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安，北京 - 书评

世纪文

　　2012年02月25日 星期六 新京报
　　
　　□本报记者 刘雅婧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2-02/25/content_319766.htm?div=1
　　
　　　　上世纪最后十年的某一天，北京黄昏横斜。
　　
　　　　刹车声响过，躯体飞起，一个叫王凡的年轻人以终结生命的方式终结了这一天。而他苦苦追问的终极意义，在世纪末一代年轻人浓重的迷惘和愤怒中，并没消失。——这是《晚安，北京》中小说故事的最后一幕。作者，汪峰。
　　
　　　　又过了十年，2012年，街头巷尾热播一部电视连续剧《北京爱情故事》。画面中闪过又一个迷惘的年轻男人，在物欲世界的围攻中哑着嗓子喊，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是谁，我能干什么。继而主题曲响起，摧心之极。——这是歌曲《再见青春》。作者，汪峰。
　　
　　　　新书《晚安，北京》于今年年初面世，汪峰又成了新闻人物。此时，他就在眼前，依旧低帽檐，依旧摇滚。只是话题从音乐更多转向了文学。
　　
　　　　其实我没什么变化
　　
　　　　新京报：据说本书的成书时间是2001年，近10年了，回头看看，心境有无转变？
　　
　　　　汪峰：10年过去了，但是这本书中所提到的绝大部分现象目前都没有太大改观，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精神实质还是一样迷惘，没有归属。那个故事就是为了反映20世纪最后十年年轻人的想法。里面主人公不是我，但是想法也是我的。
　　
　　　　新京报：最近《北京爱情故事》把你几首老歌唱火了，《北京北京》、《地心》、《再见青春》对照这些老歌，再听听刚推出的《存在》，听众可能会发现，虽然商业上你很成功了，但歌里的汪峰没怎么变。
　　
　　　　汪峰：我说了，我没什么变化。这是我自身感觉，年龄增长不一定会更平和。性格里平和和纯净的地方也有，但是当我想集中力量去表达尖锐的东西时，程度会比年轻时更强烈。不过，始终你不能偏离你的初衷，那就是我当时为什么写歌，如果你不记得，那你就会迷失。
　　
　　　　我喜欢“垮掉的一代”的表达
　　
　　　　新京报：从书中能感觉到你的文学启蒙受到了“垮掉的一代”的影响。为什么是“垮掉的一代”而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了你的创作？
　　
　　　　汪峰：影响我的人其实挺多的，比如马尔克斯、亨利·米勒、惠特曼、金斯堡，以及The Doors乐队的主唱吉姆·莫瑞森。但最喜欢垮掉派出现之前的亨利·米勒。他才是开创了这种写作手法。他小说百分之七十的部分，都完全可以是诗，他只是没有分行而已。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题材有形而上的局限，传统思维会认为只有高度凝练、概括的表达才是好的，久了形成了框子。老崔和罗大佑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新文化的结合，但是不是最好的，以前我没接触过别的，认为他们就是最好的。我年轻时代写歌默默无闻，身边朋友看了，经常会说你这歌不错，比较像老崔。只要是像他的就是好？不像就不好？这事儿太可怕了。虽然他确实好，但一定不能是这样一种评价标准。
　　
　　　　我更喜欢垮掉一代的表达，我看到他们以后就明白了，好是有很多种的。《嚎叫》这样的表达，可以打开心灵，能启示你，让你觉得你可以自由表达，同时充满了想象力，有非常多的话想说。
　　
　　　　新京报：你歌词中有密集的诗歌意象，你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接受诗歌的影响，哪些诗人对你影响很大？
　　
　　　　汪峰：17岁我同时在读食指和蓝波，食指基本没有什么华丽的词汇，但是太好了，很少有中文类的诗人有那么赤诚的一颗心脏，看到诗就和看到人一样，那个时代在他身上有太深的烙印。后来读了金斯堡，觉得这个人的表达真是自由丰富，他不仅仅是《嚎叫》好，所有的诗歌都好。我有几首歌的歌词都是在向他致敬。
　　
　　　　从小看唐诗，看古体诗，好是好，就是没感觉，包括莎士比亚和艾略特，艾略特已经有点承上启下、从后浪漫到新诗的感觉了，只是他给我带来的那种感觉没有那么深刻地撞击我。
　　
　　　　新京报：你20岁的时候接触到鲍勃·迪伦，他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诗人，你为什么喜欢他？
　　
　　　　汪峰：我20岁时，我们在音乐学院听的还是磁带，我同时听到了like a rolling stone和flow in the wind，当时是旋律先感染我，我特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不认为他们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好听。迪伦从学院派角度看基本是世界上最难听的嗓子，没有任何共鸣，低音区没有，基本上就是瘪的、尖的。我就觉得奇怪，like a rolling stone那么长，而且没有什么旋律变化，每一段都叨叨叨叨一模一样，但这首歌几乎影响了西方所有著名歌手，我找到这首歌的翻译，看完我晕了。特别深刻，特别带劲。我开始大量找他的作品，翻译了大部分歌词。
　　
　　　　80岁，该怒的还是会怒
　　
　　　　新京报：什么时候接触到凯鲁亚克的？你在歌里面使用了很多和他的“在路上”、“流浪”相似的意象，你年轻时，总想着要出发，要离开，要流浪，但是你最终没有走，留下来了。
　　
　　　　汪峰：接触到凯鲁亚克我21岁。我喜欢他的《在路上》、《流浪的达摩》，更喜欢《赤裸午餐》，那个时候我还很小，歌里都是这样的句子和意象，来寄托自己的情怀。但是我后来明白了一个道理，你不需要强迫自己走出去，不必只依赖流浪，才能换一种生活。后来我明白了，一个人的心要真正的宽广，路才会宽广。如果心是狭隘的，走遍全世界也没用。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多年，环境更艺术化，更不社会化，毕业以后，开始真正做摇滚乐，我意识到，我必须真正了解这个社会，而不是端着自己，我1994年毕业，一直到2000年，五六年时间出来租房子，没有钱，靠理想做音乐，这是我接触社会的重要阶段，也是特别可贵的。
　　
　　　　新京报：四十不惑，人会更平和，但你在公开场合说过，该愤怒的时候还是会愤怒。你现在看到一些社会上的事情还会愤怒吗？
　　
　　　　汪峰：愤怒需要坚持吗？我觉得到了80岁的时候，该怒的还是会怒的，人的平和是生理性的。当生不了气了，机能承受不了激动的东西，不会愤怒，才是可以理解的。对好多事情，人是有世界观的，当你觉得社会不公，特别匪夷所思的东西出现，你不可能不愤怒。不过，我非常不愿意把自己当成是社会活动家，一些特别明确的社会事件不会出现在我的歌里。
　　
　　　　新京报：有人说，时至如今，汪峰歌中和诗中的迷惘和意象还在重复，你是谁，你何去何从这种终极问题，你从年轻时代一直问到现在，持续追问有结果吗？
　　
　　　　汪峰：书里我也谈到过。只是没有那么大篇幅。我曾经特别在意对一些东西的重复使用，尤其是在别人提出之后。之所以还在重复沿用，因为我明白，它在我的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比如说，迷茫，孤独，爱情，或一些形容词，不是我没别的词了。而是，它就是亘古不变的，该用时就要用。
　　
　　　　新京报：创作型歌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更新自己。现在你商业成功了，还在阅读吗？
　　
　　　　汪峰：我从18岁到23岁，基本上大部分中国古典名著，包括道德经，还有西方古典文学，都读过，懂不懂是一回事，但读没读过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有一天你回头会发现你20岁时读过的那本书，可以指导你现在的生活阶段。它给你一定的世界观和素质。现在该看书的时候我还会看的。最近这一两年很忙碌，去年年底的时候一直在读博尔赫斯，还有于坚，都很好。没有整块时间去看小说，会在网上阅读和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