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意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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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说：“没什么东西招待你。”我笑笑。我在看Van的微型音响，心里羡慕了一百遍。Van抬头问：“喜不喜欢?”C插进来说：“JVCUX-7000。我眼热死了，他不肯送给我。你要是做他的女朋友，大概他会送给你的。”我伸腿做个踢C的动作，说：“屁!”Van笑笑。


　　C也走过来，看Van摊在桌上的书。Van问：“看过没有?”C茫然道：“什么?”Van就把书的封面翻过来给他看：邓小平理论。C说：“干什么要看?”Van说：“今天考试呀。不会吧，你忘了?”C跳开去，叫：“啊，不可能!”我插进去说：“你们怎么开学才一会儿就考试?”Van接口说：“这个老师是怪路道，隔几个礼拜就考试，每次考试都要算分数，期末考么没有的。”C很懊恼的一副样子，附和着Van说：“是的呀。早知道就不选修这门课了。”我大笑，说：“好，你完蛋了!”Van说：“晚上6：30到8：30。”C问：“开卷闭卷?”“开卷。”Van回答。C听了，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说：“还好，还好。”走过来问我：“怎么办?”我瞪着他。他站不定坐不定，房间里来来回回，最后从书架上找到邓小平理论的书，说：“我们去找刘舒美。吃饭还是来得及的。”Van说：“嗯，你不错。”我对C笑，又对Van笑。真糟糕。


　　走在楼梯上，C说：“还好回来一趟，还好Van和我一样选修邓小平理论，否则死定了。”我说：“你怎么连考试也搞不清楚?”他笑道：“选修课随堂考，乱七八糟，谁搞得清楚。我今天本来还想逃课的。”我们说着话走出C的学生公寓楼，迎面许多人进门，我随便看了几眼，说：“你们这里的人怎么都那么难看，真恐怖。”C说：“你看惯了我，当然觉得别人难看。”我笑笑说呸，又说："Van好像很灵的么……他干什么起个名字叫Van?”C指给我刘舒美宿舍所在的方向，一边答道：“上网用的名字，他自己喜欢。是法文。法国狂。”


　　我给刘舒美的代号是B。她在高中跟我最要好了。从前她常常批评我“不三不四”，又骂A是“不阴不阳”。我就不知道自己怎么不三不四，A又哪里不阴不阳。不过我还是跟她非常非常要好，因为她做人真的一点也没有不三不四，很大方很灵的。我们在女生公寓楼下面打她的电话，把她叫下来，劈头我就告诉她C忘记考试的事情。她盯着C笑，说：“你怎么连考试也搞不清楚?”我说：“我刚才也这样问他。”于是我们一起笑了C一通。


　　我们说，吃饭。三个人走到学校后门去。后门那条路很热闹，颇有以前我们高中附近那条马路的风范。B指着一家店说：“喏，这里——黑店。上次我和同学在这里喝咖啡，被斩得差点失血过多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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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突然有个人拍我的肩膀，扭头一看，不是C，是A。A说：咦，怎么在这里?我十万火急地说，你有没有一元钱硬币?他说有。我说多少多少?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硬币来。我连忙大声叫那个苦闷的人回来，把A的硬币换给他。那个人已经走到马路对面去了，在公交车之间飘忽不定，我叫得声嘶力竭，他才听见。等他又跑过去打电话，A说：“你这算什么。”


高考后八个月(2)


　　我没有回答他，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这算什么。我说：“我等张斓(C的名字)，你陪我等吧。”A看看表，说：“我只能陪你等一刻钟。我要去做家教。”我笑起来说：“你做家教，怎么我不知道?”他说：“第二次而已。寝室里一个人不做了，一定叫我去做。小孩是蛮好的。”他一直在看校门对面停的一辆大巴士，半晌，指着它说：“会不会在巴士后面?”“没有。我看过了。”我说。


　　我和A站在校门口，一起等C。A开始说C如何会放别人鸽子，历数C放鸽子的罪状。他说的时候，把手放在我后颈上，说到中间，突然停下来问：“脖子那么空，冷不冷?”我说：“习惯了。说下去。”他就说下去，手没动。傍晚这个时候，不知从哪里出来了许多风，连夕阳也是冰红色，很快很快就化成冰蓝色的一大摊，没办法收拾掉。大家都结冰了，包括我。不过我的脖子后面是巴掌大一块热乎乎的。风吹啊吹啊吹。我听着我熟悉的A的声音，默默想，这一刻我一定要永生永世记住。


　　A陪我等了二十分钟，来不及，就走了。走以前，他掏出来一块很大的白手帕，系在我脖子上。我说：“这算什么?”A笑眯眯的，说：“幸亏我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就走了。A走之后一分钟，C从校门里面跑出来，大叫着：“表停了。对不起哦!”


　　C跑到我面前，喘着气说：“对不起对不起!你等了多久?”我说：“没多久。”C带我往校园里走，在前面回过头说：“我想你要杀掉我了。真是对不起。我跑出来的时候，一直想怎么办怎么办，即使你要我的头，我也肯的。”我在他背后穷笑，笑得脚发软，走不快，他走得特别快，又不停地回头跟我说话。突然他回头指着我脖子上的白手帕问：“这算什么?”我说：“啊。”就把手帕摘下来塞在口袋里。


　　C的寝室在学生公寓顶楼。在楼梯上，他说：“六楼走起来太吃力了。”又说：“咦，今天怎么这么清静，一个人也没有。”走到他的寝室，一开门，他重复说：“怎么人也没有。”一个人在房间深处咳了一声，我们走进去一看，是C他们寝室卷发的Van。我说：“Van在。”Van看到我，点点头。在他的写字桌上方贴了一张法国地图，看得我开心得要命，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只好在心里蛮佩服他的。Van在放音乐，一个有点鬼气的女声充满了方块的房间，然后他在音乐里做事情——感觉真好。我说：“这是什么音乐?好听。”Van说：“M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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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A也常常说，我没有你以为的那么聪明。可是这一次他有点像不愿意同我多闹的样子。我没讲出来。我知道A是一个大好人。每隔几天就坐车一小时来看我，他有点累了。我想，假如哪一天我们厌倦，分开，那只能怪我们所在的两个大学离得实在太远、上海这座城市实在太大、交通线路实在太复杂，只能怪人是那么容易就累了不愿意动了。我这样想着，并没有好过一点。我告诉自己说，这大概是因为我不想和我的A厌倦分开。于是我就去摸A的手。摸索了半天没有找到，原来他把手插在裤袋里。


　　这个时候我们在河边的一条路上走，A指着对岸的灰色建筑物说：“那是哪里?”我说：“体育系。”A说：“为什么体育系要在河边?”我说：“不知道。大概体育系的人力气大，抢得过别人。A笑笑，自言自语地说：“咦，我们学校的体育系在哪里?”我们走过了一棵又一棵水杉树，我一棵接一棵地拍着按比例大约是树的腰的地方。随后我说：“水杉树到了晚上就都像一个个鬼一样。”A没有睬我。我又说：“高中好还是大学好?”A想了想，很久不说话。我伸出另外一只手去拍他的腰，他就和颜悦色地笑了，还是不说话。我说：“喂，喂，喂，喂。”他一个人在那里想了又想，一边想一边笑，从路的这一头想到路的那一头，又想过了一座桥，随后说：“没有什么好不好的。”


　　我去勾他的手臂，说：“那么我呢?我是在高中里好还是在大学里好?”他笑起来，看着我——他的目光老是在我的眉毛和眼珠之间游移。“你啊，”他好像很开心的样子说，“你也是没有什么好不好的。”我说：“屁!”他镇定地说：“是的呀。屁就是很难讲好和不好的。”


　　我大叫。天边一朵云，被我叫裂开来了。


　　我在A那个大学的校门口，可是我并不是来看A的。好像我每次到A的大学都不是来看A的——这里有太多我的中学同学了，多得我都来不及去看看A。


　　我站在校门口左面那个邮筒旁边，东张西望。我在等C。C是一个男的，也是我的高中同学，过去和A很要好。校门口有许许多多的人和车，所有人都是一种慌乱的样子，在走出走进。还有几个保安人员站在当路挥手，可是没有人听他们的。我数了一会儿，没有搞清楚到底有几个保安——你永远也搞不清楚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个警察、保安，真是伤脑筋。总而言之，我长时间地看着校门口，看得久了，简直以为那里是全世界人最多最乱的地方，于是我心里就很烦，只好转过脸去，看两个人打投币电话。


　　那两个人面对面站着，可是电话机庞大的身躯挡住了他们，让他们谁也看不见谁。他们都在打很长很长的电话。我看着他们两个人像商量好的一样，一会儿你变姿势，一会儿我变姿势，轮流变。然后其中一个人挂了电话四下环顾，看见了我，就走过来问我换一元硬币。我说，我不能换给你，我只有一个。说着我就把仅有的那个硬币掏出来给他看。接着我说，要不然这个就给你好了。他赶忙说不用不用，只有一个也不够。我说，那么你去买样东西，找一点。他笑了笑，对这个建议似乎不甚赞同。他说谢谢，转身苦闷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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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的走了八个小时。我记得很清楚，在车站上，A对我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么好好找一个地方，做做功课，不要总是这么浪费时间，不要总是叫襄没(ｍéｉ)城出来陪你荡。”他又说“荡”。他又说“荡”!我知道他这样说，是真的叫我不要百无聊赖，不是怪我拉他出来。可我就是痴爱走路，有时一个人，有时找一个人一起。而且我并不百无聊赖。我甚至想问他，他难道真的不喜欢美术馆门外的大树吗?


　　那棵大树上的叶片簌簌落下，像乱纷纷的眼泪。可我个人认为，那天绝不是秋天。那么，叶片怎么会那么猛地落下来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们千真万确是落下来了，落在A和我的脚边，像最伤感的眼泪。


　　也许因为走路走得太累，晚上我总会梦见一棵大树：在微风中，绿得发亮的叶片像人的眼泪一样，纷纷落下，纷纷落下，纷纷落下，落下，落下……


高考后八个月(1)


　　那可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也许没有我说的那么久，只不过是感觉上的久——感觉上是真的很久很久很久。我在食堂里猜疑着自己为什么那么爱走路的那个时候，离现在遥远得就像南极点一样。我现在自然是比高中里那会儿悠闲多了，可真要说大学里有多么幸福，倒也没什么可说。


　　我还是一个痴爱走路的人。我个人认为，至少此生此世，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了。A说我最近走路的姿势比起高中里那段时间来正常了一点。我一听很气，问他凭什么说我以前是不正常的。A说，你不要以为我总是故意惹你生气，不是的。我说，呸，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总是在献爱心，不是的。A噎了一下，说，你不要学我说话。


　　我们这样说着话在我的大学校园里走，(“我的大学校园”——听上去好像很阔气。)经过一个篮球场。刚刚过了正午，冬天的阳光亮得像夏天。篮球场上有两个高个子男生席地坐着，腿叉开，脱了鞋，脚底心对着我们，棉袜子还木头木脑地竖在鞋子里。不大有人会公然对我出示脚底心的，所以我看了有点感激涕零。A在旁边，好像知道我想什么似的，说：“他们不是给你看的。你别乱想。”我转身做了一个踢他的动作，他没有躲闪，像那两个男生的袜子。每次他摆出这种金刚不坏之身的样子来，我心中都不由恨恨。可是在嘴上，我却说：“襄没(ｍéｉ)城，我爱你。”A灿然一笑道：“你不必勉强。”


　　我们经过那两个英俊少年的篮球场。阳光罩着他们，好像把他们烙在了一个金色的大盘子上，做成花纹。整个世界都有种变软溶化的感觉，看上去恍若童话。我说：“襄没城，我们怎么会在一起了?”A说：“不是你叫我来看你吗?所以我就来了。你给不给报销车费?”我不响。忍了一会儿忍不下去，说：“你明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A叹着气说：“自从高考结束，你就越变越聪明了。”我说：“你变笨了。”A说：“不是。我不是变笨。我是没有你以为的那么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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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的效果真令我自己无法想象。他一听，马上撂下手里的旧杂志，满面春风地说：“那好，走路。”他像一枚导弹，蹿得迅疾无双。我急急跟上他，来不及再说别的话。我们走到这条路，然后走到那条路，再走到另外一条路，又一条，又一条……时快时慢。路上有各种各样的男男女女，还有各种各样的车子——我总是把漂亮的行人指给A看，他看了以后，沉吟片刻，说：“唔，是的，比你好看。”当他让我看某辆豪华轿车时，会憧憬道：“我将来有了钱，要买一辆更好的。”我不响——他这种痴心妄想，谁会去理他。


高考前十个月(3)


　　后来他说，我带你去美术馆看画展，好不好?我很高兴，说好。他突然想到一个主意的时候，整张脸都闪闪发亮，身体有向上发展的趋势，连头发都神采奕奕地倒竖着了——我喜欢他这种样子。于是我们开始走向美术馆。走了一会儿，他问我：“你去过吗?”我说：“没有。怎么?”他讪讪地笑，挠头道：“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忘记到底是不是这样走了。我站住，正好停在一个锃亮的废物箱旁边。他也站住了。我们你看我，我看你，看来看去，最后我说：“走吧。又不是死人，总找得到的。”


　　结果是找到了。但是，因为走了许多弯路，错过了开放时间，画展已经关门。站在美术馆门前，跟那座漂亮的大房子比起来，我们是如此不值一提。黄昏的风起了，吹得A白衬衫的领子不住地翻来翻去。他扭头看看美术馆，说：“将来等我有了钱，也要开一所这样的美术馆。”我呆呆望着他因为扭头而伸得很长的脖子，不知怎么居然有些感动。他转过脸来，用征求意见的目光搜索着我的脸，头发在风里舞蹈，欢笑，高声唱吟。我微笑，说：“好的。”于是他天真无邪地笑起来——张开嘴，露出白牙齿，舒展的笑容，就像一阵最快活的风。


　　收敛了笑，他说，哎呀，对不起，没看到画展。我说不要紧，无所谓的。他看看我，若有所思地说，是的。反正你什么也无所谓，只要有地方荡就好了。(又是“荡”。)我说，就是这样。我们又你看我，我看你。美术馆门口有一棵大树，风一吹，树叶像眼泪一样纷纷落下。有一片树叶“啪”地在他脸颊上碰了一下，坠到他脚边。他伸手摸摸面颊，低头端详那片树叶，说：“不好，被打了一记耳光。”我抖着肩膀，哧哧直笑。树叶继续像眼泪一样落下，沉重而无力。


　　A本来是五点钟就说要走的。一拖，拖到了六点多。他打电话回家，家里没人，他就不急了。他说他要坐的车已经没了，我说你坐的车怎么那么差劲，他说那我也没办法，坐地铁吧。地铁里灯火通明，太亮，太干净，有又冷又硬的空气。我说我讨厌地铁。他说我喜欢地铁。我看见他抓住车厢里扶手的认真样子，很想笑，可并没笑，只是一直叫：襄没城，襄没城!“襄没城”是他的名字，起得很差劲，据说是他爸爸翻字典懵的——每次遇到新老师，他都要说明自己名字中间那个“没”读ｍò不读ｍéｉ。我故意作怪，叫“襄ｍéｉ城”，他就不理我。出了地铁站，我说你干脆再陪我走一站路好了，到站头，你乘车回家，我七点要补物理，也在那里坐车。他拖长声音说，不——行——的!最后却还是陪我走了：我说：“所以我讲你心肠好。”他说：“心肠好的人都该去二万五千里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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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得凭空听人说那么经典的话，我悄悄记下了。


　　那时天已经黑了。他突然说：“要么我送你回家吧?”


　　我说：“好的好的。——为什么?”


　　“你今天好像精神不大好。”


　　“呸，”我说，“你知道个屁。”


　　A说：“小姑娘说话，不要呸呸呸。”


　　他在我身边走着，比我平静，比我有礼貌，比我精神好——他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样样都比我好。他看问题也比我透彻。他说：“其实我也是有点难过。历史考完了，李老师就不教我们了。”我说：“还有，已经高二了。马上又要高三了。会很苦的。”


　　我们就把教历史的李老师夸奖了一番。李老师是很好的，我们全班都对他感情深厚。不过照我和A的那种说法，就好像李老师是我们的爹、我们的妈、我们的天、我们的地一样，很过分。对高二、高三的未来，我们什么也不敢说。


　　一直走到我家门口，他才想到问我：“你不回家，你爸妈不担心你?”我说：“我爸妈今天要晚一点下班。”我爸妈是全世界最喜欢加班的人，他们的单位是全世界最喜欢开会学习的单位。


　　那天的事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我时时会思念起那金黄色的斜阳——没有热力、没有气味的阳光里，有张信哲的歌声，还有A动人的手势来来往往。当这种史无前例的、空灵的金黄色一次又一次落在我睫毛上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已经很老很老，老得根本没有办法再老了。


　　其他时候，总是我叫A陪我出去走路。我实在是一个太爱走路的人：高兴时走，难过时走，生气时走，悲伤时走，跑800米的时候，我也会突然停下来走，走，走，最后不得不重跑一次。


　　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和A一起走了八小时——连续地走，一停都不停。我忘了是哪一天，反正那天学校不知为什么事放假半天。中午，我照常被A押到食堂去吃午饭。在去吃饭的路上，A说：“我一直管你吃饭，你应该报答我一下才对。”我就说：“好的。你今天想吃什么?”他惊讶地看看我，好像说：你当真?!嘴里却说：“随便。”就像知道我要请客，那天食堂里有排骨年糕卖，酱油比年糕还多，吃得我们咸晕了。他说：“难得你请次客，竟然这么难吃!”我说：“不管。为了报答我的年糕，今天下午你能不能陪我出去?”他诧异道：“又出去荡?”看，他又说“出去荡”了。他从不肯好好说“走路”。


　　我们还是出去荡了。我们先去了旧书市，在书堆里走来走去。那里是A提议要去的。我看他饶有兴致地翻着旧杂志，就问他：“你为什么总是喜欢走到这种乱七八糟的地方来?”他伸直腰，挠挠眉毛，说：“你不是要逛商店吗?”我听了这句话，惊讶得不得了，立刻说：“谁跟你说我要逛商店?我只是想走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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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出校园，走到马路上。就是学校附近的一条马路——这条马路是没什么好说的了，无非是路边有许多店，有路灯，有行道树，有车，有人，有沉在底下的、恶浊的空气——和所有其他的马路一样。从个人的角度讲，我逛这样的马路，简直逛厌逛腻逛恶心死了，但我们都不想回家，又懒得到远点的地方去，所以只好逛那条马路。


　　A叹着气。我问他干吗。他说：“一走到外面，就不一样了。”我问：“怎么个不一样法?”他诧异地瞥了我一眼，说：“我还以为你和我一样，也很喜欢学校里的傍晚呢。”没等我说话，他又叹口气，说：“难道你没发现，傍晚的学校里，太阳光是没有热气的，只有颜色——是很好看很好看的颜色，好看得……”——他说的时候，手舞足蹈，非常值得一看，中间他停下来斟酌了一下，最后一挥手，好像甩掉一个什么东西一样——“……算了，你又不懂。反正很好看就是了。”


高考前十个月(2)


　　我没说什么，我们就继续往前走。走了一会儿，他笑起来说：“我倒有点想带你去玩街机。”我说：“那就去吧。”他看看我，充满关怀似的拍拍我的头，说：“一个女孩子，不要这个样子。”我问：“一个女孩子，又怎么样?”他说：“那种地方的女孩子……有什么好说!”我就不响。其实我挺想问他干吗要说“那种地方”———不是他自己也常常去吗?问号在脑子里转了一圈，我到底没说出来。男的脑袋有种奇怪的想法，你拿他们是没办法的。算了。半晌，我问他：“刚才你说约好去玩的人，都是谁?”他就告诉我，有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我说：“你怎么总是和一帮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他马上反驳道：“那你是三还是四?”我一听，就很气，就不说话了。路上人很多，我们很少并排走，总是你前我后的，所以我生气他大概也不知道，我不说话也是跟我自己过不去。


　　就这样走了很久。不大说话，不过很自在。我们两个走路的速度都挺快，前前后后地往前冲，非常搭班。走得高兴、舒服，我们相视而笑。我想，A和我，蛮好的。A大概也这样想。可是我们当时表现得有点严肃，在脸上都是老人一样的小孩子。


　　后来，我们走到一个书店。我发现音像柜台有个电视机，在放张信哲的MTV，从我站的地方看过去，正好清清楚楚。我是很喜欢张信哲的，所以就站在那里，津津有味地看，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那天竟然一直在放张信哲的歌，真令我欣喜若狂。A没有催促我，站在旁边好耐性地等着。在回家的路上，他说：“你看，还是我带你到那里去的，谢谢我吧。”他是借机嘲笑我喜欢张信哲——他总是借机嘲笑别人。不过，因为看了那么多张信哲的MTV，心情真的很好，我就说：“我只是喜欢听他唱歌的声音而已。”他说：“这个谁不知道?你喜欢张信哲，大概是因为他的声音听上去很远。我喜欢范晓萱，因为她的声音听上去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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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觉有些小气愤，立刻抗议道：“我也知道这种问题是比较傻的——算了，就说是非常傻吧。可是如果说皮厚，也只能我自己说，你怎么可以随便说呢!”


　　A很诧异地抬眼看了看我——我有大打出手的架势。他放声大笑，把坐在我们四周的人吓得差点大喷其饭，随即无辜地说：“我又没有说你皮厚咯。”一边放下右手的勺子，从左手的鸭肉上小心翼翼地撕下一张油汪汪的、厚厚的鸭皮。


　　不管怎么说，我个人认为自己的气愤确实非常可笑。可是他怎么可以笑呢?毕竟我是严肃认真地在探索我自己——我，甚至是我的父母，都认为在我这么小小的年纪，能探索自己是极不简单的。于是我说：“求你想想看，我为什么这样爱走路?”


　　他咽下喉咙口的鸭子肉，抬头一本正经地对我说：“高中生解颐，你知不知道，吃饭的时候说话，尤其是讨论严肃的问题，会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


　　是啊。我是一个高中生，我的名字叫解颐，我知道吃饭说话不好。可是，高中生不会永远都是高中生，解颐这个名字又不是我自己挑的，话说白了，又有几个人吃饭的时候真的二话不说，仅仅为了保重自己的身体?只有这个问题是永恒的，但是我自己想不清，人家又不肯解答：我为什么这样爱走路?


　　我并不因此就怨A。A虽然有时油腔滑调，避重就轻，还天天押解我去吃午饭，但他毕竟是惟一一个肯陪我走八个小时路的人。我感激他。


　　第一次跟A在一起荡，是高一第二学期结束，参加完历史会考那天的下午。我们的历史会考被安排在高二学生的各科会考后面，所以走出考场的时候，天色已经不早。我这个人毛病很多，最可悲的一点就是莫名其妙的慢性子：总是在我个人认为已经尽可能动作快的时候，其他人早就走掉了——那天也是这样。我收拾完东西走出考场，已经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我在校园里走，尽可能要多慢就有多慢。夏天的傍晚，还没落下去的阳光是真正的金黄色——没有热力，没有气味，只是空虚的金黄色。金黄色的斜阳布满浅蓝色的天空，染浅了颜色丑陋的世界。我所置身的是一个玩具一样的校园，金黄色——一个玩具一样的上海，金黄色。整个世界都是虚妄的，我是真实的。


　　有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是A。他说你干吗?我说我走走。他说走走干吗?我说不干吗，好玩。我看见他微微笑了一笑，无奈而潇洒地——我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就知道，我这个人在他眼里是无可救药的。问题是，我并不害怕无可救药。


　　他说：“你怎么不回家?”我反问他：“那你怎么不回家?”他说：“本来我们说好，考完以后一起出去玩，可是他们一下子都不知哪里去了，找不到。我跟家里人说好不回家吃晚饭的，再回去，不是很傻?”我说：“噢。”说完了，再说不出什么。他看看天，抿紧的上下唇一松，出了口气，笑眯眯地望着我，说：“要不然，我们两个出去荡一圈，好不好?”说着，他把手高高地抬起来，然后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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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意义的生活(第一部分)


【作者简介】


　许佳。


　1980年生，最典型的狮子座。


　1998年出版《我爱阳光》，被收入“布老虎”丛书。后出版长篇小说及散文集五部。


　现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2004年6月毕业。


　　吴虹飞说：“每一位天才总要到长大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平庸和梦想的艰难。”此话甚真，不由让我将她引为知己，尽管并未见过她一面。我们已经不是当年的十七岁天才少女，没人再原谅我们疏懒，有时则有人怀疑我们狡猾。近日读到E.B.怀特的一段话，喜不自胜，觉得再也没谁能如此精炼地概括我生而为人的一切苦恼了，所以就拿来放在结尾。他说道：“如果这个世界仅仅是勾人的，那就不用费神了。如果它仅仅是挑战性的，那也问题不大。糟糕的是我每天早上起床都会被改良世界的欲望和享受世界的欲望搞得不知如何是好。”


　　E.B.怀特写了《夏洛的网》、《小老鼠斯图尔特》和《吹小号的天鹅》。小时候他让我欢喜，现在也还是让我欢喜。但愿有朝一日，我成为他那样的人。　　许佳


【正文】


最有意义的生活


高考前十个月(1)


　　我是一个痴爱走路的人。


　　有一天，我突然想：我这么爱走路，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真的为这个问题思索了很久。起先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的潜意识认为我身体素质不佳，需要进行某种形式的锻炼。可是，实际上我这个人实在太能走了，即便一刻不停地走上一天一夜，也不会产生任何身体上的不良反应，所以走路锻炼这种形式，对我来说根本是没有用处的。后来我猜，也许我心里一直很烦，希望以走路来开解烦恼。可是随即我认识到，再怎么说，我也算不上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多数时候我都能吃能睡，也笑得出来，并且我在这广大世界里活命的时间，也并没有长到让我学会装模作样的地步。我还做了多种猜想，然而每一种都被我毫不犹豫地就地否决了。


　　我为这个关于自己的疑问困扰了许久。到最后，我竟然去请教A。A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常常把磁带换来换去地听。我们的关系还是很友好的。这个人在某些方面是个人才，(这是我们语文老师说的，我个人认为他简直是个天才。)心肠也很好，经常愿意陪我“在外面荡”——“在外面荡”是A说的，“荡”即“游荡”，其实，我个人认为还是说“走路”比较好。总而言之，我后来去请教A，问他：“你说说看，我为什么这样爱走路?”


　　我问A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正在食堂里吃饭。顺便交代一下，到吃午饭的时候，A总是叫上我——他说如果没人强迫，我就不会去吃饭，而不吃饭是非常坏的习惯。这个事情还是以后再具体说吧。言归正传，A听到我的问题，好像没什么反应，而是停下右手的不锈钢勺子，伸出左手，从搪瓷盆里用食指和大拇指小心翼翼地拈出一块鸭子肉，双眉紧皱，心不在焉地说：“唉，皮那么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