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伽美什 - 书评

程圓圓

　　两河文明作为人类历史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多个领域都具有极大的引导后世发展的作用。作为西亚文明的代表，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汉谟拉比法典》和《吉尔伽美什》中大量丰富的史料可以窥探到许多耐人思考的历史变迁。
　　经济方面
　　农耕文明
　　一）        自然条件对农业文明的影响
　　
　　两河流域的土地由于河流长期堆积和冲击的作用而变得十分肥沃，处在 “新月形沃地”波斯湾的东翼。平坦的地形和充足的光照为当地开展农业生产提供了极好的条件。与后来的希腊海洋文明不同，这种大河文明更为稳定并且易于长期延续。耕种成为居住民主要的经济活动，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一系列的辉煌。汉谟拉比法典中42——49条对于土地和收成的相关条例，说明对土地有很高的重视程度。《吉尔伽美什》中，吉尔伽美什讨伐芬巴巴的目的并没有交待得十分清楚，对于那片地区的杉树林在诗中多次出现。这场战争很有可能是对于自然资源的掠夺。这也说明两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对于森林资源也具有较为强烈的需求和依赖。
　　二）自然灾害下农业文明的脆弱性
　　两河的泛滥带来的洪水带来充足灌溉水源的同时，每年3-7月份两河都定期泛滥。治水也是当地人民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与新石器时代的土地耕作者相反，苏美尔农民并不负责组织耕种工作。全社区生存的必要条件是维护好灌溉系统。因此，保证堤坝、水渠完好无损的公共设施与耕作农田一样，已成为农民的一部分义务。《吉尔伽美什》中的一部分重要内容即为“洪水传说”，诸神存身的什尔巴克位于幼发拉底河的河滨，史诗中认为是那里的诸神唤起洪水带来灾难。尽管当时人们对于洪水灾害的原因仍只能归咎于宗教和神灵崇拜，但从侧面说明这样的灾难对于当时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同时也体现了这种自然经济在当时还是具有极大的脆弱性的。在当时的情况下，“造船逃离”成为平民的首先选择。但史诗中对于灾难的抗争意识已经十分明显，这种抗争和改造意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发清晰。
　　    城市文明（人类最早的城市）
　　       两河流域的城市在政治、宗教和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公元前4300――前3500年，两河流域的居民就在两河流域内部平原上建立了不少城市，如欧贝德、埃利都、乌尔、乌鲁克。城市的建立，标志着两河流域南部地区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向文明时代的过渡。到公元前 3100～前 2800年，两河流域南部已经形成了数以十计的城邦即城市国家。苏美尔时期，城市的出现对于保护公民农作具有较大的意义，群居往往更有利于抵抗自然灾害。而在那个时代，城市的最高主宰可能并不是统治者，而是宗教中的神。苏美尔时代的城市与当时的宗教不可分割，城市的主要建筑往往是神庙等宗教建筑，也是当时城市的的标志和骄傲。美术雕刻在这个期间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吉尔伽美什》就是描写乌鲁克城统治者的故事。但在史诗中对于城市面貌和人民生活的描写并不多而且不细致，这与当时的政治体制还有经济体制有关。在某种层面上看，当时纪念性建筑的出现也可以作为大规模城市的特征。在《汉谟拉比法典》中，“第一八八条，倘任何手工业者以幼儿为养子……”表明手工业者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已经较为普遍，这从侧面其实也表明了城市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高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古巴比伦的城市已经达到了相当繁荣的程度，这在法典中针对诸多阶级群体的颁布的条例中可见一斑。
　　政治方面（从氏族制度到奴隶制度）
　　从《吉尔伽美什》到《汉谟拉比法典》的文字描述中可以看出氏族制度到奴隶制度的变化。在《吉尔伽美什》中，前半部分作为暴君形象出现的吉尔伽美什对于“初夜权”的索取已经扩大到一种更为所欲的性特权。这种性特权，甚至在议事厅里得到了神话。有学者认为这可能属于军事民主领袖向城邦奴隶主王权的一种转化。吉尔伽美什的英勇行为和统治模式，其实正是原始公社制社会想奴隶制社会的转型的侧面表现。在史诗当中，民众只是把统治者作为一个领袖来崇拜和跟随，整体的社会体系并未完整地体现。公民只是直接服从于最高统治者的命令。在人民不堪其暴虐统治的时候，并没有法律可以制约，而是出现了势均力敌的英雄来拯救城市人民。
　　而《汉谟拉比法典》中，对于森严的奴隶等级制度已经体现得十分充分。法典把人分为三种等级：1.有公民权的自由民2.无公民权的自由民3.奴隶（包括：王室奴隶、自由民所属奴隶、公民私人奴隶）“自由民”和“奴隶”的概念在法典中几乎全篇贯穿。例如：“第十五条自由民将宫廷之奴或婢"或穆什钦努之奴或婢"带出城门外者"应处死。第十六条自由民藏匿宫廷所有或穆什钦努所有之逃奴于其家"而不依传令者之命令将其交出者"此家家主应处死。”这些条例维护不平等的社会等级制度和奴隶主贵族的利益，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古巴比伦社会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最有时代意义的是法制的出现和其后续影响。从苏美尔时期，较为简单的社会分工到巴比伦王国具有明显阶级划分，法制对于一个国家的统治显得更加重要。法典作为中央集权强大的标志之一，它消除了原来各城邦的立法，把全国法令统一起来，这与我们中国的秦始皇制定车同轨书同文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从苏美尔时代到巴比伦时代，除了经济政治上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还有很多耀眼的人类成就和令人惊叹的文化瑰宝，这些都为其他文明和后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作为有着“文明摇篮”之称的人类最早的文明，它展现了与希腊文明和埃及文明与众不同的特性。在未来的历史研究中，两河文明仍值得我们不断地探索挖掘，获得更多的令人惊喜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