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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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深长的久贺少佐自杀事件-疯狂的岛国
　　 从军事学校毕业之后，这些日本未来的军官们就到东京的士官学校去上学，这就是日本的西点军校，学制三年。
　　 在大战期间，为期一年半的初级班也招收普通国民初中的毕业生，但他们要通过一个严格的入学考试。
　　 初级班毕业的人将成为士官，而那些完成中级或高级班学习的人将会被任命为帝国军官。他们的课程几乎全是一些军事科目：操练、战术、骑术、剑术以及射击。学生们一点也不学习政治学、国际关系或者经济学。但是位于广岛附近江田岛的海军学院设有这些科目，这个学院相当于海军中的士官学校。
　　 毫不奇怪，陆军这种狭窄的课程设置所培养出来的军官，很难很好地指挥他们的部队，也很难控制被占区的人民。一个典型的低级陆军军官的特征是：野心勃勃，头脑简单，一心认为所谓的日本精神可以克服一切障碍。在这种人的指挥下，成千上万的日本士兵试图用步枪和刺刀抵挡机关枪和大炮的袭击，在这样的战斗中白白送死。
　　 没有一个家庭知道他们家的入伍者何时离开本土，又被派往何方，这个人只是消失了。尽管一个好的士兵绝不应该向外界透露自己所在何方，但有时他们的家人仍会收到从婆罗洲、从菲律宾或者从马里亚纳群岛寄来的信件，一封或者数封不等。一些士兵在信中提到了他们每日的常规生活。许多信里说着为天皇效忠的巨大荣耀之类的套话，但其他的信件却显示出极强的个人色彩和惊人的坦白。
　　 中尾德男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谈到，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为将他养育成人而经受的艰辛，他对于不能全心全意地尽孝报答父母的爱而感到万分愧疚。他说大战是一场悲剧，并且引用了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的话：“‘悲剧的开端就在于父母拥有子女，而子女也拥有父母。’这是千真万确的。你们二老多多保重。”人们最后一次看见中尾是在1944年6月的菲律宾，当时他年仅25岁。
　　 濑田万之助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很后悔从上大学以来一直都是一个无神论者，而现在我正在生死之间徘徊。问题不在于我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我只是觉得失去了什么可以依赖的东西。我现在理解了你们两个人的信仰，请给我送来一本随便什么样的宗教书籍，我只是想求得思想上的平静，哪怕是暂时的也好。”濑田1945年3月死于菲律宾的一次行动中，终年21岁。
　　 飞行员佐佐木八郎写到他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使命不是为了自己，那么在为这个使命而进行的行动中的死亡，只是一时的血气之勇，是很愚蠢的。”但是佐佐木不同意这位朋友的说法。他认为自己已经享受了一段幸福的生活，所以他坚信：“我有将自己奉献给祖国的幸福责任。”他在1945年4月的冲绳空战中死去，终年2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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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罢免东条英机的图谋-疯狂的岛国
　　 日本本土防御圈的吃紧马上引起了东京的政治反应，它加强了对一个眼光比较开阔的日本领导人的小集团的控制。这个小集团以一些资深的政客和海军将领为首，他们想要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其中包括了三位前首相：第一位是冈田启介海军大将，他在1936年躲过了陆军暴动者的杀害；第二位是近卫亲王，他就是在30年代后期军国主义者力量上升时被他们所操纵的那位老好人的贵族；还有一位就是米内光政海军大将，他反对日本和德国结盟，而且怀疑日本是否有能力来进行与美国、英国之间的战争。
　　 这些人从很久以前就达成共识，认为走向和平的第一步就是东条英机辞去首相职务。他们将采取一种真正的日本方式来完成这个任务。在整整一年的时间内，他们小心谨慎、迂回曲折地活动着，以防引起仇视或者纷争。冈田启介后来说道：“由于在战时的情况下发动一个公开的行动来推翻内阁是不可能的，最好是东条英机保全颜面地离开首相职位。”
　　 2月份，这些元老们会见了东条英机，并且指责他没有说实话，告诉大家日本在大战中究竟有多大的胜算。随后，近卫有意将话题转到了他们的小集团对东条英机的不满上来，他的话十分有效，以致当东条英机出现在帝国议会里时，迎接他的是一片沉闷，而不是通常的掌声，这就暗示着马上就要有一个巨大的麻烦在等着他。
　　 冈田启介现在就像一个柔道高手那样，借力打力，利用东条英机的力量来打击他。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是东条英机的密友，正是由于他的领导，海军才没能反抗陆军在国家政策以及战争指挥中的独裁。但是如果能够说服或者逼迫这个关键性的高官辞职，那么东条英机的内阁也就垮台了。
　　 岛田繁太郎由于屈从于东条英机而被其他的海军将领所歧视。他分别单独会见了冈田启介和伏见亲王，两个人都劝他为了海军和国家的利益而辞职。但岛田不为所动，而劝伏见亲王告老休养，好自为之，而东条英机则召见了冈田启介，警告他要么停止活动，要么等着“麻烦的后果”。然后东条英机就去找天皇最亲近的顾问，掌玺大臣木户幸一，寻求他的支持以加强内阁的力量。木户幸一在1941年曾经帮助东条英机登上首相宝座，因此东条英机很肯定他会制止冈田启介的煽动性活动。
　　 但是令东条英机大为震惊的是，木户幸一和冈田启介在一起密议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木户幸一对东条英机说岛田繁太郎应该退休，而东条英机本人也应该放弃首相职位去当他的陆军总司令，并且吸收更多的资深政客进入内阁。“这是谁说的？”东条英机反问道。“这些都是天皇陛下的意思。”木户幸一很温和地回答道。第二天，在一次对天皇的觐见中，这个答复得到了再次的肯定。绝望之下，东条英机试图用另一个服从他指挥的海军将领来代替岛田繁太郎，并且在内阁中给元老们安排一个无关紧要的位置，但是冈田启介又一次比他先走了一步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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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9的到来：“老B来了!”-疯狂的岛国
　　 就在新政府还在努力进行自我协调的时候，1944年11月1日，第一架B-29出现在了东京上空。它来的目的并不是扔炸弹，而是拍摄目标照片，并且试探一下东京空虚的防空力量。月中的时候，又有六架B-29来空转了一圈，正在吃午饭的人们站在人行道上仰望这些银色的飞机，从这么遥远的距离望去它们就像玩具一样，而这么远就能听到的巨大轰鸣声又使它们显得威力无穷，令人畏惧，而它们的华丽也不由人不羡慕。
　　 接下来的11月29日，94架B-29飞临了东京近郊的工业区。下面的人们没有把它们当回事，即使在它们开始投掷炸弹时也没回过神来。记者加藤益雄看到：“防空的纪律非常混乱，因为人们都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加藤和他的朋友们把满天的防空炮火忘了个精光，连头盔也没戴就冲到了街上。最后，一个警察命令他们躲进掩体，但是还没等他们进去，就看见帝国饭店旁的一家餐馆着起了大火。
　　 所有的人都非常清楚，这次以及随后其他的空袭都是针对城外的飞机制造厂和兵工厂，而那些偶然被击中的居民区只是不幸的意外。飞得极高的B-29即使对它的主要目标———位于武藏野的中岛飞机制造厂也没有造成多大的破坏，而那些投向东京湾的船坞和仓库的炸弹中有大部分都偏离了目标。偶尔有一个轻量的镁弹或者磷弹落在住家的屋顶上，或者穿透了天花板掉下来。这时，只要用一桶沙子，一个湿拖把或者一块浸了水的垫子，马上就能把这个燃烧弹扑灭。
　　 实际上，大部分的东京居民对B-29的空袭的感受与其说害怕不如说是着迷。记者加藤益雄回忆道：“在那些早期的轰炸中，我们是怀着一种又兴奋又焦虑的心情度过的，甚至还有一种冒险的心情，就是一种担负着战争危险的狂喜感觉，尽管只是限制在平民所能感受的那种。”
　　 1944年3月，一个东京的小女孩在准备进行防空演习。她穿着很厚的裤子和长袖上衣，头上戴着垫得很厚的风帽，这是为了躲避火苗和掉下来的砖瓦块，腰里还别着一条包扎伤口用的毛巾。在她的背心上还缝着一个布条，上面写着她的姓名和学校。
　　 后来当轰炸变成了一种常态，人们了解了轰炸活动的方式，并且根据它们来调整自己的生活。白天的轰炸一般发生在午饭时间，持续两到三个小时，在11月和12月，对东京的空袭只在能被3整除的日子才会发生，如24号、27号、30号、3号等等。家庭主妇们根据这一时间表来安排她们的购物活动，而在预定空袭的日子里，人们在中午到下午三点之间全都呆在家里。人们把B-29戏称为“定期服务”，而且推测着头顶上的飞行员中午会吃些什么：“没准儿是一些美味的火腿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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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的难民潮-疯狂的岛国
　　 在3月10日以及其后的好几天里，尸体随处可见：有一家人堆在一起的，有相邻的住户们堆在一起的，还有成叠、成堆，甚至像一座小山似的堆在学校和医院周围的。丈夫和妻子紧紧拥抱着被烧得熔为一体，烧成焦炭的婴儿还紧紧地攀附在母亲、姐姐或者祖母的怀里。还有一些尸体保持着直立的姿势，双腿紧绷，胳膊伸开，仿佛要奋力逃离火场的样子。一位陆军军医在黎明时分沿着隅田川河岸走时，发现了“河中漂浮着数不清的尸体，有穿着衣服的，也有赤身裸体的，所有的都黑得像木炭一样，这情景真的让人难以置信。这些都是死去的 人，但你根本无法分辨他们是男是女。你甚至无法分辨那些漂浮物究竟是胳膊是腿，或者只是烧焦的木头。”
　　 在街道协会努力为幸存者寻找食物和临时栖身处的同时，市政府和志愿者们也在帮助陆军连队集中尸体。如果可以确定尸体的身份，人们就把它们埋在标记着姓名的坟墓中，而那些无法确认的尸体就会每100个集中埋入一座大墓中。东京一位名叫古里雄一的警长在清理尸体时，呆呆地站在那里，盯着一个男子烧焦的人体，他的背上还绑着一个死去的孩子。古里后来写道，他默默地在心里祈求他们的原谅，因为警方没有能够保护住他们。
　　 在3月10日，有数十万的幸存者们开始外逃，他们没有任何理由留下来，他们的家园已经化为灰烬。粗略估计有25万座房屋被烧毁，致使180万人无家可归，煤气、供电、供水以及公共交通全都断绝了。一些难民们失去了所有的东西，两手空空，还有一些人抢救出了铺盖和用品，找到车辆将它们装上，艰难地向城外走去，他们要去的是农村的亲戚家或者任何愿意收留他们的人家。铁道在短时间内奇迹般地得以修复，将成千上万的其他人运了出去。
　　 后来，政府试图确定16平方英里火区范围内的死亡人数，但从没有人能够得到确切的数字，据官方的保守估计，死亡者在8到10万人之间。在更早的报告中的人数超过了12万，但这些报告并没有公开。法国记者罗伯特·格依雷恩看到了日本的档案，里面报告说共有19.7万人死亡、失踪或者被推测死亡。一位内务省官员在解释为什么从来都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时说：“我们受到的指令是要报告真实的情况，但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那情形可怕得超乎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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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战争中的日本
　　 身着长袍的神道教神职人员站在大阪一座树木丛生的山顶上观看日出。这是神道仪式的结束。这一传统仪式包括演练、祈祷、沐浴和升旗等环节，政府鼓励人们参加，并以此作为培养“大和魂”（即“日本精神”）的一种途径。
　　 最高贵的死法
　　 许多日本人都把切腹自杀浪漫化，实际上这是一种极为痛苦的自杀方式，就是用一柄短剑剖开人的腹腔。这种方式可以追溯到公元9世纪，从12世纪开始，它就成为了一个上层的武士用以洗刷自己耻辱的惟一方式。切腹自杀之所以在现代的日本仍被沿用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曲著名的18世纪的戏剧———忠臣藏，这出戏向成千上万的普通日本人宣扬了自杀的光荣和伟大。
　　 这出戏大体上改编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名叫“判官”的藩主因为在神社中舞弄刀剑（为了警告一个对他妻子图谋不轨的人）而触犯禁律，被迫切腹自杀。这场切腹的情景发生时，舞台上挤满了家臣和傲慢的官员们，扮演判官的演员跪下来，进行一番最后陈词，然后勇敢地结束了生命。
　　 这个场面是如此感人，判官的自杀又是如此勇敢和高贵，以至于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都深深地相信切腹自杀是最高贵的死亡方式。
　　 判官（由尾上梅幸扮演）准备用一柄以布包裹的剑切腹自杀。
　　 东京的小学生们挎着玩具步枪向学校的“御影真”鞠躬。“御影真”就是专门用来放置天皇和皇后画像以及《教育敕语》的屋子。这一仪式的目的是灌输对天皇的服从。
　　 在袭击珍珠港的头些天，为了显示他们的爱国主义，一个东京妇女组织的成员们跟在陆军军官们的身后列队前进。她们的制服由白色罩衫和扎头带组成，这是日本妇女在做家务时的通常装束。
　　 在1941年日本奇袭珍珠港后一个半小时，日本帝国空军司令向媒体宣读了对美国和英国的战争宣言（上图）。很快，震惊的日本人民纷纷驻足街头，聆听从广播中传出的新闻。
　　 第53页
　　 （图）1941年，在日本突袭珍珠港的一个半小时之后，大平秀夫大佐（上图）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对美国和英国的战争声明。片刻之后，震惊的东京市民（下图）在大街上驻足收听广播新闻。
　　 47
　　 “邻里之爱就像火焰
　　 一般燃烧”
　　 “每一个家庭现在都是一处战场，”1941年12月10日，就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三天后，东京的一家报纸这样宣称，“邻里之爱就像火焰一般熊熊燃烧。”社论热烈地颂扬日本的“邻组”超越了阶层和家庭的界限，将整个国家都团结到国内防御中来。
　　 1943年整整一年，直到1944年，日本100多万个邻组（每组由10到12个家庭组成），准备好迎接美国轰炸机的一波又一波攻击，尽管此前惟一的一次空袭就是詹姆斯·H.杜里特尔中校在1942年4月对东京发起的那次小小的攻击。邻组成员们学习如何确认敌人的飞机，在毒气攻击中该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处理燃烧弹。邻组的负责人组织灯火管制巡逻，检查各家的防火情况，并且监督战壕和家庭防空掩体的挖掘。他们协助夷平成排的房屋以形成防火道，并且确保每家都在背包里装好大米和药品以预防紧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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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兵的作战训练强调的是毅力和残暴。由于新兵中的绝大多数都将成为步兵，因此，所有的新兵都要进行一天20到30英里的耐力行军，中间只有几次很短的停顿，稍作休息以及吃饭。在新兵们将完全筋疲力尽的时候，军官们经常命令他们全速奔跑。这样做除了为培养新兵们的耐力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向每个人证明其拥有的潜能要远远超出他们自己的想像。
　　 还有一位军官利用耐力行军来强调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每个士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无条件地服从命令。当这位军官带着他的士兵在富士山旁边进行一次夏季训练的时候，他禁止手下不经批准就喝水壶里的水。但他从来没有批准过一次喝水的请求，然而也没有一个士兵违反命令。20个士兵由于暑热，筋疲力尽地倒地，其中有五个人死亡。
　　 除了强度行军和模拟战争训练之外，新兵们还要花上几个小时进行小武器和刺刀的训练。摔跤训练十分受欢迎，尽管有一些教官采用残酷的手段去教会新兵们什么叫做顽强和好胜。后来成为海军“空战英雄”的坂井三郎在对他的飞行员训练中的摔跤课的记述中写道；“教官随机地从队里选出两个学员让他们摔跤，获胜者可以获准离开摔跤的垫子，而他的对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只要连着输下去，他就要一直呆在垫子上，一个回合接一个回合地撑下去。”
　　 “如果必要的话，那他就被迫和班上的其他69个人每人都摔一常在连续进行69个回合之后，如果他竟然还能够站着的话，他就被认为是合格的，但是也仅仅只有一天时间。第二天，他又会成为全班第一个出来摔跤的人，直至最后他要么取得一次胜利，要么被赶出班级。”
　　 新兵的精神和心理方面的训练也受到了很大的重视。《军人敕谕》被无数次地向新兵进行宣读。他们还经常性地半夜里被从床上叫起来，走到神社去。此外，他们还一再地被灌输那些从武士时代传下来的各种教条，例如，只要他们完全置自己的性命于不顾，就能击败敌人。
　　 士兵们还一次又一次地被告知要战斗到死，或者要以自杀来避免被俘，久贺伸郎少佐的死被作为了新兵们的一个光辉榜样。久贺伸郎在入伍前曾是一位中学教师，在1932年的上海战役（一二八事变）中，一位中国士兵发现他失去了知觉。阴差阳错的是，这位士兵竟然是以前在日本久贺伸郎教过的学生，于是他就非常关切地把久贺背回了中国的阵地，并且照料他直至康复。久贺复原之后，中国方面释放了他并允许他回到自己的部队。由于当过战俘，久贺知道自己将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根本无法在被俘前自杀。但是，久贺伸郎仍然感到十分耻辱。于是他就回到了当初被俘的地方，切腹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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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决战在1944年7月17日那天到来。以近卫和木户幸一为首的元老们替天皇起草了一道声明，要求组建一个联合内阁。这种方式虽然语言暧昧，但意思却十分清楚，就是要东条英机下台。第二天，天皇爽快而高兴地签署了这项声明，东条英机意识到了他已孤立无援，于7月18日辞去职位，但他并没有失去任何颜面，国家也没有因为政治斗争而分裂，东条英机作为元老留下了来，而且通过他的陆军指挥官们继续发挥着对国家政策的影响。新首相是小矶国昭将军，他并没有受到东条英机的控制，但是他缺乏足够的力量来进行独立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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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已不只是一片焦土”-疯狂的岛国
　　 在空袭后不久，裕仁天皇从宫里出发进行了一次罕见的外出，他亲自对东京进行了视察。不顾宫内省官员们的反对，天皇执意要到破坏最严重的地区去。令市民们目瞪口呆的是，在每一个地方，天皇都徒步在瓦砾堆中艰难地穿行着。在结束了两个小时的行程之后，裕仁神色惨然地回到他那辆带着金色菊花徽记的黑色轿车里。他转向一位侍从，和他一起将这次的破坏和1923年那次大地震所造成的破坏进行比较。“这次看起来要可怕得多，”天皇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东京已经变成一片焦土。”
　　 这仅仅是恐怖的开端，尽管此后再也没有哪一个城市在单次的轰炸起火中出现过如此重大的伤亡。四天之后的3月14日，B-29又对日本的第二大城市和重要港口大阪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具有讽刺性的是，那场灾难的一位目击者竟然是一个美国水手。
　　 列兵马钉鲍伊尔于大战开始时在关岛被俘。在1944年11月B-29的空袭开始时，他正被关在大阪第一战俘营里，和他关在一起的还有450名美国海军士兵以及一些从新加坡带回的英国战俘。鲍伊尔后来在他的回忆录《美国佬不哭》中写道，他“怀着一种复杂的感情”注视着轰炸过程的推进，“有得意，尊敬，对英雄的崇拜以及某种对整个局面的紧张感。就好像住在一个小镇上，却让拥有世界冠军的纽约洋基队来和你的家乡队比赛并且狠狠地击败了对手一样”。
　　 对大阪的空袭规模越来越大。鲍伊尔看见的飞机先是4架，接着是8架，然后是16架，最后有数以百计的飞机连续向巨大的大阪-神户工业区的工厂和军事设施发动攻击。
　　 鲍伊尔写道：“开始的时候，轰炸机只在白天发动进攻，接着，采取和白天空袭一样从容不迫的方式，轰炸机开始在夜晚进行袭击。而大阪夜晚近乎死寂的安静使炸弹可怕的声音显得格外突出，当它们尖利地呼啸着掠过战俘营上空时，听起来就好像是一群失控的卡车。空袭从未停止过，无论是下雨还是晴天，是冰雹还是大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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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售票员在加炭站给汽车（右图）添加木炭。这是在日本的汽油变得稀缺，汽车改用固体燃料后出现的新现象。而在供炼炭用的木材也变少之后，人们开始设想用其他的东西来充当燃料。
　　 一位技师在进行实验前，将一筐燃料砖倒进一辆汽车中，这种砖是将生活垃圾煤灰，重油渣混合在一起，然后焙干成固体制成的。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当中岛健藏这位服务于日本陆军的著名作家1943年从马来亚回家休假时，他吃惊地发现日本的状况比他离开时还要糟糕。他写道：“物价更高了，而且黑市也变得无比猖獗。”那些中岛健藏记忆中喧闹繁华的城市现在变得灰暗衰败，而那些曾经健康、快乐的人们现在变得忧郁而憔悴，他们忍受着匮乏和疾病去保证作战人员能吃饱、穿暖。一位外国外交官评论说：“每个日本人表现得就仿佛肩负着整个胜利的责任。”
　　 物资短缺的影响随处可见，当司机们试图用大豆油来代替紧缺的石油润滑油时，轿车和卡车的发动机就熄火了。电梯都停止了运行。由于水泥中加入了过多的砂子，新建的建筑物垮掉了。家庭主妇们花费一整天一整天的时间，四处搜寻纽扣、袜子、火柴和手纸之类这些普通的物品。1943年，东京有11000家商店由于缺乏商品而关了门。“就好像有一只魔法师看不见的手挥了一下，”一位横滨的小学老师说道，“然后突然之间商店全部都空了。”
　　 遍地都是饥饿，而且是那种连续的，如附骨之疽一样蚀人心肺的饥饿。它抽光了人们的力气，摧毁了人们的健康。政府的口粮只能提供战前标准一半的能量，而官方口粮中那些没有脱壳的稻子和其他的粗糙谷物经常使一家人都病倒了，因为人们的消化系统无法忍受这些过分粗糙的食物。
　　 人们忍受了这一切。他们吃蓟菜、艾蒿和蘩缕，以及一切地里长出来的东西。他们捡来橡子磨成面粉。他们还把流浪的猫和狗来捉来杀掉做成肉食。一位东京的高中女生说道：“只有当你十分饥饿的时候，你才会回想起所有曾经吃过的食物，并且默默地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吃到它们？”
　　 平民们在一家政府经营的餐馆里吃杂炊———一种很稀的炖菜。由于定量供应迫使餐馆关闭，这个餐馆是很难得的幸存者。
　　 一群年轻的志愿者们在东京的上野公园插秧。到1945年共有300万学龄的青少年加入了全国的劳动力。
　　 日本式的爱国菜园
　　 为了解除日益增大的饥荒威胁，日本用上了它的每一寸可耕地。他们犁开了垒球场和学校的操场，种上了谷物和蔬菜。他们在高尔夫球场上开辟了小块的菜地，打球者在打球之前必须先耕作一会儿。横滨的人们沿着主干道种起了南瓜，而东京居民则在装着泥土的箱子里种了芜菁，以便在一闻到炸弹燃烧的气味时端着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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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名叫松井金平的士兵写道：“我珍惜我的生命，但这并不是这个世界上惟一重要的东西。”他说他所有的同学都将会为确保日本在亚洲的地位而牺牲生命。“我准备为这个信念而死。”但是随后他又发出了一个疑问：“如果这种办法没有用，将会怎么样呢？”1945年，松井金平在缅甸的一场战斗中阵亡，终年22岁。
　　 另一名士兵长谷川晋写道，一想到杀人或被杀就觉得厌恶，他请求调到空军部队：“即使最终我可能会杀人，但至少我不必用自己的双手去做这件事。”他很悲哀地谈到：“这次大战不是为了什么正义，只是出于民族之间仇恨的爆发。”他最后总结说：“各地的人们都是猿类的亲属。”他在1945年冲绳的空战中死亡，当时2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