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 - 书评

Gloria

　　司汤达把于连描写成了一个“性格分裂”的人物。这就从根本上体现了于连的“矛盾”心理。
　　
　　    “性格是人对待现实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这些特征错综复杂地交织地每个人身上，构成人各不相同的性格。”因而，于连的矛盾心理也就体现出来了。
　　
　　    他是十分自尊、自爱、勇敢、真诚而又自卑、怯懦、虚伪、冷酷的矛盾统一体，他既充满激情而又冷静，既要确立自主，又时时表现出屈从和依附。他带着受过教育但又很穷的小资产阶级年轻人的独特情欲和冷酷感情踏入社会，曾以不凡的勇气、激情、自尊和胆量与命运进行斗争。但他不是命运的宠儿，每一次努力都在即将达到胜利彼岸时成为泡影。于连的失败，除了社会、时代因素外，正是这种复杂而矛盾的着的性格所致。截然矛盾的性格的相互冲突，既能鼓起他的勇气与激情跟躁动不安、举足奔腾的烈马，毫无畏惧地为实现欲望而奋不顾身；有时却像十足的懦夫自暴自弃；当他为自己以咄咄逼人的姿态打进贵族圈子而沾沾自喜时，一种纯真之情便立即谴责自己因野心而丧失了天良。于连是有才华的，种种迹象说明，他有可能跻身上流社会；他也曾想改变初衷，投靠他们，但理智最终使他认清了社会的丑恶，真诚促使他保持了纯洁的本性。
　　   
　　    于连的自尊和强烈的平等观念，是强烈而不可抑制的：在市长家里，他敢于顶撞市长对他的斥责，他的每一次思想和行动都是设法减少主人对他的轻蔑。在拉莫尔侯爵家里，他也是保持着贯有的冷漠和自尊。极端的平等欲和对自尊的渴求推动着他在上流社会一路拼杀。虽然他步步高升，但他在奋斗中是孤独的、敏感的，这使他更加珍视德瑞那夫人对他的感情。夫人对他如母亲对儿子一般，充满爱护、关心和尊重，使于连的自尊心和平等欲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所以于连追求、爱恋德瑞那夫人，从深层心理来看，是由于强烈的平等观念。他的平等欲构成了他种种心理的深层动因。但是于连生不逢时，他生活于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那个只看中出身和门第的时代，像于连这样有理想、有才华的平民青年，是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
　　
　　    他的勇敢也是不可小觑的，特别是写到德拉莫尔小姐的感情时。其实，于连内心是十分纠结的。一方面害怕这是个圈套、是个阴谋，但最终，他的勇敢心理战胜了一切。因为在他看来，“一个被命运抛到像我这么低的地位上的可怜虫，决不会再找到这们的机会”。这就是说，环境迫使他必须马上做出决断，终于以他的勇敢，获得了玛蒂尔德的感情。但这期间，也流露出了他的些许冷酷。而最终，什么都不抵他在入狱后的幡然醒悟。这是他真诚所在。
　　
　　    而于连的虚伪却又那样显眼的屹立于文中。虚伪却又善良自尊，于连这个人无疑具有这相互冲突着的两面，正如他自己所说：“实际上，每个人身上都有两个人”，而他身上这对立的两面就是真与伪。正如他刚进市长家不久，德瑞那夫人的那段关于她想用她自己的财产给于连买东西的事。她希望于连不要告诉她的丈夫。而于连却回她： “‘我年轻，夫人，可是我并不卑贱，’于连停住脚步说道，眼里射出愤怒的火花，身子完全挺直了，‘关于这一点，您没有好好想过，假若我对德瑞那先生隐瞒任何有关我的钱的事，那我就连一个仆人都不如了’。‘市长先生，’于连继续说道，自从我来他家里，已经五次给了我三十六个法郎，我准备好将我的支出账簿给德瑞那先生看，给任何人看都行，甚至可以给恨死我的瓦勒诺先生看。”于连的虚伪被当作了真诚，德瑞那夫人在听到这席话后被吓得面色惨白，全身发抖。于连的虚伪得到了满足。
　　
　　   “入狱之前的于连是在社会这根‘竹竿’上攀登，以他人（智者就是他人）的眼睛看待事物，所以他要‘30岁当上司令官’，或者当上年薪十万的大主教；他要受到巴黎美妇人的青睐，以诱惑和征服贵族女人为‘责任’；他要挤进上流社会，要按照给他十字勋章的政府的意旨行事并且准备干出更多的不公正的事情；他为自己的种种社会的成功和虚荣心的满足而沾沾自喜，甚至真的以为自己本是个大贵人的私生子。凡此种种，都是‘智者眼中事物的表象’，即他人的承认，社会的承认，也即所谓‘抱负’和‘野心’之类。” 正如上述所言， 书中于连也曾说过：“我曾经野心勃勃，我不愿谴责我自己。那时我是根据时代的风尚行动。”所以于连的野心从外在原因来说来自于时代的影响。他的虚伪也不是他的本质，而是他对所处的社会的一种应对策略，因为他所处的社会就是一个虚伪的世界，他周围的许多人都为他所蔑视。
　　
　　    “为了实现他伟大的梦想，为了保护他虚弱的自我，于连淹没了内心真正的声音，戴上了沉重的‘人格面具’。” “人格面具”是荣格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指个人对社会的适应，它保证一个人能够扮演某种性格，而这种性格不一定就是他本人的性格。人格面具对人的生存是必需的，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社会；但另一方面，过于膨胀的人格面具有欺骗性，能使人陷入人格的混乱与分解，当这种人达不到预期的目标时，就会产生强烈的自卑感，使他离开集体和社会生活，从而导致孤独感，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硬要装出感兴趣的样子，内心的矛盾和冲突是很痛苦的。当他面对人间最美好的爱情时，代替他心灵说话的仍是他的“人格面具”，是他征服、野心的“人格面具”在说话。
　　
　　    然而，真诚最终还是促使他保留了自己的纯洁本性。当他因枪杀德莱纳夫人（未遂）入狱，他面临的是被判处死刑。此时，他已无力再去追名逐利，他的社会角色已经结束。在狱中，他面对的是自己的灵魂，终于可以摘下沉重的“人格面具”。于是，他开始了由伪向真的回归。
　　
　　     “‘我将死去’这句伟大的话大概已经把那些生自野心的希望一个个从他的心中拔去了”，正是因为面临死亡，“野心”已全无意义。于连渐渐变得冷静，也渐渐看清自己的灵魂，他想到悔恨。当他得知德莱纳夫人并没有死时，他感到庆幸，同时开始后悔所犯的罪行。他后悔，并不是因为他的行为致使他入狱，而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这样做伤害了德莱纳夫人。他希望德莱纳夫人活下去，他希望获得德莱纳夫人的宽恕。
　　
　　    在狱中，于连开始从新的角度看待所有事情，这个新的角度是他的本心。于是，他很少想到德拉莫尔小姐，取而代之的是对德莱纳夫人的悔恨，以及对于和德莱纳夫人一起在韦尔吉山区的平静生活的怀念。显然，他的心在渐渐趋向本真。
　　
　　    在审判中，他在众多“敌人”面前不再掩饰自己心中的愤懑，他拒绝上诉，拒绝忏悔，大胆地说出郁结在心中的一切。“我不乞求任何恩惠，”于连用坚定的声音说道，“我不存在幻想，即使我的罪没有那么严重，我看见有许多人，不会因为我年轻就怜惜我，而是要利用我的榜样，来惩罚和摧残一些年轻人所属的阶级，这些年轻人出身微贱，遭受贫困的压迫，可是有幸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敢于闯进有钱人引以为荣的上流社会里去。”“这就是我的罪行，先生们，事实上，因为我不是受到与我同等的人的审判，它将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我在陪审官的座位上看不到一个富裕起来的农民，我看到的只是一些愤怒的资产者……”。 尽管这些言语对他的判决结果不利。面对这些地位在他之上的人们，他不再像从前那样虚伪的奉承，因为他认清了自己与他们的不相容，他要保持自己心灵的高尚。
　　
　　在于连等待死亡的过程中，谢朗神甫、朋友富凯、德拉莫尔小姐、德莱纳夫人、他的父亲先后来看望过他。面对善良的老的不能再老的谢朗神甫，他感到难过，感到自己的懦弱；面对淳朴而忠诚的朋友富凯，他感到了友情的真诚与崇高，恢复了面对死亡的勇气；面对勇敢漂亮的德拉莫尔小姐，他不再怀着征服之心，并最终冷静的对待这段充满虚荣的爱情；面对深爱着自己的单纯的德莱纳夫人，于连表达了最真挚的悔恨与爱情，并意识到和德莱纳夫人在一起才是他真正的幸福；面对只会指责自己的父亲，于连感到痛心，但他不再假装欺骗父亲，而是直截了当的用钱打发走这个没有人情眼里只有钱的父亲，他们之间虚伪的亲情也不存在了。于连按照内心真正的意愿对待所有人，无论是爱他的还是恨他的。
　　
　　    从入狱到被判死刑，从被判死刑到走向刑场，于连都有不死的机会。那些爱他的人——富凯、德拉莫尔小姐和德莱纳夫人都在为了他积极奔走，甚至于，在他被判处死刑后只要他皈依宗教就可以争取特赦，但他选择了死亡。死亡这结局是他自己选的，或许是他不想做更多无谓的挣扎，但更多的是因为他看清了这个社会的虚伪。贵族们的声色繁华，背后也不过是金钱、地位、肉欲的追逐；他看透了这些贵族平日里高贵的惺惺作态，实质是多么丑恶的嘴脸！虽然身陷囹圄，他在灵魂上俯视着着所有追逐名利的可怜人儿，勾起嘴角，发出嘲讽的笑声来。他不愿再带着“人格面具”活下去。于是，在一个明媚的天气，他充满勇气的走向刑场，一颗“从不曾像将要落地时那么富有诗意”的头颅落地了。在他死前，涌现在他脑海中的是他和德莱纳夫人在韦吉尔树林里度过的温馨时光，这是他内心最向往的真爱时光。
　　
　　    司汤达的作品《红与黑》到这里就结束了。可能有人觉得，虽然在理想与爱情的实现上，于连失败了；但是他最终在赴死之时内心的坦然宁静，已经促使他保持了人格的高尚和纯洁。我却不能认同这样的观念。死亡是一种特殊的境地，对于于连来说，他很清楚，即使他不选择死亡，他也无法再去实现成为拿破仑般的人物这非凡的理想了，也无法再全身心的享有德莱纳夫人纯洁完整的爱了。生命最根本的热爱和光已然无法再拥有，那么，死亡已是再不可惧。
　　    但是，我们大胆作出假设，如果于连可以复活，那么，他真的可以回复到纯洁和真诚的自我当中吗？或者说，于连可以重生，生命的重来一次，他是否会再也不摇摆，始终保持真诚纯洁？
　　
　　    显然，这份疑问，没有人可以做出肯定地回答。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里，关于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结合有这么一段话：
　　    “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 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 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 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张爱玲这位传奇女性给白流苏的爱情下了这么一个论断：“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 同时她也说：“传奇里的倾城倾国的人大抵如此。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 无论是白流苏和范柳原在香港的战火中的结合，还是于连在死刑之时的坦然和对德莱纳夫人的回忆，由于其发生时事态的特殊性和人物的特殊心理活动，都不能够当做人物心理的最真实反映，不能反映日常生活中最能代表人物深深渴望的行动。
　　
　　    即使生命可以重来，于连是不会停住追逐野心的脚步的。他仍会重新站起来，找出自己的失误，就像他在贝藏松修道院里屡挫屡败，最后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一样，他会重新在社会上为自己赢得尊敬、战胜贵族，获得实际的财富与权力。
　　
　　    于连与生俱来的性格，使他注定向往着不同凡响，注定了他不甘于过平庸的生活。当时19世纪法国处于王朝复辟时期，贵族和教士统治着整个社会，等级森严、金钱至上；平民百姓对有钱有势者卑躬屈膝。在这样的社会，平民出身的于连，高傲出众的他注定不能选择平庸的生活，他永远高昂着头傲视着世界。他渴望飞黄腾达，渴望改变自己卑贱的社会地位，渴望拥有拿破仑一样的命运，于是他选择了通过个人奋斗来实现“向上爬”的道路。于连的命运正如皮拉尔神父曾对他说的那样：“在您的性格里有一种东西，如果您得不到发迹，您将受到迫害，对您来说，没有折中的余地。”因此，在于连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野心面前，他与德瑞纳夫人的爱情必然结束。他把德-瑞纳夫人完全抛在脑后，而选择了“能够把社会上的好地位带给她的丈夫”的侯爵女儿。
　　
　　    于连自己说过“我全部财产就是荣誉，我就靠它生活”。正如故事结尾。于连入狱之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意识到自己真正爱的是德瑞纳夫人，两人在狱中重逢，“于连觉得在他的生命中，没有一个时光，可与这个时辰比拟”。然而当深爱他的德瑞纳夫人为了救他，要去圣克卢跪在查理十世前求情时，他思考的更多的仍是他的荣誉，。不要让马斯隆们，瓦勒诺们以及许多比他们好的人笑话我们”，却丝毫没有考虑为心爱的女人活下去——即使他知道深爱他的德瑞纳夫人为了救他不顾一切，。在我来监狱看你之后。我就永远成了贝藏松和整个弗郎什一孔泰街谈巷议的女主角了，我是一个丧失名誉的人，真的，这都是为了你”，“我要去见国王，我要公开承认你是我的情人”；即使他知道可怜的德瑞纳夫人会伤心欲绝，“于连死后三天，她拥抱着孩子们去世了”。
　　
　　    爱情与于连的野心、荣誉比起来，永远位居其次，他永远不会为了心爱的人停住自己实现野心的脚步，正如他对德瑞纳夫人说的“我们在韦尔吉德树林里散步的时候，我本来可以多么幸福啊，可是一种强烈的野心却把我带到虚幻之国去了。不是把这近在唇边的可爱的胳膊抱在胸前。却让未来的幻想夺去了”。因此，于连和德瑞纳夫人的爱，不管多么真诚、美好，在于连飞黄腾达的野心和视为生命的荣誉前，都苍白无力，暗淡无光，犹如那风中摇曳的蜡烛，无法继续，终会熄灭。
　　
　　    司汤达将爱情分为“心灵的爱情”和“头脑的爱情”两种。他认为前者才是“真爱”，是“真正的，单纯的，不自己看着的爱情”。《红与黑》中，于连临终前放弃了可以帮他飞黄腾达的侯爵女儿德拉莫尔小姐的爱，放弃了“头脑的爱情”，最终选择“心灵的爱情”，重投平凡淳朴的德瑞纳夫人的怀抱。然而综上所述，受于连的出身、性格以及社会环境决定，爱情对于连来说，只是沿途的风景，不管多么美好，都不会为之停留；更像一颗筹码，一种工具来实现他飞黄腾达的梦想。这一点，司汤达作者本人却未意识到，显然是遗憾可惜的。
　　
　　    于连对于德瑞纳夫人的态度，就是他面对真爱的选择。他始终不能做到，在任何境地中都保持真诚和坚持，这也最具代表性的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其野心和荣誉，于连是不可能彻底地保持他原来所拥有的真诚与原则的；即使于连没有死亡，成功地实现了他进入上流社会的梦想，他那残余的可怜的纯真，是决计谈不上高尚和可贵的。
　　
　　    司汤达曾说，“法国有二十万个于连”。于连的心理矛盾，典型反映了法国当时青年的统一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