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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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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直面的人生 |
最新书评 共 7 条
路人甲$
这是一本好书，当然，还不足以构成一部经典性的著作。这本书在鲁迅思想研究上有许多重大的突破，但也只是突破而已，他并没有能重新构筑一座巍峨的广厦。这近于苛评，但因为爱之深，所以责之切吧。
《无法直面的人生》用极具个性的叙述勾勒了鲁迅的精神轨迹。单是看王晓明的文字，便可以发现他受到鲁迅多大的影响。一个真正受过鲁迅深刻影响的人，最终都会选择平视鲁迅的姿态。王晓明也是，他在不知不觉间沾上了鲁迅那解剖一切的习性。他总是试图客观，但因为是在“凡人”（而不是“人”）的层面上阐释鲁迅，所以不免时时陷入怀疑一切的泥潭。并不是说怀疑不好，但太多的怀疑，易陷于悲观。打倒一切，不再迷信，也往往会归于虚无。王晓明在指出鲁迅的悲剧之后，也同样没有能在悲观与虚无之外，看出第三条路来。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许许多多的批评家都有把自己变成思想家的愿望。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任何一个鲁迅研究者，无论选择平视、俯视还是仰视，他们都没有能在鲁迅之外，跨出新的步子。
以我的孤陋寡闻，本书颇有一些新的材料，以及对这些新材料一些新的解读，给人不少启发。只是作者有时未免太追求逻辑的自洽和体例的完整，有时为了文气的连贯，终乎难免牵强附会般的自圆其说。这也是一种“自欺欺人”吧，拗口一点，是“不自觉的不实事求是”吧。这往往是学者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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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有$
王晓明先生的这部书可以说是期盼已久，无奈在图书馆找不到，试图在网上买看到定价真的心虚了——太贵了，这本书目前只有三个版本最新版本是2001年的，尽管是多次印刷但是现在想买是很难的了。我只好去向老师“求助”，我知道孙仁歌老师珍藏着一本，只不过爱书之人轻易不肯把好书借人，不仅仅是怕自己的书会有所损坏，担心别人看的时候不爱惜，更为重要的是一本书就像自己的孩子，到了别人家总免了担心会不会“不回家”。我很能理解爱书之人的共同的担忧，于是我向孙老师保证借来复印，复印好立刻归还。我想这样老师应该放心了。
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从小学就开始学习鲁迅的作品，《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少年闰土》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尽管我很早就接触到了鲁迅的作品，但是我们似乎已经离鲁迅很远了。鲁迅是寂寞的孤独的，这种孤独是可怕的。当我第一次读到钱理群《现当代文学三十年》中关于鲁迅的介绍时，深刻感受到了一颗无助的心充满的怨恨和绝望的虚无感。当我今天中午读完王晓明《鲁迅传》的时候更是感受到一个从黑暗里伸出来的影子一把伸出手来扼住我的喉咙，似乎就要窒息了。我们大都是生在80年代末期的，没有经历过鲁迅“神化”的阶段，不可能感受到时代对鲁迅的“利用”，同样更无法获得鲁迅生活的那个年代的风风雨雨的切身体验。我们离历史太远了，尤其是近代的历史，许多时候就连我们最近的历史都是模糊的。我们如何才能读懂鲁迅，鲁迅的遗产是不是该让我放到历史的垃圾堆里了呢？
曾经有许多人包括鲁迅同时代的人早已宣布“阿Q的时代”已经是过去了的，成仿吾、钱杏邨、蒋光慈等人对鲁迅的批评以及后来人们对鲁迅的重新评价，似乎确认了鲁迅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了。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真的离开了那个时代“魔掌”了吗？
鲁迅的思想是偏向阴暗的，因为他从小就看透世人的鄙陋，家道中落的少年鲁迅在十几岁就奔波在药店和当铺，从前的受人敬仰的少爷而今只是一个受人鄙夷的“穷人”。他太能感受这种从天堂落到地狱的落差，因此他说当你在从富有转为困顿的时候，往往最能看到人心的好坏。不仅仅如此，就连鲁迅的本家的叔伯在父亲去世之后也开始欺负鲁迅一家，只把几所差的房地分给鲁迅，他即使想抗争也是无力的。鲁迅多疑的特质，从少年时代就已经开始出露端倪。
我们很难再从历史的课本中感受到鲁迅和他的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但是读王晓明的《鲁迅传》你就能够感受到一个人在那样的时代之下，他的处境不会太好的。但是鲁迅是幸运的，他的父亲周宜伯，祖父周介孚都是比较开明的，并且对鲁迅也是关爱备至的，少年的鲁迅曾经是一个善良、调皮的小孩子，但是家道中路，使他感受到清末社会的腐败和颓废。从小就如此敏感的一个少年，自然学会了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这个社会。
当我读到鲁迅一个人带着八元的川资去南京求学的时候，不禁想到鲁迅一个人孤独离开故乡，面对着不知道未来如何的“彷徨”，未来的路需要这个少年一个人去探索，没有人能够给他任何的指引。但是鲁迅在南京水师学堂并不开心，教员的水平是“地球有两个，一个东半球，一个西半球，一个自转，一个公转”这样的老师可想学生又是什么样的水平，鲁迅能与谁交流，他是孤独的。不过，鲁迅酷爱读书，小时候读杂书，《山海经》、《荡寇志》、《西游记》后来这些书已经不能满足鲁迅的需要于是就开始读严复《天演论》、梁启超的《时务报》几乎每期必读的。在南京鲁迅开始经历思想的蜕变，他思索中国千年的历史到底是怎样的历史，进化论的历史观使他有了信心，但是鲁迅其实很讨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的观点，这种血腥的丛林法则是鲁迅所不齿的。但是，为什么鲁迅又会接受进化论的观点呢？我想其实，这是严复的功劳，这不是赫胥黎的进化论是经过严复改造过的，我读到这段的时候就在思考鲁迅思想的矛盾究竟是为什么？纵观鲁迅的思想我们可以发现在前期和后期有着截然相反的观点，就是同一个观点，鲁迅都是显得有些犹豫的。于是，当有人问道究竟该怎样走的时候，鲁迅自己也不知道答案。路，究竟在哪呢？
南京水师学堂自然是留不住鲁迅的，后来鲁迅去矿路学堂然后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绩去日本留学。我们曾经在初中学过《藤野先生》就是鲁迅在日本时期的那段生活的留影，鲁迅到日本和那个时候的许多中国人一样面临的着同样的问题——歧视和侮辱。因为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中国人只能是和畜生一个级别是不配做人的，你可以想见一个中国青年在日本会遭受到怎样的凌辱。当鲁迅在仙台医专的时候看幻灯片，许多中国人围在一起看日本人杀一个做了俄国间谍的中国人，鲁迅被震撼了，即便是体格如何强健的国民，灵魂依旧是麻木的。鲁迅能够不反抗吗？不，他选择了新文艺，选择了启蒙。可是即便如此他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启蒙真的能有用吗？青年的时期的鲁迅带着满腔的热情投身到新文艺可是第一次创办《新生》就流产了，和弟弟周作人一起出版《域外小说集》总共也只印刷了1500册。鲁迅沉默了，最后他只能选择一个人悄悄的离开，就连较好的日本朋友都没有告诉，你可以想见到当时鲁迅的会心和无奈吗？他不选择沉默，不选择一个人的离去，又能如何呢？
读《鲁迅传》最能深切感受到鲁迅内心的矛盾、痛苦、孤独和虚无。这种压迫的令人窒息的感觉恐怕没有人能够完好的承受住，鲁迅回到中国后被迫结婚，但是这不是鲁迅的选择，而是为了孝为了母亲。但是他是不幸的，他的妻子朱安也是不幸的。最大的不幸的还在后来，就连鲁迅的兄弟周作人也同鲁迅翻脸，兄弟反目，鲁迅后来在《铸剑》称“宴之敖者”意思就是被家里的一个日本女人驱逐了。设想如此的处境一个人还能相信谁？
后来鲁迅开始在《新青年》发表小说，接着一发不可收的鲁迅成为新文化的一面旗帜，成为青年心目中的导师。可是这些青年太幼稚，最后也同鲁迅反目，他们不明白“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革革命……”这些幼稚的青年看不到血污后面的肮脏和腥臭，青年总是容易被蛊惑和利用，鲁迅的判断不是在后来的历史中得到确证！鲁迅是不希望自己被利用的，可是总有人在利用，希冀借用鲁迅的名声，李立三就是最明显的他要鲁迅写一篇骂蒋介石的文章，文章虽然好写但是全然不考虑鲁迅之后的处境。而只是说鲁迅可以去苏联，这样的人鲁迅如何才能相信？至于后来鲁迅加入“左联”参与“国防文学”的争论以及“革命文学和文学革命”的讨论都显示了一个自由的知识分子是很难同一个野心勃勃的激进的青年们有共同话语的。这就是鲁迅的无奈和悲哀，因为，他成为了别人利用的工具。尽管鲁迅在“遗嘱”中说，死后不要举行纪念，可是我们还在纪念，历史上纪念了很多次，我们却把真的鲁迅丢弃了。
今天是鲁迅诞辰130周年，不过今年的纪念活动实在是冷清，不过倒也合了鲁迅的心意，我们已经把鲁迅忘了！这样鲁迅在泉下会欣慰吧！
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没有给我们指出一条确切的路但是却给我提出了问题，他让我思考，让我们醒悟，让我们看到在铁屋中即将被烧死时的场景。不过，如果你习惯了熟睡就像你习惯了死亡一样，我想不如不醒的好。因为，梦醒了发现无路可走是悲哀的。
鲁迅受西方德国哲学家尼采非理性哲学的影响，但是我个人认为鲁迅的思想是向死而生的。反抗绝望不意味着会有希望，更不是在绝望中看到希望，而是战胜内心的虚无和孤独真正地向死而生，如地狱的死火，这样的人生是无法直面的却是最坚韧的！
从小学开始我们就接触鲁迅的作品，但是我们真的懂了？
鲁迅不能被遗忘，他的价值依然在，而且在这次浮躁的社会里更需要。
今天是考研报名的日子，这篇日志在草稿箱里放了三天了，写下这些文字不仅仅是缅怀鲁迅先生，更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我们自身的境遇，学会更多的理性思考，辩证的思考，而不是在一团又一团的逆流中迷失自我。
这是我个人一些浅薄的体会，不当之处希望大方之家多多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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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泊佛$
一路读来，越来觉得这本书实在可以有另外一个名字——“驱鬼心传”。
书中作者着力为之的，并不在于史料的勾连、事实的铺展，而在于分析、解读不同境遇、不同阶段中鲁迅的精神状态、心路历程。史实的引用、文本的精读，莫不聚焦于此。而那种以己度人、以心感心、知人论世、情思飞扬的文字，让人读来颇有兴味！
于是，鲁迅不再是那个“钦定”的、一往无前的战士了，也不再是那个深沉、沉思的思想者——确切的说，是不仅仅是——而是是一个太复杂的集合体：他自有他的大不幸、大犹疑、大虚无、大悲哀；也自有他的琐屑的烦恼，庸凡的羁绊，以及不可避免的缺陷……
越是读到最后，我便越多的联想到《西游记》里那个有性格、有本事的猴王：他“大闹天宫”，他大战“天将”，他在某人的“手心”里“闪展腾挪”……可是，“手心”翻转，终究被压于“五指山”下，五百年未得翻身。
——传记中所呈现的鲁迅的一生也是如此。终其一生，他都在努力逃离“待死堂”，努力驱散时时弥漫周身的“鬼气”。于是，他参与“新青年”，南下厦门，远走上海，联合“左派”……然而，每次自以为是的驱散与逃离，其结果却是更大的失望与虚无袭来。
本书的书名叫做“无法直面的人生”，其实这个“人生”，既是鲁迅想方设法出离而终不能出离的人生，也是我们读来触目惊心、不忍直面的人生。作者将这一切归结于“命运”。我想，命，是心有不甘；运，是周遭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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黠之大$
我不再像先前那样崇拜他了，但我自觉在深层的心理和情感距离上，似乎是离他越来越近；我也不再将他视作一个偶像，他分明就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样在深重的危机中苦苦挣扎。 ——王晓明
自己在网上碰到这本书，就下了下来，但自己对于鲁迅的记忆却局限于高中教科书《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面，恰若我们对于马克思同样很无知一样，我们距离这些曾经吸引民族目光的人物似乎很近，但又的确很远。但人生的某个阶段总会有难解的问题，这个时候就只好去走进这些被我们所远离的灵魂。
鲁迅本姓周，名樟寿，后改为树人：号豫山，后改为豫才。鲁迅是他的笔名，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生在绍兴城内周姓望族，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让鲁迅在启蒙的时候先读历史，而不是四书五经；父亲周伯宜，对鲁迅非常宽厚，允许他读闲书；母亲鲁瑞更是喜欢他。少年鲁迅便生活在这种颇为繁华而宽厚的环境中读书长大，调皮好斗，有着少年所特有的骄傲。但祖父却因为一次科场行贿案下狱，父亲也吐血并终于去世，亲戚便不再对鲁迅家客气，分房子的时候给鲁迅家最差的房子。这种世态炎凉、由繁华转为凄苦的经历很容易让人想到曹雪芹，另一个在中国的晚期封建社会反儒家的困顿的斗士。后来在广州，青年学生问他为什么憎恶旧社会，他回答：“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今天再思考这个，我们究竟走出去多远呢？市场经济之后，实用主义潮起，我们仿佛又能看到那些忧伤的娜拉了。
若以事件史的眼光看个体的人，就要重视他在十八岁的选择，这一年鲁迅乡试成绩为中上等，却因为一个弟弟的夭亡而放弃复试，家境的中落、人情的冷落也使他不能去经商或者像很多绍兴人一样选择去做师爷、幕僚。如今日高考无望的情况相识，鲁迅只能选择去读江南水师学堂，差不多是免费。王晓明写到：“可也惟其如此，学生多不愿以本名注册，而要改换姓名，鲁迅那个‘周树人’的名字，就是这样起的。”但不满意学堂教员的无知只好转到路矿学院，1902年，因为没有钱只好争取公费去那个极度自卑并极度自大的在7年前打败中国的地方留学去了，在日本呆了七年，因为日本人的傲慢、侮辱和留日学生的不成器的丑态而痛苦，终于无法忍受，放弃学医转而从文，要医治这个民族的精神状况。但如王晓明所言，“一九0六年初夏，鲁迅返回东京，这时候他已经二十六岁了。用去了八年的青春，从中国到日本，又从仙台回东京，四处寻求生路，却总是走不通，兜了一个大圈子，还是回到老地方：没有钱，也没有文凭，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比鲁迅幸运多了，至少他在大学阶段找到了自己受用终生的道路——哲学。
我们已经知道了鲁迅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大量阅读各种杂书，他应该感谢自己的这种习惯，王晓明描绘了鲁迅的读书状况：林纾翻译的小说一本不落；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几乎是每期必读；他更用心读理论书，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法意》，他是读了又读，还郑重其事地向别人推荐，还曾给周作人推荐约翰穆勒的《逻辑体系》。以今日状况来看，有多少人真正读过《进化论》和《论法的精神》呢？更不用说小穆勒的书了。尤其是达尔文的理论使鲁迅走出了历史悲观主义关于“今不胜昔”和“一乱一治”的历史循环主义，对于鲁迅来说这不啻是精神革命，正如马克思读了在大学里成为了一个激进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一样，鲁迅也成了一个“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社会进化论者，从仙台来到东京，他毅然剪掉了辫子，严肃地和同学们一起思考民族的问题。
话说回来，也许正如张饶庭所说，人本身就是loglinear，是非线性的，总是充满了矛盾。记得我自己更夸张的说过“人即回归”的话，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加入了点宿命的色彩。传统与革命便如此自然地熔铸在鲁迅的遭遇中。热血青年鲁迅在日本思想开始倾向于革命，并且真真正正的加入了光复会，然而当被要求回国像徐锡麟一样刺杀满清高官的时候，鲁迅却问了句：“如果我被抓住，被砍头，剩下我的母亲，谁负责赡养她呢？”领导收回成命，刺杀遂无疾而终。对此王晓明写道：他不能无条件地相信别人。即便一时冲动，时间稍长，他对卑劣人心的体验，对一切冠冕堂皇的东西的习惯性怀疑。正是在1906年，鲁迅被母亲以生病为由骗回家，娶了朱安，后者曾经拒绝按照鲁迅的意见进入新式学堂读书。鲁迅在婚后第四天就回了日本。
一九○八年夏天，继续在东京读书学德语。从夏天开始，每星期日往章太炎在东京的寓所，听他讲学，历时大约半年。称章太炎为鲁迅的老师，跟这个有关系吧。1909年，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出版，不久《域外小说集》第二册出版。为了负担家庭经济，离开日本回国，结束了七年的留学生活。 回国后，就任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生理和化学教员，兼任日籍教师的翻译。1910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的监学，兼教生物课。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绍兴城内一片混乱，遂应府中学堂学生的请求，回校暂管校务。 带领学生演说队上街宣传革命，安定民心。不久，受新任绍兴军政府都督王金发委任，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但是，革命并没有给民族带来更多的东西，革命党的官员一样压抑自由和新思想，鲁迅最终选择离开，靠着朋友的推荐、应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去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部任职。从此，逃离绍兴。因教育部北迁，单身前往北京，住进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 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兼第一科科长。这便是鲁迅中年一次重要选择：为官的仕途之路，所幸收入颇高。但鲁迅虽有怀疑的毛病，却无法接受现实的倾轧，他去研究石刻拓本、抄古碑，他每天上午九、十点钟起床，梳洗后直接去部里办公，到黄昏时返回会馆。吃过晚饭，八点钟开始抄碑，看佛经，读墓志，常常要到半夜一两点钟。对此，王晓明说：对自己的个人幸福，他也不能再抱什么希望了。他刻了一方石章，曰“堂”；又给自己选了一个号，叫做“俟堂”。笔划虽不同，意思是一个，就是“待死堂”。这个时候，鲁迅已经不得不去思考死亡、品味孤独、遭遇自我。生活、婚姻、国家的不顺遂和鲁迅的悲观主义都把他引入到了遭遇虚无的境地。从这个角度上讲，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是有相近之处的。鲁迅的待死堂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中的死屋何其相似。
对于在五四阶段鲁迅带着面具的呐喊，王晓明直言：对启蒙的信心，他其实比其他人小，对中国的前途，也看得比其他人糟。五四的成功使鲁迅获得了极高的文学声望，“他不再是绍兴会馆里那个默默无闻的“待死”者了，他现在成了大学讲台上的名教授，读者钦慕的名作家。”
1925年，“鲁迅和女师大的学生许广平等人开始来往，通信日渐频繁，好感逐渐加深，他在感情上，也会不自觉地向这批学生倾斜，于是在五月十二日的《京报副刊》上，他公开表态支持学生，随后又联络其他一些教员，联名宣告反对杨荫榆。”这场纠纷使鲁迅失去了他的官位——章士钊撤了她的职。后来，鲁迅起诉了章士钊重新获得了这个职位。对此王晓明说：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吃够了贫困的苦头，他很早就懂得了没有钱，什么事都干不成，在那篇《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他那样强调“经济权”，就正是出于自己的痛苦经验。
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王晓明说：“人的生存意义，就体现在他人对你的需要之中，即使鲁迅对社会的变革完全失去信心，对自己在这变革中的作用也不存指望，他的精神世界大概仍不会垮掉，还有一根坚固的支柱在支撑着他，那就是他对和睦的家庭生活的期待，对自己作为这个家庭的主要维持者的自豪。” 1923年，鲁迅和羽太信子发生严重的冲突 ，随之和周作人兄弟反目，他就迁往西城的砖塔胡同六十一号。鲁迅对自己的母亲并没有太大的好感，家庭的分裂，更让他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之中。
鲁迅从人道主义转向了个人主义，由启蒙的悲观主义，转向了存在的虚无主义。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在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以主人公绥惠略夫表现的一种思想，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成了单人，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 王晓明写到：从启蒙者的悲观和绝望，从对尼采和绥惠略夫的共鸣和认同，鲁迅一步步走进了虚无感。
鲁迅在虚无主义的鬼气中滑落的太远，但1925年，他还是找打了一个缺口：对女人的爱情，逃了出来。这一年他和许广平相爱了，许并不漂亮，但对于新思想、自由、革命的坚毅鼓舞了鲁迅。26年，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后来又去了广州中山大学，此刻许广平已经陪伴在他身边了。因为老对手顾颉刚要到中大，鲁迅和许广平便到了上海。王晓明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讲，鲁迅和许广平相爱而终于同居，在上海建立新的家庭，是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举动。正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生命意志的执拗的力量，表现了背叛传统礼教的坚决的勇气，表现了一个现代人追求个人自由的个性风采。但是，也恰恰在这件事情上，他内心深处的软弱和自卑，他对传统道德的下意识的认同，他对社会和人性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都表现得格外触目。一个人一旦相信爱情，就不再是虚无主义者。”
鲁迅的人生是在上海画上终点的，在这个时期，鲁迅不断遭遇到华盖运。早期，鲁迅是要医治民族性，对大众，他是轻蔑的，他依靠知识分子的，尤其是学生，但人生的种种遭遇却使他不断看到知识分子的局限性，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之后，鲁迅转而提出大众才是推动历史变革者。但是这与他素有的思想是矛盾的。终于，他提出了新知识分子的说法。“一九三二年底，他第二次回北京探望母亲，去北京女子文理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演讲，都特别挑起知识阶级会不会灭亡的话题，反复强调说，有一种新的知识者，他们与群众结合，反对个人主义，能够把握住实际人生，因此在将来仍能生存。”
一九三０年五月，他发起成立了左联的筹备会。他刚刚和共产党人结盟，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李立三，就秘密约见他，要他以周树人的名字写一篇骂蒋介石的文章，被鲁迅婉言拒绝。虽然他倾向于共产党，但他同样厌恶成仿吾和周扬那一类共产党人。
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1936年，鲁迅写了《死》，显示出一种非常特别的态度：既不回避，也不设法改造，就站在那里谈论自己的死。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
这便是鲁迅的一生，一个对我们来说应该熟悉、但其实显然十分陌生的人生，我们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太多的矛盾，看到了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生的思考的深刻的印记。处于一个悲剧似的、似乎看不到希望地转折的时代，鲁迅经历了人生中的种种波折，大到祖国，中到家庭，小到个人，没有一个顺遂人心，这个小个子、坏脾气、多疑的人，在那个时代里耗尽了自己的所有生命力。鲁迅在他的人生的当中不可避免的遭遇虚无，国家风雨飘摇、鸡鸣不已，大众是冷漠的、愚蠢的群体，少年家道中落，慈母是误进的毒药，朱安是无法交流的对象，和弟弟周作人虽志趣相近却终于反目，最后自己所倾向的知识分子也多靠不住。鲁迅的幸运是青少年时的广泛读书、留学日本的经历、加入光复会的经验、许广平的爱情和共产主义的发展。
鲁迅故去93年了，我们已经从鲁迅的铁屋走出了很远，但我们绝大多数人对鲁迅的认识依然很浅薄。娜拉出走之后怎样？我们挣脱了一个旧的世界，我们又能走多远？鲁迅今日若在，他又能写写什么呢？鲁迅说：“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我们真的超越了吗？
易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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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ili$
很不错的介绍，导读，评论。没有把他当圣人，他的深刻，他的虚无，老年的脾气，怕老，乖戾。
关于鲁迅和左联的描述。关系讲得很清楚，王晓明老师胆子也不小，看来还是以学术作品来划分的。不然某某某的面子也不好看。
与许广平杭州蜜月时，拖着许钦文陪寝，钦文小床居中，夫妇两人隔20m分在两边，实是奇闻。
不足是偏重精神学术方面，对于生活细节，财物安排方面几乎没有提到。
最后一段对鲁迅的小结也很好，甚至是严苛的：
看到他那样固执地拒绝品尝悲观主义的苦酒，不是用理想主义来代替它，就是用虚无主义来冲淡它；看到他那样依赖身外的精神价值，总是不断去寻找集体性的社会和政治理想，来充作自己的生存依据；看到他那样注重现实功利，几乎凡事都以它为重，很少有超越现实的兴趣和愿望；看到他那样害怕作社会的旁观者和边缘人，一旦发现自己被挤到了旁观席上，就不自觉地想要重返中心－－我才真正明白了，他身上的文人性有多么深刻，在骨子里，他其实还是一个文人，一个孔墨和庄子的血缘后代。
他在一九二五年说：“中国其实并没有俄国之所谓知识阶级”，他自己也看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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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2-9-20 11: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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