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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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面带微笑的老师的带领下，小学生们到达了农村。一群先前疏散到这里的同学们出来迎接他们。
　　 1944年夏天，美军夺取了马里亚纳群岛，这里处在可以对日本进行轰炸的范围之内。于是日本将城市中的大约40万小学生疏散到了农村地区。仅东京就有25万孩子被用船运到了附近的12个县里。
　　 尽管孩子们在农村相对安全一些，但他们的生活却一点也没有田园诗似的美妙。即使在那里，上课也常常被空袭警报所打断。放学之后，孩子们被安排去山上挖野菜或者种植蔬菜来补充他们贫乏的伙食。
　　 毫不奇怪，这些城市长大的孩子中的大多数很难适应他们的新环境。跳蚤、虱子和饥饿都是他们最忠实的伙伴。而且他们十分担心留在家里的父母。一个女生还记得：“听见炸弹落了下来，看见半边天都变红了。我一直在担心，一直在想家，有好多次我真想抬腿就往家走。”
　　 快乐的小疏散者轮流在一个公共浴池中泡澡，并相互搓背。
　　 被重新安置的孩子们在为他们的简单饭食表示感恩。这顿饭里只有稀汤、大米和豆子。由于缺乏平衡的膳食，被疏散的小学生普遍营养不良。
　　 皇宫的主要建筑被烧成了白地。燃烧弹在东京闹市区引起的大火越过护城壕烧到了皇宫，天皇在他的地堡里躲过了空袭之后，出面感谢了数以千计力图抢救皇宫的灭火者。
　　 一位医生将谷口太太和其他人送往一个防空洞，但是还没等他们走到那里，产前的阵痛就迫使她躺倒在近乎结冰的光地上。就在那里，在三个护士的协助下，她生下了一个男孩。护士用她的衬衣把婴儿包起来放在她的身旁，看着大火在周围燃烧，直到天亮。
　　 在另一家医院中，就在第一次警报响起的时候，武者三代生下了一个女儿。她是一位电厂老板的妻子，已经是12个孩子的母亲。一小时之后，护士长向外看，看见天空已经被大片的红色照得通明，冲天的火焰冒出滚滚的黑烟，海浪一样的火苗正一波波地向着医院卷过来。由于主管医生正在外照顾受伤者，于是她就下令进行疏散。
　　 武者三代和她的婴儿被放在一张担架上，身上盖了几床被子以避免被火烧伤。接着，她们和其他的病人们一起被抬到了距医院半英里之外的一个火车站，几个小时后，武者三代在那里得知她的丈夫和其他12个孩子都在大火中丧生。
　　 在东京东北部地区，大量的人群涌向了一个神庙，他们有的认为这个庙是耐火的，因为它在东京的历次大火中都安然无恙，有的则是为了求得那位同名女神保佑。但是这次这座宏伟的木构建筑终于没能逃离火焰的魔掌，在熊熊的大火中房顶坍塌了，将火势蔓延到了庭院中，那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葬常在不远处的红灯区吉原，高大的铁门都被砰然紧闭，防止签了卖身契的妓女们外逃，也防止火势蔓延过来。当大火烧过来的时候，这里的房子立刻就被引燃了，有许多妓女在这天晚上和嫖客一起被烧死了。在南边的日本桥附近，警察指挥着逃命的人们到著名的剧院“明治座”中躲避。但是逃难者们因为缺少空气而窒息，接着舞台上的幕布就被引燃了，于是这个巨大的建筑也变成了一个火葬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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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后的五分钟取得胜利。”成了那些仍心怀希望者的口号。对于那些不抱任何希望的人，“玉碎”只是一个勉强的安慰———他们的世界将和他们一起粉碎。
　　 尽管有千百万的日本人准备为天皇去死，但实际上，在那些想要停止战争的人中，天皇本人是主要的一个。他在发动大战的时候就同意得极为勉强；早在1942年2月的时候，他就产生了和谈的念头，这个念头是在他最亲近的顾问、掌玺大臣木户幸一侯爵的启发下产生的。从那以后，裕仁曾经在许多场合建议他的大臣们结束战争。
　　 但是在通往和平的道路上存在一个看起来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就是盟国在1943年11月的《开罗宣言》中公布的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过去的几年中，在公开或者秘密倡导和谈的人中，没有一个能向盟国提出一个针对保留日本“国家实质”问题的妥善解决方法。所谓的“国家实质”，其主要的意思就是古老而神圣的天皇制度，国家实质包括的内容有“日本的生活方式”，日本本土的不可侵犯，对于军国主义者来说，陆军的荣誉也是国家实质的一部分，他们把它当作天皇的完整性的一种延伸。
　　 从1942年往后，一些由政客、官僚，甚至是军队的成员组成的小集团一直在考虑，如何使日本的战争目标和它不断缩减的力量相一致，同时他们还为了开辟一条谈判媾和的道路而和当时的机制不断周旋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和木户幸一保持联系，再通过他联系到天皇。
　　 就在木户幸一和天皇就这一主题进行第一次对话后不久，外务省官员吉田茂向木户幸一提出了一个建议，吉田是一位沉静内敛的和平拥护者，他的建议就是派在西方非常著名的前首相近卫亲王到瑞士去寻找和平谈判的机会。木户幸一侯爵和两位曾经力图使日本免于战争的前首相———米内光政海军大将和冈田启介都支持近卫。在他们的支持下，近卫考虑了各种寻求和平的办法。但是他们总是遭到陆军的阻碍，此外，由于他们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保留天皇的地位，也使他们的努力难以成功。
　　 海军准将高木础吉是海军军令部一位才华横溢的作战计划制定者。1943年晚些时候，应米内光政的要求，他秘密地对日本的目标、成就和前景进行了一个长期的评估。在得以接触海军以及几个战争生产部门秘密档案的基础上，高木考查了空军、海军以及商船的损失情况，国家储备以及原材料资源的减少情况，并且对敌国的力量进行了估计。这项研究在1944年初完成，得到的结论非常简单：日本正走向不可挽回的失败，只有媾和能够使它免于毁灭。
　　 但是高木础吉不敢把他的报告呈给他的上司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岛田对东条英机十分屈从，以致他的海军同僚们在背后讽刺地把他称为“东条英机的副官”。相反，高木在私下里简要地把研究情况告诉了米内光政海军大将和几个朋友，其中就包括在陆军中和他担任相似职务的松谷盛大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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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篇题为《竹枪根本无济于事》的文章中，新明武雄对陆军的防卫计划进行了批判，因为这个计划命令本土的全体人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要拿起手头的任何武器来击退盟军的入侵。相反，新明为海军的观点进行了辩护：最后的决战必须在海上进行，这样可以防止美国占领日本本土以及对日本进行轰炸。
　　 尽管这篇文章并没有指名道姓地提到东条英机，但这位日本首相还是认为受到了人格侮辱。他给新明武雄下达了一份入伍通知，而通常像新明这样一个年入四旬的人是不属于征兵之列的，所以这个通知被称为“死亡召唤”。任何一个收到这种通知的人几乎就死定了。他们都被用船运到了最前线的部队。新明武雄将被送到了琉磺岛的一个陆军航空兵连队中。
　　 但是海军拯救了这位记者的生命。他们向新明武雄下达了海军入伍通知，而这份通知，被精心安排在了陆军的前面到达，抢先将新明安排在了海军新闻处中一个安全的岗位上。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为了表示对美国的蔑视，东京的行人们践踏被政府宣传部门绘制在人行横道上的巨型美国国旗。
　　 一个士兵将竹枪刺入代表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稻草人。旁边的牌子上的内容是鼓励行人都停下来刺上一下。
　　 全身心地投入战争的准备
　　 “因为我们想到了那些在中国北部打仗的战士们。”在被问及她和她的同学们为什么冬天不穿外衣时，一位女中学生这样回答道。这些孩子之所以会如此毫无怨言地忍受严寒，一个原因是出于爱国主义，另一个则是日本政府努力进行的所谓精神动员的结果。为此他们发动了无穷无尽的政治宣传运动，号召人们与军事行动保持一致，促使所有的人们坚定意志来承受那些战争可能给后方所带来的困难。
　　 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东京的宣传机器高速运转起来，全国的报纸都按照指示同时发表了“要与政府协调一致”的公告。从此之后，日本人民便被铺天盖地的新闻和报道所吞没，它们全都是在宣扬奋不顾身的日本士兵有多么勇敢，以及这场为了抵抗凶残的美国侵略者，保卫天皇的圣战有多么正义。
　　 任何对政府的政策产生质疑的人都会遭到审讯甚至监禁，而执行这一任务的人是名字非常直白的思想警察”。如果那些懦弱的惟命是从的媒体偶然发表一些评论，被认为违反了1941年的一项所谓的维持“和平气氛”的法律时，那些倒霉的撰稿人就会面临失去工作或者将被监禁一段时间，为了对付这些失误所带来的后果，许多报纸雇佣了“狱中编辑”，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去服规定的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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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隅田川对于火势起到了缓解阻延的作用，成千上万的人集中在河岸上，并全跳进了浅水区。但是在一些地区由于两岸全都着火了，大火的热量使河水温度升高，致使许多人被活生生地煮死或者被蒸汽蒸死。一些人在涨潮的时候被淹死了。还有一些人是被后面那些蜂拥向前，拼命往水里跳的人给挤了下来，然后也被淹死。另外有成千上万的人跑到河面的桥上躲避，但是当钢铁的桥梁被烧得滚烫的时候，他们跳进河里，被冲走了。
　　 警报解除的笛声在凌晨5点钟响起。那些在大火中侥幸逃得一命的人们筋疲力尽地瘫倒在地。杉浦由子后来在一首诗中回忆着：“黎明时分，从空袭的火海中逃出，我和孩子就在大街上沉沉入睡。”在一些地方，大火整整烧了四天才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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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陆军最高机密长期规划部的负责人，松谷盛命令他最亲信的助手们进行了一项独立的调查。调查的结果是一份被他坦白地命名为“终止大东亚战争的措施”的文件。在这份文件里，指出了日本从1944年往后可能面临的各种情况，并且针对各种不同的情况都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其中最受青睐的计划集中讨论了德国崩溃的时间，并且强烈敦促日本努力在德国崩溃时结束战争；过了这个阶段之后盟国只会变得更加强大，而且他们对于日本的态度也会更强硬。最后计划书中提出了一种最后地步的情况，到那时日本将面临一个残酷的选择：要么被消灭，要么投降。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松谷盛的现实主义分析认为，日本必须放弃所有的目标和成果，以争取保留皇室以及它赖以维持的传统。
　　 松谷把他的秘密报告在陆军和海军的最高层军官传阅，他对于自己的研究结果的信心极为坚定，因此他轻率地把它拿给了首相东条英机，并且热切地向他阐述日本必须在被迫接受残酷的投降令之前寻求和平。
　　 东条英机的反应迅速而且冷酷，他把松谷的研究指称为敌对的宣传，并且下令把这位显贵的司令部军官调到了中国去当前线指挥员。在那里他将有无数的机会，以死为他的懦弱、叛逆的思想赎罪。
　　 松谷盛的朋友们最终成功地把他从前线救了回来。但是经过这件事之后，那一小群了解日本的资源和力量不断下滑这一秘密的司令部军官和中级的部里官员们变得清醒起来。他们的上司们把这些资料作为迫使东条英机辞去首相职务的工具，并且用来为木户幸一侯爵编纂秘密报告。但是大战仍然继续进行，行动的基础仍然是海军和陆军的总司令部做出的正式的估计，这些司令部的人员和他们的报告都深受了东条英机至死不休态度的影响。
　　 东条英机和岛田繁太郎下台了，同时明显对战争持悲观态度的米内光政海军大将担任了海军大臣和副首相。高木础吉在1944年9月，为他的新上司和保护人准备了一个松谷盛的评估和建议的最新版。在米内光政的要求下，这份报告还包括了其他内容：高木自己关于如何取得陆军的合作，结束战争的想法；关于公众对投降反应的预测；以及一项关于如何联络到天皇，并借助他个人的努力获得和平的战略———这是所有项目之中最具危险性的。但是，和许多类似的想法一样，高木础吉的和平战略草案也撞上了石头。这块石头就是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无条件投降看起来毫无疑问地意味着天皇的终结，然而即使是最热心的和平倡导者也无法接受这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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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开垦新的耕地，小学教师安藤雅子带着600名小学生从名古屋来到山里，在那里，他们花了13天搬开石头和树桩。她后来说：“我累得连锄头都拿不住了，我没有想所做的一切会不会对战争有什么作用。”
　　 在东京北面崎岖不平、云雾遮盖的山上，当地三浦神社的神职人员们硬是将原先认为不能耕种的土地开垦成了一片菜园。
　　 一位妈妈和她的儿子们在用风干的蚱蜢喂母鸡。
　　 在把陡峭的山坡改造成耕地之后，一户农民在小块的稻田里插秧，他们的梯田之间只有用梯子才能上下。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锅碗瓢盆也参战
　　 僧侣们为废铁征集运动捐出了庙里的金属做的锣、缸、花瓶和烛台。
　　 东京的少年们在一辆推车上堆放收来的废铁。
　　 志愿者们回收铝质硬币以建造飞机。
　　 一个街道协会的成员们从工厂的金属废物中挑选小块的钢铁。
　　 为了缓解军事产品所需的各种金属和合金极度短缺的状况，日本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紧锣密鼓的废品征集运动。征集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在大城市。东京的装饰性铁制街灯、栏杆、黄铜的交通车道标志、建筑物的饰板以及桥梁上的金属装饰全部被拆掉了。公园和火车站的铁制凳子都被拿走，甚至连供奉着战死者的东京靖国神社的青铜大门都被拆散运到了一家兵工厂。
　　 神道教的神社捐出了他们的黄铜门栓，佛教寺庙捐出了他们的大锣，横滨一家为纪念1923年那场灾难性的大地震而修建的博物馆捐出了10吨展品，其中包括扭曲的有轨电车轨道和破碎的金属水管。
　　 数以万计的家庭主妇们交出了金属容器。每一个人都把手里的铝制货币换成了新铸造出来的锡制硬币。当供暖的燃料耗尽时，公司经理们就把他们的建筑物中的暖气片拆了下来。
　　 到1944年，铝的短缺已经严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军警都被动用来进行废品征集运动。每个家庭只被允许留下一个锅来做饭，一个桶来提水。
　　 为了获取贵重金属，中学女生们从和服中抽取金线和银线。
　　 在全国性的征集运动中，广岛的一些家庭捐献出家用的器皿和装饰品。
　　 东京的商人们捐献旧自行车和多余的零件。
　　 孩子们上交塑料和金属玩具以备再循环利用。
　　 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每天的上下班成了一个日常性的艰巨任务。由于燃料和零件的短缺，出租车、轿车和公共汽车都无法开动，上下班的人全都挤在火车和有轨电车上。但是由于公共交通本身急剧减少，票价上升了，等车的队伍也越来越长。在许多城市里，火车和有轨电车被征用去运送军事人员和重要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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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45年3月10日东京最惨重的轰炸起火之后，无家可归的幸存者们涌出城外。后面正在奏乐的是一支陆军军乐队，他们不顾在空袭中估计多达10万人的死亡，坚持要庆祝陆军建军节。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日本探照灯的交叉光柱锁定了一架B-29超级空中堡垒，里面满载着燃烧弹，在阪井市的上空形成了雨点般的火光。时间为1945年6月10日。
　　 风助火力 城市尽毁
　　 1945年3月10日，就在凌晨的黑暗中，超过250架的B-29将2000吨燃烧弹投向了东京。这是柯蒂斯·李梅将军新战术的第一次重要实验，他是第二十一轰炸机大队的首领。那些在较早时期对日本发起的空袭———比如1942年的杜里特尔空袭和1944年的高空精确轰炸并没有造成多大的破坏，于是李梅现在计划采用从低空飞行的飞机上扔燃烧弹的方法对付日本的工业城市。
　　 对东京的燃烧弹轰炸建立起了一种可怕的轰炸模式，这种模式被广泛使用在对随后许多城市的袭击中。燃烧弹落在了东京人口最稠密的部分———湖东地区，这是一个劳动阶层居住的地方，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多达10.3万人，用木头、纸张和竹子建成的房屋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当时刮起了一阵反常的寒风，速度高达每小时40英里。记者加藤益雄回忆说，这阵风“把数以百计的小火苗赶到一起，形成了巨大的火墙，它们越过街道，防火道和沟渠，速度快得吓人”。这股火被飓风追上、包围并且烧死了无数试图逃跑的日本人。许多人虽然没有被烧死，却死于窒息，加藤写道：“火焰呼啸着前进，大量吞咽着氧气，成千上万的人死在防空洞里、大街上、沟渠里，甚至是大面积的开阔地上，就像被抽干了水的湖底上大量喘息挣扎的鱼。”为了躲避跳跃前进的火头，成群的人跳进了隅田川和这一地区相互交叉的沟渠中。
　　 热度太高了，以致它所引起的气流使飞行在几千英尺高空、长达90英尺的B-29也晃动起来；火光也极为明亮，以致在轰炸机快速飞回位于马里亚纳群岛的基地时，机尾的炮手在150英里之外还能看见闪光。在一夜之间，东京16平方英里的地区被烧成了白地，而且大火整整烧了四天。
　　 在取得这第一次成功之后，B-29又摧毁了名古屋、大阪、神户和几十个其他工业中心的大片地区。在被袭城市的一个又一个的街区中，剩下的只有冒着烟的电话线杆子，东京的妇女们把它们叫做“废墟上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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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不敢告诉天皇正在发生的情况，但东乡重德做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苏联正在使用拖延战术。通过莫斯科谋求和平的道路被堵死了。
　　 实际上不仅莫洛托夫知道日本的提议，连华盛顿的高官们也都知道了，因为马立克事后立即用电报向莫斯科进行了汇报。美国人在很早以前就断绝了日本的外交渠道，现在他们既读到了向莫斯科的日本大使馆发出的各种焦急狂乱的指示，又读到了佐藤大使率直的答复，敦促政府不计代价地投降。天皇再次亲自插手，派近卫亲王向莫斯科带去了他的亲笔信。
　　 但是在7月17日的波茨坦会议上，盟国确定了彻底击败日本的最后作战计划，敦促日本投降。在为期两周的会议期间，日本发出了各种信号，请求结束杀戮和毁灭。这些信号虽然有些藏头露尾，但是还是比较明显的，然而美国和苏联对此视而不见，那些调停者的时间很快就要用光了。
　　 小矶国昭将军。他在担任朝鲜总督时由于其凶恶的相貌而获得了“朝鲜之虎”的绰号。他在1944年代替东条英机担任首相时，没有得到陆军参谋本部的支持，他们不及时向小矶国昭报告作战计划，并且不让他看机密资料。
　　 一群工作人员在东京西边的一个试验场上放飞洲际气球。
　　 风中的秘密武器
　　 当日本的城市在美国的炸弹下燃烧颤抖的时候，日本人也在寻求利用他们所研制的秘密武器进行报复，这种秘密武器就是洲际气球炸弹。
　　 许多气球都是由心灵手巧的女学生一针一线地缝制而成的，她们还用了一种从“魔鬼舌头”里提取出来的胶，这种植物是日本的土产，有土豆一样的块茎。每个气球都是由600块韧性极好的材料拼成的。
　　 1944年11月，第一批载着炸弹的气球被放入大气层，它们在高空飘浮，一直越过了太平洋。在放飞的9000个气球中，最终只有几百个抵达了北美洲，而且几乎没有造成任何破坏。
　　 学生们吃力地抬着一个他们刚挖出的松树桩，这种树桩可以用于提炼天然的飞机燃料。在强加给平民的各种“志愿”工作中，挖树桩是最重的一种。
　　 1945年春，住在临时搭建的栖身所里的空袭幸存者在进行早上的例行工作。他们的社区在此前的空袭中被全都炸毁。
　　 1945年神风飞行员们平静地等待着自杀性任务的到来。有的在下棋，有的在奏乐。由于缺乏作战飞机，一些志愿者要等上几个月才能进行他们最后的死亡飞行。
　　 一座为精英们准备的山中堡垒
　　 1944年11月，在位于东京东北方110英里处松代附近的水上山，日本工程师们带着2500名朝鲜劳工开始在山的一侧开山炸石。他们修建的是一座陆军的地下仓库，实际上，这座由六英里长的隧道和无数小房间构成的设施，是在盟国入侵时作为全国指挥部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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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措施有助于控制新闻媒体和对人民的思想进行约束。政府还试图将人民的身体也控制起来，年轻男子除了他们的日常工作之外，还被要求自愿参加军事训练，年轻女子则被鼓励着结婚生子，以为这个不断扩张的帝国充实人口。无论男女老幼都被要求穿上单调的平民制服，还要参加准军事训练，人人都疲于奔命，苦恼不堪。人民的具体生活，无论是吃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去锻炼还是如何祈祷都要服从政府的指示。原因就是政府要千方百计争取成功地达到它所宣称的目标:维持“完美的公共秩序”。
　　 1943年，即将赶赴战场的日军从东京一家剧院的巨型广告牌下经过。广告上的标语是：我们不会停止进攻。
　　 采取节约措施来巩固本土
　　 在战争刚开始时，由于日本领导者制定的作战计划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消费品生产的大规模减少，因此政府发动了一场节约运动，主要是为了使人民做好为国牺牲的准备。这一次运动的口号———诸如“奢侈是我们的大敌”———被印在传单上，撒遍了日本列岛。
　　 大多数的日本人都响应了政府的号召。他们每天跟着国营广播网进行定时的锻炼，以此来加强身体素质。他们还勒紧裤腰带，像日本禅宗的和尚那样，进行自愿的食量节制。日本禅宗和尚自愿戒食大米，只吃少量的水果和蔬菜。
　　 人们努力去适应失去了以往一切便利的生活。从1940年开始实行严格的汽油配给，东京从午夜到凌晨5点，实行交通管制，爱国主义的妇女团在政府的发动下，对任何浪费油料开车去红灯区的家伙的姓名予以无情的揭露。
　　 政府还号召进行服装上的限制。他们敦促妇女们将奢华的服装如西式裙子和华丽的和服束之高阁，换上农妇式的工作衬衣和宽大的裤子。口红、胭脂和眼影之类的化妆品全遭到禁止，而在美发店统统被关闭之后，朴素的短发成为了最流行的发式。
　　 而日本的男人们无论军民，则响应号召，将笔挺的西服套装换成了毫不合身的卡其布制服，并且打上绑腿，带上军帽。最后，由于所有能利用的皮革都被用于为军队制造军靴，以至于所有地方的平民们都不得不穿上笨重的农村式样的木屐。
　　 东京的一个身穿西式套装，头戴草编礼帽的警察正在训斥两位妇女，因为她们一个穿着西式洋装，另一个穿着和服，这些都被政府列为奢侈性的服装。
　　 一位身披防空组织绶带的妇女微笑着展示名为“Monpe”的宽大式女裤，这种裤子后来成为绝大多数妇女的着装。
　　 东京附近伊豆半岛上的一群居民在户外进行柔软体操，背景为富士山。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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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美国血统，全部的日本精神
　　 来栖三郎大使和他的美国妻子艾丽丝。艾丽丝可以讲流利的日语，他们希望儿子有朝一日可以访问美国。
　　 直率坦白的试飞员来栖良大尉。他经常赞扬美国人造的作战飞机在设计上的优越性。
　　 东京巨人队的垒球明星川上哲治在1940年的一场比赛中跑垒。川上和许多其他选手都接到了征募通知，有一些甚至是在比赛进行中。体育馆的广播员只是简单地说：“请回到你的家里，有一项公务要办。”
　　 1944年，应征的少年们在入伍前的体检中接受一位陆军军官的仔细审查。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军人，应征者的身高必须达到4英尺10.5英寸，体重至少达到103磅，胸围要超过身高的一半。
　　 身着制服的中学生们在一次群众送行会上观看新入伍的大学生们（近景）在行军。这次送行会于1943年10月在东京的明治体育场举行。这批大学生新兵中有650人最终作为“神风”敢死队的敢死员而死去。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1703年12月14日夜晚，由47人组成的浪人集团“赤穗浪士”登上吉良藩主的大雪覆盖的屋子，为他们死去的主人进行等待已久的复仇行动。
　　 在这幅木版画中，一位名叫牛若丸（源义经的小名）的12世纪的年轻战士（右）和一位传奇性的强盗头子进行搏斗，由此获得了武士的地位。
　　 古老的传统对一位日军士兵的精神激励
　　 1939年10月3日。中国长江上空。战斗机飞行员坂井三郎独自一人遭到了来自12架敌方轰炸机冰雹般的袭击，在击落一架敌机之后，他毫发无伤地逃离。后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最出色飞行员之一的坂井，从来没有被任何看起来对比悬殊的场面吓倒过。他在对这次经历的描述中写道：“我毫不迟疑地发动进攻，我是在武士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我心里除了尽我所能地进行毁灭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念头。”
　　 所谓的武士传统，就是古代日本那些使用刀剑的战士阶层留下来的遗产，它在战时的日本复活了。和飞行员坂井三郎一样，上百万的日本人遵循着古老的武士教条：无畏的勇气，无条件的服从，对死亡的轻视。
　　 这些道德观念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被一点一滴地灌输。日本的中学男生通过做那种使人浑身淤伤的柔软体操来学习“武士精神”，有时会光着上身站在雪地里，另外的方法就是通过惩戒，在一些学校中是经常性的鞭打以及洗冷水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