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

门下书客

    她履行了她的诺言。一个月后放了寒假，——她在天津师范大学当教师——她发给我一封电报：某月某日在白银西站接站。我按照她说的日子去了白银西站，就是狄家台车站，接到了她。


    十九年了，从那次在石家庄分手到这次见面整整十九年过去了。这年她四十岁。她一点儿也没有衰老，还像过去一样可爱，一样妩媚，一表人材。她身上惟一变化的就是成熟，略为丰满一些的身材多了一些高贵的韵致。看到她我就禁不住怦然心跳：19年了，19年辗转于大西北的劳改农场、劳教农场和贫瘠的农村，我已经没见过这么漂亮这么高贵的女人了，难道她真是俞淑敏吗?她真是来看我的吗?说实在的，我那时真有点自惭形秽，猥猥琐琐不好意思和她说话。我当时是一副什么样的尊容呀：虽说平反了，当了县体委的干部，但身上穿着一身农民的黑棉衣，外边套了一件的卡布的旧中山装，面带菜色。是她先跟我说话的：你怎么这样看我呀?咱们找个旅馆吧。


    我在接她之前已经在白银西站招待所订了房间。回到房间，我那种卑琐的心理才得以克服，原因是我们没说上两句话就抱头痛哭。哭啊哭啊，哭了整整半天。后来她擦干了眼泪说，咱们来到一起难道就是为了流眼泪吗?她要我领她去商店。在商店里，她一下子买了一大堆面包什么的，还有饮料。我说她：你买那么多食物干什么，你也没坐过监狱，难道也得了心理饥饿症吗?怕挨饿吗?她笑着不说话，只是叫我抱上那些食物。回到招待所的房间，她把门一关，往门外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然后才说，不出门了，咱们三三天三夜不出门了!


    还真是的，三天三夜我们没有出房子。我们就像一对年轻人一样，在那间小小的房子里恩恩爱爱，卿卿我我……把我们二十多年的恋情画了个圆满的句号。三天，那是什么样的三天呀：失去了记忆，忘记了痛苦和苦难，也没有伤感。一切都消亡了，宇宙洪荒，天地玄黄，时空之间只有两颗炽热的心鲜淋淋地跳动……三天后，我们又去了兰州。她拿着几张空白介绍信，她在介绍信上写上我校教师俞淑敏与丈夫李祥年去兰州出差，特此证明。然后用介绍信在宾馆登记了房间……我们继续享受前三天那种不出房门的幸福……十天后我们才乘坐44次列车北上，我在白银西站下了火车，她返回天津。


    这是第一次见面。第二次是转年的夏天，也就是1980年的夏季，她打电话来，叫我去天津见她。天津有我很多亲戚，但是我去了之后她不叫我住在亲友家，而是安排我住在师大附近的一个宾馆里。她说这样见面方便，在一起的时间长。她几乎每天都要到宾馆来待上半天，有时借口散步在吃过晚饭后走到宾馆来看我。那次我在天津整一个月，前十天她丈夫在家，——她丈夫是市委的什么部长——后二十天她丈夫出差去云南，又正好是她儿子放暑假，丈夫把儿子带走了，她便叫我去她家居住。我们此生未能成为夫妻，但是那二十天里我们就像真正的夫妻一样幸福，她对我献出了比妻子还深刻的柔情蜜意。在短暂的幸福的日子里，我几次对她说，淑敏，我满足了，你给我的幸福比我一生的苦难要多得多。

门下书客

    我刚到天津的头两天，她曾把她十八岁的儿子带到宾馆来，叫我辅导一下体育。她个子高，她丈夫个子也高，她儿子便也有了’一副好身材，且很喜欢打篮球。她对我说，我曾经跟你说过，咱们有了儿子，一定要把他培养成一名画家或者一名优秀的运动员。现在你看看他吧，能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篮球运动员。我认真地调教和测试了那个孩子几次，然后告诉她：不可能了，你儿子的腰腿已经硬了，搞体育为时已晚。她当时掉了几滴眼泪，十分伤感地说，这是他的造化呀!


    这一次去天津我还见到了她的丈夫。那是她丈夫从云南回来的第二天，她借口给丈夫洗尘，和丈夫到我住的旅馆的餐厅晕吃饭，她也安排我在他们对面的一张桌上吃饭，叫我看一眼她丈夫。吃着饭，我看见她丈夫对她很好，往她碗里搛菜。我当时心里就想，这是很好的一对夫妻，我不应该再和她来往了，我们的缘分该结束了。


    但是，后来她又借口旅游和学术交流来过两次，每次都是发电报叫我在兰州等她……


    我对李祥年的采访结束了。李祥年送我到白银路。临别时他握着我的手说：回到天津，请您去师大看看淑敏，您就说我叫您去看她的。去年她退休了。她是化学系的教授。她62岁了，但她还是那么可爱。请您告诉她：快七十岁了，我已是满头白发了，但仍然时时想念着她，没有一天不想她。


    太阳已经落下去了，但是从地平线——戈壁的边缘射出来的看不见的光线把天空照得明亮耀眼。那种只有大西北的天空才有的像是被扫帚扫乱了的一抹一抹的云彩在无限深远的天空飘着。天空与戈壁交界处是一条浅蓝色的带子，是戈壁滩上的蜃气吧，把天空和戈壁巧妙地连接起来，显得朦胧、神秘、悠远。

贵妇人

    那一天双福就没好好放牛。站在草滩上，他一个劲儿地往生产队南边的大路上看移民来了没有。早晨去食堂吃饭，食堂里雾气腾腾的，新蒸出来的花卷堆得到处都是，香喷喷的。哎呀，蒸了这么多花馍馍。他说了一句。正在翻动笼屉里的热花卷的管理员媳妇把烫痛了的手指头举在嘴前吹气，说，移民上午就到，这是往车站送的。队里要来上海移民的消息是几天前队长说出来的。来不及盖房子，在草滩上拿椽子围了个圈圈，叫双福把牛赶到那里去，又派人把牛圈的粪清了一下，垫上层新土，说是移民来了住。


    晌午过后，生产队南边的大路上腾起一片黄尘，黄尘卷着十几个黑点子。他撂下牛就往回跑。牛圈门口站了一大片人，总有六七十口子。大部分是妇女和孩子，穿着裙子和裤衩，露着白生生的半截腿。她们的衣着花花绿绿的，鲜亮得像一座花园。稀拉拉的几个男人也都穿着很挺括的制服。平常穿蓝制服很神气的队长跟他们一比就跟草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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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们围着队长叽叽喳喳说话，他们说的话他一句也听不懂，像是很气愤的样子。队长从他们当中挤出来，脸涨得通红。


    “就这条件，我们的房子不好，你们先住下，你们先住下，等腾出手来就给你们盖房子。这事不能怪我。前两天才通知你们要来，盖房子来不及，也没木料。哪有那么多的木料，场部也没有呀!你们一下子来了五六百人，要盖多少房子。”


    离着人群不远站了几个老职工和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是前年春天来到生产队的。他听人说这些人是反对共产党的，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的。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说了句啥话，几个人笑了起来。队长看了他们一眼说：


    “你们笑啥哩?干活去!”


    他们说是浇夜班水的，队长没词了，把脸朝向双福。


    “你不放牛去，站在这里做啥?”


    “我回来喝些水。”


    “放牛去!”队长毫无道理地吼了一声。


    双福转身就走，这个队长爱骂人，他有些害怕。在绕过堆积如山的家具堆时他又站住了。他很惊奇，这些人把家具都拉来了，他们再不走了吗?他们根本就不像种庄稼的人!他们多阔气呀，那么多的箱子，柜子，还有闪着金光的铜管床，还有和镜子连在一起的桌子，镜子很大。更叫他惊讶的是家具堆旁边站着个身材高高的女人，她穿着亮光闪闪的绸衫。这长衫没袖子，又长又白的胳膊光溜溜的；天爷，她的长衫紧绷绷地绷在身上，腰特别细，衫子的边上还开着个口子，白生生的大腿露了出来。她大概有三十岁了，穿这样的长衫怎么不知道羞啊!他想。


    那妇女觉到他在看她，扭过脸来了，他便怯怯地看着她走远了。那妇女看他的时候头往上仰着，眯眯着眼睛，像是瞧不起他的样子，他心里不舒服；但是那妇女的眉毛又细又弯，眼睛又细又长，很好看。那妇女的鼻子直溜溜的，脸很白。那妇女的头发在头上盘成个发髻，像农村的媳妇们，但盘的位置高一些，比农村的媳妇们盘得好看。


    好不容易挨到黄昏，太阳还高高的，双福就把牛赶回牛栏去了，他又跑到“牛圈”前头去。双福十四岁，虚十五。他的个子不高，但长得很结实，圆圆的脸蛋红扑扑的。有一双黑得像煤炭的眼睛。他是在离着花海农场四队三十里远的花海乡和花海农场长到十四岁的，他连县城都没去过，看到城市人稀罕。


    “牛圈”门口没什么人了。他从门口往里头看，“牛圈”大大地改变了样子。移民们在地上栽了些椽子，把芨芨草席绑在上头，把“牛圈”分成了一个一个的格子。草席不够用的，很多人用绳子扯起了床单，或者用箱子和柜子做墙，分成一一家一户的样子。大部分人忙碌着，少数人坐着和躺着。有的人在哭泣，抹着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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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从里边走出来了。他的身后跟着那个穿开口长衫的妇女和一对五十多岁的老夫妻。


    双福急忙闪开。队长站住了，队长说：


    “实在没处住了，这怎么办哩。”


    那妇女眯缝着眼看队长，那男人说：


    “侬给阿拉想办法呀……”


    队长的脸上显着忧愁的样子说：“怎么给你们想办法哩，队里本来房子就紧，我能变出个房子来吗?”他看见双福，像是跟他平等商量一样地说：“双福，你说哪里还有房子，能叫这两家人住下?”


    双福往后退了一步，犹犹豫豫地说：


    “不是有两间空房子吗，右派们住的房子后头?!”


    队长说：“说球子那，那房子能住人吗!又是屎又是尿的!”


    双福嘟嘟囔囔地说那也比牛圈好，队长便说：“好，好，那就叫他们到那里去住吧。你领着去，看他们愿住不愿住。”


    四队总共就三栋房子，前两栋是办公室、老职工宿舍，还住着几家干部家属和老职工家属；后边一栋住着四十几个右派，房子里都是一溜的大炕，每间住六七个人。在这两栋房子的后边有两间孤零零的房子，是花海农场建队初期的场部。解放初县人委办公室的一个食堂管理员带着个会计到这里来办农场，从花海乡招了二十几个农民做农业工人，在这里盖了三四间房子。这几间房又是办公室又是伙房又是宿舍。过了几年，农场发达了，场部搬走了，这里就成了花海农场四队，又盖了新房子，盖新房子的时候拆了两间旧房，还剩下两间，但是干打垒的墙壁裂了几条裂缝，门窗也没了，懒得上厕所的单身汉们常常跑进去滋尿，墙根里出现了蜂窝状的小坑。


    那妇女和那对老夫妻进房子看了看，捂着鼻子走出来。这时队长跟过来了。


    “这房子我还住过哩。你们先凑合着住吧，房子在人收拾哩。你住这一间，他们住这一间。双福，拿个铁锨去，你帮着她收拾一下。”


    这天双福可是累坏了。他连饭都没顾上吃，他想这一家人——这妇女还带着两个、r头——还没住处哩，就把全身的力气用上了，把塌陷的炕拆了，把土块清理出去，地上还洒水洇了洇。他还叫队长派了几个人把那妇女的床、皮箱和那个带镜子的桌子抬进房子里。最后，他把菜窑的门卸下扛了过来，他说：


    “行了，你们先凑合一夜吧。睡觉的时间把门立上，顶住，你们害怕的话。我该回去了。”


    那个妇女一晚上都是默默地干活，没个笑脸，这时候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


    “不许走，不许走，你就在这儿吃吧。你叫什么名字?”


    双福说姓王，叫王双福，那女人就说：


    “不许你走，拦住他，晶晶，拦住你双福哥。”


    晶晶是那妇女的大女儿，正在门口扫土，听见妈妈说，张开双臂挡住了他，甜甜地说：  “双福哥别走啦。”  小女儿也跑到门口双福哥叫个不停。  那妇女已经去食堂买过饭了，端回来几个花卷在盆里扣着。她不叫双福吃花卷，她从一个竹篮里拿出几包点心和糖叫他吃。

门下书客

    双福吃了两块点心，他不好意思吃人家的，又不好意思拒绝。


    “你是怕你妈说你吗?”那女人催他吃，说。


    “我没妈。”


    “你妈……”女人惊讶地睁大眼睛。


    “我妈死了。我跟舅舅过。我舅舅是炊事员，我给队里放牛。”


    “你到哪里野去了，连饭也不来吃?”


    他走进食堂旁边的房子的时候舅舅问了一声。舅舅在炕上躺着吸旱烟。罩子灯下，舅舅的头转了一下。


    “我给移民拾掇房子去了。队长叫我去的。”他一边吃饭一边说。舅舅在管理员的桌子上给他放了一碗汤面条两个馒头。


    舅舅在炕沿上磕烟锅。他又说：


    “一个媳妇，领着两个丫头。”


    “家里没男人?”


    “没。哎!”他突然想起了什么，轻轻地叫了一声，掏着口袋走到舅舅跟前。


    “你吃糖。”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糖放在舅舅枕头上。


    “哪来的糖?”


    “移民给的，这糖不太甜，吃起来可香。”


    舅舅吃糖，说：“这是花生糖，王毕杰给过我一块，牛奶味道，里头还有花生。”


    王毕杰是右派，前年从兰州下放到农场来的省教育厅的干部。


    “移民小气得很。你给他们拾掇了一晚上房子，就给你几块糖。”舅舅又说。


    “她叫我多装，我没装，她给我塞上的。她还叫我吃点心，给你也拿些。我没拿。”


    “噢。快吃，吃了睡，油熬干了。”


    双福吃完饭灯就灭了。双福上床睡下。这问房子有一铺炕和一张木板床。炕是双福和舅舅睡，床是管理员的。管理员是县上下放下来的干部。春上，管理员把农村的媳妇接来了，管理员就不在这间房睡了，双福睡他的床。双福和舅舅特别亲。他父亲死得早，前年母亲又病死了，舅妈不喜欢他，舅舅把他带到农场来给队里放牛，队里管饭吃，不给工钱，穿的都是舅舅给他扯布做。舅舅是老农工了，想把舅妈接到农场来，舅妈不愿来，说她过不惯农场的生活。  “那媳妇孽障得很。”  “孽障啥?”  “哪里是种地的人啊!连个铁锨都不会拿。腰细得像马蜂，又没男人。”


    “睡你的吧。孽障啥?他们在上海享惯福了，现在叫他们尝一下劳动人民的味道。”停一下，舅舅又说，“那媳妇姓啥?”


    “不知道。”双福停顿一下说，“看着是个高贵人。”


    那媳妇姓况，叫况钟慧。第二天早晨吃饭的时候，双福跟管理员要下了一截铁丝，吃过晚饭后他就跑到那个媳妇家去了，想把门板拧到门框上。门上挂了个门帘子，是蓝条条的床单布改的，门开着，看不见里边。他喊了一声，喂，有人吗?


    “谁呀?”是那个妇女的声音，接着门帘子就挑起来了，那个妇女站在了他的面前，像是惊讶地说，“哟，双福来啦，请进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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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福没动弹。那个妇女换了一身衣裳，穿着粉色的连衣裙；连衣裙没领子，白白的胸脯露出一块来。她的头发湿漉漉长拖拖地披在肩膀上，遮住了半边脸。他一下子没认出来，还当成走错门了。


    “进来呀。”


    妇女又说一声请进，他才腼腆地说：


    “我给你收拾门来了。”


    “门?门收拾好啦。哎呀，你真是个好心人。”


    妇女笑了一下说。双福这才发现门真是修好了，是用合页拧在门框上的。他羞怯地说：


    “那我走了。”


    “你走什么呀，进来呀。你还不好意思……”妇女抓住了他的手，亲切地微笑着，说，“你是我们的恩人呀，我们要好好谢谢你。”


    ·  194·责妇人


    “什么恩人呀……”这个很高贵的女人拉住他的手，他实在不好意思了，但又跑不掉，便忸忸怩怩进了房子。


    “是恩人呀。我去看过了，那边大房子还不如这间房，原来是个牛圈，那么多人挤在一起……”


    “是牛圈……”


    双福的脸更红了，像是自己做了什么对不住人的事。


    这天双福在妇女家待了一个多小时，那妇女不叫他走，妇女的两个女儿也不叫他走。她们把吃的东西都拿出来了，点心呀，糖果呀，桔子呀，像比赛一样举在他面前，叫他吃。他也不想急急忙忙走，他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新奇得不得了。房子和昨天不大一样了，窗子上糊了纸，还挂了窗帘，拆了火炕的那面墙也用一长条布圈了起来，带着铜套的紫红色木头床就靠在那里，床上铺了一条红白条的床单，床上摆着闪闪发亮的缎子被。那床单不平，上面有蛤蟆皮一样的小疙瘩，他觉得稀奇，那妇女说是泡泡纱。五六个棕色的皮箱很整齐地码在墙根里，旁边放着带镜子的桌子。妇女看他总往那边看，就告诉他那是梳妆台。最最叫他惊奇的是一大块桔红色的纱布在墙角上围成了个小房子一样的格子，大姑娘晶晶说那是她和妹妹的卧室。墙上挂了两张镶在镜框子里的风景画，晶晶说那是油画。除了黑色的房顶和墙壁，这里的一切都是光彩鲜亮的，他从来没见过。尤其是这房子里的三个人，更叫他惊奇：她们都洗过头了，她们的头发都湿淋淋地披在肩上，她们都穿裙子，她们都说不出的自净、鲜亮，像是电影里的仙女，高贵的公主、皇后。


    房子里有一股什么花的很浓郁的香味，他皱着鼻子嗅了几次，那妇女说她洒了点香水。说着话那妇女拿出个长颈的绿色玻璃瓶打开盖子叫他闻，问他香不香。他说香。


    “没办法，不洒点香水太臭啦。”那妇女说。


    “你就叫我况阿姨吧，我叫况钟慧。”


    临走双福问那妇女姓啥，那妇女回答。那妇女一再叮咛他以后常来。小女儿叫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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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双福就时常到况钟慧家去，过两三天去一趟。他不好意思天天去，因为实在是非亲非故，怎么好意思天天去呢!再说他一进去，人家就把他当大人一样招待，又是拿糖，又沏茶，热情得他有点不好意思。好在况家作为一个新搬来的家庭，总是需要些钉子啦、铁丝啦、木板啦，而他又能轻而易举地弄到这些东西，他就总以送东西或者帮她们干活的名义去她们家。


    他愿意到况家去，他喜欢那个家庭的生活气氛：况钟慧在家里从不对女儿们大喊大叫，说话细声细气的。女儿们也很听话，母亲说什么就听什么，也是小声小气地说话。来队里不久，两个丫头就和另外几个移民子女去六七里外的场部上学，每天走得很早，到家里很晚，吃过晚饭写作业。他们闲下的时候就听音乐或者读书。她们家有个带铜喇叭的留声机，凡是双福去的晚上，她们就放唱片给他听。他特别爱听的是一支叫做“摇一摇”的歌曲。歌唱家的声音和况钟慧说话的声音一样，很亲切，又有点娇气，唱得很美又很舒服。那歌词唱的是“摇一摇，摇一摇，摇到外婆桥……”这支歌况钟慧亲自教给他唱，他记住了，在草滩上唱。有一次，况家的两姐妹听着唱片唱歌，叫他也唱，他唱了两句，两姐妹和况钟慧惊奇地叫起来，说他学得很像，他便羞红了脸。况家的这种家庭生活使得他明白了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生活，一种高雅的他从来没看见过的连想都没想到过的生活……


    他喜欢到况家去，还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见过长得像况家母女这样美貌的人：况钟慧在田野上劳动的时候浑身尘土，但是回到家中就洗、就换上裁剪得很卡腰的绸衫或裙子，身上散发出香喷喷花朵一样的香味。她简直就像个高贵的皇后。两个女儿比母亲更白净、更娇嫩，真像两枝花朵。他经常一动不动地坐着，看这母女三人，看她们于这干那。她们的一举一动都是那样优美、舒适和自然，令他惊叹不已。看着她们，他的五脏六腑就像被水洗过了一样


    ·  196·责妇人舒坦，像是走在早晨的草原上，空气新鲜，天高地阔，霞光四溢。


    他开始注重自己的穿着了。他把掉了的纽扣缝上，把肩膀上的破洞补上。他逼着舅舅给他买了一双新球鞋。这双鞋他舍不得穿，只是去况家之前才把脚上钉着很厚的橡胶底的方口布鞋换下来。去况家之前，他还要洗洗脚。有一次在况家坐着听唱片，他突然发现晶晶拍妈妈的胳膊，叫妈往地下看。他一低头，才明白晶晶是叫妈妈看他的脚。当时他羞得无地自容：况钟慧和他并排坐在床上，况钟慧光脚穿着一双缎面的拖鞋，脚又白又好看，而他的几个月也没洗过的穿着破布鞋的脚长了厚厚一层污垢，黑得看不清皮肤。莹莹笑了。当时况钟慧打了莹莹一下，说，这孩子!莹莹便捂着嘴略咯地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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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去况家，他要把身上拍打拍打。这方面也是出过丑的：一次他进去后坐在床上，站起来之后自己发现红白条的床单上沾了很多尘土。原来是他坐在食堂外边的地上吃饭，把尘土沾在裤子上了。他拍打了好几下才把床单上的土打干净。


    况钟慧一家过着封闭的生活。她们不去别人家串门，和她们·一起来的上海移民也很少到她家串门。去食堂买饭的路上遇见人，人家不打招呼，她就不打招呼，就像不认识一样。她挺直了腰从看着她的人前走过。和人说话的时候，她总是扬起脸眯缝着眼睛看着对方。有人因什么事去找她，她很少请人家进房子，大都足站在门口说话。只有两名右派上她家去过几次。这是两个中年人，是兰州市的两名中学教师。他们在一起聊聊电影啦、书啦什么的。


    时间才过去两个月，便有很多人议论况钟慧。


    移民来到生产队的第四天开始下地干活，拔草。第一天拔草，况钟慧戴着一双带喇叭口的白手套。队长看见了，喊着说：你那像个劳动的样子吗?她没说话，仍然戴着手套拔草。这双手套破烂了，她叫人从玉门镇买回帆布手套，她始终带着手套拔草。这一直是人们议论她的话题，很多人说她看不起劳动人民，剥削阶级的思想严重，没改造好。她在星期天总穿旗袍或者长裙去食堂买饭，从她身边走过的人便闻到香水味儿。有人说她是狐狸精，想勾引人。有人干脆就说她是专靠干下流勾当生活的女人。说这话的人振振有词地说，她一个妇道人家，哪来的钱养活两个、f，头，日子还过得那么好!


    双福和舅舅住的房子是个流言蜚语的发源地，因为这里没女人，因为它挨着食堂，单身汉们买了饭就端着碗走进来，坐在炕上或者蹲在墙根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一天，人们又说起了况钟慧。是赶马车的王有有引起来的，他说况钟慧跟着他的车去一趟玉门镇，买糖，买香皂。况钟慧进到商店要买牛奶糖，商店的人说只有水果糖，一元五一斤的糖块，况钟慧说那糖不好吃，没买。说完，王有有大骂起来：“驴日下的，这个地主婆，她说水果糖不好吃，她想吃啥哩?我看她是欠斗!”“对，就是欠开斗争会。”另一个接上说，“我们庄子上的地主婆，你给她个羊粪蛋蛋，叫她吃下去，她不敢说不甜。”


    大人们的谈话，双福是没资格插嘴的，但这天他忍不住了，把手里的碗往桌子上一放说：


    “你这个人怎么骂人哩?你的嘴放干净一些!”


    吃饭的人们惊了一下，看他。


    王有有说：“我骂你了吗?你插的啥嘴!”


    “骂谁都不行!”


    “骂谁都不行r王有有更为惊讶，把脸转向双福的舅舅说，“你看，你看，我怎么惹他了，这个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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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骂人就不行。你骂人家，人家惹你了吗?”双福又说。


    “哎呀呀，老王，你看，你看你的外甥——这么歪!我说两句地主婆，他受不住了。她是你们的啥亲戚吗?”


    “不是亲戚就应当挨你的骂吗?你是人家的亲戚吗，你就随便骂人家?”


    王有有的脸色难看了，一个小孩子跟他这样犟嘴，实在叫人难堪，他便一眼一眼地看着双福的舅舅：“你看，你看，越来越没个分寸了!”


    舅舅平常是不大说双福的，但此刻唬起脸吼道：


    “双福!你住嘴不住嘴，你想挨打!”


    双福没再吭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这天晚上睡觉之前舅舅又说了他两句：“把你还给惯坏了，大人说个活，你还兴师动众问罪哩。我告诉你，以后再不准你到况家去，你知道她是啥人吗?”


    “啥人?”


    舅舅也不知道况钟慧的情况，舅舅说：“反正不是好人!好人有当移民的吗?”


    双福半个月没去况钟慧家。


    况钟慧在食堂买饭遇见他两次，叫他去家玩，他说有事，没去。


    半个月后的一天，双福又遇见了况钟慧。这天一只牛丢了，他跑到麦场上去找，正遇上况钟慧到麦场来抱草。况钟慧砌了个炉子，想烧火试一试。况钟慧叫住了他，问他这些天为什么不去她家，他涨红了脸，吭哧说：  “况阿姨，你是地主婆吗?”  况钟慧愣了一下，脸色刷地变白了。  “你问这于什么?”  “他们说你是地主婆，不叫我到你家里去。”  况钟慧沉默良久说：  “不是……”  “我就说你不是地主婆嘛……”  双福的脸上露出欢欣的表情，但况钟慧又说话了：  “我不是地主婆，问题比地主婆还严重……”  双福的脸上的欢欣变成了惊讶，睁大了眼睛。


    沉吟再三，况钟慧说她的丈夫是历史反革命。


    “啥叫历史反革命?”


    “就是解放前给国民党做事的人。”


    “你的男人在哪达哩?”


    “叛了刑劳改，死在劳改队了。”


    说完这句话，况钟慧就沉默了，双福也没再问，他们静静地站着。后来，况钟慧用她突然变得沙哑的嗓门说：


    “你走吧，我抱草去。以后你愿来就来，不愿来就不来，我不怪你……”


    这天晚上况钟慧精神不好。她吃过饭之后就躺在床上，她对女儿们说，她有点累，要早睡。这时门板被人拍得发出啪啪的声音。晶晶去开门，回过头来说：  “妈，双福哥来啦。”  况钟慧慢慢坐起来，她有点不相信女儿的话，但确是双福走进来了，双福畏畏葸葸看着她说：  “况阿姨，我来了……”  这天晚上双福在况家待到很晚。况钟慧没有奶糖给他吃，她打开皮箱，拿出一罐咖啡煮了给他喝，茶杯里加了两块方糖。况钟慧问他好喝吗，他说苦兮兮的，香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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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双福几乎天天到况钟慧家来了。他白天在草滩上放牛，很枯燥，很单调，晚上就想和别人玩一玩。队里没有几户人家，没有他一般大的孩子，往常他吃过了饭，就是到右派们的房子里去玩，那些人大都是省城来的，能说很多新鲜事，但那些人都不爱说话。从花海乡来的老职工们到一起就是讲谁家的媳妇肚子大了，谁家的媳妇裤裆破了，他不爱听，再说，大人们讲这些事的时候总撵他，不叫他听。如今，他和况钟慧母女建立了良好的友谊，他便把晚上的时间都消磨在那儿。舅舅那天也是随便说一句，实际上他再去况钟慧家也没说过他。对于移民们是不是好人的话他一点也不在意，他觉得这些人待人和善，说话客气又文雅，他对他们有了好感。他还从心底里同情他们：他们原来在上海都是高贵的人，现在一下子变成和自己一样的庄稼人，他们的心里肯定很痛苦。


    到况家玩去已经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有时候在草滩上放牛，他就想着晚上到况家去的事，就盼着太阳快点落下西边的大草滩去。


    把牛赶进牛栏之后，他就慌慌张张地吃饭，然后急急忙忙地跑到况家去。他不寻找任何理由啦——送钉子呀，送木板条呀——他走到门口也不问一声有人吗，一掀门帘子就走进去，对着况家母女大声说：“啥，还没吃饭呀!”或是大喊一声：“嗨，我来啦!”


    他每天在况家待好长时间，先是况家姐妹学习，写作业，他在旁边坐着。然后他们一起听音乐，或者况家组妹给他讲上海的事情。她们说到黄浦江，说到大轮船，说到大世界，他静静地听着，惊讶之极。他也对她们讲花海乡他的老家发生的故事，况家姐妹也都爱听，并且提出很多可笑的问题：戈壁滩上为什么不长草呀，花海怎么不下雨?更多的时间是况家姐妹读书，他和况钟慧听。这些书，他印象最深的是讲一个英国人在大海上遇难，流落到一座荒岛生活了好些年的事。听着这篇故事，他总是在想，自己要是落到那样的境地能不能想办法活下去。还有一本《安徒生童话选》他也是百听不厌，像《拇指姑娘》呀、《皇帝的新衣》呀。他也常常提出问题：“哼，那个皇帝就那么傻呀，明明是光身子着哩，他还不知道吗?”姐俩就咯咯地笑起来，说这是童话故事呀。这时候况钟慧也跟着笑。况钟慧是难得笑一笑的，在外头干活，她的脸总是板得平平的没有表情。她只是在家里才笑。她笑的时候很动人。她三十多岁了，但她笑起来很像二十几岁的人，她穿着宽松的睡衣坐在床上，靠着被子，笑的时候薄薄的衣裳就索索地抖动。她每天在田野上劳动是很累的，女儿们读书，她听着听着就歪倒在被子上睡着了，湿漉漉的头发把床单都洇湿了。这时两个女儿就把她摆平叫她睡觉，双福就回自己的房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