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 书评

秋水

　　         刘小枫标榜当代中国文学的景观转换要找到个体肉身的力量，依据雅典精神和耶路撒冷精神，即理性和基督精神，有了理性和信仰才能够把握到西方作家用来审视痛苦的景观，而非仅仅只是现存的对痛苦和不在场的感受，此时文学才是人学，此处“人”是孤独的个体，而不是宽泛意义上，社会学意义上的“人”。我觉得呢，找寻个体肉身的力量不一定必须用西方的理性和信仰，苏东坡的时代，并没有西学东渐，但是他的作品依然能让你感觉骨重肉沉，就是源于他对构筑出完整人生的各个事件进行了特有的抒发，他的作品才有力量，有血肉。很难说，苏轼的文学观仅仅是切合与一个小农社会的，希腊的理性精神不是曾远远超越那个时代吗？所以审视痛苦不一样要靠理性和基督，重要的是你的感受，你当下对于生活的某种体悟，积攒了千年的原型意识总有它存在的道理。
　　
　　                               读《当代中国文学的景观转换》
　　
　　
　　     对于流亡文化的叙述让人啧啧称叹，首先对流亡文化的概念做一种描述：一种与个体或群体本己的存在处境和精神处境相分离的生活形式、话语形式及其所建构的话语类型或精神定向。可以看出仅仅抓住了两个点，即：本体论的流亡和精神出境的流亡，因此对将生存地域与精神地域的考量就十分重要，流亡文化是不在家的，是个体的话语，而它的对立面是全权的，在家的文化，这种全权的文化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让某种意识成为历史的——当然也就是道义上正当的最高意识，然后再把它说成社会存在之表象，总体的特征就有可能随着这种意识一并进入社会存在，进入的政治手段当然还需另行规定。结果是三重性的：a. 某种意识由此获得了客观实在的力量（它不仅不是主观的，而且是历史客观必然的、社会存在的）；b. 社会存在获得了意识性的主观样态——成为一种总体意识的表达；c. 个体存在及意识被总体存在及意识取代。更奇妙的结果还在于：依据这种知识类型，某个占有权力的个人就可以把自己的话语改塑成人民话语，把自己的意识变成人民的意识，由于这一话语和意识的高度道义口吻和历史总体的言说方式，以至于诸位个体真以为那就是自己的话语和意识，正如某个阶级的话语和意识不是由无数这个阶级的个人所掌握的，而是由几位不是属于这个阶级的知识分子所掌握的那样。但采用这种知识类型和话语形式，他们也就敢于把自己放在总体的整个阶级以至整个历史规律的位置上，代为立言”，即：从个体到总体的转换中出现了一种信仰概念的的偷换。因此社会意识也可能决定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决定下层基础。这些分析放之于当下时代，很有意思。
　　
　　     而知识分子面对着是否要放弃自我言说的必要，分为三种：“ a. 认同于以至献身于人民意识形态话语的知识子（哲学家、文学家或其他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家和一般知识人中都不乏其人）；b. 在两者之间徘徊的知识分子；c 决意不放弃个体言说的知识分子。”好玩的是，也许我们无法对第一种知识分子进行道德审判，他们自身所常有的一种想使本己的个体言说成为总体言说的类似于本能的冲动，或者是当个体言说不能充分表达时就想加入团伙的要求。而第三种或多或少也有这种类似的知识本能冲动，只是在选择的时候走了不同的路。不放弃个体言说，又不愿意外在流亡的知识分子只能“内在”流亡，这种内在流亡和外在流亡就话语形式和思维理路有着不同。既然流亡是个体的，不在家的，所以它无法对全权文化施加影响，最后只能具有本体论中“生存论”的意义，即海德格尔的“无家可归”。作者最后提出一个观点，是不是就是这种无家可归的流亡使得人们那么热衷于去建立一个全权的意识形态？
　　
　　                            读《流亡话语与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