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 - 书评

看书问道

　　《袁氏当国》讲述了袁世凯如何在晚清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政府之间养敌自重以觊觎总统宝座，宋教仁刺杀案的历史谜团到底暗示了什么真实背景，孙中山的个性对他改造国民党以谋求革命有何影响，袁氏当国时期的内政外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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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天

　　 唐先生治史，頗多個人情感。往往古今參照，嬉笑怒駡，或反失史家本真。
　　 本書名為“袁氏當國”，但本人卻對唐先生寫中山先生以及梁啟超、蔡鍔師徒的內容印象深刻。唐先生認為孫、蔣、毛、鄧都是同一類人，天幸其“革命尚未成功”，否則難免走上集權之路。書中還援引中山先生諸多趣事，如成立中華革命黨、輕率發動二次革命（實則一次內戰）、追求宋美齡（不是大姐嗎？怎麼變成了二姐？）、豪言建鐵路二十萬里卻一寸未修、謀求聯日抗袁、不顧百姓死傷 炮轟廣州城等等，中山先生從“以美為師”到“以俄為師”，漸至走上集權之路，與傳統國父形象甚為不同。
　　 袁氏變共和為帝制，唐先生從人性以及時勢兩個層面入手，而且大量將責任轉嫁給楊度、袁克定等人，袁老四自己反而是無可厚非了！帝制優於共和，因為帝制能夠選出沒有爭議的繼承人，使得政權平穩過渡，古德諾的這凡說辭竟然成了袁氏一夥的理論基石，真是可悲可笑！終被梁啟超、蔡鍔這一文一武給踢出歷史大局，應然。畢竟這已經不是靠著一部“資治通鑒”就能上下其手的時代了。
　　從來弱肉強食，近代中國弱則為列強魚肉。前車之鑒，我輩豈能不奮發圖強，以效力中國於萬一！

风雨

　　     在每天上下班路上看的袁氏当国，在过去接受的历史书上一直把袁世凯当为卖国贼，在看了走向共和后，知道其为一代枭雄。谋略和武功都很高超。
　　     看了此书，对此人较为清晰以及对当时的历史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当时袁世凯当选已经是不二人选，无论经济实力，政治资本，对于政治制度的理解，都已经是最成熟的人选。且在晚晴在罢免其官位，其怕成为历史罪人，同样裸身而退，目前看起来颇为不解当时的选择，但也可以看为是当时的中华民族的信任体系。如同光绪死后，宣统继位同样没有破折，但换了政治制度后，成为共和，再称帝就退步了。
　　     对于21条的签订同样是很多条款没有签的，且当时的的国体来看其政治局面不是军阀纷争，国土面积也是百年来的最大。
　　     唯独一生中的选择错误了一点，就是称帝。从而成为民族罪人。

keens

　　基本是一口气读完这书。其实对于这段历史，我并不陌生。能够认真读完，只是因为作者的视角和语言，是我不排斥的。
　　
　　我排斥的是，语言表述啰嗦，故而欧美译本经常读不下去。
　　
　　我排斥的是，线索按所谓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把历史按照生产关系生产力的逻辑关系，或者按照时间一条线单维度的罗列。
　　
　　我排斥的是，许多历史研究者以传统卫士自居，哪种自以为就自己懂得传统文化精髓的心态，那种刻意为中国文化糟粕辩解的行为，令人排斥。
　　
　　比照近期读的《古代的希腊和罗马》、《欧洲简史》，以几个维度考察历史和文化；又回顾几位新儒家以及钱穆大师的著作，以理想者的态度，一味袒护传统。故而得出的结论是：本书中规中矩，比较客观。尤其是对传统的批判，比照他国、放眼世界的眼光，至少比坐井观天的新儒家更令人折服。
　　

冯子衿

　　《袁氏当国》是读盛名已久唐德刚先生的第一本书，历史三峡论若隐其中，但诸多慨叹和史事，却令人唏嘘不已。其实，唐一直说的历史转型，即使今日之中国也未完成。康梁、孙黄一声所奋斗的目标，在今日之中国亦是泡影耳！
　　
　　不过，袁世凯的83天帝制，更像是绵延中国两千多年皇帝幽灵的一次借尸还魂，充满迷惑而又令人警醒。自此之后，帝制当真正寿终而正寝。不过，在唐看来，作为有“治世能臣、乱世枭雄”的袁世凯，不过一悲剧历史人物耳！是受见识所限，而并非一味昧于权力之泛泛政客！
　　
　　然此种限制不但是袁的问题，多年在洋学习，鼓吹革命的国父孙文先生亦有气限制，尤其在
　　宋教仁之遇刺后，断然发动二次革命，真中国发展之关捩。于作者来说，在《袁氏当国》一书中，孙的表现有失水准，为后面的83日帝制以及军阀混战埋下种子，更是让中国走上了“非法治”道路，当为此书“书眼”中的“书眼”。
　　
　　首先，重新审视“二次革命”
　　
　　1912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遇刺，两天後去世。凶手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获，同时被搜出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的通讯。袁世凯则被认为暗杀背后的策动者。
　　
　　1913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年发动的讨伐袁世凯的一场战争。7月12日，被免职的李烈钧在孙中山指示下，从上海回到江西，在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并发表电告讨袁。7月15日，黄兴抵达南京，组织讨袁，宣布江苏独立。推举江苏都督程德全为南军司令，但程弃职，逃遁上海。随后安徽柏文蔚、上海陈其美、湖南谭延闿、福建许崇智和孙道仁、四川熊克武亦宣布独立。浙江朱瑞、云南蔡锷中立。
　　
　　此就是民国历史上著名的“二次革命”。
　　
　　进人读史，多看热闹，又何曾想到“二次革命”的合法和合理呢？唐的观点则真发人深省者也！因为二次革命完全有可以不发生的可能。
　　
　　其次，宋遇刺是违法，孙发动“二次革命”就是合法吗？
　　
　　在讨论该问题时，首先我们需先补充下相关背景。
　　
　　第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起草者即是宋教仁本身，可见民国诸贤对于法治社会的期望以及法治如何给予厚望。
　　
　　第二、袁世凯当时已是中华民国总统，而孙也愿意退位修铁路、发展实业，但为何在宋遇刺后就如此不淡定，不走诉讼路线，而以己之声望，悍然发动革命，使中国再次陷入南北对峙，的确有失前总统的水准。
　　
　　第三、杀宋案袁是否为主谋，尚待商榷。据宋教仁临终前书信于袁世凯，其心拳拳，至死未疑袁就是凶手。
　　
　　第四、当时国民党中对于此事是否有另一种声音？当然有，用《袁氏当国》原文说：黄兴即建议法律解决，虽然不是解决凶杀案的政党途径。且当时江苏都督程德全向国会提出过要求，组织特别法庭，公审宋案。
　　
　　至此，民国有了第一次内战，从此陷入战乱频仍的状态，而错失了一次法律框架内解决的机会。
　　

荒城

　　    ikindle 远流版 未删减
　　
　　  一口一个朋友，写的很好看，看完感觉不过瘾，才几百页的样子。
　　
　　  想起《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真正对那段历史有所理解正是从这部历史剧开始。 当然书可以带来更多的思考
　　
　　  唐德刚的视角很开，角度比较客观吧，老毛还是老孙完全是他笔下一个人物而已，动不动拿出来调侃讽刺或者骂几句。他在海外，受局限小，资料丰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想想还是蛋疼，历史本就应以真面目示人，我看了这些书，只是对真实历史的一个开始认识而已。我需要慢慢一点点抹去以前的环境中强行灌输的历史观点然后重新认识，开始思考。
　　
　　  来吧 这个广阔的世界

叫晃晃

　　这个学期接触到了唐德刚的书，也让我领略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史学观
　　    以前所学习的、所接触的，都是马克思史学观一家之言，当然不能说都是糟粕，但往往对待异己总是采取批判的角度。当然这也与政党所需求的意识形态有关。
　　    但是通过看唐的书，得以站得更高来重新审视尤其是中国近现代这一段历史，也了解到如果只是单纯的通过马氏的视角去看问题，未免太偏颇了。最先接触到的是《袁氏当国》。袁氏当国而非窃，可以看出唐对于袁世凯的态度其实已经不是一味的批判，而是对他进行了有血有肉的还原。袁能够做到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位置，可见其有是一定的能力的。而整本书并不仅仅是改变我对袁的看法。其中使用比较史学的方法进行论证，因而对袁、孙、蒋、毛、邓五大政治强人的讨论亦有涉及，借古喻今（不仅仅是讽）的手法用得得心应手。
　　    一句话总结：剔除感情色彩成分，理性分析中国近现代史。
　　    推荐唐氏其他书籍：《晚清七十年》、《 新中国三十年 》等。

吾术家

　　毛只不过是个读了几天私塾的农民，是个一流的政客，但缺乏现代政治主张与理想，离他最近的是袁世凯，再往前甚至是太平天国的洪秀泉。
　　政治人物一定要顺应历史潮流，汪精卫本不适合搞政治，他做诗人，作家都合适，唯不该才高于德，在民族大意上加了一点自己的性情，铸成大错，袁世凯非要在共和的潮流中复辟帝制，犹逆水行舟，怎能不败。
　　放眼望去，四九年以后的国家只有农民，再无国学与民族精神。

陌渡

　　  “文章不与政事同”是唐德刚在评论古德诺一事引用的古语，用此为题，意在表明，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影响便是唐先生的史观架构。
　　  史料虽客观存在，而解读则人言言殊。一本历史著作，除了考究其史料征引外，撰史人的史观架构也是尤为重要的，史料犹纬线，史观是经线。以我浅薄之见，最忌讳的史观有两种：一种是官史家，这是唐德刚在书中的原话，也就是修正史的史家，这类史学政治性、宣传性强，强调敌我定性，片面化，绝对化。通过否定前朝获得当代政权的合法性，这是正史的标准套路。这种历史著作多如牛毛，比较容易鉴别。第二种则是书生之见。随意陟罚臧否历史人物，苛责前人，一般都有道德洁癖，立足点太高，吹毛求疵，不注重历史环境，事后诸葛亮，正可谓清谈误国啊。
　　  而唐德刚的态度则是摒弃这两种史观。唐写到：“吾人治史，笔则笔之，削则削之，不为两方师爷作注也”。类似之语甚多，散见文中。对于袁世凯，孙中山等人，褒贬依事。另外对于历史人物的过与失，唐也颇显优容豁达，没有苛责，强调社会政治转型期中的形势比人强，强调当时社会客观环境，这种史观是我最钦佩唐先生的地方。
　　  书中始终在强调他的“历史三峡论”。远流版本中一句颇能道破唐先生对于袁世凯之见：“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历史转型期中，第一号悲剧人物”。一方面“客观历史早已注定他这个边缘政客不论前进或者后退，都必然是个失败任务”；另一方面，袁世凯对古典政治虽然经验老到，但对于现代民主则是力不从心了。终于枘凿不投，终成罪人。
　　  读完之后才想起这是个删节版的，查了下删得还真多。跟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删节类型差不多，责任编辑可以列名做第二著者了。

云の羁

　　     《袁氏当国》是一部难得的调理清晰的，讲述1911、1912年中国的历史读物。唐德刚先生却是个能说会道的人，他利用理性的语言诉说历史，但又不时在字里行间参杂着他对历史人物的赞美、感叹和惋惜。我想历史学家本就是个矛盾的群体，他们必须客观而又感性地分析和讲述历史，才能让过去的人和事在现在鲜活起来。读着《袁氏当国》，不禁要倾慕唐先生这一大家的历史素养。
　　     第一次接触唐德刚的作品，是高中时被岳麓书店出版的《晚清七十年》。虽然是部被阉割的作品，当初这本书还是彻底改变了我的价值观和历史观，让我走上了历史控的道路\(^o^)/~ 在读这本书之前，历史对于我来说无非就是背背年代，八卦八卦各种宫廷秘闻，回答无聊的历史问答题而已。中国历史教育的八股“精神”无疑培养出了一批把历史当成“传说中的故事”，将历史人物看成要么好人，要么坏人代表的社会精英。这种将自己置身于历史长河之外的态度即限制了当下的发展。学历史，学的无非就是一种辩证的思考方式，将过去与现在分而观之的人必定会变得愚昧。这样的社会精英既不能以史为鉴，避免历史上的错误，又如何能带领中国穿过历史三峡呢？
　　
　　     《袁氏当国》中引入了“历史三峡”的概念。在1910年代，中国企图从帝制转入民主，大跃进跨过“历史三峡”，却以失败告终，还附带赠送了接下来几十年的动乱。事实上，一件事想要做成功无非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可惜，20世纪处的中国一个也达不到。
　　     先说天时。中国从帝制转入民主的时机在我看来是糟的不能再糟了，因为中国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才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帝运动，然后在踢掉帝制这一挡路牌的基础上建立了民主体制。我想在天时这一问题上，难免要把日本列为参照物。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比中国要早了整整43年。在这43年中，日本有足够的缓冲期慢慢从封建制度过渡到明主制度，慢慢在国内政治博弈推行宪法，在经济上转换体制，并在军事上累计实力。很多人觉得奇怪，为什么日本的君主立宪内阁制度能够成功，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了呢？其实根本原因是日本所要反的”封建力量“是将军，而不是皇帝。皇帝只是象征性的存在，明治维新其实跟明治天皇也没啥关系，当时的实权都掌握在维新派手里，维新派说着算。而中国不同，康梁变法依靠的政治基础本身就是应该被首先剔除的“封建力量”，这样矛盾的变法又如何能成功呢？
　　     回到辛亥革命上面来。20世纪初的几年是国际政治博弈空前剧烈的时间。在1914年一战爆发前，列强在全球强取豪夺，互不相让。而刚成立的中国不免被卷入列强之间，甚至与列强的军事外交斗争中去了。书中也说道：“在民国初年的中国，外有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国亡无日；内有白朗率农民起义，中原正一混乱。“（122）。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根本无法像日本有长时间的缓冲期。看着中国的内忧外患，当时的爱国民众无法不急躁，巴不得立刻马上变成民主体制拯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这样一心图快的结果就是阴沟里翻船了。反观日本，明治维新的时期列强之间还是小打小闹，虽然日本也如中国般被列强强迫签订无数条约，但当时还有足够空间自立自强。等到列强大闹起来，他都能打败俄国，晋升列强了。天时果真是要紧的很啊！
　　     再说地利。早在辛亥革命之前，清朝的中央权利就已经下方给了地方。观《袁氏当国》，辛亥革命前后地方的帮派、政党更是层出不穷。即使袁世凯当政期间，中国还算统一，但地方离心仍然是难免的。再者，中国的疆土早已被列强刮风地七零八落。中国的领土完整但且不能保证，如何能跃过历史三峡呢？古今中外领土的统一之所以被认为是重要的历史节点，就是因为只有统一的政权才能有力并且有效地实施政治和社会变革。因此，早已分散地中国自是达不到”地利“这个条件了。
　　     最后说人和。《袁氏当国》中有3个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孙中山(国父啊国父)、宋教仁和袁世凯。唐德刚对这3人有非常中肯的评价。他说孙中山搞的多半是海阔天空的哲学思想；孙虽然是个大思想家，但某些思想(例如大中华铁路)有些太过理想化。宋教仁是个搞行动的理论家和有野心也有理论基础的组织家，比起孙，他更能搞出点扎实的行动计划，可惜锋芒外露，霸气泄漏，便成了枪下冤魂了。袁世凯是个曹操般的枭雄，有手段有思想，却一失足成千古恨，也就遗臭万年了。他们三个人，如果倾力合作，作为新中国的第一套领导班子，还是有可能hold住当时的形势的。一个搞思想教育，一个搞实践计划，一个把着枪杆子维护和平，多好的组合啊。可谁的心中没有一点小九九，谁不想当中国的第一人。于是孙、宋一派的同盟会和袁世凯互相削弱对方的实力，甚至互相渗透。(这段子听的好耳熟。) 这就是个中国历史的悲剧啊！中国人老是喜欢在对外的同时搞点内斗，斗来斗去，把本来绝佳的领导班子都给斗掉了。当然除却领导班子这一点，当时的民众也是断然达不到“人和”的标准的。不但文盲居多，而且在不文盲中，真正懂民主的简直是凤毛菱角。在这样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本来使最优的选择。但这在内忧外患不断，领导层面还各个忙于自立为王的中国，定是很难实现了。
　　
　　     无论我们如何感叹，如何惋惜，历史也已经定型，1911-12年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早就已经过去。除非我穿越到平行时空，否则是看不到其他的结局了。倘若要以史为鉴，分析当今中国越过这“历史三峡”的可能性，也难免要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来考虑。中国是统一了，但中国人在八股历史和政治教育的熏陶下，仍是无法自主推动民主法制的进程。无论变革的契机何时出现，我期望那是个和平、缓和的过程，而不是另一次如辛亥革命的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