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浮的精英——“内地生”在香港

好想说爱谁谁

“能否不要再当过客？”


“你把身份证明书看了又看，你原来是一个只有城籍的人。”1974年，香港女作家西西写在小说《我城》里的话，正在内地生身上得到印证。香港身份，作为一纸城籍证明书，对内地生而言，是安全的保障，却有失落的乡愁。

“前内地生”缪毅，则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历这样的身份痛感。1999年，他作为获得“香港赛马会奖学金计划”的首批学生来到香港就读。那时候，到港求学就意味着必须在原籍地销户，并且上缴身份证。

一开始，往来港澳通行证成为缪毅唯一的身份证明，也并非大碍。到了毕业，一直希望成为律师的缪毅决定回内地参加司法考试时，才发现自己在内地早已是个“黑户”。

这种“既不属于这儿，又不属于那儿”的窘态持续了数年。“我到底是香港人，还是内地人？这好像是个问题。”多年后，缪毅拿到了香港身份，并在国际知名律师事务所工作。现在，面对这个常被人问及的问题，他已波澜不惊。“我会说，我是个宁波人，是内地人，也是香港人。”

内地生陆文在浸会大学的毕业作品——纪录片《他城我乡》，追踪了一个内地生与港生冲突事件。红领巾，作为内地读中小学人们的集体记忆，但对香港学生来说，理解起来却并不容易。

在陆文的记录片中，香港城市大学内地生在学生会竞选中遭遇误解，随后，内地生们戴着“红领巾”来“占领”城大，还挂起了海报：“我戴红领巾，但我不是妖怪”。

在很多内地生看来，身份的“悬浮”，是不得已的疏离。毕业两年的内地生米洛夫就职于某著名电视台，工作在香港的他却把住处选在深圳的落马洲，“距离远一点，这大概正说明，不是不愿意融入，而是真的无法融入香港的圈子。”

好想说爱谁谁

就如一个真空，介于作为落脚城市的香港与内地生所处的空间之间，“我们漂浮着，好像就是没法落地”。如从业IT的港大内地生黄超所言，“我更愿意想想为中国社会，而非只为香港做些什么。”

和很多内地生一样，在他看来，香港作为一个和北上广并无二致的中国城市，香港身份更多意味着在北京买房买车不用排队等政策的优惠，出国签证的便利，而非更多。

周保松表示担心，港校自主招生以来新崛起的在港内地生群体，“能否不要再当过客？”

乔苏还记得，2012年7月1日那天，她一个人跑到维多利亚港看了烟花。当她被吞没在拥挤的人群中，突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

那个瞬间，她为自己感到恐惧。特别害怕有一天，身处陌生的“我城”，即便拥有城籍，她才发现，“到头来这永远都是异乡”。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