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大綱（上下） - 书评

苦茶

　　
　　在《国史大纲 引论》第三章，钱穆先生又着重探讨了上一章中的革新派，通过历史性的梳理，将其从晚清到民国三十年的三次现代性的浪潮加以引证评述。粗看这三次浪潮，都被称为革新派，但是我们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其实这三派与上章所提到的记诵派、考订派和宣传派，其实是一回事。
　　在第二章所提到的记诵派，也称为传统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自然是晚清著名的两位学者康有为和章太炎了，两人虽然都称是经学家，但其著作主要是历史性的作品。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本身都是经学作品，但是其写作手法无疑都是历史性的。通过对于王莽新学运动的抨击，达到对于传统政治改革的目的。采取同样手段的还有章太炎，尽管他不同意康有为的学术论断，但是他所采取的研究策略却与康有为并无二致。通过抨击孔子及儒家传统，从而达到反满革命的目的。尽管如此，两人虽然有非常强的政治意图，但是毕竟两人受到传统学术的训练，所以在历史文本的熟悉上，远远超过后面的考订派和宣传派。
　　从这个角度上看，所谓的传统史学其实并不传统，只是形式上更加接近于传统文本的形式，但其内容却是非常激进的。至少，在康有为和章太炎那里，已经暗中接受了历史主义的假设，无论康有为的三世说，还是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都是隐含的历史主义论述。从历史研究进行政治改革宣传，正是通过这种将传统历史循环论替换成历史发展主义，从而为政治改革创造出了舆论空间。在这意义上，钱穆将康有为和章太炎都视为革新派并不奇怪，也就是说此章是对于上一章的补充和发明。
　　同样，所谓二十年代的文化革命派，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这与所谓的考订派是相重合的。也就是说，钱穆在第二章所批判的科学考订派，在这一章中就是表现为文化革命派。通过这个隐含的申述，我们就明白了所谓的科学考订的目的，恰恰就是所谓的文化革命。也就是通过科学研究，从而揭示传统文化的愚昧虚伪的一面。这其中胡适及其门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是胡适本人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中国传统的重新诠释，还是顾颉刚在古史辨运动中对于传统历史神话的揭露，抑或是傅斯年所采取的兰克史学，彻底放弃民族历史本位。都是钱穆所指的文化革命派，他们通过所谓的科学企图指控传统的黑暗愚昧的一面，这种揭示在他们看来就是研究。
　　从这个意义上，钱穆先生不仅从形式上对于科学考订派进行了批判，而且在其学术意图上，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所谓的科学考订，并非是简单的学术方法，更在目的上是为了所谓的文化批判。这一点，对于现代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毕竟，时下的学者所进行的研究，正是建立在胡适及顾颉刚等人的假设上，通过科学的历史研究，从而重建古史。但是，我们看到从五十年代以来胡适所代表的学术传统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整体性的认知，我们所知的历史全部是由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建立的，也就是后文中所提到的经济革命派。
　　在对于经济革命派进行批判时，钱穆并没有现身说法，而是采用了考订派对于宣传派的讽刺。也就是说，钱穆其实看出了胡适与郭沫若两人所代表的学术路径上是有不同的。后来，钱穆先生在《庄子纂笺》中，概括民国之后的学术传统，用了墨学与庄学做隐喻，并认为如果民国时期庄学能够流行，则墨学也就是郭沫若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就不能流行。这也是采取了刚刚所说，胡适等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这里，我们注意到钱穆虽然不同意胡适等人的看法，但是同样对于郭沫若也不赞同。这种双重批判，其实背后隐含着钱穆对于现代性道路的洞察，胡适所代表的自由民主派对于传统的研究，郭沫若代表的人民民主派对于传统的研究，其实都是与康有为章太炎一样同属于以学术研究来为政治呐喊的革命传统。
　　所以，他才在对于经济革命派的批判中，认为宣传派所提出的观点，是建立在前面政治革命派和文化革命派的基础上，以为政治、文化都是上层建筑，而经济基础不改变，上层建筑也不会发生质的改变。因此，经济革命派的主张就显而易见了。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也就是说在第二章中，钱穆强调了记诵派和考订派还算是读过书，但革新派就是不读书，却敢于提出意见。而这一章又将记诵考订二派都看做是革新派。这两者岂不是出现了内在的逻辑矛盾？其实这一章中，钱穆引用胡适对于郭沫若等人的批判，其实就是第二章所谓革新派不读书的源头所在。所以，才会在此章中，再次强调这一点。也就是说，上一章中的革新派是狭义的，即具体指此章中的经济革新派或者说是宣传派。钱穆唯一加强的论证在于，革新派的论断，其实是来自于政治革命派和文化革命派的综合。在这个角度上看，才能明白六十年代钱穆在美国与张君劢会晤时所提到的，今天的现实其实都是知识分子所造成的后果。这其实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成功，恰恰是因为继承了康有为章太炎的政治革命主张和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文化革命主张，加以综合才会更加蛊惑人心。
　　上一章中，钱穆对于史学三大流派进行了全面性的批判，不过都是在形式上的批判。此章中，钱穆则是对于三大流派的进行了目的批判，也就是指出了三者的目的都是在于革命。从这个角度上看，就能与四条信念中对历史主义的批判相互参考。指出这三大流派虽然形式上各有所不同，但其实质上都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物，其目的都是要对于传统进行革命，只是侧重各有不同而已。
　　对于钱穆先生的批判，后世学者更多是从第二章着眼，也就是更加看重于史学三大流派的区分。而事实上，钱穆批判重点在于第三章中对于历史虚无主义革命观的批判。只有理解到这一层面，才能明白钱穆进行历史重述的必要性。也就是说，近代以来历史诠释方法虽然有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并没有改变。因此，扭转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论述，就成为钱穆撰写《国史大纲》的目标所在。
　　

苦茶

　　钱穆先生在《大纲》篇首，提出读本书应具备四条信念，我们不妨首先逐一分析讲读。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苦茶案，知识来源于积累，故历史本身即是文化经验之载体，称一国之民，必受一国文化之熏染，学习一国之历史知识。因此钱先生才会有知识人与文化国民的区分，这个区分是将历史作为文化来看待，而非是看做成简单的知识。这一区分，钱先生最为关键一点，是通过历史文化与普及知识进行了区分，从而区分出文化国民概念和一般的知识人观念。从这个角度上看，钱先生是有感于当时知识分子去历史文化的倾向，所针对性提出的观念。
　　从这个观念出发，钱先生才能在现代史学的框架下，重申民族文化的立场，否则现代史学本身就是一场启蒙运动，通过历史研究否定传统文化。钱先生这种民族文化立场的重申，对于历史文化的认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苦茶案，此条中所提出对于本国以往历史抱持温情与敬意，现代一些的说法就是增加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此处提出的认同问题，恰恰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存在的最为关键的问题。也就是说，五四之后的知识分子所开出的现代化药方，其中最为关键一点就是去民族文化身份，接受普世价值的洗礼，故他们称之为启蒙运动。这场运动不仅蔓延在五四运动前后，在台湾六十年代，大陆八十年代都有这种去民族文化身份的文化革命运动。今日，知识分子提出的现代化方案依旧为去文化身份，强调普世价值的倾向。但问题在于，卢梭的启蒙问题固然是回到朴质的自然人状态。但是，今天看到如果我们放弃文化认同，是否就真能够接受普世价值？
　　对此，我表示怀疑，甚至是否定。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过否定文化的影响，从而成为一个文明人。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命题，因此钱穆先生重申历史文化认同，依旧是我们走向文明社会的基础所在。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苦茶案，在此条中钱穆先生强调了三点，或者说是批评了当下的三种倾向，即虚无主义、历史进化观和文化自谴。虽然说表现为三种倾向，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实这三种现象本质就是一个，即历史虚无主义。对于这个问题，钱先生只是谴责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还没有深入分析他的本质。在这里，我们不妨对于历史虚无主义进行一点讨论。
　　历史进化论或者成为历史主义，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在启蒙哲人看来，传统的社会因为个体缺乏理性，所以历史文化表现为蒙昧状态。因此，只有对于国民进行启蒙才能使人类历史从蒙昧走向光明。从这意义上讲，历史进步观就是建立在启蒙哲学的基础之上，认为人类已经通过启蒙，结束了蒙昧的历史。所以，才会有认为站在历史最高顶点的狂妄。也正是抱持这种启蒙观念，所以才会对于传统文化进行大肆攻击和污蔑，也就表现为钱先生所说偏激的虚无主义，认为以往历史毫无价值可言，又将今日诸多罪恶推诿给古人，认为今日问题乃是因为启蒙不足，大众依旧受到传统文化影响蒙昧所导致的，在知识界形成文化自谴的行为。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苦茶案，最后一条其实应该是钱先生的期望所在，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文化国民逐渐增多的时候，这个国家才有发展的希望。从这一点上看，钱穆先生其实也是一个启蒙者，不过并非是现代意义的启蒙哲人，而是历史文化的启蒙者，希望通过历史文化对于大众进行启蒙，使之成为拥有文化教养的国民，换句话说就是有文化观念的士大夫，只有如此国家才会有兴旺发达的可能。
　　至于后面所批评的，因为虚无主义所导致的西化运动，最终不仅不会真正接受普世价值，反而会造成被动的文化殖民。从这个角度上看，钱穆先生所提出来的，正是后来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观念。即西方通过所谓的文化殖民，将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化渐次消灭从而达到所谓的普世价值的目的。而如胡适、傅斯年，乃至后来的刘晓波、余杰等人，恰恰就是某种意义的殖民文化的买办，他们企图通过抨击民族文化，来达到彻底的西方文化的殖民。从这个角度上看，钱穆先生所代表的民族文化认同，正是对于此类殖民文化买办的揭露和攻击。所以，胡适在抗战后担任北大校长时，即不再聘任钱穆为历史教授，其原因也在于此。殖民文化买办怎么能够让民族文化学者成为北大的教授呢？
　　当胡适主持的北大培养出的大量买办学者，他们逐渐成为中国大学的教授时，也就是文化殖民运动达到了高潮。尽管五十年代对于胡适的买办倾向进行了批判，但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也同样批判了钱穆的历史文化倾向。胡适与翦伯赞等人虽然说在学术研究上有左右之别，即历史是走向美国，还是走向苏联之别，但批判传统文化的取向却是一致的，因此在八十年代苏联道路失败之后，历史学者们迅速抛弃了苏联道路，却将胡适所代表的美国道路当成了新的发展方向，却依旧对钱穆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还是应该再三重温钱穆先生所提出的四条信念，或者至少要对于第四条信念再三诵读，只有当我们放弃了对于殖民文化的追求，回到自身文化传统的确认上来，中国才可能有真正向前发展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