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 书评

Bellon

　　题记：
　　人类浩荡前行，在这条路上，不是靠的恨，而是靠的爱
　　
　　——史铁生《奶奶的星星》
　　
　　
　　
　　读罢郑念女士的回忆录，我断定她必是个极有活力的人。不靠活力这两个字，只怕她也撑不过文革。
　　
　　活力不是在投行里用透支生命的方式上班，也不是打起背包跨上单反穷游天涯，而是你在被投入冤狱后，还能想起第一件事是打扫自己的牢房。郑念不容许自己生活在污秽里，所以把不多的口粮——每天两顿的糯米饭——用来粘草纸，糊墙。看守把这自制墙纸撕掉，她也无所谓，撕一次糊一次，直到看守懒得再撕为止。
　　
　　在最惨的时刻，在那些怀疑上帝是否存在的夜里，这位基督徒把救赎的希望放在自己身上。毒打只伤皮肉，辱骂也难伤心灵。在她的牢狱生涯里，“活着”只是最低要求。前文所说的“撑过文革”，在她身上更多地表现为人格的未受折损。《纽约时报》的书评说，这本书很少给人压抑的感觉，相反，看郑念如何用智慧和狱方缠斗倒是颇为有趣（Christopher Lehmann-Haupt）。她被关了六年半，期间随着当局的权力斗争，审讯者换了一拨又一拨。她的罪名没变——“英国间谍”。有的审讯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挽救”的名义要求她认罪；另有一些则直接以死刑相威胁，腰挂左轮手枪问话做笔录。但郑念不能理解她为何要受审。无数次，她清清楚楚地告诉审讯者：“我没有做过伤害人民和政府利益的事，没有犯罪。我要求你们在上海的《解放日报》和北京的《人民日报》上发表道歉声明，因为我在这两地都有亲友。你们破坏了我的名誉，要负全部责任，恢复我的名誉。”为了斗争，她把监狱里唯一能读到的《毛泽东全集》和毛语录看得烂熟，然后耐心地去和牢头们“摆事实，讲道理”。
　　
　　郑念接受西方教育多年。她念的是燕京大学，后来又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深造。对她来说，法律、尊严、隐私，这些都是生活必须具备的基本保障。她气愤于正义被公然践踏，被剥夺隐私的屈辱却更叫她难以忍受。书里她写道，夜里的牢房会有一盏电灯彻夜不关。虽然灯光微弱，也足以令她难以入睡，更足以让狱卒把她窥视得一清二楚。黎明时分，电灯终于灭了。这时天仍未大亮，室内昏然一片。从灯灭到狱卒叫起床，只有这短短的一小段黑暗。她躺在那里，却感到最完整的安全和自由。
　　
　　这个“大资产阶级”比任何一个抄她家的红卫兵和批斗她的造反派都更懂马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伦敦政经学院是左派的大本营，郑念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了共产主义。她说“毛分子称自己为理想主义者，却连《共产党宣言》都没读过。我们（指她和丈夫，笔者注）才是理想主义者……”1966年时的郑念已经51岁了，她看着十来岁的革命小将们在自己家中放肆，焚书，毁古物。除了痛心以外，她甚至不能搬出马克思做尚方宝剑，因为她的对手们，听不懂。
　　
　　书中最惊心动魄的情节之一发生在郑念因拒绝认罪，被双手反锁，关进黑暗的废弃牢房。因为手铐被恶意地锁紧，她的双手从手背一路肿到了肘关节。金属咬进腕部，出血化脓感染。没有水，没有食物，无法躺下休息，受了重伤，郑念最后晕了过去，醒来时才发现距离自己被铐住已经过去了十一天。监狱的人穿着皮靴踢醒了她，边踢边叫她“不要装死”。
　　
　　当她最初被铐起来关进小黑屋时，她首先用“人不吃不喝能活七天”的说法来宽心。后来一个稍微温和些的狱卒看到她肿胀受伤的手臂，劝她放声哭叫，好叫“上面”知道她的情况。她想了想，觉得自己实在做不出来，因为哭便是示弱。她说：“我不愿在人前哭。听到别人放声大哭也总觉得尴尬，那感觉就像看到一个人当众把自己的衣服扯开”。这样平和的语气来自出狱十年后的郑念。她这样静静地写，却并不足以让读者的心也平静。这是她在狱中受的最重一次皮肉伤，平心而论，和很多人的相比，尚算轻伤。文革十年，有人自尽以求保全，有人不明不白被杀害（如郑念的女儿郑梅平），有人最终落下终身的残疾。全国上下，城市村落，各色人等。如果把郑念描述的肉体和精神迫害乘上如许多倍，我们中国人落得该是多大的一个疤，不忍细想。
　　
　　近代以来，每次劫难过后，最难的不是如何重建家园，而是如何达成内心的和解。勃兰特那一跪，跪出了对国家机器的讨伐，却跪不出对人性之恶的宽恕。文革带来的痛更甚，因为其本质是很大一部分中国人被煽动起来，假借正当的名义，公开地残害自己的同胞。通过毒打、谋杀，也通过盯梢、告密。郑念写了自己再文革期间遭到的迫害，也写了自己的女儿、邻居、亲戚。她最伤心女儿梅平被害，梅平文革前是上影厂的演员，在文革期间上影厂死的29个人里，除了梅平以外，都是在旧上海与蓝萍有过过节的老艺术家。只有梅平，她和权力斗争最无瓜葛，年纪最轻。梅平的死亡，最初的官方说法是自尽，文革后改为迫害致死，但郑念手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梅平是被人杀害的。绝望的母亲文革后多次奔走，希望政府彻查凶手身份。在她离开中国大陆几个月后，传来了凶手被判死刑的消息，只是两年的缓期时间通向的是最终获释。郑念在书里写“杀害梅平的人现在还生活在中国”。写下这些字的时间是80年代晚期。如今已是2013年，我很好奇这些人后来如何，他们是否还活着。梅平之死不是个例，杀人者都在哪里，他们的罪行谁来追究。犹太人有“纳粹捕手”。中国人阳光乐天，正史野史皆可作寓目怡情之用。且看解构主义横行的当下，有多少文艺家从历史中汲取灵感。可惜，唯苦难的心灵史乏人过问，难以过问。
　　
　　在郑念出狱后，冻结的外国账户被归还，她的生活条件比身边的人好很多。由于妇联成员的身份，还能享受到例如“特殊商品”的待遇。曾经对她唯恐避而不及的亲戚朋友纷纷来探望，甚至表示愿意“照顾”她。郑念奇怪这些人在她受难的时候都跑到了哪里。但同时，她又说能理解这些人。种种的原因之下，他们当时也不可能会有更聪明的做法。郑念的亲弟弟曾经因受不住审讯的压力，出卖了自己的大姐。尽管觉得寒心，郑念还是谅解了这手足间的攻讦。她说，基督的教诲里只有爱，没有恨。
　　
　　我们都是脆弱的。以为自己很善良很正义吗？也许只是没有机会实践恶，亦无从探究宽容的深浅罢了。当人世间失去秩序和公理，上帝死去。
　　
　　1976年，在疯狂中，中国人走到了最后的恐惧。郑念用了hysteria，helpless，frantically等词描述了唐山大地震后人们的精神状态。万幸的这也是劫难的最后一年。此后漫长的时间里，中国人与贫穷进行了持续性的抗争，一直走到今天。有的人也许是真富了，更多的人还穷着。问题是：是否还有为真理抗争的精神，是否已经有了更多的选择，是否会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看着那么多人纷纷奔向海外，我沉默着不知作何评价。郑念曾经的离开是为了彻底的自由与被接纳，今天的我们呢？惟愿我们这一代人和未来的全体中国人都不再有实践恶的机会，在中国的土地上让中国梦成真。
　　
　　我想看看书里的陈妈、阿姨、老赵、花匠、厨师，也想见见第一看守所里那个北方来的女看守，监狱医院里的女医生，郑念的朋友胡先生，还有那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大德……虽然如今这些人应该都在天上了。
　　
　　活生生一段历史。人，人生，中国人。
　　
　　————————————————————-
　　这本书的成书时间是1987年，中文版面世于1988年，之后发生了什么，所有人都知道。值得一提的是郑念在书的后记里提到了1986年的一次学生运动，这件事本人还是第一次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