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影像

飞雪

　　个外孙女，带了一桌酒席，特来爱荷华和我们聚会。陈伯父见到Paul，两人相拥流泪。他们


　　邀请了所有的中国作家到我家，还有韩国诗人汉学家许世旭。陈伯父和吴祖光拥抱，也是泪


　　汪汪的。


　　陈伯父在饭桌上起立讲话，声音哽咽：十几年以前，映真出事，亲戚朋友全不来了。那是我


　　家最黑暗的时期。那时候，一个美国人，一个中国人，素不相识，却给我们很大的支持，这


　　是我一辈子也不能忘记的。我们家一向是向着大陆的，今天可以和大陆的作家们在一起，这


　　也是因为他们两位的关系。我也要特别谢谢他们。


　　Paul接着说：世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今晚是我们在爱荷华最动人的一晚。


　　陈映真在《现代主义底再开发》一文中写过：


　　一个思想家，不一定是个文艺家。然而，一个文艺家，尤其是伟大的文艺家，一定是个思想


　　家。而且，千万注意：这思想，一定不是那种天马行空不知所至的玄学，而是具有人底体温


　　的，对于人生、社会抱着一定的爱情、忧愁、愤怒、同情等等思索的人底思索者，然后他才


　　可能是一个拥抱一切的良善与罪恶的文艺家。


　　陈映真就是具有人的体温、人的骨头、人的勇气的文艺家，一直在他称为“台湾当代历史的后


　　街”中独行，即令现在，在21世纪的今天他仍然是寂寞的，焦虑的，在另一条后街中踽踽独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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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女同在爱荷华 ——茹志鹃和王安忆，1983（1）


1983年的爱荷华，有一个非常戏剧性的秋天。


　　在那之前，我读到茹志鹃的几篇小说，最欣赏的一篇是《剪辑错了的故事》，在70年代的中


　　国文坛，那篇小说在创作手法上，是一个大突破。由于作者巧妙的技巧，小说所表现的人物


　　是多面的，所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所提示的社会问题是客观的。整篇小说充满了


　　温柔敦厚的讽刺和诙谐。《剪辑错了的故事》由一场一场的“景”，共七个“景”而组成。每一


　　“景”是个特写，集中在一个主题上，几乎可以自成一体，成为一篇小小说。七个“景”又互相


　　交错在现在和过去之间，细致的结构，有节奏的文字。甚至每一景的小标题，也新颖而有含


　　义，例如“拍大腿唱小调，但总有点寂寞”。小说的意义不仅隐含在故事中，也隐含在人物刻


　　画中，甚至在小标题中。


　　1978年，我在离乡三十年后，和Paul及两个女儿一同回乡。那时我和Paul就十分希望邀请作


　　家来爱荷华，在北京曾努力过，和夏衍先生也谈过，根本不可能。1979年中美建交后，中国

飞雪

　　牢。他为被暗杀的共产党抗议，在外国发表文章，坐牢；为工人说话，坐牢。最后一次，判


　　刑四年，佛朗哥死时，被大赦释放，坐了二十个月的牢。他从1957年到1982年，是共产党员


　　。 我要访问你！陈映真大声说，他正好坐在卡洛斯身后。


　　那年秋天，Paul患后脑炎，感染细菌，多次去医院检查，终至动手术开刀，映真和我以及家


　　人一同照顾他，和我患难与共。在医院等待室，我和他有谈不完的话，谈的多半是当时台湾


　　的情况。 你是个宗教家庭，怎么对左倾思想有兴趣？我问。


　　我爸爸从小就教我们，我们是中国人，所以从小我们就认为中国在那边，那儿才是我们的国


　　家。父亲有鲁迅的书，中日对照。我拿来看，也不太懂。后来读中学，看书有些懂了。读大


　　学时候，我在旧书摊找到一些抗战时期的书，和鲁迅的书正好配合。我的求知欲特别强，找


　　很多书来看。那时日本外务部有预备外交官到台北来学中文。他们那时就准备以后对付共产


　　党呀。他有许多关于共产党的书。他说我可以去看，他还把钥匙给我，我可以随时去看书。


　　后来，他要走了，对他下一任的人说：这个年轻人不错，书可以尽量给他看。斯诺的《红星


　　照耀中国》对我影响很大。“文化大革命”发生了，世界许多国家受到影响，到处是学生运动


　　。我在牢里，有共产思想的人，有两派：一派赞成苏联式共产，另一派赞成中国应该有自己


　　的制度。 你们在牢里可以谈共产主义吗？


　　在放风的时候谈嘛。反正已经进去了，还怕什么？哎呀，那时我真佩服“文化大革命”呀！


　　我1978年、1980年去大陆，才知道千千万万人受到伤害。


　　那时不懂嘛！我们有个读书会。我弟弟老六，那时候读中学，他也受了影响，他把我油印的


　　文字拿去印了，分给他的朋友看，他有另一帮年轻人。我完全不知道，他不让我知道。后来


　　，我被抓，他也被抓了。我先在警总，后来在台东的监狱，最后三年在绿岛。一出狱就打开


　　收音机，蒙在被子里听，刚好是国际歌，我眼泪直流。 你第二次被捕，到底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放我，也不知道。我一进去，就要我填一种表，那种表是判刑以后才填的。


　　我笑说：你对坐牢可是很有经验了。


　　我第二次一进去，就叫我填表，我心想：完了。第二天，他们把皮带那些东西还给我，我还


　　以为他们要把我带到别的地方去。直到我太太、岳母来保我，我才相信，他们真是放我了。


　　1983年陈映真在爱荷华，他父母在美国奥玛哈女儿家。11月中旬，两老和女儿、女婿以及两

飞雪

　　。 鱼蒸好了，陈映真还没到。 吴祖光说：陈映真给国民党绑票绑走了。


　　王安忆说：我听见他在走廊吹口哨。


　　我们吃鱼，喝酒，不断给陈映真打电话，没人响应。鱼快吃完了，他来了。原来他在洗衣房


　　洗完衣服，阿根廷女作家突然开门，请他进去喝杯茶。她谈到自己身世，犹太人家庭，父母


　　从俄国去阿根廷，母亲有精神病，她精神压力很大。 原来你吹口哨，她就开门了。我说。


　　他笑说：她太老了，否则，洗也洗不清。


　　他们到我家来看访问五位中国作家的录像带：丁玲，茅盾，艾青，巴金，曹禺。


　　陈映真说：真过瘾，不必左顾右盼。 我笑说：这儿没人打小报告。


　　看完五位作家的访问后，他说：大陆上的作家吃了那么多苦，我所吃的苦算不了什么。


　　在大陆作家之中，他对年轻的王安忆最关心，最好奇，也最赞赏。那时大陆作家的作品还不


　　能在台湾发表。他在爱荷华一口气读完她送的几本集子。1984年，他将王安忆的《本次列车


　　终点》发表在台湾的《文季》，也许是台湾初次发表大陆作家的作品,而在那年代的台湾,那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踽踽独行 ——陈映真，1983（3）


是很大的忌讳。 他评王安忆:


　　……作为一个年轻一代的作家，她的焦点和情感，毋宁是明显地集中在年轻一代的遭遇和感受


　　上。她在作品中所透露的批判，虽然没有大陆年轻一代哲学家的深刻，但她所提起的质疑，


　　却有王安忆的认真和诚实，感人至深。


　　当然，陈映真对第三世界的作家非常有兴趣。他特别访问菲律宾诗人、戏剧家和文学批判家


　　阿奎拉（Reuel Molina


　　Aguilla），谈论菲律宾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期间的文学和语言问题，以及目前的文学思潮。


　　在长时间的访问中，最后他问到文学和革命的关系。阿奎拉的回答是：文学不能使革命成功


　　，文学也不可能改变世界。文学只能唤起民众，唤起他们对公理、正义、爱和和平的意识。


　　那年有位西班牙作家卡洛斯（Carlos


　　Alvarez）来爱荷华。大家一同乘车到外地去游览，黠慧的巴勒斯坦女作家卡梨菲（Sahar


　　Khalifeh）在他身边坐下。


　　他只能说几个简单的英文字。她转身对我调皮地笑着说：他用完了那几个英文字，我就过来


　　和你聊天。 你喜欢美国吗？她问卡洛斯，说完和我一起大笑。 喜欢，美国人。政府，不。


　　你结了婚吗？ 没有。啊，结了。啊，没有。和一个女人一起。 我们又大笑。


　　为什么不结婚？害怕女人吗？ 是的。离婚。


　　他们就那样子用最单纯的语言，卡洛斯表达了复杂的个人历史。他在佛朗哥时期坐过好几次

飞雪

　　我从没见过一个人家的厨房有这么多活动，这么强烈的情绪，又有这么好吃的食物。辛普森


　　说。他面前摆着陈映真的英译小说和他的英文简历，准备带回纽约。 电话铃又响了。


　　出来了！出来了，我哥哥出来了！ 我转身对Paul和辛普森大叫：他出来了！他出来了！


　　映澈继续说：不是释放呀，是交保候传呀，随传随到，案子还在侦查之中。 侦查什么呢？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陈映真被捕36个小时以后，又奇迹般地获释。他不知道为什么被捕，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获


　　释。他在《关于十?三事件》的文章里写他当时的心情：


　　……我在四日夜间九时许被送到警总军法处，开过一个谕知交保候传的庭，就由内人具保，回


　　到家里。我立刻驶车到北投见我年迈的父母。在知道我被捕后一直出奇地安详，被一位年轻


　　的治安人员赞誉“真有基督的生命的长者”的父亲，看见了我，才猛然拥我入怀，我泪落地跪


　　俯在他抖颤的怀中，不知是悲戚还是再生的喜悦……


　　我和Paul仍坚持邀请陈映真来爱荷华，一年又一年，一直到1983年，台湾当局一再压制，我


　　们一再努力，还有海外作家学者的声援，他终于来到爱荷华。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也是他


　　和大陆作家第一次见面。那年从大陆来爱荷华的是吴祖光、茹志娟、王安忆，还有台湾的七


　　等生和香港的潘耀明。陈映真和他祖国的作家相聚，正是他多年想望的一天。他先一天到达


　　，要和我一道去机场接他们。大陆的作家看见陈映真，也非常高兴。他们好像久别的家人，


　　一见面就谈个不停，彼此好奇，彼此关怀。陈映真对他们说：你们说的话，我要记笔记的。


　　他立刻言归正传。


　　那年是中国作家在爱荷华最有趣最动人的聚会。吴祖光诙谐。茹志娟沉毅。潘耀明宽厚。王


　　安忆敏锐，对人对事，都有她独特的见解。她最引人注意，扎两条小辫，明丽透着点儿腼腆


　　，偶尔冒出一句一针见血的话，多带批判性的。她对新鲜事物特别有兴趣，比其他中国作家


　　活动都多一些。七等生风流去了。其他几位常到我家来，谈笑之中皆见性情，甚至透露政治


　　意味。所有的作家都住在五月花公寓，就在我家这小山旁边。陈映真有时趿拉着拖鞋，端着


　　一锅红烧蹄上山到我家来。看着他那神欢形忘的样子，似乎从往日的崎岖回归平常了，我衷


　　心为他高兴。


　　一天，吴祖光从密西西比河带回新鲜活鱼，陈映真建议蒸了下酒。潘耀明和吴祖光住在一起


　　，他烧得一手好菜，当然是他下厨了。Paul一人留在家里，对我说：你去喝酒吧，机会难得

飞雪

　　1968年，我和Paul邀请陈映真到爱荷华来，同时接受邀请的，还有捷克剧作家、后来成为总


　　统的哈维尔（Vaclav


　　Havel）。两人都缺席了。陈映真被捕入狱，哈维尔在苏联坦克车进入布拉格时，逃入地下。


　　我和Paul决定为陈映真辩护。明知那是枉然，早在1960年的雷案即是一例。但我们要对陈映


　　真的被捕表示抗议，提醒当局尊重法治，唯一的办法，是在台湾找律师为陈映真辩护。没人


　　敢接那件案子。终于找到一位在台的美国商务律师，当然，他要预付律师费。Paul找到一笔


　　钱，电汇给律师，但给那个隐而不见的最高权威扣下了。陈映真由军法审判判刑十年。1975


　　年，蒋介石去世百日忌的特赦，提早三年获释。他一出狱，就给我和Paul写了信。他在给我


　　的另一信中说：


　　……在主观的愿望上，我希望能以写小说终此一生，虽然有许多困难──诸如自己才能的，经济


　　的，环境的限制──但我相信我会努力地走完这条路，不是对于自己有什么自信，而是除此之


　　外，我已一无所能，一无所有。


　　我看不出在一定的未来时间我能有机会到您那儿去。我倒觉得去不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


　　怎样同自己的民族和历史合一，作为反映我们民族和历史的一个卑微的器皿……


　　1979年9月4日早上，美国诗人辛普森（Louis


　　Simpson）来我家吃早点，在门口按铃，厨房的电话同时响了。


　　陈映真又被捕了！家也抄了，父亲的家也抄了，岳母家也抄了。带走了几箱书。他坐了八年


　　牢，四十二岁了，再坐牢，这一辈子就完了！我们实在不懂。他上次出狱以后，没有任何越


　　轨的行动和言论。他结了婚，办了个小印刷厂。他忙着养三家人！父母、养父母、岳母家。


　　朋友8月间回台湾看到他，脸色苍白，提着一个公文包赶出租车，忙得不得了。我们实在不懂


　　，好好一个人，为什么不让他过点自由的日子……


　　陈映真的弟弟映澈讲着讲着，声音哽咽了。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踽踽独行 ——陈映真，1983（2）


我和Paul根本没吃早点。辛普森胡乱吃了一点。我们都很沉重。三个人谈了一上午，讨论如


　　何拯救陈映真。辛普森是美国很有名望的诗人，得过普立策诗奖。我与Paul和陈映真已神交


　　多年，但对于辛普森，陈映真就完全是个陌生人了。


　　第二天早上，辛普森又在我家吃早点，当天他就要回纽约。他在我家厨房连着吃了两天早点


　　，厨房的电话响个不停，我则像热锅上的蚂蚁，在电话和炉子之间跑来跑去，接电话，打电


　　话，和美国各地的中国朋友讨论陈映真被捕的事。

飞雪

　　我还没说完，他已咳嗽起来了。


　　1988年，台湾终止戒严法，在余纪忠先生各方奔走后，我才能又去台湾。杨逵已于1985年3月


　　12日病逝台中。


　　无缘再见杨逵，非常遗憾，所幸我在爱荷华已经看到那座闪耀人性光辉、超越民族意识、永


　　远屹立的杨逵形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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踽踽独行 ——陈映真，1983（1）


我在台湾从没见过陈映真。1960年，只有二十三岁的陈映真，在《笔汇》发表一连串小说，


　　《我的弟弟康雄》、《家》、《乡村的教师》、《故乡》、《死者》、《祖父与伞》。那年


　　正是《自由中国》事件发生，我和外界隔绝，自我放逐，心情极端虚无，没有读到陈映真的


　　小说，也没有见到陈映真，很遗憾。更何况当年他一定是个俊美的男子。1964年，我到爱荷


　　华以后，才读到他的小说，如《第一件差事》、《最后的夏日》、《我的弟弟康雄》，以及


　　后来的《铃铛花》、《山路》，隐约感到他的忧郁、激情和孤独。在那个恐怖时代，作家的


　　倾向，尽可能不触及社会现实。陈映真独树一帜，他的小说不局限于乡土，不卖弄现代，而


　　是基于对人的终极关怀，基于人性，用艺术的手法，挖掘社会现实，表达他的思想，而他的


　　激进思想，是当时的权力统治者要封闭铲除的。


　　陈映真是思想型的小说家。他的思想可以从他小小的年纪追溯起。他10岁那年，目睹台湾“二


　　?二八”事变，看见被人打在地上呻吟、鞋袜沾着血迹的外省人，听着大人神色恐惧地谈论国


　　民党军队扬威台北。上小学五年级时，老师在半夜里被军用吉普车押走，就住在他家后院的


　　兄妹俩也被人押走。他读初中时，眼看着宪兵在火车站贴出的告示：“……加入朱毛匪帮……验明


　　正身，发交宪兵第四团，明典正法。”读初中时在父亲的书房发现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启


　　发他对文学的思想的探索。他也读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毕竟没有鲁迅的《呐喊》


　　那么亲切。上大学时，他对于知识和文学如饥似渴，读西洋文学，在台北旧书店搜寻鲁迅、


　　巴金、茅盾、老舍那些作家的作品，甚至找到联###史、斯诺（Edgar


　　Snow）的《红星照耀中国》、马列选集这些没人敢碰的禁书。他细读美和审美的社会功利性


　　以及艺术的劳动起源这一类的美学。1959年，他开始写小说了，在尉天骢主编的《笔汇》发


　　表。从此他没停笔，用他冷峻而又丰润的笔，写出大量精致、理性、批判性的作品。同时，


　　他的左倾思想渴求实践，和几个年轻人组织读书会，那和台湾的现实是绝对对立的。

飞雪

　　那色彩缤纷的鲜花，就是他写的诗。有人问他是否还写诗。


　　他笑着说：在写，天天写。不过，现在用的不是笔纸，是用铁锹写在大地上。


　　1982年他在爱荷华，七十七岁的杨逵，瘦小的身子，单薄的两肩，背着旅行包，在大伙人前


　　面，小跑步似的不停地走，走，走。我就想：那么瘦弱的人，如何担得起五分之四的20世纪


　　的沧桑？只因他自己所说的：  能源在我身 能源在我心


　　写着，写着，我又看到、听到1982年爱荷华的杨逵了。


　　那年秋天，杨逵由他儿媳萧素梅陪伴来爱荷华，见到世界许多地区的作家，也见到大陆来的


　　刘宾雁和陈白尘，他们仿佛一见如故。我们一伙人到美国朋友丹恩夫妇的农场上去野餐，他


　　们一家三代全来和我们聚会，丹恩首先举起他八个月的小孙子向我们炫耀。胖嘟嘟的小手向


　　杨逵招着，杨逵和婴儿一样开心地笑。主人将婴儿放在地板上，向我们介绍他的农场：他们


　　夫妇俩，和儿子以及一个助手，四个人种一千多亩地，养十头牛，还开了一个冰淇淋店。小


　　婴儿在爷爷脚边的地板上爬来爬去。丹恩讲完了，我们突然发现杨逵和婴儿一同在地上爬。


　　一老一小，趴在地上，昂着头，互相望着呵呵笑。就像儿歌唱的：  你对着我，笑嘻嘻


　　我对着你，笑哈哈  那是我此生所看到的最美的人景之一。


　　我也从他儿媳素梅那儿更认识了杨逵。她对公公的孝心和爱心，也是一幅美丽的人景。他一


　　咳嗽，她就为他捶背。他讲话太兴奋了，她就说：爸爸，休息一下吧。素梅对公公照顾得无


　　微不至。 我和我爸爸是同学呀，素梅指着杨逵，连说带笑对我说。 同学？


　　我们关在火烧岛上的人，都叫同学。 你也去了火烧岛？


　　素梅仍然微笑着，若无其事地点点头。我在火烧岛五年，从1950年到1955年。


　　啊！你们在火烧岛上碰见过吗？


　　见过。爸爸可不认识我呀！素梅透着点儿调侃地笑望着杨逵。远远看到他，我知道他就是杨


　　逵。 啊！我看着杨逵。他歉然笑笑。你怎么做了他的媳妇呢？


　　我佩服爸爸呀！才嫁了他儿子。


　　我一下子愣住了。许多女人因为爸爸有钱，有权，有势，才嫁给儿子。因为爸爸的精神感召


　　而嫁给儿子的女性，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素梅反映出来的杨逵形象更真切更感人了。


　　他们离开爱荷华的前一天，我们三人在河边餐馆相聚。杨逵告诉我，他此生有一个愿望，就


　　是将他多年用铁锹写诗的大地──“东海花园”发展成文化村，有纪念馆，剧场，儿童乐园，当


　　然，还有作家生活写作的地方。 就像爱荷华！杨逵笑眯眯地说。 希望在那儿再见你……

飞雪

　　们两人都有灵敏的感性和率真的性情。他们甚至同一天生日，10月12日。他们都有非常坚定


　　的使命感，所不同的是丁玲对共产党的使命感，Paul对美国梦的使命感。丁玲和Paul两人在


　　一起，一本现代史的大书就在我眼前摊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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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不扁的玫瑰 ——杨逵，1982


小伙子，大家来赛跑 不为冠军，不为人上人 老幼相扶持


　　一路跑上去 跑向自由民主 和平快乐的新乐园


　　杨逵1982年在爱荷华写下这首诗，临走时送给我和Paul，还有一颗台湾玲珑的珊瑚。爱荷华


　　也正是枫叶珊瑚红的时候，他和儿媳萧素梅离开爱荷华回台湾。


　　风骨嶙峋的字迹，自然朴真的珊瑚，也就是他那个人。我永远记得他在密西西比河上，在落


　　日微风中，用他那沙哑的声音唱补破网。  见着网 目眶红 破到这大孔 想要补 无半项


　　谁人知阮苦痛 今日若将这来放 是永远无希望 为着前途穿活缝 寻家司，补破网……


　　那诗，那歌，就吟出了杨逵那个人。为着前途穿活缝，寻家司。他寻到的是笔杆子。


　　杨逵1905年出生于台湾。1924年中学毕业后去日本，在大学夜间部文学艺术科读文学。半工


　　半读，做过送报工。1928年回台湾，积极参加抗日农###动和文化运动，被日本统治当局逮


　　捕入狱十几次。1932年，白天砍柴，晚上写作，他的代表作《送报夫》，就是那段日子写成


　　的。1934年参加台湾文艺联盟，是《台湾文艺》的日文编辑。1936年创办台湾新文学，次年


　　台湾总督下令禁止汉文，被迫停刊。他创立首阳农园，种菜养花，首阳取自春秋时期伯夷、


　　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也不屈服之意。他的作品有《送报夫》、《灵签》、《模范村》、


　　《种地瓜》、《萌芽》、《绅士连仲》、《萌芽和模范村》。戏剧创作有《父与子》、《猪


　　哥仔伯》、《剿天狗》。《羊头集》是散文和评论的集子。小说集《鹅妈妈出嫁》，日本当


　　局禁止出版发行，直到1945年台湾光复后才出版。　　


　　杨逵是台湾日据时代的老作家之一，是台湾新文###动中的重要作家，有强烈使命感和民族


　　意识，文笔朴实，写出日据时期的社会现实。


　　1949年4月6日，杨逵发表《和平宣言》，登载于上海《大公报》，主张和平解决国共内战，


　　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二?二八事件”中被捕者，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判刑十二年，囚于火


　　烧岛。坐牢时间十倍于他在日本统治下十次坐牢的总和。他在牢中改用中文写作，写出《压


　　不扁的玫瑰》等短篇小说。1961年出狱后，在台中大度山开垦一个花圃，命名“东海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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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ow。Paul说：中西部人，三四十年代报道亚洲的名记者，在中国十几年。我看过他30年代


　　写中国的书《红星照耀中国》（The Red Star Over


　　China）。他去过延安，同情共产党，佩服毛泽东。


　　很对！很对！丁玲高兴地回应：1937年吧，我在延安见到他的夫人海伦。她在延安很活跃，


　　灰军装，红皮带，拿着照相机到处跑，很惹人注意。你知道她吗？丁玲问Paul。 不知道。


　　啊。我们四十几年没见了。我一定要去看看她。看到她很难过。一间小屋子，一张床，一张


　　沙发，一张小桌子，一把椅子。一个小柜子挂着氧气筒，原来她得过心脏病。屋子破旧，小


　　院子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两棵树也要枯死了。她住在一间屋子里，我第一次发现美国人没


　　有客厅。在屋子里坐下，她对我说：你是不自由过的，你的不自由，因为政治问题。我现在


　　也不自由，因为我穷，是经济问题。后来我才知道，她住一间屋子，为了节省暖气，另一间


　　屋子租给人了，缴的电费比收的房租还要多。她只靠一百五十块钱社会保证金过活。我们在


　　中国，像她那样身份的人，一定得到政府很好的照顾。斯诺是那么有名的作家！


　　Paul说：在美国，她已经离婚的丈夫，和她毫不相干。就是斯诺再有名，也不相干。美国政


　　府也不能特别照顾斯诺，他有他的退休金和社会保证金。海伦只有一百五十块钱社会保证金


　　，因为她自己没有工作过。社会保证金是从你工作每月收入按比例抽出存下来的。人人得有


　　工作。没有工作过的人，就只有那么一点点社会保证金了。 这个资本主义制度太冷酷了。


　　你坐牢，就不冷酷吗？ 那是人整人，不是制度。有些人就是要迫害人！


　　但是，制度可以给那些人权力去迫害人！


　　你说共产党，是不是？丁玲站了起来，围着桌子走：共产党不断在改正错误。我个人近二十


　　年的遭遇证明了这一点。我现在不就在美国吗？中国不会再搞人为的政治运动了。我们不必


　　为生活担心，我们也不必为写作烦心。我们没有个人欲望。


　　美国也是不断改正错误的。美国人民可以批评总统，可以批评政府，纠正他们的错误。美国


　　…… 丁玲对我摆摆手：华苓，不要辩了，好不好？ 我拿起酒杯，大声说：喝酒！喝酒！


　　Paul立刻举起酒杯说：好！丁玲，敬你酒！今天是给你送行呀。希望我们再见！


　　他们没有再见。1986年，丁玲去世了。1991年，Paul也走了。


　　丁玲和Paul两人，彼此好奇，彼此喜欢，彼此尊重。他们两人都饱经20世纪的风云变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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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有个最高委员会，管理宗教和日常事务。他们要的是和平、朴实、谦恭、单纯的生活，


　　皈依基督，信仰上帝。现在，他们工业化了，有私有财产了。他们的电器是美国有名的。我


　　们家的冰箱就是阿漫纳造的。他们的子弟到外面的大学去念书，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他们的


　　女儿也可以嫁给外地人。他们第一个嫁出去的姑娘，就是我的外曾祖母。


　　有意思，有意思。讲给我们听听。丁玲说。 那是Paul最喜欢讲的故事。我说。


　　好，南北战争结束了。我那年轻的外曾祖父退役回老家雪松川，路过阿漫纳，看见一个好看


　　的姑娘在井边打水，他走上前去和她说话，她不理他。他说：好！有一天，我一定回来！他


　　果然回到阿漫纳娶了她。现在，那姑娘就葬在阿漫纳墓园里。


　　对，对！我说：我和Paul去过那墓园。所有的墓碑都是长方形，小小的，大小一样，不分长


　　幼。Paul，你那个老祖宗一定是个逗姑娘喜欢的小伙子。


　　很帅！穿着军装，佩着刺刀。我小时候看到那照片，学着他那神情，照了一张相。看到他的


　　鬈发，我就希望有一头鬈发。 Paul和我们一起大笑。


　　谢天谢地！幸亏你没有鬈发！当年的阿漫纳，男女可以约会吗？我问。


　　不可以，当然不可以！不过，眼睛也可以约会呀！我给你们讲一个阿漫纳故事，浪漫的故事


　　，非常浪漫！Paul故弄玄虚笑笑：阿漫纳家家户户门前有一溜矮矮的木栅。姑娘们喜欢站在


　　木栅前面说说话。她们不能穿色彩鲜亮的衣服，有的姑娘就在黑色的小帽上插一朵小花，粉


寻找艾青，1978（8）


红、淡紫、天蓝的小花，都是从她们自家园子里摘下来的。漂亮的姑娘就特别打眼。过路的


　　男人都会看她一眼。有那么一个姑娘，那么一个男人，两人的眼睛在木栅前碰上了。男人说


　　：你帽子上的小花很好看。姑娘笑一笑。那就是约会了。他们可以在唯一的一条小街上散散


　　步，在爱荷华河桥上会面，说几句知心话，冬天一道在结冰的河上去溜冰。姑娘不断在冰上


　　摔跤，男人说：你干脆在背上系一把扫帚，可以把冰扫得干干净净。阿漫纳的年轻男子就是


　　那样子浪漫。


　　我们的车子就在那样一条小街的木栅前停下了。牛鞅餐馆门口挂着一个牛鞅子。大大小小的


　　木桌子，素净的蓝格子桌布。一眼望去，许多大腹便便的爱荷华农人，也有附近大学的人，


　　带着家人或客人，在本地人自诩的“旅游胜地”吃一顿德国饭，就像美国人去唐人街吃一顿中


　　国饭一样。 丁玲谈到她在康州去拜访斯诺前妻海伦。 啊，Edg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