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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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帝国主义的教训-疯狂的岛国
　　 早在1890年，山县有朋就制定了一个计划，指出日本陆军“未来的明确方向”。
　　 他把日本的“主权线”界定为这个国家实际的地理边界。但危险的是，在所谓的“利益线”中，他却用语模糊。山县有朋写道：“如果我们要维持国家的独立，并且使之置身于强国之列，就必须不断推进并保卫我们的利益线。而不能仅仅满足于保卫主权线。”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日本的利益线使它的海军和陆军都远远地脱离了正轨。
　　 从19世纪的最后10年到20世纪的头40年这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日本一直在追求太阳下更强大的地位，但其中的胜利只是一时，更多的是无穷无尽的挫败。这一段时间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以及狂热的殖民主义。
　　 1894年，当中国军队被派去帮助朝鲜国王平定叛乱的时候，日本也抓住机会以此为借口进行武装干涉。在为期九个月的喧嚣的战争中，日本军队把中国军队从朝鲜赶了出去，并且继续推进，占领了旅顺港、满洲南部的辽东半岛、山东的港口威海卫，以及台湾岛。然而，在德国、法国和俄国的联合施压之下，日本被迫交出了除台湾外的一切战果，这令它一直耿耿于怀。但讽刺的是，德法俄三国将日本交出的战利品自己瓜分掉了。这件事对于东京来说，是一堂铭刻于心的帝国主义教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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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西方的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可怕的危机。随之而来另一现实问题是，发动战争所必需的自然资源，日本本土根本一样也没有。即使日本通过征服资源丰富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能够很快地获得主要的原材料，但从长期来看，日本的战争生产能力还是根本无法和美国相比。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日本必须赶在美国将它的军备工业发动起来之前，彻底地将其击败。因此日本计划进行一个短平快的战争。日本军队将在防卫线上散开，使美国的进攻劳而无功，一直等到美国人失去了信心并退出战争，任由日本组建自己新征服的帝国。
　　 然而即使在参与制定计划的那一小撮军队和民间领导人的内部，也有一些官员认为取得这个巨大胜利的希望十分渺茫，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天皇想起了1905年和沙皇俄国发生的那场海战，于是就召见了帝国海军的军令部总长（即海军总司令）永野修身，问道：“你觉得能取得一场大胜吗？就像当年的对马之战一样。”永野修身回答说：“我很抱歉地回答您，那是不可能的。”裕仁天皇说道：“那么这将是一场令人失望的战争了。”
　　 这当然是有可能的，但是为了设计并着手进行他们巨大的冒险行动，日本的领导人都在依赖于一个隐藏的力量。天皇的诏书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对于天皇的臣民来说，对于诏书的坚信程度和他们对从太阳女神———天照大神那里直接流传下来的话的坚信程度是一样的。诏书不仅具有世俗法律的效力，还具有天授的约束力。由于来自神话深处的信仰，天皇的战争宣言所召唤起的力量，是来自一个极为深远的源头，而这力量比西方流水线上下来的任何硬件都强大得多。这个源头就是所谓的大和魂———也就是日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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臃肿蹒跚的官僚机构-疯狂的岛国
　　 在这项制度的产物中，有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东条英机和他的同僚们曾对它寄予厚望，至少在战争开始后的几个月里是这样的。这个机构被称为帝国协助统治协会简称IRAA。据半官方组织日本外交协会出版的《日本年鉴》所说，这一机构的目的是作为“国家建构中的一个枢纽部分，以引导本国向一个高度防卫的国家前进”。
　　 日本的政党在1940年就被正式地解散了，所有的政治活动都是在IRAA的主持下进行的。 IRAA也匆匆忙忙地建立了许多组织，包括工会、妇女、团体、青年团、农民协会以及商会；此外，年鉴还指出：“科学、艺术、体育和娱乐的发展必须遵照全国协助统治协会的基本目标”。IRAA的总部设在东京，由东条英机兼任主席，其势力席卷日本，它的强制性命令影响着所有日本人的态度和日常生活。
　　 从表面看来，IRAA是极为慑人的。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失败之举。东京总部的机构重叠臃肿，官僚作风纠缠推诿，在这种情况下，它由于自身的臃肿而慢慢垮台，尽管还列在政府机构的名单上，但它完全被绕过去了，东条英机政权找到了其他更加直接的方式来进行战时统治。
　　 远比庞冗的IRAA有效得多的老制度叫做“邻组”。早在1939年它就被重新启用，目的是“塑造人民的道德生活和精神标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政府通过邻组传达了7条日常生活的准则：“早起；对你所拥有的东西心存感谢；与政权机构合作；对公共事业进行报答；做事准时；厉行节俭以及加强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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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作战，我们毫无畏惧-疯狂的岛国
　　 10年之后，在第二次围绕朝鲜进行的战争中，日本在海陆两线大败俄国，震惊了世界。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出面调停，日俄缔结了一个和约，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拥有“永久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这个条约还规定日本拥有对辽东半岛、库页岛南部，以及俄国所修的从旅顺到沈阳的南满铁路的控制权。但是，当日本尚未从俄国那里获得他们的战利品时，人们的愤怒情绪高涨，成群结队地涌上东京街头叫嚣。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站在协约国一边，利用欧洲大陆一片混乱的机会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特权，以及在太平洋上的马绍尔、加罗林和马里亚纳等殖民地。1919年的凡尔赛和会承认了日本新获取的特权和领地。但是当胜利的协约国拒绝将日本提出的一项关于禁止种族歧视的修正案纳入《国联盟约》时，日本人被激怒了。在他们看来，这次拒绝就是西洋人对于所谓“黄祸”的非理智恐惧的又一个例证。
　　 日本人的傲气在1922年的华盛顿裁减海军军备会议中遭到了挫折。在这次会议中，确定了5∶5∶3的战舰吨位比例，日本排在了美国和英国之后。但是日本掌握了西太平洋的支配权，而且英美同意不在这一地区增加新的力量。
　　 1931年，日本军队在满洲挑起了事变，并且彻底击败了中国国民党军队，并快速推进。当国联的报告指责日本进行侵略时，日本愤而退出了国联，决心不顾任何国际社会的谴责和以前的条约义务，在远东一意孤行。
　　 对于日本的这种反应，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也渐渐地感到不满。由于认为它在远东的利益受到了威胁，美国在1939年废止了与日本的贸易条约，接着减少对日本的石油和废钢铁的出口量。但是日本并没有把这些当回事，反而变本加厉地在1941年占领了全部的法属印度支那。作为回应，美国联合英国和荷兰对日本实行全面的石油禁运，这对于日本这样一个燃料贫乏的岛国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作为取消禁运的条件，西方国家要求日本从中国和东南亚撤出。
　　 是向西方的威胁屈服，还是大胆地挣扎到底以保护生死攸关的自然资源？面对这一重大抉择，日本选择了征服。它接连袭击了珍珠港、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和新加坡。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入了它的人力、财力和全国的能源，以及它的“大和魂”。一位战时的领导人说道：“只要还有忠诚和爱国的伟大精神，我们在与美英的战斗中就无所畏惧。”
　　 说这番话的人正是当时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他的胸中，燃烧着日本精神的熊熊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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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除“思想犯”-疯狂的岛国
　　 但是邻组也担负着一个不光彩的使命，这就是帮助“消灭个人主义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这个使命意味着要协助警察根除战时日本所有的异议，哪怕是最最轻微程度上的，由于有了邻组那些不得已的告密者的协助，日本警察系统的镇压力量达到了一个令人惊异的程度。
　　 警察权力的基础建立在范畴宽广而又程度严厉的法律之上，凡是那些被认为带有不同政见思想的人，都会遭到逮捕和监禁，即使被释放后，他们也要住进特别的居住所，被置于警 方的“保护和监督”之下。这样的居住所共有22座，遍布日本各地，内务省命令警察对这些在案人员进行全面调查，包括“职业、社会、环境、精神和身体状况以及思想变化”。而这些处于监视之中的人，他们的居住地，个人交往以及通信都要受到警方的控制，这种政策，正如《日本年鉴》所肯定地指出的那样，就是为了去促使“思想犯”们改造他们的观念。
　　 最早颁布于1925年的《治安维持法》，在1941年进行了巨大的修正，其中规定了对于一个范围宽泛的犯罪行为都要进行严酷的惩罚。那些“旨在改变国家制度的秘密团体”的领导人会被判处死刑，而那些“意图推翻国家制度的任何集团，若尚未形成组织性社团，其组织者或领导人”将会被判处终身监禁，至于那些“邪恶的半宗教性团体”或者 “任何散布不利于国家制度言论的宗教性团体”的成员则被判处长时间的徒刑，那些参加“旨在宣扬对伊势神宫以及皇室的尊严有侮辱性言论”的人们，也会受到类似的处罚。
　　 日本所有的公众都受到警察的监视，那些与政治有关的报纸和期刊编辑们则被要求签保证书，以作为信任?！Ｕ庀罘?梢?笏?械墓?布?岫家?谑孪韧ㄖ??剑???煊腥ㄖ兄谷魏嗡?遣幌不兜难萁玻?獗杖魏嗡?遣幌不兜募?帷＞?交褂腥ǘ浴奥霉荨⒐?苍〕亍⒁占撕图伺?墓ぷ鞒∷?⑿庞梅?竦ノ弧⒗矸⒌辍⒖陶碌辍⒐酪碌辏?滞沸√?驮踊醯辍苯?屑觳楹图嗍印４送猓??烀腔贡慌扇ァ罢展埽??至己玫墓?残形?绞胶凸?驳赖隆保?庖蝗挝裰邪?ā岸约伺?в芯】赡苋说赖墓鄣恪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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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防止侵略者卷土重来，武士们沿着博多湾的海岸线修起了围墙，并且做好了在其中战死的准备。1281年，大汗忽必烈再次派出了他的军队，这次共有15万名精兵，装备着像能发射火药弹的弩炮这样令人胆寒的先进武器。在长达53天的战争中，处于绝对劣势的武士们击退了蒙古人冲倒围墙的所有企图。然后，在8月14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将蒙古舰队打成了碎块，从而将日本本土从最可怕的威胁中解救了出来。日本人很自然地将这场台风看做上天的护佑，他们将之称为“神风”。
　　 就在神风带来拯救的26年之后，又有另一场风暴改变了日本的命运：它将一批葡萄牙商人刮上了岸。众所周知，这批人是第一拨踏上日本土地的西方人。而西方航海家走到哪里，基督教传教士就会跟到哪里。因此，1549年，由一个巴斯克教士弗朗西斯·萨彼埃尔率领的传教团来到日本。看来耶稣会士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因为萨彼埃尔不久后记述道：“我觉得我们可能在异教徒中再也找不出另一个能和日本人相比的民族了。这些人们从整体上都十分优雅、友善，毫无恶意，他们是一些令人惊异的可敬的人，而荣誉在他们的世界里也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
　　 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是，基督教在日本几乎找不到立足之地，日本人对这种新的信仰的兴趣，远不及他们对西方来客所携入的武器来得大，因为事实证明这些武器大大改变了武士们的装备。
　　 这种武器就是毛瑟枪，日本人很快就能纯熟地制造和使用它们。火器在长达十年的内乱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场16世纪80年代的内乱中，出现了一个日本历史上的大独裁者。他的名字就是丰臣秀吉。丰臣秀吉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的身材即使在日本这样普遍不高大的民族中也显得十分矮小，他的相貌更以丑陋出名，但他却拥有无与伦比的坚韧和智慧。
　　 出于对自己出身的敏感，丰臣秀吉着手制定了标准，规定暴发户不准再进入权力阶层，他以要在京都神庙中修建大佛为借口，从农民手中收缴了所有的武器。丰臣秀吉无法容忍任何反对者。一位西方传教士写道：“他是如此谨小慎微地统治着日本的大小诸侯、藩主，显得比一位管束着一家人的父亲还要紧张。他不停地折腾他们，把他们从原来的封地上移走，送到另外的地方，这样就可以防止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扎下牢固的根基。”
　　 据传说，丰臣秀吉曾经来到镰仓源赖朝的神社，在这里他对这位源氏幕府的创立者说道：“你有着显赫的家世，不像我，是农民出身。但是，在征服了全国之后，我要征服中国，而你想到过这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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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条英机和战争工具
阴影背后的掌权派-疯狂的岛国
　　 由于每天早上都要习惯性地骑马外出，巡视东京市民的战时工作，东条英机很快就得到了一个“马背首相”的雅号。在一次巡视中，东条英机发现偌大的东京水产市场的货架上居然空空如也，这使他相当沮丧，他向人询问原因，得到的答复是，因为汽油短缺，从码头向市场运送水产品的能力大大缩校
　　 “汽油？汽油!这位日本首相大吼着，“用不着汽油！你们早点起床不就可以了!
　　 对于头脑十分单纯的士兵来说，采取过分简单的解决方法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他们眼中的世界实际上只有战时日本的独裁者。就单纯的个人权力而言，东条英机和阿道夫·希特勒以及本尼托·墨索里尼并不在一个等级上，他只不过是一个幽灵集团的领导性代表人物。这个集团由高级陆军军官组成，控制着日本政府。然而对于日本人民来说（无论是身着军装的、在工厂里工作的，还是在稻田里种地的），东条英机就是政府的象征以及日本道德的化身。他坚强、勇敢、忠诚、富有献身精神，工作勤奋、坦率、慷慨，而且热爱孩子。
　　 但是反过来，对于同盟国来说，东条英机则是恶魔的化身。西方的媒体和盟军的宣传部门说他是“邪恶的、危险的、残酷的”，是“一个带着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希特勒”。对他的描述多种多样，如“子弹头东条”、“鹰钩鼻加秃脑袋东条”；还有的把他说成“陆军中的希姆莱”，就在战前的定量供应中，作为国内安全事务的主管，被形容为“仍然像恶臭一样粘在他身上”。
　　 实际上，东条英机是一个十分普通的人，他的显赫之处主要在于家世。他的祖父是一位武士，而他的父亲在还是一个少年时，尽管作为武士的传统特权被取消了，但参加了士官培训学校，37年后，他以中将的军衔从日本皇家陆军退役。东条英机本人从15岁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然后缓慢但平稳地不断升迁，沿着一条并不令人惊异的道路直到陆军大臣的位置，然后又被陆军选中，于1941年担任首相。
　　 珍珠港事件发生时，东条英机57岁，身高五英尺四寸（1.65米），体重大约155磅（70公斤），头顶差不多已经全秃了，戴着厚厚的角质架眼镜。在当陆军军官时，他以严厉而闻名，但他非常体恤下属，在他们复员时，常常解囊相助。为此，东条英机的夫人曾经说他们家的财政状况一直都是“处于战争状态”。
　　 在军事事务方面，东条英机十分敏锐、果决，极为自信，但是除了在这个他一生都从事的事业之外，他的眼界十分有限（这一情况令东条英机十分苦恼）。他有一次说到，他曾经听说希特勒和英国在1938年签订了慕尼黑协定，但他却一点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内容。在被问及欧洲战争为何爆发时，东条英机含糊不清地回答道：“我记得是因为德国和意大利对当时的情况不满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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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武士很好地适应了变革。他们变成了新兴的工业资产者，成为了政府官僚系统的骨干，成为了警察中的上层，以及新的军官中的核心部分。然而，其他的人却落到了十分潦倒的境地，不得不以典当盔甲为生，甚至因为买不起与身份相称的衬衣，而把白布缝在领口来假装。
　　 这些落魄的武士们出于仇恨在1877年发动了一场叛乱，当时羽翼刚丰的征兵制新军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将这场叛乱镇压了下去。新军的指挥官山县有朋以前也是一位武士，他堪称日本的军队之父。在评论他的军队第一次重大考验的结果时，山县有朋表示他很满意。他说道：“日本人，无论是否军人，都起源于相同的血缘。只要他们遵守常规的纪律，就一定能使士兵们达到祖先那样的英勇。”
　　 对于山县有朋这样的领导者来说，精神上的纪律的重要性丝毫不逊于武装手段。一位领导人说：“一个军队依靠的不是枪炮舰船，而主要是爱国主义的感情。”正是在明治时期的军队中，“武士道”这个词第一次广泛流传。这个词深深根植于日本的历史中，它包含了对诸多古代道德理想的追求，如自律、对上级的忠诚，以及面对死亡时的英勇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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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由主义嫌疑犯的恐怖历程-疯狂的岛国
　　 在最为臭名昭著的警察单位中，有一个就是宪兵，也就是军警。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身为关东军将领在满洲服役的东条英机就领导过它。无论在日本还是海外，宪兵都不满足于仅仅在军队内部执行法律和命令，他们要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之下，急切地把魔掌插入民间。
　　 另外还有两个机构，一个是“特高”，或者叫做特别高等警察，另一个是国民警察，它类似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这两个机构也负责国家安全的维护，它们采用严厉的手段来执行 这一任务，和它们的德国伙伴———盖世太保毫无二致。这一系统由无数的首都和地方警察局构成。而东条英机则通过内务省从总体上进行间接控制。
　　 同时担任首相和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直接掌握着宪兵的控制权。他手中所掌握的巨大力量随时待命，准备逮捕那些哪怕只有最轻微颠覆嫌疑的人，那些有不忠思想的人，那些发表不同政见的人以及不尊重天皇的人。
　　 尽管日本差不多是二战期间受到间谍活动困扰最少的一个国家，它还是对间谍怀有近乎疯狂的恐惧，军队只有晚上才进行调动，当旅客列车经过位于横须贺、久礼和佐世保等地的海军基地时，朝向大海一侧的窗帘必须拉下来，以防止人们看到停泊在港口的军舰———即使当地的镇民每天都看见他们。68000吨的日本主力舰“大和号”是当时最大的在役战舰（其姊妹舰“武藏号”和它吨位相同）。它是在久礼建造的，它的船坞用钢制的篱笆围得滴水不漏，仅篱笆上的钢材就足以造两艘驱逐舰。
　　 在这样的大气候之下，宪兵变得十分猖狂。军事警察在火车上搜查旅客的行李，他们拘留和拷问任何被发现在读英语书籍的人。只需要一个最轻易的借口，如学习关于左派的东西，他们就可以没收和检查人们的日记。一位名叫松本千鹤子的妇女回忆说，当她和一位朋友正在听一个La Cumparsita（一种南美的探弋舞）的唱片的时候，两个宪兵闯进了她家。“你们这些叛国贼，”他们大喊道，“现在国家的情况如此危急，你们竟然还在听敌人的音乐!在离开之前，他们砸碎了松本太太的大部分唱片。
　　 在这些看似偶然的暴行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处心积虑的预谋。一位日本人回忆道：“有谣传说如果宪兵把你带走了，那你就完蛋了。他们想要每个人都吓得发抖。”早在1942年，宪兵进行的可怕的活动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以致连一向逆来顺受的公民也发出了反抗性的低声抱怨，例如东京的一个政府机构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其中要求日本应该成为“一个像美国那样的自由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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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中小学生遵守着“远距离的崇拜”的常规，每天早晨都向着皇宫的方向鞠躬60秒。孩子们还被教导说，在集会中，如果天皇偶尔莅临，他们必须低下头来，目光向地，以表示对他的崇敬。而且，老师们每天都要问男学生们：“你们最大的抱负是什么？”
　　 孩子们就会用稚气的嗓音异口同声地回答：“为天皇而死!
　　 到时候，他们中间将会有上百万的人实现这一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