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

飞雪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生于1904年，四川成都人，现代著名作家。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里，目睹了种种丑恶的社会现象。“五四”运动使他打开眼界，树立起反对封建制度，追求新的社会理想的信念。1927年赴法国学习，第二年写成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1928年底回国，1931年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鲁迅来往密切。鲁迅认为“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他的主要作品，大都在1927年以后的二十年间写成的。包括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抗战三部曲》(又名《火》)，中篇小说《寒夜》、《憩园》，另有一批短篇小说、童话、散文等。
　　    《激流三部曲》以五四运动后二十年代初期四川成都地区为背景，描写了在新的革命时期的一个封建大家庭(高家)走向崩溃的历史。作品展开了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生活的全部，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堕落和封建礼教的虚伪残酷。作者塑造了梅、蕙、瑞珏等封建家庭妇女的形象，她们的痛苦与惨死，是对封建婚姻制度和旧礼教的血泪控诉。而鸣凤、倩儿等“下人”的死，则更深刻地揭露了阶级歧视和压迫的社会现实。作品没有停留在暴露这个“家”的罪恶、揭示它必然崩溃的命运上，而进一步描写了以觉慧为代表的觉醒的叛逆的一代。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五四”时期的时代特色，“宣布一个不合理制度的死刑。”
　　    巴金作品的最大特色，是文以情生。这一点与曹雪芹十分相似。此外，巴金善于构筑鸿篇巨制，把众多的人物、纷繁的事件精巧地组织起来，情节波澜起伏，层层推进，步步通近高潮。作者还善于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剖析人物灵魂，有深度、有立体感。

飞雪

    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次重印《家》，向我征求意见，我表示同意，因为我这样想：让《家》和读者再次见面，也许可以帮助人了解封建社会的一些情况。在我的作品中，《家》是一部写实的小说，书中那些人物都是我爱过或者恨过的，书中有些场面还是我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没有我最初十九年的生活，我就写不出这本小说。我说过：“我不是为了做作家才写小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我写《家》就像在挖开回忆的坟墓。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迫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得到悲惨的结局。我写小说的时候仿佛在同这些年轻人一起受苦，一起在魔爪下面挣扎。小说里面我个人的爱憎实在太深了。像这样的小说当然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我承认：我反封建反得不彻底，我没有抓住要害的问题，我没有揭露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我对自己批判的人物给了过多的同情，有时我因为个人的感情改变了生活的真实……等等、等等。今天的读者对我在一九三一年发表的这本小说会作出自己的判断，不用我在这里罗嗦了。《家》这次重版，除了少数几个错字外，我并未作新的改动。


    巴金１９７７年８月９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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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我们家庭的暗夜中，琴出现了。这是我的一个堂姐的影子，我另外还把当时我见过的少数新女性的血液注射在她的身上。在我离家的前两三年中，她很有可能做一个像琴那样的女人。她热心地读了不少传播新思想的书刊，我的三哥每天晚上都要跟她在一起坐上两个钟头读书、谈话。可是后来她的母亲跟我的继母闹翻了，不久她又跟她母亲搬出公馆去了。虽然同住在一条街上，可是我们始终没有机会相见。三哥还跟她通过好多封信。我们弟兄离开成都的那天早晨到她家里去过一次，总算见到了她一面。这就是我在小说的最后写的那个场面。可是环境薄待了这个可爱的少女。没有人帮忙她像淑英那样地逃出囚笼。她被父母用感情做铁栏关在古庙似的家里，连一个陌生的男人也没法看见。有人说她母亲死后，父亲舍不得花一笔嫁女费，故意让她守在家里，不给她找一位夫婿。我一九四二年回成都见到了她，她已经成了一个“弱骨支离”的“老太婆”了。其实她只比我大一岁。我在小说里借用了她后来写的两句诗，那是由梅讲出来的：“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她那一点点锋鑣*终于被“家庭牢狱生活”磨洗干净了。她成了一个性情乖僻的老处女，到死都没法走出家门。连一个同情她的人也没有。只剩下从父亲遗产中分到的三四十亩田，留给她的两个兄弟。我用这么多的话谈起我二十七岁时写的这本小说，这样地反复解释也许可以帮助今天的读者了解作者当时的心情。


    我最近重读了《家》，我仍然很激动。我自己喜欢这本小说，因为它至少告诉我一件事情：青春是美丽的东西。


    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它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


    巴金１９５７年６月

一九七七年再版后记【完】

    《家》是我四十六年前的作品。四十六年来我写过好几篇序、跋和短文，谈我自己在不同时期对这部作品的看法，大都是谈创作的经过和作者当时的思想感情，很少谈到小说的缺点和它的消极作用。


    我在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写作了二十年，写了几百万字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坏的和比较坏的。即使是我的最好的作品，也不过是像个并不高明的医生开的诊断书那样，看到了旧社会的一些毛病，却开不出治病的药方。三四十年前读者就给我写信，要求指明出路，可是我始终在作品里呼号，呻吟，让小说中的人物绝望地死去，让寒冷的长夜笼罩在读者的心上。我不止一次地听人谈起，他们最初喜欢我的作品，可是不久他们要移步向前，在我的小说里却找不到他们要求的东西，他们只好丢开它们朝前走了。那是在过去发生的事情。至于今天，那更明显，我的作品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任务，让读者忘记它们，可能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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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梅，写瑞珏，写鸣凤，我心里充满了同情和悲愤。我庆幸我把自己的感情放进了我的小说。我代那许多做了不必要的牺牲品的年轻女人叫出了一声：“冤枉！”


    的确我的悲愤太大了。我记得我还是五六岁的小孩的时候，我在姐姐的房里找到了一本《烈女传》的插图本。下栏是图，上栏是字。我做小孩子的时候，在家里很少见到图画书。所以我把这本已经翻旧了的线装书当作宝贝。我一页一页地翻看。尽是些美丽的古装女人。有的用刀砍断自己的手，有的在烈火中烧死，有的在水上飘浮，有的拿剪刀刺自己的咽喉。还有一个年轻女人在高楼上投缳自尽。都是些可怕的故事！为什么这样的命运专落在女人的身上？我不明白！我问我那两个姐姐，她们说这是《烈女传》。年轻姑娘都要念这样的书。我还是不明白。我问母亲。她说这是历代的节烈的妇女。我求她给我讲解。她告诉我：那是一个寡妇，因为一个陌生的男子拉了她的手，她便当着那个人的面砍下自己的手来；这是一个王妃，宫里发生火灾，但是陪伴她的人没有来，她不能一个人走出宫去抛头露面，便甘心烧死在宫中。为什么女人，特别是年轻的女人，就应该为那些可笑的陈旧观念，为那种人造的礼教忍受种种痛苦，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什么那本充满血腥味的《烈女传》就应当被看作女人学习的榜样？连母亲也不能说得使我心服。我不相信那个充满血腥味的可怕的“道理”。即使别人拥护它，我也要反对。不久这种“道理”就被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打垮了，《烈女传》被我翻破以后，甚至在我们家里也难找出第二本来。但是我们家里仍然充满着那种带血腥味的空气。我有个表姐在民国初年还有过抱牌位成亲的“壮举”。不用说，她念《烈女传》入了迷，甘愿为她从未见过一面的亡故的未婚夫守节，还梦想有人为她立一座贞节牌坊。甚至在五四运动之后，北京大学已经开始招收女生了，三个剪了辫子的女学生在成都却站不住脚，只得逃往上海或北京。更不用说，我的姐姐妹妹们享受不到人的权利了。一九二三年我的第三个姐姐，还被人用花轿抬到一个陌生的人家，做填房妻子，忍受公婆的折磨，一年以后就寂寞地死在医院里。她的结局跟《春》里面蕙的结局一样。《春》里面觉新报告蕙的死讯的长信，就是根据我大哥写给我的信改写的。据说我那个最小的叔父（我的小说里没有他）当时还打算送一副挽联去：“临死无言，在生可想。”她的丈夫把她的灵柩抛在尼姑庵里，自己忙着张灯结彩做第三次的新郎，后来还是我的大哥花钱埋葬了她。


    我真不忍挖开我的回忆的坟墓。那里面不知道埋葬了多少令人伤心断肠的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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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祖父虽然顽固，但并非不聪明，他死前已经感到幻灭，他是怀着寂寞、空虚之感死去的。我的二叔以正人君子的姿态把祖父留下的家业勉强维持了几年，终于带着无可奈何的凄凉感觉离开了世界。以后房子卖掉了，人也散了，死的死，走的走。一九四一年我回到成都的时候，我的五叔以一个“小偷”的身份又穷又病地死在监牢里面。他花光了从祖父那里得到的一切，花光了他的妻子给他带来的一切以后，没有脸再见他的妻儿，就做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人。这个人的另一面我在小说中没有写到：他面貌清秀，能诗能文，换一个时代他也许会显出他的才华。可是封建旧家庭的环境戕害了他的生机，他只能做损人害己的事情。为着他，我后来又写过一本题作《憩园》的中篇小说。


    我在前面说过，觉新是我的大哥。他是我一生爱得最多的人。我常常这样想：要是我早把《家》写出来，他也许会看见了横在他面前的深渊，那么他可能不会落到那里面去。然而太迟了。我的小说刚刚开始在上海的《时报》上连载，他就在成都服毒自杀了。十四年以后我的另一个哥哥在上海病故。我们三弟兄跟觉新、觉民、觉慧一样，有三个不同的性格，因此也有三种不同的结局。我说过好几次，过去十几年的生活像梦魇一般压在我的心上。这梦魇无情地摧毁了许多同辈的年轻人的灵魂。我几乎也成了受害者中的一个。然而“幼稚”和“大胆”救了我。在这一点我也许像觉慧。我凭着一个单纯的信仰，踏着大步向一个目标走去：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我偏要做别人不许我做的事。我在自己办的刊物上发表过几篇内容浅薄而且有抄袭嫌疑的文章。我不能说已经有了成熟的思想。但是我牢牢记住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这三个大胆在那种环境里意外地收到了效果，帮助我得到了初步的解放。觉慧也正是靠着他的“大胆”才能够逃出那个正在崩溃的家庭，找寻自己的新天地；而“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却把觉新活生生地断送了。


    有些读者关心小说中的几个女主人公：瑞珏、梅、鸣凤、琴，希望多知道一点关于她们的事情。她们四个人代表着四种不同的性格，也有两种不同的结局。瑞珏的性格跟我嫂嫂的不同，虽然我祖父死后我嫂嫂被逼着搬到城外茅舍里去生产，可是她并未像瑞珏那样悲惨地死在那里。我也有过一个像梅那样年纪的表姐，她当初跟我大哥感情好。她常常到我们家来玩，我们这一辈人不论男女都喜欢她。我们都盼望她能够成为我们的嫂嫂，后来听说姑母不愿意“亲上加亲”（她自己已经受够亲上加亲的痛苦了，我的三婶是我姑母夫家的小姐），因此这一对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四五年后我的表姐做了富家的填房少奶奶。以后的十几年内她生了一大群儿女，一九四二年我在成都重见她的时候，她已经成了一个爱钱如命的可笑的胖女人。我们家里有过一个叫做翠凤的丫头，关于她我什么记忆也没有了，我只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远房的亲戚托人来说话，要讨她做姨太太，她的叔父征求她本人的意见，她坚决地拒绝。虽然她并没有爱上哪一位少爷，她倒宁愿后来嫁一个贫家丈夫。她的性格跟鸣凤的不同，而且她是一个“寄饭”的丫头。所谓“奇饭”，就是用劳动换来她的饮食和居住。她仍然有权做自己的主人。她的叔父是我们家的老听差。他并不虐待她。所以她比鸣凤幸运，用不着在湖水里去找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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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的好心使我感动，但也使我痛苦。我并不为觉慧惋惜，我知道有多少“觉慧”活到现在，而且热情地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工作。然而觉新不能见到今天的阳光，不能使他的年轻的生命发出一点点光和热，却是一件使我非常痛心的事。觉新不仅是书中人，他还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就是我的大哥。二十六年前我在上海写《家》，刚写到第六章，报告他自杀的电报就来了。你可以想象到我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写完这本小说的。


    我很早就声明过，我不是一个冷静的作者，我不是为了要做作家才写小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我也说过：“书中人物都是我所爱过和我所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我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的确，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的心灵激动的一切。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憎恨和诅咒。我有过觉慧在他的死去的表姐（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一直到我在一九三一年年底写完了《家》，我对于不合理的封建大家庭制度的愤恨才有机会倾吐出来。所以我在一九三七年写的一篇《代序》中大胆地说：“我要向这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Jaccuse《我控诉》。”我还说，封建大家庭制度必然崩溃的这个信念鼓舞我写出这部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写出这个正在崩溃中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叫做《激流三部曲》，《家》之后还有两个续篇：《春》和《秋》。


    我可以说，我熟悉我所描写的人物和生活，因为我在那样的家庭里度过了我最初的十九年的岁月，那些人都是我当时朝夕相见的，也是我所爱过和我所恨过的。然而我并不是写我自己家庭的历史，我写了一般的官僚地主家庭的历史。川西盆地的成都当时正是这种家庭聚集的城市。在这种家庭中长一辈是前清的官员，下一辈靠父亲或祖父的财产过奢侈、闲懒的生活，年轻的一代却想冲出这种“象牙的监牢”。在大小军阀割据地方、小规模战争时起时停的局面下，长一辈的人希望清朝复辟；下一辈不是“关起门做皇帝”，就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年轻的一代却立誓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建造新的生活，他们甚至有“为祖先赎罪”的想法。今天长一辈的已经死了；下一辈的连维持自己生活的能力也没有；年轻的一代中有的为中国革命流尽了自己的鲜血，有的作了建设新中国的工作者。然而在一九二○年到一九二一年（这就是《家》的年代），虽然五四运动已经发生了，爱国热潮使多数中国青年的血沸腾，可是在高家仍然是祖父统治整个家庭的时代。高老太爷就是封建统治的君主。他还有整个旧礼教作他的统治的理论根据。他是我的祖父，也是我的一些亲戚的家庭中的祖父。经济权捏在他的手里，他每年收入那么多的田租，可以养活整整一大家人，所以一大家人都得听他的话。处理年轻人生死的大权也捏在他的手里。他认为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想不到年轻人会有灵魂。他靠田租吃饭，却连农民怎样生活也弄不清楚。甚至在军阀横征暴敛一年征几年粮税的时候，他的收入还可以使整个家过得富裕、舒服。他相信这个家是万世不败的。他以为他的儿子们会学他的榜样，他的孙子们会走他的道路。他并不知道他的钱只会促使儿子们灵魂的堕落，他的专制只会把孙子们逼上革命的路。他更不知道是他自己亲手在给这个家庭挖坟。他创造了这份家业，他又来毁坏这个家业。他至多也就只做到四世同堂的好梦（有一些大家庭也许维持到五代）。不单是我的祖父，高老太爷们全走着这样的路。他们想看到和睦的家庭，可是和平的表面下掩盖着多少倾轧、斗争和悲剧。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在那里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但是幼稚而大胆的叛逆毕竟冲出去了，他们找到了新的天地，同时给快要闷死人的旧家庭带来一点新鲜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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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的火花有时也微微地照亮了我们家庭里的暗夜。琴出现了。不，这只能说是琴的影子。便是琴，也不能算是健全的女性。何况我们所看见的只是琴的影子。我们自然不能够存着奢望。我知道我们那样的家庭里根本就产生不出一个健全的性格。但是那个人，她本来也可以成为一个张蕴华（琴的全名），她或许还有更大的成就。然而环境薄待了她，使她重落在陈旧的观念里，任她那一点点的锋芒被时间磨洗干净。到后来，一个类似惜春（《红楼梦》里的人物）的那样的结局就像一个狭的笼似地把她永远关在里面了。


    如果你愿意说这是罪孽，那么你应该明白这是谁的罪过。什么东西害了你，也就是什么东西害了她。你们两个原都是有着光明的前途的人。


    然而我依旧寄了一线的希望在琴的身上。也许真如琴所说，另一个女性许倩如比她“强得多”。但是在《家》里面我们却只看见影子的晃动，她（许倩如）并没有把脸完全露出来。


    我只愿琴将来不使我们失望。在《家》中我已经看见希望的火花了。


    ——难道因为几千年来这条路上就浸饱了女人的血泪，所以现在和将来的女人还要继续在那里断送她们的青春，流尽她们的眼泪，呕尽她们的心血吗？


    ——难道女人只是男人的玩物吗？


    ——牺牲，这样的牺牲究竟给谁带来了幸福呢？


    琴已经发出这样的疑问了。她不平地叫起来。她的呼声得到了她同代的姊妹们的响应。


    关于《家》我已经写了这许多话。这样地反复剖白，也许可以解除你和别的许多人对这部作品的误解。我也不想再说什么了。《家》我已经读过了五遍。这次我重读我五六年前写成的小说，我还有耐心把它从头到尾修改了一次。我简直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想笑，我又想哭，我有悲愤，我也有喜悦。但是我现在才知道一件事情：


    青春毕竟是美丽的东西。


    不错，我会牢牢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那么就让它作为我的鼓舞的泉源吧。


    巴金１９３７年２月

附录三

    {{和读者谈《家》}}


    有许多小说家喜欢把要对读者讲的话完全放在作品里面，但也有一些人愿意在作品以外发表意见。我大概属于后者。在我的每一部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集中都有我自己写的“序”或“跋”。有些偏爱我的读者并不讨厌我的唠叨。有些关心小说中人物的命运的人甚至好心地写信来探询他们的下落。就拿这部我在二十六年前写的《家》来说吧，今天还有读者来信要我介绍他们跟书中人通信，他们要知道书中人能够活到现在，看见新中国的光明才放心。二十六年来读者们常常来信指出书中的觉慧就是作者，我反复解释都没有用，昨天我还接到这样的来信。主要的原因是读者们希望这个人活在他们中间，跟他们同享今天的幸福。

飞雪

    我写梅，我写瑞珏，我写鸣凤、我心里充满着同情和悲愤。我还要说我那时候有着更多的憎恨。后来在《春》里面我写淑英，淑贞，蕙和芸，我也有着这同样的心情。我深自庆幸我把自己的感情放进了我的小说里面，我代那许多做了不必要的牺牲品的女人叫出了一声：“冤枉！”


    我的这心情别人或许不能了解，但是你一定明白。我还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孩的时候，在我姐姐的房里我找到了一本《烈女传》。是插图本，下栏有图，上栏是字。小孩子最喜欢图画书。我一页一页地翻看着。图画很细致，上面尽是些美丽的古装女子。但是她们总带着忧愁、悲哀的面容。有的用刀砍断自己的手，有的投身在烈火中，有的在汪洋的水上浮沉，有的拿宝剑割自己的头颈。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在高楼上投缳自尽。都是些可怕的故事！为什么这些命运专落在女人身上？我不明白！我问姐姐，她们说这是《烈女传》。我依旧不明白。我再三追问。她们的回答是：女人的榜样！我还是不明白。我一有机会便拿了书去求母亲给我讲解。毕竟是母亲知道的事情多。她告诉我：那是一个寡妇，因为一个陌生的男子拉了她的手，她便当着那个人把自己这只手砍下来。这是一个王妃，宫里起了火灾，但是陪伴她的人没有来，她不能够一个人走出宫去，便甘心烧死在宫中。那边是一个孝女，她把自己的身子沉在水里，只为了去找寻父亲的遗体（母亲还告诉我许多许多可怕的事情，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听母亲的口气她似乎羡慕那些女人的命运。但是我却感到不平地疑惑起来。为什么女人就应该为了那些可笑的封建道德和陈腐观念忍受种种的痛苦，而且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什么那一本充满血腥味的《烈女传》就应该被看作女人的榜样？我那孩子的心不能够相信书本上的话和母亲的话，虽然后来一些事实证明出来那些话也有“道理”。我始终是一个倔强的孩子。我不能够相信那个充满血腥味的“道理”。纵然我的母亲、父亲、祖父和别的许许多多的人都拥护它，我也要起来反抗。我还记得一个堂妹的不幸的遭遇。她的父母不许她读书，却强迫她缠脚。我常常听见那个八九岁女孩的悲惨的哭声，那时我已经是十几岁的少年，而且已经看见几个比我年长的同辈少女怎样在旧礼教的束缚下憔悴地消磨日子了。


    我的悲愤太大了。我不能忍受那些不公道的事情。我常常被逼迫着目睹一些可爱的生命怎样任人摧残以至临到那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的心因爱怜而苦恼，同时又充满了恶毒的诅咒。我有过觉慧在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我不忍掘开我的回忆的坟墓，“那里面不知道埋葬了若干令人伤心断肠的痛史！”我的积愤，我对于不合理的制度的积愤直到现在才有机会倾吐出来。我写了《家》，我倘使真把这本小说作为武器，我也是有权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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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那所“老宅”已经落进了别人的手里。我离开成都十多年就没有回过家。我不知道那里还留着什么样的景象（听说它已经成了“十家院”）。你从前常常到我们家里来。你知道我们的花园里并没有湖水，连那个小池塘也因为我四岁时候失脚跌入的缘故，被祖父叫人填塞了。代替它的是一些方砖，上面长满了青苔。旁边种着桂树和茶花。秋天，经过一夜的风雨，金沙和银粒似的盛开的桂花铺满了一地。馥郁的甜香随着微风一股一股地扑进我们的书房。窗外便是花园。那个秃头的教书先生像一株枯木似地没有感觉。我们的心却是很年轻的。我们弟兄姊妹读完了“早书”就急急跑进园子里，大家撩起衣襟拾了满衣兜的桂花带回房里去。春天茶花开繁了，整朵地落在地上，我们下午放学出来就去拾它们。柔嫩的花瓣跟着手指头一一地散落了。我们就用这些花瓣在方砖上堆砌了许多“春”字。


    这些也已经成了捕捉不回来的飞去的梦景了。你不曾做过这些事情的见证。但是你会从别人的叙述里知道它们。我不想重温旧梦。然而别人忘不了它们。连六叔最近的信里也还有“不知尚能忆否……在小园以茶花片砌‘春’字事耶”的话。过去的印迹怎样鲜明地盖在一些人的心上，这情形只有你可以了解。它们像梦魇一般把一些年轻的灵魂无情地摧残了。我几乎也成了受害者中的一个。然而“幼稚”救了我。在这一点我也许像觉慧，我凭着一个单纯的信仰，踏着大步向一个简单的目标走去：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我偏偏要做别人不许我做的事，有时候我也不免有过分的行动。我在自己办的刊物上面写过几篇文章。那些论据有时自己也弄不十分清楚。记得烂熟的倒是一些口号。有一个时候你还是启发我的导师，你的思想和见解都比我的透彻。但是“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这九个字在那种环境里却意外地收到了效果，它们帮助我得到了你所不曾得着的东西——解放（其实这只是初步的解放）。觉慧也正是靠了这九个字才能够逃出那个在崩溃中的旧家庭，去找寻自己的新天地；而“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却把年轻有为的觉新活生生地断送了。现在你翻读我的小说，你还不能够看出这个很明显的教训么？那么我们亲戚间的普遍的“非议”是无足怪的了。


    你也许会提出梅这个名字来问我。譬如你要我指出那个值得人同情的女子。那么让我坦白地答复一句：我不能够。因为在我们家里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然而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或者你自己是相信了，而别的人却不肯轻信我的话。你会指出某一个人，别人又会指出另一个，还有人出来指第三个。你们都有理，或者都没理；都对或者都不对。我把三四个人合在一起拼成了一个钱梅芬。你们从各人的观点看见她一个侧面，便以为见着了熟人。只有我才可以看见她的全个面目。梅穿着“一件玄青缎子的背心”，这也是有原因的。许多年前我还是八九岁的孩子的时候，我第一次看见了一个像梅那样的女子，她穿了“一件玄青缎子的背心”。她是我们的远房亲戚。她死了父亲，境遇又很不好，说是要去“带发修行”。她在我们家里做了几天客人，以后就走了。她的结局怎样我不知道，现在我连她的名字也记不起来，要去探问她的踪迹更是不可能的了。只有那件玄青缎子的背心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