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官员的尺度 - 书评

白墨君

　　       乍看会以为要读的是一本记述“《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的纪实文学作品，细读下去才发现，纵横捭阖呈现在自己面前的，简直就是一部美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史。
　　    美国社会目前所达到的自由标准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是无数代追求言论自由的新闻从业者、知识分子以及法律工作者用时间和生命换来的。对他们来说，自由恰似一根毫厘必争的线，进退一寸都可以关系到人民对于国家的主权。作者以沙利文案为原点，用丰富的案例详细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把一个个大法官的推到了所有读者面前，随着美国社会批评官员尺度的变化而或悲或喜。
　　    随着阅读，某一领域的宏景在眼前展开的阅读体验是无比愉悦的，而且在读书过程中，读者会一直思考：同样是追求自由，中国的尺度为何一直没有达到美国的标准？或者说，美国人为什么如此在意维护一丝一毫的自由权利？
　　    对于后一个问题，书中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沙利文案一审和上诉均判决《纽约时报》败诉，很快在社会上产生连锁反应，众多媒体选择噤声，不敢对种族隔离政策提出任何稍显偏激的观点，毕竟很有可能会因此背上高额的败诉费用。这严重地削弱了媒体对于政府的监督、批评作用的发挥，从美国人的角度看来，甚至会导致政府专制程度的增加。而当沙利文案由最高院大法官判决《纽约时报》胜诉后，另一个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又被推倒：一方面最高院开始接到越来越多的诽谤类案件，另一方面，沙利文案开始作为判例被应用到“希尔案”等涉及媒体和自由的案件中。仅由此即可得到浅显地认识：捍卫言论自由直接关系到政府能否得到媒体的监督，自己的切身权益是否会有保障。
　　    但第二个问题似乎应有更深层的原因——即使对于中国人，能自由地对生活和政治问题发表意见也是好的，可为什么中国人批评官员的尺度始终龃龉不前呢？
　　    从书中我得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启示，这就是来自美国人的精神，一种在保证生存的前提下强调效率的精神，当然，这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内核。
　　    美国当然也会限制言论自由（这是这本书出现的前提：争取自由的前提必然是自由受限），书中所记载的1798年的《反煽动叛乱法案》、1917年的《间谍活动法》、1939年的《史密斯法案》都是政府限制自由的案例。不过分析可知，这些案例大都是在国家安全存在紧急或者潜在危机的时候出现的：法国大革命的思潮、战争时期的间谍活动……由此可见，只要条件合适，任何政府都有专制的倾向。
　　    差别在于两种地缘政治和历史所影响的两国人民在政治诉求上的性格差异。公权力主导的中国与私权利主导的美国，其在地缘政治上有截然的差别。美国东西海岸的保障，南北方毫无威胁的弱邻，使得美国人性格中安全感较之中国强大许多，也就对于言论自由有更大的容忍度。历史文化原因使得美国走向强调效率的私权利制度，而很明显只有足够自由的言论环境才能保证足够快速的信息传递速度。
　　    对于这些因素的认识，其实也在某些程度上给我们以启迪：一个好的制度并不一定是最适合我们国情的制度，在中国社会群体素质和国民政治参与度不提高的情况下，如果空谈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并不一定能起到正面的作用。
　　    但这本书又给人以另外的启示：布伦南大法官判词所写的：“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它很可能包含了对政府或者官员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依然掷地有声，然而发展到今日，却分明又走到了另一个转角。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已经超越了“第四权力”，甚至出现了对公民的人身攻击，这本宣扬自由的书里并没有充分地预料到这样的局面。可见，片面的强调第一修正案的地位如美国，或坚持政府的主导地位如中国，都不是完美社会的样例。
　　　　对自由和专制的平衡取舍，必然会是这个世界漫长历史中的恒久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