，货币贬值，农民就开始要求用衣物、厨具、烟草以及其他紧俏商品来交换他们的农产品。
　　 周末的时候，公路和铁路上都挤满了城市居民，他们大包小包地提着自己的所有物品到农村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换取芜菁、包菜、红薯和大米。一位东京的中学生沮丧地看着她的家人把他们十分珍惜的财物拿去换了食品。她说道：“我们先吃掉了妈妈的结婚礼服，然后又吃掉了自行车，接着是缝纫机，然后我们四处观望，说着：‘我们还有什么能吃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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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次深夜的会面中，东乡重德小心翼翼地问铃木贯太郎，他对战争进程有什么看法。铃木很平和地回答：“我想我们还可以再坚持打上两到三年。”东乡感到震惊和难以相信，他举出日本物质匮乏的实际情况反驳铃木对于日本精神力量的顽固迷信。铃木对他的说法不屑一顾，一点也听不进去。最后东乡感到极度无奈，他对铃木说两人在战争前景上的观点分歧太大，没办法进行合作。于是他谢绝了外交大臣的任命。
　　 铃木贯太郎不同意他的推辞，两个人又苦苦纠缠了半个小时。铃木先觉得累了，于是他们就分手了，约定第二天晚上再接着讨论。
　　 第二天，也就是4月6日，东乡重德接到了一大堆的恳求，全都来自那些元老和天皇的御前会议成员。他们请求他接受外交大臣的职位，向他保证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铃木贯太郎就无法开窍，并且认为只有靠他才能改变铃木的观点。木户幸一的私人秘书给东乡打了个电话，大着胆子透露了一点天皇的决心，他悄悄地说：“在我看来天皇正在考虑要结束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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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分钟之后，这个男孩死去了。政木太太后来写道：“我那善良聪明的小儿子永远都不知道他的爸爸已经死了；而他的爸爸也永远都不知道他的孩子会那么快地随他而去。”
　　 轰炸一直持续下去，直至看来再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去炸了。到7月份，美国人已经在日本投下了将近90000吨的炸弹，有26个城市的共127平方英里的土地被烧了个精光，大约有250座建筑化为灰烬。日本全部的生产量降到了1944年时最高产量的40%，煤产量减少了一半，炼油量则降到了15%，飞机发动机产量降到了25%，军械和炸药产量降到了45%，铝产量则更跌至9%。
　　 到7月底为止，有将近50万日本人死于空袭，有1300万人失去了家园。还有难以计数的人死于营养不良、肺结核以及其他由无家可归和食物不足带来的疾病，这些人并没有包括在以上的伤亡数字里。
　　 在城市里，生活就是一系列简陋的暂时凑合。东京的人口从1940年以来已经减少了大约400万，现在剩下不足250万人。他们居住的城市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堆小村子的集合体，这些村子围绕着水井、沟渠，成片的砖瓦房，铁路终端以及少数未受破坏的地区，以它们为中心而建。自来水和煤气总管线被炸得稀烂，根本无法修复。人们从古老的水井里打水，在地火上烧开，陆军发放了一些他们积存的大米，但这根本就是杯水车薪，何况里面还混着秕谷和草籽。人们在任何能找到荒地的地方争相开垦出小片的菜园，他们还诱捕在废墟上觅食的海鸥。几乎没有任何车辆或者自行车剩下来，偶然能看见烧炭的卡车和轿车在行驶。只有很少几条主要道路上的瓦砾被清除了，因为剩下的人不足以完成其余的工作。
　　 有一项还能维持一些正常状态的东西就是全国铁路系统，而政府能够为无家可归者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免费坐火车到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肮脏不堪、灰尘满面的逃难者们像惊弓之鸟一样成群涌向各地的乡村，使本来已经人口过剩的农村更加拥挤。
　　 无论生活在哪里，东京和其他被炸城市的人们现在都怀着一种超越了爱国主义的激情。记者加藤益雄记述道：“在普通日本人的心目中，充满着对美国袭击者的仇恨和痛苦，他们把老人和婴儿都变成了战争残骸中不可辨认的焦黑尸体。”
　　 一位被俘的美国飞行员被蒙着眼睛，手被绑在身后，站在他的救生衣和充好气的救生筏旁边。地点为神户。
　　 在神户港附近的兵库县，日本士兵在一次空袭之后检查散落于梯田中的一架B-29的残海
　　 1945年6月，大阪闹市区在燃烧弹的破坏下变成了一片巨大的瓦砾常甚至连街道都不可辨认了。一位幸存者报告说：“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成了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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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下船只或火车的时候，运送者就在脖子里围上一块白粗布来支撑骨灰盒，如果运送者过去一直都是坐二等舱旅行，那么这一次他就以绝不坐一等舱来表示对骨灰的尊敬。
　　 当骨灰送达的时候，死者家庭的朋友和住在一条街上的邻居们都会前来吊唁。如果有几个士兵的骨灰同时送回来，就会举行一个联合的葬礼，家人把阵亡士兵的照片周围围上黑色的带子，放在当地佛寺的祭台上，然后在照片前面摆上水果之类的供品，并且烧起香。当骨灰被安葬在神道教的墓地中之后，每个死者都被认为已经变成了日本经典神话中所说的神人。
　　 随着日本在战场上的失利，陆军和海军发现要将阵亡士兵的骨灰运回去变得越来越困难。东京一个街道协会的负责人藤野广回忆曾经向他的会员们宣读一个令人压抑的声明：“奉劝那些即将前往最前线士兵的家人保留其头发或者指甲，以防在其人光荣牺牲后什么都没有留下。”
　　 一位“民族英雄”的简朴墓碑
　　 “爸爸，我要为国而死”
　　 “在游戏时间训练的娃娃兵们”
　　 鼓舞勇敢精神的神话
　　 二战中的最大一次送行会
　　 新兵训练中的制度化暴行
　　 通向富士山的死亡进军
　　 意味深长的久贺少佐自杀事件
　　 “对一位英雄灵魂的凭吊”
　　 在一队海军军官的护卫下，日本战时的显赫人物———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的骨灰由一辆炮车运往东京的日比谷公园中的帐篷。这是为他1943年的国葬专门搭建的。
　　 来栖良大尉是一位日本陆军航空兵的实验飞行员。对于两种不同文化的混血儿永远不会在任何一种文化中找到归属这种说法，他表示不能同意。他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日本人，也是一个极端的爱国者，尽管实际上他的母亲是一位美国人。他的父亲就是杰出的外交官来栖三郎，在战争爆发前，他曾经在美国为和平进行了谈判。
　　 虽然，来栖三郎夫妇给他们的两个女儿进行了西式教育，但他们决定来栖良应该只在日本的学校上学。在20世纪30年代，当他们一家人在欧洲的众多首都不间断迁移时，来栖良就在日本的技术学校上学，先是读工程专业，后来又读了飞机设计。毕业之后，他参加了陆军航空兵。
　　 整个大战期间，陆军的那种缓慢的学究式的新型战机研制方法，越来越狠地磨炼着来栖良的性子。作为一个试飞员，他把自己每一分钟的飞行时间都投入到了新战机的创制中，他期望这种战斗机能够挑战美国的B-29。但是到了1945年2月16日，来栖良的工作却不得不中断了。在一次单独飞行中，他拦截了30架航母起飞的美国飞机，击落了其中的一架，然后他被其他的美机发现，并被它们驱逐。他的飞机被严重毁坏，他本人也受了致命伤。来栖良奇迹般地返回了基地，在死去之前，他交出了一份关于这次遭遇战的完整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