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这回事 - 书评

tifani

　　“写作不是人生，但有时它是一条重回人生的路。”
　　       
　　        读毕《论写作》的结束语，我也完成了一次作家内心的探寻之旅。这是一场我期待已久的旅行，却比想象中要轻松许多。深夜，我穿着厚重的羽绒服蜷缩在书房亮着灯光的一角，屋子里回荡着Ludovico Einaudi的钢琴曲——那用最简单而抽象的原则来诠释的音符，有如金先生的文字，洗练而令人动容。漂泊、困窘、坚守与轻微的叛逆在文字中赤诚地表现出来，我的眼伏在暗处，穿梭了斯蒂芬·金跌宕的成长，使我无法容止若思地平息那些经历扬起的尘土。
　　       
　　        乔治·奥威尔曾提出，任何抵制滥用语言的斗争，都是一种感情上的复古主义，就像舍电灯而燃蜡烛，舍飞机而坐马车一样。这种对于文字的热爱，或者，对写作的热爱，是我最初读这本书的动机，更是斯蒂芬·金写这本书的动机。2003年陆谷孙先生曾经在《万象》上发表《旅途良伴：金先生论写作》一文，即这本书序言的前身。他说，作家论写作往往容易落入窠臼，但斯蒂芬却把个枯燥且已被人做烂了的题目发挥得妙趣横生。这是斯蒂芬性格的魅力所在，深入浅出地给了读着最简洁、诚挚，也是最实用的建议，毫无保留。因而我称其为经典——一部有价值、给人以精神力量的书。
　　       
　　        斯蒂芬·金的文字风格保持着一个优秀小说家应有的风范。练达的语言与过去的闪回极自然地交织，并善用多种新颖生动的比喻，像雷蒙德·卡佛的小说，简洁中给人以深远的回味。
　　       
　　        当读到昏暗的病房里他和哥哥一起守着奄奄一息的母亲时，“过去的幽灵”便充斥了我。年轻的单身母亲独自一人带大两个孩子，不断搬家，体力透支地工作，从不依傍任何亲戚。她用迷茫的笑容给了儿子最初的鼓励，为他打开了无限的可能性。斯蒂芬用报道的严正语气复述着童年一件小事：“这位女士曾把一碗果冻打翻在地，后来索性在果冻上跳起舞来，旁边的两个儿子看得热闹，笑翻在地。我认为，她实际上是死于尴尬难堪。”这是对生活极致的绝望，在绝望的沙漠中又长出另一种希望的仙人掌。随着母亲的呼吸渐渐微弱然后彻底消失，病房外的天气阴沉而冰冷下来。与罗布·格里耶的《嫉妒》、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一样，这个场景没有半个字的心理描写，悲痛之情在平直的叙述中油然而生——我相信，只有已饱尝生活的无情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字句。
　　       
　　        他从未歌颂过自己的爱情，但他的确遇上了最好的另一半。那首被广泛引用的《致橡树》里写道：“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脚下的土地。”斯蒂芬的妻子塔碧莎不仅是位女权主义者（就像萨特的妻子波伏娃，偶然发觉到的），而且是位有着独立思想，能够不随大众愚昧之波逐流的女性。在难以同时照顾工作与孩子和为账单发愁的生活窘境中，她一直支持丈夫坚持写作，甚至从垃圾桶中拯救了他已经放弃的初稿——后来证明成为斯蒂芬一举成名的作品。塔碧莎自己也是一位作家，在本书最后斯蒂芬开出的对他有影响的书单中，还有两部妻子的作品。因此我说，尽管斯蒂芬·金在生命中遭遇诸多坎坷，母亲和妻子仍给予了他许多力量。
　　       
　　        作为一名才华出众的作家，斯蒂芬·金拥有玛格丽特·杜拉斯眼中自生自长的孤独，并用写作触知人们身上负载的未知数。从他对人类恐惧的挖掘就能充分感受到这一点。但与杜拉斯相比，斯蒂芬的写作非抒情的成分更多，结果也更功利（但这并非斯蒂芬的目的，我保证）。这两位作家有一个共同点——依赖于酒精。杜拉斯总在给自己灌下一罐红酒后，用急剧加速的心跳体会着深入骨髓的孤独。斯蒂芬则因酗酒几乎不记得自己一部小说的写作过程和内容。他用一部《林中异形》比喻毒品和酒精如何侵入他的生活——异形进入大脑里四处动作，你因此获得力量与肤浅的智慧，用以交换的却是灵魂。
　　       
　　        在对酒精与药物的依赖上，他是坦率的，他甚至如实交待了如何油腔滑调地用了海明威的言辞为自己开脱，青年作家蔡骏还评价他“率真可爱”。事实上，他在任何作品中都保持坦白和诚实，在扉页上他还引用塞万提斯的话：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与《易经》中的“修辞立其诚”不谋而合。即使是创作虚构小说，也应在丰满可信的人物创作上保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成功作家的基本要素，正如季羡林先生提出的“四真”之境：真实、真切、真诚、真挚。为了做到这一点，也必定要做出牺牲——斯蒂芬说，“如果你有心真诚坦白地写作，横竖你作为文明社会一员的日子也快到头了。”
　　
　　        萨特认为的写作内涵，是语言的一致性——“作家是与意义打交道的”。而斯蒂芬在《论写作》中则提出“从问题和主题思想开始写，几乎注定写不出好小说”，似乎与萨特的观点背道而驰。在我看来，“意义”是由生活渗透到潜意识里，比如一直支撑着斯蒂芬的“科技的潘多拉”、“对上帝的质问”、“现实与幻想的微妙界限”几个兴趣点，都来自对生活的想法，以及从男孩成长为男人的经历。这几个主题贯穿了斯蒂芬·金的多部小说，因此斯蒂芬的写作恰恰印证了萨特的论点。只不过因意义的构建先于故事的过程存在于潜意识，往往很难被人们发现。俄罗斯思想家弗兰克在《生命的意义》中说：“生命的意义不是被给予的，而是被提出的。”作品的意义是生命意义的折射，这从另一角度论证了意义的内在建立，而非向外寻取。
　　
　　        这又牵扯到另一问题，即灵感的来源。在这点上，斯蒂芬的观点与马尔克斯出奇相似。马尔克斯曾有个很好的比喻——灵感就像一场拳击比赛，就是作家要和灵感打架，打赢了灵感才会源源不断来到，灵感是艰苦的写作才会不断得到的。斯蒂芬以此给青年作家警示，强调“多读多写”、“辛苦干活”是第一戒律。
　　       
　　        他对作品语言的删改也见地深刻。最初给他修改稿件意见的人，是高中给体育周刊写稿时周刊的编辑。当他看着古德先生一笔笔划掉文章中的赘述，斯蒂芬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以至于脸上露出了“惊恐”。他质疑，“为什么英语课上老师从来不这么做呢？”中国古时就有吕不韦一字千金的佳话，《霏雪录》中还记录了欧阳修的故事以强调修改文章的重要：“前辈文章大家，为文不惜改窜。今之学力浅浅者反以不改为高。欧公每为文，既成必自窜易，至有不留初本一字者。其为文章，则书而粘之屋壁，出入观省。至尺牍单简亦必立稿，其精审如此。”《论写作》中也为写作者提出了中肯建议，其核心就是从高中这次经历中学来的。其实很简单——删掉不必要的字，哪怕那是你的心头爱。
　　       
　　        我曾经因斯蒂芬·金是一位畅销作家而对其嗤之以鼻，但他的这部创作生涯回忆录改变了我的想法。在经历险些丧命的严重车祸后，未愈之时即使挣扎着也立即开始写作。这是他的意识里潜伏着“写作强迫症”使然，这种强迫症源自在精神深处扎根的顽强，而这顽强某种程度上也是写作带给他的。这无疑感动了我。
　　       
　　        《魔女嘉莉》中晚熟、孤僻的女孩，《玉米田的小孩》、《克里斯汀》等故事中受尽欺负和社会排挤、对世界抱有怨恨与反抗心理的少年，都源于他童年时对外部世界的惊恐。《闪灵》中为事业苦恼的杰克则是他早年生活的真实写照，杰克喝酒的幽灵更是一个酗酒的斯蒂芬投影。写作与他的生活，像密网上相互交缠的线股，紧紧连结在一起。
　　       
　　        对斯蒂芬来说，生活，是第一次在大学图书馆门口见到塔碧莎时她明朗的笑声，和短裙下纤细的双腿；生活，是母亲给予的最让人惊喜的支持，与学校保守派教师的刻意刁难；生活，是在肮脏燥热难耐的洗衣房长时间工作，还会从医院送来的床单里发现一袋人类牙齿；生活，是刺穿鼓膜的尖针随着医生说“不会很痛”的声音而来，全身痛得快失去知觉；生活是，小时候在林中误碰毒藤身体肿了好几天，没想到几十年后却依赖上其中能置人于死地的物质。在这充满反讽、无奈、疯狂、冷酷的生活中，无怪他会说出：“生活并非艺术创作的支持体系，反之才对。”但他摸索着前进，在阴暗的地下室里迸发出高更所言“像火山熔岩喷发的思绪”，甚至用一种“超人类甚至残暴的方式”。
　　       
　　        杜拉斯说：“仍然写作，不理睬绝望。不：怀着绝望。”
　　       
　　        斯蒂芬·金回顾自己多年的写作历程，他感慨道：“在一个地下室样的地方……多年以来我渐渐为自己建了那么一个地方。一座瞭望台。”他视瞭望台为“心灵感应”的接收点，地下室则是理想的写作环境。在这个有些古怪也有些诗意的悖论中，我们不难参悟出斯蒂芬绝境中的渴求与坚持。而地下室里的瞭望，更是一个人经历了命途多舛后，仍能坦诚审视的难得豁达与笃定。
　　       
　　        就像斯蒂芬·金最著名的小说《肖申克的救赎》一样，监狱像是生活中禁锢他、挫败他的坎坷，经过不懈的敲打与坚守，结局终于充满不可磨灭的希望。我仿佛看见阴暗的地下室他书桌前污迹斑斑的墙上，退稿信因为太多太沉正要挣脱钉子飞落下来。而新一天的曙光，才刚刚降临在辽阔的大地上。
　　
　　
　　
　　200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