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 - 书评

田野$

　　       这书厚，断断续续才读完。回忆要么是好的，要么很坏，不知道这是不是和人的本性有关。我们也只能在这好与坏之间想象那个逝去的历史。
　　书的作者都顶顶有名，就像一辆豪华的老爷车。他们有的是高干子弟，有的是书香门第，也有底出身最底层。但他们好像有个共同点，对书的热爱。不知道是那个时代精神生活的贫乏导致的还是他们本身的追求？正是这热爱让他们突破了满眼的红色，找到了另外一种世界的可能。也是后来那些运动的主力。
　　
　　       谈到七十年代，很多人不愿正对那段历史。好像不愿揭开曾经的伤疤，当然这有政治的原因。但我觉得那场政运动史并没有那么可怕，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在表现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这些人中有点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有的没有受到，有的因为“反动”直面灭亡的危险，有的却因为爱情谈起了技术含量很高的恋爱，有点因为狠斗私字一闪念，不停的虐待自己，有的因揭发同伴而内疚伴随一生。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活法，不过担心曾经多么恐怖，也不用感叹现代多么幸福，人遇到的问题还都是一样的，毕竟都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人的忍耐是没有极限的，在多苦的环境下也都会有作乐的机会，也会有活下去的信念，关键看你有没有。当然这代价太大，毕竟是不公平造成的。说到底还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有选择就意味着舍弃，不能因为害而看不到好，也不能因为好而看不到害。历史不用去怕，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也有自己的任务，我们活着就是去面对，也不去面对也是一种面对，不是吗？重要的是我们能活下去。
　　

来自: 豆瓣

饮虎池$

　　
　　  “天地不仁，终于拿青春没有奈何”——这是丹青先生在《幸亏年轻》里结尾的一句，我尤其记忆深刻。后来“白夜”的老板娘翟永明又写一文，名曰《青春无奈》。这两篇文章一同收录在《七十年代》这本回忆性的散文集子里。
　　
　　  有一天我躺在昏黑晦涩的夜晚，不戴眼镜，周围的象尽是重重形影，我想是否模糊才是真实的最初形态，而我依所谓的“精锐”器官所知的确切不过是幻影的重叠？对于历史，对于“文革”，它不过是一些空泛的历史素材，人的能力是不可以还原的罢。博尔赫斯的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一个典型的隐喻，历史本是一个没玩没了的集体，在糜烂泛滥的花园里每一条小径都好像一条线索，一切的小说、戏剧、历史总只写出一条线索，若你愿意穷毕生之力写尽全部则几乎是妄想症的晚期。所以我们只好懦弱地总结道，必然性中已然包含了所以偶然的可能，而假使我不去顾及托尔斯泰的感受，那么回忆本身就是件注定徒劳的悲剧，意义也由其是悲剧之因痛快地生长。
　　
　　
　　
　　一
　　
　　
　　
　　  说起文革本身和文革的前后故事，先是被禁，继而被解，一禁一解之间玄妙已然足够写彻几个夜晚。终究还是解禁，至少可以娱乐，可以消遣，可以使正人君子以为亲历了历史的真相，或骂或笑，或有些泪水，然后合去书页、闭目欣然地死去。否则将如何？我以为终是那句话——天地不仁，没有奈何。除去有些人写“文革”“十年浩劫”的洋洋巨著，仿佛便秘后泻药似的，我不甚喜读所谓正史或者反正史——所谓还原史——不过一些二元对立的转换之语而已。今年陈徒手先生之《人有病，天知否？》是个另类，可以说非陈先生的著作不过是他劳苦搜来的文件汇编，针对沈从文、老舍、丁玲等等诸多老作家，这样写历史人物的“周围”的文章我不能够逃脱。这几位文坛昔日的巨擘在狭隘的一段历史里也不免去互相有些微词的嫌，然而谁可曾与上苍的智谋比过拳脚？老舍坠湖之死已经不显得如何苍凉，更有木讷近乎痴愚的俞平伯，表面看似坚强继续愿意在北大荒接受劳改的丁玲……
　　
　　我尤其愿意谈沈从文先生，这位“乡下人”。我如今也略有阅历，大约可以体谅他是如何地不被喜欢，曾在北大就每被刘文典等教授鄙夷不已，视为乡下佬，建国之初、反右、“文革”其间仍然始终为他人所轻，老舍、巴金、郑振铎等沈老昔日文友尚且当过官员，地位显赫，北京人艺、文化部之流的头目，沈从文却被揪去做博物馆讲解员，一把的年纪、一把的白头要给自己的学生——北京副市长吴晗讲解汇报，至于后来养出范曾这般“中山狼”，再后来竟然不会写作，自轻道从未懂得写小说。其中悲凉可见一斑。更有范曾后来在《我与沈从文的恩恩怨怨》中所言颇为中肯，范曾提及，沈从文也在“反右斗争中曾对艾青先生批判且用词甚烈”，并且特意说：“我举这个例子绝没有为我曾写过一张沈从文先生的大字报辩解之意，我只是感到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普遍受到‘左’的路线的冲击，其间发生的一切，原因非止一端，然而大家同样概莫能外地在层出不穷的运动中颠簸，必须要你表态、排队、坚定立场、表示忠诚等，这其中包括我，也包括沈从文先生。”
　　
　　  篆刻家陈巨来在《安持人物琐忆》里亦不无心酸，写道陆小曼曾与自己交好，也在反右扩大化之间为保得自己周全以出卖、诬陷自己，小曼终因无效于毒瘾，死期言善，恳求原谅，恳求相陪，真是荒疏得紧迫。
　　
　　“文革”当中，有几个人是高标独具不染尘埃的？“文革”过后，多的却只是那些努力被强化的“文革”受害者角色。范曾与沈从文的恩怨尤其能说明一些历史阴霾略有澄清之后的东西，政党的千秋功罪任人评说，历史是无赖的，它会容忍你去说三道四、评头论足，但是它永远是赢家，因其无赖，人类面对它也终于无奈。
　　
　　
　　
　　二
　　
　　
　　
　　  我曾以为苦闷的一则是如顾准先生父子断绝之后至今的子女情感问题，我总最以为灭绝人性之处其实在此；其二在于整个家国面临两派斗争的血腥中时，台湾、欧美的态度如何。余秋雨先生曾是我作文的启蒙私淑之一，尽管后来沸沸扬扬的“石一歌”事件牵连到他，我仍然不可菲薄于他。记得他在封笔之作《借我一生》里也极铺陈之力写自己和叔叔在“文革”里的无奈抑或铁骨难熬，这些内容有掩饰成分，的确，也为大多时人称作虚伪狡饰之辞，已经错综复杂，不待人言只消由人猜测评判了。
　　
　　  今年读齐邦媛先生《巨流河》可略懂我之第二种苦闷。去台之先，大陆和台湾的旧人所回忆大同，逃荒逃亡、或有革命党家庭感染（齐邦媛父亲齐世英曾为郭松龄将军所青眼，后为东北抗日联军地下党员）、或随校就学于西南联大（齐邦媛曾在南开就学，后入武大，老师为朱光潜）、深陷家国被欺的囹圄等云云，然而齐毕业后本打算往台湾任教、仅仅任教，一年后接到父亲电话，开始一批批接大陆的老乡，自此竟然终生未归。国之未稳，父亲齐世英也被隔离、调查，老年不愿谈政事。这颇像L所讲的傅作义将军“文革”时期为报新中国之“恩”将居美弟兄一并唤回，不久皆被打为右派。
　　
　　  我要表达的苦闷正是张大春先生小说《将军碑》里的纠葛，历史老人的精神分裂症。
　　
　　
　　
　　三
　　
　　
　　
　　  《借我一生》里有一段文字是不会引起风波的。余秋雨写为避世之乱，自己曾在一座木楼上饱读诗书若干年，木楼在山间，丛林环保拥入腋下，余先生则日夜与一老翁做伴，后来才知道是蒋中正的图书馆。这样的私人记忆是珍贵的。比前面我之所陈述并不差。
　　
　　  早上读到徐冰的《愚昧作为一种养料》和王安忆的《魏庄》，都写“文革”那个年代。我竟然心生羡慕。徐冰那时的校徽是白绿相间的景泰蓝，众人在西单民主墙看大字报的时候徐冰却很迟钝——他只趁这样的时候去画画，靳尚谊先生查宿舍的时候曾说徐冰的大卫是全学校最好的。而翟永明写那时候女生谈月经，王小妮写自己做农活。另外，几乎北京的顽主无不写到北岛的《今天》和种种地下诗歌朗诵会。而陈丹青先生这帮上海的青皮又听着破烂的交响乐过着弄堂生活。
　　
　　  群体性是绝对的，而个体的特殊性是被感知获得。整个群体在呈现出一种面貌的时候，就构成了一个丰富的年代。但它终究不过是一部分历史，伤痛和记忆永远是人与历史彼此能够承受的，甚至是彼此作用的。所以，历史，自然包括“文革”不过是一段普通的历史。当我看着徐冰、陈丹青他们的履历，我自己的故事是否就惨淡抑或美丽？都不，都不过是朴素的历史。而我今天的眼光不过是我“命运”线索的结果和后果，但是我没有办法。
　　
　　  历史无奈，它已经这样了，那又能怎么样呢？
　　
　　  然而，我绝不是等待的言论者。
　　
　　徐冰写道：“毛泽东的方法和文化，把整个民族带进一个史无前例的试验中，代价是巨大的。每个人都成为试验的一个分子，这篇文字讲的就是试验中一个分子的故事。发生过的都发生了，我们被折磨后就跑得远远的，或回头调侃一番，都于事无补。今天要做的事情是，在剩下的东西中，看看有多少是有用的。这有用的部分裹着一层让人反感甚至憎恶的东西，但必须穿过这层“憎恶”，找到一点有价值的内容。这就像对待看上去庸俗的美国文化，身负崇高艺术理想的人，必须忍受这种恶俗，穿透它，才能摸到这个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除个别先知先觉者外，我们这代人思维的来源与方法的核心，是那个年代的。从环境中，从父母和周围的人在这个环境中待人接物的分寸中，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中，我们获得了变异又不失精髓的、传统智慧的方法，并成为我们的世界观和性格的一部分。这东西深藏且顽固，以至于后来的任何理论都要让它三分。八十年代，大量西方理论的涌入、讨论、理解、吸收，对我来说，又只是一轮形式上的“在场”。思维中已被占领的部分，很难再被别的什么东西挤走。”
　　
　　我知道，在所有历史里面行走的创作中，社会主义背景、独党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基因无法掩饰地总要暴露出来。人们随着年龄增大，再没有精力再去掩饰属于你的真实的部分。是你的就是你的，假使你不喜欢，也没有办法，是你不得不走的方向。
　　
　　只有深夜裡的虫鸣，就像古今的山川草木一般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它初刺激我感官的同时就如同一根丝线将无数零碎的纸页一一穿起，那时候我感到自己毕生的悲伤和屈辱都不曾消失或者没有意义，它们像本厚重的书，一部着作。我还在，一切都在，原来多年我们不曾谋面，但还在彼此关心，一起顽强地生存。寂静的时候你还前来探望。
　　
　　
　　
　　有一种独白来自遍布大地的忧伤。/只有伟大的心灵才能聆听其灼热的绝唱。/我是在一次漫游中被这生命的语言紧紧攫住。/先是风，然后是让人突感心悸/四顾茫然的歌吟：/“荣也寂寂，/枯也寂寂。(《小草》)
　　
　　
　　

来自: 豆瓣

i君少

　　        一年前，我看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阿城谈到“历史的断层”， 叹息中国人民失去的岁月。
　　       在老一辈看来，中国的文化传承是没有按照社会常态发展下来的，欧美人谈起七十年代表达出对于战后资本主义阵营重建信念的神往，日本人谈起七十年代骄傲于干干净净的崛起，台湾在政治重组的情况下文人群聚议述使得宝岛仍走在文化的最前端。而中国大陆在七十年这一时代黑幕的笼罩下，诞生了另一批真正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
　　
　　
　　       “就是在同一个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时代里，教授们都有很多故事，在他们之后，还是有一些教授，如顾颉刚、梁漱溟等，也有很多故事。然而奇怪的是，到了本世界的下半叶，北京大学的教授们似乎没有故事了。他们除了著书、教学和写自我批判的文章之外，顶多还留下一些’思想改造’中的笑话，没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刘再复
　　
　　       1966年的文革开始，1968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陈丹青说过，“刻画承平岁月的种种恶，容易，讲述罪孽时代的片刻欢悦，很难，而且不宜，流落的滋味，另有田园诗意，而自强的过程日后解作浪漫”
　　      痛苦和磨砺往往是相互担当，把青春消耗在在吃苦受罪上，赔得起，年轻人，什么的时候都可以重新站起来，因而在这个年代段落里饱受历史挤压而倔强成长和成熟起来的这一批年轻人，拥有相同的经历和不同的遭遇，无一例外的，成为他们共有的财富。
　　       缺乏故事的人无论如何，都是贫瘠的，北岛和李陀的这本《七十年代》其实呈现出了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在“知识分子史”的进程中，这个词语的定义就已经发生改变，如同刘再复老先生的这段话，学院和专家型的知识分子猛长，新媒体的急速扩张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媒体和新闻从业人群，这种撕裂式的进展使得教育模式和教育水平脱节，那么这些人算不算得上知识分子，从传统定义和现代标准两个方面来考究，这个问题都是不易回答的。
　　       毛尖在评论这本书地时候说过，北岛和李陀召集起来写《七十年代》的人，共同拥有一段“《今天式》”和类“《今天》”式的岁月。
　　
　　
　　       韩少功早年去大学讲课的时候，有一次顺便调查学生的读书情况。他问谁读过三本以上的法国文学？约四分之一的学生举手；谁读过《红楼梦》？约五分之一的学生举手；然后他把门槛放低：谁看过《红楼梦》的电视剧？仍只是略过半数。
　　       韩少功后来回忆说，这是一群文学研究生，将要成为硕士或者博士。他们很诚实，也毫不缺乏聪明。我相信未举手者已做过上百道关于《红楼梦》或法国文学的试题，并一路斩获高分——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坐在这里。
　　       他很坦白地告诉学生：即便是在三十年前，让很多中学生说出十本俄国文学、十本法国文学、十本美国文学，都不是困难的事情。学生们诧异了，三十年前，那是文化的禁锁和荒芜时期。
　　       于是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难道那些试题就是他们的文学？读书怎么成了这么难得事？或者事情别由原因：是什么剥夺了他们广泛的自由？
　　
　　
　　       作为一个中文系的学生，我可以悲切地举手，可是相较三十年前的中学生，现在回忆，我甚至都模糊了小时候囫囵吞枣般生塞硬套的那些名著们每一本分属哪个国家，而他们的文学价值，对我而言就是雁过无痕的朦胧记忆。
　　       暑假在家的这段时间，除了各种聚会游戏，有略花心思整理一些落下的东西买一些书，问题是只要我触碰电脑，就会失却对于纸业油墨的热爱，并且无法自拔，只能不断地邀伴去各种咖啡馆静心看书，也好，一个夏天把萍城大大小小的咖啡厅走了一通，逼装了个遍。
　　       在过去那样一个没有电视、网络、电脑、游戏、酒吧、KTV的年代，书或许是当时年轻人唯一的精神娱乐，亦或者说，是在政治黑暗生活贫困的覆盖下唯一的精神寄托，文字所带来的思维运转可以营造出一个区别于现实的理想化世界。
　　       现实造就了精神渴求，可当一个物质化密集、纸醉金迷、娱乐选择多样的社会基础成型，反而使得越来越少人失却了探寻的动力。
　　       幸或不幸？依韩少功的话来说：“我应该为他们不再需要镇痛和致幻而欣慰嘛？应该为他们在知识苦恋之外找到更多的兴趣、忙碌、实惠以及体面而庆幸吗？或者我不应该为他们的失踪而欣慰？不应该为自己一具幸福皮囊下迅速繁殖的平庸而庆幸？”
　　       那天和吉老师聊天，从电影谈到电杂谈到梦想谈到大学各式各样繁复的活动，老师最后说了一句，无论你现在活得多么丰富多彩，一旦放弃读书，很快便会贫瘠。
　　       生在这样一个康乐年代，是有幸中的不幸，我只能从不幸之中压榨出更多的灵魂。
　　
　　

来自: 豆瓣

枕小路$

　　《七十年代》。北岛和李陀主编，由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多是文化名流精神贵族...）执笔的三十几篇回忆文字。这本书我看的很快，有如蚕食，边看边想.......停下的时候喟叹唏嘘.....替我的上一辈体验了一把物是人非。。大一那年买过一本《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编著，跟这本的形式不一样，但两本书给我的阅读体验都很差不多，总结起来就是一个生不逢时。
　　
　　李陀先生在序言的后面写到：....参与本书写作的作者，主要都来自知识界和文化界，这一方面是由于一本书需要一个立意，一个主题，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有些不得已。这个不得已使本书有着难以避免的严重的缺陷。既然编辑此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强调历史记忆的重要，那么，有能力也有权利参与这记忆的决不应该只限于那些拥有发言权的社会阶层，“昨天”不能为哪一个群体独占。
　　
　　“昨天"确实不能为哪一个群体独占，我赞同。但我想按这句话分类的人们，不仅有社会阶层的差别，也有年代的差别。我想说的是，没经历过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人，也可以在自己的心路历程上对这段历史记忆进行移植，在遐想的个人遭遇中进行反思和审视。既然一段作为文本的“口述历史”已经在众人的笔下重生，那就让它做为一面镜子，瞧瞧我们自己身处那种语境中就是怎样一副嘴脸，一种姿态。。话说回来，我怎么会对七十年代八十年心有神往，想想应该是种对那种回忆文字于心中有暗合之处吧。。当我回顾自己的过去，有一段经历倒是有点下乡插队的意思。
　　
　　上初三的时候，我的学习已经跟不上了。回家做作业常常是，对着一本打开的书，发呆，入定，进而进入冥想状态...待钟敲十二下，起立，然后刷牙然后泡脚然后睡觉。这样的情形大概持续了两三个月，有一天我爸对我说，转学吧，你去蹲初二。..那时候我有一表叔在乡下初中当教员，父亲就让我就去投奔了他。现在想想父亲肯定当时对我非常失望，把我遣送乡下，除了因为我表叔在好办事之外，肯定还有一层惩罚我的意思。因为他当时威胁我说，如果这次再不好好念书就让我这辈子在周阳（我当时要去的村镇）扎下去了。想想那时候我许多辍学的哥们都被爸妈送去到乡下的鞋厂纤维厂，我就信以为真了。。所以去的时候显得很悲壮。很像那些即将要被运往祖国贫瘠之地的知青。 现在想想，确实，去掉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我和那些知青的经历，人生的脉络是何其相似。
　　
　　周阳的中学在整个小镇的心脏位置。足以表明镇上人对教育的重视。镇上有条大街，街尽头就是学校。每次放假回家要沿着中轴线的大街走半个小时才到车站，因为大街上收获季节要晒玉米粒，公交车也不肯从这经过。在镇上的住的同学每次回学校要背一整麻袋粮食，去学校换粮票。外庄的同学就要用钱买粮票。 如此一来，爸妈每次回家就要给我几十块钱用来吃饭，其实，也只剩吃饭了，实在腾不出其他的用处。在县城上学时一日三餐皆可在家解决，没有其他用钱的地方，所以那时候猛的一下给我那么多可支配资金让我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可偏偏那时候开始，我迷恋上了文学。这让我中了邪一样，勒紧腰带省钱去买书，投稿。我曾试过用五毛钱挺过了一个星期，方法是，用五毛钱买五包干的海带丝，每天早上和中午就着干粮各吃半包，晚饭省去~。。至于干粮，是到我表叔的办公室去偷的，每次掰半个，用盘子盖好。。。因为表叔上课喜欢拖堂，等回到办公室发现馒头少了以为其他同事拿的也没准儿~~管他的，反正我不说，他永远也不会知道。
　　
　　这又得提七十年代，书上说，那时候多数知青去往的乡村都是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地区。在那片土地上祖祖辈辈生活的人们倒也坦然接受了面前的一切，生老病死，麻木不仁。可刚从城镇运来的知识青年却有着巨大心理落差。时间一长知青也慢慢习惯了贫瘠生活，可是有一种痛苦与日俱增——无聊。精神上的空落感。所以每次回家探亲总有人带来书籍，王小波曾提到自己在云南插队时带去一本奥维德的‘变形记’，“此书日后被借出的命运好比武林宝典‘易筋经’”——“活生生看没了”，小波先生没有夸张，我就有过这经历。那是一本小说，在周阳借出半年后，辗转多人追查其下落，找到时候那本书只剩下了三分之一，皮面上还有别人签的名字。。。关于书的故事...《七十年代》上唐晓峰讲的一段最让人悲愤——那时候，城里的图书馆已被查封，有的老乡就把成捆的书当废纸买来，做鞭炮。许多书都是完好的，晓峰等人看着眼馋的不行，跟老乡商量去讨。老乡说，可以用废纸换，一斤换一斤。可当时哪找那么多废纸？——最终，他们眼睁睁看着海涅，歌德的诗集被一张张撕下，卷成“二踢脚”~“啪”的一声——炸得粉碎。。
　　
　　最近也在读另一本北岛的《时间的玫瑰》，其中谈到文学之于俄罗斯的民族性，北岛引用了波洛克《知识分子与革命》的一段话，写得好，我做了摘抄——“俄罗斯传统是灰暗和平庸的，和幻想和激情作对。生活越是平庸，越是向往精神的天空，这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他们可以承受孤独和磨难，唯独不能忍受生活的僵硬和刻板。在他们看来，生活的残缺算不了什么，最可怕的是心灵的败坏。”有人与生活对抗，以此作为土壤，文学得以想生长，繁茂，延伸至精神天空。与此相对的，无聊的生活只会生产无聊的文学，甚至是无聊本身。想起芒克的小说《野事》，那赤裸呈现知青另一面生活的书。书中主人公和他的一杆儿弟兄，以及他们各自的女友（既有一同来此的女知青，也有村姑）平日闲来无事，只有以作践各自的胯下之物取得欢愉。在公社。在河北白洋淀广阔无垠的大地上。
　　
　　而我对文学的热衷始于某次自尊心的受伤。情况是，那时候我的班长有一首小诗登上了《山东文学》。只记得最后两句是这样写的“....我看见比诗行更长的道路/ 我看到比岁月更快的镰刀/ 那正如约向我走来/ 把我深情的收割...”写的很棒。情绪饱满。技巧也无可挑剔。。只是我当时嘴上不肯承认罢了。后来的情形有些像多多经历（我岂敢自比多多。。），多多和当时从白洋淀归来的根子相识（根子，原名岳重，十九岁之前完成了最重要的八首长诗，然后去当了男高音。让我想起兰波，想起鲍勃迪伦...~~有这些神人在，如我一般的平庸之辈怎么也敢动写诗的念头！？）。一次，根子的诗《三月与末日》传到了多多的手上。多多大概当时在马桶上坐着把它读完。读完后他被激怒了——“诗怎么可以这样写！？”是啊，我眼瞅着我那班长的几行文字时也是这样想的。。直到几年之后才承认，人家就是一个牛逼~~~没辙啊。。人家怎么开窍开得那么早？现在想明白了，就是那种环境，那种远离烂俗恶俗媚俗的电视剧流行歌曲汽水电子游戏等诸如此类城市垃圾的环境——在那里成长的孩子得以守住一颗赤子之心——感谢命运！因为我在那也算呆过了一阵子。。
　　
　　班长后来考上了第五中学，在市区，我考上的第三中学，还在乡下。唯一一次见面，他已经留起长发，并染成褐色。自行车后面载着他的女朋友。。他说他不写诗了，比写诗有意思的事情太多了！我点头称是。瞥了一眼他身后的那个女孩。人很漂亮。她看看我，抿嘴笑了。
　　
　　

来自: 豆瓣

喋喋不$

　　——我们各自坐下，忽然好安静。那么，是毛主席死了。　　  我记得你，熟悉你行文的格调，知道你为人的狷介。是咯，陈丹青不仅仅只是“陈 ”丹青。　　  自懂事起母亲时常会念叨：在你出生的那一年......。好吧。有点牵强附会了，我只是七十年代生人。那举国癫狂的十年于我并无印象。可是怎么会呢？我那拥有所有农妇特点的母亲也曾当过红小兵啊！　　  刚刚只读到陈丹青的《幸亏年轻》。以一部合集来说有几篇让人倾倒的文章也就值了。

来自: 豆瓣

星空$

　　虽然仅仅涵盖了功成名就的人的回忆，甚至有很多是当初与北岛在年轻时相识的人，显得面儿窄。但不影响它作为一部伟大的作品。当感谢编者北岛和李陀有这种想法并实施，让一副社会图景汇于一本书中。有时间的话读一读！

来自: 豆瓣

飞骑斥$

　　     看完了，确实如前言所说，一个个故事组成了一个整幅伟大的画卷，不论是感动的爱情，还是不了了之，不论是城市中的私下交流带来的愉悦，还是农民们聊天中显现的质朴，不论是偷听敌台的放肆，还是偷看禁书的窃喜，这些故事，让人回味无穷。
　　     他们的叙述总体上是平静的，带着苦中作乐的情感，可能是年轻吧，年轻的一切苦难都是带着调皮和茫然的。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到，每一个伟大的时代之前，都一个“黑暗”的时代，在这黑暗中，其实已经暗潮涌动。七十年代的人们，借着敌台，内部读物，积蓄着能量，在八十年代集体爆发。正如文艺复兴之前，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但其实那时已经有了大学的兴起，拉丁文的复兴等等曙光到的前奏。
　　    稍有遗憾的是，前言也提到了，本书选择面不宽，更多的还是知青，工人，农民，很少，也没有造反派分子，红卫兵头头等。可能是他们也没受什么影响吧。我也问过我父母关于那段时期的事情，我妈说，他们小学游行过，以后就没了，也没感受到什么事情。这也可以看出，中国的大风大浪，对于底层的人民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革命不革命，推翻什么政府，与他们无关，他们依然一如既往。这可能也是八十年代辉煌而短暂的原因吧，毕竟，这一切，只是少数人的游戏。

来自: 豆瓣

已注小$

　　七十年代，没有赶上。原本以为自己不敢、不能、想都无法想象在那样的时代要如何苟活。可是话说回来，现在这样的年代里，温饱无虞的日子，天天上演的惨剧又少了几何呢？而至少在那个年代里，单纯的人们还有主义、还有那朦胧、挣扎的意识 。而如今，连痛感都不剩。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七十年代是个人吃人的疯狂年代。是什么东西可以那么彻底的通斥于灵魂，泯灭了灵魂。也许中国人的基因中原本就携带着这可怕的从众性。所以不知是谁说过的，当你发现自己的意识判断已经和众多国人保持了一致，那么最好抽离出来，选择另个视角来看待问题并做出判断。
　　
　　这本书很厚，我想其中的故事可能不会逐一再读下去。原因是他要告诉我的事情，仿佛我已经明白。
　　
　　陈丹青。写那篇文字的时候，少了些许现在每次出现时的淡定、从容。他说话的语速在收录的那篇文字里好似也快了不少。是，他的眼睛看到的，从繁华到破落。
　　
　　张朗朗。看了开头，我已经开始喜欢这个人，可以拿自己性命开玩笑的人，果真应该是有经历的。没有了怨恨，一切道来反而嬉笑怒骂，反掌间。
　　
　　
　　还有很多，那个年代里。许多人离开原有的生活轨道，回到原始。生活的原始，精神的原始，带着他们已有的进化经历。而这一段也许是一些人生命中最灰暗、罪恶的经历，却再不断开启着另一些人的生命。另外的这些人，从外来者的讲述中感受着从未见到过的世界，好奇而又不知所措的打开了命运之门。
　　
　　也许生活就是这样，总有一些人踏着另一些人构造的阶梯继续向前走，回过头去的那些年代，总是不能用一个形容词来描述。
　　
　　应该有的，其实很简单，只是正视过去。让今天的我们知道我们曾今的愚昧，感受到愚昧与盲从带来的耻辱与痛感。
　　这样 ，今天的我们才不会一拥而上的揣着虚伪的笑脸，捧着人生的大字报，继续铿锵有力的喊着当年的口号。
　　
　　
　　
　　

来自: 豆瓣

Persep$

　　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我是一个真正的70后，出生于1979年的我对于20世纪70年代是没有任何记忆的。我虽然被贴上70年代的标签，但是我的70年代都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
　　
　　由于这个标签，我对70年代有着无限的兴趣。因此心情澎湃地读完了这本厚厚的《七十年代》。我感觉那是一个在极其压抑的大时代背景下激情澎湃的一群人——今天中国的中坚力量。一代人可以因为莫名的原因入罪，那些入罪的理由现在看来有些可笑。可那确实是历史的真实。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却都铭记着那些岁月的点点滴滴。在我们都记不起昨天做了什么的时候，那些记忆却异常鲜活。
　　
　　这些今天的中国文化精英用回忆的笔给我们塑造了一代人的70年代。从不知道听“敌台”可以带来那么大的乐趣；从来想象不出抄书来读的劲头都多大；不知道今天被冷落的文史哲在那些日子意味着什么；有些文章细腻，有些文章悲凉，有些文章讽刺，有些文章温暖。这都是那个时代留下来的。对比当下，可能有的只是浮躁。是的，那个时代也许是沉重的，对于一些人甚至是灾难；可是人们的精神世界却是异彩纷呈的。精神世界从来都不畏惧压抑。可是贪图安逸却可以让任何一代人精神枯萎。
　　
　　他们说的70年代令人向往。走过那段岁月的人似乎都很顽强。张郎郎的《宁静的地平线》、阿城的《听敌台》、韩少功的《漫长的假期》……也许这些只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片段，一个人的记忆，可是看起来如此令人敬佩与叹服。

来自: 豆瓣

小渡$

　　            七十年代，对于生活于如今年代中的我来说，似乎离那种感受过于遥远。但读完这本书的时候，那些原本属于空缺的信息，出于一种填补作用，让我在兴奋之余大受震惊，倍受鼓舞。
　　       七十年代，并不是那种十年划分的断代描述；七十年代，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浩劫，但并不是清一色的不堪回首；七十年代，在那场摧残人性、缺乏人性的时代，存在种种打压，正因为这些打压，使人们愿意为很多事情付出的冲劲更是强烈；七十年代，在我看来，那个遥不可及，也期盼不要再来的时代，却因为这样的天翻地覆的变化，酝酿出了而后的一切，包括我们活在当下的这个年代……
　　       看完这本由北岛、李陀主编的书，从先前的陌生，到如今的初步了解，总觉得在心里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疤痕。在触动之余，那种留着的残息总让我想写点东西下来。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在张郎郎的笔下，在遇罗克的经历中，我嗅到了，或者说也被浸入了那种可怕的气息之中。
　　       他们备受凌辱，他们仅仅因为类似于写出《出生论》那样的文章而陷入囹圄之中。看过他们的作品，整体的人，在那个年代，透露着一股纯真的气息。他们的想法那样的单纯，或者说他们很少有带着目的去做一件事。他们又是那么的认真。在我看来，就像坚持着在新闻世界中挖掘真相一样。只是他们那样挖掘的时候，因为触到了真相中利益要害者，进而遭受了精神思想的封杀。或许，这些都是有理有据的，给那些类似于刽子手的人革他们命的理由。但是，还有一些人，竟然会莫名其妙的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在组织面前写材料，写汇报，揭发别人，坦白自己的过错。逼着他们进行造假。到头来，交给那些人一些谎言堆砌的类似于信息垃圾的东西。在写的人看来，那比死都要难受；在那些要求写的人看来，交出这些材料，学习的就差不多了，算是被红色染浸过了。
　　       可谁都知道，那些都是假的，为什么还有人那么信奉呢？那个着了魔的年代呀……一切存在似乎都没有道理可讲了。
　　       其实，也不奇怪，早就听说过这些类似的故事，但没有细节到书中交待的那样。我是一个精神自由的绝对倡导者，那个年代的精神产品及相关精神领域人与物的迫害，让我无疑想到的是那些革命者，一个个胜过刽子手，那个年代已远过于秦“焚书坑儒”，还有清朝的“文字狱”。那是一种类似于给刑前叫冤的人呵一种致哑的药一般，亦或是趁早将下一代解决掉。免得给他们留着祸害。
　　       那个年代，以至于亲情淡了，友情没了，被太多了出卖和背叛包围着。更让人难受的是，人性是一种负担，活着似乎对自己，对人都是一种累赘。自杀，各种轻生的方式，层出不穷地上演着，不是走不出晕圈，而是一种宣泄和解脱，在那样漠视生命的年代里，更没有以死抗争，来维权，获取更多权益的说法。
　　       那个年代，有很多难以磨灭的符号：清一色的衣服，清一色的学生上山下乡，红卫兵，大字报，抄家，借着周恩来去世的大游行，广场上的人流涌动，在那个被压抑的年代，就像那样的描述：有人确实是在闹革命，有人借此来闹艺术，而更多的人，只是借此来发泄，是跟着混热闹的。无知的可怕，可怕的无知，恶性循环着，他们不知道下一个段落的句号在哪里，连挪动的脚步也带着那个时代的压抑，还有沉重的气息。
　　       那个年代，是要看出身的。绝对的根红苗正。就会有大好的发展前途。而出身不好的，那就是一辈子的惩罚，比如今的穷二代更让人生怜。
　　       而于是压抑，压制，越就有活着的气息，就像战后暴尸遍野的场景，一丝活着的气息都没有。但倘若有一点动的痕迹，那就是对所有亡魂的慰藉。在那样的年代里，因为那种对生的追求，我依旧看到了生的气息。
　　       至此，我不得不感慨马和年代中的每一个人，都活得那么坚强，即便是不堪打击的自杀者，也是那么勇敢的人，我不是说那样可取。而是，在那个年代里，只要有动静，你就会成为目标，而他们的动静，在卑微中，总是显得足够轰轰烈烈。
　　       可剩下的大部分人，还得好好的活着。但就是那种在夹缝中奇异的生长，就像在石缝中生长的小草一样。更让人觉得那是一种极富生命力的存在。
　　       他们在那种恐怖、压抑的环境中，依旧搞着地下文学、文化沙龙，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聚集在一起，仅仅为了单纯的探讨他们心中无法压制住的文化冲击与体会。多少人，受鼓舞余郭陆生的那首《相信未来》：
　　       当蜘蛛网无情的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学花写下：相信未来……
　　       确实呀，如今的年岁里，年轻的我读者这些诗，读着这些拾捡了那个年代破碎记忆的文章，人有一种心潮涌动的感觉，那种不平静的年岁里，竟然能培养与孕育出这样活着的勇气与魄力。
　　       七十年代，那个凭票生活的年代，在计划经济时代，似乎什么都是奇缺无比的。可就是在那群年轻人中，不缺乏生活的美好，经历的丰富多彩。不缺乏他们生活的激情。他们来个小聚，讨论文学历史，学习外语，探讨诗歌，说说小说。那些事，那些人，虽然不是长长久久，刻骨铭心的经历，但确实是深深烙在每个人的心中。谈不上一种走出来的摆脱感，也不能怨那个时代有多无奈。
　　       或许，就像陈丹青说的那样吧，幸亏年轻，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就是一笔财富。因为年轻。还有一种盼头，因为年轻，总是在苦难中给自己寻找生活的快乐点。在那个年代，苦中作乐就是一种享受，没有人会给你快乐，除非自己主动创造。而这更是成为一种记忆，尤其是在那个特殊时期，他们那一辈人，写下这些东西的时候，或许跟随记忆又重走了一趟那个年代，只是很多东西都变了，带着那种讲给后辈们听时，半信半疑的眼神困扰自己的夹生感。
　　       说什么好呢，只不过是在那个年代，那个文化背景下，那么一代人，经历了那些事。只因为那种错误制造了一种混乱后，由于回忆带起的这种反思与检讨罢了。七十年代已经远去，我们要走的路还在脚下，只是期盼自己，活得实在、真实一些更好。

来自: 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