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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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公共交通，上下班的人只能自己想办法。他们先是骑自行车，直到轮胎报废而无法找到替换时为止。最后，什么办法也没了，只有走路。穿着代替鞋子的笨重木屐，疲惫不堪地勉强赶路。
　　 尽力解决运输危机
　　 在运输能力短缺的情况下，官员们从一辆征用的有轨电车上往下分发新鲜的红萝卜。
　　 报废的公共汽车在一个临时营地里整齐地排成一排，充当那些在轰炸中失去家园的人们的栖身之处。 女性焊工在用乙炔焊接飞机部件。截至1944年，共有400万妇女在日本的军工企业中工作。
　　 最主要的人力补充来源
　　 厚生省大臣小泉亲彦在1942年时曾经发出过一个错误的断言：“敌国都在征用妇女，但是在日本即使不是考虑到家庭制度，我们也不会征用她们。”首相东条英机的错误甚至走得更远：“我们之所以能够尽到自己的责任，只是因为家中的妻子和母亲。”
　　 这些都是关于妇女在日本社会中地位的传统观点。人们可以接受未婚的的年轻姑娘们去纺织厂工作，去当老师或者当护士，但是一旦她们结了婚，就要辞掉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家庭的责任中去。
　　 然而，到了1943的夏天，由于不断增长的军事需求，这个传统已经被颠覆掉了。政府的政策变成了：“男人上前线，妇女去工作。”在日本各地，妇女们全面承担起了以前由男人从事的各种工作：公共汽车司机、公司职员、收票员、理发师、厨师以及售货员。
　　 几个月后，政府又宣布年龄在12到39岁之间的未婚女性必须参加一项可征调劳力的登记，并且建立了一个名为妇女劳动志愿者协会的组织，专门负责帮助兵工厂招募员工。这个协会规定其成员要在一个工厂工作一年，但并没有要求说妇女们一定要参加这个组织。但是那些开小差的逃避者会被街道协会谴责为“不爱国”或者“贪图安逸的女人”，街道协会的作用使工厂中挤满了志愿者，其中还包括东条英机的一个女儿。
　　 当传统性的障碍被消除之后，日本的妇女和女学生们在煤矿和钢厂中担负起繁重，有时甚至是危险的体力劳动。到1944年，有超过1400万的妇女都在挣工资。她们和极少数没有受到征募的男性技师一起工作，承担着和他们一样的艰辛：每个班次在没有供暖的工厂里工作12至16小时。一个姑娘回忆说：“上夜班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在厂里睡觉。第二天早晨我们也回不了家，所以我们在凌晨三点钟之前就回到了工厂。”
　　 尽管充满了艰辛，但妇女中有许多人对于她们新的身份感到十分高兴。有一本十分受欢迎的妇女杂志带着骄傲以及些许惊奇：“日本女性再也不会被看做是玩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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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的市民们在查看一座在1942年杜里特尔空袭中被毁掉的房子。这次早期的袭击只炸毁了50所房子，炸死的人更是屈指可数。
　　 在东京繁华的银座地区，当一架未被发现的美国侦察机嗡嗡地从头顶上飞过时，人们躲在了门廊下和一个没有覆盖物的壕沟里。
　　 装满凝固汽油的罐子和燃烧着的油河
　　 B-29按照一种极为有效的轰炸模式在日本的主要城市里留下了大片的废墟。领头的飞机被称为探路者，它们确认目标地区并在那里投下炸弹作为标记。用来点燃第一把火的炸弹通常是M-47，它是一种70磅重的大罐子，它会在离地100英尺的空中爆炸，分散成几十个两英尺长的圆筒，中间装着凝固汽油，就是一种变成胶状的汽油。这些圆筒在撞上易燃的房屋时，释放出燃烧的凝固汽油，燃起大量小火苗，然后它们会迅速地联成一体并向外蔓延。
　　 随后而来的轰炸机以下面的火光为坐标，投下另一种类型的燃烧弹：M-69，里面装的是石油。这种六磅重的炸弹被成捆地扔下，它们也在空中爆炸，发出耀眼的白光，当油滴雨点般落下的时候，最先落地的那些就被下面燃烧着的凝固汽油引着，向上的火苗立刻就着成大片，然后火势就会烧到地面，沿着街道像小溪一样流动着，然后那些远远落在后边的轰炸机就会赶来为越来越大的火势再加一把油。
　　 1945年3月，在大阪上空投下的一束燃烧弹发出耀眼的火光，四下飞散。
　　 1945年3月14日，燃烧弹纷纷划过大阪的夜空时形成金蛇乱舞般的景象。这次空袭摧毁了134744座房屋。
　　 3月14日空袭中大阪闹市区的火海。这次空袭共有274架B-29参与，投下1733吨燃烧弹。脆弱的建筑物加速了火势的蔓延。在一个地区，大火很快烧光了房屋薄薄的墙壁，露出了木质的框架。
　　 1945年6月5日，士兵、警察和空袭警戒员们赶往神户的被袭地区。
　　 一个灭火队正在顽强地从神户的海滨向着火的城市传递着海水。
　　 “你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赶快逃命”
　　 日本人在抵御燃烧弹的轰炸中显得十分无助。城市消防部门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火势根本无计可施。社区志愿者们尽职尽责地和大火搏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丧失了生命。自制的防空掩体变成了死亡陷阱，成千上万的人在里面窒息而死。一个女孩说得非常简单：“你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收拾一下离开———赶快逃命。”
　　 有无数的日本人确实逃走了，但这也只是枉然。记者加藤益雄在东京的空袭之后报道说：“在一些宽阔的街道上，极目望去都是成排的尸体，有男有女还有孩子。他们试图用躺在大路中间的办法来躲开大火，结果一样躲不开。另外在学校操场上、公园里、空地上以及铁路高架桥的下面都有成堆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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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训练的方式，年轻的陆军新兵们每天晚上都要背诵一段从古代武士流传下来的古老格言：“责重于泰山，死轻于鸿毛。”在作战中，那种根深蒂固地视伤痛与死亡为理所当然的思想，使得日本士兵根本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并且将之视为懦弱。飞行员经常不带降落伞就起飞了，而连队中也常常没有医务兵。士兵们则毫不怀疑地认为与其被俘，不如战死。因此，在面临难以挽回的失败时，成千上万的士兵会采取自杀方式，而军官们则会进行切腹，或者“仪式性的自杀”。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遵循了17世纪武士手册上的话：“为必然发生的失败而死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这种行为对于日本的西方敌国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但有时他们也不得不对日本士兵的这种勇悍表示某种程度的赞赏。一个英国战区司令威廉·J.斯里姆子爵说：“我们不停地说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个回合，但只有日本兵能够实实在在地做到这一点。”
　　 带着伪装的日本兵手持装好刺刀的步枪，准备进行两个部队之间的战前军事演习。 在一场13世纪的战斗中，一位骑马的武士首领和他的卫兵陷入了死地。他们遭到了河岸伏兵的弓箭袭击，中箭累累，血流满地。
　　 铸剑师“三条小煅冶的宗近”举起粗壮的胳膊在打造一把名叫Kogisune Maru（意为小狐狸）的刀，他的老朋友狐狸精在一旁将自己的灵气注入刀中。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1000年前皇宫中的典礼佩剑，这是日本的一件国宝。它的柄是鲨鱼皮的，带着珐琅钉饰，装具镀金，涂漆的剑鞘上还镶着珠母贝。在剑刃上雕刻着一条精细的张牙舞爪的龙形。
　　 在秩父镇公所的供台上，摆放着一溜带有佛教反万字图案的香炉，每个都对应着一位镇上战死者的照片。再往上是饰有锻带的骨灰盒，每个盒子的上面都有一个写着亡故者名字的灵牌。
　　 长剑———“武士之魂”
　　 长剑是武士最标准的武器，它那曲线优雅的剑刃无比的锋利，可以劈开骨头甚至钢铁，要经过好多个月的打磨。但是作为武士阶层象征的最终产品，它是绝对值得付出这么多的辛劳和代价的。它是一种艺术品，是武士们最为珍惜的宝物。
　　 武士们要花多年的时间来练习剑道。剑道所追求的目标远不止武器本身的运用技巧，17世纪伟大的剑术家宫本武藏在教授剑道时说：“把握住了长剑，就是控制了世界和用剑者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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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堡垒中的一个部分中镶着精美的柏木，这是作为皇室的应急住所使用的。相互连接的大洞穴们则是为帝国最高指挥部和一万名政府工作人员准备的。
　　 到1945年7月，建设基本完成。陆军着手对总部区域进行布置，甚至还给天皇装了一个浴缸。但是工作很快到此为止，因为裕仁拒绝表态是否要离开东京到堡垒去。掌玺大臣木户幸一的态度更加明确。他后来说他从来没有想过在人民为抗击入侵者战斗而死的时候，要跑到“一个洞穴里去自杀”。
　　 相反，在裕仁的吩咐下，陆军加固了东京皇宫里的防空洞。松代那个巨大的迷宫堡垒一直处于空置状态。
　　 尚未完工的帝国最高指挥部的入口处，进去就是水上山中空的山腹（如上图）。下图为中央通道中的一条，墙上为圆筒状的墙体支撑物和动力电线。
　　 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1945年4月天皇将他选为首相，希望他能谈判媾和。但他却反过来敦促全国战斗到底。他在战后宣称，他的呼吁只是一种腹语似的东西：字面上是一回事，其中的含意又是另外一回事。
　　 １９５
　　 绝望的日子
　　 一个无处栖身的家庭艰难地走出横滨市。在1945年5月29日的轰炸之前，横滨一直都是避难者的天堂。在这一年的空袭中，有1000万日本人逃离家园。
　　 日本的命运：大火、骨灰和眼泪
　　 15岁的莞井见角子跪在一个荒凉的山坡旁，这里离东京十分遥远，她在那里的家园已经化为废墟。她从余温仍在的火葬堆中捡起父亲最后一块焦黑的骨头。他是在前一天夜里死去的，致使他死亡的，就是过于漫长的冬天和过于漫长的战争。
　　 整个上午，见角子都在陌生乡村的农舍间哀求、扒寻，想找到一点木炭和碎柴。整个下午，她又忙着使火保持足够的热度，以焚化她父亲那瘦弱的遗邯——这是最后的净化仪式。这个任务本来应该由长子承担，但是她的家中却没有长子，见角子和她病弱的妈妈是家庭中仅有的幸存者。她把铁筷子放在一边，深深地鞠了下躬，任由泪水落进骨灰里。
　　 大火、骨灰和眼泪，这就是战争在1945年的初夏之前带给日本的东西。现在能够帮助日本人民逃脱沦为国家陪葬物这一悲惨命运的，就只剩下众神了。
　　 东京的市中心被烧了个精光，周围堆满了生锈的工厂物件的残骸，以及破碎的防空火炮。在许多被轰炸的城市里，憔悴肮脏的幸存者们苦苦挣扎，修理着这台已经耗尽燃料、支离破碎的战争机器。有成千上万个家庭，像莞井见角子家那样已经变得残缺不全，他们都在迁移，逃离城市和美国的轰炸。
　　 所有13岁以上的男女现在都被编成了“人民义勇军”。他们受到和士兵一样的严厉管制，所有的人都接到命令：要战斗到死，要抛弃伤员，要以自杀来躲避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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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男子和他的儿子一起在吃“日之丸便当”。这种饭菜象征着日本国旗，就是在白米饭中放一个红色的腌梅子。
　　 在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健康宝宝大赛中，容光焕发的妈妈们抱起胖乎乎的婴儿排成一行。这种比赛举行了很多次，旨在宏扬母性。
　　 驻守满洲士兵的未婚妻们在一所新娘学校中扛着锄头行进。
　　 一群少年工人正在昭和电力公司的一家乡村分部中使劲推动满满一车用以制造水泥的石灰石。
　　 来自妇女儿童的特别贡献
　　 由于战争耗尽了日本的人力，那些留在本土的人们就被号召来为国家贡献更多的力量。孩子们被分配去从事捡炭块以及其他简单的工作。再大一些的学生们则要到田里和工厂里进行繁重的劳动，而年轻的妇女们则被鼓励着去从事一种特殊的生产工作———生儿育女。
　　 在此之前，日本一直被人口过剩所困扰，而且将其作为扩张的借口。而现在政府却宣称它需要更多的人口来充实新占领的殖民地，并且发动起一场宣传攻势以期达到每年300万的出生量，这差不多是和平时期的一倍。
　　 作为运动的一部分，日本政府禁止任何形式的生育控制，并且建立起许多婚姻介绍所和新娘学校，用来训练年轻姑娘们，她们将作为拓殖者驻守海外的日本士兵们结婚。国家负担婚礼的费用，并且承诺只要所生的孩子达到或超过10个，将为其家庭提供免费的高级教育。
　　 妇女们被鼓励着“把母性作为国家的命运”。首相夫人，同时也是七个孩子母亲的东条胜子告诉全国的人们：“养育孩子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形形色色的“士兵”
　　 大战初期日本军队速度惊人的胜利在全国掀起了新一轮军国主义狂潮，为了将它保持下去，日本的宣传机器不断地提醒人们日本军队体现了古代武士的英勇美德。
　　 对军事的狂热感染到了社会的所有阶层。满怀骄傲的母亲们给她们的孩子穿上装饰得漂亮的制服。老师们告诉学生如果一个男孩子不投身于这嘲神圣”的战争，那么他就会耻辱终生。而对于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日本专业相扑选手们响应征兵这样被大加宣扬的消息，尤其使青年们感到振奋。
　　 甚至连那些一向信奉非暴力，讲求和平的和尚们也响应了征兵的号召。同时由于许多神道的神职人员入伍，以至于在神道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由妇女替代这些男人做神职职位的现象。
　　 在全国的儿童节中，身着陆军和海军将军制服的小男孩们庄重地敬军礼。
　　 在1942年的一次卫国操练中，一排高大粗壮，大腹便便的相扑运动员摆出向右看齐的姿势，他们在日本是广受欢迎的传统项目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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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6月，神户的消防员们努力抢救一所房子。但是他们无能为力，因为先前的轰炸破坏了大部分城市供水系统，使水压降低了70%。
　　 军民救援人员用抓钩从东京的隅田川中向外捞尸体。有成千上万的人为了躲避浓烟和火焰而跳进河里，结果被淹死、窒息而死或者被煮死。
　　 1945年3月10日的轰炸后，东京的一条街道上成堆的烧得不可辨认的尸体。为了收集和处理在这次灾难性的袭击中死去居民的尸体，幸存者们整整花去了25天的时间。
　　 轰炸东京的B-29的飞行员们并没有毫无损失地全部返回。在历时一年多一点的轰炸期间，大约损失了300架超级空中堡垒，而那些生还的飞行员们发现，他们陷入了重重危机之中，危机就来自满腹仇恨的日本人。在福冈市附近，日本陆军军官们会按照惯例杀死被俘的美军飞行员。有一次，日本兵们在砍掉八名飞行员的头之前，在他们身上练习致命的空手道辟掌，并用剑砍他们。
　　 但是也有一些陆军军官和政客遵照命令，尽他们所能地挽救美国兵，以免他们被愤怒的日本平民杀掉。在一位名叫冢本的警察的报告中描述了一次这样的行动。1945年5月5日，冢本和一群拿着武器的村民向着九州的一个空军基地附近的一片小树林进发。有一架驶入轰炸基地的B-29起火，其中的一个飞行员跳伞逃进了树林。
　　 看见那个美国人之后，冢本用支离破碎的英语大喊着：“举起双手，举起双手。”那个年轻的美国人理解了他的话，并把手枪放到地上，举起了双手。但是接下来村民开始尖叫着：“杀了他，杀了他１美国人被吓坏了，他从地上抓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然后他就倒下死去了。
　　 冢本站在尸体旁边，拦住了那些愤怒的人们，不让他们用剑和匕首乱砍。一个拿着菜刀的老妇女撕扯着冢本大喊道：“我的两个儿子都去参军了，而美国人把他们两个全杀了。我要报仇１但是接下来她把目光集中在了那个美国兵光滑的脸颊和蓬乱的红头发上，他最多不会超过20岁。然后她就跪了下来，摇晃着尸体大哭道：“为什么你一定要杀人呢？难道你自己就没有父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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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纺织厂中的女工在将原丝打包并系上标牌。这是战前极少数被认为适宜妇女工作中的一个。
　　 一群妇女和女学生在东京的一家小工厂里生产简单的飞机部件。她们被称为“增产部队”。
　　 对女学生的在职培训
　　 三个女生在教官的指导下练习操作机床的技术。这些毫无经验的新工人难以赶上被她们所取代的那些男性工人的产量，一位制造商抱怨说：“现在三个工人干的才顶得上1940年一个人干的。”
　　 东京一所高中的女生们在观看一位教师演示如何缝制康复期士兵所穿的病服。女生们每天都利用上课时间缝制这些衣服，戴着口罩是为了防止污染病服。在一些学校，还安装了轻型机器或者简单的流水线，学习时间被缩减到了每天仅两个小时。
　　 单调枯燥的低微工作
　　 妇女们在东京北部一家光线昏暗的工厂中，将水泥袋粘在一起。在这种单调的工作中人们几乎得不到任何放松。工人们通常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仅有两天休息。甚至曾经一度连这两天休息日也被取消了。
　　 妇女志愿者们在桦太（即库页岛，此时是日本最北方的占领区）的一个港口扛板条箱。随着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大，那些保护妇女不得从事长时间及过重劳动的法律，或者放宽或者暂停执行。
　　 被禁锢在生产线上的囚徒
　　 在九州的一家飞机制造厂中，男女工人们蜷缩在被子里睡觉，而同时另一班工人就在近在咫尺的流水线上进行着声音嘈杂的工作。按规矩，即使是生了病的工人也被教导着要“为了国家坚持下去”。
　　 妇女们在东京的一家武器工厂中检验机关枪子弹。尽管兵工厂的工作十分危险，但妇女们得到的工资却很少能超过为她们所取代的那些男性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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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士的长剑对于现代陆军来说同样重要，至少从象征意义上来说是一样的。军官们和“神风”飞行队员们都带着“昭和”剑，这种剑的名字来自于从1926年开始使用的年号。这种剑在陆军里是一种样式，海军里有另一种，它的作用就是提醒佩戴者武士的传统和武士的职责。即使是最低级的士兵，尽管没有资格拥有自己的剑，但也期望能分享它的神秘魅力。一位军官对新兵们说：“武士将剑看做自己的灵魂，所以士兵们也要把步枪看做自己的灵魂。”
　　 一位手持长剑的日军军官在带领他的士兵和中国军队作战。军官们十分灵活地运用长剑，并且很乐于担负起武士一样的责任。
　　 47浪人的不灭遗音
　　 一个古老的武士教条宣示：“不管我们到了何方，守护主人的利益都是我们的责任。”这一教条以及其他的武士守则在一个18世纪的英雄传奇中都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1701年，一个名叫浅野长矩的藩主袭击了当时幕府将军的典礼官吉良义央，因为他在一次奉命接待中故意侮辱了浅野长矩。吉良义央没有被杀死，但浅野长矩却因为非法武装侵入将军的官邸，而被命令要切腹自杀。因为浅野的死，他的47个家臣变成了浪人———无主的武士，于是他们发誓要复仇。
　　 为了麻痹吉良，这47个浪人假装抛掉了所有武士的荣誉感。他们打架斗殴，醉卧街头，甚至连他们的剑都被荒置得锈迹斑斑。在进行了两年不顾体面的放荡生活之后，在一个月明如昼的雪夜，他们成功地攻入了吉良的住处，将浅野的剑交给他，让他也切腹自杀。当吉良拒绝之后，浪人们就砍下了他的头并带到了浅野的坟前。
　　 他们的复仇完成后，浪人们就去自首，等待审判。他们在履行自己责任的时候就十分清楚，这会使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结果他们确实付出了生命：政府下令他们切腹自杀，于是所有人无一例外地照做了。
　　 浪人们被埋葬在他们的主人旁边，他们的坟墓很快就变成了烈士之坟。他们的故事传遍了全国，被编成了一出歌舞伎的戏剧，在以后的岁月中，这个故事被各种艺术形式改编并表演，从木偶戏一直到电影。
　　 他们也拥有了无数的效仿者。在二战中使用的一本小学课本中提到，浪人们的勇敢和忘我精神是“永恒的榜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许多身上装满炸药的士兵，前赴后继地走上战常
　　 东京的中学生们在“肉弹三勇士”的青铜像前鞠躬。这三个人据报道说在1932年日军入侵上海时用自杀性的方式引爆一个大型爆破筒，炸毁了上海的防御工事。一个老师说：“我们把他们看做勇敢无畏，舍身报国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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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九州的海岸上，陆军为迎战盟军的进攻所做的准备时断时续地进行着。在完好无损的广岛市周围的群山里，陆军的工兵们炸出无数的洞穴，作为新的防御工事。在检查了用泥土和铁丝网组成的海岸防线之后，记者加藤益雄发现它们中的大部分都“原始简陋，是用手工做的，十分粗糙”，因为这些都是出自从田里征募来的农民之手，他说道：“日本打仗只是出于一种习惯，因为它不知道该怎样停止。”
　　 3月份的一次轰炸后，东京的市民们在一座临时搭建的神社前鞠躬。在这次轰炸中，本愿寺被烧毁，周边地区有几千人死去。
　　 充满了偷抢和凑合的生活
　　 在东京一个陆军军营中，挤住着从附近一个遭受燃烧弹轰炸地区疏散出来的家庭。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背着孩子的东京妇女在一个仓库的灰烬中扒着烧焦的大米，背景中的那些人在等待轮到他们。1944～1945日本的水稻收成是十多年中最低的一次，到1945年6月，大米从平民的膳食中彻底消失了。
　　 摘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国内的有关情况，特别是珍珠港事件之后直到日本投降、二战结束这段时期。
　　 全书共分六章，分别介绍了日本的历史文化背景与二战前法西斯力量的形成和活动过程，战时政府及政治的运作，战时人民的生活状况，军队的征募、训练和生活，美国对日本在1944—1945年间进行的大轰炸的情况，以及在面临失败时日本的各种反应和措施。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日本的“大和魂”精神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渊源。“大和魂”是日本民族精神的中心，它是在日本独特的历史和传统之中逐渐发展并确立起来的。这一思想在二战中是日本的精神支柱，要理解它就必须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有一个大概的认识。本章就是对日本的历史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并且介绍了战前日本政治和思想界的变化和活动，特别是法西斯力量的形成。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东条英机政府在二战期间的活动情况。东条英机是日本在战争中的核心，主要的决策都是出自他的手中，即使在下台之后他仍保持着对日本政局的控制权。因此，了解东条英机在战争中的的活动，是了解战时日本的关键之一。
　　 第三章主要介绍了日本人民在战时的生活情况。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在二战期间，所有的资源都被投入了战争，后方人民生活极为艰难。政府采取了各种严厉的控制手段，从他们身上尽可能地榨取物资和劳动力；人们在严酷的环境里，为了生存苦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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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位陆军军官的指挥下，腰别刺刀，肩扛步枪的和尚们在他们的寺院中操练。
　　 1943年东京街头，一位美丽的少妇停下来往一块钉着一排排钮扣的布上缝上一针红色的线。当有1000个人缝过之后，这块带着幸运祝福的布将被送到一位前线战士的手中。
　　 一位路人在一位少妇手持的太阳旗上写上“力”字。当写1000个字之后，这面旗也将被送给一位前线作战士兵。
　　 日本妇女肩负着维持本土和海外军队士气的责任。“国防妇人会”负责起了这些活动的协调工作，派遣它的成员们到火车站为开赴前线的部队送行，并敦促他们写鼓舞后勤人员的信件。妇女们还通过制作护身符的方法来帮助那些素昧平生的士兵们，从护身符上他们可以确信自己拥有来自身后那片国土上全身心的支持。
　　 最受欢迎的护身符叫做“千针带”，就由1000个街上的行人在一块布上一人缝上一针，然后将其送给前线的士兵，据说它象征着日本妇女的信任和忠诚。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就收到了一个，是他的未婚妻和表姐妹制做的。坂井三郎写道，“没有哪个日本飞行员相信这种传统的护身符能避开子弹”，但当他想到他的未婚妻和表姐妹长时间“伫立在寒冬的街头”请求行人们为它缝上一针，“我当然会戴上它，”他最后写道，“而且我把它绑在我的心口上。”
　　 还有一些志愿者们走上街头去制作另一种护身符，他们请行人们在一面日本国旗上写上幸运的祝福。许多日本士兵都在口袋里装上这么一面国旗参加战斗，因为这代表了他的国家。
　　 在神社中为死者
　　 祈福的人们
　　 日本人被鼓励着去东京广大而幽暗的靖国神社进行公众性的祈祷，在这里供奉着所有战死士兵的亡灵。这种信仰是由裕仁天皇在战争初期就树立起来的。他主持了一个在靖国神社举行的庄严仪式，在这个仪式上，裕仁天皇宣布那10334名死于中国战场的军官们的亡灵在此得到供奉，这意味着他们被赋予了神一样不朽的地位，几乎和天皇自己并驾齐驱了。
　　 随着战争的死亡人数不可遏止地增加，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失去亲人的平民来这里祈祷。靖国神社成为了一个至为神圣的地方，有轨电车经过它的大门时都要稍作停顿，而行人们则停下脚步并深深鞠躬。
　　 1941年，哀悼者们冒雨跪在位于东京闹市区的靖国神社外面。 平民们最通常进行的 就是为他们在战争中死去的亲近之人祈祷。也有许多士兵在他们乘船奔赴前线之前来祈祷一番。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