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银行家 - 书评

Homer

　　近日阅读了尤努斯教授的自传性著作《穷人的银行家》，感触颇深。这本书虽然是尤努斯教授的个人自传，但是八成的篇幅都是在介绍格莱珉银行——孟加拉乡村银行和其所应用的小额贷款模式。
　　
　　
　　格莱珉银行的起源
　　
　　尤努斯教授的一生与小额贷款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密不可分，而起初促使他走上这条路的，则是源于对其所在大学周边村庄的经济援助。作为吉大港大学的经济系主任，尤努斯深切感受到现有经济理论在解决孟加拉乡村贫困问题上的无力。因此，他带领一帮学生深入到田间地头，去了解那些穷人的生存状况，希冀通过现实的调研找出解决贫困问题的办法。尤努斯教授最初促成了土地所有者、佃农和他们研究团队的三方农业合作计划，其根本要旨是通过有效的利用灌溉设施在土地抛荒的冬季开展农业生产。这个项目取得了事实上的成功，但是尤努斯团队的经济收益为负数。在随后的乡村调研过程中，尤努斯逐渐意识到真正的穷人不是农夫和地主，在孟加拉总人口的一半以上都够不上勉强为生的农夫的水平，真正的穷人是那些失业者、文盲、没有土地的人或是无家可归的人。
　　
　　尤努斯注意到孟加拉乡村的一些赤贫者深受当地资本所有者的剥削，一名制作竹凳的妇女由于没有22美分来购买原材料，所以不得不接受收购商的奴役。收购商人借钱给这些妇女购买原材料，然后按照约定的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这些竹凳。如果这些妇女有22美分购买竹子来独立生产的话，她们就可以在市场上高价出售，获取更多的利润。由于金融体制的落后，当地的资金借贷利率极高，银行根本不向这些赤贫者放贷，高利贷组织的利率高达月息10%。这名妇女之所以贫困只因缺少22美分，尤努斯对此感到震惊，同时他也意识到了小额贷款对于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意义，尤努斯当即拿出了27美元，借给42名有技能的人，帮助他们摆脱资本所有者的奴役。格莱珉银行即是从这27美元起步的，发展到后来为孟加拉数百万穷人提供贷款的大型银行。
　　
　　
　　格莱珉银行的特点
　　
　　格莱珉银行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贷款额很低，通常只有数十美元至数百美元；第二，主要面向那些生活水平低下的穷困者；第三，贷款者之中有96%是妇女；第四，格莱珉贷款无担保抵押物、法律文件、团体担保或连带责任。当然，格莱珉银行具有一系列制度安排来确保贷款的收回，实际上格莱珉的还款率高达99.89%，坏账率极低。格莱珉具体的制度创新包括每周还款制度、五人小组制度、违约限贷制度等。通过要求贷款者每周偿还一定数额的贷款，一方面可以减轻贷款者最后一次性还款的压力，同时也有利于监督贷款者的现金流状况。五人小组制度是一项创新，根本要旨在通过群体的监督力量来规范贷款的用途和确保还款。每个新加入的格莱珉成员必须先组成一个五人小组，然后才能贷款。小组如果能按时还款，累计到一定的份额，小组的信用额度就会增加，组员们能借到更多的钱。当小组中有成员不能或不愿还贷的时候，别的成员就会帮助她(虽然不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小组自己无法解决问题，这个小组在今后的几年里，就没有资格申请更大额的贷款了，甚至会被停止贷款。这其实是加上了一道熟人社会的道德保险杠。那些成员不会轻易违约，因为这个小组对于她来说，是她最最重要的社交圈子，那些组员是她最亲密的伙伴。一旦违约，那么她在村里的信用也会受损，很难再生活下去。
　　
　　
　　对格莱珉模式的质疑
　　
　　国际社会和理论界对于格莱珉模式的最大质疑在于赤贫的贷款者是否具有经济上的自生能力，即那些穷人借贷者通过贷款来投资的经济项目（比如制作竹凳、烘烤糕点、制作衣服等等）是否真正能够实现盈利。如果不能的话，他们还贷的钱又从何处来。这也是正是诸多扶贫项目与格莱珉模式的最大差别。传统的扶贫项目都旨在通过技能培训来提高低收入者的劳动技能，以此来帮助其增加收入，摆脱贫困。格莱珉模式认为所有人都与生俱来具有一种生存能力，所以重点不是在花费时间教给他们新的技能，而是最大限度利用他们现有的技能，而小额贷款恰恰是通过资金支持来帮助他们利用现有技能来赚钱。这些穷人赚到的钱继而会变成一种工具，成为一把开启其他一系列能力的钥匙。事实证明，格莱美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尤努斯认为贷款的权利应被视为一种人权，贷款能够在全球摆脱饥饿方面起到一种极具战略性的作用。格莱珉的贷款由于是面向赤贫者，所以其改进的都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穷人们通过贷款开展经营活动赚到了钱，首先要解决就是饥饿、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这对于社会的整体进步具有极大的意义。
　　
　　
　　格莱珉模式的社会影响
　　
　　格莱珉的成功不仅仅在经济层面，它还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孟加拉的乡村社会，具有社会改造的功能。孟加拉是个伊斯兰教国家，妇女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地位的不平等使得他们的生存处境极其艰难，饱受饥饿、贫穷、疾病、家庭暴力等诸多问题的困扰，在其他国家女人的平均寿命都远高于男人，孟加拉则相反，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孟加拉妇女的艰难处境。遮蔽习俗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自由，使得他们终日只能呆在家中。格莱珉通过给妇女提供贷款，使她们在经济上走向独立，经济上的独立是人格独立的基础，格莱珉提高了妇女，尤其是乡村妇女的社会地位。
　　
　　格莱珉的模式不仅仅是提供贷款，而是构建地区性的经济组织，最基层是小组，小组之上是中心，中心上面是格莱珉的支行。格莱珉的成员每周都有要还的款项，相互之间也有合作互帮的业务，所以会定期召开会议，通过这种形式加强成员间的凝聚力。小组长和中心主任都是选举产生的，这在推进乡村民主训练的同时也强化了格莱珉成员的组织性。在孟加拉的数次选举中，格莱珉的不少成员在地区性的岗位上赢得了选举。在全国性的大选中，一个地区的格莱珉组织先在内部选举支持哪个候选人，然后整个组织成员的票都投给这个候选人，如此一来格莱珉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以至于某些落选的政治领袖找到尤努斯抱怨说“你们格莱珉某地区的组织没有选我。”格莱珉中心不仅是经济组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通过成员间的交流和信息共享共同发展。
　　
　　
　　小额贷款在金融体系中的作用
　　
　　从金融理论来看，金融体系是否有效率对经济发展影响巨大。在金融发展比较落后的地方，由于资本是稀缺的，所以资本控制着劳动，存在马克思描述的剥削现象，这与尤努斯描述的孟加拉乡村的情况一致，尤努斯所做的实际上就是打破资本的控制力，而手段就是通过制度创新来增进乡村金融体系的效率。格莱珉的成功是乡村金融体系效率提升的结果，通过在乡村地区更高效地配置资金，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理想的情况是，企业家的创意在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资本、劳动、土地等等生产资料全部服从于企业家创意的调度。正如熊彼特所强调的，企业家的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制度的作用在于调配资源更好的服务企业家创新。创新有大有小，大的方面如微软、谷歌、Facebook等，都是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大创新，小的方面如在一个没有杂货铺的村庄开一家杂货铺等等，只要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要，都是创新行为，都对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有贡献。
　　
　　一般来讲，金融发展过程中资金的整体配置效率都会提高，但是在各个不同的领域提升的程度不同，即存在一些被忽略的部分。农村金融和小微企业信贷一直是金融发展过程中被忽略的部分，传统银行的宗旨是越富的人越贷款给你，没抵押品的穷人则被限制在银行大门之外。小微企业的借贷难也是世界性的难题，由于小微企业规模小，财务制度不完善，贷款金额少，审核成本高，银行一般不愿意做这块业务。如前文所述，如果企业家创新有大有小两个层面的话，现有的现有的金融体系是忽略了小的企业家创新这个方面的，本应两轮驱动的经济增长如今只能靠大的创新一个轮子来发力，存在巨大的改善空间。小额贷款是对此种状况进行改善的制度创新，格莱珉模式是小额贷款的一种形式，因其在孟加拉所取得的成功而享誉世界。
　　
　　
　　对中国社会的借鉴意义
　　
　　我认为小额贷款，尤其是格莱珉模式对于改善中国农村的现状大有裨益。据我有限的观察，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仍可以算得上民风淳朴，举例来说，在农村的很多赊购赊销、借贷等根本连欠条都不打，纯粹口头一说，但是真正赖账的人非常少。究其根源，因为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四里八乡的人大多熟识，谁若欠债不还，那就坏了名声，以后想在这个地方混就难了。所以，熟人社会欠缺商业社会的契约精神，实际上也是无此必要。
　　
　　“三农问题”已经提出好多年了，如何发展农村，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以我的观察，农村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三缺”，即缺乏信息、缺乏组织、缺乏资金。信息意味着致富的门路，有组织才能更好的利用机会，而启动资金则是一切发展的前提。以我之见，在我国农村地区如果真有格莱珉这样的经济组织，那么上述三个问题都可以解决。格莱珉本身就是一个联系外界的窗口，可以提供致富信息，而格莱珉的中心和小组都有很好的组织性，资金借贷更是格莱珉的本业。所以，格莱珉模式对于发展我国农村有重大借鉴意义。
　　
　　尽管有上述好处，但是考察我国的社会现实，就会发现格莱珉模式根本不能出现。格莱珉模式实际上在政府之外构建了另外一个社会组织体系，上文已经说过，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组织，还有政治和社会意义。这样的一个组织其社会影响力是巨大的，也是必然不被政府所容纳的。政府害怕这样的一个组织颠覆它的政权，所以有关小额贷款，有关扶贫的事务都是政府来做。但是，由于政府官僚体制的极端低效和贪腐问题，它真正在改造乡村的事务上贡献甚小。政府自己做不来，又不让社会组织来做，“三农问题”要想解决还真是难比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