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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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我要为国而死”-疯狂的岛国
　　 在全国的小学校中，6岁的孩子们最先学习的东西就是士兵们的重要性。身着蓝色校服的小学生们唱着一首表示感恩的歌曲，歌中唱道：“和我的哥哥肩并着肩/我今天可以去上学了/感谢士兵们，感谢士兵们/他们为我们的国家而战，为我们的国家而战。”初级日语读本中第一课的开头就是一张画着三个玩具士兵的图，上面的说明是：“向前，向前/士兵们向前进/太阳红彤彤/旭日红彤彤/我们的旗帜就是太阳/万岁１
　　 为了加强这些课程的效果，日本的学校还举行了许多仪式，以培养爱国精神。天皇和皇后的画像，被置于一个祭神用的木盒中，覆以紫色的布，保存在一间专门的屋子里。在遇到全国性的节日的时候，它们就被带到学校礼堂。在那里，在唱了国歌，宣读过《教育敕语》之后，紫色幕布就会被取掉，全体师生向肖像鞠躬。学生们也会被经常带到神社中去向天皇致敬。
　　 孩子们也到附近的陆军和海军基地去参观，并带着敬畏聆听那些士兵和海员们到学校来进行了鼓舞性的讲座。当一位名叫佐久原直树的士兵问到谁愿意为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时，还没等他的问题问完，全班的学生都站了起来。记者加藤益雄是一个谙熟世故的人，他大战前曾经住在华盛顿，他还曾经对军国主义的政治宣传进行过许多风趣的揶揄，但是当他听到他那还仅是一个小学生的儿子有一天不经意地对他说“爸爸，我要为国而死”时，他还是感到十分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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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家宝换芜菁-疯狂的岛国
　　 政府拼命地寻找人来替代那些被征入伍的工人们的位置。为了增加工人的数量，那些生产非必需商品的工厂和商店都被关闭了。劳工政策最终变成了一个鼓励和强制掺杂的奇特混合体。一方面，政府采取各种方法，如许诺给予额外的口粮，增加报酬，以及每月三升酒等，来鼓励男子们自愿从事那些困难但重要的工作，如下矿采煤及码头装卸等。另一方面，政府建立了一个劳工征调的制度，主要是胁迫人们“自愿”地工作。
　　 所有年龄在16至40岁之间的男子都要求进行战时产业的政府登记。到了1944年初，登记的范围扩大到了从12岁到59岁所有的男性。实际上，只有大约150万男子收到了关于劳工服务的那张可怕的白色通知，而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迅速在本地的工厂寻找了一份工作，通过这种方法，躲开了可能被派到远离家乡的兵工厂的厄运。
　　 尽管妇女们并没有受到征调，但她们也陷于无休无止的自愿劳动的压力之下。对于她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在兵工厂里的劳动实在是太繁重了，而且条件还在不断恶化。休息日缩减到了每月三天，日工作时间被延长到了12个小时，然后又变成了13个小时，最后变成了由雇主自行决定，这就意味着要一直工作到定量完成才能下班。为了节省通勤的时间，许多工人选择住在厂里，就把睡觉的垫子往离流水线仅几英尺远的地板上一铺了事。
　　 繁重的工作，单调的生活以及严苛的管制使中本广子几乎无法忍受。她是一位女中学生，在广岛的一家飞机制造厂工作。她回忆道：“上夜班时，在站立好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疲惫地走到餐厅里去吃晚饭。晚饭就是一碗稀薄滚热的清汤，中间通常漂着一根面条，碗底上还躺着几颗黄豆。我们会狼吞虎咽地把它喝完，然后返回工厂工作。
　　 随着冬天的到来，中本广子和她的工友就得冒着严寒工作，因为根本没有燃料来取暖，“终于有几个空的汽油桶被拿进来，里面烧着小块的木炭，看着这些小炭块在闪闪发光，闻着烟的味道，我们觉得暖和多了。”
　　 “晚上11点，我们回到宿舍，我们被要求安静地上床睡觉。但突然之间我们长期的共同纪律约束和自我控制一下子崩溃了，我们根本无法安静下来，我们跺着脚，大叫着，还跳上跳下。我们吹起口琴，放开嗓门唱歌。工厂的经理会进来大喊：‘安静！不准发出声音。’我们只会更大声地唱歌，我想当时我们都有一点儿疯狂。”
　　 工人的工资低得可怜，而且日益陷入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困境之中。政府把工资和物价都冻结在了1939年的水平，但是由于物资短缺和越来越多的必需品流向黑市，价格冻结变得毫无意义。慢慢地，工资获准可以增加，但是在二战期间，日本家庭的生活消费在以至少每年20%的速度增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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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早期的日本，通过私通关系来维持皇族的世系是毫不受到非议的，裕仁天皇的父亲就是明治天皇和一位宫廷女官的儿子。然而，最根本的是，天皇与他的祖先有着可能最接近的血缘关系，因为他就好像日本这棵参天大树的主干，而日本人民则是它的侧枝。裕仁对于他的所谓高贵血统和神圣权威远不是那么深信不移，但是他完全清楚天照大神的神话将他变成了日本这个民族大家庭的象征之父，而日本人民将会为他献出生命。
　　 在神武天皇的世系建立之后，有时天皇的朝廷会被贬谪到一个有名无实的地位。公元645年，一个由藤原不比等领导的家族夺取了日本政府的主导权，从此日本进入了一段几乎长达四百年的影子政治和贵族文化变革时期。
　　 综观这一时期，藤原氏有力地统治着日本，他们的统治总是打着天皇的名义，总是以摄政或者内大臣的身份从背后操纵政权。这个狡猾精明的家族认识到，保留天皇这一名义上代表世袭权威的象征，对于他们是很有助益的。但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如果要天皇过多地参与决策过程，那些不受人民欢迎的、不明智的和不成功的政策将会使天皇失去光彩，他的神圣的光环将会消散，人们会把他视为一个普通的人，发现他也会有明显的谬误和愚蠢。因此，在藤原政权以及他的继任者们的统治中，天皇恰当的政治地位便是“高出云表”，而那些政府中的世俗事务，则留给了任何一个碰巧掌权的集团去处理。
　　 藤原氏发展出一个完善的制度来通过天皇维持他们的权力。一位藤原氏的少女会被嫁给年轻的天皇，而天皇则往往在有了继承人之后被劝退位（因为作为一个象征性的君主只是例行公事，而毫无自由），藤原氏的成员总是在年幼的天皇成年之前顺利地担起了摄政的角色，然后，又一位藤原氏的新娘会走上前台，又一位继承人会出生，又一位天皇会顺从地退位，同时，又一位藤原氏的摄政将会掌权。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永无止歇的循环。
　　 由于日本列岛和中国的海岸线之间隔着宽达450英里的大海，早期的日本人和他们那个文化高度发达的邻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往，但藤原氏最初的执政者们对他们所衷心钦仰的唐朝还是有所了解的。他们在中国唐朝的繁盛中看到了将落后的日本带入东方主流文明的机会。他们全盘照搬了唐朝的一切，但同时他们又显示出了惊人的天赋，能够将借鉴来的思想和技术加以改造，使之符合日本人的口味和需要。而这一点是后来西方国家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才学到的。
　　 还有许多人前往唐朝游历，包括学者、工匠、艺术家和工艺家、官员以及武士们。作为唐朝风尚的缩影，无论是诗歌和绘画，建筑和造园，方法和技能，统统都被吸收并改造，使之更为简约，更具有日本的本土风格。在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基础上，单音节的汉字被借用来创造出发音符号，从而改造成多音节的日本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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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战争后期，“特高”思想控制局的首脑古井喜实向帝国议会提出，他想要对“危害国内团结”的活动进行一场加大强度的镇压，以此为手段来坚定全国的决心。他的陈述非常动听；东京附近地区的“特高”逮捕了《改造》和《中央公论》这两本颇负声望的杂志的编辑人员，并指控他们宣扬共产主义观点。一个姓竹岛的“特高”警官公然地对《中央公论》的编辑黑田秀俊（音）进行威胁，他说：“我们很清楚你并不是共产党，但你如果坚决不承认呢，我们可知道怎么对付你。我们只要把你说成是一个共产党就行了，我们是可以杀掉共产党的。”但黑田秀俊不为所动，重申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并不知道任何共产党及其同情者。黑田秀俊被释放了，但他的杂志被查封了，直到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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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在东条英机刚刚坐上首相这个位置的时候，天皇曾经向他申明了一个长期困扰日本的问题。当然，这种申明是用一如既往的闪烁其词的方式来表达的。裕仁说道：“请你一定记住，在目前陆军和海军之间的合作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还打算召见海军大臣，告诉他同样的话。”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忠告是如此有价值，但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忠告是如此一贯被人忽视。综观整个历史，陆军和海军之间的竞争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而且往往十分激烈，但日本海陆军之间的相互仇恨程度实在是无与伦比的。它是长期积累起来的矛盾，一直可以追溯到宗族之间血腥的领地之争。当19世纪后期的明治维新中，现代的日本陆军和海军建立起来的时候，一些宗族将他们的子弟送进一个军种，而他们累世的对头们则一定参加了另一个。就这样，他们之间的敌意持续了下去，甚至发展成了公开的仇敌关系。
　　 两军之间的争斗在个人层次上也体现了出来。海军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参加过两次最重要的战役，先是突袭珍珠港，后来又经历了中途岛的失利。他曾经有一次当着一位喋喋不休的将军之面推开椅子拂袖而去，以此表示对陆军的蔑视。丰田副武司令，是战时的联合舰队总司令，他经常把陆军称为“马粪”，而且再三宣称他宁可把女儿嫁给一个乞丐，也不会嫁给一个陆军里的家伙。但这些都算不了什么，陆海军之间不合所带来的毁灭性打击遍及各处，包括经济动员、战略性供应的征集和部署、军备设计和生产以及成品的分配。
　　 从制度上讲，陆军和海军的后勤供应都是由通产省掌管和分配的。通产省和一个内阁计划委员会共同负责制定经济政策。但是，海军和陆军都拒绝向行政部门提供任何关于他们战略物资的接收和存货的数据（它们之间更是绝对相互保密）。这样一来，任何实际的计划都难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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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领口粮队伍的增长，那些不这么幸运的人们对于有钱有权者的憎恨也与日俱增。到1943年，有一种流传广泛的抱怨是：“所有的东西都被军队、黑市和权贵们弄走了。只有傻瓜才去排队。”那些傲慢自大、养尊处优的高官们面对批判的浪潮保持沉默，特别是在军事失败的消息最终开始传回本土时。记者加藤益雄报道说：“人们说他们不会吝于让胜利的陆军和海军享受特权，但是失败者们就不应该期望受到优待了。”
　　 那些负担不起黑市价格的人们，为了得到所需的东西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在每天额定的四根火柴用光之后，主妇们就用燧石打火来做饭，她们开始用硕大饱满、含油丰富的松果来充当做饭的燃料。烟民们在吸完了每天定量的六根香烟之后，就把茄子和柿子的叶子晒干碾碎，卷在从口袋书上扯下来的纸里做成代替品来抽。一向精于品鉴发酵米酒的行家们，不得不努力让他们品味适应一种粗劣的代用品，它是用红薯酿成的，因为红薯的数量比大米充足。这种红薯酒十分有劲，以至于人们给它起了一个“爆弹”的绰号，意为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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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手下的傀儡政权一个接一个地声明了他们的泛亚洲主义热望。日本在中国的伪政府的头目汪精卫说道：“所有的东亚国家都应该热爱他们的祖国，热爱他们的邻邦，并且热爱东亚。”
　　 菲律宾新近被日本赋予了名义上的独立，总统劳雷尔用因激动而不断颤抖的声音说道：“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或延迟十亿东方人民去获得他们自由无碍的权利和塑造自己命运的机会了。全能的上帝不会抛弃日本，也不会抛弃大东亚的民族。上帝将降临人间，和我们站在一起，将会激发我们人民的勇气和豪情，将赋予我们解放自己的力量。”
　　 最后一个发言者是拥有剑桥大学教育背景的缅甸第一总理巴莫博士。和菲律宾一样，缅甸也刚刚获得了象征性的独立。巴莫宣称道：“多年来身在缅甸的我一直做着我的亚洲梦。我的亚洲血统一直向其他的亚洲人发出召唤，在我的梦想里，无论是睡是醒，我都听见亚洲向她的孩子发出的呼唤。现在我们不是要用我们心去思考，而是要用我们的血去思考。”
　　 会议全体一致地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大东亚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友善，这一结果对于东条英机来说，是极为令人满意的。他认识到，只要东亚的民族和日本站在一起，抵抗西方盟国，日本就一定能打退敌人进攻浪潮。在他的想像中，可能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同盟：对于泛亚洲主义的追求在西方的压榨面前有着巨大的力量。然而，无论泛亚洲主义曾经可能给日本带来多么大的机会，由于日本士兵对于落入他们手中的人民所进行的种种暴行，这些机会都已经不存在了。
　　 东条英机为组建一个有效的东亚联盟而努力，但他的努力受到了来自为他自己政府内部力量的更大破坏。在一个标题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基本概念”的文件中，帝国统治协助协会宣称：“尽管我们采用‘亚洲合作’的提法，但这绝没有忽视日本是由神创造的这一事实，也并非假定了一种自动的种族平等。”在谈到日本对那些曾经属于西方列强的地区进行占领这一问题时，东条英机的内阁书记官长星野直树坚称：“我们不受任何限制。我们可以占领它们，可以为所欲为。”
　　 这种态度源自日本长期以来凌驾于邻邦之上的那种优越感。最终，在东亚日本士兵和统治人员涉足的每一块土地上，它都造成了致命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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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戏时间训练的娃娃兵们”-疯狂的岛国
　　 孩子们的游戏时间全都被那些好勇斗狠的活动占据了：柔道、队列训练以及用竹剑进行格斗的剑道。为了使这些年轻人变得更坚强，教官们命令他们脱掉上衣，然后进行室外训练，即使在酷寒的冬天也毫不例外。谁要是敢戴着手套，就会被叫做“弱虫”，意思就是懦夫，胆小鬼。
　　 温和或敏感的性格会遭到嘲弄和批评。本州北部山形地区的一个年幼的学生，因为在被 命令解剖青蛙时哭了起来，遭到了严厉的惩罚。老师在他的头上狠狠打了一下，然后说：“你为什么会为了一只小小的青蛙而哭呢？等你长大后，你将要去杀死100个或者200个中国人。”
　　 当男孩们到了十二三岁，开始上中学时，对他们的教育除了语言之外，还增加了行动。学校向他们发放了军装和轻型步枪，每周都有好几个小时的军事训练。一位名叫希利斯·劳瑞的美国人在大战前曾在日本任教，这些邪战士”的训练强度之大和他们的年龄之小，以及训练活动的逼真性都使他大吃一惊。每年秋天进行的战争游戏中，参加的学生人数多达一万人，持续时间长达两到三天，而活动范围则包括了乡村的广大地区。劳瑞说道：“步枪的枪声，头上飞机的呼啸，装甲车的轰鸣声都使这些游戏看起来和真的战争毫无二致。”
　　 课程表紧随着陆军省的一道指示进行了修改，这条指示上说：“那种智力性很强的教育方式必须抛弃。”文学、历史和其他文科课程不再受到强调，科学技术方面的课程在学生们的学习内容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因为它们对于武装力量和军工产业来说是更有实用价值。多年之后，一位战争期间的学生对这种教育的结果进行了总结：“老师们都是很优秀的教育者，但他们从来不让我们思考任何问题，我们只是机械地记忆所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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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在二战中未能研制出一种高效的雷达，这在部分上也要归咎于两军之间的争斗。美国的雷达专家们在一份战后的报告中指出：“日本的军事首脑们必须受到严厉的批评，他们使陆军和海军的研究开发以及生产工作一直处于完全隔离的状态。日本缺乏拥有足够技能来从事雷达研究的科学家，无法展开工作。然而他们竟然还坚持在两军中进行各自为政的秘密研究，企图用不到一半的人来完成全部的任务，这种事倍功半的方式真是愚蠢到了极点。”
　　 陆军掌握着最高的军事征募权力，因此它就老实不客气地把那些技术熟练的飞机制造工人统统征到了自己的序列之下，特别是那些原本在给海军生产物资的工厂中工作的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大约4500名九州飞机制造公司的工人受到了征召，占到全厂雇员的50%，他们的位置被换上了毫无技术、毫无经验的妇女、学生和朝鲜人。陆军和海军似乎都很乐于让他们的供应厂家们生产用途相同的但却形状各异的产品。“即使是生产一个螺钉，陆军可能要造成左旋的，而海军则要造成右旋的来表示与其不同。”日本同盟新闻社的记者加藤益雄在回忆中这样说道。
　　 到了1943年的12月，日本的工业已经极度混乱，以致内阁计划委员会和通产省全部被取消掉了，代之以一个全新的军需省，由东条英机兼任部长，它的任务就是专门消除由于那两个互不相让的军种所引起的混乱。
　　 凡是那些和战时供应品生产稍有瓜葛的私人企业都被列为“军需厂家”。这个含糊不清的称号一共被授给了671家厂商。军需省对厂商的生产安排有独家控制权，还控制着下属厂家的资金，并且可以按照它的喜好对厂家进行任意的拆解组合。
　　 然而军需省的努力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仅从部长走马灯般的替换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事实。东条英机很快就对军需大臣的工作感到厌烦，于是将其转给了副大臣岸信介。岸信介的继任者是经济学家藤原银次郎，他就是那位意志坚强、能力卓越的三井工业集团的前任总裁，藤原后来带着愤怒辞去了这一职务，取代他的是一个名叫吉田的昏庸官僚。对此藤原解释道：“问题就在于必须有一个陆军和海军都能接受的人，于是他们找到了这么一个妥协方案———任用吉田，尽管这个人根本一事无成，毫无用处。也许他们觉得任用一个对工作一无所知的人，就能使他们双方都放开手脚吧。”
　　 综观整个二战过程中，这两个军种之间很明显地不需要一个协调的指挥（而即使有，他们也不会听从）。就在中途岛战役后不久，海军准将高木础吉大胆地向海军军令部建议，提出日本胜利的惟一希望就在于陆军和海军在一个最高指挥部之下采取联合行动。但两军都拒绝进行任何实际的合作，即使在作战地区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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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舞勇敢精神的神话-疯狂的岛国
　　 那些不继续上中学的少年们仍然享受了军事教育的益处。他们参加了青年训练学校，在这些学校五年的课程中，大部分都是军事训练和思想灌输。
　　 所有的学生（实际上就是所有的国民）从小就听到无数的故事，这些故事就是用来培养他们的尚武精神。战争爆发之后，政治宣传部门出版了大量渲染战场上英雄主义精神的书籍，这些故事中几乎没有几个能经得住理性的推敲。其中的一个故事描述了一个英勇的飞行员 为了将他的飞行队带回基地，竟然暂时性地战胜了死神。故事接下来说：“在最后一架飞机也返航之后，他写下了一份报告并继续向总部前进。就在他完成报告的时候，突然摔到了地板上。”
　　 “在场的军官们连忙上去扶住他，但是，哎呀，他已经死了。在检查他的尸体的时候，他们发现他已经变凉了，致命伤就是射进他胸口的一颗子弹。一个刚死的人的尸体是不可能冷掉的，然而这位队长的尸体却和冰一样冷，他肯定在很早以前就死去了，是他的灵魂写下了那份报告，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奇迹，正是因为那位死去的队长拥有极为神圣的责任感。”
　　 几乎所有十几岁的男孩子们都盼望着参加军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实现了这个愿望。1941年，除了大学生之外，所有年龄为20岁的男子都受到了征召。志愿参军的年龄开始是17岁，后来变成了15岁。1943年10月2日，就在盟军进攻新几内亚之后，陆军省决定连大学生也要参军，只除去了那些学习理科和医科的男生。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它的巨大程度还是不足以满足陆军对人力的需求。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之后，普遍征兵的年龄下降到了19岁，不到六个月之后又变成了1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