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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以下简称《新陈代谢》),就被该书独特的哲学思辩和深刻的史学见解所折服,近日借写读书报告的机会再读了一遍，更进一步领略了该书的非凡的史学见地。 两次阅读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陈先生“见解深邃，思辩独特”。该书成于80年代末，陈先生从文革中走出来，能写出这样一部不同于当时风气的不朽之作，的确很令人惊叹。我于是试图从其成书背景去进行追溯，并结合我个人从书中所读出来的感觉去对此书做一番粗浅的评价。
就此书的成书背景而言，最重要的是陈先生自觉地要反省建国以来政治对学术束缚，并力图要挣脱这种束缚，打破政治给学术划定的种种框框，突破建国以来形成的“以马克思阶级理论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以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架构”的“毛－范近代通史体系”。 陈先生的反思见诸多篇文章，以其《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为例，陈先生对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近代史叙述模式反思深刻：“这个构架积久渐趋公式化，许多近代史著作只有肥瘦的差异，很少有不同风格和个性的显现”。 陈先生认为要突破这种思维的桎梏必须要解放思想，对自己实行民主，不为别人的意见所惑。正是在这样不断的反思和自我解蔽之下，陈先生的思想和学术一步步逼近学术的巅峰状态，最终成就了这样一部博大精深的近代史通史著作。 当我们了解了这一背景之后，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新陈代谢》的每一部分都流露出对前人的观点突破，以及背后所蕴含的作者的自觉与辛酸。
《新陈代谢》一书在陈先生的辛勤耕耘之下，真正打破了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近代史通史模式。以下分别作三个方面的分析。
首先是线索方面的突破。传统的近代史叙述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其余的论述皆以此为中心进行展开，以致于“太重政治而轻其它”，“只见国家而没有社会”，“忽视其它力量”，“多元发展的历史成了一元化的公式”。 本书则以近代化作为全书的线索，考察中国近代社会各个层面的“变革”与“反变革”，而作者的哲学思辩也正是在对近代社会的进步与反复的分析中得以充分的体现。
随着线索的突破也带来了视野的大大开拓。作者把研究的视线几乎拓展到了传统近代史（指建国后的近代史）所不及的社会各个层面，如宗族、行会、会党、人口、移民、社会心理、社会生活等等。其中，尤其注重社会心理的变化。鸦片战争之后的每一次外国的侵略都给国人以心理上的震动。侵略越深，震动也越大，近代化的步伐也在这个过程中蹒跚前行。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庚子之变都占领了京城，把清廷赶了出去，对传统的顽固守旧心理打击最大，而且经过庚子之变，由传统所维系的民族心理防线（即以顽固保守的势力应对西方侵略）解体，之后的中国进入了“欧风美雨”冲刷的潮流之中，新旧代谢迅速异常。而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则直接证明了学习西方的必要性，是中华民族第一次真正的觉醒。这种社会的心理变化是推进近代化的动力。第二次鸦片战争引发了洋务运动，导致了近代化的起步，甲午战争推动了戊戌变法，庚子之变则触生了清末新政。由社会心理的变化，又进而论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我觉得，本书正是通过这种社会心理的变化理清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过程和阶段的，全书的脉络也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明晰地呈现出来。
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陈先生经常与哲学家冯契讨论，善于哲学思辩，这对《新陈代谢》一书的写作是一个极重用的主观条件。 这种独特的哲学思辩使得本书各个部分都见解深邃，新见叠出。这里仅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前人论及辛亥革命的失败都认为是孙中山将总统位置拱手相让，或归于袁世凯之鼠窃狗偷。但陈先生则洞察到“袁世凯是选举出来的，于法有据，因此不能简单归于孙中山的拱手相让，也不能完全归之于袁世凯的鼠窃狗偷。”袁世凯能夺取辛亥革命的果实不只是因为袁世凯个人及其集团能挟持武力、财力以君临天下，也不仅仅是袁世凯善于玩弄权术，纵横捭阖，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的社会心理。这时的社会心理“呼唤一个能迅速结束动乱、稳定政局的人物，一个在专制政体倾覆后能重建和平与秩序的人物。”这个人物在当时的人们的心目中是袁世凯而非孙中山。孙中山在时人看来是只会发动暴乱，而不能建立社会秩序的形象。而袁世凯此时的形象“远不像后来那样臭名昭著、声名狼藉。他不仅手握重兵，并且有过庚子之变时在山东‵保境安民′的形象；有过新政时期力倡立宪的名声；有过宣统时被满人排斥归山的历史。这种形象、名声和历史，比一百篇文章更能影响人心。”因而人们选择了袁世凯而非孙中山。 陈先生通过社会心理的分析突破了就政治史谈政治史的固定模式，看到了政治史背后的更深的社会层面。这种深邃的哲学思辩是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以前我经常听老师说哲学思辩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但没怎么看过哲学，也没看过哲学思辩较强的历史著作，对哲学思辩之于历史研究的作用没有清晰的认识，直到看了本书之后，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哲学思辩的意义在于见前人之所未见，道前人之所未道，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与思想体系。我现在甚至认为，哲学的思考应该贯穿于历史学家的整个学术生命过程当中，否则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博大精深的学术著作。
《新陈代谢》除了在线索、视野、见解等方面对前人的突破而外，还有一点很值得称道的就是语言平实，文采优美，这大大增强了本书的可读性。如用“日本冲来了”描绘甲午战争的场面，用“欧风美雨”形容20世纪初中国的迅速西化的史实。如此鲜活的语言，无论专业还是非专业的读者都读之兴趣盎然，爵之回味无穷。
当然，也不能完全说陈先生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从该书不少地方引用的马列著作来看，陈先生仍然对马克思主义仍持有一定的肯定态度。但此书已经完全看不出马列主义的教条倒是一个事实。
从《新陈代谢》全书体系的一气呵成来看，陈先生的确在本书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就本书来看，我认为陈先生的研究功底的确如学界所公认的那样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新陈代谢》作为一部以社会史会通近代史的博大精深的通史著作，足以引起近代史研究者的关注。即以今天而言，许多社会史领域的研究都可以得到该书的启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化。陈先生献给学术界的是一部具有永恒价值的学术著作。
至于本书的不足，我认为以下两个可以探讨的地方：
一、 该书叙述重点放在前80年（1840－1919），而后30年（1920－1949）只用很短的篇幅就写完了，给人头重尾轻的感觉。但这不能怪作者本人。陈先生本来是打算先研究前80年，再研究后30年，最后总汇成110年从鸦片战争到建国的中国近代史。但陈先生未及完成后30年的研究，就于1988年去世了。这是一个无可弥补的遗憾。
二、 本书采用近代化史观，着眼于整个中国近代社会相对传统而言进步的一面，在时下“欧洲中心观”受批判的形势下，本书也避免不了这种批评。但是对费正清的“冲击—反应”的欧洲中心观和柯文的“中国中心观”的看法，也是见仁见智的。 我就更倾向于认为柯文为了批倒他的老师（费正清）有些矫枉过正。西方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我们不能不给与充分的重视，离开了西方的冲击，我们就无法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急剧的变化。诚如陈先生所言，中国的近代化是中国寻求民族独立的必经之路，一切以顽固保守的势力应对西方侵略努力都最终会失败，而这种由传统所维系的民族心理防线在庚子之变后最终解体了，此后的中国人都明白只有努力学习西方，才能最终避免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最终走向了西化的道路。陈先生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评价“代代相承，变化微渐”比费正清等人的“停滞”也恰当的多。 当然在今日受“反欧洲中心观”洗脑过的学者中间，《新陈代谢》过于强调近代相对于传统的进步性，又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最后，我还是要再强调一下本书给我的启发：没有哲学思辩的历史研究很难做到见解深刻、观点独特，哲学的学习和思考应该贯穿于历史学家的整个学术生命过程当中。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周福
2008年1月6日星期日完成于望江东园四舍
参考文献
（1）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
（2） 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03期。
（3） 沈渭滨：《<新陈代谢>与近代中国史学》，《开放时代》1998年04期。
（4） 周武：《晚年陈旭麓与重写中国近代史》，《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02期。
（5）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6）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济译，中华书局，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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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21 03:2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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