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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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美国船在燃烧的大阪-疯狂的岛国
　　 1944年的圣诞节左右，在一次大规模空袭后，鲍伊尔经历了第一次死里逃生。他和难友们住在大阪的港口附近，在那儿的一个陆军供应站里当搬运工。供应站里大堆的空汽油桶，被一个炸弹震得到处都是。那个被他们称为“查理森”的平民工头从一个陆军军官那里得到工作指令，指挥战俘们把油桶重新码好。鲍伊尔回忆道：“这差不多是一个逃跑的好时机了，当警报开始响起的时候，查理森让我们走向一个建在一条沟渠对面的小建筑，我们将在那里躲避空袭。”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打击行动，目标集中在大约一英里之外的一座钢铁厂。“B-29使用极重的火力攻击大型目标，当巨大的炸弹击中工厂的时候，我们周围的所有建筑都在动遥当空袭将近结束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大炸弹呼啸着落向我们藏身的那座房子。当它落地炸开的时候，我们连忙低头躲避，就觉得好像整个房子正在向我们的头上砸下来。我匍匐着爬向门口，朝外张望，看见炸弹已经被埋在一排木建的小库房里，有两三座库房已经倒塌了，最近的那座正在着火。”然后水手们听说一群放学回家的日本孩子在听到警报后躲进了这座仓库，结果都被困在了里面。
　　 战俘们冲向了那所正在着火的房子，门已经被炸弹震倒的木材挡住了。一位水手操起一根铁棍撬开了木材，其他人则把燃烧着的杂物踢到一边，他们弄开了门，所有的孩子都安然无恙地逃了出来。
　　 到1945年1月，美国舰载飞机和潜艇对日本海上航运的攻击已经把大阪变成了一座死港。鲍伊尔和其他战俘看见最后一艘满载货物的轮船已经是好几个月以前的事了。但是B-29们继续前来，集中地轰炸基础工业：包括大阪－神户工业区内的工厂和各个钢铁厂、仓库以及为它们提供原料的供应站。3月14日，美国飞机对大阪进行了一次最严厉的惩罚。
　　 配有雷达的轰炸机可以穿透厚厚云层的阻碍，27架B-29用1733吨燃烧弹把这座港口城市烧了一个底朝天。在随后燃起的冲天大火中，共有134744座房屋被烧毁。有效的防火道和分散的工人住宅有助于减少伤亡。在空袭后，大阪消防部门统计共有4000人死亡，受伤人数是死亡者的两倍，另有500人失踪。
　　 四天之后的3月18日，名古屋变成了攻击的目标。这一次参加轰炸的，除了300架B-29之外，还有从一架航母起飞的海军飞机。一番猛炸之后，有三平方英里的地方化为灰烬，成千上万的难民逃往了农村，更多的人在他们被摧毁的房屋之间转悠着，有一些人在瓦砾堆上搭起了临时的小窝棚，还有一些人就在露天里尽量地挨着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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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夜火海-疯狂的岛国
　　 但是在3月9日，风却和日本对着干了，带来了完全相反的后果。虽然这天天亮的时候东京还处在一个温柔的早春之晨，但下午的时候刮起了一阵相当大的三月风，到了晚上就变得十分猛烈了。这个时候住在薄板房里的东京人都十分警惕，因为这种天气常常会使这个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的火灾危险大大增加。
　　 尽管被大火所包围，最初的时候居民们还试图发挥他们在消防演习中所练习的技术，往每个炸弹上猛倒水或沙子，一起组织社区灭火队，并且向警察、消防队员和少数训练有素的救援工作者们请示指令。政府权力部门曾经说过，如果每个家庭都尽自己的一份力，每个社区都进行自保的话，那么整个城市就可以安然无恙。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到，敌机不仅投下了凝固汽油弹，还在每平方英里的范围内投下了多达25吨的充满原油的炸弹，而且大风也飞速地席卷了全城。
　　 面对这一切，市政的专业以及业余的消防队员们全都无能为力，他们手上只有从手泵上流出的细弱水流，只有浸透了水的草垫子，只有一桶桶的沙子。脆薄的房子在几分钟内就烧了个精光，一家家的人们要么是尖叫着冲到街上要么就被埋在了烧焦的瓦砾堆下。
　　 警察们努力将人们带到防火道里，带到空地上或者已经被火烧了个干净后、火势已经熄灭的地方。有少数的消防水龙仍在使用着，不过消防员将它们转向了那些盲目要穿过大火逃命的人们，赶在他们扑入火焰之前将他们浇透。但是电线杆倒了下来，纠结在一起的电线挡住了出路。在被一堵火墙锁住之后，年轻的冈田寅雄用一条薄被盖在他母亲的背上，然后他们就一起闭起眼睛，冲进大火，直到他们通过了火墙才松开。山本加津子带领她的八个孩子脱险的办法是把他们拴在一起，由她最大的儿子带头，而她自己抱着最小的在后面殿后。
　　 火变得极热，烟也极浓，以致有的人的肺部被熏坏了。人们跌倒在路上，在痛苦中不断衰弱下去。不久之后，大街小巷都摆满了一排排焦黑的尸体，这些人在试图从大火的吸氧洞里逃走的时候，窒息并被烧死。在猛烈的大风里，即使那些已经逃出大火范围的人也会因为被风刮来的火星而着火。衣服都被点着了，那些把婴儿绑在背上的母亲们发现孩子身上也着火了。
　　 就在这场大浩劫之中，谷口益美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孩子。她在这天晚上的早些时候住入了一家妇产医院，但是在大楼被燃烧弹击中之后，医院不得不进行疏散。
　　 向农村的有序疏散
　　 东京，身着制服的小学生们登上一列专门的疏散火车，中间的标志上写着“小学生疏散专用车”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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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避炸弹的护身符-疯狂的岛国
　　 鲍伊尔和其他战俘被日本兵用刺刀逼着进入了港口边缘一个木顶的砖房里，他们惊恐地发现看守他们的日本兵用铁链从外面把铁门紧紧地锁上了。鲍伊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当一些着火的棍子重重地落在木质屋顶上并把它引燃的时候，我们几乎乱作了一团，火苗窜得很快，大块大块烧着的木头开始往地板上掉，火焰已经吞没了木头椽子，我们知道房顶支持不了多久了。”大家搭成了一个人塔，这样他们其中的乔什·麦柯里军士得以攀上去，打碎一扇窗户，从20英尺的高度跳到了外面的过道里。在那里他找到了一根铁棍，撬开了锁和铁链 。大家憋着气跌跌撞撞地冲破浓烟来到露天地里，从着火的木头仓库一直跑到一座延伸到水里的码头上，他们发现日本的平民装卸工们都聚集在那儿，但那位负责看守他们的士官和其他的日本兵已经不见了。他们告诉那些装卸工说战俘们已经回到营地去了。
　　 仅仅在一个小时之内，燃烧弹就使船坞附近的木构建筑全部夷为平地，并且引燃了砖瓦建筑的屋顶。有一个平民自告奋勇地要求将战俘们带回营地。鲍伊尔写道：“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或者延缓狂猛的火浪从船坞向外蔓延，眼前完全是一片混乱。烟雾和灰尘浓得使我们连前面的半个街区也看不清。许多脆弱的建筑已经倒塌了，滚滚的怒火又迅速地烧平了剩下的那些。我们不得不走在街道的中间，以防被燃烧的碎块砸着。”当一位心肠最硬的水手在冒着烟的瓦砾堆中发现一顶小男孩的学校制服帽子时，他也忍不住哭了出来。“在回战俘营的余下的路途中，我们都默然不语。当我们回到那里的时候，发现大阪第一战俘营只剩下了一片焦黑的废墟。”
　　 战俘们也加入了整体转移的行列，被送到了农村，在那里他们度过了余下的被俘生涯，在荒凉的山坡上开垦田地来种稻子。
　　 日本上空的轰炸机数量还在继续增加。5月10日有400架袭击了七个目标，14日和17日各有500架参加了轰炸，这两次大规模的袭击使名古屋四分之一的地方化为灰烬。5月24日和26日，又各有超过500架的飞机轰炸了东京不同的地方。在26日的空袭中，多达4000吨的燃烧弹使东京的中心区整整燃烧了36个小时。
　　 皇宫在24日的轰炸中也变成了受害者。其中大片的房舍、神社和花园都被宽大的灰石砌成的壕沟环绕着，而且皇宫居于城市的中心，因此人们一直以为它处在轰炸机的破坏范围之外。
　　 着火的木料四处乱飞，上面的火苗被风吹得到处都是，引燃了皇太后和皇太子的宫殿，以及宫里的其他十来处建筑，这些建筑都是互不相连的。有将近一万名的士兵、政府人员和消防员，带着40辆消防车，整整扑救了四个小时。士兵们受命抢救绘画和其他艺术品，并把它们运到安全的地方。他们抢救出了许多珍宝，但是救火却毫无成效，最后共有27座建筑，包括主殿本身被烧毁了。天皇和他的家人都安然无恙，因为他们事先都躲进了在皇家图书馆专门为他们修建的防空掩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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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杜里特尔空袭所引起的直接后果，东条英机首相确实敦促要改善空袭的预防措施，他采取的办法就是将单个居民用街道协会组织起来，这是日本一直沿用的灭火的主要方式。通过对属下的10到12座房屋进行强化检查，无所不管的邻组要保证每一家都备有沙子、成缸的储水、水桶、铁锹以及扫帚，还要保证居民们知道如何利用它们对付燃烧弹。街道协会领导进行灭火演习，并且加强了灯火管制。要求向所有的居民都发一个“必胜的防空誓言”，在其中他们立誓“绝不自行其是”，而是要团结起来保护自己的居住区。1943年以后，新的全国防空法律禁止从事关键性工作的工人在空袭期间离开城市。
　　 在街道协会和政府命令的督促下，东京和其他城市的居民都在自家的庭院中挖掘防控掩体，他们对此怨声载道。他们刚一在这些浅洞上铺上盖板，马上就在板上堆上泥土，种上花卉和蔬菜以美化这些丑陋的突出物。
　　 在灯火管制期间，防空洞的顶部通常变成一个栖身处而非掩体。没有人介意下到很快就积满了地下水的又冷又湿的坑里，然而政府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人留在地面上，观察是否有燃烧弹落下，并且召集人手扑灭它们或者在火势蔓延时找人进行扑救。
　　 市政府下令在商业中心挖掘防空壕，给那些在购物时遭到空袭的人们提供掩护。但这些新掩体几乎马上就引起了意外事故和连天的抱怨，人们在灯火管制时或者在从附近的酒馆回家的路上摔了进去，跌断了手脚，或者磕破了头。人们对于那些排列在街道两边，贮满消防用水的大缸也怨声载道，因为里面的死水里滋生出许多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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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邻组负责人还要不断地召集人们进行演习。演习经常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突然开始，更常见的是在夜间进行。按命令，每家至少要有一个人参见演习，由于大多数的男人都在前线，所以这个参加者通常都是妇女。并不是所有的妇女都认为演习是容易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它合情合理。有一位妇女记得因为弄洒了水而被从救火队中赶出来。“那个领头的男人说：‘你不够强壮，回家再找一个人来吧。’”另一位妇女对于无休止的反复动作感到厌恶，她说道：“对我来说，拎着一桶一桶的水跑上山坡是一种愚蠢无聊的作战方法。”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日本平民来说，防空演习增强了集体的纪律性，也加强了全国的团结。演习也造成了一种盲目的信心，这在一首邻组歌曲的歌词中有充分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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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战地区中权力在两个军种间的分配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规则，陆军掌握了大部分的指挥权，但海军控制了新几内亚的一半、所罗门群岛、苏拉威西岛以及被托管的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双方都认为对方控制下的地区与自己毫不相干。还是那个同盟新闻社的记者加藤，他认为这种情况就是造成1944年6月塞班岛失守的原因，他在文章中写道：“分配给海军的舰只数量不足以守卫这一地区，而陆军提供的支援不仅不够，而且还三心二意。”
　　 然而海军也好不到哪儿去。作为山本五十六大将中途岛作战的一部分，陆军官兵们夺取并固守了阿留申群岛，海军早前就对这次登陆行动表示反对，很快就又对它进行批评，海军大西泷次郎少将后来说：“我们应该在猛攻阿留申群岛之后就从那里撤走，但是我们愚蠢地占领了这一地区，还投进了过多的物资和不必要的兵力，这使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再离开了。”所谓不必要的兵力就是指那2300名在1943年5月美国收复阿留申群岛时被困的士兵。
　　 在得知阿留申群岛的大败后，裕仁天皇陷入了很深的困惑，他非常天真地问他的侍卫官：“难道海军和陆军之间真的水火不容吗？如果他们之间存在摩擦的话，那我们就难以赢得战争的胜利。”
　　 天皇的这个结论是绝对正确的，由于东条英机试图掌握日本盘根错节的政治结构的努力毫无成效，由于警察的高压手段渗透到国内的每个角落，由于陆军和海军之间龃龉不断，兵力不足、军备匮乏的日本帝国无可挽回地逐渐滑上了通向失败的道路。日本人民，即使在一段梦魇般的时期已经到来时，仍旧对他们的精神坚信不移，但他们很快就会尝到苦果的滋味。
　　 1944年1月，东条英机首相灵敏地应对一位帝国议会的成员。东条英机的思维敏捷，言辞犀利，因此他被称为“剃刀”。
　　 1940年10月31日，成双成对的日本人在享受“Auld Lang Syne”。（这是一首著名的苏格兰歌曲，中文名叫做“骊歌”或“友谊地久天长”，常作为舞厅的交谊舞曲。）禁令前最后的舞曲。政府下令在这一天的午夜之前关闭所有的舞厅，以此作为一项保护措施。
　　 记者新明武雄在一次关于战略的争论中站在海军一边，因而激怒了东条英机。
　　 新明武雄（第一排左起第一人）和他的连队在一起。后来这一连队在守卫琉磺岛时被消灭。
　　 一篇带来了“死亡召唤”的报道
　　 1944年2月23日，日本的《每日新闻》发表了一篇引起轰动的文章，东条英机首相看了这篇文章后，勃然大怒，以致一定要把它的作者———战争新闻记者新明武雄置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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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墟中的日子-疯狂的岛国
　　 5月29日，B-29最终对横滨发动了一次白昼空袭，为时一个小时，将半个城市夷为平地。神奇的是，只有5000人死亡。逃难者们再次逃走了，他们丢弃的日用品和家具堆满了街道。
　　 对日本进行的最大一次协同空中打击在6月10日到来了，共有2000架飞机参加。超过500架的B-29轰炸了五个目标：大阪附近的和歌山和阪井市，名古屋附近四日市的炼油厂，名古屋 后面群山之中的岐阜，以及东京北边很远处的仙台。1000架从航母上起飞的飞机轰炸了东京周边的机场，300架飞机攻击九州的机场，其余的打击了大阪和名古屋。
　　 在大阪的赤泽富江既机警又幸运，她带着丈夫、女儿以及许多邻居，在一个新建的巨大的储水池附近躲避轰炸。“燃烧弹会烧着房子，甚至空地上的草，”赤泽太太后来写道，“大火引起了巨大的向上的拉力，我们披在背上的被子都被掀掉了。”高温和浓烟很快将赤泽先生逼得发狂，他“一下了跳进了储水池中，里面已经有数不清的避难者，一些人的手里紧紧抓着自行车，甚至还有的抓着活鸡”。接着她女儿的风帽起火了。“我把她举起来扔进了水池里，然后自己也爬了进去。”赤泽太太回忆道，“我的丈夫逃走了，他后来一遍又一遍地感谢我救了我们的孩子，并且说在危急的关头，男人是没用的。”
　　 然而第二天，大阪再次遭到了袭击。政木文惠的丈夫是一位木头和象牙的雕刻师，当一架飞机在头顶上嗡嗡盘旋的时候，他从自己的铺子里冲了出来，被一个正在往下掉的燃烧弹喷了一身，一下子被一张蓝色的火网裹住了。“邻居们把他抬到了附近一所学校里的救护中心，”政木太太说，“他的头发还在咝咝作响，发出蓝光，他的皮肤成片地剥落，露出了里面的肉。我甚至不能擦拭他的身子。”她照顾着他度过了痛苦的一夜，直到他在清晨死去。
　　 政木太太的悲剧并没有结束。两天后，她那已经被疏散到农村的儿子和朋友们一起在一个校园里玩耍时，发现了一个未爆炸的炸弹。他们向一个空袭警戒员进行了报告。警戒员来到操场，捡起炸弹摇了摇，想看看它是不是还有效。结果它爆炸了，当场炸死了八个孩子，政木太太的儿子则受了致命的重伤。她获悉之后飞快地赶到了当地，发现她的儿子还活着，当他看见政木太太的时候，问道：“爸爸在哪儿，他怎么样了？”
　　 她撒了个谎说：“他今天呆在家里了，他有点儿不舒服。”
　　 儿子说：“我盼着能见到他，妈妈，我给新出生的小家伙做了个娃娃，放在我的老师那儿了，你去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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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杂草和虫子为食-疯狂的岛国
　　 他们的话使日本人民觉得在劫难逃，不久的将来，他们会以各种方式死去：被燃烧弹轰炸烧死，被饿死、病死，或者在军事首脑们的敦促下自杀而死。随着陆军最后决战准备的推进，人民日常生活变得更加艰苦。肺结核四处蔓延，许多人死于肺炎，不仅是老人和婴幼儿，连那些曾经身体健壮的成人也因为房屋被炸毁后的风餐露宿而染病身亡。
　　 在信件、日记、回忆录以及战后的采访中，人们都表达了他们的痛苦。到了6月，食物已 经变得极为缺乏，人民极度贫困，甚至连黑市都开始倒闭了。到处都是饥饿，它变成了生活的主宰。疏散到农村的小学生们采集野草和蕨类煮着吃，尽管野草割破了他们的嘴巴，而且味道极坏，但他们却要靠这些恶劣的食物维持生命。如果哪顿饭里有肉，肯定是狗肉或者猫肉，但人们总是假装吃的是松鼠肉或者野兔肉。一个小女孩顺从地吃下了她父亲定期从一位住在海边的亲戚那里带回的鲨鱼肉，靠这个，她没有患上许多孩子都患有的维生素缺乏症，但是她一边吃一边在脑子里想：“当船只被鱼雷或者炸弹炸沉的时候，一定会有许多人被鲨鱼吃掉了。那我现在和吃人肉有什么两样？而且鲨鱼肉闻起来这么恶心１
　　 蚕蛹也被煮来吃掉了。人们从田野里抓来昆虫，烤了来吃。这些虫子和榨油剩下的干豆饼是大多数人仅有的蛋白质来源。即使再加上政府口粮中大米的代替品（其中大部分的质量都有问题，许多都难以消化），还是没有什么人每天的能量摄入能达到1200卡的维持身体机能的最低标准。
　　 日本外交官的家庭能吃到比大多数人都好的伙食，但有一位官员的妻子还是一直担心他们将面临的可怕结果：“我们三口人都虚弱多了，我没有体力也没有精神，健忘得厉害。当一个人在慢慢饿死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症状。”许多父母把自己少得可怜的口粮分给了他们的孩子，有一些父母就这样逐渐衰弱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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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夜间的空袭就不那么好适应了。人们尝试着早点上床，以便能在半夜11点半左右红色防空警报拉响之前多睡一会儿觉。被人们称做“贵客”的夜袭者也有他们自己的魅力，每当一架B-29从冬天的工业烟灰和云层中现身，被探照灯的光束照见时，那些站在工厂屋顶上的警戒者，以及坐在门廊里和庭院掩体土堆上的人们就会大喊着向它打招呼：“B先生来了。”一时之间，探照灯的灯光，防空炮火的开火声，战斗机急冲而起，以及远处的火光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幅令人亢奋但却十分危险的夜景。
　　 美国陆军航空兵企图通过精确轰炸消灭日本的飞机制造业。除了东京附近武藏野的中岛集团之外，位于名古屋的大型的三菱飞机制造厂也是一个经常被攻击的目标，此外还有小村、神户和大阪的工厂。但是轰炸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精确，主要是因为整个冬天覆盖在日本上空的云层，飞机击中的目标还不到20%。在1945年1月一个阴云密布的星期六，一个由15架B-29组成的编队企图轰炸武藏野的工厂，导致东京的空袭警报大叫起来。由于无法透过武藏野上空厚厚的云层找到目标，投弹手一股脑地将高爆炸弹全扔在了他们的备用目标———东京闹市区。他们击中了东京的第五大道———银座地区，这时，正有大群的购物者因为听到了一个错误的空袭解除警报，纷纷从掩体里钻出来，有几百人在直接中弹的地铁站死去，几百人死于剧院里、大街上和高架铁路的下面，而武藏野的工厂区却毫发未损。
　　 B-29一直都在努力消灭武藏野的工厂，但只取得了十分微小的成效。然而在2月17日，美国海军的舰载飞机仅仅对这里发动了一次攻击，所造成的破坏就超过了此前六七次超级空中堡垒B-29的轰炸成效。那些地狱猫和海盗战斗轰炸两用飞机飞得很低，对工厂进行大肆轰炸，摧毁了武藏野生产线中的大部分。这对于生产速度已经赶不上被击落速度的日本飞机制造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随着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B-29的效用严重地降低，原因就是冬天的云层和高空的强风，使它们在高海拔进行的精确轰炸变成了一项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美军就试着改变战术：2月25日，B-29用燃烧弹在东京狂轰猛炸，企图将工厂周围工人们的木头房子全都烧光。大风拯救了东京。当每一捆重达500磅的简陋、松散的燃烧弹从三万英尺的高空落下时，大风就把其中的许多吹到了东京湾里，或者带到了农村地区，或者将它们吹得到处都是，以至在各地引起的单个小火灾非常容易地就被扑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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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死于毒打和事故之外，有许多中国和朝鲜劳工纯粹是劳累致死。据估计，有超过六万的朝鲜劳工死于日本的监禁之下。而在中国劳工中，死亡人数为7000人，超过了总人数的17%。
　　 在九州北部的花冈铜矿上劳动的850名中国劳工中，共人有418人死亡。他们对于残酷的虐待和非人的工作条件忍无可忍，于1945年6月发生了暴动。警察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镇压了这场暴动。死于这次暴动的人中有许多都是被毒打致死的。
　　 日本工人中的死亡率也同样很高，由于长时间在不安全、不卫生的工作场所进行劳动而引起的疾病和疲劳是主要的致死原因。生产事故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恶劣的卫生条件引起了痢疾、斑疹伤寒和伤寒性的发烧，营养不良引起了传染性脚气，使感染者疼痛难忍无法行走；位于鹤见的三菱玻璃厂的经理发现在他的工厂工作的妇女和男孩子们中间有 30%的人都感染了这种脚气。而拥挤的居住环境和阴冷潮湿的工厂则引起了肺结核的惊人流行，仅在1943年就有超过17万人死于这种疾玻
　　 患病者们几乎得不到任何救治。由于军队的占用和盟军对原材料的封锁，医生和医院手中的药品极为短缺，包括杀菌剂、血浆、血清、磺胺类药物以及疫苗等。实际上，许多医院本身都变成了危险之地。由于医生和护士的减少，医院的卫生标准极度下降，由于设备的缺失，医疗技术也变得越来越原始。外用绷带不得不反复地清洗之后再次使用。药品短缺严重到人们被敦促着去种植中草药，以弥补商业药品供应的不足，
　　 由于受过训练的医务人员的短缺，日本五家精神病院中有四家被迫关闭。然而，尽管精神病的诊断和治疗都十分缺乏，尽管战时生活的压力无比巨大，但是日本的自杀率竟逐年下降。看起来似乎是完全的就业率和对战争的投身工作帮助人们抵消了个人的恐惧和焦虑的心理。
　　 二战给日本1400万农民和农业工人带来了新的困难。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可以用一个古老的日本讽刺性说法来进行很好的概括：“农民不应该活着，也不应该死。”农民们依靠小片的土地维持生存，每片的平均面积只有2.5英亩，其中有许多还是按高得离谱的地租从富有的地主那里租来的，一位农民抱怨说：“他们对我们喊着‘交租，交租’，然后就过来哼着小曲把我们用血汗种出来的稻米拿走了。”
　　 为了达到战前的粮食和蔬菜的产量，农民们不得不增加劳动的强度和时间。但在作为农村生产力中坚的青年人中，有280万青年男子和65万青年妇女离开了土地，到军队中服役或到兵工厂里工作。军队在战争初期征用了大部分的农用马匹，而在1942年全日本的拖拉机一共只有99台。化肥的短缺，和两个冬天异乎寻常的严寒进一步减少了日本的粮食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