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风云 <德>特奥多尔.蒙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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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前言．
《罗马史》与《罗马风云》
王  建
   

当我们放下手中厚厚的一沓译稿，那远隔千年的罗马风云似乎就在眼前，而本书的著者，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
却渐渐地变得模糊。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行列中少有的历史学家，蒙森无论在历史学界还是文学界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在罗马史研究领域，这一研究被明确地划分成豪森以前与蒙森以后两个时期，看来我们不应怀疑，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划时代的学术巨擘。可是当我们读到他的遗嘱时却不由得产生另一个印象。蒙森在遗嘱中禁止他的家春发表关于他的生平传记，也不许为此提供书信与文献，至多只许将这些材料交由某公共机构保管，三十年之内不得对外公开。他自认为在一生中虽然取得了一系列表面的成就，但是并未达到应有的目标，只是外来的偶然使他跻身于历史学家与语文学家的行列，其实无论是他的天赋和爱过曲教育都不足以使他负此盛名，他始终觉得自己名不符实，事业未有所成，这种痛苦在他的一生里自始至终伴随着他。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不禁使人感到迷惑。仅仅以谦虚作为解释显然是不移的，它迫使人们提出问题；蒙森究竟是不是一位开一代学术之先的人物？他的作品，尤其是《罗马史》究竟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这两种评侨究竟孰是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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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罗风云
    读过蒙森的传记可以发现，蒙森终其一生埋头于古罗马研究，其研究几乎涉及古罗马的各个领域，在古罗马法律学、铭文学、钱币学、犏年学以及古罗马通史方面他都膏极深的造诣。追溯蒙森的古罗马研究，可咀一直溯及他在基尔大学攻读法律之际。在这一时期里，他不仅萌发了研究古罗马的兴趣，而且还初步奠定了他的研究方法的基础。按照他后来的观点，研究历史并不需要历史知识与方法的培训，而只需掌握两j]知识——法律学与语文学，除此之外就要看研究者本人是否得到克里奥这位历史奇神的垂青，没有天赋的历史学家根本无权跻身于科学家之列，至多不过是一个匠人而已。蒙森幸人正是在这两"J知识的引导下，辅以实地考察和材料积累，逐渐步入了古罗马研究的殷堂，至于克里奥女神是否对他有所眷颐则正是在此要探讨的问题。纵观蒙森一生的诸多著述，暂且不计诸如《那不勒斯王国铭文集》(185 2)，《下意大利方言》(1850)和《罗马币制史》(1 8 60)等大量的研究性专著，仅就对罗马史研究产生根本性影响的巨著便已巍巍可观。《拉丁铭文集成》雌搜集所有的古代拉丁铭文并加以整理为宗旨，由普鲁士科学院组织实施，自1853年开始就委托蒙森负责这一工作。似不仅负责组织，而且亲自参与了大量的编写工作，直到1 903年去世。这部《拉丁铭文集成》自1863年起开始陆续出版，它为后来的古罗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罗马国家法》 (18 71-1888) -书是囊森从击律角度透析历史的代表作，某些评论家甚至将它的地位置于《罗马史》之上。‘最后一部力作是《罗马刑法》(1899)，这时蒙森已是82岁的高龄。或许应该感谢命运的眷顾，让这位历史学家得享高寿，从而能够将他的研究成果全部奉献蛤大众，但是情形并非完全如此，至少表面上看来尚有一丝遗憾，这就是尚未提/的《罗马史》。蓑森的这部代表作无论在外表和内容上都表现出未完成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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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陆续发表的第一卷至第三卷描写了自罗马建城至恺撒独裁的历史，1 886年的第五卷则以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诸行省状况
作为描述对象，告缺的第四卷应该展现罗马帝国时期的历史，但由于后文中犄谈及的原曰迟迟未曾动笔，最终成为一个“历史（学）的遗憾一。
    若将目光投向《罗马史》的创作过程就会发现，蒙森动笔创作《罗马史》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可以看作是一次偶然的外来机遇。在一封致古斯塔夫·弗莱塔格的信中蒙森描述了这一过程。在蒙森到莱比锡大学担任教授之后，他曾为公众作过一个关于格拉古斯变革的报告，与他熟识的魏德曼出版社老板K．莱默尔和希泽尔因此而受到启发，于是委托他撰写一都罗马史，作为他们正拟出版的希腊史的姐妹篇。这时的蒙森无论是作为作家抑或学者都还毫无名气，更不必说作为历史学家，当时他的专业不是历史学，而是法律学，曰此这里首先应归功干出版商的慧眼与努力，使得后世能够有幸读到这部皇皇亘作。在开始时连索森自三也感到踟嚼不定，他担心自己不能胜任，甚至曾建议出版商另觅一位更为合适的人选。但是当他一提起笔，创作的激情就攫住了他，在短短数年的时间内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便出现于读者面前，而且从垒部出齐到他击世都未曾做过重大修改，正如他所称也不必僦重大修改。蒙森创作《罗马史》得益于他早年对这一领域的兴趣与钻研，得益干他在意大利的实地考察，但是这一切只是奠定了创作的基础，在创作过程中他做了大量的进一步的查证与研究工作。《罗马史》不像他起初所想象的一样只是“描写，而不是研究”，从蒙森在创作期间的书信往来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件难以言述的嚣张艰苦的任务。搜集、查证、研究、撰写、誊抄、校对，并在第三卷f+印之前列第一卷进行了全面修改，这一切都是在六年中完成的，与此同时他还进行着一系列专门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著述。在创作过程中，这项工作有时甚至使他感到是一种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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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史》全书包括第一、二、三、五卷，《罗马风云》仅是摘译了其中的第三卷，译作删去了本卷中论宗教、教育、文学与艺术的第十二章（译出的该卷根据漓71出版社的建议将书名定为《罗马风云》）。这部著作的前三卷构成一仑整体，描写自罗马城的出现直至恺撒建立独裁统治近七百年的历史。蒙森将这三卷分成五部，分别描写国王时期，意大利的统一，征服迦大基和希腊诸城邦，变革时期和建立军事君主制诸过程。其中前三部构成一卷，后两部则各自单独成卷，其中尤咀单独构成第三卷的第五部分量最重，厚达630页的篇幅详细描述了在罗马历史上最激烈动荡和最辉煌灿烂的关键时期，由恺撒、庞培、克拉苏斯组戚的“前三头”彼此之间纵横捭阉所酿成的风云变幻的图景，这是选译这一卷的主要原因。在谜三卷于1854-1856年陆续出版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长期的停顿，直到1 886年蒙森才推出了第五卷，这一卷与其说是《罗马史》的一个部分，不如说已是独立戚曾，它全景式地描写了罗马帝国时期诸行省的状况，它的开拓性贡献极受后世古罗马研究者的推崇，但在结构、布局和风格谙方面都与前三卷大相径庭。蒙森在创作《罗马史》之初就开始研究的罗马帝国时期在这本巨著中竟告阙如，这不仅表现在内客上，而且在形式上也十分鲜明——垒书缺少第四卷！
这个历史（学）之谜诱使后人做出了无数猜测。笔者认为，这个谜不是蒙寐一时意气用事造成的，它来源于更罐的层次，与我们一开始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考察一下蒙森对这一问题所做的解释，不难发现他从未对这一问题做出正式解释，而只是在信件或交谈中随意地提到各类不同的原因，这些原因彼此大相径庭，莫哀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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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哈纳克说，因为结识哈纳克过晚，所以未能尽早地理解基督教这一现象；在某次谈话中他又提出，他始终未能弄清罗马文明衰亡的原团；在某封信中他提到，他担心第四卷不会有前三卷一样的反响，很可能至多只是得到“行家的赏识”}他也曾说过，他毫无激情去描写恺撒之死；在去世前不久他又解释道，《拉丁铭文集成》的工作占去了他的时间，使他无暇顾及《罗马史》的完成。    以这些说法为依据，产生了后来诸种不同的解释，笔者认为可以将这些解释分成两类，一类认为蒙森不愿创作描写罗马帝国时期的第四卷，其原固也许是由于他热爱共和制，厌恶帝制，这一态度表现在他当时的政治立场上；或是由于他把恺撒视为理想中的英雄，不愿让恺撒在自己的笔下死去；或是由于他担心此卷不会有前三卷那样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另一粪则认为蒙森没有能力创作描写罗马帝国时期的第四卷，这j履观点认为他不熟悉和掌握帝国时期的材料，尤其是未能掌握关于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的材料。最后还有一种独发奇想的观点，认为蒙森未出版第四卷是由于这部分手稿在1 880年的一次失火中被烧毁的缘故。
    在上述各种观点中，也许或多或少地蕴含着某些真实原因，但是笔者认为即便如此亦只是一些表面原田。蒙森确实常常根据个人爱憎来叙述历史，但是这种个人色彩R涉及如何叙述，而不涉及是否叙述；至于为反响担心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值得深究的是为什么蒙森会对第四卷有此担心，为什么他无法像创作前三卷时一样放心地创作，是作为创作者的蒙森还是作为接受者的读者发生了变化。同样，材料掌握不足亦只是一个表面原因，从蒙森的信件里可以得知，他在开始创作时最初接触的就是罗马帝国时期的材料，而且他的第五卷也是描写这一时期，许多罗马史研究者都承认蒙森掌握材料之广博是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为什么当蒙森己成为罗马史研究的权威时，反而不像他在初撰《罗马史》时一样无所畏惧了呢？在开始写《罗马史》时他至多只是一个初窥i_J径音，那时没有人（包括他自己）担心他材料匮乏，而现在不仅他人，而且连蒙森自己也缺乏自信，自认为尚未掌握必要的材料，这样似乎又回到了同一个问题，莫非由于时代的变迁，蒙森与这一代人都发生了变化？至于说无暇顾及更是表面原目，自1856年第三卷出版至1 903年蒙森去世，他的著述教不胜数，为了这些专门性研究放弃了《罗马史》第四卷的创作，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至此笔者认为答案已昭然若揭。从十九世纪上半叶到下半叶，历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罗马史》第四卷的告缺若赦在这一背景中来分析则显得一清二楚。
    在十九世纪中叶，历史学从历史哲学走向实证主义。原来的历史哲学学派被看作是凭空臆造，他们的普遍历史观被看作是虚幻的梦想，自康德以来历史学家描绘的人类进步的普遍进程被看作是一种理想中的世界，于是历史学家渐渐转向运用考据和查证的手段去搜集和整理历史材料，恰如科林武德所归纳的，他们遵循的准则一是微观研究，二是客观研究，即一方面排斥对历史傲全面的研究与描述，另一方面又反对在研究中掺入研究者的一切主观成分，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蒙森主编的《拉丁铭文集成》才会闻世，而《罗马史》的第四卷却成为永远的遗憾。
    自汤目比和科秫武德起就出现了下述的尝试：脱历史学观念的变迁来阐释第四卷的告缺。笔者赞同这一说法。从蒙森那里也
能清楚地看到这一变迁的痕迹。可蹦把《罗马史》的前三卷看作蒙森前期的代表作，这部著作鲜明地表现出他出色的驾驭通史的能力和充满感情色彩的描述，这一切在他的后期几乎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对历史编纂学的疑虑。如前所述，后期的蒙森认为历史编纂学只需要语文学和法律学基础，此外就要靠历史女神的青睐，这一观点似乎是对历史犏纂学的贬低，其实是神化了历史编纂学，它使得蒙森踌躇不峡，无法动笔写第四卷。这时的蒙森己不是初撰《罗马史》时的蒙森，虽然他在古罗马研究领域已赢得了同行的尊敬，但是他感觉到《罗马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与那个时代密切相连的历史学观念也已一去不复返。他曾在1 873年忽生念头，打算离开柏林前往莱比锡，去寻觅撰写前三卷时的灵感与激情，以求完成《罗马史》垒书，但是即便他去了莱比锡，想来也难免l曰梦难温的痛苦，更何况由于观念的变迁，他所应写的不是一部如前三卷一样充满激情与活力的罗马帝国史，而是像第五卷一样，在汇集众多材料的基础上写一部冷静客观的研究专著，对此他深感毫无把握。1877年在他六十寿辰之际，他曾向第四卷做了一次诙谐的告别，他将自己的两篇小论文装订成第四卷的版式，并在卷首赋诗向第四卷做别。不过即便如此，第四卷仍像噩梦一样始终难脱摆脱。1883年1 1月1 9日，蒙森在一封信中又提到撰写第四卷的欲望，但他又接着写道：“这一任务本身十分艰难，我简直无法知晓能有多大的进展。——只有轻率妁年轻人才会对他毫不知晓的事情说长论短，而这里牵涉到撰写历史，至少是撰写罗马帝国时期的历史。”在1884年3月2日的信中他曾抱怨现有的材料少得可怜。显然困难不是来自于年轻者与年老者之间精力多寡的区别，而是来自于对历史犏纂学的不同观点。如前所迹这一变迁毒味着一个
时代性的转折，在此不应将蒙森仅仅看作是这一转折中的爱影响者，他同时也是这一转折的促成者，但正是在这一转折之中，《罗马史》不可挽回地成为一部来完成之作。

    在将目光深入《罗马史》之前，有必要先探究一番《罗马史》创作之际的罗马史研究状况。十九世纪上半叶，罗马史研究无论在内容重点与表达方式上都完全处于尼布尔(1776-1831)的《罗马史》(1811-1832)的影响之下。尼布尔的研究重点是早期罗马的村镇，他认为这是古罗马最健康的时期，随后便渐渐走向衰落。在叙述中他一厦以往的罗马史研究传统，不再简单地转述以李维为代表的古罗马历史著作，而是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努力发掘和破译古代的诸种文献，从普遍史的角度展开研究，因此被誉为以语文学方法从事批判性历史编纂学的奠基者。作为在尼布尔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蒙森无法摆脱与尼布尔的联系，但是蒙森对尼布尔的罗马史研究在尊重的同时并无推崇效仿之意。首先尼布尔将研究重点置于早期罗马，他的著作只敏至意大利的征服和诸阶层之间的斗争，而对意大利变革时期与帝国时期则根本未曾涉及。蒙森则认为早期罗马遗下的材料甚少，无法建构一幅真实的图景，而且他对古罗马的发展脉络完全是另一种理解。其次在尼布尔的著作中描述与研究并重，对历史的描述总是被考证、论述和设想等研究性的段落所截断，加上尼布尔的语言毫无生气与活力，充满学院ir的枯燥繁冗，令读者望而生畏，简直难以卒读。蒙森喜爱的风格则是简洁生动，明白清晰，他在麦考雷的著作中看到可以以这种方式叙述历史，同时他本人也擅长这种风格，不带丝毫学究式的书卷气。综上所述，可蹦断言尼布尔的罗马史研究虽然构成了蒙森创作的内在动团与前提，但是与其说两者之间是影响与被早；响的关系，不如说前者为后者提供了一个变革与超越的契机。
    在此背景上分析蒙森的《罗马吏》，可以看出蒙森是继承了阻的传统而从一个欧洲人的角度来考察古罗马的历史的，在这一
点上他未能摆脱欧洲中J0论的观点，这一特点鲜明地表现在对末方的描述中，在他笔下东方各目与各部族总是以落后蛮菔ej<J形象出现，至多只是肯定一下他们的勇武不屈。实际上当时的东方，其是小亚细亚地区深受希腊文日月乃至里早的文明的影响，它们当时已处于很高的文明发展状态，当然在此也不应该用当代的眼光去过分苛求十九世纪的蒙森。    在古罗马的历史发展中，蒙森关注的焦点是目家基本法的变迁，他以此为基本线索勾勒出古罗马发展妁脉络。从国王时期公民分成贵菔与平民的时候开始，罗马历史就是两者之间对上冲突的历史，具体表现干国家的基本法之中。从国王时期到共和时期只是表现性的权力转移，从共和时期到帝国时期也是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处在这一变化的中心的恺撒成为蒙森笔下最光辉的形象，与他相对立的人转则被置于灰暗的色调之中，这一点尤其明显地体现在对庞培、西塞罗和小伽圈的刻画之中。在蒙森眼里，优最寡断的庞培至多可称为一个合格的士兵，善言巧辩的西塞罗是一个见风使舵的政客，而坚定的贵族澈首领小伽图则
恰似满口理论的—彳书生。在此触及到蒙森的《罗马史》中的一个颇具争议的突出特点就是历史编纂中的主观性问题。主观性与客观性的问题一直是历史学中的焦点问题，客观性在任何时候都是历史学家向往的理想圭桌，不同的只是在当今史学界中更多的是探讨能否达到客观性，而在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发展中是否达到客观性是争论的中心，尤其是在从历虫哲学向实证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具体地既，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历史学家是否在客观地描述历史，正是在这一点上蒙森遭到了剧烈妁抨击。在《罗马史》一书的具体描述中，引起争议的首先是蒙森将个人的感情色彩融A对人物的褒贬之中。如前所述，在蒙森笔下对众多人物的评价完全取央干他们与恺撒的相互美系，在顺逆之间显示出不同的色调。不过笔者认为不能将这一特点简单地归结为一种纯主观的爱憎倾向，由于在蒙森构想的罗马发展进程中，恺撒是一个处于转折点之上的伟大人物，所以这一褒贬的特色实际上隐含着蒙森从罗马史的垒景角度所做出的判断，至少在当时的蒙森自己看来是一个冷静客观的判断。其次在《罗马史》中引起争议的还有一些非历史词汇的运用，蒙森在描述古罗马历史时运用了一些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现宴词汇t比如在描写军官对用到了“海甲元帅”，在描写等娥Fe-使用了“容克地主”，在勾勒派别之争时用到了“党派”一词，这一特点显然与他曾关注与投身当时妁政治运动有关，由于这一特点他被人指责为在一部历史著作中掺A政论文章的色彩。笔者认为作为历史学家蒙森并不是出于现实政治纷争的需要来创作《罗马史》，他运用这些词汇，从而使自己的著作具有某种现实性，一方面是在于他认为应将“足蹬古希腊悲剧式厚底靴的古代人物”从半空中拉下来，置于现实的世界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便于读者接受，“为此必须让执政官变成一位市长’’；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则在于蒙森认为，古罗马与当时的普鲁士社会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可比性，比士口贵族阶层及其危机与衰落，开掘这种时代之间的可比性乃至关联性是历史哲学的特点，即关注历史的普遍性。随着实证主义的兴起这一特点也渐渐地消失了。最后引起评论者不满的还有蒙森书中的文学色彩，他们认为在以虚构为基础的文学与追求真实的历史之间应划出明确的界限。在《罗马史》中蒙森塑造了-列令人难以忘怀的形象，他赋予诸多古代人物以新的生命力，正是
由于这本书的文学特色才使蒙森荣获了1 902年的诺丑尔文学奖。
对历史著作中的文学特色蒙森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想像力不仅是诗歌，也是历史的源泉，有别于诗人的仅仅在于历史学家应该懂得控制自己的想像力，即lrX客观史实为基础发挥自己的想像力，这种想像力实际上是一种尽可能地再现历史的能力，而速一再现不仅以客观存在的有限史料为基础，更应以历史学象从中分析勾勒出的历史发展线索为准绳，即以隐含在具体历史现象背后的抽象历史本质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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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译末前言．
  《罗马史》与《罗马风云》………    …．王  建

第二版序言……--
第三至第九版序言……   
第三卷  从苏拉之死至塔普苏斯之战
第五部  军事君主制的建立
第一章  马尔库斯·雷必杜斯和
    昆图斯·塞多利乌斯………………………
第二章  苏拉的复辟政权……    ………………
第三章  寡头政治的垮台和庞培的统治……………
第四章  庞培和东方……-    …………
第五章  庞培不在时的党派斗争……………………
第六章  庞培的退却和觊觎王位者的联合…………
第七章  征服西部…    ………………．
第八章  庞培与恺撒共同执政………………………
第九章  克拉苏斯之死  共同统治破裂……………
第十章
第十一章
勃隆度辛，伊利尔塔，法萨鲁斯和
  塔普苏斯…………………………………
老共和国与新君主制………………………
-附    录-
  授奖辞……………………………C．D．阿夫·维尔森
  特奥多尔·蒙森小传……………………………………
  古希腊罗马的度量衡及货币单位表……………………
特奥多尔·蒙森著
王建、王柄钧  等译
第    卷
从苏拉之死至
塔普苏斯之战
第十三版
柏转，魏德曼出版社，1 922年
怀着旧有的热爱与忠诚
    献给波恩的奥托·扬
第  五  部
军事君主制的建立
当他反复地回顾以往，
几乎将头转向后方，
他将如何寻觅表达这一切的词汇？
他想如何把这泉涌的文思连缀？
他想如何始终保持住勇气，
连续不停地书写下去？
——歌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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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马尔库斯·冒必杜斯和昆田斯·塞多争
第  一  章
马尔库斯·雷必杜斯和昆图斯·塞多利乌斯

    当676年苏拉去世时，他所复辟的寡头统治毫无阻碍地统治着整个罗马国家，但是，正如这个政权由暴力所建立，它亦需以暴
力来抵御或明或暗的对手。与它对峙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党，他们没有明确声明的目标，没有确切公认的领袖，他们是一群极其复杂的家伙，一般来说皆可称为民众派，但是在事实上，他们反对国家本身的苏拉式体制，完全出于多种多样的原因，怀有各种各样的意图。在反对派中有成文法的捍卫者，这些人既不搞政治，也不懂政治t但是苏拉随意处置公民的生命与财产，这在他们看来是极其令人憎恶的。在苏拉生前，当其他反对派保持沉默时，这些严格的法律学者就起来反对统治者：科尼利乌斯法剥夺了诸多意大利城镇公民的罗马公民权，而在法庭判决中对这一法令不予理睬；与此相同，在变革中公民权常囡作战被俘和典卖为奴而丧失，而法庭依旧尊重这一公民权，认为其未被取消。在反对派中还有元老院中居于少数的自由派残余，他们曾力图与改革派以及意大利人达成交易，现在仍具有类似的倾向，他们想通过对民众派的承认来缓和苏拉创立的僵化的寡头政治体制。在反对派中还有寞正的民众派，这是一些信仰真诚、固执顽强的极端分子，他们为了民众派纲领中的口号不惜献出财产和生命，然而胜利之后却痛苦而惊讶地看到，他们未曾为某项事业，而只是为了某句套话进行了顽强的奋斗。对他们来说，首先要恢复护民官的权力，这一权力虽未被苏拉取消，但却被剥夺了它最基本的职权，但恰恰因此，它反而以一种更加神秘的魔力影响着广大公众，因为这个职位没有了可触感的实际作用，实际上已是一个虚幻的幽灵——护民官这个名称在一千年之后不是
又一次使罗马发生了变革吗。在反对派中晟主要的是诸多重要阶层，它们在苏拉的复辟中未得到满足，或恰恰在这场复辟中被伤及丁自身的政治和私人利益。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分布于渡河和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富有而稠密的居民区属于反对派，他们十分自然地将665年被授予的拉丁权看作一个向完全的罗马公民权的过渡，由此为宣传与煽动提供了顺从的上壤。与此相似的是被释奴隶，他们同样由于其数量与财富而极具影响力，而且因为他们大量地拥入都城，所以变得尤其危险，复辟使他们重叉沦落到以前那种实际上毫无投票权的状态，这是他们难以接受的。与此相似的还有高高在上的金融家，他们虽然谨慎地表示缄默，但是始终怀有难以消解的恼怒，他们拥有的力量亦同样难以削减。同样心怀不满的还有都城的广大公众，他们心目中的真正自由就是粮食的无偿配给。更深的不满赤在酝酿着，它出现于被苏拉的查抄没收所触及的公民集团。他们或者如庞培党人，自己的财产被苏拉派的殖民者越割越少，在其城界内与这些殖民者共处于不断的争吵之中；或者像阿雷提乌姆人和弗拉特勒人，虽然实际上仍拥有其边境领地，但是，罗马人对他们宣布的查抄没收令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在他们的头顶之上，或者最终走向没落。有的沦为乞丐，在以往的居住地日益潦倒，有的成为强盗，在森林中渐渐堕落，尤其是在埃特鲁利亚，这种情况特别严重。最终酝酿着不满的还有民主派首领的整个家族和追随他们的被释奴隶，那些首领们由于这场复辟或是失去了生命，或是尽尝流亡者的痛苦，有的在毛里塔尼亚的海滨颠沛流离，有的在米特拉达梯斯的宫廷或军队中暂栖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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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的政治观念贯穿着严格的家族中心的特点，因此对留下未走的人来说，必须进行活动①，使被放逐的成员能够回到故乡，给死去的成员至少洗刷掉沾在他们及其子女身上的耻辱，并要求归还上一代的家产。在反对派巾，最突出的是不受法律保护者的亲生子女，统治者在法律上将他们降为贱民，所以他们仿佛是响应法律的要求，起来反对存的制度。——加入到这诸多反对派别中的还有大批破产者。其中包括所有高贵的与低贱的无赖，他们在台乎时髦或百无聊赖的花天酉地中失去了自己的家产和气派，他们中有高贵的先生，他们身_t只有债务是高高在上的；还有的是苏拉的雇佣兵，苏拉的命令能够把他们变成土地的占有者，却无法将他们变成农民，他们在挥霍殆尽从不受法律约束者那里得来的第一份遗产后，叉渴望着分到第二份一一所有这些人只是等待着竖起一面旗帜，一面号召向现存的状况开战的旗帜，不管这面旗帜上写的是什么。同样必然加入到反对派中的亦有颇具才干者，他们想追求高高在上的位置，需要赢得对公众的影响力。其中有些人加入进来，是由丁封闭的元老阶层拒绝他的加入或阻挠他的迅速升迁，所以他们拼命挤入这一阵营，试图借助民众的青睐以抒破寡头政治一致排外和论资排的法则；另有些入更加危险，他们的雄心渴求更高的目标，而不满足于在同事间的尔虞我诈中参与确定世界的命运。在苏拉生前就已有这样的候选人用形式性的法律条文和灵巧的口才作为武器，与复辟势力展开激烈的论争，尤其是在律师的讲坛之匕，这尾苏拉留给合法的反对派的唯一阵地；比如谙练的演讲家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生于648年1月3日），阿尔皮诺地区一个庄园主的儿子，他既小心谨慎又大胆无畏地反对大权在握的苏拉，很快为自己赢得了名声。如果反对振仅是以此为筹码换取一张高
（D -十显著的杯志是：一位著名的文学教师，蘸释奴隶斯塔佰里乌斯·埃涪斯不  取分文地蛤被剥奇法律保护者的子女攫谋。级官员的象牙椅，然后心满意足地在消闲与舒适中安度一生，那么此类努力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但是假如这张椅子不能满足一个受到大众喜爱的人，假如盖尤斯·格拉古斯将找到一位后继者，则一场生死之斗在所难免；然而至少此时尚举不出这样一个名字，这样一个为自己设立了如此之高的目标的人。这就是反对派的状况，可能苏拉自己都未预料会这么早，由他建立的寡头政权就由于他的死而不得不依靠自身，这时它不得不与之较量的就是这样一个反对派。这项任务本身已非易事，同时叉由于这个时代的其他社会政治弊端，使之变得愈加困难，尤其是这个政权面临着巨大的难题，一方面政府要使诸行省的军事首领服从最高的公民权力，另一方面在罗马城中聚集着意大利和非意大利的无赖之徒，还有那些人部分处于事实上的自由状态的奴隶，政府要在没有军队可供支配的情况下对付他们。元老院仿佛置身于一座遭到各方面抛弃和威胁的城堡之中，真正的争夺即将来临。但是苏拉安排的抵御措施亦是可观的和持久的；即便整个民族中的绝大多数对苏拉设立的政府表示明确的反感，甚至是敌意，但是这群混乱迷惘的反对派，他既无共同目标，亦无共同的道路，而是群龙无首地分裂成上百个小派别。面对这祥的反对派，政府仍然极有可能在其坚固的城堡中坚持很长的时间。只是他必须有坚持下去的念头，或至少为了保卫城堡，拿出一点儿精力，就像当初为他们建立这座城堡的那种精力；对一支无意反抗的城防部队来说，最伟大的防御天才亦只是徒劳地设置了他的深堑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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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切最终都取决于双方领袖的人格素质时，情况变得更加恶劣，因为严格地说双方都缺乏领袖。这个时代的政治完全为帮派团伙所把持，它们以最卑劣的形式出现。当然这不是什么新奇之事，以家族与团体为中心的特点与国家的贵族体制密不可分，数百年来它在罗马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但是直到这个时期它才获得了绝对的权力，同时它的影响也是现在（最初于690年）才变得如此之犬，法律性的镇压措施与其说制止了它，不如说表明了它的存在。所有的高贵阶层，具有民众思想者如同真正的寡头政治派，都分别在各个政治同盟里联合起来；市民大众，只要能经常参加政治活动的，都以选区为单位同样地组织了几乎具有军事组织特点的封闭性协会，这些协会以每个区域的负责者，即“区域戋|J分者”(di-isores tribuum)，为其当然首领和调停人。对这些政治团体来说，一切都是可以收买的：首先是选民的选票，当然也有元老和法官的表决票，同时还有制造街头骚动的拳头和率众闹事的头目——只是在收费标准上高贵者与低贱者的协会之问略有不同。政治同盟操纵选举、决定起诉并负责辩护；它请得到威望卓著的律师，必要时它可与某位投机者达成协议，以达到无罪开释的目的，这些投机者通常以法官的表决票做着收益颇丰的交易。政治同盟通过其封闭排外的团伙把持都城的街道，因此亦常常把持了整个国家。这一一切事情都是按照某种确定的规则发生的，可以说是公开地发生的。政治同盟在组织安排上比国家机构的任何分支都完善；尽管在文明的无赖中，大家通常达成默契，绝不直接提及违法的勾当，但是有住何人讳言政治同盟的事情，有威望的辩护人不怕公开清楚地袒露他与委托人所属的政治同盟的关系。如果偶尔出现某个人，他摆脱这类勾当，同时叉不脱离公众生活，那么他一定像马尔库斯·伽图一样，是一个政治上的堂-吉诃德。取代了派别与派别之争的是团体及其竞争较量，取代了统治的是阴谋。这时出现了一个
极其捉摸不定的人物普市利乌斯·塞提古斯，他曾是热诚的马利乌斯党人，后投奔苏拉，受到颇具恩惠的接纳。他在此时的政治喧嚣中是最具影响力的角色之一，他是唯一一个能在元老院各派之间进行狡猾的挑拨和调解的人，同时他知晓国家政治方面的所有阴谋与秘密。在这一时期，他的情妇普莱酉娅的话可以决定由谁担任重要的军事长官。这种可悲的现象之所以存在，就是由于在政治人物中没有出类拔革者。任何一个具有超凡才干的人都会像清扫·蛛网一样扫去这种派别政局，但是这时最缺乏的正是政治与军事方面的才略之士。频繁的内战使老一辈中的有威望者所剩无几，只剩下卢西乌斯·菲利普斯（663年的执政官），一位富于智慧和口才的老人。他原曾具有民众派的思想，后来成为反对元老院的资产者派别的首领，当时他与马利乌斯党人关系密切，最后为了获取酬谢，他及早地投向获胜的寡头政权，在各个派别之间巧妙迎合，左右逢源。在后一辈中，属于纯正贵族的最著名首领有昆图斯·麦特鲁斯·庇护（674年的执政官）．苏拉的甘苦与共的战友：昆图斯·卢塔提乌斯·卡圉鲁斯，苏拉去世之年676年后的执政官，维塞拉之战的胜利者之子；还有两位比较年轻的军官，卢西乌斯和马尔库斯·卢库鲁斯兄弟，前者在亚洲，后者在意大利，都曾在苏拉的麾下作战，获得了功勋+与他们相比，其他的元老大多不值一提，比如昆圉斯·霍特西乌斯（640年-704年），他只是作为辩护人稍有名气，至于像德西姆斯·尤利乌斯·布鲁图斯（677年的执政官），马梅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杜斯·里维阿奴斯（677年的执政官）和诸如此类的无名之辈更是毋庸赘笔，他们唯一卓越出众的只是那响亮的贵族姓氏，但是即便是前四位亦只晃稍稍超出这个时代的显贵的平均水准而已。卡图鲁斯与他的父亲一样，是一个教养极好的人和诫丈的贵族，但是才智平平，尤其缺乏军人的素质。麦特鲁斯不仅具备令人敬佩的人格，而且是一位久经沙场、骁勇善战的官。675年他结束执政官任期之后被派往西班牙，当时西班牙的卢西塔尼亚人和罗马的流亡者在昆图斯·塞多利乌斯的率领下冉次起事。之所埘让麦特鲁斯担任这一使命，不仅由于他与统治者苏拉有着密切的亲戚与伙伴关系，更多地是由于他众所公认的才干。两位卢库鲁斯亦是极有才干的军官，尤其是两者中的年长者，他具有令人钦佩的军事才能，同时叉兼具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写作的爱好，即使是作为一个人他也值得尊敬。可是如果是作为政治家，那么即便是较出色的贵族亦未能避免软弱与短视，恰如这个时代里耶些平庸的元老们一样。面对外米的敌人，他们之中比较著名的人物或许能证实自己的有勇有为，但是没有任何人表现出式趣与机变，以完成真正的政治任务，并且作为名副其实的舵手引导国家这艘航船穿越充满阴谋与分裂的动荡不定的茫茫大海。他们的政治智慧只限于真诚地相信，寡头统治是唯一能够带来幸福的政治制度，从而出自内心地仇视和大胆地诅咒反对派的煽动和每种挣脱其控制的力量。他们小小的荣誉感极易满足。据说麦特鲁斯在酉班牙时，不仅容忍西班牙的pIJ若诗人创作毫无和谐可言的陈词滥句，更有甚者，他每到一处部让人像对一位神{氏一样，以敬献葡萄洒和焚香来欢迎他，在酒席宴间由-一位飘然而下的胜利女神伴着模拟的雷声，将胜利者的金色洼冠戴到他的头上。这些传说与大多历史轶事一样不甚可信，但是即便在这些流言蜚语巾也已反映l'L，作为追随者的一代，他们的荣誉感已经日渐衰落。甚至连比较H色的人由；是如此，他们一旦获得了执政官的职位，举行了凯旋式，在元老院中得到了荣誉席位之后，就心满意足，不复追求权力与影响力。当他们刚刚开始对他们的祖国与派别真正有所帮助时，如果他们具有真正的荣誉感．他们本应尽力而为，可是他们却退出厂政治舞台．在王馕式的奢华中走向没落。像麦特鲁斯和I-~IN乌斯·卢库鲁斯这样的人，他们当统帅时就不仅关心通过征服新的国王和部族来扩展罗马的疆域，而且同样关心以非洲和小砸细亚的美食来丰富罗马烹调中无数的野味、家禽和甜点的种类，他们将一中最美好的时光消耗在或多或少地需要一点儿才智的闲散之巾。灵活机变的传统和放弃个体享受原是所有寡头统治的基础，但是在这个时代中罗马贵族已经衰落，他们u是被人为地重新树立起来，已然不复具备-l-述素质。他们一一致认为集团精神就是爱国E
义，虚荣心就是荣誉感．顽冥不化就是坚定。如果苏拉的法律/f.是由他们，而是由罗马的红衣主教团和威尼斯的十人委员会来维护，那幺反对派能否摇动这一法律的基础还很难说；面对这样的捍卫，每一次进攻至少都意味着一次真正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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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拉的法制来说，有些人既非绝对的拥护者，亦非公开的反对者，在这些人中没有人比年轻的盖奈乌斯·庞培（生于648年9
月29日）更吸引众人的目光，苏拉去世时他二十八岁。这对于被赞赏者和赞赏者来说都是一个不幸，但是他的出现却足极其自然的。庞培，在身体与精神方面都十分健康，他是一个出色的运动员，成为高级军官后仍与他的士兵们比赛跳跃、奔跑和举重，亦是一个健壮熟练的骑手、击剑手和一一个勇敢的志愿兵首领。虽然年龄还将这个年轻人排除在每个职位和元老院之外，但是他已经是获得了犬将军称号的凯旋者，在公众的眼里他占有仅次于苏拉的位置，而且甚至从那位漫不经心、半庄半谐的统治者口中赢得了伟大者的称号。不幸的是他的智能完全无法与这些前所未闻的成就相称。他既非居心险恶，亦非庸碌无能，而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按照自然的安排他可以成为一个能干的警官，可是时势却使他肩负起统帅与国家领导者的重任。他是一个敏锐勇敢、经验丰富和十分出色的士兵，但是即使在军事这个方面他也不具有丝毫更高的才能；即使威了统帅他亦表现出自己的特点，“一种近乎胆怯的谨慎去采取行动，尽可能在建立了对敢手的绝对优势之后再实施决定性的打击。他接受的教育在这个时代且有普遍性，尽管他逐渐变成了一名军人，但是在去罗得斯岛时，他未曾耽误按照义务去欣赏畸馈赠当地的演说家。他的正直是富人的正直，他通过家族继承和自己获取面得来的可观财产使他根自然地叮必维持家计；他毫不鄙弃以元老们常用的方式获取钱财，但是他过于冷漠和富有，因此不会为了钱财去冒特别的风险，使自己沾上惹人注目的耻辱。他赢得丁能干私的美名，这一荣誉在某种程度上自然有其根据，但是更多地是与他同时代的人中开始流行的恶习，而不是他自己的德行为他赢得了这一美名。他那“诚实的面孔”似乎是妇孺皆知，在死后他仍被作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事实上他是一位很好的邻居，在这个时代
夫人物们有一种令人气愤的风气，他们通过强行收购或更恶劣的手段，损害弱小的邻居的利益，扩★自己的预地疆界。但是庞培没有与他们同流台污，在家庭生活中他表现出对妻儿的依恋；此外他率先终止野蛮的习俗，在凯旋式的献俘之后不再处死被俘的敌方国王和统帅，这也给他带来了荣誉，但是这-切并末妨碍他遵从他的主人与导师苏拉的意旨与他相爱的妻子分手离婚，因为她属于一个遭唾弃的家族。在同一位统治者的示意下，他无动于衷地让人他面前杀死了在患难期间曾热诚帮助过他的人；他并非如有些人所指责的那样过于残忍，但是或许更糟，他为人冷漠，无论是为善或为恶都没有丝毫激情。在战场的刀光剑影中他逼视敌手，在平民生活中他是一个腼腆的人，任何一点微小的起因都会使他7而通红，他从未能够毫无困窘地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总之他在与人交往中总是显得笨拙、生硬和迟钝。尽管他处处显示自己高傲的同执，但是像那些力图表现出自己的自立性的人所常有的一样，他实际上是一件可操纵的工具，对那些懂得如何支配他的人来说就是如此。这些人中最突出的是他的被释奴隶和被保护人，他不怕为这些人所控制，而这些人却恰恰知道如伸操纵他。他最小适合的职业就是国家的领导者，他目标不明，手段失当，事无巨细皆_hl得鼠目寸光和手足无措，常常“庄重的沉默掩盖自己的踌躇不决与惴惴不安，当他自以为搞得不错的时候，其实只是怀着这种信念蒙骗』’他人，也欺骗了自己。由于在军队中的地位和冈乡之间的关系，他未曾花费丝毫力气便得到了一一个忠诚十他个人的颇具影响力的派别，靠着这一派别本来可以做出一番极其惊天动地的事业，但是庞培从任何一方面来看都无力领导和聚拢一个派别，假若这个派别尽管如此却依1日聚拢在一起，那么这一切的形成也丝毫没有庞培的努力，只是形势发展的惯性造成了这一一局面。在这一点以及其他方面，他使人联想起马利乌斯，但是马利鸟斯具有农民的粗犷和感
官的激情，他比庞培要容易令人接受，而庞培则是所有效仿伟人者中最乏味和最生硬的。他的政治立场完全是扭曲的。他是苏拉派军官，有义务捍‘i王复辟后的法律，但是他同时叉置身于反对派中，既反对苏拉本人，亦反对整个元老院的统治。庞培家族在近六十年才出现在执政官的名录之中，这在贵族的限里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这位庞培的父亲曾与元老院相对立，采取了某种十分令其仇视的中间立场，这位庞培自己曾置身_J：秦那派的行列之中——这些记忆可以隐人沉默之中，但是无法被忘却。庞培在苏拉麾下赢得的杰出地位使他在内心里与贵族们分道扬镳，但是这一地位在表面上却将他与贵族们紧紧地编织在一起，这种内心的分离与表面的交织在程度上相差无几。庞培原本智力有限，却以令人担忧的迅捷与轻松登上了荣誉的巅峰，在这高高的位置上，他为自己的成就而晕眩。仿佛是要嘲笑自己的枯燥的散文式天性，他竞将其与所有英雄中最具诗意者的天性相比，他开始自比于亚历山大大帝，自认为不应仅仅作为五百名罗弓元老院成员之一，自认为自己是唯一·的非同凡类者。实际上没有人像他那样，生来就适合于置身贵族统治之扮演其中的一分子．如果庞培早冉生_百年，他的威严的外表，庄重的礼仪，个人的勇敢，令人尊敬的私人生活以及缺乏首创性酌特点，这一切町以使他侧身于昆国斯·马克西姆斯和普布利乌斯·德西乌斯之间，赢得十分荣耀的一席之地。庞培与所有时代的大数公民和元老之间有着亲缘性，在形成这一亲缘性的诸种力量之中，真正的元老式和罗马式的平庸起了不小的作用。在他的那个时代中，如果他能够表示满足，对他米说本米存在着一个颇具威望的明确职位，即担任元老院的军事统帅，他原本就被指定担任这一职务。但是这一职务并未使他感到满足，他想成为他无力能够成为人，由此他陷人危险的处境之中。他孜孜蹦求地想在国家中获得～个特殊地位，可是当这个地位I甸他招手之时，他又无力下决心去
攫取它；当某些人与法律未曾在他面前表现出绝对的顺从时，他怀着深深的恼怒接受这一事实。但是，他自己又处处以平等者中的一分子的形象出现，带着并非完全做作的谦和．只要一想到去干某种违法的事情他就会感到颤栗。总之，他不断地与寡头统治处于深刻的紧张关系之中，同时又充任其乖顺的奴仆，他不断地为荣誉感所鞭策，可是这一荣誉感总是为自己的目标所惊吓，就这样，在永恒的内心矛盾之中，他那动荡不定的一生毫无愉悦地流逝过去。
    与庞培一样，马尔库斯·克拉苏斯亦不属于寡头统治的坚定拥护者。克拉苏斯是这个时代极具典型性的人物。他与比他略小
几岁的庞培一样，屑丁高贵的罗马贵族阶层，接受了符合这一等级的通常教育，像庞培一样他曾置身于苏拉麾下，在意大利战争中战功卓著，他在智能、文学修养和军事才干方面远逊于许多与他相似的人，但是他具有似无止境的旺盛精力，坚定不移地力图拥有一切和影响一切，这使他超越于其他人之上。他最热衷子投机冒险。在革时期购买的地产奠定了他的财富的基础；他不轻视任何行业，在都城中他既大张旗鼓又小心谨慎地经营着建筑业；在各式各惮的行动中他与他的被释奴隶们携手合作；他在罗马内外由自己或其手下出面办理银行；他借钱给元老院的同事，并且间或由他们出钱去完成任务或贿赂各个法庭的法官。茌获取利润时他并不#i拣四。在苏拉宣布其敌手小受法律保护期间，克拉苏斯曾被指责篡改过名单，自此蒜拉不再让他继续参与国家事务；他继承了不少遗产，因为列有他的名字的那些遗嘱都曾被明显地窜改过；他不反对他的佃户使用暴力或秘密手段，将其主人的田产附近的普通居民逐赶出他们的土地。通常他避免与刑法发生公升的冲突，他作为真正的富人过着简朴的公民生活。通过这一途径，克拉苏斯在短短几年之内就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元老成为一笔巨额财产的拥有者，在他阵亡前不久，这笔财产在支付了异乎寻常的巨额支出之后仍达1* 7亿塞斯特尔茨（合计1300万塔勒）：他成为罗马最富有的人，因而同时亦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按照他的说法，一个人如果无力以他获取的利息养活一支作战的军队，他就不配自称富有，可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也已不仅仅是一个普通公民。克拉苏斯确实不满足于拥有罗马最充实的钱箱，他的目光瞄向了更远的目标。他不厌其烦地扩展自己的联系。都城中的每一个公民他都能够称名道姓地表示问候。他向每一位求助者提供法庭上的帮助。虽
然天赋未给予他多少演说才能，他的讲话十分枯燥，他的报告极其单调，他还患有重听，但是他具有顽强的性格，任何枯燥都无法将他吓退，任何享受都无法将他诱惑，这一性格使他克服了一切障碍。他从不未经准备地出现于法庭，从不发表即兴的讲话，因此成为一位时时受人欢迎和时时准备就绪的辩护人。他的优势在于，对他来说任何事情都不会变得过于糟糕，他不仅懂得通过言辞影响法官t而且还懂得利用他的诸种关系，在必要的情况下甚至利用他的金钱。元老院的～半成员都欠克托苏斯的债，他经常不取分毫利息地借钱给他的朋友，而且没有确定的归还日期，这使得许多颇具影响的人依附于他，更何况作为真正的商人，他毫不关心各党派之问的区别，与各派别都保持联系，并且愿意借钱给每个有支付能力或者有用的人。那些最无畏的派别首领敢于毫无顾忌地向各方发起攻击，但却避免与克拉苏斯发生冲突；他被比作牛群中的公牛，惹恼了他时准来说都是不可取的。显而易见，一个有着这样的形象和地位的人不会追求低下的目标；与庞培不同，克拉苏斯像一个银行家一样确切地了解，他应该“何种手段与日的进行政治性投机。臼罗马建立以来，资本就是一股政治力量；在这个时代中，金钱与武器一一样，可以打开通向一切的大门。如果在变革时期资产者贵族可以设想推翻家族式的寡头政治，那么像克拉苏斯这样的人当然可以将他的目光投向更高处，而不是只盯着凯旋者的权标和刺绣的大氅。他暂时仍是掉拉派成员和元老院的拥护者，但是他是一个
完完全全的生意人，绝不会投身于一个特定的政治派别或者去追求自己的切身利益之外的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