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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1年底,当我们在坦盖尔的两年试验行将结束的时候,中央银行要求其会员商业银行的董事经理们对格莱珉的工作做个评估。他们的反应使我困惑:他们把格莱珉的成功归结为一个因素——我本人与我的工作人员的敬业献身。他们仍然确信,格莱珉的概念是无法扩展的。
“格莱珉并不是一家真正的银行,”一个经理说,“格莱珉的工作人员都不坐在办公室里按银行家的钟点上班。他们日复一日地工作到深夜,并且像童子军那样挨家挨户地去做工作。这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复制的模式。它过于依赖尤努斯教授的人格品质了。我们不可能在每一个分行都有一个尤努斯。”
我很愤怒。凭什么我们努力工作却要受到打击呢?这些总裁们拒不承认格莱珉建立起了一个可能引发银行业本质的革命的新型银行架构,一种新的经济概念,而是不断地试图把我们的成功归结于我个人与我的工作人员的自身努力。这与两年以前我们在乔布拉村进行很小范围的试验时我所听到的反应,一模一样。
第六章从乔布拉扩展到坦盖尔穷人的银行家但是这种遁词掩盖着一种更大的忧虑。这些商业银行家宁愿将大笔的钱借给很少数的客户,而相反的,我们以拥有众多贷款者而骄傲。我们的年度报告列出了成千上万笔小额贷款项目,都被用来做各式各样新的生意:从脱粒到做冰淇淋的棍,做黄铜贸易,修理收音机,加工芥末油,或是培育榴莲。
环顾着围桌而坐的这些表情严肃的人,我接受了他们的挑战。“好吧,”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把我们的试验扩展到一个很大而分散的地区呢?你们尽可挑选能够找到的最贫穷、最边远的地方吧。要确保地域分散,相隔很远,那样,我就根本不可能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了。”
我拿起纸笔,当时就画出了一个格莱珉试验的五年扩展规划。我还向中央银行承诺,不会要他们花一分钱。我们从别处筹集实施那一规划所需的资金。
自从在吉大港执教时起,在我要求支援时总会有一个国际组织来支持我。这就是福特基金会。林肯·陈(Lincoln Chen),史蒂芬·彼格斯(Stephen Biggs),彼尔·富勒(Bill Fuller),还有其他人,支持了我们的事业。在那个特定的时期,福特基金会对我们的试验尤其感兴趣,并积极帮助我们消除那些商业银行家的疑虑。当时福特基金会驻孟加拉的代表亚德里安·杰曼(Adrienne Germain)请了两位美国银行家做顾问,对我们的工作进行评估。玛丽·霍顿(Mary Houghton)与罗恩·格齐文斯基(Ron Grzywinski)都来自芝加哥南岸银行,他们到达卡访问我们,还去了许多村子访问,看到的东西使他们深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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