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前半生 - 书评

公民17

　　《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1891—1927）》：我的朋友胡适之
　　人云：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深感此言不佞，随着社会开放与思想启蒙的程度加深，胡适的影响愈发为甚。邵建一书为近来颇多记载胡适类书籍中的拔出者，形为传记，神似自己平生的感言与治学所悟，连篇累牍加插的作者“案”语堪比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中反客为主的注解大手笔，只是唐德刚未免有些皮里阳秋，阳褒与阴损比肩，使得胡适先生忽而上天九尺忽而落地十丈。
　　书读毕了，由此感叹最直截的却是漫不经心的一语“我的朋友胡适之。”盖这几年思想界对胡适的评价不是万分推崇便是丑意诋毁，能读到这么客观的评论尚属头次，从出生到1927年，犹如与朋友并排携坐的甜蜜瞬间，历历细说得失长短。胡适的好处，相信是彻夜都谈不完的，他是真正开了一个时代的风气，我涂鸦此文仅是事后诸葛亮的吹毛求疵，却自信尚属实事求是。
　　书中所述，胡适负笈美国的生涯可划分两阶段。第一阶段在康奈尔大学，弃农从文后的他对政治极为关注，热情参与当地的众多公共事务，事无巨细，皆忘我投入，活动之多以至于影响学业而招致老师不满；第二阶段乃求学哥伦比亚大学，此时的转捩在于消歇了自己的政治热情，认识上将教育视为政治的先决条件，于是归国后身体力行，走上了“树人”的道路，尽管曾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但中国的沉闷现状最终使他违了初衷。
　　在邵建看来，胡适终其一生的思想沉淀有着时代流行下造成的学术欠缺，胡适的思想体系中难觅以洛克为推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滥觞，而他所熟习的是以19世纪的密尔和当年杜威为代表之“新”自由主义，而在这条分水线上，已多少含有集体主义的倾向。故而胡适对待私有财产的态度上，多有不以为然，例如反对美国式的遗产制度、赞成取消托拉斯并收归国有，在此处，胡适没有看到政府之目的即在于保护私有财产，因为那是生存的需要，而生存则赖财产以维持，更何况具体可触的财产权直通抽象高调的自由权，自由是建筑在财产之上的，失却了基座，自由也就沦落为空中楼阁，社会契约亦失却了可供承诺的实质基础。这个认识上的困境胡适要到30年代才得以走出。
　　透过书背，我从一个大时代的沧桑变迁中，吃惊斩获即使力持“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而素以温和乐观著称的先生，竟也曾一度闪现出激进的一面，也许这与年纪有关，青年的血总是最热的、最易沸腾的，要在一个丧权辱国的大环境中保持一以贯之的理性，呈现“少年老成”的一面，似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便开明贤达如胡适。在同辈们高歌“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革命音节中，胡适在激情驱使下写了他的枕上炸弹诗“炸弹！炸弹！”“干！干！干！”“炸弹底下来去。”“推翻这鸟政府。”横竖看都横溢郭诗之暴力感，此刻的背景国民党一方面将总统位置让与袁世凯同时以又恐怖手段行刺，反复手段何其称得上现代政治。胡适也要革命了！足现恶劣环境带给人无边的绝望与创痛，内心与外界俱恶化，虽说这是1921年间胡适的“权”与“变”，不足以代表一生言论行事，但邵建还是不为尊者讳，这一点上，我窃以为无形中比林贤治坦荡放松多了。
　　激进主义的轨迹还是不时呈S蛇形缠绕30年代前的胡适，纵览半生，这条痕迹从留美时高歌的《沁园春俄京革命》肇始至回国后的《努力歌》和《炸弹诗》，随后是对苏俄的态度，在其眼里，曾将此极权主义误读为“自由的社会主义”。还说“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的新实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以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苏俄有做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但胡适在兴致高处忽略了权利的界限，个人权利应以别人权利为限，西谚：你有挥舞手臂的自由但止于他人鼻梁前。一整个社会里不见得人人都愿意投入这项政治实验，遂成了权利对权利的强制，国家权力凌辱个人权利，此时个人自由也就在除旧布新的暴风闪电中销声匿迹。邵建的分析结论是“实验主义的强势践踏了自由主义的底线。”经验主义与实验主义的鸿沟庶几在此清晰展现，一个动劲十足的“干”字沉醉在自以为是的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过程殊不知正在铺垫哈耶克语“通往奴役之路”，以至于胡适更有骇人的呼吁向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学习。在这一点上，诗人天性的徐志摩与其大相径庭，两人眼里，一个是在创造新文明，另一则是在毁灭文明。
　　不妨小引浪漫诗人对苏俄好恶的一席话：“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历史如烟散去，不啻为一段预言。能从年代的喧嚣中洞烛出这样真谛，不仅出自天性中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其实徐志摩出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师从拉斯基，兼与罗素有过从，纵弃学从文，然偶涉时局，身手惊鸿一瞥。
　　鲁迅宣称的“火与剑”的捷径一蹴而就，对比胡适倡导的“七年之痛，求三年之艾”点滴改良路线更易博得一个时代的舆论，更易迎合怀抱病急乱投医的焦急心理，理性的个人声音在时代中被几度湮没，潮起潮落，却终会水落石出，重新值得关注。胡适就其一生都是个特立独行者，不见容于双方阵营，左右不逢源、上下不讨好，不合时宜的思想和文字屡屡对立于汹而至的攻击潮势中，然胡适不为时势所动，他不趋赶时髦、不躲缩在租界唱高调，他的文字冷静通俗且都署有真名，一向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而非泛泛文人陶醉在笔底的汪洋肆意而“哪管它身后洪水滔天。”至留学生涯孤立于请愿学生中始发，后有为陈炯明辩护、参加善后会议、火烧《晨报》之殃、对五卅的看法、女师大风潮以及由此带发的北大脱离教育部，俱被“爱国癫”和党派暗中操作所引导煽动而成狂热的大众视作不识“时”务、大逆不道，而另一面，思想史上欧美派的和风细雨也始终盖不住留日派与留苏派的暴风骤雨。这是历史的悲哀，也是现代化道路上的刻骨经验。
　　人非圣贤，孰能在糨褓中便识得真理何方，人的一生思想曲曲折折，也许更多就是在这么跌跌撞撞的冲撞中日臻成熟，胡适有过的彷徨与蹭蹬相反更浮现出人格的可爱，使得后世隔代的我穿过泪影与笑语更愿与他亲近，直想贴耳细附一声“我的朋友胡适之”。
　　
　　
　　成稿于08-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