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浮的精英——“内地生”在香港

好想说爱谁谁

作者: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何谦 最后更新：2012-08-03 10:39:46     来源:南方周末


对已来港6年的内地生乔苏来说，香港是一个情结，也是一个死结。

比如2012年4月的一个晚上，它就是后者。尖沙咀北京道一号的帝廷酒家里，乔苏和她的内地生同学们的聚会，就像一个设定好的舞台——四周“群星”灿烂，她却是最黯淡的演员。

来自投行的同学们互“晒”薪水后，不忘也问乔苏一句：“最近加薪了吗？有没有想在将军澳买房？”

一个简单的“没”后，乔苏便一言不发了。这些来自内地并在金融、贸易或IT领域表现非凡的超级精英们，一如既往地相互出示完美的“成绩单”。乔苏则是个意外，她现在只是一名公司公关，月薪不足两万港币——相对于身边的优秀者，这仅仅是一个卑微的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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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一个真空，介于作为落脚城市的香港与内地生所处的空间之间，“我们漂浮着，好像就是没法落地”。如从业IT的港大内地生黄超所言，“我更愿意想想为中国社会，而非只为香港做些什么。”

和很多内地生一样，在他看来，香港作为一个和北上广并无二致的中国城市，香港身份更多意味着在北京买房买车不用排队等政策的优惠，出国签证的便利，而非更多。

周保松表示担心，港校自主招生以来新崛起的在港内地生群体，“能否不要再当过客？”

乔苏还记得，2012年7月1日那天，她一个人跑到维多利亚港看了烟花。当她被吞没在拥挤的人群中，突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

那个瞬间，她为自己感到恐惧。特别害怕有一天，身处陌生的“我城”，即便拥有城籍，她才发现，“到头来这永远都是异乡”。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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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不要再当过客？”


“你把身份证明书看了又看，你原来是一个只有城籍的人。”1974年，香港女作家西西写在小说《我城》里的话，正在内地生身上得到印证。香港身份，作为一纸城籍证明书，对内地生而言，是安全的保障，却有失落的乡愁。

“前内地生”缪毅，则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历这样的身份痛感。1999年，他作为获得“香港赛马会奖学金计划”的首批学生来到香港就读。那时候，到港求学就意味着必须在原籍地销户，并且上缴身份证。

一开始，往来港澳通行证成为缪毅唯一的身份证明，也并非大碍。到了毕业，一直希望成为律师的缪毅决定回内地参加司法考试时，才发现自己在内地早已是个“黑户”。

这种“既不属于这儿，又不属于那儿”的窘态持续了数年。“我到底是香港人，还是内地人？这好像是个问题。”多年后，缪毅拿到了香港身份，并在国际知名律师事务所工作。现在，面对这个常被人问及的问题，他已波澜不惊。“我会说，我是个宁波人，是内地人，也是香港人。”

内地生陆文在浸会大学的毕业作品——纪录片《他城我乡》，追踪了一个内地生与港生冲突事件。红领巾，作为内地读中小学人们的集体记忆，但对香港学生来说，理解起来却并不容易。

在陆文的记录片中，香港城市大学内地生在学生会竞选中遭遇误解，随后，内地生们戴着“红领巾”来“占领”城大，还挂起了海报：“我戴红领巾，但我不是妖怪”。

在很多内地生看来，身份的“悬浮”，是不得已的疏离。毕业两年的内地生米洛夫就职于某著名电视台，工作在香港的他却把住处选在深圳的落马洲，“距离远一点，这大概正说明，不是不愿意融入，而是真的无法融入香港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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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耿春亚来说，尊严是用脚点头。初来香港时，他所保持的漫游市井小巷的习惯，并非每个内地生都有。他会自己跑遍旺角、天水围、深水埗的犄角旮旯，探秘，搭讪，也吐槽。更多的了解，才让他有更多在香港赢得尊重的底气。而更多的内地生，可能既不过问香港的本土运动，也不会知道底层街巷的香港人如何吃喝玩乐。

“内地生对真实的香港其实是陌生的。”香港人Alex很钦佩内地同学的勤奋、务实，但也会感到这是一群“悬浮”的精英，离香港土地有点远。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师周保松，曾经书写过作为“新移民”的一个人的移民史。面对在港内地生这样的“新新移民群体”，他更关心的是，内地生“在选择留下来，投身香港商业世界的同时，还对香港社会有多少认识和关心，并慢慢扎根下来，共同推动香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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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浮

在香港，每天傍晚的地铁车厢里，肩顶着肩，脸挨着脸，呼吸喷着呼吸，动弹不得。海底隧道就是一段连接港岛和九龙的肠道，每天定时吞吐上班族，新陈代谢。

如果是平时，乔苏不用掐表也很清楚，每天从公司回到位于粉岭住处的时间正好1小时26分。

6月20日这天，她却多花了10分钟，绕到糕饼店买了两只泡芙犒劳自己——因为，这一天，她勇敢地辞职了。

受够了公关工作的辛劳和低薪，乔苏终于下定决心转战金融业。她曾经的理想是加入香港本土的NGO，推动两地的支教事业和草根运动。

“有时候，觉得自己真像候鸟，只是来香港暂留。脚还没踩到地面，可能就要换个方向飞了。”乔苏在笔记本上写过这样的句子。

头脑聪明得深入云端，脚却未踩到地面，是多数在港内地生的共同状态。2004年就来到香港读书的内地生安茜，时常有一种找不到同路人的孤独。她常常在周末和香港朋友一起去探访独居老人，或是给住在唐楼的“新移民”及其孩子送去大米；而内地同学的周末聚会中，大家往往更多只是聚焦于“房子，票子，婚姻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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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苏早年的幻想也正在消失。在这里，理想和现实奇怪地统一着。一方面，她可以昂首呼吸自由的空气，另一方面则要低头扎进世俗的泥土里。“同学在一起，一比较就知道，在香港你会被逼得去care（在乎）薪水，care做不做金融，然后care更多”。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一直是赴港学子更实际的追求。为了这个目标，他们需要在这座拥挤而消费昂贵的城市里拼搏7年。但几乎每一天，陆港两地生活的差距都在发生变化，内地持续高涨的经济增长时刻冲击着赴港生的内心。他们遭遇了“七年之痒”——回去，还是留下？

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的易宁，是从河北举家迁至北京的“北京人”。作为北京户口的拥有者，“虽然知道自己最后多半还是会拿（身份），但已经感到犹豫了”。

这样的人似乎越来越多。香港大学金融系毕业生王颖，现在是“投行新贵”。一边是高薪，一边是高压。每天晚上十一点至凌晨三点不定时下班；每周至少加班一个通宵。工作以来，她已经开始盘算着将要撤回内地发展的未来规划，“香港身份其实根本没有那么重要”。

在刚刚工作的内地生林奚看来，这个追逐香港身份的七年，有时候容易让人陷住。看上去，它可以是个梯子，但有时候更像个套子。“要吧，放弃海外或内地的一些机会，多可惜；不要吧，七年了，太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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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香港，爱香港

来港之前，乔苏是有香港情结的。不是港片古惑仔、明星或者TVB剧集，而是一首老歌。

1992年，艾敬的《我的1997》唱红了中国。这是一首讲述了香港梦的歌。“就让我去那花花世界吧。”艾静带着反叛气息的歌声唱进了无数青年的内心，并描绘了一幅想象中的香江盛景。

时隔20年，一首与《我的1997》遥相呼应的“大龄文艺女屌丝青年吐槽香港留学生活之歌”——《香港，香港》，风靡网络。乔苏喜欢上这首歌，因为它“很实在，写到内地生的心坎里”。

作者及演唱者唐艺也是一名刚刚毕业的内地生。她曾经以福建省第9名的高考成绩，获得香港中文大学的50万港币全额奖学金。谈及香港，她很洒脱：“足够国际化，自由，让你看到更多，听到更多。”

然而，唐艺如今的歌词却充满“陨落”感：毕业后才发现，“港岛的高楼大厦，密得不见天日，租来的房间还放不下那一张桌子”；是“在港怂眼中我是蝗虫，在想几时才能天下大同”；是希望到那时“想当音乐人不用投身金融”。

乔苏把歌曲链接转发给了几个内地生朋友。有人飙泪，有人收藏，更多的是在问自己：留下来，究竟图个啥？在他们看来，唐艺的歌声是最直接的质问：“香港，香港，你究竟有多香，当年我也放弃了清华北大，以为这里有我的梦想……我恨香港，但我更爱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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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春亚，也几乎彻夜未眠。“睡不着，就听着他们在广场上玩。但我知道，那种闲，不是我要的生活。”第二天早晨七点他便直接赶到办公室开会，展开创业征途。

最紧张莫过于办留港工作签证的时候。因为创业，作为雇主的他给自己办签证申请，开了先例。不再记得繁复的办证过程细节，最后成功拿到签证的瞬间倒是让春亚记忆犹新。那时候的他，在办公室接到确认电话后，一个人哭了。

曾经的艰辛塑造了现在的耿春亚。兼任自己公司总裁与在港内地生毕业生联合会长的他，正致力于将更多内地生前人的经验传承下去。靠做社交网络起家的他深知“圈子”的重要，内地生“要先抱起来，才能与外面竞争”。

对大多数赴港内地生来说，他们的未来光明而固定。在这个世界瞩目的远东自由港里，“只有三种产业：第一，银行；第二，地产；第三，银行和地产。”乔苏说。单一但极度繁荣的产业状况决定了一切。在港内地生中，大多数人择业于金融、贸易、物流、地产、高科技及工商业支援等行业，创业，只是极少数的“勇敢者游戏”。

创业的艰苦无处不在。内地生景瑶为了备战创业比赛，连续熬了三个夜后，直接晕倒在第四天早晨。“在这样的竞争环境里，人自然而然都会变得勤奋，更勤奋，拼命，更拼命。”一位内地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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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者的游戏

对内地生来说，除了优质的教育，繁荣的商业和自由的环境也是一个巨大的磁石。

当乔苏仍在校园里做“新鲜人”时，她的师兄耿春亚已开始试图寻找属于他的创业之路。

“搞学术，去美国；做生意，当然要来香港。”耿春亚一直相信他所看到的香港——中环价值，以及无与伦比的商业契约精神。这与很多内地生的理解有着范畴上的不同——钱并非一切，商业契约精神才是底色和核心。

从一开始选择来港校，就是因为创业的决心。作为数届在港内地生的“大师兄”，耿春亚在很多学弟学妹眼里，就是一杆“老枪”。他创社团，拉投资，搞创业，办比赛，不亦乐乎。“上庄”（粤语，参与社团），对于他来说，是一项实践香港精神的实验。

2005年，刚刚从港校毕业的耿春亚，为了体验创业的最坏结果“一无所有”，选择到香港街头实地体验。他在香港沙田广场，席地而卧，露宿一夜。当晚天气很好，广场上仍有三五个香港年轻人成堆。烟头，啤酒罐，滑板，“倾解”（粤语，聊天），让他们整夜未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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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来，内地生一直被看作内地考试制度优胜者的新兴“精英”移民：通常以优异的考试成绩获得港校青睐，接受中西合璧的良好教育。他们大多学商科，从业投行、会计和证券，工作在港岛。他们勤奋，务实，上进，在体面的收入里求尊严。最后，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则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诉求。

从只会在食堂讲一句“买叉烧饭”的粤语，到真正与香港人打成一片，内地生往往需要两到三年时间。9年来，港校的各式内地生联合会、联谊会层出不穷，内地生们在自己人的“圈子”与“圈子”更迭中完成从番薯人（新生，港校潮语）到“准香港人”的华丽转身。

在与内地生打交道数年的香港人Alex眼里，他们非“富”即“贵”，拿奖学金来读的是有才，自费数十万港币读的则不只有才，还有财。

每当有朋友问及张子律和他的女友，比之北上广，来香港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他们说“住满七年，拿身份”。“这里社会发展更完善，人好，也有规矩。”张子律相信，与回流北上广相比，留在香港是件“有盼头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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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香港去

现在，相比北上广的同龄人，乔苏的港式生活精致且典型：听歌剧，看赛马，入酒会，半岛酒店会客喝下午茶，感恩节休假去巴厘岛，购物在中环铜锣湾，周末不在兰桂坊就是坐游艇出海，西贡吃海鲜，偶尔也上太平山和闺蜜小酌看夜景。

乔苏曾以650的高分选择入港读本科，而非清华北大。“（香港）很精彩。”像乔苏一样的尖子们往往因为香港比内地更国际化的环境，比海外离家更近的地理位置而入读港校。

内地生张子律在2007年选择了香港浸会大学。在他看来，香港是一个拼自己，几乎不需要拼爹的地方。路政署的公务员会三番五次跑到家里，可能只是为了让作为抽样调查对象的你对香港交通表达意见；楼下的清道夫一句普通话也不会讲，但是坚持每天和你打招呼。内地生们渐渐习惯了香港规矩与人情。

内地生赵小龙来自贵州山区，2007年由港府资助到港读书。三年中，他不仅每个月都寄给父母生活费，还在毕业那年用攒下来的奖学金给家里盖了一座房子。赵小龙计划金融专业毕业后努力留在香港，“因为在香港，未来才有了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