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概論 - 书评

书虫百变

　　該書前8章專言經子，頗多新意。如以“階級之覺醒”論先秦諸子，以“個人之發現”論魏晉玄學，以“大我之尋證”論宋明六百年之理學，不乏真知灼見。該書第九章專論清代考據之學，常有精闢之論，時人有“竟體精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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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孔子与六经
　　易经与孔子无涉。春秋则虽有功于文献，然粗略简陋，无三传则无以彰显。诗书历久且经秦火，散佚实多，已非原貌，故言孔子删诗书则证不可循，而诗书亦不足以为万世常法。礼乐本无简策，书即是礼，诗即是乐，故古书约而言之只是诗书两端。
　　将春秋与诗书礼乐并称始于孟子，成于荀子；而以易为六经之首则实是阴阳、道家所为。
　　
　　二、先秦诸子
　　礼崩乐坏，贵族统治无以为系，王官之学衰而诸子兴，是为平民阶级之觉醒也。孔子开诸子学之先河，亦是诸子所由出。自此以往，诸子学分为三期，孔墨一也，孟庄二也，荀老申韩三也。此外别有阴阳家一途，杂糅儒道，盛极一时，影响汉代学术。
　　
　　三、秦汉
　　秦焚五经，不及诸子书，盖因诗书多讽讥，且以古文传。
　　及至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古文经始成显学，然汉儒多本诸子今文说古文经，尤其以阴阳家谶纬之言释经，失先儒本义，更无论儒学复起定于一尊。而古今文之争实争利禄、争制博士，而非学术之争。
　　故而汉代学术或流于迷信荒诞不经，或尊古卑今专事章句。王充著《论衡》疾虚妄以矫世，开一时风气，而其重心知主命定又开后世学风之先河。
　　
　　四、魏晋隋唐
　　魏晋精神只在自我觉醒，无名无累以求真我。不得以末流之弊，追贬前贤也。而经学注疏尽是佛老之言，释家东传至隋唐乃大盛，亦是此间大事。
　　
　　五、宋明理学
　　宋初三子（周敦颐、张载、邵雍）好究宇宙本体以推之人事，其思想受方外影响甚大，尤合于释老阴阳家诸说。
　　二程异于三子，别开气象，鞭辟入里，不尚玄言专事真修，于三子只取《西铭》一文而已矣。然二程虽皆主诚敬存之，万物皆备于我，而路径有异，明道持敬，伊川致知。
　　朱子学近伊川，重致知格物，注四子书，至是理学极盛。当其时，陆陈叶与之争。陆象山学近明道，重向内用力，不尚外求；陈亮尚事功而有不着实不适用之讥；叶适精辨学术，于曾子、孟子、子思皆有所讥。
　　阳明主诚意、致良知、知行合一，一以贯之，至是综汇理学，如江之赴海。
　　
　　六、清代考据学
　　黄梨洲长于史，“重性命必究于史”，开浙东学派。王船山长于哲理，颜元讥讽章句之学。顾炎武绝心性之言，倡“经学即理学”。
　　清初四家博综经世，至乾嘉承平既久，经世复兴之志渐弛，而文字狱大兴，学者结舌，学术遂转向考据一途。顾炎武遂受乾嘉学者推重，开汉学之先。
　　汉学分为两途，一以惠栋之苏州学派，重“易"，惟汉是尚；一是江永、戴震之徽州学派，尤重治礼。戴学博大精深，恶宋儒以意见说理，著《孟子字义正疏》，欲以训诂考据以通经达义，至是汉学大盛。
　　然有章学诚，著《文史通义》，言”六经皆史“，讥前儒徒知抱守残经，不闻事务。而后今文家复起，如龚自珍、魏源皆以经术作政论，至康有为以今文公羊学倡变法维新，乾嘉以来好古之潮流遂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