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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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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六浑
作者黄仁宇先生，无须骜述，是有名的历史学家，其大历史观更是为广大历史爱好者所熟知。
这部书籍，在中国付梓刊行，是1982年。80年代，是一个学术蓬勃复兴的黄金时代。十年浩劫刚刚过去，人们不仅用新的眼光审视新的世界，旧的世界亦在其中。故去人们眼中万恶的旧社会—封建社会（尽管这个词现在争议很大），不仅象征着帝王纸醉金迷堕落腐朽的种种体现，也是剥削最广大人民的邪恶政权。而在80年代，思想正悄然改变。其实早在70年代末，已然有学术文献种种，但是，打开大门的，却是这本小册子。除了在学术界造成巨大反响，更确切说，它为大众，让社会群体，第一次了解到原来历史可以这么解读。
万历十五年的巨大意义，也涵盖了它最精华的东西—大历史观。开头作者即提及“万历十五年,亦称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无敌舰队全部征英的前一年...”不费千钧之力，作者举重若轻，款款托出他的历史观。而后自然带出“而在千万里外的中国，这平淡的一年发生了若干历史学家所忽视的小事，然而这是这些表面细枝末节的事件，但实质上确实以前发生的大事的症结！也是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开始由大到小，具体到微了。
从作者看来，1587年是一个转折。但是他没有像普通作家那样，告诉你转折是什么，其后帝国的变化又是如何。相反，他把着力点用在几个人物的刻画上。这几个人物分别是帝国的主人朱翊钧、墨守成规的首辅申时行以及致力改革的首辅张居正，以及海瑞、戚继光和李贽。
如作者自己所述，他认为万历皇帝有可能实现“万历中兴”甚至“万历之治”。而问题的症结，与上述所有人物，都有莫大的关联。
在我看来，王朝的终结，的确与本文开头的那一件官员朝会事件有关。一个偌大的王朝，有它的成熟的官僚体制。明朝素来以所有“文官集团”之称谓。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只能说明，这个体制内部的一颗螺丝钉已然松卸。就像核裂变一样，第一粒原子发生变化的时候，是没有任何迹象的。
只能说这种“失序”现象已经不是新鲜之事。万历祖父创造的记录之长，在中国历史上鲜见。好在万历皇帝隔代遗传，继承优良传统，终于打破了他的记录。体制一旦失序，就像脱缰的野马，再好的驭手，也能以控制。
如果把明史倒过来看，1587年，距离1644年的明亡还有57年的时光。万历十五年之后的五年，明朝迎来了一次危机。东方小国日本的崛起，引起了中国与日本第三次军事冲突。与几百年前的白村江之战一样，明朝最终取得了胜利。而万历三大征的其他二役，也都以胜利结束。大明王朝的余晖，已然笼盖着这个庞大的国家。可是，到了三十一年之后，王朝的精华却损失殆尽。我一直好奇，萨尔浒之战中，为什么明军这么容易被击败？除了战略失误的原因，还有没有其他关系？多年来，我看到的传统答案是“官僚腐败、欺诈成风，贪污军饷，将不识兵”之类。我在想，除了这些，还有没有更触到核心的答案呢？万历十五年给了我们一点启示。在萨尔浒之战中，无论是刘大刀的军队，还是杜疯子的部队，所依仗的仍然是自己强大的家兵力量。这种体制，和日本的大名的家臣部队有很相近的地方。这是不是一个原因呢？而戚继光以前提倡的军制，自他逝去之后，也没有得到贯彻施行。
万历十五年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它没有太过于提及1587年之后的内容。这些任务其实都交给我们读者了。1587年之后的王朝内阁制度已经被破坏。这种失序，其实和发生在万历十五年那件事情比起来，本质是一样的—这个王朝体制之秩序已经失去了正常的运转。所以，我们不应当惊讶于之后的党争、独相、无法辞职等等奇景怪象。实际上，我们真正应当惊讶于这个王朝依然“坚挺”如故。比如在万里二十九年的时候，沈一贯竟然成功地让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得以确立。实际上，万历也扰乱了原来的继承制度，但是他又没更改它，实在是不伦不类，不尴不尬。
历史也许真有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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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舅
此书妙在以较短的篇幅，七个章节，描写了1587年前后（万历十五年）前后的一些历史片段。万历十五年本身没有什么大事。但通过七个视角（这几个视角主要都是个人的视角）描写当时的社会状态。从而让人更深刻得了解作者对于当时社会问题的见解。
全书通过描述这七个片段，乍一看，是这些历史角色在特定环境下的思考和抉择，但更深层次是在描述这个社会。正如作者在前序中所言，所谓的《大历史》，是需要把整个历史放到一个更长的时间中去看。这个社会的状态不是一下子由文官阶级所确定的，也不是由朱元璋在定朝之时即以确定，而是在中国历史之前漫长的过程中进化的，为什么会有文官阶级，可以认为是洪武确定立国之道时即以确定，却也可以认为在前朝诸多蕃乱之后即以确定。历史的车轮往往是个人无法改变的或者很难改变。而在特定历史下，个人想要达到自己的志向，甚至稍许改变历史，又必须做出诸多妥协，这是一种博弈。
从一种角度看，这本书分别从最高统治者（万历）、军事（戚继光）、思想家（李贽）、社会管理（张居正、申时行）的角度来看这个社会的问题。同时横向和西方社会比较，这些方面，另外一些发展较好的社会是什么样的，而我们又遇到了什么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方向。这是从“大”的角度来研究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从作者角度考虑，归根到底，在于没有“法”。西方社会，法和宗教是分隔的，而在我国，法和宗教相互影响没有明显的界限（这里有些东西需要再研究，如《大诰》），从而导致诸多社会现象的偏差。这一点，哪怕放在今天也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种角度，从“小”的角度来看，文中人物所处地位不同（上至皇帝，下至底层社会官员），思考问题方式不同（张居正希望大刀阔斧改革，申时行则希望无为而治）。但他们无不有自己的目的（自古中外，何人不是如此），即所谓的阴。且不论他们目的是否崇高，他们终究受制于自己对社会发展的认识，故而处处受制。认知“较好”的如申时行、戚继光或能更好实践自己的理想（恐怕万历本身认知也好，但认知之后别无他法，只能逃避）。而认知较差的张居正、海瑞、虽为后世所赞扬，但在当时却更难实践自己的理想。恐怕这也是在阐述一个历史规律，一个个体如何能在特定环境下实践自己，甚至改变这个环境，唯有更好认清环境，和环境妥协，逐步实践。
以上，是我读此书浅显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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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壹20
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李哲等等，在儒家思想的桎梏下，在八股文的限制下，在被众多因循守旧的文官簇拥下，他们心中的种种念头都被无情的打压，最后都没有什么好的结果。经济上受制于小农经济限制商业的发展，地主官僚官绅阶级掌握了大量的土地，而大量的下层农民因为土地兼并的不断恶化成为了雇佣农，被上层阶级地主阶级残忍的剥削；军事上由于这个帝国是由文官主导的官僚体制，军队的将领不法有效率的统管军队，粮草衣棉兵器粮饷等等军队必备的供需严重的滞后，导致倭寇在沿海境内大肆的烧杀抢掠，有时甚至入侵到帝国的腹地横行霸道，由此可见帝国的国防系统是多么的不堪一击，而戚继光也是在与文官系统相匹配的前提下在张居正的扶持和自己优秀的才能下在自己才取得了军事上对倭寇的胜利，到头来随着张居正的肃清流放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李哲他看到了这种制度的不合理性，他探寻到了人生的真谛，主张自由的生活，人性的自由，藐视世俗的种种限制，当然他的一些观念还是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干扰而不能完全的脱离，他这种对抗世俗的举动可以持续十几年的时间里任由他发挥而没有被捕下狱，只是由于他的一些朋友都处于上层阶级而这些人也从他的言语之中得到的启发，这些官僚也知道一切总是那么的不合理，可是他们无法抵抗世俗的压力也无法放弃优越的地位和物质享受，只能把心中的理想寄托在李哲身上，他们不想让他死去，因为他一死去，这个帝国再也没有其他人能够说出他们的心声，他们只能通过与李哲的交往才能解脱内心的桎梏，才能有地方说出自己心里一直未敢在众人面前说出的话；万历，我不知道该说他什么好，年少时在张居正的光环下活着，后半生受制于一群让他不爽的文官，他从来没有摆脱过他们，他一再的避免与他们的正面接触，他后退后退再后退，后退的让我们看不见他的身影；申时行好像是此本书里结局最好的一个人物，他一身没有什么大风大浪，他善于平衡，他竭力的避免各个矛盾的爆发，他竭力的维持整个帝国的有序统治，在没有外力的干扰下他的这种方法是可以长治久安的，可是北方的努尔哈赤不会给帝国这样的机会，他晚年告老还乡，已活八十有余，历史给他一个下台的机会其实就是让他好好歇歇的，让别人去闹吧，你这样殚心竭虑的维持平衡到最后也逃不了最后的结局，在台一日又是何苦，放下担子颐养天年不是更好？
条理化、数目化、制度化，再公平一点，阳光就会来的更早一些的，希望他来的更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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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羊
（此处省略XXX字）
《巍巍我中华---帝国》
这是读《万历十五年》的随笔、体会！
作者黄仁宇教授，阅历之丰富，经历之跌宕，本身也着实是历史一部分构成了！
“大历史”观讲求放大视野，不拘泥一国一时，高瞻而远视，我个人非常敬佩，当然，了解很少，还需要多看看黄教授阐述之作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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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是：美国摄影家西德尼．D．甘博民国期间拍摄的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亭
零散记录：
1、在没有微博的时代，口口相传，也能整出京城文武百官，听风是雨，集体赶赴皇帝的午朝大典，却是讹传！
1587年3月2日的事情，最后谣传源头无从查起，皇帝生气，罚俸了事！
2、皇帝爱发台历呢！
那时候的每年阴历11月，皇帝就向百官下发明年日历，，并正式颁行全国。
不知道那个时候日历上印的是美女还是宝马，呵呵呵！
3、皇帝的主要工作就是玩礼仪和人事。
全国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因此要唯重仪表；人事嘛，涉及到切身利益，也是维护统治集团和利益集团的宝剑，当然要琢磨！
4、当皇帝，真不易！
若严格按照朱元璋订立的早朝、午朝、晚朝制度，那很多守江山的估计都累死了！
因此，逐渐取消各种朝，就是必然！
5、“知道了”
朱笔御批的三个字=晓得？不，而是=对京官以个人名义提请的奏章建议，不接受，但也不必对建议者给予斥责。
若为允，则=如拟。
最近，台湾故宫院的“朕，知道了”胶带畅销火爆，让历史谐趣重生！
6、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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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无能之辈，以阿谀见宠，因宠弄权？
不！
稍微引申下，利用此类人物供职，不仅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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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以后，宫刑被废止作为正式的刑罚，宦官应以自愿被阉割者居多。到了明朝，被阉作宦官者，除了部份是来自南方被掳的少数民族孩童（如郑和、汪直）；多是自愿阉割的人，直隶河间等地出产太监较多。
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管理较严，规定宦官不得识字，压低其官阶，禁止其兼外臣的文武职衔，并悬铁牌于宫门上，明示不许干政的警戒。
从永乐朝始，宦官渐受重用。皇帝亲信的太监经常被派出巡出洋，担任监军。永乐十八年（1420）设东厂，由宦官执掌，从事特务活动，诸事直接报告皇帝。
宣宗时，改太监不得识字的祖制，在宫内设内书堂。令学官教授小太监识字。内书堂的教师都是翰林院翰林，这些选拨出来的年龄小于10岁的太监必须是天赋聪明者！
他们在内书堂所受教育和外面世家子弟毫无二致，成业后的升迁道途之标准也类似文官仕途。
其中大学者，就是诸如冯保之类秉笔太监！
7、中国的统治方法：
这是我今年第三次看见 诠释中国不用法制、不用情治，而用利治了！
第一次是 《汉武大帝》独尊儒术而说；第二次是辜鸿铭之《中国人精神》那是说得酣畅淋漓，从上倒下剖析完全；
第三次就是本书了！
P19：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专靠严峻刑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是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
8、双规
万历那年头就有双规。
因有人参奏张居正，于是他只能停止一切公私往来，在家静候处置！
9、国政之精微奥妙在于：
我们帝国体制上是中央集权制，精神上支柱为道德（伦常、忠君、孝义等），管理则靠文牍！
文牍的含义是：将皇上具体的宗旨抽象化；或者将抽象的指令具体化！
老成的辅政首领，其老成来自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经验；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
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拢，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
这种宗旨如何推行？直接与农民合作是不可能的，他们是被统治者，不读书，不明理，缺乏共同的语言。和各地绅士合作，也不会收到很大的效果，因为他们的分布地区过广，局部利害不同，即使用文字为联系的工具，其接触也极为有限。
剩下唯一可行的就是与全体文官的合作，如果没有取得他们的同意，办任何事情都将此路不通。
例如就在这1587年，山东省的三千农民，由于饥荒挺而走险，丛聚为盗；各地白莲教的信徒也大有增加。局势今人惊骇。但仅是惊骇于事无补，解决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全体文官的互相合作，互相信赖，以致于精诚团结，众志成城。
如果不是这样，则全国1100多个县，其中万别千差，又何能由朝廷训令，使得1100多个县令个个做事符合机宜？
所以说来说去，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此亦即鼓舞士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
10、关于教育及其体系
文官绝大多数由科举出身。最低级的考试合格者称为生员。
生员应三年一度的乡试，合格者称为举人；举人参加在北京的会试殿试，合格者称为进士。举人得授九品官职；进士得授七品官职。此处尚有监生、贡生等名称，也都可以经过一定的途径得到官职。
总之，科举制度以各种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考来考去，全国的读书人被网罗而应试的总数当在百万以上，其中文理通达的即可由此而登仕途。
----上文阐述了当年之教育体系
科举制度的重要性又在社会风气中得到反映。
一个读书人如果不入仕途，则极少有机会表现他的特长，发挥他的创造能力；也极少有机会带给一家、一族以荣誉。
所以一个人的进学中举，表面上似乎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则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茹苦含辛，经常是这些成功的背景。
无数的祭文和墓碑，可为例证。这些文章多有出自儿子或丈夫的手笔，其中歌颂母亲或妻子给他们的赞助扶持，文句诽恻动人，情节也真实可信。
皇帝赐给臣下的诰命，也针对这种感情上的需要，恩赐荣典，大多包括妻子以及祖宗三代。
此外还有规定：本人可以辞去诰命而转封他们的妻子和祖宗三代。即使获得诰命的先辈早离人世，也无碍于授予。旧的墓碑可以取去，而代之以镌刻着新的荣誉的墓碑；画师可以根据生者的口述画出死者的遗容，画上的袍服，像主可能一生未曾经眼。
这样对祖先表扬，也是对子孙的策励。这些诰命又可以传之百世，作为后人楷模。所以辞去自身的恩命而转封于先辈，实为一举两得。
万历年间之首辅申时行深深了解其内情，他就替二辅许国代呈，辞去他本人应得的升迁，而以相等的荣誉表扬他的亡妻及父母。
----上文阐述了当年之教育根本
从教育体系和教育根本不难发现，科举重要性、科举现实性！
反观当今，随着人口总量增加，浩浩千万大学考生，显得多么正常；
万人独木桥的公考，又多么符合普通百姓人家的历史心里需求啊！
另外，我们也得出二个结论：
（此处省略XXX字）
最后：
而迎合这种 国民心理深层需求的------服务、售卖、规划和推广，又会如何呢？毫无疑问是：热泪欢迎、趋之若鹜、奔走相告！
君若想获取世俗之利益，就当积极“自陷”！
11、万历之中纪委
监察官员亦称“风宪官”，虽然也是文官，但是花样却不标品级而绣以“獬豸”
这是传说中的一种猛兽，能辨善恶。它对好人完全无害，但当坏人接近，它就一跃而前将其撕为碎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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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居正执政的问题
P56～58 说得较详细了！
总之，改革和革弊，若无大智慧和大魄力的君主为主导，（此处省略XXX字）
13、论学习的重要性
“经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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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陈东得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
1．古代经筵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帝王教育制度，经筵的最终目的是革君心、正君心，是一种道德教育，但其结局基本上是失败的；
2．古代经筵制度是一种政治制度，和历代谏官制度、宰相制度、封驳制度、史官制度一样，是对皇权的制约，强调道统高于政统，利用天道制约皇权的无限膨胀；
3．古代经筵制度是一种传统的礼仪制度，但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经筵制度的思想根源是理学，经筵和理学休戚与共、共生共荣的现象不是偶然的。
万历年间：
经筵于春秋两季气候温和之时举行，每月三次。每次经筵，所有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内阁大学士和有爵位的朝臣勋戚都要一体参加，还有给事中，御史多人也在听讲的行列中出现。经筵举行的时间一般在早朝之后，皇帝在大汉将军20人的保卫下首先驾到。在这文质彬彬的场合中，大汉将军也免除甲胄而穿上袍服，但仍携带金瓜等等必不可少的武器。皇帝在文华殿面南坐定，传谕百官进入，行札如仪。至此，鸿肿寺官员将书案一张摆在御座之前，专供圣鉴；另一张摆设在数步之外，为讲官所用。参加听讲的官员鱼贯而入，分列书案左右。
经筵的着眼点在发挥经传的精义，指出历史的鉴戒，但仍然经常归结到现实，以期古为今用。
虽然不少参与者、包括君主都感觉其令人厌倦之处，但都需维护这个传统节目。
本朝治理天下，礼仪所起巨大的作用，已略如前述。皇帝以一人而君临天下，具有最高的权威，实因天意之所归。天意必须通过亿万臣民的信念而体现出来。皇帝和他的大臣，经常以庄严美观的形式举行各式各样的礼仪，又为巩固这种信念不可或缺。无数次的磕头加强了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意义；而他亲自主持各种札仪，更表明他也同样受上天的节制，即受传统的道德所节制。儒家经典的教条愈简单平淡，就愈要加强学习，接二连三地听来讲去，借此加强我们理智的主宰。
-----形式大于内容，形式存，则礼存；礼存，则天存！此为：学习的重要性。
（最近的（此处省略XXX字））
14、政治觉悟
在1583年的夏天到1585的夏天，申时行似乎感觉到有一个政治上的黑箍套在自己脑袋上，而且一天比一天加紧。反对他的以年轻的京官居多，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摸清皇帝对申先生的真实态度，一时不敢造次，但是攻击已经逐渐展开。他们首先质问：张居正的四个儿子，三个得中进士，其中两个人翰林院，申时行当日为会试时主试官之一，难道和他没有关系？这一质问没有动摇申时行的地位，他们接着又建议，今后大学士的儿子一律不得参加会试，这矛头显然是针对申时行的长子申用懋。再接着他们又弹劾吏部尚书杨巍，说他用人办事都逢迎内阁旨意，言外之意乃是首辅专权跋扈。这两次攻击依然无效，但是他们参劾礼部尚书徐学谟却取得成功，徐被迫去职。参劾者表面上的理由是他在选择皇帝陵墓的地址时，没有广泛地听取堪舆专家的意见，以致没有选到一个真正的吉穴，但真正原因乃是徐学漠已被视为张居正的私人，而他在最近又把女儿嫁给了申时行的次子申用嘉。②这种攻击是经过深思熟虑，按照预定步骤进行的。整个方式可以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诸如一句经书的解释，一种谐音的讽刺，一张不署名传单的内容，一个考题的不当等等，有时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个冤案，参劾一个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琐事，或者以论水利和研究马尾巴发难引出本题。利用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众注意，引起文官参加，假以时日，使小事积累而成大事，细微未节的局部问题转化而成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且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都已看透，他们可以从青萍之未，预测大风暴的来临。
----嗅觉灵敏成于思，感觉高级成于黑。
15、为何（此处省略XXX字）
16、公仆的阴阳
（此处省略XXX字）
17、明朝的BBS与E-mail
皇宫内，宫寝和文渊阁不过千米，但是万历皇帝已极少接见大学士。他们之间的交往差不多全部出于纸头书面。偶而皇帝也派宦官口传圣旨；直接宣召大学士面商国事，但在申时行任首辅期内，已属绝无仅有，平均一年不过一次。至于皇帝亲临文渊阁，在本朝历史上则已经是160年前的事情了。
而诸位大臣向皇帝递交的各类本奏，即是有形E-mail，其中
皇帝加朱批，为复邮，但是这些朱批和原来的奏折都要送到给事中的办公室里传抄公布，于是就BBS告天下了！
而揭帖，属于私邮或者BBS的私信，当立储延后一事被掀起风暴时：
“工部的一位官员因为皇帝允诺的册立太子的期限在即，立储大典的各项开销理应由他负责筹备，他就编造预算，呈请皇帝批准。”
朱批说，他早已声明不准臣下在一年之内催促他立储，这个工部官员借编造预算为名而行催促之实，这就是违反了他的命令，而他也就必须按照声明中所说的那样，把立储延后。
于是他们联名奏请皇帝收回这一朱批，并希望他亲口许诺的明春立储一事能付诸实现。因为申时行正在病中，内阁大学士的联名呈请，由二辅许国执笔。但这份奏章仍然由申时行领衔。
这一大规模的抗议使龙心赫然震怒。申时行获知皇帝的反应，立即呈上一份揭帖，说明内阁的联名奏章虽然列上他的备字，他事先却并未与闻。被孤立的皇帝亲自在朱批中感谢申先生对他的忠爱之忱。事情本来可以在这里结束，因为大学士的揭帖系秘密文书，经过御览以后向例是退回本人而不公布的。但是这一揭帖偏偏为许国所截获，他就毫不客气地送交给事中办公室抄录公布。申时行立刻向给事中索回原件不准公布，但其内容已经在文官中传遍，而且这种索取已发科抄写的文件也属违背成宪。
-----其实，BBS与E-mail古以有之！
18、立太子！
废皇后，改立心仪之妃为后，从而实现幼为太子，汉武帝就用过了，万历没用，显然废后，也不得机遇吧！
但是作者陈述了这么一段假设：
显然作者在美国呆久了，动辄会牵扯到法治观点解决问题！
可惜，作者本书一直阐明中华帝国的特性，这里就又扯上塑料桶装酒的学问了！
假如我们的帝国真正能够实行法治，而继承皇位这个问题又由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法庭来作出判决，那么皇帝委托律师根据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来作辩护，他是很有胜诉的可能的。第一，常洛并不天生即具有继承大统的权利，他的几个弟弟也同样没有这种权利。因为皇帝的儿子在被册封以前统统没有名义，否则就用不着特别举行封太子或封王的典礼了。第二，立长而不立幼，只是传统的习惯而不是强制性的法规，这在永乐登极之后更为明显。他以太祖洪武皇帝第四子的身分，用“清君侧”的名义，从他的侄子建文皇帝手中夺得了皇位而根本不考虑他的二哥和三哥两房的优先继承权。所以在200年之后还要坚持继承皇位必须按出生次序，就等于否定了永乐皇帝的合法性。第三，根据太祖洪武皇帝的规定，嫡子有继承皇位的优先权，可见皇子的地位决定于其母亲的地位，而出生年月乃属次要。常洛之母为恭妃，常洵之母则为皇贵妃，前述子以母贵的原则在祖训前仍然大可商酌。第四，如果万历非立常询不可，他还可以废去孝端皇后而立郑氏，使常洵成为名正言顺的嫡子。在本朝历史上，宣德、景泰、成化、嘉靖四朝都有废后之举而并未因此发生政治波澜。
19、皇帝的真正作用
皇帝是国家的真正管理者？不，其实真实含义是：神秘象征！
----开国之君主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今天的文官却早已成熟，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争端中不挟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这种关系，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作出了榜样。弘治皇帝愈是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
再从本书对于正德皇帝的阐述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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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登极未逾两年，他就搬出紫禁城，不再受宫廷内部清规峻律的限制。他新建的住宅名叫“豹房”，坐落于皇城中空旷之处，中有精舍、猎房及俱乐部。从此，他就在宦官、倡优、喇嘛以及异域术士的包围之中。如果兴之所至，他也偶然临朝或出席经筵，但更多的兴趣则在于游猎。有一次，他亲自训练老虎，为虎所伤，幸赖亲信江彬的救援才得免于难。
图---豹房腰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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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毫不费力地作弄了他的臣僚，显出了他比臣僚确乎要高出一手。其原因，表面看来在于皇帝具有传统赋予的权威，他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其实，事情并不如此简单。
百官之所以绝对服从皇帝，即使不说是有条件的，但也决不是无目的的。君主专制本来与文官制度相辅相成，在这庞大的组织中，下层的官员把无数不能尽合事实的书面报告逐级递送到中枢，以其数量之多和情况之复杂而要期望中枢事事处置得宜，自然是不可能的。端坐在宝座上的皇帝，他的力量带有宗教色彩，其神秘之处，就在于可以使不合理的处置合理化。换言之，皇帝的处置纵然不能事事合理，但只要百官都能俯首虚心地接受，则不合理也就成为合理。正德皇帝不去培养这种神秘力量，反而偏要去表现自己的将才帅略，岂不是破坏了臣僚们对他绝对服从的大前提？
正德自称威武大将军，企图把皇帝和作为一个富干活力的年轻人的自己分为两事。不消说，他的臣下是不能接受这些看法的。以本朝幅员之大，人口之多，仅仅为了打败伯颜猛可，动员部队的力量就可能达到这个目的。问题在于，要不是威武大将军朱寿就是正德皇帝，他怎么能出入几个边镇，指挥所有的军队而且有足够的给养补充？反过来说，要是被任命为前敌指挥的将领都能有这样的行动自由，即使战胜外敌，我们的内政岂不大受影响？
事实上，我们的机构设计就不允许高级将领具有这样的自由。各边镇的总兵官一定要受该地区文官的监督，在指定的地区活动。如果不是这样，唐朝的藩镇可能重新出现，成为重大的祸患。而如上面所一再说明的，本朝的立国以伦理道德为根本，以文官集团为支柱，一切行政技术完全在平衡的状态里维持现状而产生。且不用说旁的武官，即使皇帝亲统大军，以动态作前提，迟早也会使国家的人事、行政、税收、补给各项制度发生问题。
正德的一生，一意孤行到这种程度，也有其特殊的原因。他的一生几乎谈不上家庭关系。他的母亲给他的影响微乎其微，官中的妃嫔也没有一个人对他具有笼络的力量。在他登极的时候，三个大学士都以文章道德著称而缺乏解决实际政治问题的能力。一个天生喜欢活动的年轻人，看到一方面是他的朝廷逐日在按部就班、调和折衷的原则下办事，另一方面则是那么富有刺激性的鼙鼓旌旗、金戈铁马，他自然会不加思索地选择了后者。正德要求实现个性的发展，而帝国的制度则注意于个性的收缩。不论是出于自尊心还是虚荣心，正德利用他皇帝的地位和传统对抗。协助他在对抗中取得上风的，是过去引诱他注意体育、军事的宦官和军官，他们掌握了京城的军队和特务，大量排斥反对他们的文官。他们鼓励皇帝任性放纵，他们自己也因而得以有所作为。
正德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使以后的皇帝受益。相反的，他使以后的皇帝得到了更多的拘束。他的宠用佞臣，私出官廷、自任将领，其来势之迅猛竟使想要反对的文官措手不及。文官们虽然认为他有失人君的尊严，但都无可奈何。天子就是天子，这种神秘的力量出诸天赋。但是说到底，他们的绝对服从也不是完全盲目和没有限度的。正德一朝，前后有两个亲王造反，其号召天下的理由，则是皇帝无道，违背了祖宗的成宪。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破坏了宪法。这两次造反都没有成功，其原因一方面是军事准备不够充分，另一方面是他们对正德业已众叛亲离的估计超过了当时的现实。然则他们作出这样的估计，不惜把身家性命押上而作孤注一掷的赌博，一次失败之后又有第二次，这也未尝不可说明正德的违背成宪已经使他的皇帝资格发生动摇，要不是他在不到30岁的时候就结束了生命，而是更加长期地继续他的所作所为，其后果究竟会怎么样，也确实未可逆料。
----因此，从根本而言，（此处省略XXX字）
20、为何皇帝不宜频繁出紫禁城呢？
万历曾经两年半之内四次前往出京拜谒皇陵。
皇帝离开京城不到百十里竟然会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也是当日国家组织的特别现象。万历于1583年至1585年之间的四次谒陵，其真正的目的是在寻觅及视察他自己的葬身之地。然则既要经过祖墓的附近，谒祭即不可免。既为谒陵，种种仪式自然应当周到齐备。因之每次出发以前，礼部必须斟酌成例，拟订各种详情细节，有的陵墓由皇帝亲自祭谒，有的则由驸马等人代为行礼。御驾每次出动，京城立刻戒严，每一座城门都由一位高级文臣和武将共同把守。皇弟潞王当时尚未成年，他的任务是把铺盖搬到德胜门的城楼上居住，密切监视御驾必经之路。这支谒陵队伍声势十分浩荡显赫，其中有陪同皇帝的两位皇太后和皇后皇妃，加上随从的宦官官女、文官武将、大汉将军、御马监勇士、京军等等，人数多达几千。到了郊外，皇帝及其家属住在佛寺里，对其他随从人员则临时搭盖帐篷以供休息住宿，这一切要先期准备周详，不能少有差错。
在这几十里的道途上，一些地方官、耆老以及学校的教官被引导在御前行礼。
----劳师，确实过于烦琐！
21、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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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而他的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
海瑞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他在著作中表示，人类的日常行为乃至一举一动，都可以根据直觉归纳于善、恶两个道德范畴之内。他说，他充当地方的行政官而兼司法官，所有诉讼，十之六七，其是非可以立即判定。只有少数的案件，是非尚有待斟酌，这斟酌的标准是：“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用这样的精神来执行法律，确实与“四书”的训示相符合。可是他出任文官并在公庭判案，上距“四书”的写作已经两千年，距本朝的开国也已近两百年。与海瑞同时的人所不能看清楚的是，这一段有关司法的建议恰恰暴露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海瑞的一生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因此，海瑞的所作所为，除了给其个人带来所谓青史留名，其他，诸如有人试图套在其名下的撼动2千年帝国管理根基，那是梦想，其实他个人在当时也应该是根本没有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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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倡导节俭的另一层含义
（此处省略XXX字）
23、500年来，基本未变的中国社会整体管理模型。
洪武皇帝两百年以前创建本朝，并确立了整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其主要的着眼点在于保存一个农业社会的俭朴风气。当时全国的文官仅有8000人。所有办理文犊和事务的技术人员称之为“吏”，和文官属于两个不同的阶层，如径渭之分明。官可以罚降为吏，吏却很少能上升为官。这些吏的薪给极为微薄，仅足以供一家糊口。
即使对于官员，立法上的限制也十分严格。比如有一条最为奇特的规定是，所有的官员如果未经一定的手续批准，则不能越出城门一步，违者以拢民论，按律处死。他们和百姓接触的方式是派皂隶票传当事人前来官衙，三传不到，才能下令拘捕。洪武皇帝还亲自著成一本名为《大诰》的小册子，通过具体的案例以阐述他实行严刑峻法的原因。百姓中每家每户都必需置备一册，如果遭受官府欺压而沉冤不能昭雪，有必要叩阙鸣冤，这本《大诰》可以代替通行证。
洪武皇帝所推行的农村政策及一整套的措施，对本朝今后的历史，影响至为深远。其最显著的后果是，在全国的广大农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
24、什么样的行为，会被文官集团排斥呢？徐阶就是一个例证！
自洪武开国到海瑞出任巡抚，其间已历200年。很多的变化已经在这200年间发生。当年送达御前以备乙览的14000多家富户，已经为新的富户所代替。这些新兴的富户，绝大多数属于官僚、士绅或在学生员而得以享受“优免”，不再承担“役”的责任。政府中的吏员，也越来越多地获得了上下其手的机会。因为全国的现金和实物不是总收集发，财政制度无从以严密的会计制度加以考察，从罅隙中漏出来的钱物就落于这些人的手里。更为重要的是，文官集团已经成熟。洪武时代的8000官员，现在已经扩大为两万人。当年不准下乡的禁令早已废止，但事实上他们也极少再有下乡的需要，因为很多的人对民生疾苦早已视而不见，而是更多地关心于保持职位以取得合法与非法的收入。
然则像大地主徐阶那样无限地扩充家产，巧取豪夺，则不能不与文官集团的整体利益发生冲突。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激起民愤，威胁了整个的官僚政治。无论出于阴还是出于阳，文官集团都不能允许他如是地独占利益，为所欲为。案情一经揭发公开，立即为全部舆论所不容，而使徐阶失去了防御的能力。文官们可以用皇帝和法律的名义加给他以种种罪名，使他无法置辩。他在海瑞罢官之后仍然遭到清算。他家里的全部土地最后据说落实为6万亩，全部被没收。他的一个大儿子远戍边省，两个小儿子降为庶民。如果不是张居正的援手，徐阶本人都会难于幸免。
（此处省略XXX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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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关于明中叶的军事建设
直接用武备废驰来形容！号称拥有200万常备军的明军被怎么描述呢？一起看看！
本朝的军制规定，常备军由200万“军户”提供，每户出丁男一人，代代相因不变。设立军户的目的，既在于保证官兵的来源，又在于保障“民户”不致因战争动员而受征兵的骚扰。这制度开创伊始，流弊即随之而来。民户被编入军户，大部出于强迫；即或出于自愿，也常常是基于权宜之计，时过境迁，当初的应诺就不能矢守不渝。
所以各个驻兵的卫所刚刚成立，士兵逃亡和换籍的事件即已层出不穷。时经一百多年，各卫所的土地，不少都为各军户抵押和出卖。加之长年以来，除了西北边境，绝大部分地区都承平无事，所以，一个卫所的实际兵员往往远较规定的编制为少，在退化最严重的卫所中，竟仅为规定编制的百分之二或三。而且这些有限的士兵还常常被军官当作营造和运输的劳工，再不然就是留在家里充当仆役。
和这种每况愈下的情形相始终的是补给制度。本朝的军事供应和政事参合为一元。军队的粮饷补给，来源于地方政府的侧面供应。按理说，户部是国家财政的中枢，应该统筹全局，但实际上却类同于一个大型的会计机构，只是在账目上监督各个机关和各个地方政府的出纳。各个地方政府按照规定的数额把给养直接运交附近的军事单位，军区和中级以上的后勤机构。一个府县，可能输送食粮及银两于十几个不同的小单位；一个卫所，也可能接受十几个府县送来的粮食和银两。这种方法一经成为定制，就如盘根错节，任何高级单位也无法把补给点和补给线作合理的通盘改组，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于是供应。不能足额的情况就时有发生。试想，由十几个单位分别按固定的数量供应，总难免有个别单位由于意外的情况而不能如额缴纳；而其他单位则并不负有补足缺额的义务，即或有这样的义务，也不见得就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在开国一百余年以后，书面的规定早已和实际的详情格格不入。纵使有局部的调整，充其量也不过见效于暂时而终于不免捉襟见肘。
在徐浩峰执导的武侠电影《倭寇的踪迹》中，您会看见上文描述的一些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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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落后的情况，使本朝野战军的战斗力几乎与农村的民兵相去无几。与这种情况相一致的，是对于将领的选拔。在当权者看来，一个将领所应该具备的素质是勇敢粗豪而不在于头脑清晰。
军官的任命多数以“世荫”的形式而继承父业。任命的程序相当复杂，大致是高级将领的子孙需要降几级继承，下级军官则无须降级。从本朝中期开始，情况稍有改变，自兵部尚书刘大夏奏准推行武试，任何有志于成为军官的人只要考试及格就可以取得进身之阶。但事实上由考试及格充当军官并上升为高级将领的，可谓绝无仅有。而且这种武生的考试又重在刀枪弓马的是否娴熟，由文官主持的笔试，其要求不过是粗通文字而从未涉及军事科学。各处所开办的“武学”，也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讲授内容，其教学进度，以“每日总授不过二百字”为原则。
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高级将领，几乎很少有人具备运筹帷幄的谋略。其实这也正是文官集团所预期的目的。将领既然大多属于一勇之夫，当然就有必要任用文官作为总督巡抚，让他们来指挥各级武官。在总督巡抚之下还有“兵备使”或“海防道”，他们名为监察，实则握有调度攻防的权力。在军政方面，人事的任免以及补给、交通各项也统统由文官主持。
这种军事体制的设计，显而易见，其重点不在于对付敌国的全面入侵，同时也不打算全面进攻敌国。发生在1449年号称“土木之变”的战役，正统皇帝为瓦刺所俘虏，已经暴露了军事体制中致命的弱点。然而这样震惊全国的事件仍然没有能够引起应有的重视与改革。武备继续废弛，军事组织不断衰退。文官们只要在他们的任期中保持平静无事，则一切有关军队改造的计划大可束之高阁。
作为中国人，真的是哑然啊！及至清末、民国期间，我们不是又看见这些现象的重复重蹈？民族性问题还是文化性问题呢？让人深思！
26、关于俞大猷和现代海军建设
让战术全面现代化的建议，曾经被名将俞大猷提出过。他准确地指出，倭寇的特长是娴习陆战，水战时技术反而低劣。俞大猷主张，以有效的战船和火炮歼灭倭寇于海上，根本不让他们有登陆的机会。在战术原则上，在他所著的书里也明白指出：“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铣，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铰而已。”他给总督的禀帖中，曾经请求把陆军军费的一半用来配备水师。但纵使俞大猷的声望和战绩都十分卓著，这些有益的建议却始终没有被采纳，因而壮志未酬，赍恨以殁。
然则俞大猷本人也不可能理解，他的建议，所牵涉的问题和将要引起的后果已经超出军备问题而及于政治。他要求亲自率领“闽广大船数百艘，兵数万”，如果一旦成为事实，有关各省的财政就要从原来小单位之间的收支而被集中管理。与之相应，这些后勤机构的人员必须增加，而且必须一扫苟且拖沓的办事作风，保证规格和数字的准确，才能取得预期的行政效率以与现代化的军事技术相配合。而且和他们往来的各个机构，也必须同样地注重实际。然而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俞大猷当然更不可能预见到，在未来的好几个世纪之内，上面这些情况在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里竟不能发生根本的改变。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断然不能相容，要不是新的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那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二者必居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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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关于倭寇
倭寇一般指13世纪至16世纪期间，以日本为基地，活跃于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沿岸的海上入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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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增加、交流增进、贸易的需求势必涌动，获得货物、人才、技术的人类发展要求，同样存在与日本列岛上！
倭寇入侵的原因，与国际贸易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本朝禁止民间的海运通商，虽然律有明文，但是实际上却无法彻底执行。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由来已久，好多不同国籍的冒险家纷至沓来。这些冒险家所使用的船只，最大的长达100尺，宽达30尺，船壳厚达7寸，超过了中国战舰的规模。据记载，在这些冒险家出没的极盛时期，每天有大小船只1200余艘在中国海岸活动，数字似属夸大，但是利之所在，熙来攘往，已不在话下。
其贸易的区域从日本各岛至暹逻湾，状如一弯新月。在中国政府海上巡逻力量所不能达到的近陆岛屿上，他们指定了走私贸易的港口。由于没有一个法庭可以解决买卖双方间合同和债权的种种纠纷，十多个有力量的中国船主以武力作为后盾充当了仲裁者，并因而逐渐被认为海上权威，成了海盗的头目。
这些海盗头目声威赫赫，和当地的士绅互相勾结，甚至结为婚姻之好。他们公然在沿海修理船只，而且勒令村民接受他们的传讯。这种海上权威虽然尚属萌芽，但任之滋长发育，则必然会威胁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政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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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中，日本人来自日本武士阶层，中国人则是沿海海盗或者附庸伪军！
在日本方面，充当海寇的武士，来自山口、丰后、大隅、萨摩、博多湾、对马和五岛列岛。他们既无统一的领导，也无长远的作战目的。起初，他们有一个空中楼阁式的希望，以为和中国海盗的联合军事行动可以迫使中国政府开放对外贸易，而他们中的领导人也可以受到招安而荣获海陆军将领的官衔。
这些希望在总督胡宗宪发动的一次行动之后终于成为泡影。胡宗宪以招安为诱饵，使这些海盗头目束手就擒，而后又把他们的头颅送到北京邀功。这种措置只能激趄日本的侵犯者更大规模的来犯，并且使今后的屡次入侵更缺乏政治意义，其惟一的目的只在于劫夺财货。
而随着时间的推演，倭寇一词所指的，不一定都是来自日本的海盗，明史‘日本传’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朝鲜正史‘世宗实录’(二十八年十月壬戌)亦记载“然其间倭人不过一二而本国民假著倭服成党作乱”，可见前期倭寇主要来自倭国，后期倭寇主要来自中国、东南亚和朝鲜的海商与海盗。
因为至后期，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形势转变，加上官府的管制，日本人出海抢掠船只的事件已经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中国和朝鲜的海商与海盗，他们依从着过去倭寇抢掠的方式继续为祸于东海，也被归于倭寇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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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行为逻辑，其实早就超出海盗或者劫掠的单纯意义！
这些海寇乘坐可以装载百人左右的船只登陆。大举入侵时，常常集结30～50艘船只，人数多达几千。在他们的凶焰最为高炽之际，可以有两万人据守占领区内的军事要地。本地的居民在威逼利诱之下也有不少人参与他们的行列，其中有的人在以后被押送至日本作为奴隶，他们劫掠的物品不限于金银珠宝，根据需要和可能，他们也夺取内河船只和其他商品。有一段记载提到他们曾大批搜集蚕茧并勒令妇女们缫丝。这种情况业已与占领军在当地组织生产没有多少差别。
-----俨然侵略、占领的预演，一点不为过！那倭寇为何屡屡以少胜多呢？
1555年戚继光调赴浙江新任的时候，东南沿海也迭经倭寇的蹂躏。正当悲观和惶惑遍布于滨海各省，一股50至70人的海寇竟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登陆后深入腹地，到处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竟越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歙县，迫近芜湖，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趋秣陵关至宜兴，退回至武进。以后虽然被歼，但是被他们杀伤的据称竟有四千之多。而南京为本朝陪都，据记载有驻军12万人。这样的军事行动，在世界战争史上亦当称为罕见。
倭寇的基本战术是派遣30人以下的小部队进入村落，这些小部队的进止必在严密的互相照顾之下。协同的信号是令人战栗的海螺声。这些入侵者善于使用当地的向导，并熟练地派遣尖兵和斥候，有层次地展开兵力，并以佯攻、驱使难民在队伍的前面等等方式，造成中国官军的扰乱和疑惑。中国官军根本无法对付这一套战术，即使是士气最为高昂的部队，他们的对策也不过是仅凭血气之勇猛冲敌阵，既无有效的队形，又缺乏侧翼和后续部队的接应，其经常遭到失败就为势所必然。南直隶和浙江两省，河流湖泊极多，官军溃退时有如狼奔豕突，被践踏或被挤落水致死者也为数累累。有一次总督胡宗宪也在败退之中彼推落水，几乎淹死。
除此以外，倭寇在和大部队官军遭遇时，还采取另一种战术，即先取守势以减杀官军的锐气，或者制造恐怖气氛使官军陷入心理上的劣势，然后待机出击。戚继光下面的一段记载可以作为说明：“余数年百战，但见诸贼据高临险，坐待我师，只至日暮，乘我情气冲出；或于收兵错杂，乘而追之。又能用乘锐气，盛以初锋。又其盔上怖以金银牛角之状，五色长丝，类如神鬼，以骇士气。多执明镜，善磨刀枪，日中闪闪，以夺士目。故我兵持久，便为所怯。”
所以，总结以上的情况，不论官方文件如何强调这一战争是政府的官军围剿海贼，实际上却是中国的外行对付职业化的日本军人。
丰臣秀吉发布八幡船禁止令（海盗行为禁止），且明朝与日本间勘合贸易(官方贸易)的盛行，以及对马岛与朝鲜之间的贸易开放，前期倭寇也逐渐式微。
后期，大量所谓倭寇，都是“伪倭寇”或者得到日人支持、经年在日研习过的沿海居民，如王直！
请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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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最后的销声匿迹，除了日本人自身约束量减，剩下就是本地“伪倭寇”遭到戚继光、俞大猷等严厉打击后，士气大减，不得不改变那种直接对抗策略！
总之，倭寇的历史，起伏，一切皆是明朝自身制度使然！
戚继光的鸳鸯阵
http://www.baike.com/wiki/%E6%88%9A%E7%BB%A7%E5%85%89%E9%B8%B3%E9%B8%AF%E9%98%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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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亲友、族群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当官，全族荣耀！
为何呢？依然是文官仕途路径使然，也依然是农耕社会基础使然，那个得道升迁的个人，无论其愿不愿意，想不想，都需要为鸡犬和全族贡献全力！这是刻骨于华人 血液中，一般人哪得摆脱-
李贽，此人虽为文学大家，理想主义者，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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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二三十年前，在丧父家居的时候，李贽就已经有了这种经验。当时倭寇犯境，城市中食物奇缺。他虽然只是一个最低级的文官，也不得不接受亲族的拥戴，负起了为30多人的大家庭寻找饮食的义务。和他同时的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的作者，就提到过他在南京为避难的亲族所包围，要求解决吃饭问题。另一位著名的散文家归有光则在信上向朋友诉苦，说他不能避难他迁。因为如果离开昆山，他必须随带“百余口”的族人同行。
这种对宗族的照顾，不是暂时性的责任，也不仅是道德上的义务，而有其深刻侦社会经济和历史的背景。
我们的帝国不是一个纯粹的“关闭着的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各种职业基本上出于世代相承。——然而它所给予人们选择职业的自由仍然是不多的。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
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积钵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
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形之下也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
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这种集体观念还不止限于一个小家庭的范围之内。一个人读书中举而后成为官员，如果认识到他的成功和几代祖先息息相关，他就不能对他家族中其他成员的福利完全漠视。何况这种关心和帮助也不会全是无偿的支付，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自己的子孙在今后不受他们的提携。这种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被抽象而升华为道德。固然，这种道德观念并不能为全体民众所奉行，从海瑞的文集中可以看到兄弟叔侄间争夺产业以至斗殴致死的事情所在多有。但这种情形正好从反面说明了教养的重要，有教养的人则决不能以利害义。在整个社会没有为它的成员开放其他门径的时候，多数像李贽一样的人物，已经不加思考地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如果李蛰回泉州，他必定受到多少族人的期望和逼迫。然而当时的李贽，已迭经生活的折磨，同时又研究过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重新考虑生命的意义，重建人生观之余不能再墨守成规。也就是说，他不能把读书、做官、买田这条生活道路视为当然，也亟待摆脱由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集体观念。”
tu----24 泉州李贽故居
另：（此处省略XXX字）
29、中国道德观的发展逻辑
从孔子建立儒家开始，其阐述的一个主旨是“仁”，这个仁，构成其学说中的核心。
“仁”可以为善，一个君子的生活目的就在合于“仁”的要求。
究竟是哪些成分构成了仁，孔子没有明确直接的答复。《论语》一书中，仁字凡六十六见，但从来没有两处的解释相同。一般来说，仁与慈爱、温和、恻隐、以天下为己任等等观念相通。然而在不同的场合，孔子又赋予仁以不同的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我克制，言辞谨慎、按照礼仪行事，都可以算作仁或者接近于仁；出于环境的需要，一个人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叫做“杀身以成仁”。仁是最容易获得的品质，任何人有志于仁，就可以得到仁。但是仁也是最难保持的品质，即在圣贤，例如孔子自己，也难能始终不断地不违反仁。
后世的读者，必须把这些互不关连的语录再三诵读，再三思索，才有可能理解它的真实内涵。综合来说，温和有礼，慷慨大方是仁的初级阶段。在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过程中，又必须把自己的思想与言行统统纳入它的规范之内，经过不断的积累而可以到达去私，最终到达无我。这样，仁就是一种强迫性的力量、行动的最高准则、超越人世间的品质，也是生活唯一意义之所在，简直和道家的“道”殊途而同归。
李贽作为当时学者，描述儒家的仁就是无我主义，一个人成为圣人，则是把自我之有化而为无，进入了寂灭的境界，以致“无声无臭”。这种高悬在空中的理想主义，只能深藏于内心，不能应用于现实，并发展而成为伦理和道德的标准。
而当时孔子没有阐述人性的善恶，因为孔子的目标，在于期望由像他一样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来代替当时诸侯小国中世袭的卿大夫。
孔子去世以后约150年，性善说才首次被明确提出。孟子曾经斩钉截铁地说：“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为何会发展出一个善恶论呢？
因为时代不同，需求不一！
孟子生活在一个更加动荡的时代里，其时齐楚之间的王国，采取了全民动员的方式互相争战。这种情形不再允许哲学家以优闲的情调去研究个人生活的舒畅和美。
孟子的迫切任务，在于找到一个强者，这个强者应当具有统一全国的条件，并且能接受儒家学说作为这一大业的基础。他企图以雄辩的言辞说服他的对象，引导他和他的廷臣回到善良的天性之中，有如引导泛滥的洪水归于大海，以避免一场杀人盈野的浩劫。
强者论、统一全国论，恰如其分地符合后世帝王们的需求，因此孔孟之道，成为帝王之术，也就顺理成章了！
孔孟之道战胜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从汉朝开始，就成为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时代愈是往前发展，统治者对它的依赖程度也愈大。到10世纪以后，也就是唐宋两代，中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化：经济的重心，由华北旱田地带移至华中和华南的水田地带。随之产生的显著后果，则是内部的复杂性相继增加。官僚阶层过去为豪门大族所垄断，至此改变而为与绅士阶层相表里。军队中的将领逐渐失去了左右政治的力量，文官政治确立为统治帝国的原则。这种多方的改变，使集权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创立新的哲学理论，以维系社会上成千成万的优秀分子，即读书的士人。这些士人就是绅士阶层，和以前的门阀士族比较，人数多，流动性大，生活面和知识面也远为广阔。以此，儒家单独的伦理性格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必须掺和理智上的新因素，才能适应于新的环境。
针对这种需要，很多学者不断把孔孟的著述加以新的注释，而把这些注释综合调和以构成一种思想系统的，则是宋代的大儒朱熹。他是孔孟以后儒家学派中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死后被尊为贤人。他对儒家经典的抡述具有权威性，他的《四书集注》，是明朝、清朝两代士人规定的教科书，也是科学考试的标准答案。
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论，乃至中国社会传统的组织和习惯，都被朱熹视为“天理”。但是人可能违反天理，因为各人秉气不同，有清有浊。如果浊气抬头，天理就被“人欲”所取代。补救的办法是“格物”，也就是接受事物和观察、研究事物。他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通过格物，可以使人发现天理。
朱熹治学的方法可谓“支离”。即已经不能很好诠释物理的理和伦理的理之相同（因为本来就不同嘛），但是为了将千年积累的伦理描述、等同为日月星斗之物理之理，就需要“顽强”坚持这个宇宙观到底！
否则如何可以将伦常摁进民族的骨髓之中呢？!
另，宇宙的自然法则和社会的伦理道德合为一体，很难获得实证，但在心理上却可以不言自明。宇宙的伟大与完美，无须有赖分析，就可以在个人的心理上引起合群为善的精神，从而自然而然地领悟到社会道德的真谛。其最高境界，可以使人摆脱日常生活的忧虑，心灵上达到澄澈超然。持这种看法的人，常说“将发未发之际”也就是杂念冰消、情绪宁静之际，此时视觉、听觉、触觉还没有全部开动，而是凭个人的直觉可以领会到宇宙间一种无可形容的美感。
以这种方法治学是为“心学”，和朱熹的“理学”相对。
但是所谓心学，除了可以自己瞎琢磨、折腾点个人主义，其余也必须得服务中央集权制度的帝王派。
如果知识分子放弃了正统的儒家观念，则王朝的安全会立即受到威胁。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政府中的各级官员，在经济上是中等以上的地主，因而也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主人。而正统的儒家观念又是维系他们的纽带，除此而外，再无别的因素足以使他们相聚一堂，和衷共济。
因此，王阳明等三王之王学，张居正阅读过王艮的著作，但考虑过这种学术在政治上实用的可能性后，得出的最后结论是，这一派学说对于政治并不能产生领导作用。
可惜，张居正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其情形类似于李贽在哲学上找不到出路。
（此处省略XXX字）
例如东南各省本来可以由海外贸易而获大利，但由于顾全大体，没有坚持这种特别的经济利益，就得以保持全国政治的均衡。在这种以公众利益为前提的条件下，政府中枢才有可能统一管理全国，而无须考虑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各个人的特殊需要。这是一种笼统的办法，也是一种技术上简陋和没有出息的办法。
在本书的前面几章中曾不止一处的提到，我们的帝国是由几百万个农村聚合而成的社会。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不能读书识字，全赖乎士绅的领导，村长里甲的督促，他们才会按照规定纳税服役。在法律面前，他们享有名义上的平等，而实际上，他们的得失甚至生死，却常常不决定于真凭实据而决定于审判官的一念之间。本朝的法律也没有维持商业信用、保障商业合同的规定，以此国际贸易无法开放，否则就会引起无法解决的纠纷。各地区按照其特殊需要而立法，更不能受到鼓励，因为会酿成分裂的局面。至于在文官集团内部，也无法通过组织系统集中这两万人的意见，必须假借谐音讽喻、匿名揭帖以及讨论马尾巴等等离奇的方法，混合阴阳，使大家在半信半疑之间渐趋统一。
以上种种情况，在长时期里造成了法律和道德的脱节。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不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就势必依靠道德的信条。而当信条僵化而越来越失去它的实用价值；沦于半瘫痪状态中的法律也当然无法填补这种缺陷。
结论是：
（此处省略XXX字）
30、结---中国结！
看完本书，感概良久啊！中华历史，历史中华啊！
不读正史，不研习，不倾听高人分解，怎么可以作为中国人，存世于这个国度？
现在读，当不晚，否则真的被文人官吏们列为顽劣愚民群了！
本书作者，黄仁宇先生过世已经13年，他的大历史观，精要之处在何处呢？
看来应该再找寻而仔细体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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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子
前段时间从外面出差回到公司，不知怎么的，一门心思想要再看一遍《万历十五年》。找了两天没找到，后来终于在书桌与墙之间发现了它，已经沾染了些灰尘，赶紧清除干净，然后趁着下午的阳光放在外面晒了一下午。
或许是黄老那不紧不慢的叙调能给人一种老熟人的感觉，笔触之间让人思绪纷飞；或者是三联书店刊印的纸张排版有种历史的厚重感，让怀旧的人爱不释手；又或者是关于这本书有一些人、一些事让人难以忘却...
今天是七月二十九号，距离马总离职已有近三个月时间。记得马总走的时候说：记得电视上有句话是“问道武当山，养生太极湖？”，上峰委派我一个任务，要我去做卧底。当时我只当马总说笑，后来才知道马总果真离职了，去了鄂尔多斯的一个集团公司。马总走后那段时间我很惆怅，情绪低落，时常感叹世事无常。
按理说一个刚毕业大学生才工作大半年，一个同事的离任又怎会生出如此感慨？这要从我毕业后来山西从事煤矿工作说起。记得刚来山西襄垣那天，马总说：“这是我亲手做的胡萝卜茸，自认为做得还不错！一会尝尝我手艺。”带着一脸的自豪的马总笑起来脑门皱起了一些抬头纹。马总是个山东人，个头瘦小，但是反应灵敏迅捷，常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自称能空手抓死苍蝇，我听了差点笑了（本人笑点很低，泪点更低）。记得有一次吃饭时有只苍蝇飞来飞去，我没注意到，但是马总看见了，只见他静坐不动，只有两只眼睛随苍蝇飞来转去，突然手起筷夹，我赶忙凑前观看，马总淡淡得笑着说道：让它给跑了。
马总平日里喜欢喝几杯小酒，他说山东的酒和安徽的酒都不好喝，简直是难以下咽，一口下去满嘴满鼻子的酒精味，山西汾酒喝着清香还不头痛。那段时间经常没事就跟马总喝点酒，喝酒的时候什么都聊，文学历史、民俗文化、很早以前的事...。马总读的书很多，具体有多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次莫言获奖后，他一口气买了三本莫言的书，一个多星期后我跟马总借莫言的书看，马总说：“都拿去吧，三本都看完了。”马总离职的时候，收拾的书有整整一大皮箱，这还只是他在外工作时买的，家中有书多少我却不敢妄加揣摩了。
那个时候是冬天，山西的冬天特别冷，天黑了，窗户外面的空气中飘着鹅毛大雪，屋子里面的小案桌旁坐着马总和我。我们喝着酒聊着历史，所聊多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和明史为主，战国时期群雄争霸，许多英才也得以一展才华，商鞅、孙膑、庞涓、战国四君子当然还有个被冤枉的赵括，聊到明史我就说到了这本《万历十五年》，我对马总说这是本好书，非常值得一看，黄仁宇分析历史眼光独到，不是大篇大章摘录而是通过一些历史现象和事件来分析它潜在的人物心理，通过这些仔细的比较分析来沟通各种旁枝末节的事件的关联性，以及站在时间的角度上分析同一个事情在不同时期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这颇有点煮酒论史的味道，寒冬时节，喝着山西的汾酒，闲话漫谈半边天...马总说我是个爽快人，觉得与我有话聊，而且我们在一起不愁无话聊,聊山东摔跤队，说摔跤队员个个一米九到两米左右，吃饭论盆吃，聊以前上学的光辉事迹（聊到这我就无话可聊了，因为我不是个家长眼中的好孩子），聊美食...
后来有一次，我们去外面喝羊汤去了，去之前天气还算一般，回来的路上下起了小雪，我们走在结了冰渣的路上一边走一边聊着马总老家那里养食用大蚕蛹子的话，聊着聊着聊到了工作，马总说：“你想想看，像我这样四十多岁了，还在外面给人家打工的人还有几个？好多同学都有自己的公司，不需要像我这样在外工作了。”语毕我们沉默了。我想起了马总以前说的另一句话：有一件事我到现在都没弄懂，我不知道这辈子活着为了什么？说实话，这件事我也弄不懂，有时候在深夜里想到绝望便不敢再想下去，第二天起来照常打点上班领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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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25 19:4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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