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大綱（上下） -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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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坎坷而又辉煌的写作经历不免令人联想起罗素。当年血气方刚的罗素离开剑桥，教席无着，生活困顿，窘迫之余不得不靠写《西方哲学史》赚饭钱。这本诞生于个人低谷期的作品因此更多地寄托了作者本人的傲气、才情和胆魄——他几乎敢于调侃任何一位先哲，在评价康德、黑格尔一干成名前辈时更是近乎出言不逊。然而这本个人色彩浓厚、考证多有疏漏、评论时显偏颇的哲学史却出奇地精彩好看，在全球赢得了数以万计的读者。《国史大纲》作于国难之秋，同时也是作者本人事业的低谷期：与罗素一样，参考资料奇缺，生活困窘，写通俗读物实属无奈之举。然而世事就是这样，苦难与清贫反而更催生杰作。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物资紧缺的时代，大后方的社会结构却发生着激荡与交融：川滇的淳朴乡民和时髦的“下江人”惊异地互视，人类学家拥抱几乎完全遗世独立的“魁阁”，东部迁来的工业、学校给贫穷的西部注入崭新的生活形态。尽管山寺生活也偶有客人造访，清苦但还不致冷寂——族侄钱伟长、好友陈寅恪都曾专程叩门——然而外患的刺激、剧变的生活环境，依然迫使钱穆不停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会不会亡？这种思考贯穿了全书始末，最终凝成眼前这部充满士人自觉精神，以政治、思想、经济、军事史为纲的中国通史。很显然，钱穆把希望寄托在作为抗战中流的精英分子身上，希望他们从这样一部张扬“士”之人力的史纲里汲取力量，血战前行。书首的寄语，正在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