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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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kapan：“你一吃就会哭。”-疯狂的岛国
　　 然而，每个人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还是填饱肚子。尽管日本在战时并没有遭到大规模的饥荒，但从1943年开始，上百万的人们都经受着食物不足的痛苦煎熬。而到了1944年，食品匮乏已经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困扰。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排队等着领口粮，以及到农村搜寻食物。这样一来，日本战时产品的生产就被大大地削减了。
　　 当1941年对美战争开始的时候，在充当日本人每顿饭主食的大米中，有80%都是由日本的 农民们自己生产的。政府预想在维持充足的大米供应方面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毕竟，日本的农民拥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大米单产纪录。日本大米年消耗量的另外20%是由其殖民地朝鲜和台湾提供的。而日本人膳食中的另外两个基本品种：酱油和豆腐，则是用从满洲进口的黄豆制成的。
　　 但是，不久之后，那些正常情况下用以装运大米和黄豆的船只，全都被改用来运输军队和军火了。而那些本来需要在田地里辛勤劳动的青年们则被征去服兵役。原来用做稻田肥料的化学品被用于生产高效炸药。而由于政府征用农田来修建兵工厂和空军基地，粮食生产的土地一共减少了8.5%。
　　 1943年，食品进口下降，政府为了弥补大米的供应不足，就把它和小麦及大麦掺杂在一起。为了使口粮达到规定的重量，甚至连土豆都被加了进去。家庭主妇们不断试验着新的烹调方法，以把这些大米的混合物变得可口一些。但并不是所有试验都能成功，有一种叫做“nukapan”的东西，它是用小麦粉和米糠做成，就使很多人感到反胃，有一位失望的妇女写道：“它看起来就好像吃的蛋糕，但尝起来是苦的，闻起来就像马粪，你一吃就会哭。”
　　 不久之后，就连那些老实的人们也在偷偷摸摸地筹划着怎么得到额外的口粮了。由于孕妇每天可以得到70克大米的增补量，声称怀孕的妇女数量一下子可疑地增多起来。格温是一位日本外交官的美国妻子，二战期间留在了日本。她回忆看见一位妇女直接到领口粮队伍的最前面去取她的那份特别配给品。但就在她离开的时候，一个垫子从她的衣服里面掉了出来。“其他的妇女们全都怒骂了起来。”格温写道，“那位可怜的女人哭了起来，解释说，除了要照顾七个年幼的孩子，她还有一个90岁的婆婆要侍候。我们都大笑了起来，但从此之后，孕妇们都会受到仔细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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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灵人口”的口粮-疯狂的岛国
　　 再有的就是为所谓的“幽灵人口”索要口粮。这些人口包括已经去世的叔叔阿姨，已经辞退很久的佣人以及近来并没有来的膳宿学生（或者根本就没有这么个人）。尽管警方和司法省一再重申警告，那些纵容虚报人口的邻组头目将会被投入监狱，但实际上，据估计发放给不存在人口的口粮达到了100万份之多。
　　 另外，短缺还会不可避免地导致黑市的活跃。黑市交易包括了所有的东西，特别是那些 易变质的食品，它们通常是无法通过官方渠道获得的。从事黑市的人不光是犯罪老手，还包括那些从未触犯过法律的人们。他们大肆地收购囤积紧俏商品，然后再以高得惊人的价格卖出。在1943年的一次调查中，2000个家庭中有一半都在黑市上购买过某些食品。一年之后，东京的居民们要依赖地下市场获取他们十分之一的大米，三分之一的鱼和三分之二的新鲜蔬菜。
　　 黑市上的购买者们受到的盘剥是惊人的。到1944年3月，大部分商品的黑市价格比政府最高限价高出10倍，大米的价格是政府价格的14倍，到了同年的12月，大米的黑市价格涨到了官价的44倍，而且还在不断上涨。一块肥皂，官价为十分之一日元（2.3美分）拿到黑市上就卖到了20日元（4.60美元）。八磅一袋的糖在官方渠道中卖3.75日元（86美分），而在盟军的海上封锁切断了从台湾的白糖进口之后，在黑市上就涨到了1000日元（230美元）的天价。
　　 黑市购买者们也要冒不少风险。他们付了钱但并不能保证拿到所购买的商品，但他们也无处申诉。因为无论对于贩卖者还是购买者来说，黑市交易都是违法的。在进行每次交易时，购买者都十分警惕一个特殊的警察部门———经济警察，他们是专门为没收非法货品和惩治违纪者而设立的。
　　 格温就是一个黑市的受骗者。一个没有信用的家伙到她家去推销“练炭”，就是一种用木屑、煤和木炭压成的小煤砖，日本人把它们放进可以移动的火盆里给房子供暖。那个小贩说由于他的煤砖刚刚做好，含的水分很大，所以可以在飞涨的黑市价上给她一个相当大的折扣。格温没做什么讨价还价，就买下了他一整车的练炭，并将它们一块一块小心翼翼地摆在花园里晾干。但是，在它们干了之后，并没有变成宝贵的燃料，而是裂成了黑色的泥坯，原来这些煤砖正是用黑泥冒充的。可以想像，在此之前，小贩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当然，日本的精英们不需要去和黑市贩子们打交道，也不用排除领口粮。特权阶层（包括高级军官，上层官僚以及实业家们）的成员们运用影响力在他们的房子里储满了食品、酒类和其他的紧俏商品。他们在对普通大众关闭的饭馆里吃饭，并且继续在大城市的艺妓馆、酒吧和妓院里享乐，晚至1944年，上层社会家庭中仍然雇佣着60万女仆和其他的仆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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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这个故事真实与否，丰臣秀吉曾经发动过两次战争，企图借道朝鲜侵略中国。但每次他本人都谨慎地呆在家里以确保对国家的控制。在第一次侵略中，超过20万人的日本大军沿着朝鲜半岛向北进攻，最终于1593年在鸭绿江边被击退。五年后，第二次远征的情况更加可悲，因为丰臣秀吉的死去，他们退回了日本。听到丰臣秀吉死去的消息，日本人都松了一口气，然后撤退———此后直到20世纪再也没有发动过一次对外的军事行动。
　　 在一段短期的动荡之后，丰臣秀吉在傀儡皇权幕后掌权者的地位被他的首席军事和政治助手德川家康所继承。德川的家族王朝领导日本度过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奇异的时光之一。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日本人获得了长达260年的不间断的和平。
　　 然而他们也为那僵化的体制付出了无法计算的代价，他们深受这一体制的束缚，直到二战末期他们从自己领导人的手中得到自由，才获得了彻底的解脱。
　　 和丰臣秀吉一样，德川家康对于日本基督教的发展的忧虑日益加深。但他的怀疑扩大到了针对一切西方的影响上来。后来，又发展到了针对一切外国的事物。1612年，他发布了一系列的敕令，从根本上将日本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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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抱怨传到宪兵的头目加藤佐治少将耳中，促使他发动了一场对其势力的公开辩护。他说道，宪兵的一些手段确实显得有一点点苛刻，不幸之处在于，“宪兵有时被怀着恐惧和怀疑的人们看做一股秘密警察势力。”加藤说，这一点是最令他苦恼的。他用温和的口气向他的国民保证：“你们用不着害怕他们。”他最后总结说，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宪兵所采取的措施“都必然会为我们赢得大东亚圣战的胜利”。然后宪兵仍然一成不变地按它的既定方针行动。
　　 而和宪兵争夺国家警察最高权力的是“特高”。这一力量组建于1911年，目的是镇压左翼运动并进行新闻检查。现在，它的特权范围大大地扩展了，它专门执行法律中关于思想控制的规定。
　　 “特高”的成员们有权进行两种方式的逮捕，一种是进行盘问，另一种则可以进行拘留。原则上，留滞期最长只有29天。期满之后，被拘捕者即便释放，也会留下案底。为了绕过这个麻烦的规定，当一个嫌疑犯在一个地方关押期满之后，“特高”就把他送到另一个地方，这样另一个为期29天的关押就开始了。在关押期间，嫌疑犯通?蝗釉谝桓鲂∏羰依铮?黄茸?诘匕迳希?蓖νΦ匾欢?欢??看味家?恢弊??4小时。一个被关押者回忆说：“日出月升，昼尽夜来，我们除了曲膝坐在地板上，什么也不能做。如果我们偷偷地伸一下腿又被发现的话，就会被踢得满地乱滚。”
　　 那些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原因而被捕的人都会被要求写一份自传。“特高”对每份自传所包含的内容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家庭背景，（嫌疑犯）成长的环境，朋友和熟人的名字，参加过的政治及社会活动，工作简历，一份关于政治观及其如何形成的文章。对于被捕者来说，这是一个进退两难的怪圈，无论如何都是没有希望的：如果他不按照“特高”想看到的方式来写，他就必须重新再写；而他如果写了“特高”想看到的东西，他就会以政治犯罪的名义被起诉。
　　 下面是“特高”的一次相当典型的逮捕行动。一个寒冷的冬夜，三名身披黑色外衣的“特高”人员，毫无预兆地闯进被怀疑为自由主义者的电影导演岩崎昶的家，他们把岩崎昶从睡梦中拖起，不由分说地就把他带到了位于东京西北部的池袋警署。同时，他的书籍、杂志、笔记本、日记和手稿也被捆成一包一起运到了警署。（在战争的后期，当燃料短缺变得十分严重时，这些物品被焚烧用来给警察取暖。）早晨，岩崎昶被带到一个“特高”官员面前，被告知他将要“受受冻”———就是关在一个没有供暖的小牢房里。在根本没有任何审讯的情况下，岩崎昶在监狱里总共待了14个月，最终他被释放了，但被警告不准发表任何政治言论，也不准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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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做“飞行杀手”的战斗机-疯狂的岛国
　　 到1943年9月，已经有300万工厂工人被征入军队，导致飞机制造厂、造船厂和兵工厂产量的严重下降。“我们的技师太少了，根本无力维持生产标准，”一位日立电器公司的负责人说，“我们失去了1000个熟练的工人，要用4000个生手才能替代他们的工作。”当经理们试图把传统的每天一班共10个小时的工厂运作方式，扩展为24小时轮班倒的方式时，他们都遇到了相似的问题。不止一个重要大型电子工厂不得不取消了两班，因为那些生涩的夜班工人们报废的零件，比生产出来的还要多。
　　 大型的流水线工厂都依靠一种稳定的细小部件供应。这种供应来自于数以百计的小型厂家，在这些小厂里，许多都只雇佣着两三个技师。这种情况使生产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了。因为这些小供应厂家中只要有一个关键性的工人被征走，它的整个生产部可能陷于停顿。
　　 军方的干扰也给战时产品生产带来了全面的不利影响。陆军和海军都派出了低级军官，到那些生产诸如飞机部件、船用发动机和枪支瞄准镜之类关键性零件的工厂进行监督，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商业或工业毫无经验。加藤益雄后来写道：“这些低级军官都演变成了他们自己权限内的小东条英机，乱发着各种强制又无理的要求。”
　　 因为受到了这些不受欢迎的监督者们的驱策，工厂的经理们极力争取完成不断增加的船只、飞机和枪支的生产定量。这样一来，质量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在名古屋附近的三菱飞机厂，飞机被仓促地制造出来之后就装上牛拉的大车。中岛一家工厂的条件几乎同样原始，他们接到命令要在1943年9月到1944年3月期间把飞机发动机的产量翻一番。这家公司的总裁中岛知久平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动用了所有的物力和资源，但是在3个月之后，所有的零件和原料都用光了，机器也筋疲力竭，而且熟练工人都被征入军队，取代他们工作的都是一些学校的小孩子们。”
　　 其结果是不难预知的。截至1944年底，日本的新造战斗机中大约有三分之二都在到达作战地区之前就坏掉了。一种由中岛工厂生产的陆军战斗机Ki84缺陷极为严重，以至于被起了“飞行员杀手”这样一个可怕的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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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下放映的《乱世佳人》-疯狂的岛国
　　 经济警察试图阻止愈演愈烈的物物交换经济。因为它破坏了官方的配给系统。那些被发现进行黑市交易的公民，将被控触犯以下三项罪名中的一项或者全部：支付高于官价的价格，获得超过官方定额的口粮，或者是运送非法获得的食品。有谣传说东京以东地区的警察管得很严，所以东京市的大部分居民全都跑到了以北和以西地区的乡村小镇上。大部分的物物交换是由妇女来进行的，因为她们在回家的路上如果被警察抓住，似乎更容易幸运地脱身。
　　 这种物物交换制度也加剧了历来存在于城乡居民之间的敌对情绪，他们都互相指责对方，喋喋不休地诉苦不停。记者加藤益雄写道：“城里人不得不背着包袱鬼鬼祟祟地到农村去换取足够的食物赖以维持生命，但他们对此十分憎恶。”反过来，一些农民认为城里人养尊处优，有足够的钱来支持他们的这种生活。一位农民在1943年曾说道：“当我们偶然地逛东京的时候，人们在歌舞伎剧院的门口挤成一大堆抢着买票。一想到我们辛苦流汗种出来的稻米竟然给了用这种方式消磨时间的城里人，我们真觉得难以忍受。”
　　 在日本只有极少数的人会用这种道学的眼光来看待商业性的娱乐活动，特别是对于歌舞伎来说。娱乐活动是战时生活中巨大压力的一种重要缓解方式，人们都成群结队地赶去观看他们喜爱的演员们身着绚丽的戏装，一边念着轻快的诗句道白，一边迈着优雅的台步走来走去，不仅仅是东京的居民才喜欢这样。政府认识到歌舞伎是振作人民士气的好方式，于是就把表演搬到了马路上，一个由著名演员尾上菊五郎率领的剧团在地方剧院、工厂礼堂以及矿山工地上演出，博得了广大观众的一致欢迎。
　　 由于歌舞伎在日本文化中占有一个神圣的地位，所以它的演出一直持续到了二战的结束。但几乎所有其他的文化活动都发生了变动，不是被削减，就是被消灭掉了。有许多种艺术形式都被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用来促使人民坚定意志去面对将要遭受的苦难。1944年3月，一个芭蕾舞团的四位成员进行了一次题为“决定性空战芭蕾”的演出。据广告中说，这个新创作是为了提高全国人民的防空意识。实际上，这是一个对可能发生的美国空袭的暗示。随着美国的越岛作战将其空军基地推进得离日本越来越近，美国对日空袭的可能性也变得越来越大。
　　 日本在战争期间一直坚持着严厉的文化检查，以消除西方在流行文化中的影响。在日本青年中极为流行的欧美音乐受到来自检查者们的重创。爵士乐禁止在广播中播放，高音萨克斯被列为了敌人的乐器，日本维克多唱片公司被迫将名字改为“日本音响”，就连商标中的英文词“His Master’s Voice”也被去掉了。警察们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收缴了所有以前在日本出售的英国和美国的唱片。但是，尽管警察们热烈呼吁音乐爱好者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但他们得到的由收藏者主动上交的唱片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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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扬少洗澡的美德-疯狂的岛国
　　 那些买不起黑市洗衣皂的家庭主妇们，改用一种由碱和洋槐树荚果构成的混和物来洗衣服。漂白剂在货架上根本看不到踪影，于是不知哪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妇女把夜莺粪放进了她的热洗衣水中，这可是一种天然的增白剂。而厕皂的代用物则是一个装满了米糠的棉布包。
　　 有一些日本人成功地在短缺中发现了幽默之处。一位困惑的公民在一篇题目为《维生素D在洗澡中流失》的讽刺文章中声称没有肥皂是一件幸事。但是，对于政府来说，如何保持公 民的清洁并不是一件轻松可笑的事情。当1944年初燃料短缺威胁到许多东京的公共浴室的时候，市议会召开紧急会议来讨论这一问题。
　　 城市的长老们认为，沐浴对于公众健康和心理幸福是如此的重要，所以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也要维持浴室的开放。邻组的成员们被派出去四处搜寻浴室用的木柴，而每个地方浴室的顾客们都被动员着捐出他们的旧木屐做为燃料。浴室的经营者有责任保证顾客们的满意，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警察就有权让另一个能保证水热的人来换掉他。
　　 尽管日本缺乏大多数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钢铁和橡胶，但它在二战时却拥有充足的一流劳动力。日本工人十分勤奋，而且对其公司的兴旺发达有极强的责任感，他们10小时一班地工作着，从不进行停工或罢工。日本的企业对它的劳工采取一种家长式的态度，公司照顾着工人及其家庭的健康、教育和娱乐。因此，工会在日本战前就没有获得一个重要的地位，而到了1942年，政府下令取消了一切代表工人利益的全国性组织，无论是工业工人的还是农业工人。
　　 虽然具有高效和忠诚的优点，日本的劳动力还是没有满足国家战时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政府，因为它从来都没有成功地把计划经济和生产集中起来。直接的结果就是各种互相冲突的政策和命令搅在一起成了大杂烩，以致创造性被压制，生产量下降，许多部门的劳动力几乎被置于奴隶的地位。
　　 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政府中那些负责战时产品生产和兵源组织的部门之间缺乏合作和协调。军方的权威人物们深深坚持着古代武士的信仰：每个男人首先都是一个战士，因此他们丝毫不加区别地把那些对于日本的工业生产至关重要的工人们也统统征去打仗，这些人包括：工程师、电动技师、工头、机械师以及技术娴熟的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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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球解说员的新词汇-疯狂的岛国
　　 检查者们没有试图取消垒球这种引进的运动形式，但他们却将它加以本土化，使其带上了些许明显的日本特征。在进行比赛解说时，体育解说员们用日语发言的词取代了那些从英语中传来的熟悉术语，致使广播听众们很难跟上比赛的节奏，直到最后他们终于明白了原来的sutoraiku（即strike，击球）现在变成了Konkyu; boru（即ball，球）变成了gaikyu; hitto endo ran（即hit and run，击球跑垒）变成了kyosoda。
　　 和其他的所有东西一样，由于优秀的运动员都被征入了陆军和海军，职业垒球的水平也大为下降。到了1944年，由于运动所剩无几，职垒联赛在赛季中间中止，大阪猛虎队被宣布为冠军，日本最古老的垒球场被犁开，种上了蔬菜，以养活横滨那些饥饿的百姓。
　　 受二战影响最小的运动就是相扑这种日本古老的摔跤形式。那些身躯庞大的选手体重在250磅到300磅之间，他们偶然会穿上军装或者会去应征服役，但是那些最著名的相扑手们则被免除了兵役，继续在东京的后乐园露天体育馆中进行蛮力较量。
　　 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相仆迷们蜂拥着去看双叶山的比赛，他在日本卷入二战时是绝对的冠军。然而到了1943年，战无不胜的双叶山开始输掉一些比赛。他的一些拥戴者们将此视为国家临近失败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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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决策权掌握在一个私下勾结的小集团手中，尽管它也可能邀请别的人来参加会议，但通常的成员只有以下这些人：首相、陆军和海军大臣（两个人都必须是现役的高级军官），以及外相。他们所做出的大部分决定的依据都来自“集权将校”提供的情报，集权将校指那些少佐和中佐之类的中级军官，出于角色的原因，他们开始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这一事实，使这个小集团的军事色彩变得更加浓厚。
　　 每次在这个小集团达成集体意见之后，它还要仪式性地向天皇申请举行一次帝国会议，这一申请照例肯定会得到批准。在举行会议之前，天皇都要由掌玺大臣简要地提示议事日程。如果裕仁天皇对其中的某项事务表示关注，掌玺大臣就会准备一个问题清单，这个清单会事先交到预定出席的官员手中，以便他们准备自己的回答。
　　 天皇由他的侍卫官护送来参加会议（侍卫官几乎都是由一位陆军将军担任），到达之后，就坐在高台上。在台子的右侧摆着两张织锦覆盖的桌子，天皇的高级顾问们就坐在这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佩戴着绶带和勋章，这些都是他们赫赫军功的象征。东条英机首相简要地陈述一下小集团已经做出的决定，接着宣读天皇先前的问题，接着就是对答案进行认真、详细的陈述。在整个会议的过程中，日本天皇几乎永远都是静静地坐着，一言不发。
　　 作为一种实际的决策形成手段，这一过程当然是毫无效用的。在整个战争期间，在帝国会议上，小集团的提议从没有一次被推翻过，甚至连修正也没有。然而这个制度的确还是有某种用途的，它给掌权的军国主义者们的命令披上了神圣的外衣。这些人将日本在前一个世纪成功制定的民主制度完全抛在一边，一心一意地要将这个国家推向全面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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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情是不可能的”-疯狂的岛国
　　 二战一个接一个地埋葬了生活中最简单的快乐。东京著名的日比谷公园不再向游人们开放，尽管没有一个人能给出一个关闭的理由。喜爱在休息日钓鱼的人们，再也不能用他们这一天的收获物来做一顿美餐了。他们被要求把抓到的任何鱼类都要交到陆军或海军的食品中心。新的阅读物越来越难以找到，因为印刷机被征用了，纸张和印刷用墨实行限量供应，而那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作者被文化检查部门限制在停笔状态，新书的出版量从1941年的23138种锐减到了1942年的5300种，杂志的种类也从1940年的1970种下降到了1944年的不足1000种， 而且每一期的印刷量也急剧减少。
　　 因此，即使在没有发生悲剧性的灾祸的情况下，生活中的悲哀沮丧也在以各种微妙复杂的方式体现出来。一位父亲在看到他的孩子因为没有足够的衣服而备受寒冬折磨的时候，感到十分痛苦，他写下了一首小诗：“把我孩子冻伤的小手握在我的手中，我的眼泪差点就落在那双小手上。”另一位父亲描写了他深夜的守候：“铁壶里沸水的声音轻轻响在深夜，就在我等候孩子从工厂回家的时候。”日本人对于美的那种特殊的敏感依然存在，但是其中也浸透着深深的悲哀。一位病中的女孩得到了一个可爱的红苹果作为礼物，她说道：“我只是在我的床边把它放了整整三天。”
　　 除了悲伤和希望之外，所有的感情都在永无休止的工作和求生中变得迟钝。一位在兵工厂里劳苦工作的年轻大阪妇女回忆说：“调情是不可能的。”那些对二战持不同意见的人，特别是那些对东条英机政府发动战争持不同意见的人很少会冒险发表意见，他们的愤怒逐渐褪变成了深深的绝望。在一位新近应征入伍的大学生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人们感到了溢于言表的沮丧和绝望：“如果我活了下来（很可能他不能），我就有时间可以和你谈一谈关于这个如此如此漫长的黑夜，这种没有尽头，没有星光的空虚。” 这张房前的布告上写着：“在生活中厉行节约；不要浪费一根钉子。”后面这句话实在是多余的，钉子的供应极为紧张，能得到钉子的惟一办法就是从现有的物件中拔一个出来。
　　 告示牌上的内容是：“请天生自来卷的女性不要从这里经过。”这个告示是一个热心的邻组树立的，为了消灭奢侈的西式发型，日本政府限定理发师们给每位顾客所烫的发卷不得超过三个。
　　 两个工人在东京附近的一家工厂里看着巨大的自动辊（从美国进口的）轧出钢板。尽管日本人不断吹嘘他们自给自足的工业，实际上有超过90%的机器设备都是二战前进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