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得失 - 书评

汉唐阳

　　本文来自 中华读书报
　　
　　在很长时间里，蒋介石担任中国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人，位高权重，说一不二，确实是现代中国一位超凡人物。也许正因其“超凡”，蒋介石也成为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囿于两岸长期的对峙与意识形态的对立，在神化、美化与鬼化、丑化的喧嚣中，我们只能隐约感受到那个云遮雾绕的蒋介石，而难见其“真身”。
　　
　　　　但是，我们想见识的正是他的“真身”，这需要历史学者去“拨云见日”，去勾勒、描绘出那个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蒋介石。
　　
　　　　最近，在蒋介石研究领域中，出版了一本颇值得关注的书，它力图以学术化的方式呈现一个“真实”的蒋介石，这就是由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三位历史学者合著的《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尤为可贵的是，这本书一点也不艰涩难懂，而是语句平实，向读者娓娓道来，以学术化的方式讲述有关蒋介石的一个个“故事”，阅读完后会发现，这应该就是蒋介石的“真身”（至少是现有条件下，所能了解到的接近真实的蒋介石），其实他和我们普通人没有多大的不同。
　　
　　参阅了很多新史料
　　
　　　　蒋介石虽是军事与政治人物，但他非常注意保存史料，生前即多方保存各种公私文件档案。现在海峡两岸（其实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都保存着许多有关蒋氏的档案，尤其是台北“国史馆”藏量巨大，此即我们通常称为的《蒋档》，此系蒋介石统军主政时期的手稿和文件资料。据统计，蒋档文件有317136笔，其中单单照片就有50798笔，内容包括政治、外交、军事、财经、文化、社会、交通等诸多方面，非常丰富，可视为研究蒋介石的史料“宝藏”。
　　
　　　　在有关蒋介石的史料中，近年最引人关注的是蒋介石日记，毫无疑问，蒋日记是近年来推动蒋介石研究日渐深入的最关键史料。蒋氏从1915年，即28岁，开始记日记，直到1972年，这年他85岁，手肌萎缩，不能执笔，3年后便去世了。蒋介石一生总共记了57年的日记。蒋日记，后几经周折辗转，寄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2006年逐步对外开放，引起学界极大的关注和兴趣。
　　
　　　　众所周知，日记乃记述个人经历和内心世界，在各种历史文献中具有特殊的价值。蒋日记内容很丰富，包括他的工作、生活、读书及其所思、所想、所行，等等，可以说，蒋日记大有裨益于我们了解其内心世界和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秘密。从这点讲，蒋日记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应当承认，蒋日记无法给当下的中国现代史叙述框架带来颠覆性作用，但足以重建很多史实，使得我们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更加细化、精准、深入。当然，只看日记是不够的，还需要大量阅读相关的档案资料和文献，反复比较、勘核，才有可能揭示历史的本相和蒋介石的“真身”。
　　
　　　　《天下得失》一书所征引的主要史料是蒋介石日记，也大量利用了其他的历史档案文献资料，除中国大陆方面外，台湾方面的“国史馆”、国民党党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大家所熟悉的研究机构的藏档，在本书中均有征引。从史料种类而言，既有日记、档案，也有报纸、杂志、忆述、访谈等，不一而足，可以说兼具史料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值得提及的是，这其中《熊式辉日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张嘉璈日记》（美国斯坦福大学）、《黄郛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傅秉常日记》（傅氏家属藏）、《宋子文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在学界似乎“知名度”还不高，但应该是引起相关领域学者关注的“新史料”。
　　
　　目前最要紧的是具体的专题研究
　　
　　　　与此前相比，如今的蒋介石研究已经细化、深入得多了，但客观地说，还未达到可以对这位复杂人物“盖棺定论”的地步。也可以说，以目前学术积累现状，还不足以写一部综合、全面的“蒋介石传”。许多具体问题还需进一步探究。这种情况下，有关蒋介石研究转换为具体的专题研究，就显得必要、紧迫。《天下得失》全书共十一章，也就是关于蒋介石的十一个专题，这些专题探讨对推进蒋介石整体研究很有助益，同时，我想这些专题本身也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以下略述部分章节的问题与内容，以飨读者诸君。
　　
　　　　第一章，“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主要探讨了蒋介石的早年经历及其如何影响蒋氏个性特质的，颇具心理分析的意味。蒋介石九岁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孤儿孤苦的童年，造就了蒋介石孤独孤僻的个性，同时，生活周围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让少年蒋介石感知社会的黑暗与不平，邻里乡亲的无义和手足同胞的无情让他深切体察到世态的炎凉与人情的淡薄。显然，早年的孤苦，对蒋个性特质的铸就和行事风格的影响，是鲜明且深远的，他在日记中就倾泻道：“余自此乃知社会之黑暗与不平，而更恨世态之炎凉与人情之浇薄。”
　　
　　　　在蒋的童年记忆中，孤苦伶仃，孤立无援，母亲是唯一可敬可信的人，其他人都不可信赖，正因为从小缺失对人的“基本信赖”，养成了他成年以后幽暗多疑的心理和性格，他在日记中经常感叹，质疑部属、友朋、同志之间的忠诚、信任、友爱之不可靠。他一方面很看重别人对自己的信任与忠诚，另一方面，又十分疑心别人对自己的信任与忠诚。既自卑，又自尊，对别人的控制、驾驭有着强烈的抗拒情结，对外界的轻忽、怠慢更是高度敏感。在蒋氏个体生命史中，值得信任的人，除了自己生母外，仅有陈其美和孙中山了。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他掌控下的国民党高层猜忌成风、内耗不断了。
　　
　　　　第五章，“地缘纠葛与派系纷争”。在该专题的探讨中，研究者就改变以往的惯常从左右、利益、矛盾等角度，而尝试从地缘角度探求国民党内部派系纠纷的新解，颇具创见。在孙中山领导革命斗争的很长时间里，事实上形成了广东人在国民党内居多的局面，自然而然造就了一批粤籍党国领袖，也形成广东人的革命正统意识和地位。蒋介石作为“外地人”很难在这个系统中立足，自然想改变这种局面，北伐可以看作他突围的尝试。北伐成功，国民党离开广东，成为全国性执政党以后，很长时间内，蒋介石还得与广东人胡汉民、汪精卫等党国领袖合作，以用好“党”这块招牌。在此过程中，正是由于与粤籍党国领袖没有“搭档”好，不时发生冲突，才有蒋的下野与再起。当然，后来随着国民党政权巩固，蒋介石不断提拔、重用浙江人士，粤籍党员的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影响力逐步降低。基于地域视角的考察与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后来在蒋介石身边的显赫人物几乎都是浙江人，例如，党政方面的邵元冲、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陈布雷等；军政方面的蒋鼎文、陈仪、陈诚、汤恩伯、胡宗南等；特务方面的徐恩曾、戴笠、毛人凤等。
　　
　　　　第七章，“家国亲疏：与宋子文、孔祥熙的关系”。我们若按常理推测，蒋、宋、孔三人为姻亲，利益攸关，关系应该不错，但其实不然，三人之间的关系充斥外人所不知的烦恼、紧张、矛盾与算计，由此进而影响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领域的问题。宋子文确有理财治政的能力，但不太听话，蒋介石日记中涉及宋的记载，多用“跋扈”、“气盛”、“骄傲”、“固执”、“狂妄”等语词。孔祥熙深谙蒋之心理，对“最高领袖”基本以服从为要，没什么冲突，故总体而言，蒋孔关系要好于蒋宋关系。不过，孔虽然听话，但办事庸碌，且注重以权谋私，自肥，后来招致蒋的反感，离开权力中枢。至于宋孔关系，表面上不冷不热，实际上则多半在背后较劲，相互拆台。没有阅读这些文字，一般人很难知晓曾经是中国最显赫的几个家族之间的恩怨情仇吧。
　　
　　　　最后一章，即第十一章，“蒋介石的阅读史”，也写得很有意思。很难想象，作为党国领袖的蒋介石，在政务繁重、戎马倥偬之间，居然会数十年持之以恒地读书。据粗略估算，从1919年到1945年，蒋日记所记载的阅读书目近200种，其中，中国古籍（经史子集）80多种，新书（清末民国时期所著译）100多种。从表面上看，新书数量似乎超过古书，其实蒋氏读古书的时间居多，因为很多古书他是反复阅读，他在日记中就写到“每日早晨必看古书一篇”。蒋阅读的中国古书，首选是经书，四书五经，蒋氏多次反复阅读，尤其是《大学》、《中庸》，他在少年、青年、中年时期均有阅读。那些能提供军事谋略、政治治术的古书，如《孙子》、《管子》、《韩非子》、《墨子》等，蒋也多有阅读，从中借鉴兵略政术，吸取为他治国平天下的“良方”。在新书中，蒋介石对各国革命史及与革命有关的书籍，怀有浓厚兴趣，从1925年到1935年前后，蒋先后看过《俄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土耳其革命史》、《俄国共产党史》、《列宁丛书》、《革命心理》等，尤其是前面两部书，蒋曾多次阅读。大量阅读上述三类书籍，蒋介石读书之目标很明确，那就是使自己成为圣贤、豪杰、革命领袖。
　　
　　　　其他各章节具体内容，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
　　
　　　　当然，若从各章节内容关联来看，全书结构似乎显得有点松散，逻辑也感觉不够圆融自洽。其实，这问题倒不大。因为本书是专题研究，各章节所探讨的问题自然不一，但都统摄在蒋介石研究的主题之下，基本上按时间先后编排各章节。
　　
　　　　简短的结语
　　
　　《天下得失》从几个不同的面向，对蒋介石的一生做了初步的描画。正如历史很难明确说出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一样，对蒋介石研究而言，本书既非起点，也非终点，只能算是一个阶段性解答，或者说，是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过程中的一个节点。对蒋介石复杂一生的全面且深入的研究，对蒋介石客观公允的历史评价，也许这本书只是“万里长征的某一步”，因为，蒋介石研究现在还是“在路上”。
　　
　　　　最后说一句话，如果从该书各章内容来看，书名的副标题改为“蒋介石的家国与人生”也许更为适恰。
　　
　　

汉唐阳

　　文 / 许纪霖
　　
　　 近年的读书界，流行的是“民国热”。民国热有两个热点，一个是“民国范儿”———那些民国的文化精英，另一个就是蒋介石。海峡两岸的行情常常倒着走，当老蒋在台湾逐渐被人忘却的时候，这边对他的兴趣却日渐浓郁。特别是近年蒋介石日记在胡佛研究所解密，新的资料带来了一轮新的研究热潮。(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在新近出版的有关蒋介石众多学术成果之中，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国研究丛刊之一《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具有鲜明的特色。作者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三位火枪手”：汪朝光、王奇生和金以林。他们一反注重政治褒贬的传统研究套路，对蒋介石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既非如唐人《金陵春梦》式的漫画化、脸谱化，又不是像陶涵(JayTaylor)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那样一味拔高美化。这一由民国史领域中生代的佼佼者联手打造的三重奏，将蒋介石置于民国具体的历史场景之中，从其个人童年经历所造成的记忆创伤和孤僻性格、国民党体制的内在矛盾、地方冲突到蒋宋孔家族内部的微妙关系、四十年代风云骤变和蒋介石个人的阅读史等方面，描述了这个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的复杂面相。三位作者像许多蒋氏研究者一样，也曾经远赴胡佛研究所阅读、摘抄蒋介石日记中的相关档案，并在书中多次引用，但他们并不像某些研究者那样，迷信蒋的日记，以此作为终极性的判案依据，而是将蒋的日记内容与其他史料加以比照分析，从而以一种3D式的全息图像，将蒋介石的多重性格和历史功过客观地展现出来。
　　
　　    我个人虽然研究的是民国的知识分子与思想文化，但在1980年代，因为开设《中国国民党史》课程的需要，曾经一度钻研过相关论题。30年过去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已经有质的长进，此次阅读《天下得失》一书，常有击掌叫好之冲动。以我个人阅读之体会，书中有几个独特的分析角度深得吾心，愿意在此有所发挥。
　　
　　    民国史上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不少历史大人物童年时皆有“孤儿寡母”的经历，鲁迅、胡适如此，蒋介石亦是如此。由于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幼小心灵过早落下记忆的创伤，既成就了其特立独行、有社会担当的大志向，也会对其一生性格有扭曲性塑造。蒋介石即是一个典型，《天下得失》对此有专章分析：“张狂顽劣，与恋母爱哭，竟共存于少年蒋介石一身。也许正是这种张狂顽劣的天性，以及没有父亲权威的压抑和阻碍，铸就了敢想敢干、不屈不挠的性格，并最终成就了这位乱世豪杰”。蒋一生多疑，对人缺乏信任，即使成为独裁者之后，也以培植双重派系而互相制衡，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如党务中的C C和三青团，特务系统中的中统和军统、黄埔系中更是派系林立。这种多疑的性格与童年的创伤有关，因为孤儿寡母、见惯了世态炎凉、旁人白眼，蒋除了母亲之外，无一人可以信任，故成年之后无法摆脱幽暗多疑的心理，在日记之中，常常感慨、质疑友朋、同仁和部属之不可靠。一代枭雄如此狭隘，最后落得众叛亲离，败走麦城，也不属奇怪。
　　
　　    民国成立以还，中国的政治体制经历了多重变化。民初实行的是多党议会民主制，由于多重政治势力过于迷信权力，而忽视宪政的权威重建，最后议会中的两党忙于党争而让袁世凯从中渔利，易议会民主制而改行总统独大的威权体制，袁最后却因复辟帝制而身败名裂。在经历了混乱的北洋军阀统治之后，南方的国民党借鉴苏俄的党国体制，以党统政，以党统军，广泛实行社会动员，最终完成了北伐大业，统一了中国。但国民党的统治是一种脆弱的党国体制，其原因乃是后起的蒋介石以党军起家，以枪指挥党，军权始终在党权之上。与其说是党国体制，倒不如说是军国体制，党国体制不仅依靠暴力，而且有一套震慑人心的意识形态，可以为统治提供政治的合法性，意识形态如果设计得好，还会产生宗教般的神魅性。但军国体制就不同了，其只是建立在暴力之上，既匮乏有神魅的意识形态，也缺乏有严密纪律的全国性组织。蒋介石的本质乃一军人，而非党魁，他的权力从枪杆子而来，也靠枪杆子维持，而其权威只是建功而已，全然缺乏作为党国体制的党魁所必须的思想魅力，如同袁世凯一样，他的威权统治缺乏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因此一生都没有解决政治的合法性问题，只能借助法家的“术”与“势”来掌控天下。由于其对部属缺乏信任，又有意制造派系间的矛盾以实现制衡，因此执政的国民党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的内部统一，派系倾轧，一己之私利常在党国利益之上。前不久我在凤凰卫视频道看专题片《决战孟良崮》，国民党中第一王牌军74师之所以被华东野战军全歼，就是因为各路援军妒忌张灵甫，要看他的好戏，见死不救的结果。而一盘散沙的军国体制所面对的，却是由思想团结起来的、组织严密的中共。蒋介石与其说是军事上打了败仗，不如说是在思想和政治上输给了对手。
　　
　　    《天下得失》一书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内部涣散和内部矛盾都专章和精彩的描述。对我个人特别有启发的，乃是作者敏锐地注意到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不仅有左派和右派的政治分歧，而且更重要的是传统地缘政治的冲突。孙中山去世后的国民党内部三巨头中，蒋介石是浙江人，汪精卫和胡汉民都是广东人。早期的国民党元老，因为孙中山的缘故，基本以粤人为主，长期掌控着“党统”。而凭借党军而后来崛起的蒋介石，则借助江浙的势力而坐大，“党统”和“军统”在抗战爆发之前，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和矛盾。近代中国一直存在着两种互相矛盾的趋势，一个是统一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出现，另一个是传统的地方封建割据要求。周锡瑞教授早就指出，辛亥革命有两张面孔，一张是共和，另一张是封建。但以往的主流研究过于注重民族主义的统一趋势，而对封建割据缺乏注意。近代的封建，在表现形态上换了一张面孔，改以“民主”为号召，在“民主”的背后，往往隐蔽着一个“封建”的真实面目。从20年代到40年代几次国民党地方势力的反蒋，皆以“民主”为号召。历史是非常吊诡的，善与恶经常纠缠在一起，善的背后有恶的动机，而对恶的追求有时候又无意成就了善的事业。近代中国“民主”与“封建”错综复杂地镶嵌在一起，可以从国民党的历史当中窥见一斑。(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无论对蒋介石还是国民党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超越意识形态的眼界，还原历史与和人物本身固有的复杂性和本真性。这三位民国史研究领域优秀的中生代学者，实现了这一超越，标志着21世纪的蒋介石研究开始了一个新的里程。1927年蒋清党的时候，郭沫若写过一篇讨伐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而此刻我想说的是：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研究！
　　
　　
　　（刊发于2012年6月17日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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