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银行家 - 书评

山猫

　　译者吴士宏在译序中深刻的表达了她对尤努斯的敬仰，在商界里征战奋斗多年经历，让她更深刻的理解到尤努斯做成了让千万穷人受益的事业。吴士宏想把尤努斯和他的格莱珉银行介绍给中国人：“它不仅是一个伟大的人的自传、一种伟大精神的阐释，还几乎可以作为参照实践的课本，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实践。”笔者阅完全书，掩卷而思，深刻认同：这本自传伟大之处在于阐述了一种新的精神理念、并用锲而不舍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精神理念的正确和伟大。
　　一、尤努斯成长环境对格莱珉银行构想发展影响的探究
　　自传更多是格莱珉银行的发展历程，尤努斯将自己付出的卓越努力以及伟大思想，谦逊的隐藏在整个格莱珉银行的发展历程中。从第一章到第三章，笔者能够了解到尤努斯生长的环境以及他所受教育、信仰，构成了他建设这一事业的基础。
　　成长环境的影响：尤努斯的祖国孟加拉是一个较为落后，贫富分化明显，有过军政执权的国家，也是一个精英统治类型的国家。
　　第一，贫困的国度和绝然的贫富分化让他能够明显感受到贫富差距带来的震撼，特别是这种贫富在区域上被明显划分时，譬如自传中提到吉大港老商业区中心是繁华的中心，饥荒来临时，难民涌入城市，静待死亡。城市高速连接着现代的吉大港大学，地处其间的是贫瘠的桥布拉村。尤努斯用“孤岛”一词来形容这种情形。繁华的现代生活是被赤贫包围着的孤岛，而阻隔这一切的，就是漠然的良知，这让尤努斯触动很大：经济教育应该让人生活更好起来，而不是刻意制造一道围墙，让部分人活得更好而完全忽视其他的更多穷人。因此，后来的格莱珉银行反复强调的是要定义穷人，为真正的穷人服务。
　　第二，政治环境的影响。在整个自传中，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似乎在避谈与政府的合作交往——指政府部门的合作，而不是与执政者的合作——特别在小额贷款项目试验初期，笔者没能看到更多的尤努斯寻求政府机构组织介入的内容。笔者尝试从不多的涉及孟加拉政府的描述中来分析：“1972年我回到孟加拉就得到了一个响亮的头衔，被派到政府计划委员会工作。我的工作很没意思，除了看报整日无事可做。”（P27，回到吉大港）——是否意味着政府的工作效能比较低，并不是一个强势有效的政府？“我到那里（吉大港大学）时每个系主任都有一间巨大的办公室，但是其他教师根本没有办公的地方。……他们觉得系主任有一个大房间是理所应当的，哪怕其他人根本没有坐的地方” （P27，回到吉大港）——是否意味着整个社会弥漫着强烈的官僚意识和思维，政府更多作为统治阶层而非管理阶层存在？其他的还有尤努斯在农村推行小额贷款时，面临的压力很多时候是当地的宗教和政治首脑的怀疑、威胁，这是否说明孟加拉农村社会（孟加拉80%人口在农村，应该可以视为是农业国家）的基层管理更多依赖是宗教、社会、文化传统习俗，而非政府管理？最后，尤努斯也在文中提到过政府本身的腐败，譬如第十二章里提到的孟加拉渔业部长，对管辖内的一个渔业项目出现公然的腐化与管理表示惊骇，以及银行的援助组织为了贷款给政府而进行贿赂等行为等。政府的低效、官僚、腐化、社会管理能力弱，导致了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乏力，也许这就是尤努斯在设计小额贷款时尽量避开与政府合作，让经济市场发挥效用的原因吧。从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认为小额贷款为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一条崭新有效的道路，但不能过度解读为政府政策、管理等的扶贫功能失效，一个强势政府，介入社会事务很深的政府，在解决贫困问题上，应该也能有较大作为。
　　第三，精英统治与格莱珉银行的成功。“虽然孟加拉人口有一亿两千万之多，但它完全被一小撮人掌控，他们彼此大多是大学时期的朋友。孟加拉的这种社会政治方面的不幸特色常常能帮助格莱珉克服一些否则简直不可逾越的官僚障碍。”（P102一家为穷人服务的银行诞生了）尤努斯毫不避言在孟加拉的身份、社会地位为他的事业建立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在孟加拉的政治、经济圈子内，有不少是他旧日的同学、同事、朋友、学生。这种精英统治的氛围，一方面给予他强烈的为民请命意识，另一方面也给予他在调动各类行政资源上带来便利——所以，笔者在思考格莱珉银行发展思路是否有可复制性？其中有多大成分是格莱珉银行制度自身发挥的效用，有多大成分是尤努斯自身魅力、奋斗，以及其自身资源运动的结果？
　　教育与信仰的影响：关于这两点，在很多关于尤努斯的评论里都可见到，尤努斯自己也说，是母亲对穷人的关爱影响了他。另一方面，尤努斯强调童子军意识深深渗透了他。笔者认为，这两点的影响是基础性的，即用久的对穷人的关爱与保持激情的持久性。
　　二、格莱珉银行：小额信贷消灭贫困与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理论思考
　　讲述完尤努斯的成长之后，自传的重点就落在了格莱珉银行的发展历程上。格莱珉银行起因于尤努斯在桥布拉村遇到一个做竹凳的贫困妇女，由于拿不出购买原材料的微薄的22美分，而不得不受借贷者剥削，过着勉强维持生存的日子。他开始考虑用小额无抵押贷款的形式来改变这些赤贫者的生存状况。后来，在尤努斯付出艰巨努力下，这个小额借贷试验项目逐步发展为一家为穷人服务的银行——格莱珉银行。格莱珉在孟加拉语是乡村的意思，后来这个银行从无到有，不断摸索，不断完善，成为致力消除人类贫困的一条崭新发展道路。格莱珉银行核心的与传统银行所不同的是：1、格莱珉银行的放贷目标是穷人中的穷人，即社会底层的下50％。2、无抵押，让真正的穷人能够贷款。3、为了避免贷款到期大额付款带来的心理障碍，采用分期还款，周期一般为周（7天）。4、每个申请人都必须参加一个由相同经济、社会背景组成的小组。小组必须是自发的。小组成员至少为5人。小组全体成员通过考试后，才可申请贷款。如果一个成员不愿意偿还贷款，该小组其它成员在随后的几年里没有资格申请更大额的贷款。5、8个小组组成一个中心，中心负责人由全体成员选举产生。负责与银行派到这个中心的工作人员联系，解决小组内部无法解决的问题。6、鼓励贷款者存款，成立基金。为意外事件提供保险。7、因灾害无法偿还贷款，转为长期支付贷款。同时给受灾者提供新的贷款。
　　在这里，引起笔者思考的不是这些巧妙而又行之有效的小额贷款设置，而是尤努斯在桥布拉村产生的最初借贷消除贫困的思想。做竹凳的贫困妇女的生存模式遵循了马克思揭露的最基本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与生产者是分离的，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只能依靠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换取生活资料。做竹凳的妇女其劳动产生的剩余价值，被提供原始资料的借贷者剥夺拿走。这样无产者生存状态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依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异化为劳动力资本。二是不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需要，成为赤贫者。在自传中有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孟加拉从印度进口大约一亿五千万美元的布料，而不采用孟加拉传统家庭的手工纺布，这些家庭纺工由于被市场抛弃，而又将陷入穷困当中。尤努斯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思想，就是自雇思想。只要无产者拥有小额的生产资本，就能够摆脱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依附关系。他深信，穷人有自我谋生的能力，只是缺少“机会”，这个“机会”实际上就是可以用来购买原料、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本。小额信贷，让生产者与资本拥有者再度合一了，其生产所获得的利润不再通过生产链条而被剥夺。更重要的是，小额信贷的巧妙设置，有效的保护了这些小生产者的发展：一是激励，还贷是一种特殊的激励，激励穷人将借贷投入到生产而非消费领域中。二是发展，虽然众多评论都对尤努斯只提供贷款，不为穷人提供技能培训持保留意见，但笔者认为，尤努斯提供了更重要的就是互助的社会组织——自传中提到，参加过贷款小组的妇女，即使今后不再需要贷款，也乐意与小组成员一起，共同讨论和谋求更好的生活发展。
　　通过尤努斯的小额贷款消灭贫困的思路，笔者提出一个大胆的疑问：也许真正的穷人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而不是偶发的个体，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把生产资料与生产者分离，达到资本家控制资本，掌握生产链条，进而在分配关系中可以主宰利益的分配。而作为劳动力存在的无产者，在这里面没有利润分配的发言权，只有依附在生产关系中获得生活资料。而一旦该生产关系发展变化，不再需要这类劳动力，也就是说，连唯一的劳动力也无法出卖的时候，那么这些劳动者就沦为赤贫和救济对象。
　　三、经济组织发展的反思：社会经济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在自传中，最吸引我的一幅插图是手持格莱珉手机的乡村“电话女士”。这说明，只要给予足够的机会，任何人都能够借助各种方式摆脱贫困。笔者在这里引入费孝通先生的主张：我们可以从西方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外另辟蹊径，大规模生产未必是唯一的选择，大城市化未必是唯一的选择，大规模人口流动未必是唯一的选择等等。“电话女士”更代表一种愿景，一种除了传统的商业、经济发展模式外的新的经济合作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个体从事生产销售的自由度更大。原先的大工业日益差异化，解体成众多细分市场，每个都能容纳一定数量小企业，并且掌握最终客户。大公司则退居二线，为众多小企业提供标准化的低成本价值，“涵盖他们的能力”——甚至有些时候这些企业只是某个个人。只要这些信息沟通足够便利，能应特定需求组成虚拟企业，实现不亚于大公司的规模经济和分工协作，事毕解散，又保证灵活性。在《穷人的银行家》中，格莱珉将众多散落的纺织工组织一起，创造了格莱珉格子布（Grameen  Check）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