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 书评

上官景

　　      这学期选修了历史系夏维中先生的“明清史专题”，夏先生在讲明清史时说，现在的历史研究，往往注重细节而缺乏高屋建瓴的历史视角，譬如研究明代文人养兰花的习惯、江南城镇的消费情况等等，又说到，研究明清问题时不可割裂其与宋元之间的联系。夏先生的观点让我立刻想到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先生的书即是从一个完整的视角，纵向上囊括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横向上涉及政治、经济、赋役、考试，短短160页就将中国的精要大义剖析的清楚明白，并在阐述史料中予以比较和评价，可谓言简意赅，开阖有度。
　　      读钱穆先生的书，我改变了以往关于中国古代的很多看法，譬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专制，更谈不上封建；又如多为现代人诟病的科举考试也并非扼杀人的创造能力而全无好处。在钱穆先生的笔下，我看到了中国古代传统政治中许多先进的、甚至令人敬佩的东西，近现代的中国人往往批判古代历史而崇尚西方民主，殊不知中国传统政治能在如此广博的土地上有效运转上千年，其中必然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正如钱穆先生说的“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P.2）。因此，完全批判摒弃古代政治制度是不行的，纵观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我们总可以感受到中国几千年来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对制度运转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正是这种扎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中国制度的特殊性。
　　
　　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
　　      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可谓经历了很大的变革和发展，然而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政治制度所建立的根基，是中国传统的士族制度、文官制度，这种士族制度、文官制度的根本，则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文化，而以选举制度的变化为表象。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理解，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自汉代孝廉察举而建立稳定运转的士人政府，因唐代的科举而富有生气，也因唐以后的逐渐僵化而导致制度的式微，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通过选举而进入政权的知识分子，以他们共同认同的文化维持整个国家的运转，极大程度上保持着统治阶层的稳定。我们看明朝中后期，特别是万历十五年以后皇帝不理朝政，官员空缺，但朝廷仍然平稳的运转了二十多年，就可以了解这个文官制度的稳定性。
　　      文官制度的稳定性，表现在士人以忠孝、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来要求自身，作为行事的准则，以自身修养而不是经济实力或者暴力来获得他人的尊重。这样的文官制度，也得到历代统治阶层的尊重和采纳。钱先生举宋丞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为例，就体现了统治阶层对儒家文化的尊重和遵守。最后入主中原的满族，即使专制制度达到巅峰，也意识到必须吸收儒家文化，吸收汉人知识分子如朝为官，才能统治整个帝国。而整个社会对于士族的尊重也进一步提高了这一集团的社会地位，促使更多的人进入知识分子的行列。虽然这导致了冗官冗员，读书人成为政治的脂肪，但对行政效率的提高和对整个民族的道德观的提升上来讲，是有一定益处的。所以说，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是以道德而不是理性来维系的，虽然钱先生讲科举重法不重人（P.116），但仍然是建立在道德和文化标准上的选拔制度。这种以道德为基础的制度，我认为，便是中国古代与西方民主社会最大的不同。
　　      然而，文官制度的维持，却要以牺牲整个民族的工商业作为代价。自汉以来，中国不断鼓励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又抑制工商资本，即使宋以后商品经济繁荣，商人获利之后也往往购置田产，教育子女读书做官。再加上文吏分化，地方政治发展出大量的胥吏，自甘下流，玩弄花样文章，成为政治流毒，这便是文官制度发展腐化的结果。这种腐化的结果在现今似乎仍然存在。身为国家公务员不为民公仆反而自认高人一等；无数受高等教育的学子不愿从事实业，挤破脑袋也要进入公务员的行列；地方政府玩弄官样文章，夸大功绩而极力掩盖过失，种种丑态似乎都隐隐显露出古代文官政治积弊。几千年来士人修齐治平的自尊自重没有得到继承，反而自甘浊流的胥吏传统被发扬光大，实在令人慨叹。
　　
　　制度的继承与发展
　　      钱穆先生说，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地在创立（P.2）。中国历代朝代更迭，总是在总结前人的经验，指定各项制度规避前人的错误。例如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发展到后来导致中央有才，地方无才，官吏升降全由中正掌握，导致弊端，隋唐则创科举以改革这一弊端；唐代地方掌握军权，导致藩镇割据，宋太祖则极力削弱地方军权，提倡文治，导致积弱，明代则又仿唐创立卫所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各朝所见制度，几乎没有凭空拿来的，都是对前朝的继承或为规避前朝的问题而建立的，这些经过多年的检验发展而来的，才可以称之为制度，而完全出自一个部族的私心建立的，只能成为法术、权术，是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可和尊崇的。
　　       因此，每一个制度的建立必是前有因，而后承袭发展而来，每个制度也必有其好的地方，但也不可能尽善尽美。我们须知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是相互继承发展而来的，虽然里面不乏统治阶层的私心，但毕竟经过了时间的检验，历代的史学家也在不断的探索其中的精华，摒除其糟粕，对于古代政治的研究成果，正是中国政治传统的精华的积淀。如果我们一味地批判历史的专制与腐朽，便是对中华文化的否定，是对历史的不尊重。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当今的政治制度，也需要继承与发展古代政治制度之经验，因为历史是有重复性的，如果不吸取教训并规避问题，同样的错误就会再次出现。
　　       而政治制度的沿袭还是反映了意识形态层面的基础。可以说政治制度的变化是明线，而牵动这一明线发展的，是中国社会大众所共同信仰的精神，这便是中国几千年政治制度扎根的根基。中国士人所坚信的忠孝伦理的观念，指导着他们践行祖宗家法，恪守前人指定的规矩，即使到了宋朝末年，政治凋敝，也没有废除太祖“非叛逆不杀士人”的祖训，便是一例佐证。正如钱穆先生说的，政治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P.152）。这种精神上的权一旦被推翻了，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制度，便要建立一个新的精神依托，然而精神依托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建立起来的，根植与中国人心中的士人文化、考试制度，也不是一日两日能改变的。因此钱先生提到孙中山先生变法之所以不能成功，便是因为西方政治制度从来不是在中国因袭沿革而来的，没有进入“共尊共信之境”。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不尊重人民的精神信仰的重建，不扎根于中国传统的文化，便永远只是空中楼阁，没有稳固的根基。
　　
　　一点存疑
　　      钱穆先生的书让我们感受到先生对中国古代政治的理解与尊重，对于两汉及唐代政治的推崇，对宋明两代政治衰微的理解，以及对清代只有法术没有制度的批判，反映了钱穆先生对于古代政治独到的见解。然而，我们也不得不考虑钱穆先生所处的时代，对于其历史观是否存在一定的影响？当时的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兼有民主宪政的思想与社会主义的理想的相互冲击，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批判传统专制社会的同时，吸收着西方民主思想与自由主义精神，也接受着苏联共产主义的熏陶，对于历史的看法，不免也带有时代的特征。虽然钱穆先生说，我们此刻要讨论历史制度，全该注意当时的历史传统与当时人的历史意见，作为主要之参考，不该把我们的时代意见来抹杀当时的历史意见（P.19-20）。但我们看到先生对于汉代制度的“温情”，显然是要多过清代许多的，而对于清代的批判与其他朝代相比，则近乎无情了，虽然清代的腐败专制达到巅峰，但也不至于一无是处，而钱穆先生似有所指的批判清政府的部族私心，似乎有失公正，但对于当时的社会背景，这样的“偏心”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从更加久远的目光来看待清朝政府，是否能在钱先生的批判中，也多增加一些“温情”的视角呢？
　　      另外一点疑惑，是钱穆先生所讲的五个朝代中，为何独没有讲元史。我们以往的历史学习中，元朝是相当辉煌的一代，也被理所当然的列入几大朝代之一。钱穆先生的著述里，仅在将明朝地方政治时，提及元代地区划分对明代的影响，而这一影响无疑是非常巨大的。而对于元代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均没有提及。是否钱穆先生对部族统治的“偏见”导致其对元代政治的否定？本书中明代对元制度的继承与沿革的缺失，对于几个朝代的连贯性，对于我们理解明代制度，不可谓不是一个缺憾。当然钱穆先生在序文中也说过，这本书源于讲稿，时间篇幅有限，而我对钱穆先生其他的著作也不甚了解，所以钱穆先生不讲元史，定有他的用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