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官员的尺度 - 书评

小林君

　　壹.
　　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历史是昨天的新闻。历史学家朱学勤曾说：“新闻是一条河流，每天流经我们的眼前。”但在当下中国，这条河流总会很不幸的时不时遭遇截流，媒体总是向人们展现着它的尴尬处境。很多时候我们遭遇的状况是，一个新闻事件以狂飙般的速度卷入公共领域，接着在短时间内迅速掀起狂风海啸般的万丈波澜，旋即又以同样的速度消失在公共视野。　　
　　转变出现在2012年年末，一份努力承载新闻真相的报纸，面对极端的审查制度，在不得已中，企图以一种迂回而令人痛心的方式，揭示一个被隐藏的真相，寻回本应拥有的公正待遇。
　　“党管媒体是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 宋建武，《媒介经济学》[A].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早已写进新闻系教科书。但我仍无法想象，是何种恐惧与专制，将知情权与表达权一并心惊胆颤的赤裸裸剿灭。公权介入，消息源关闭，注意力转移，不由得事实双方任何的辩解，真相未明却尘埃已定，这似乎成了一贯的作风与方式。
　　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描写过一个监视体系深入骨髓、新闻审查遍布各个角落的政治社会。而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他笔下的世界毫无陌生，媒体审查制度形同海绵里的水分子，不紧不慢的渗透进每个角落。
　　这世界上许多显然不合理甚至荒谬的事情，往往因为人们的习以为常而一直滋润的存活着，仿佛过往的历史就是他们将来继续存活下去的最大理由。而通过一本名叫《Make No Law:the Sullivan Case and the First Amendment》的书，我却看到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当时间追溯到四十年前，一场关于言论自由的司法抗辩。
　　　　　
　　贰.
　　在《Make No Law:the Sullivan Case and the First Amendment》中，作者Anthony Lewis用翔实的史料和生动的笔触记述了法庭对沙利文的诉讼。故事有一个平凡的开端，从威廉姆大法官的判词开始，通过四年的抽死剥茧层层展开，以有如切凿钻石的精准度追溯至两个世纪前确立《防治煽动法》的当下。在沙利文诉《纽约时报》的这场判例中，大法官们一改《防治煽动法》中明哲保身的态度，维护了媒体批评政府官员的权利。
　　通过这两百多年的追溯，我看到尽管在美国的宪法中了列举了各种权利，但对于权利的具体含义并未清晰界定。事实上，不做界定本身便是一种智慧，谁能料到未来的社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一部事无巨细的法典又怎么不会成为社会前行的桎梏？
　　书中大法官们殚精竭虑，将今时今日美国社会的各种需求，纳入制宪先贤两半年前创立的基本大法中。他们的所作所为，源自他们对社会的真切感受。当今社会之传统、需求，乃至日新月异的文化变迁，都是他们判决的指引。[ ]没有一部法律在它诞生之初就已经具有了最出色的构思与事无巨细的履行度，经过两百多年的运转，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大法官们自己的实践、总结，与调整，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与惯例。在大法官们看来，只有一部“活的宪法”才能够与时俱进，适应不断变幻的现实生活，真正体现制宪先贤的本意。
　　当《纽约时报》的诉状递交到维克勒斯大法官手中时，文中引用汉德法官的论断“正确结论来自多元化的声音，而不是权威的选择。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一看法现在和将来都是无稽之谈，然而，我们却把它当做决定命运的赌注”也许彼时维克勒斯并没有意识到多元声音的重要，而自此自由的观念已从汉德法官的笔下，一圈圈的荡漾开去。
　　在美利坚民族的血液里也许并没有革命的传统，越是重大的变革，反而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渐进方式积累完成。从人们的出版言论自由到同性恋的婚姻自由，如今这些观念早已被许多人接受，甚至演变成制度与法律。回顾这一历程，我们很难说人们是因为某个判决、某场运动又或是某次会议扭转乾坤、一蹴而就的作用，而真正的变革，或许就是在这些判决、运动、会议乃至成千上万人的努力中缓慢叠加而成的。
　　
　　叁
　　在书中小威廉·布伦南大法官说“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他很可能包含了对政府官员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公民履行批评官员的职责，如同官员恪尽管理社会之责。”
　　媒体人也深切知晓，公开而自由的发声对于一个国家有多么重要的意义。美剧《newsroom》的第一集，在郁郁寡欢的Mac走出Will办公室前，她最后回头说出自己的心声，“在一个民主的国家，没有什么能比选民的知情权更重要的东西。如果信息闭塞或是虚假信息，会导致灾难性的决策，抹杀各种声音公开辩驳与发声的可能性”。
　　五十年前在美国遇到的问题，当下的中国同样存在。当时站在美国媒体身后，使其免于责难的是立法。而在中国媒体身后，却是千千万万被裹挟着各种声音的民愤。被荷尔蒙充斥的声音时常容不得任何理性的讨论。愤怒的谩骂、叫嚣，总会将道德审判推向司法审判的高地。于是，这让人不得不思考自由的尺度。在书中的后半部，Lewis也开始反思言论自由的边界，尤其是涉嫌诽谤与严重侵害隐私的行为，作者认为“没有什么比诽谤官司更能影响到人们自由讨论公共事务了。”那些仇恨的、扭曲的言论，是否本身就在妨碍甚至杀死我们捍卫已久的自由，是许多人对于美国式言论自由的核心质疑。
　　言论自由作为现代社会政治自由的基石，其奠定过程势必经历了曲折而艰难的道路。
　　我始终认同汉德的一句话，“人们心中必须拥有的自由，它不是冷酷无情、肆无忌惮的意志，也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因为这些只是对自由的否定，它们将直接导致自由的沦陷。”[ 勒尼德·汉德，—1944年5月21日在纽约市中央公园的演讲 [C]《自由的精神》，1944．]
　　　　　
　　肆.
　　有人说过，媒体是现代社会的内核所在。在世界变得如此纷乱与庞杂的今天，在一个被尼采称作“读报取代了每日祈祷”的现代社会，媒体成了人们感知世界的一种方式。
　　今年的4月16日是经济观察报问世12周年，在微博的客户端上他们发出了这样一段话“客观而公正地记录时代变迁，自觉承担历史守望者的角色，即使在最躁动的时刻也始终保持有清醒和理智，即使要冒巨大的风险也依然敢于发出冷静而独立的声音，并不惮于以最大的勇气承担由此而生的所有理解和不解”内心一热。新闻记者是将真实生活的困境转化成公共讨论的传递者，是把被遮蔽与忽略的事实，呈现在公共空间的人。[ 许知远，《内在的审查》[J]．1510周刊，2012．]
　　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承担着更艰巨的使命与职责。
　　2013年年初，斯伟江和蒲志强在浙大之江校区进行一场关于“媒体与司法”的讲座，当时恰逢南周事件爆发，现场的人们心照不宣的希望从二人口中了解更多关于当前新闻审查的现状。而在我看来，除了外部审查，潜移默化根植到媒体人心中的自我审查，更是一根毒刺深深戳入中国自由主义这颗微弱喘息的心脏。在《内在的审查》中许知远说，“我们变成了一个勤奋的自我审查者，自我麻痹者。即使没有得到明确的警告，我们已经率先提醒自己——这个议题无法触碰，自己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我们也可能变得热衷于在字里行间的小小文字游戏，沉湎于用双关、隐喻、联想来传递可怜的事实”。
　　关于自由主义的论断，在中华大地并非没有显现过。然而缺乏一个完整法律体系的保障，在个人专断的政府统治下，注定着自由主义的消亡。
　　早在八十年代的台湾，雷震、殷海光创办《自由中国》，群集许多在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于其上发表文章，试图以评论政治或引介思想的方式，在台湾传播自由民主思想的种子。雷震曾发文《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表达对自由的呼声。在戒严的年代，说出这样的话是多么难能可贵。而殷海光以台大学术殿堂为传道所，为日后台湾培养一批笃信自由主义思想的生力军。两人以《自由中国》为传媒，向广大的台湾知识青年，介绍自由主义思潮，即便在国民党铺天盖地的迫害压力下，亦不改初衷，永不放弃自己坚信不疑的自由主义信仰价值。[ 陈正茂，《从胡适到雷震、殷海光：自由主义在台湾的浮沉》[J]．南方都市报,2011．]
　　在当时，因为国民党政权的存在与立足依附美国而运作，早先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还有些微言论自由。而在朝鲜战争之后，国际形势风云突变，以蒋介石为领袖的独裁威权便开始显现，自此自由主义在中国最后的遗风开始走向没落。　　
　　然而直到临终前，殷海光仍坚信：“一方面我跟反理性主义、蒙昧主义、褊狭思想、独断教条作毫无保留的奋斗。另方面，我肯定理性、自由、民主、仁爱的积极价值，我坚信，这是人类生存的永久价值。”这不仅是他的临终遗言，也是其一生奉行自由主义的最佳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