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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峭壁边缘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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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6-18 23:01
标题: 峭壁边缘
　　《纽约时报》、《金融时报》、亚马逊书店榜首畅销书
　　高盛（亚洲）原执行董事、著名经济学家胡祖六 作序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         推荐阅读
　　著名经济学家钟伟、巴曙松、张军、易宪容、薛兆丰、汪丁丁
　　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
　　最真挚的人生记忆、最真实的金融海啸纪录；
　　了解世界金融体系的沉浮，体味世界经济格局的风云变幻
　　作为曾任职于高盛和美国财政部长的保尔森来说，每次金融危机的到来，他无疑都是处于金融震荡的“震中”，保尔森在历次经济危机中采取的措施无疑值得我们深入阅读和思考。这本书如实地记录了保尔森在金融动荡中的重大决策是如何做出的，不仅仅包括保尔森的个人回忆，也包括与美国前总统布什、美国现总统奥巴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现任财政部长盖特纳的会谈。
　　保尔森在《崩溃边缘》一书中认为自己是自由市场的坚定支持者，他为自己救助美国国际集团（AIG）及其他华尔街公司的决定进行了辩护。他认为，对于自由市场的支持者来说，在换作任何其他时候，他都会对政府采取的干预措施感到深恶痛绝，而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可能瓦解现代金融系统，作为响应危机的第一道屏障，美国别无选择、必须出手救助银行
　　此外，保尔森在《崩溃边缘》一书中透露了金融危机爆发时，世界各国所持的态度。保尔森认为，当美国金融面临崩溃，世界金融体系走向灾难的时候，作为美国盟友的英国却背叛了美国，而俄罗斯也在美国处于金融危机时幸灾乐祸。唯有中国人，却坚持不卖出美国债券，为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做出了贡献。
　　而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局的变化，保尔森也做了如实的记录。在书中，保尔森真实记录了自己和奥巴马、麦凯恩以及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的谈话。保尔森最后的印象是，奥巴马“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意思”，而佩林却对经济危机和救市计划毫无概念。这或许能说明保尔森所在的共和党为什么会在大选中落败。

作者简介
　　亨利·保尔森，美国前财政部长，入主财政部之前曾担任高盛集团的总裁。
　　1946年，保尔森生于美国中西部，在一个小镇的农场长大。1964年就读于达特茅斯大学，是美国常春藤名校最佳橄榄球手之一。大四时，保尔森认识了温迪，温迪后来成为保尔森的夫人。1968年，保尔森进入哈佛大学商学院，获MBA学位。尼克松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保尔森出任总统幕僚助理和白宫内务委员会成员。
　　保尔森的得意之作，是自1999年担任高盛总裁所取得的业绩。任职高盛期间，保尔森成为美国最有影响的金融高手之一，一度被美国媒体冠以“华尔街权力之王”的头衔。
　　2006年，保尔森接替约翰·斯诺，担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很快，保尔森就面临着一大考验：拯救峭壁边缘的金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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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峭壁边缘 / 亨利·M·保尔森 著 ]





    书籍介绍:


    　　最真挚的人生记忆，最真实的金融海啸全纪录，作为亲历者和可能影响历史的人他的讲述让那段日子变得鲜活


------章节内容开始-------


    正文 序


    序


    百年一遇的2007～2009全球金融危机波澜起伏，惊心动魄，其复杂成因、后果、处置和教训，仍广泛地在国际金融、政策、学术和媒体中引起激烈的争论与探讨。迄今，世界各地已出版了数十本关于这次金融危机的书，有几本已被列为畅销书，但毫不例外的是，作者们都是金融危机的旁观者。汉克·保尔森的新著《峭壁边缘》是唯一一本真正从高层次和宏观的广视角来描述金融危机的书，毫无疑问也是一本包含了真正第一手内幕资料的专著。


    作为美国的财政部长，布什总统的首席国内与国际经济政策顾问，西方金融危机处置策略的主要设计者和主要执行者，可以说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比保尔森更权威的人来叙述这场危机的背景、蔓延和影响，解读当时一个接一个的惊心动魄的事件——从贝尔斯登，到两房，到雷曼、AIG、美林、华盛顿互助银行、美联银行，再到美洲银行和花旗集团等等。特别是作为危机发源地和中心，美国政府如何应对处置这次危机，保尔森的回忆录提供了最全面最真实的解释。


    出身于美国中西部一个普通淳朴家庭的保尔森，到今天还保持着一种质朴和直爽的性格。对于熟悉他的读者，你会发现，这本书不是写的，而是他说的，语言就像他平日讲话一样干脆直接，没有几许委婉，全然不加修饰。


    在接受了东部常春藤名校一流的教育后，保尔森先是在华盛顿尼克松政府担任公职，然后到高盛公司做投资银行家，晋升为这家华尔街最大私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并成为高盛上市后的第一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作为CEO,他曾向我亲述过他的三大首要任务，一是保持高盛的独立；二是维持并巩固高盛的特殊文化；三是积极开拓中国市场。显然，他在这三个领域都硕果甚丰，高盛在他的领导下日益强盛。当他2006年春卸任CEO去美国政府任职时，高盛在华尔街和全球投资银行业的领导地位已经空前稳固。


    保尔森出任财长，多数人的看法是为布什政府增添了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但是多数人也认为，在一个似乎重国防安全轻经济民生的政府里，加之尚不到一届的任期，保尔森可能难有真正建树。


    然而，时势造英雄。他非但没有平淡安逸地度过财长的岁月，没想到，等待他的是一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在美国全面爆发，并汹涌地席卷冲击世界各个角落。保尔森也就成了这场大灾难中力挽狂澜的中心人物。不管人们怎样评价他的作用，保尔森的名字已经永远地载入了世界经济和金融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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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那些接踵而至的巨变真的令人胆战心惊。在本书中，我尽我所能地讲述了我在那段时期的行动和行动背后的想法，也尽我所能地展现了危机爆发的那种令人咋舌的速度。


    我想，这个故事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本·伯南克、蒂姆·盖特纳和我是如何齐心协力地度过了这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说到经济领袖们在应对一场危机时的相互信任，我们三人这样好的例子不会有太多。在那段艰苦卓绝的时期，我们的团结成为了一笔巨大的财富。但与此同时，这也是我自己的故事，尽管我会尽力去反映每一个参与者所作出的贡献，但本书的主角却是我以及我在财政部的那支才华横溢而又无私奉献的团队。


    很幸运，我的记忆力不错，所以我几乎从不需要做笔记。我不用电子邮件，开会的时候也很少带纸。令财政部的同事们颇为头疼的是，我也很少用简要备忘录。我的很多工作都是在电话中完成的，但很多电话并没有官方记录。我的电话日志有错误，也不完整。为了写这本书，我请很多跟我一起经历那些大事的人帮我作了回忆。但尽管如此，鉴于那段时期的压力之大，以及我在短短一天内（甚至经常是短短一小时内）同时处理的问题之多，我敢肯定还有很多细节是我永远也回忆不起来的。


    我是一个天性坦诚的人，我会尽力讲述不加修饰的真相。我是怎么看的，我就怎么说。


    在华盛顿，国会和行政领袖们的职业道德和处理困难问题的才能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鉴于此，我将在本书中介绍很多杰出的华盛顿精英。


    我也尽力试着把故事讲得通俗一些，让金融知识背景千差万别的各类读者们都能轻松理解。话虽如此，我确信还是有某些地方会讲得过于简单，而其他某些地方又会过于复杂。在叙事过程中，我也会引用股价和信用违约掉期（creditdefaultswap）合约价格的变化，但这并不是因为这些数字本身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它们可以最生动地反映我们的金融市场和整个经济在危机时期中的那种迅速崩溃的信心和日益强烈的危机感。


    正文 作者序


    作者序


    写这本书的过程让我对任何曾经写过书的人平添了一份敬佩。即使有其他人提供的大量帮助，我还是发现写一本书原来是一件这么难的事。


    历史上总会有非同寻常的动荡时期。下面就是我的故事。


    正文 主要人物一览表（1）


    主要人物一览表


    （以英文姓氏及汉语拼音首字母为序）


    国会


    斯潘塞·巴屈斯（SpencerBachus）众议员（共和党，亚拉巴马州）：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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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马克斯·鲍库斯（MaxBaucus）参议员（民主党，蒙大拿州）：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


    罗伊·布伦特（RoyBlunt）众议员（共和党，密苏里州）：众议院少数党党鞭（whip）


    约翰·伯纳（JohnBoehner）众议员（共和党，俄亥俄州）：众议院少数党领袖


    吉姆·邦宁（JimBunning）参议员（共和党，肯塔基州）：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事务委员会委员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RodhamClinton）参议员（民主党，纽约州）


    克里斯托弗·多德（ChristopherDodd）参议员（民主党，康涅狄格州）：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事务委员会主席(文中或称克里斯·多德）


    拉姆·伊曼纽尔（RahmEmanuel）众议员（民主党，伊利诺伊州）：众议院民主党党团会议主席；后来被当选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任命为白宫幕僚长


    巴尼·弗兰克（BarneyFrank）众议员（民主党，马萨诸塞州）：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


    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Graham）参议员（共和党，南卡罗来纳州）：约翰·麦凯恩参议员的全国竞选事务


    联合主席


    贾德·格雷格（JuddGregg）参议员（共和党，新罕布什尔州）：参议院预算委员会首席共和党委员


    米奇·麦康奈尔（MitchMcConnell）参议员（共和党，肯塔基州）：参议院少数党领袖


    南希·佩洛西（NancyPelosi）众议员（民主党，加利福尼亚州）：众议院议长


    哈里·里德（HarryReid）参议员（民主党，内华达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查尔斯·舒默（CharlesSchumer）参议员（民主党，纽约州）：参议院民主党党团会议副主席（文中或称查克·舒默）


    理查德·谢尔比（RichardShelby）参议员（共和党，亚拉巴马州）：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委员


    金融界领袖及其顾问


    约瑟夫·阿克曼（JosefAckermann）：德意志银行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兼CEO


    小赫伯特·阿利森（HerbertAllison，Jr）：美国教师退休基金会（TIAACREF）董事长兼CEO；后出任房利美（FannieMae）总裁兼CEO


    劳埃德·布兰克芬（LloydBlankfein）：高盛集团董事长兼CEO


    沃伦·巴菲特（WarrenBuffett）：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董事长兼CEO


    H·罗德金·科恩（HRodginCohen）：苏利文-克伦威尔（Sullivan&Cromwell）律师事务所董事长


    默文·戴维斯（MervynDavies）：渣打银行董事长


    詹姆斯·戴蒙（JamesDimon）：摩根大通董事长兼CEO（文中或称杰米·戴蒙）


    J·克里斯托弗·弗劳尔斯（JChristopherFlowers）：J·C·弗劳尔斯公司（JCFlowers&Company）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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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理查德·富尔德（RichardFuld）：雷曼兄弟公司董事长兼CEO（文中或称迪克·富尔德）


    爱德华·赫利希（EdwardHerlihy）：Wachtell,Lipton,Rosen&Katz律师事务所执行委员会联席主席（文中或称埃德·赫利希）


    杰弗里·伊梅尔特（JeffreyImmelt）：通用电气董事长兼CEO


    罗伯特·凯利（RobertKelly）：纽约梅隆银行（BankofNewYorkMellon）董事长兼CEO


    理查德·科瓦切维奇（RichardKovacevich）：富国银行董事长


    肯尼斯·刘易斯（KennethLewis）：美国银行董事长兼CEO（文中或称肯·刘易斯）


    爱德华·利迪（EdwardLiddy）：美国国际集团（AIG）董事长兼CEO


    约翰·麦克（JohnMack）：摩根士丹利董事长兼CEO


    赫伯特·巴特·麦克达德三世（Herbert(Bart)McDadeIII）：雷曼兄弟公司总裁


    丹尼尔·马德（DanielMudd）：房利美总裁兼CEO（文中或称丹·马德）


    正文 主要人物一览表（2）


    维克拉姆·潘迪特（VikramPandit）：花旗集团CEO


    罗伯特·鲁宾（RobertRubin）：前财政部长；花旗集团董事兼首席法律顾问（文中或称鲍勃·鲁宾）


    艾伦·施瓦茨（AlanSchwartz）：贝尔斯登（BearStearns）CEO


    罗伯特·斯库利（RobertScully）：摩根士丹利副董事长（文中或称鲍勃·斯库利）


    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Summers）：前财政部长；被当选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任命为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文中或称劳瑞·萨默斯）


    理查德·塞隆（RichardSyron）：房地美（FreddieMac）董事长兼CEO（文中或称迪克·塞隆）


    约翰·塞恩（JohnThain）：美林集团董事长兼CEO


    罗伯特·维尔伦斯坦德（RobertWillumstad）：AIG公司CEO（文中或称鲍勃·维尔伦斯坦德）


    金融监管者


    希拉·贝尔（SheilaBair）：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董事长


    本·伯南克（BenBernanke）：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克里斯托弗·考克斯（ChristopherCox）：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文中或称克里斯·考克斯）


    约翰·杜根（JohnDugan）：货币监理署署长


    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Geithner）：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后被当选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任命为财政部长（文中或称蒂姆·盖特纳）


    唐纳德·科恩（DonaldKohn）：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文中或称唐·科恩）


    詹姆斯·洛克哈特（JamesLockhart）：联邦住房金融局（FederalHousingFinanceAgency）局长（文中或称吉姆·洛克哈特）


    卡勒姆·麦卡锡（CallumMcCarthy）：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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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凯文·沃什（KevinWarsh）：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


    国际领袖


    阿里斯泰尔·达林（AlistairDarling）：英国财政大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默文·金（MervynKing）：英格兰银行行长


    阿列克谢·库德林（AlexeiKudrin）：俄罗斯财政部长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Lagarde）：法国财政部长


    安格拉·默克尔（AngelaMerkel）：德国总理


    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Putin）：俄罗斯总理


    尼古拉斯·萨科齐（NicolasSarkozy）：法国总统


    让-克洛德·特里谢(JeanClaudeTrichet)：欧洲中央银行行长


    王岐山：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国务院副总理


    吴仪：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周小川：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行长


    总统候选人及其竞选伙伴


    小约瑟夫·拜登（JosephBiden，Jr）参议员（民主党，特拉华州）：美国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后当选为美国第47任副总统（文中或称乔·拜登）


    约翰·麦凯恩（JohnMcCain）参议员（共和党，亚利桑那州）：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巴拉克·奥巴马（BarackObama）参议员（民主党，伊利诺伊州）：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当选为美国第44任总统


    正文 主要人物一览表（3）


    萨拉·佩林（SarahPalin）州长（共和党，阿拉斯加州）：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财政部


    米凯莱·戴维斯（MicheleDavis）：公共事务助理部长兼政策规划主任


    凯文·弗罗默（KevinFromer）：立法事务助理部长


    罗伯特·霍伊特（RobertHoyt）：首席法律顾问（文中或称鲍勃·霍伊特）


    丹·杰斯特（DanJester）：外聘专家（contractor）


    尼尔·卡什卡里（NeelKashkari）：国际经济及发展事务助理部长兼金融稳定事务临时助理部长


    詹姆斯·兰布赖特（JamesLambright）：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首席投资官（文中或称吉姆·兰布赖特）


    克莱·洛厄里（ClayLowery）：国际事务代理副部长（actingundersecretary）


    杰布·梅森（JebMason）：商业事务副助理部长


    戴维·麦考密克（DavidMcCormick）：国际事务副部长（文中或称戴夫·麦考密克）


    戴维·内森（DavidNason）：金融机构事务助理部长


    杰里迈亚·诺顿（JeremiahNorton）：金融机构政策事务副助理部长


    卡尔锡克·拉马纳坦（KarthikRamanathan）：债务管理办公室主任


    安东尼·瑞安（AnthonyRyan）：金融市场事务助理部长（文中或称托尼·瑞安）


    史蒂文·沙弗兰（StevenShafran）：财政部长高级顾问（文中或称史蒂夫·沙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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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罗伯特·斯蒂尔（RobertSteel）：国内金融事务副部长；后出任美联银行（Wachovia）总裁兼CEO（文中或称鲍勃·斯蒂尔）


    菲利普·斯瓦戈（PhilipSwagel）：经济政策事务助理部长（文中或称菲尔·斯瓦戈）


    詹姆斯·威尔金森（JamesWilkinson）：财政部幕僚长（文中或称吉姆·威尔金森）


    肯德里克·威尔逊（KendrickWilson）：外聘专家（文中或称肯·威尔逊）


    白宫


    乔舒亚·博尔滕（JoshuaBolten）：美国白宫幕僚长chiefofstaff，另一种译法为“白宫办公厅主任”。——编者注（文中或称乔希·博尔滕）


    乔治·W·布什（GeorgeWBush）：美国第43任总统


    理查德·切尼（RichardCheney）：美国第46任副总统


    爱德华·杰莱斯皮（EdwardGillespie）：美国总统顾问


    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Hadley）：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文中或称史蒂夫·哈德利）


    ⅩⅧ


    基思·亨尼西（KeithHennessey）：美国总统经济政策助理；后出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乔尔·卡普兰（JoelKaplan）：美国政策事务副幕僚长


    爱德华·拉齐尔（EdwardLazear）：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文中或称埃德·拉齐尔）


    丹尼尔·迈耶（DanielMeyer）：美国总统立法事务助理（文中或称丹·迈耶）


    正文 目录


    胡祖六序


    作者序


    主要人物一览表


    第一章|接管“两房”


    第二章|高盛岁月


    第三章|入主财政部


    第四章|一个时代的终结


    第五章|贝尔斯登的困境


    第六章|峭壁边缘的金融世界


    第七章|国会山


    第八章|为雷曼寻找买家


    第九章|雷曼的末路


    第十章|下一家会是谁？


    第十一章|最后一道防线


    第十二章|玩金融还是玩政治


    第十三章|打破僵局


    第十四章|金融大鳄们


    第十五章|美国大选与救市


    第十六章|拯救花旗


    后记


    致谢


    正文 第一章 接管“两房”（1）


    第一章接管“两房”


    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华盛顿的一个游离于核心地带之外的权贵圈子的一部分，在一帮政府官员和政治说客们没完没了地玩弄着权术的同时，公司靠着联邦政府的授权而大发横财。


    受命稳定房利美和房地美以来，我已经看清了很多事，但没有一件是好事。我曾经说过，即使立法者们给我一个超级武器（我所要求的是一个“火箭筒”），我也很可能用不上它。


    我来到华盛顿是为了有所作为，而我认为，我们刚刚把这个国家和整个世界拯救于危难之中。


    ■2008年9月4日，星期四


    “他们知道我们的计划吗，汉克？”布什总统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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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总统先生，”我说，“我们要快速行动，让他们大吃一惊。我们必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这是2008年9月4日，星期四的早晨，我们正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讨论陷入麻烦的两大住房金融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命运。为了国家的利益，我建议我们掌握这两家公司的控制权，解雇它们的老板，然后准备向两家各注资1000亿美元。我担心，如果我们不立即行动，房利美和房地美会把整个金融系统和全球经济拖下水。


    我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我喜欢与人坦诚相见。但我知道，对于房利美和房地美，我们必须发动突然袭击。我们不能给它们喘息的空间。我们总不能大大咧咧地直接跟房利美的丹尼尔·马德或是房地美的理查德·塞隆说：“关于拯救你们的事，我们是这么想的。何不由我们来接管你们，把你们俩炒掉，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坑惨你们的股东。”这样一来，消息就会泄露，他们就会拼死抗争。他们会求助于国会山上的那帮位高权重的朋友们，或是诉诸于法庭，而因此导致的延误将在市场中制造恐慌。我们反而会引发我们竭力想要避免的大灾难。


    我是只身一人来到白宫的，此前，我刚刚于早晨8点在财政部与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和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吉姆·洛克哈特开了一个会。伯南克与我有同样的担心，联邦住房金融局则是“两房”的主要监管者。为了推敲行动方案和相关文件，财政部的很多职员都已经工作了一个通宵——在整个夏天，还有刚刚过去的那个劳工节劳工节（LaborDay），在美国和加拿大为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编者注的周末，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都是以18小时计的。我们的工作仍未完成，但是求得总统正式批准的时候到了。我们想在那个周末将房利美和房地美置于接管程序下，以确保赶在周日晚亚洲市场开盘之前把所有问题妥善解决。


    在我向总统和他的顶级顾问们陈述我们的计划时，现场气氛异常阴郁。在场的顾问包括白宫幕僚长乔舒亚·博尔滕，副幕僚长乔尔·卡普兰，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爱德华·拉齐尔，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基思·亨尼西，还有管理及预算办公室主任吉姆·奈索（JimNussle）。就在前一天晚上，阿拉斯加州州长萨拉·佩林刚刚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大会上以一段鼓舞人心的演说接受了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但在椭圆形办公室中却压根儿没人提起这件事。圣保罗，就像是在另一个星球上一样。


    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深知形势的严重性。在不到两星期之前，我已经在白宫西翼通过秘密视频会议给远在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农场中度假的总统做过简报，解释了我的想法。像他一样，我也是一个自由市场主义的坚定信徒，我来到华盛顿当然不是为了把政府的钱注入私营部门。但房利美和房地美本身就是国会特许的严重依赖于隐形政府支持的企业，而到了8月份，我和伯南克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为了避免大灾难，保持住房抵押贷款融资的可用性，稳定市场，保护纳税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接管这两家公司。总统同意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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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正文 第一章 接管“两房”（2）


    “两房”对于美国市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们共持有或担保着超过5万亿美元的住宅抵押贷款或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ortgagebackedsecurity，MBS）——差不多占据了美国的半壁江山。为了给房贷业务融资，它们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发债者之一：合计接近17万亿美元。它们是市场中的常客，有时候一星期之内就要借入200亿美元之多。


    但投资者们正在对“两房”失去信心——而理由也很充分。2008年截止当时，它们合计已经净亏损55亿美元。它们的普通股的价格已经一泻千里——房利美当日的股价是732美元，而短短一年之前还是66美元。此前一个月，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两次调低了两家公司的优先股的评级。投资者们开始躲避它们的产品，提高它们的借款成本，这令现存债务的持有人也越来越紧张。到8月底，两家公司都已无力在私人投资者中或公开市场上获得股权融资。


    另外，整个金融市场也越来越不稳定。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股票都承受着沉重压力，我们也在紧张万分地关注着几家举步维艰的金融机构的状况，包括美联银行、华盛顿互助银行和雷曼兄弟公司。在3月份，我们已经目睹了贝尔斯登的交易伙伴们（也就是借给它钱或者购买它的证券的其他银行和投资公司）突然之间弃它而去。我们熬过了那一劫，但房利美和房地美不一样，它们的崩溃将是灾难性的。小银行、大银行、外国央行、货币市场基金……似乎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持有这“两房”或是它们的交易伙伴的票据。投资者的损失将以百亿计，外国人将对美国丧失信心。这也许会引发美元资产的挤兑。


    像往常一样西装革履的总统全神贯注，认真思考着我们的战术。他坐在他的蓝黄条纹扶手椅上，向前探出身子。我坐在他右侧的扶椅上，其他人挤在周围的沙发上。


    我告诉总统，我们打算在次日下午召集“两房”的最高管理层与伯南克、洛克哈特和我开一个会。我们会宣布我们的决定，然后在周六向他们的董事会摊牌：我们会向两家公司各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本支持，另外还有追加数千亿美元的余地，确保它们都可以得到政府足够的信用支持。我们当然更希望它们会自愿接受。但如果它们不接受，我们会强行出击。


    我解释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律师、银行稽查、电脑专家和其他方面的专业团队，随时可以涌进他们的办公室，控制他们的办公楼、交易厅、账簿和档案等等。我们也已经选好了首席执行官的接替者。房地美董事会成员戴维·莫菲特（DavidMoffett）将出任房地美CEO，他之前是美国合众银行（USBancorp）的首席财务官——而美国合众银行是美国寥寥几家几乎做到了出淤泥而不染的大银行之一。对于房利美，我们选择的是美国教师退休基金会的前董事长兼CEO小赫伯特·阿利森。（他当时正在加勒比海度假，当我第二天联系到他，软磨硬泡地劝他来华盛顿时，他最初是非常不乐意的：“汉克“汉克”是本书作者亨利·保尔森的昵称。本书的人物中有部分人的名字是以昵称的形式出现，文前的主要人物一览表中对此已详细列出，后文不再进行逐一说明。——编者注，我还穿着拖鞋呢。我这里连套西装都没有。”但他最终还是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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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当我们第一次提出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白宫幕僚们大吃一惊，因为这“两房”号称是华盛顿最具势力的两大街头霸王。但幕僚们喜欢这种魄力，总统也同样。总统对“两房”这样的机构有一种深深的鄙视，在他看来，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华盛顿的一个游离于核心地带之外的权贵圈子的一部分，在一帮政府官员和政治说客们没完没了地玩弄着权术的同时，公司靠着联邦政府的补贴而大发横财。


    总统想知道我心目中的“两房”新模式应该是怎样的。而我的想法是竭力避免任何可能会在国会山的党派政治中陷入僵局的争论。要知道，“两房”在国会山既有密友，也有宿敌。


    “总统先生，”我回答说，“我不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公开讨论这件事。没人敢说它们的模式没有大的缺陷，不会造成系统性风险，但我们现在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一场圣战。”


    “你的建议呢？”


    正文 第一章 接管“两房”（3）


    “我会把这说成是一个暂停的调整期，把结构问题放到以后再说。我会对大家说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让“两房”和资本市场稳定下来，让美国成为它们的信用后盾，确保这个国家还有抵押贷款可用。”


    “我同意，”总统说，“我现在也不会提出一种新模式。但我们要在正确的时机做这件事，而且我们要让大家明白，我们现在的做法只是暂时性的，否则这看起来就像是国有化。”


    我说，我相信某种大幅精简的结构在长期来看是最有意义的，在这种结构中，政府支持的限度很明确，公司的功能类似公用事业。而在现在的模式下，利润归于股东，亏损却要由纳税人承担，这毫无道理。


    总统站起身来，暗示会议结束。“看看他们会不会跑到国会去闹事，这太有趣了。”他说。


    我离开白宫，走回了财政部，在那里，我们还得拟出第二天要对这两大抵押贷款巨头说的话。我们必须确保，一旦“两房”选择反抗，我们能拿出最有力的证据。但一直到那个时候，到那个早晨的11点钟，我们依然在担心联邦住房金融局还没能有效地证明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资本短缺的严重性和立即接管它们的必要性。


    联邦机构之间的合作总体来说是非常好的，但是，尽管财政部、美联储和货币监理署已经达成一致，联邦住房金融局却一直不情不愿。这是个大问题，因为只有联邦住房金融局有权把房利美和房地美置于接管程序下。我们既要让他们明白这么做是正确的，又要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依然大权在握。


    在8月份，我花了大量的时间与洛克哈特合作，他和总统自预科学校时代就是朋友了。吉姆明白形势的严重性，但他们的人担心自己的声誉受到影响，因为他们最近还曾说过“两房”的资本是充足的。总统本人并没有干涉，因为他与一个监管者交涉是不合适的，不过他也坚信洛克哈特最终会不负众望。不管怎么说，是我一遍遍地在洛克哈特耳边提起总统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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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吉姆，”我常这么说，“你也不想引发一场灾难，毁掉你朋友的任期吧，对吗？”


    在前往白宫之前的那一天，我与洛克哈特通了至少4个电话：早上9点45分一次，下午3点45分一次，下午4点30分一次，当天晚上又是一次。“吉姆，这个周末必须完成，我们必须知道结果。”我坚持说。


    联邦住房金融局的不情愿是有历史原因的。它在2008年7月才刚刚成立，是来之不易的改革立法的一个成果。联邦住房金融局和它的前身联邦住房事业监管局（OfficeofFederalHousingEnterpriseOversight，同样由洛克哈特领导）都是很弱势的监管者，与它们要监管的企业相比，它们在资源和力量上都处于劣势，而且受限于它们的规章和权力的狭隘性。联邦住房金融局的人习惯于像过去那样根据法定资本要求来评判房利美和房地美，而不是像我们一样根据市场的需要而对资本充足率有高得多的要求。它们依赖于两家公司自身的判断，因为它们不像联储和货币监理署那样有进行独立评估所需要的资源和能力。它们更倾向于先对“两房”提出违规指控，然后在申请法院同意之后再行变革。这种做法力度不够，而且很费时间，而我们并没有这么多时间。


    更麻烦的是，联邦住房金融局最近刚刚表示两家公司状况良好，就因为它们符合那些宽松的法定资本要求。洛克哈特担心，如果我们试图控制房利美和房地美，迫使它们诉诸法庭，结果证明联邦住房金融局曾经说过它们没什么问题，那么这无异于自杀。财政部的首席法律顾问鲍勃·霍伊特也有这样的担心。


    我们苦口婆心地试图说服联邦住房金融局以一种更加现实的眼光看待资本金问题，而且还派去了联储和货币监理署的稽查队伍帮助他们理解问题之所在，把问题细化到每一个美元。联储和货币监理署在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身上看到了巨大的资本缺口，我们要让联邦住房金融局的稽查员们也看到这个缺口。


    正文 第一章 接管“两房”（4）


    洛克哈特已经很富技巧地让他的稽查员们拿出了一个他们能够接受的方案。但直到星期四，他们依然没有把资本问题搞得足够清楚。我们只得派去更多的帮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董事长希拉·贝尔也答应派她最好的人来帮我们。


    最后，洛克哈特终于让他的稽查员们得出了我们想要的结果。要么是这些人已经被吉姆累坏了，要么就是他们已经认识到，要想化解这种危局并保护他们的声誉不受损害，立即接管“两房”是最好的方式。


    星期四晚，吉姆给房利美和房地美的CEO打电话，召集他们于周五下午到联邦住房金融局在G大街（GStreet）的总部开会，伯南克和我也会参加。（吉姆直到星期五的早晨才与马德直面沟通这件事。）我们特意将会议安排在接近下午4点的时候开始，这样一来，会议结束的时候市场已经收盘了。我们决定从房利美入手，因为我们认为它更有可能持对抗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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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两家公司明显意识到有事将要发生，而我没过多久就开始感受到了抵触情绪。丹·马德在星期五早上给我电话，直奔主题。


    “汉克，”他问，“怎么回事？我们已经做了你所要求的一切。我们很合作。这是怎么回事？”


    “丹，”我说，“如果我可以告诉你，我就不会召集这个会议了。”


    我们已经秘密操作了几个星期，没有泄露一丝消息，这或许创了华盛顿的一个纪录。为了避免曝光，我们在那天下午玩了一点儿小策略。我和我的立法事务助理部长凯文·弗罗默和幕僚长吉姆·威尔金森驾车前往联邦住房金融局，为了不被发现，我们没有在路边下车，而是直接进了大楼的停车场。不幸的是，本·伯南克是从正门进去的，结果《华尔街日报》的一名记者发现了他，随后在报纸的网站上发出了这个消息。


    我们在四楼与队伍的其他人员会合。相比雄伟、宽敞、铺满大理石、墙上挂着一排排名画的美联储和财政部大楼来说，联邦住房金融局的办公室截然不同。这里单调而又局促，地板上只是铺着一层薄薄的地毯。


    遵照计划，我们早到了几分钟，我一看到洛克哈特就把他拉到一边，给他打了打气。他已经作好了准备，但还是有点摇摆。对他来说，这是极其重要的一步。


    我们首先在吉姆办公室旁边的一个会议室里与房利美开了第一个会。我们已经要求两个CEO都把他们的主要董事带来。房利美的董事长斯蒂芬·阿什利（StephenAshley）和首席法律顾问贝斯·威尔金森（BethWilkinson）陪同马德前来。马德还带来了公司的外部法律顾问H·罗德金·科恩，他是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董事长和知名银行律师，刚刚从纽约急匆匆地飞来。


    财政部的人、美联储的人、洛克哈特的人再加上房利美的高管，这间由玻璃墙围成的会议室里至少聚集了十多个人，有的围坐在主会议桌旁，有的沿墙而坐。


    洛克哈特首先发言。他给房利美作了一个长长的、详细的演示，指出了他们一个又一个的违规之处。说实话，这些违规大多数都算不了什么，在整个故事中，它们就像是违章停车罚单那么小儿科。他有一点儿紧张和犹豫，但他的讲话最终指向了要害：他的稽查员们已经判定房利美的资本金不足，这家公司正以一种不安全也不合理的方式经营着，联邦住房金融局已经决定将房利美置于接管程序下。他说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自愿接受，如果他们不接受，我们会强行掌握控制权。我们已经选定了新的CEO，新的团队也已准备就绪。


    在洛克哈特讲话的过程中，我观察着房利美的人。他们怒火中烧。马德一会儿皱眉，一会儿冷笑，有一次还双手抱头，摇晃不止。事实上，我对他也油然而生了一丝同情。他也很不容易。房利美或许有些傲慢，甚至有些浮夸，但马德是在一宗肮脏的财务丑闻之后接任CEO之职的，而且在他尽力清理烂摊子的过程中，他一直是比较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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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我在洛克哈特之后发言，尽可能简单地表明了我的观点。我说，吉姆已经阐明了房利美严重的资本短缺，我同意他的分析，但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不打算给现在这样的房利美注资一分钱，尽管国会已经授权我这么做。我告诉他们，我认为房利美做的比房地美要好，他们在该年早些时候已经融资74亿美元，而房地美却延误了战机，导致了更大的资本缺口。但是，两家公司现在都已无力获得私募资金。市场对房利美和房地美根本就不加以区分。我们也同样如此。我建议采取接管程序，马德必须离开。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才会注资。


    正文 第一章 接管“两房”（5）


    “如果你们同意，”我最后说，“我会对所有人说我并不责怪管理层。你们的商业模式并不是你们发明的，而它是有先天缺陷的。监管模式也不是你们发明的，它同样是有缺陷的。”


    至于在他们不同意的情况下我会对公众怎么说，我并没有明言。


    本·伯南克第三个出场，他的讲话掷地有声。他说他对我们的提议非常支持。由于资本的不足，房利美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面临威胁，而这又威胁到了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这是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做法，他最后说。


    尽管处于惊愕和愤怒之中，房利美的团队很快就提出了他们的问题。马德显然认为房利美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他和他的团队急于把他们的公司和房地美划清界限，他们的表现确实也好于房地美。但我回答说，对投资者们来说，这种区别并不算什么区别——两家公司的投资者看重的都是它们的国会授权和美国政府的隐形担保。在市场眼中，两者毫无区别。这就是问题所在。房利美的高管们问我们打算注入多少资金，整个结构怎么设计。我没有回答，我们根本不急于公布太多细节，因为我们不想在媒体上读到这些细节。


    “丹这个人太客气了，不会提这样的问题，”贝斯·威尔金森说，“但我想说，我们是一个完整的团队。凭什么他是唯一一个被炒掉的人，你们为什么要换掉他？”


    “我不认为你可以做这么激烈的一件事而又不换掉CEO，”我回答说，“除此之外，坦率地说，我会尽可能地保留原有的管理团队。”


    “我的董事会需要好好研究一下。”马德说。他试图反抗。


    联邦住房金融局的外部法律顾问，阿诺德·波特（Arnold&amporter）律师事务所的执行合伙人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Alexander）回答说：“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些先生们（他指的是洛克哈特、伯南克和我）明天见你们的董事会并不是去交换意见的。”


    “好吧。”罗德金·科恩说。很显然，他明白游戏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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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会议结束后，我迅速给几个关键的立法者打了电话。自7月份前往国会接受了史无前例的紧急授权，受命稳定房利美和房地美以来，我已经看清了很多事，但没有一件是好事。我曾经说过，即使立法者们给我一个超级武器（我所要求的是一个“火箭筒”），我也很可能用不上它。但当时我并不清楚两家公司问题的严重性。当我了解了它们的资本缺口时，我又不能在公开场合讨论它，于是政府接管就显得那么突然，纳税人的巨大付出也显得那么突然。我也非常担心会惹恼国会，因为实际上来说，我已经把2009年年底到期的投资于“两房”的临时性权力转化成了对它们的全部债务的永久性担保。


    我首先联系的是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巴尼·弗兰克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多德。巴尼这个人绝顶聪明、机智风趣，与他共事是一种乐趣。他富有激情，是一个才华横溢而又讲求实际的立法者，永远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要求严苛，但言出必践。多德则要稍微难对付一些。我们曾在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改革中合作，但他因未能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而变得心不在焉，打那之后似乎一蹶不振。尽管他是一个风度翩翩而又知识渊博的人，他却不像巴尼那样始终如一，易于琢磨。而且他的工作要更难一些，因为在参议院中做成一件事要比在众议院难得多。他和他的手下与房利美关系密切，所以我知道，如果房利美要反击，他们一定会求助于他。


    结果，我们沟通得非常顺利。我解释说我们的做法是形势所迫，并非出于意识形态，我们不得不预防市场恐慌的出现。我也知道他们的这种支持态度可能会改变——在他们了解了所有的情况并观察了公众的反应之后。但我们至少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正文 第一章 接管“两房”（6）


    接下来，我开始了与房地美的会议。迪克·塞隆带来了他的外部顾问和几名董事，包括杰夫·博伊斯（GeoffBoisi），我当年在高盛的老同事。


    会议的程序与房利美的会议一模一样，但区别也很明显：令马德火冒三丈的事情却令塞隆长舒一口气，他看起来就像获得了解脱。他在房地美董事长的位子上显得沮丧而又疲惫不堪，似乎早就盼着这一天的到来。他已经作好了履行职责的准备——就像一个挥着手枪鼓励大家往前冲的指挥官。


    他和他的人问的大多是程序上的问题。董事们是不是往这里打个电话就可以了，还是必须亲自前来？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员工们？


    就像对房利美一样，我们要求屋里的每一个人都严守秘密。（但消息还是瞬间就泄露出去了。）会议结束后，我又给国会山和白宫打了几个电话，也给白宫幕僚长乔舒亚·博尔滕提了个醒儿。我联系的人包括纽约州参议员查克·舒默，亚拉巴马州参议员、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首席共和党委员理查德·谢尔比，还有亚拉巴马州众议员斯潘塞·巴屈斯——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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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等这一切终于结束，我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与妻子温迪简单吃了个晚餐，9点30分就上床睡觉了。（我是那种“早睡早起”的人。我每天必须保证8小时的睡眠。我也不希望这样，但事实如此。）


    晚上10点30分，家中的电话响起，我拿起了听筒。我的第一反应，也是我最害怕的事，就是某个人打来电话告诉我房利美打算反击。但事实上，我听到的却是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的声音，他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汉克，”他上来就说，“你一定是这个国家唯一一个工作像我一样卖力的家伙。”


    他是在路上的某个地方打来的。他听说了我们的行动，想跟我讨论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其实我跟他根本就不怎么熟。在来到华盛顿之前，我的最后一个正式职位是高盛的CEO，当时我曾在高盛在芝加哥举行的一个会议上邀请奥巴马来给我们的合伙人演讲。那次大会的另一个重要的演讲嘉宾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CEO沃伦·巴菲特。


    事实上，我是在接下来的秋季中开始了解奥巴马的。那段时间，我经常与他讨论那场危机，有时候一天讨论数次。我对他印象深刻，他永远是那么博闻强识，头脑清晰，信心十足。他可以以一种充满智慧的方式讨论我正在处理的那些问题。


    那天晚上，他想了解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我们是怎么做的，又为什么那样做。我给参议员详细解释了我们的想法和策略。他很快就明白了为什么“两房”对稳定市场、保持低成本抵押贷款融资的可用性是那样的关键。他也对我保护纳税人的想法表示了赞赏。


    “这样的救助行动会很不受欢迎。”他指出。


    我回答说，从任何意义上说，这都不是一种救助。普通股和优先股股东的利益都会被清除，我们会把CEO也换掉。


    “这听来像是一剂猛药。”奥巴马说。他很高兴我们会换掉CEO，还问我两家公司是否有任何“金色降落伞”（goldenparachutes）金色降落伞，指公司给被解雇的高层管理人员的大笔补偿金。——编者注条款。


    我告诉他我们会注意这一点，然后他就把话题转向了有关资本市场和整个经济的一些更广泛的问题。关于我们怎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问题又究竟有多严重，他想听听我的看法。


    “问题很严重，”我说，“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那天晚上，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大概有30分钟。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凯恩选择萨拉·佩林为他的竞选伙伴已经令共和党阵营群情激昂，而麦凯恩在民意调查中又风头正劲，但至少从表面上看，奥巴马与我的接触不像带有什么“政治性”或鬼心眼。纵观整个危机始末，他始终堂堂正正。他看起来真的是想做正确的事情。他不希望他的任何公开或私下的言行破坏我们稳定金融市场和经济全局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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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正文 第一章 接管“两房”（7）


    当然，政治总是存在的：就在大选结束之后的那一天，奥巴马突然中止了与我的交流。


    当我在次日清晨醒来，我们要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计划已经成了各大报纸的头条消息。来到办公室后，我跟同事们讲了我跟奥巴马的谈话，他们有点惶恐。由于我被某些共和党人看成是一个“秘密民主党人”，财政部的人总是害怕我的任何举动会被理解为对奥巴马的支持。所以我们决定，我最好还是给麦凯恩也打一个电话，这事就算扯平了。


    当天上午稍晚些时候，我给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打了一个电话。我跟约翰关系不错，但谈不上特别亲密，也从未讨论过经济问题——到那时为止，我俩之间最深刻的谈话是有关气候变化的。但那一天，麦凯恩热情洋溢，非常友好。佩林的加入显然让他重新焕发了活力，他一开始就说要把我介绍给他的竞选伙伴。接下来，他让佩林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


    当我解释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和原因时，麦凯恩并没有说太多，但佩林州长立即就让我感受到了她的存在。她张口就称呼我汉克。现在，每个人都叫我汉克。我的助理叫我汉克，我的团队上上下下都叫我汉克。我喜欢这个称呼。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她在电话中称呼我汉克的那种方式让我略感不快。


    我也不知道她是否真正理解了我所描述的整个形势——或者说是她的某些评论让我怀疑这一点。但她对政治因素的把握却相当快。


    “汉克，”她问，“它们的高管里是否有人有金色降落伞？你会不会炒掉所有你需要炒掉的人？汉克，我们能把他们的薪酬收回一部分吗？”


    打完这个电话，我去与房地美的董事会开了一个长约1小时的午间会议。下午3点左右，轮到了房利美。为了避免曝光，我们把会议地点从联邦住房金融局的总部改到了离拉菲叶广场几个街区远的联邦住房金融委员会（FederalHousingFinanceBoard）一楼的一间会议室。


    洛克哈特、伯南克和我重演了前一天下午的剧本：首先由吉姆宣布我们的接管决定，历数资本不足的问题和他们的种种违规之处，然后由我提出我们的条件，最后由本来描述任事态发展下去将引发的灾难。


    一直到周末，我们的团体始终有点战战兢兢，担心这两大政府资助企业（GSE）会奋起抵抗，特别是房利美。但以我在高盛的多年经验，我了解董事会，我感觉他们一定会听从我们的安排。他们对他们的股东负有信托责任，所以他们也希望我们能拿出最好的办法。我们强调，如果政府不把两家公司置于接管程序下，它们就会面临破产，它们的股东损失会更大。我也知道，这些话直接出自它们的主管部门、财政部长和美联储主席之口，对他们来说会有相当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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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就像前一天的两个会议一样，与房地美董事会的会议比房利美要容易得多。房利美的董事们就像它的那帮高管一样，总想把他们的公司与房地美区分开来。但我们说得很明白，我们不会这么做。


    我在周六和周日给国会领袖和金融界要人们打了很多电话，解释我们的行动和稳定“两房”的重要性。几乎每一个人都表示支持，甚至是祝贺，但我也记得，当我在星期天第二次致电克里斯·多德时，他有一些不快。


    “你的火箭筒到底是怎么了，汉克？”他问。


    我解释说，我从没想到我真的会用到国会7月份给我的紧急授权，但在那样的形势下，我已经别无选择。尽管如此，我知道我还是需要做做克里斯的工作，好让他感觉舒服一点。


    在房地美的董事会结束之后，我接到了一个早在我意料之中的电话。由于我与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通过话的消息已经传了出去，我一直在想，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乔·拜登也一定会打电话给我。果不其然，他的电话来了。这让我觉得好笑，但拜登对形势有着很清醒的认识。他理解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性质，对我们的强硬手段表示支持。


    正文 第一章 接管“两房”（8）


    星期天上午11点，吉姆·洛克哈特和我正式向媒体发表声明，公布了拯救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计划。我介绍了整个计划的四个关键步骤：首先由联邦住房金融局将房利美和房地美置于接管程序下，然后由政府向两家公司各提供1000亿美元，填补它们的资本缺口，最后由财政部为房利美和房地美建立一个新的担保信贷实体，并启动一个临时性的计划来购买两家公司所担保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此来刺激房市。


    我想略去所有复杂的财务细节，直指这一计划的核心以及它对美国人民和他们的家庭的意义。这两家政府资助企业太过庞大，与整个金融系统有太多盘根错节的联系，任何一个的破产都会引发世界范围的灾难。


    “这种混乱，”我说，“将会直接对居民的财富产生不利影响：从家庭预算，到房屋的价值，再到子女教育储蓄和退休储蓄，都会受到影响。它们的失败将会影响美国人获得房贷、车贷、其他消费信贷以及商业融资的能力。它们的失败将损害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


    这也会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重大的连带影响。在我当天所联系的诸多金融界领袖中，有我的两位中国老朋友，一位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还有主管中国金融和经济事务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把美国的局势及时通知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持有巨额的美国证券，包括“两房”所发行的上千亿美元的债券。他们相信我们的承诺，在一个摇摇欲坠的市场中，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时刻，他们坚持持有这些债券。幸运的是，我与他们二人很熟，在整个危机前后，我们都可以坦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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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我一直在说我们会承担我们的义务，”我提醒王岐山，“我们很重视这些义务。”


    “你做了你能做到的一切。”王岐山说，他表示中国会继续持有这些债券。他对我们的行动表示祝贺，但也给我提了一个醒：“我知道你认为这可能会解决你们所有的问题，但这一切也许还没有结束。”


    话虽如此，当我在那个星期天的下午坐在办公室里连线全球各地的金融领袖们，我还是不禁感受到了一丝轻松。我们刚刚完成了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大救援。房利美和房地美没能阻止我们，国会支持我们，而市场似乎也欣然接受了我们的行动。


    我独自一人待在办公室，透过南边正对国家广场的那些巨大的窗户向外望去。我并不天真。我知道金融系统和整个经济中依然荆棘密布，但当我遥望华盛顿纪念碑时，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来到华盛顿是为了有所作为，而我认为，我们刚刚把这个国家和整个世界拯救于危难之中。


    第二天，雷曼兄弟开始崩溃。


    正文 第二章 高盛岁月（1）


    第二章高盛岁月


    我在那个夏天有一个巨大的成就，那就是向温迪求了婚，8个星期之后我们就结婚了，甚至赶在我的第二个学年开始之前。早在那个时候，我就是个雷厉风行的人！


    我那种直来直去的作风，客户们需要点儿时间才能适应。我希望人们感觉到他们每一次与我见面都能从我身上学到点儿什么。


    要学会说不。记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知道埋头傻干的人不会获得成功。


    ■2006年5月28日，星期天


    我的血脉继承自一个又一个的女强人——聪明、独立、直率的女强人。当我母亲听说布什总统打算提名我为财政部长，而且我已经同意接受这份工作时，她并没有跟我客气。


    “你一开始跟的是尼克松，最后却要为布什工作？”她抱怨说，“你怎么能这样？”


    那是2006年，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那个周末，星期天。我在伊利诺伊州的巴灵顿，在儿时的那间老房子里与母亲在厨房里聊天。我和妻子温迪在旁边也有一栋房子，与这里共享一条私家车道。我们刚刚飞来巴灵顿度周末，为了把事情想想清楚——也为了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


    总统将要在星期二宣布提名我为财政部长。我准备在当天稍晚些时候返回纽约与高盛董事会沟通，然后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一天会见接任我出任高盛CEO的劳埃德·布兰克芬。那天早上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在教堂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的一个好朋友，却忘了告诉她我母亲还不知道这件事。等到我来到母亲的住处时，她已经是老泪纵横。


    “你只管去做你想做的事，”她说，“但我希望你还没有下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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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那时候正午刚过，母亲坐在餐桌旁的一把木椅子上，透过窗户凝视着洒满阳光的庭院中的一棵美丽的白橡树。我已经不记得前一次见她哭是什么时候，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她如此严厉的批评，平常她一直是一个忠诚、慈爱的母亲，对我的决定从来都是毫无保留地支持。


    母亲与十几年前的时候已经大为不同，她的这种情绪就是一个标志。她和父亲都曾是坚定的共和党人——当我从商学院毕业之后加入五角大楼，当我后来追随理查德·尼克松进入白宫，他们都欣喜若狂。但是在水门事件之后，母亲变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在父亲于1995年去世之后，她的思想变得更加倾向于自由主义了，尤其是在女性和环境问题上。共和党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令她愤怒。她开始转而支持各类民主党候选人，痛恨伊拉克战争，反对乔治·W·布什。


    我们家并不是只有她一个人这样。作为希拉里·克林顿的大学同学和支持者，温迪也强烈反对我接受这份工作。我们的儿子梅里特同样如此。只有我们的女儿阿曼达，也就是全家最自由主义的一个人，理解和支持我的决定。


    “妈妈，我是去为我的祖国服务，”我尽力想让她平静下来，“我义不容辞。”


    “听我说，”她依然沮丧，“你这是上了一条贼船。”


    我搭乘当日下午的一架航班返回了纽约。温迪留下来继续安慰母亲，几天之后才飞回纽约。她至今还记得她当时是如何站在奥黑尔机场的一个电视屏幕前，痛苦万分地看着我在白宫玫瑰园肩并肩地陪着总统，并听到了总统对我的任命。


    正文 第二章 高盛岁月（2）


    母亲足有24小时没有接电话。直到星期三，当充斥媒体的相关报道普遍作出了积极评价，她才终于开始接电话。幸亏来电话的人说的不是“你那个白痴儿子怎么敢这么做？”他们是来祝贺她的。


    ***


    我母亲的勇气和毅力继承自我的外祖母，凯瑟琳·施密特（KathrynSchmidt）。她在1914年毕业于韦尔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College），曾经靠着膳食外包生意养活一家人度过了大萧条时期。外祖母去世的时候，我只有6个月大。


    我母亲玛丽安娜·加洛尔（MariannaGallauer）追随外祖母的足迹去了韦尔斯利学院，1944年毕业。她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女人，一辈子都充满着活力——无论是在社区事务还是体育运动中。她在86岁的高龄还玩高山滑雪，在棒球赛季中，她会一个人开车跑到芝加哥，去里格利球场给芝加哥小熊队捧场。


    她和我父亲亨利·梅里特·保尔森（HenryMerrittPaulson）在1944年结婚。我是三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我的弟弟迪克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比我小两岁，曾在雷曼兄弟公司做债券推销员，后来去了巴克莱银行。我妹妹凯比我小五岁，在科罗拉多州做房产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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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父亲也来自中西部地区。他的母亲罗西娜·梅里特（RosinaMerritt）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农场中长大，是韦斯利·梅里特（WesleyMerritt）的后代。韦斯利·梅里特是南北战争时期的一名将军，曾经做过西点军校的校长。在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心理学硕士学位之后，罗西娜·梅里特返回威斯康星州做了一名教师。我的祖父亨利·保尔森（HenryPaulson）上学只上到八年级，但作为一个挪威移民——来的农场主的儿子——他是一个上进、好学的人。他在芝加哥创立了亨利·保尔森公司，一家成功的手表销售和维修企业。在这家公司的巅峰时期，保尔森家的生活相当殷实：我的祖父母住在芝加哥郊外的埃文斯顿，而且在佛罗里达的棕榈滩拥有一栋像模像样的冬季度假屋。


    我父亲只想做一个农民。他热爱野外生活，热爱土地和野生动物，特别是鸟类。我对猛禽的喜爱就是遗传自他。在父亲从伊利诺伊州的普林西庇亚学院（PrincipiaCollege）毕业之后，他说服祖父在佛罗里达的斯图亚特买了一块地，建了一所大牧场，养起了婆罗门牛（Brahmabulls），那时候“二战”刚刚结束。母亲很不高兴。当我1946年出生于棕榈滩时，我父母就是靠这个牧场为生。


    那一年，受累于战后严重的经济衰退，祖父的公司岌岌可危。父亲只好以低得可怜的价格把牧场卖掉，返回伊利诺伊帮祖父管理这家危在旦夕的公司。我们先是在温内特卡的一个小小的车库公寓中住了几天，然后就搬到了巴灵顿的一处75英亩的农场中。巴灵顿是一个小镇，只有3500人左右，距芝加哥市中心足有40英里。对那时候的交通条件来说，这个距离已经远得不能再远了。


    我们成日与马、猪、牛、羊和鸡为伴，更别提我那宝贝浣熊和乌鸦了。我经常帮忙料理农场的活计——挤牛奶、打扫畜栏、捆干草等等。我们不仅喝自家的牛产的奶，还自己动手制作黄油。我们杀鸡宰羊，为冬季储存食物。母亲则把菜园里摘来的蔬菜冷藏备用。


    父亲极重职业道德，勤奋而又节俭。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知道我们不能睡懒觉，洗澡的时间也不能太长。我们必须早起，辛勤工作，做一个有用的人。


    在我九到十岁那个时候，由于家境拮据，父亲一度决定亲自给我们理发，还邮购了一对大剪刀。只是他的手艺实在太差，以至于我们的头发被剃得参差不齐，这时候他会用炭笔把光秃的地方涂上，还安慰我们说没有人会注意到。练习多次之后他才变得娴熟起来。这让母亲大伤脑筋，但我对我的外表和穿着倒是不怎么在意——缺乏时尚感这一点，我到现在还没有改掉。


    父亲喜欢说，真正的快乐不会来自别人给你的东西或是易于得到的东西，而是来自努力工作的过程和做成事情的结果。你必须以正确的方式做事。如果你清理草坪清理得不好，就必须重新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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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正文 第二章 高盛岁月（3）


    但父亲也不是那种只知道工作而全无兴趣爱好的人。他帮着在当地建起了一个四通八达的马道网络，说服周边的农场主们在各自的地盘上开通了一道道门，好让大家可以骑马通过。父母亲还对滑雪产生了兴趣，因为他们认为三个孩子可能会对这一活动感兴趣。我热爱户外运动——特别是钓鱼。为此，父母亲每年都要带我们去明尼苏达伊利市北边一点的加拿大魁提科省立公园驾舟野游，那里的河流纵横交错，水陆转运可不轻松。（不过这可不算是奢侈：父亲曾经骄傲地对我说，我们家这样每年一度的两周游的花销比我们待在家里的花销还要少。）在我结婚之前的那个夏天，温迪也加入了我们全家出游的行列。再后来，又加上了我们的孩子们。


    1958年，就在我开始上七年级之前，由于父母亲觉得我们的土地虽多，但钱却太少，于是卖掉了农场，全家搬到了更远一点的一处更小的地方。在那座15英亩的农场中，我们有一座谷仓、七匹马和一个大菜园，但再没有其他牲畜了。我们不得不像别人那样去超市里买鸡肉、牛肉和牛奶，尽管我们吃的蔬菜还是自己种的。


    我先是在当地小镇的学校上学，后来进入了巴灵顿高中。在刚刚成为童子军一员后不久，我就下定决心要一直升到鹰级童子军（EagleScout），我也真的做到了，那时候我14岁。随后我把精力转移到了学校中，无论是橄榄球、摔跤还是学习成绩，我都出类拔萃。


    到东部上大学的主意来自我母亲，她本希望我去上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那会儿，这所学校的学生们都得穿西装、打领带。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College）在她眼里有点粗俗，但因为我的橄榄球技能，我被达特茅斯录取了。


    我热爱达特茅斯。我在橄榄球队内外交了很多好朋友——而且我的教授们也给了我不少挑战。我主修英语，因为我热爱文学。此外，我还选了几门经济学课程（尽管我不喜欢经济学）和一些数学与物理类课程。


    我是个橄榄球好手，虽说我的体格不太够格：我当时是个身高6英尺2英寸、体重198磅的内边锋，经常碰到体重比我多出50多磅的防守对手。我们的教练鲍勃·布莱克曼（BobBlackman）是一位优秀的导师，他还培养过其他很多教练。我们在1965年作为1-A级联赛东部头名而捧得了兰伯特杯（Lambert），但这不是因为我们有最好的球员，而是因为我们是最为训练有素的球队。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获得了新英格兰地区优秀内边锋的称号。


    在达特茅斯的那四年里，我曾有两个夏天在科罗拉多州比尤纳维斯塔的一个叫做“冒险无极限”的基督教科学派夏令营工作。在那里，我们登山、骑马、沿着阿肯色河尽情漂移，真是好不快活。那段经历对我未来的事业也是一个绝佳的锻炼。第一年时我还是夏令营管理员，第二年就成了组长，负责管理十八九岁的那批年龄最大的孩子和一批年龄比我还大的管理员。这是一个进行管理和领导实践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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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基督教科学派对我一直有巨大的影响。它信仰的是一个仁爱的上帝，而非一个令人畏惧的上帝。这会赋予一个人真正的自信。你明白你有能力去获取上帝的恩赐。谦逊是这一教派的核心，就像是约翰的福音书所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公众对基督教科学派的了解大多集中于它的一个方面：身体康复术（physicalhealing），特别是它对现代医学和药物的替代作用。事实上，基督教科学派并不禁止医药治疗。但我很相信祈祷的作用，因为事实证明，祈祷对我治疗疾病、修身养性和应对职业生涯中的挑战一直非常有效。


    大学四年级时，就在毕业之前的几个星期，我经朋友的介绍认识了温迪·贾奇（WendyJudge），韦尔斯利女子学院的一名大三的学生。那时候的我很不成熟，表现糟糕得很。我们去听了波士顿大众管弦乐团的一场音乐会，当时我把手中的节目单折成了一架纸飞机，从包厢里把它向乐队指挥阿瑟·菲德勒（ArthurFiedler）扔了过去温迪很不高兴，她提出早点回家。我想她永远也不会再联系我。但后来她给我打了个电话，邀请我和我的室友去参加“植树节”（TreeDay），那是韦尔斯利学院的一个春季庆典活动。我想，也许我还有点希望。


    正文 第二章 高盛岁月（4）


    我于1968年从达特茅斯毕业，当时正值越战中期。作为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NavalROTC）的一名成员，我在去哈佛商学院之前在印第安纳州西拉法叶市的普渡大学里过了一个夏天。对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来说，普渡大学是个古怪的选择——它的周围全是麦田，根本看不到一丁点儿的水。


    我在哈佛商学院的第一个秋天里，温迪和我开始频繁约会。由于在哈佛商学院顺风顺水，学习也不算辛苦，我把很多时间都花在了韦尔斯利学院里。我当时22岁，她21岁，都很年轻，我们开始相知相爱。她很有魅力，喜欢运动，意志坚定，勇于进取。我们有相似的价值观和兴趣爱好。她的父亲是海军陆战队的一名上校，她还获得了奖学金。她是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PhiBetaKappa）的一员，主修英语，热爱户外运动，穿着朴素，常穿旧衣服，是赛艇队的尾桨手，还是个壁球好手。她所有的开销都是自己打工挣来的，给人送过被单，送过报纸，当过家教，还做过守夜人。她是一个非常值得信任也很有主见的人。


    温迪与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是同班同学。她们在学生活动中结下了友谊：温迪是毕业班的主席，而希拉里是学生自治会的主席。她们多年来一直保持联系，当希拉里在2000年竞选参议员时，温迪在纽约为她主办了最早的募捐活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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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我最早接触华盛顿政治就是在哈佛商学院的第一个暑假。像所有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学员一样，我的夏季本应在海上的巡洋舰上度过。而那个夏天，刚刚毕业的温迪要去弗吉尼亚的匡提科教人航海术和游泳。那时候我们爱得正深，我希望能离她近一点，于是我冒昧地给海军部长办公室打了个电话，最后找到了一个名叫斯坦斯菲尔德·特纳（StansfieldTurner）的上尉——他后来成了吉米·卡特政府的中情局局长。我向特纳提出我想在常春藤联盟各大学的校园里对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问题作一项课题研究。特纳同意了，于是巡洋舰就变成了五角大楼。我在那个夏天有一个巨大的成就，那就是向温迪求了婚，8个星期之后我们就结婚了，甚至赶在我的第二个学年开始之前。早在那个时候，我就是个雷厉风行的人！


    第二年春天，我结束了在哈佛大学的学业，与温迪搬到了华盛顿，我也开始了我的第一份工作，同样是在五角大楼。我在一个名叫研究部（AnalysisGroup）的部门工作，那是一个小团队，专门为国防部的一位助理部长作特殊项目的研究。那真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团队。我与约翰·斯普拉特（JohnSpratt）和沃尔特·明尼克（WaltMinnick）共事——前者就是现在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后者于2008年当选为爱达荷州众议员。后来掌管美敦力公司（Medtronic）的比尔·乔治（BillGeorge）是我们的前辈，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则在我们之后加入。


    当时，有一个项目要求我们研究一笔争议颇大的对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Corporation）的贷款担保（考虑到我后来在财政部的角色，这有点讽刺），这家规模巨大的国防项目承包商因为开发L-1011型三星（TriStar）商用喷气式飞机而陷入了麻烦。在这个项目中，约翰·斯普拉特和我直接为国防部副部长戴维·帕卡德（DavidPackard）工作，帕卡德就是惠普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一个传奇性的人物。有一天在我开车上班的过程中，我过于入神地考虑我要给他作的第一次简报，以至于忘了加油，车子在乔治·华盛顿公园大道抛了锚。我只好把车扔在路边，搭了一辆车前往五角大楼，最后却发现我把西装落在了家里。斯普拉特只好手忙脚乱地借了一套合身的衣服给我。最后，当我终于有机会向帕卡德作有关洛克西德公司的简报，他的反应却像今天的我一样——非常地不耐烦。我自顾自地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讲述，他却摘下眼镜，瞄向窗外，眼镜在手中转来转去，始终一言未发。温迪或许会说我到现在还没有吸取教训。我总希望别人能言简意赅，但我自己就不是一个擅长言简意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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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帕卡德在1971年12月离开了国防部。不久之后，我加入了由约翰·埃利西曼（JohnEhrlichman）领导的白宫国内事务委员会（DomesticCouncil）。那是1972年的4月。那段时光非同寻常。越南战争正在落下帷幕，但国家依然呈现两极对立。经济面临沉重压力——尼克松领导下的美国已经在上一年告别了美元金本位制度。


    正文 第二章 高盛岁月（5）


    我一进入白宫就快马加鞭地投入了工作，处理各种各样诸如税收政策、少数民族和小企业以及最低工资之类的问题。我直接听命于卢·恩格曼（LewEngman），一位聪明的律师和伟大的导师。当他于1972年大选之后离开白宫去掌管联邦贸易委员会后，我接替了他的位置——那是我事业上的一大进步。


    1973年初，我成为了与财政部的联络官，当时的财政部长是乔治·舒尔茨（GeorgeShultz）。接下来，水门事件的冲击扑面而来。我与埃利西曼合作得很好。他是一个很有感染力也很执著的人，对政策问题非常关心。他也给过我很好的建议。我记得他曾对我说过，重要的不光是去做正确的事情，你还要让人感觉到你在做正确的事情。


    埃利西曼曾告诫我小心提防白宫中的某些人，特别是查克·科尔森（ChuckColson），总统的特别顾问。


    “尼克松是个非常复杂的家伙，”埃利西曼在1972年大选之前曾这样说，“他有自由主义的一面，莱恩·加门特（LenGarment）就是代表。他也有理性的一面，看看亨利·基辛格就知道了。”但是，他继续说，尼克松也是一个疑心重重的人。“他参加过的选举没有一次省心的。他认为1960年的总统宝座是肯尼迪从他这里偷走的，他还认为1968年的大选如果再延长几天，他就不会赢。所以说，他非得在脚腕上绑上一支手枪才会去参选，而这支手枪，就是查克·科尔森。”


    当然，埃利西曼最终令我大失所望。他因作伪证、串谋和妨碍司法公正而入狱，科尔森也被判妨碍司法公正。看着一个人在一夜之间从人中龙凤沦落为阶下囚，我得到了一个终生的教训：永远也不要被一个人的头衔或是职权吓倒。后来我经常告诫年轻人，永远不要仅仅因为老板的命令就去做一件他们明知道是错误的事情。


    我与尼克松接触不多，但在少有的接触中，我们相处得很融洽。他喜爱运动，喜欢与年轻人共事。我那时候偶尔会因为急于表达我的观点而打断他的话，但他从不生气。


    当我在1973年12月作好了离职的准备，总统让我去见他。我走进椭圆形办公室，与尼克松简短地聊了一会儿。此前我曾提出一项旨在提高教育质量的建议：取消城市中心区和其他破败地区的物业税，用一种增值税取而代之，特别是国家销售税，然后用这部分资金来建立一种教育券系统。“我想跟你说说增值税的事，”尼克松说，“我喜欢这个主意。我之所以没有采纳它，是因为自由主义分子们会抱怨说它是一种递减税，它确实是。但如果他们真的碰过它，他们就会喜欢得再也不肯放它走，因为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带来那么多的钱，满足所有那些伟大社会（GreatSociety）工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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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水门事件的余波为我寻找新工作留下了充足的时间。我选择了高盛，因为我想在中西部地区发展，而且投资银行让我有机会在同一时间接触各种各样不同的项目。高盛在芝加哥很强势，他们的人也令我印象深刻：芝加哥高级合伙人吉姆·戈特（JimGorter），纽约年轻的合伙人鲍勃·鲁宾，还有史蒂夫·弗里德曼（SteveFriedman）。我在政府的工作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你跟什么样的人一起工作跟你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同样重要。


    那时候的高盛还没有到达它的巅峰时期。它不是顶尖的承销商或并购顾问，与后来的高盛相去甚远。实际上，它的项目寥寥无几。我先是在纽约接受了一年的培训，然后被派到了一个所谓的投资银行服务部门：我们就是一帮无所不为的多面手，研究各个金融领域，负责客户关系管理。


    那一年过后，温迪和我搬到了巴灵顿，买下了我父亲15英亩土地中的5英亩。然后我们各自向父母借了一笔钱，造了一栋我们到现在还称之为家的房子。那是一栋朴素的房子，位于一片林地的边缘，那片林子坐落在一个山头上，俯瞰着一片青草绿地。我用一台电锯开辟出了一条车道，建起了护墙，敲碎巨石盖起了我们的壁炉。颇有机械天分的温迪亲手安装了中央真空吸尘系统，还为孩子们建了一个大大的游乐场。


    正文 第二章 高盛岁月（6）


    或许是因为我有点秃顶，看起来不像28岁那么年轻，高盛才早早地就开始派我去拜访客户。这是很少见的。在白宫与总统和内阁部长们共事的经历给了我直接与企业高管打交道的信心。高盛的中西部地区主管吉姆·戈特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告诉我，只要我保持耐心，永远把客户放在第一位，我迟早会出人头地。


    他是对的，但说来容易做来难，我感到肩上的担子不轻。过去，只要做一个聪明和勤奋的人就足够了——成功自然会随之而来。但现在，我还不得不说服其他人信任我，而且每一个潜在客户都已经是别人的客户了。但我工作很卖力，赢得了一大批中西部的客户。可以说，每一个客户都是拼命争取来的。比如，当时还叫做联合食品公司（ConsolidatedFoods）的莎莉蛋糕（SaraLee）公司本是摩根士丹利的一个老客户，但是我一次又一次地拜访他们，带去一个又一个的新点子，先通过许多小交易与他们建立关系。最终，我们做成了更大的买卖。在这个过程中，我与公司的CEO约翰·布赖恩（JohnBryan）成了好朋友。他是一个不寻常的人，我欣赏他作为企业管理者的才能，也欣赏他的价值观：他在工作之余是个积极的慈善家。他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当高盛上市时，我说服他加入了我们的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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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与人建立关系有很多种方式。社交活动有帮助，但我喜欢的方式是展示自我。我那种直来直去的作风，客户们需要点时间才能适应。我希望人们感觉到他们每一次与我见面都能从我身上学到点什么。我会给客户们各种各样严格来讲与投资银行没有一点关系的建议：比如企业战略、海外竞争，甚至是管理人员的素质。当时正值敌意收购和杠杆收购大时代的开始，而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给很多公司提过有关如何抵御敌意收购的建议。


    办公室的繁忙可能导致家庭问题，那段时间，我的婚姻也亮起了红灯。我回到家中的时候已经筋疲力尽，没心思照管年幼的孩子们。由于没钱完成卧室装修，我们只好住在一间开放式阁楼上，孩子们就睡在旁边的屋子里。我有时候会把自己锁在厕所里，静静地看着《体育画报》（SportsIllustrated）来放松自己。温迪忍无可忍地向我摊牌：我必须尽到自己的责任，早点儿回家，给孩子们洗澡、讲故事，哄他们上床睡觉。


    在戈特的支持下，我改变了工作方式：下午4点30分离开办公室，赶4点42分的火车，5点25分到家。吃过晚饭之后，我给孩子们读故事书。在我的“训练”下，孩子们已经习惯了我读一个睡前故事的那种闪电般的速度。有一次温迪走进来抱怨说：“慢一点念，要带着表情。”我只好听她的，但我刚一开口，两个孩子就大叫道：“不，不！按爸爸的方式念，不要按妈妈的方式。”孩子们睡着之后，我会拿起电话开始联系客户，而他们会说：“我的老天，你还在办公室里？”


    每当我讲起这个有关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的故事，别人就会说：“保尔森，你这个混蛋，你使唤起别人来比高盛的任何人都要狠。”说的不错。但我一直对高盛的人说：“安排你的生活并不是你老板的责任。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规划你的工作和你的职业生涯，那么你也需要下同样大的工夫去管理你的私人生活。要学会说不。记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知道埋头傻干的人不会获得成功。”


    现在，阿曼达是芝加哥《基督教科学派箴言报》（ChristianScienceMonitor）的中西部总编。她和她的丈夫乔希有两个孩子。梅里特是棒球联盟波特兰海狸队和波特兰Timers橄榄球队的老板。他和妻子希瑟有一个女儿。


    我慢慢地对管理产生了兴趣。当戈特被提升为高盛投资银行业务主管，他鼓励我接管了中西部地区。我加入了几个战略规划委员会，1990年，当约翰·温伯格（JohnWeinberg）从高盛CEO的位子上退下来，他的接班人史蒂夫·弗里德曼和鲍勃·鲁宾任命我与鲍勃·赫斯特（BobHurst）和迈克·欧弗罗克（MikeOverlook）共同掌管投资银行业务。我还受命制订我们的私募股权投资业务的发展计划并监督这项业务。当我们决定开拓亚洲市场，纽约的同事们对我说：“芝加哥离亚洲的距离比纽约更近。你为什么不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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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正文 第二章 高盛岁月（7）


    我喜欢挑战。亚洲，特别是中国，近年来正在迈入不可思议的繁荣时期，而当年那个时候我们在亚洲大陆依然无所作为。我与中国高层领导人的首次会晤是在1992年，那一年，当时还在经营自己的公司、后来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董建华陪我会见了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我们谈到了经济改革，***告诉我他一直在读有关美国经济的材料，他还列举了他知道的一些大公司的名字，比如通用电气、波音和IBM等等。接下来，他直视着我的眼睛对我说了一句话：“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


    我不知道美国的政治领袖能不能像这位地地道道的共产主义者一样对一张资产负债表作出这么简明清晰的总结。我回到美国后告诉鲁宾和弗里德曼，中国存在巨大的机会，我认为我们应该积极开拓中国市场。1992年的时候，我们在中国还几乎一无所有，但到我2006年离开高盛的时候，我们在中国已经拥有大约1500名员工了。在这段时间里，我曾先后70余次前往中国。


    我们的努力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包括一些我意想不到的成果。高盛在这个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成了一个顶尖的银行业顾问，而我也与中国诸多最高层的官员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一切对我后来在财政部的工作帮助匪浅，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中。由于国有产业重组改革与上市对于中国具有巨大的重要性，我亲自参与了大量的早期工作。这些项目需要大量的策略性和技术性工作，因为我们要将中国当时的那些臃肿低效的国有企业通过重组以新面目呈现在西方投资者的面前，而他们要求的是世界级的经营水平和完善的企业监管。在另一边，中国也渴望吸纳西方最先进的商业模式与管理经验。


    在这段时期，高盛在全球迅速成长，业务蒸蒸日上。但我们也曾两度经历惊魂时刻，促使我重新思考了对风险的评估。这两段插曲都使我在高盛管理层中的角色得到了提升。


    第一次发生在1994年，那一年，高盛状况不佳，交易业务出了大问题。有很长一段时间，公司每个月都亏损上亿美元。我们的资本结构也是个大问题。每当有合伙人离开，他们就会把属于自己的钱拿走一半，剩余的一半留在公司里赚取利息。那一年，受交易损失的影响，有太多的合伙人决定离开，转为“有限合伙人”，导致我们的资本金开始捉襟见肘。只要我们能留住合伙人，公司的生存从来就不是个问题。虽然高盛的资产负债表已经大大膨胀，但管理层一直明白，如果你要像一家典型的投资银行那样依赖于批发融资，那么你最好保持足够的流动性——用外行话说，就是要在手头留有足够多的现金，随时准备应对债权人的偿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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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更糟糕的是，我的良师益友史蒂夫·弗里德曼由于健康原因而决定在9月份退休。此前，高盛的大局一直由他独自支撑——鲍勃·鲁宾已经加入了克林顿政府。乔恩·科赞（JonCorzine）被任命为董事长，我则出任副董事长兼首席运营官。就在挑战面前，我们组建了新的管理委员会，建立了过强的风险管理系统、程序和控制机制。


    第二次惊魂发生在1998年。那年夏天，合伙人们投票决定让公司上市。当时，有相当多的投资银行正在俄罗斯投下重注，而俄罗斯最终发生了债务违约。当这些公司赔了钱，它们开始争先恐后地筹措现金。它们无法卖掉手中已经一钱不值的俄罗斯资产，所以只好开始抛售其他产品，比如抵押证券，导致这些产品的价格直线下降。


    那时候，即使你像高盛一样保守经营房贷证券业务，你的损失也会非常惨重。市场开始失灵，曾经极具流动性的证券突然之间变得无人问津。这场危机的最大牺牲品就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人们一度担心它的失败将导致市场的全面崩溃。在美联储的敦促下，整个投资银行业联合起来试图拯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但痛苦仍在蔓延。我目睹我们的一些竞争对手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就因为它们依赖的是无法再滚动延展的短期债券。那一年高盛还是赚钱的，我记得年资本收益率达到了12%，但有那么一两个月，我们同样损失惨重，让人胆战心惊。我们不得不将原定于秋季的IPO程序也向后推迟了。


    那个时候，我与乔恩·科赞之间的矛盾也加剧了。那年6月我已被任命为联席董事长兼联席CEO，坦率地说，这种双领导人的方式从来就是错误的。这样的结构不适合一家上市公司，我觉得我不能再作为联席CEO与乔恩共事。我得到了管理委员会的支持。1999年1月初，科赞的朋友和爱将约翰·塞恩（高盛当时的首席财务官）与科赞谈了话。随后，我亲自告诉乔恩他必须退位让贤。


    正文 第二章 高盛岁月（8）


    “汉克，”我记得乔恩说，“我低估了你。我没想到你是一个这么强硬的家伙。”


    但这并不是强硬不强硬的问题。问题在于，我是在为高盛着想。科赞立即辞去了CEO的职务，并于1999年5月离开了高盛。那个月，高盛完成上市，结束了历时130年的合伙人制。


    像高盛的许多管理者一样，我也担心高盛成为上市公司后会对公司的文化和风气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努力地维持着合伙人制文化下的那种团结和坦率。我决心要以一种正确的方式将我的利益与公司股东的利益统一在一起。在我担任高盛CEO的最后三年里，我的奖金完全是以股票的形式发放的。我决定，除了慈善捐赠（包括对我们家庭基金会的捐赠），只要我仍然是高盛的CEO，我就不会卖掉一股我在公司上市时作为合伙人权益对价而得到的股份，也不会卖掉一股每年作为薪酬而得到的股份。这是对上市前的高盛独特文化的传承，那时候，公司的领导人都是公司的长期股东，绝大多数的个人财富都投入了公司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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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最开始的那些年头也是令人烦恼的年头。我们不得不应对互联网泡沫的破裂以及随之而来的衰退，应对“9·11”事件的余波，应对熊市的降临。但我认为，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衡量，高盛都算是一个成功的银行。从1999年5月到2006年5月我离开高盛之前，高盛的员工数量（包括附属机构）在7年间从15000人上升到了24000人。2005年56亿美元的净利润比1999年的26亿美元高了一倍有余。


    抛开这些成功不谈，金融行业仍存在许多问题，我们也有自己的问题。包括高盛在内，很多华尔街机构都与2002年曝光的证券研究丑闻有所沾染。我对这类道德缺失深感忧虑，特别是在高盛公司。我知道我们都可以做得更好，于是我开始仗义直言。


    我很快就赢得了那么一点好名声，被人看成了一个改革者，至少也是一个有德之人。但我并不是一个激进的改革分子，我也从不希望抓着麦克风高谈阔论。对我来说，问题很简单：在工作中，就像在生活中一样，我们不光要做合法的事，还要做正确的事。我从未听到任何人提起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而阐明这个道理，正是我2002年6月在国家记者俱乐部（NationalPressClub）发表那段讲话的目的。


    “在我一生中，我从未见过美国企业遭受公众这样严格的审查，”当时我说，“而且冒昧地说一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罪有应得。”


    我后来听说我的这段讲话对《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的通过起到了作用。这些改革措施在以安然事件为代表的一连串企业和会计丑闻之后出台，对会计审计企业以及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和董事会施加了更为严格的约束。


    我时不时地会在同事们面前对高盛银行家们所表现出的那种招摇的生活方式提出批评。我会当着合伙人们的面说这样的话（我从不打草稿）：“你们必须记住：没有一个人喜欢投资银行家。当你买了一栋15000平方英尺的房子，你是在给自己找麻烦。”当然我也知道，对我们某些人来说，赚大钱的愿望正是他们工作得如此卖力、让高盛如此兴旺的原因。


    我想我们可以很公平地说，投资银行家们的奢华之举正是富足时代中过度消费的一个极端例子。温迪一直对此不满——人们购买一大堆他们并不需要的东西，然后随随便便就扔掉了。温迪是一个热心的环保主义者：她会把飞机上的垃圾带走，以期循环利用。她到现在还穿着20世纪70年代的衣服，用着从我父母的地下室里翻出来的锅碗瓢盆。我们甚至仍在使用我们40年前结婚时使用的那个烤面包炉。为什么不呢？它仍然很好用。


    温迪和我都热爱自然风光和野生动物，这使我们对自然保护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们热心于慈善活动，热衷于对美国及全球自然遗产的保护。我本人也是大自然保护协会（NatureConservancy）理事会主席、大自然保护协会亚太理事会（AsiaPacificCounciloftheNatureConservancy）联席主席（我们曾通过这个组织在中国云南省建立国家保护公园），以及致力于在世界各地保护猛禽类动物的游隼基金会（PeregrineFund）的理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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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正文 第二章 高盛岁月（9）


    到2006年春季，就在高盛正在享受创纪录的的影响力和收入水平，股价位于历史最高位，我也丝毫没有考虑任何改变的时候，外界开始讨论我入主财政部的可能性。有传言说财政部长约翰·斯诺（JohnSnow）将要离开，而且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看到《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暗示我有可能成为下一任财政部长，文章还配了一幅画，里面是我和美国国旗。


    不久之后，乔希·博尔腾给我打了电话，试探我对于财政部长一职的兴趣。他是布什总统的新任幕僚长，高盛以前的一位高管。高盛正蒸蒸日上，我并没有离开的想法。我告诉乔希我不适合财长这份工作，还用温迪做了挡箭牌：她不希望搬到华盛顿，而且她是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者。我也不知道我在布什第二个任期的尾声还能做成些什么事情。


    乔希很执著。他知道我已经受邀参加4月20日将在白宫举行的一场为欢迎中国国家主席***而设的午宴，所以他邀请我届时与布什总统会面。“总统通常来讲只会接见那些同意加盟的人，”乔希解释说，“但他愿意在午宴前一天晚上在他的住所与你私下会面。”


    “好吧，”我说，“我会去。”


    在我前往华盛顿之前的一两天，我在高盛的幕僚长约翰·罗杰斯（JohnRogers）问我是否打算接受财长一职。


    “也许不会。我想象不出他用什么样的话可以说服我。”我说。


    “那么你就不该见他，”深谙华盛顿处世之道的约翰说，“你不能就这么跟总统说不。”


    我立即给乔希打了电话，解释说我不能与总统会面了，因为我已经决定不接受财长一职。


    温迪和我飞往华盛顿参加了为***主席举行的欢迎午宴。午宴之前，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见到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他要求私下与我谈谈，于是我们找到了一间没人监听也没有记录人员的屋子。


    “我认为你应该出任财政部长。”他说。


    “我不会这么做，”我简单地说，并没有谈起细节。我对他的消息之灵通甚感惊讶。


    “我想你会遗憾的，”周小川回答说，“我是一个为政府工作了一辈子的人。你是一个有公共精神的人，我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有很多你可以施展拳脚的地方。”


    白宫的那场午宴堪称一场盛大的集会。但当我见到总统的时候，我感觉他对我很冷淡，我的好朋友，副总统迪克·切尼同样如此。迎宾队列中的某位政府要人对我说：“汉克，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财政部长。而且你知道，接下来的很多年可能不会再有共和党人的机会了。你知道你拒绝这个机会意味着什么吗？”


    午宴结束后，温迪和我踏入了白宫的庭院，旁边就是通往财政部的大门。那是美不胜收的一天，木兰绽放，樱花盛开，与蔚蓝的天空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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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但我的心情很糟糕。


    我并没有很好地掩饰我的情绪，温迪看得出我的沮丧。她对我说：“豌豆（她喜欢这样称呼我），我希望你不是因为我才拒绝这个机会。你知道，如果这对你很重要的话，我会支持你的。”


    那时候，她还以为这话只是随便说说。


    “不，”我说，“不是因为你。”


    此后不久，我去尤卡坦参加了大自然保护组织的一个会议，一路上我辗转苦思，不知道我拒绝出任财长是不是犯了一个错误。我所请教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持反对意见。他们说：“你是高盛的首脑。你就是老板，何必要去华盛顿？这位总统只剩下了两年半的任期，看看他有多么不受欢迎。共和党连国会都快要丢掉了。你又能做些什么？”


    正文 第二章 高盛岁月（10）


    但是，我骨子里面仍有一种情结，觉得我欠我的祖国很多很多，当总统求助于我的时候却对他说不，我心有不安。我的好朋友约翰·布赖恩提醒我：“生命中没有彩排。你真的想到75岁的时候再去跟别人说：‘我本来可以当财政部长的？’”


    于是我给罗杰斯打了个电话对他说：“约翰，我不敢相信我居然拒绝了。”


    他说：“没关系，你可能还有机会。他们也许会回来。”


    他们确实回来了。5月份，我又一次接到了乔希的电话，当时我正在德国出差。由于稍后我要前往西海岸参加微软公司的一个会议，我答应在赴会途中与乔希在华盛顿会面。在威拉德酒店的一间私人套房里，我们讨论了我们在这届政府剩余的时间里还能做些什么。我们谈到了与总统共事的感觉，谈到了社会福利改革之类的一些紧迫的政策事务，也谈到了其他一些乔希认为我可能会有所作为的领域，比如伊朗问题和断绝恐怖分子资金来源的问题。


    我寻求了很多人的建议。当初把我推荐给总统并力劝我接受任命的前财政部长和国务卿吉姆·贝克尔（JimBaker）对我说，我应该要求成为所有国内和国际经济问题的首席顾问和发言人。用他的话说：“这可真称得上是统揽全局了。”


    我仍然难以决断。但就在前往微软大会的路上，我恍然大悟了。当我从头到尾思考过我的决定，我才发现给我带来这么多烦恼的只不过是我的恐惧。那是对失败的恐惧，对未知事物的恐惧：与一帮我从未合作过的人合作，管理一帮我从未管理过的人。


    一旦我想通了这一点，我开始努力克服恐惧。我不会向恐惧屈服。我为一种谦恭精神而祈祷：人做一件事情并非出于私心，而是出于一种基本的认识——人的一生就是为了表达上帝的赐福。我始终认为人应该勇于迎接困难和挑战：这是当年我当夏令营管理员时对孩子们说的话，现在我又对自己说了一遍。对失败的恐惧究其根本是一种自私：它反映了对自我的迷恋，却忘记了一个人的力量和能力都来自神的赐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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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我返回了华盛顿，又一次会见了乔希。在一幅亚伯拉罕·林肯肖像画的俯瞰下，我和乔希坐在他办公室的壁炉旁，谈起了我的“要求”。除了担任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和发言人，我还希望有权更换人员，带来我自己的团队，希望能像国防部长和国务卿一样经常面见总统。我还要求主持白宫的经济政策午餐会。乔希一个电话打到了身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阿尔·哈伯德（AlHubbard）的家中，确认他对此并无异议。他的确没有异议。


    与乔希敲定了这些问题之后，我起身前往总统的住处拜见他。我发现乔治·布什是一个迷人、直率而且做事非常投入的人。他晨练时刚刚骑过自行车，一身轻松，悠然自得地在那里休息。我们谈到了很多问题：解决社会福利问题是多么重要，让财政部长而不是总统来领导这件事又是如何有利于赢得两党的共同支持。我们还讨论了经济制裁手段在伊朗和朝鲜问题中的作用。在这次1小时有余的会谈结束时，我告诉他我准备接受财长一职。


    正文 第二章 高盛岁月（11）


    从那时候起，一切便进入了快车道。我们必须赶在消息泄露之前发布声明。我在那个周末飞往巴灵顿，陪陪温迪（想到我们的私人生活即将在华盛顿政治的绞肉机下丧失，她非常沮丧），并把消息告诉了母亲。随后我返回纽约，给劳埃德·布兰克芬打了个电话，把他从家人的周末假期中召了回来讨论时局。我请我在高盛的好助手林赛·巴尔德翁（LindsayValdeon）与我同去华盛顿，她答应了。


    我随后致电高盛的董事会成员和管理委员会的全部17名高管，把情况通知他们，并邀请劳埃德和约翰·罗杰斯与我共同飞往华盛顿参加我的就职典礼。


    紧接着，我又飞往芝加哥参加了一个早已安排好的合伙人会议。当我在次日早晨醒来时，我已登上了各家报纸的头版头条。我顿时目瞪口呆。尽管媒体的评价都很积极，我还是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


    参议院在7月4日休会之前投票通过了对我的提名。现在只剩下了一个难题——我母亲。我不知道她在见到总统的时候会对他说些什么。她向我保证她会表现出最好的姿态。


    我于2006年7月10日宣誓就职。就职典礼在财政部大楼的现金厅（CashRoom）举行，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设计于19世纪60年代，看起来像是一座意大利宫殿。地上和四壁的大理石熠熠生辉，华美的天花板上镶着金边，青铜的枝形吊灯直垂而下。在于20世纪70年代因安全原因而关闭之前，这里一直是向公众开放的：人们可以在这里兑现政府的支票，购买财政部的债券。我的就职宣誓由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Roberts）主持，布什总统（还有我母亲）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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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当希拉里·克林顿在2008年民主党初选中败给巴拉克·奥巴马，母亲很失望。她一直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一位女性成为总统，以及看到小熊队赢得世界棒球大赛（WorldSeries）。在大选中，她的票投给了奥巴马。即使再给她一次机会，她在2000年或2004年的大选中或许也不会投给乔治·W·布什。但在她目睹了总统与我共事的方式，耳闻了我带回家的一个又一个故事之后，我可以这样跟你说：她对总统的看法与我初到华盛顿的时候已经大不相同。温迪、梅里特和阿曼达同样如此。


    正文 第三章 入主财政部（1）


    第三章入主财政部


    我自信满满地离开了戴维营，相信我会与我的新老板建立良好的关系。温迪也有同感，尽管她最初是反对我为布什效力的。


    我坚持让别人称呼我汉克，而不是传统上的“部长先生”。我回电话的速度很快，特别注意走出办公室与人直面交流。


    “保尔森，”总统后来戏弄我说，“好一个三垒安打：在椭圆形办公室，当着一个来访的外国元首，你找不到手机。”我再也没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2006年8月17日，星期四


    2006年8月，总统把他的经济团队召集到了戴维营（CampDavid）。这个总统专用度假胜地位于马里兰州西部的卡托克廷山地公园（CatoctinMountainPark），距离华盛顿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这里景致如画，花样繁多，更有乡村小屋和蜿蜒小径装点其间。我宣誓就任财政部长已经有5个星期了，但我仍感觉到自己的风格与这个紧密的政府班子有些格格不入。


    经济前景非常乐观。股市几乎就要恢复到5月份的那个险些创下纪录的高峰。美元仍略显疲软，特别是相对欧元来说，但整体而言，美国经济正在恢复活力——GDP在一季度上涨了接近5%，二季度的增长率也仅是略低于3%。


    但我并不感到轻松。在宏观层面，美国正在应对两场战争，卡特里娜、丽塔和威尔玛飓风所造成的损失正在节节攀高，我们的社会福利支出不断增长，尽管预算赤字正在收缩。这种尴尬的局面究其根本是全球金融系统不平衡的结果，对于这种失衡，政策制定者们忧虑已久。为了支持史无前例的消费支出并弥补低储蓄率，美国向海外过度举债，而那些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其他亚洲国家和产油国）则向美国输出资本，不经意间助长了我们这种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短期来看，它们送回来的美元养肥了华尔街，扩大了税收，但长期内，这将损害美国经济的稳定性，并造成贫富差距的加大等危害。这样的局面又能维持多久呢？


    我最担心的就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连续多年不出现严重的市场动荡是很少见的，而信贷泛滥的局面已经维持了太长时间，人们并没有对一场系统性的动荡作好准备。自1998年以来，我们还没有经历过大的金融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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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我们于8月17日那个星期四的上午抵达戴维营，吃过午餐后，下午外出徒步观光。在晚上的一场保龄球锦标赛中，运动高手温迪击败了所有的对手，包括我。尽管这个度假胜地以曾经光临过的外国元首而闻名，但这里的氛围却相当的随意。在乔希·博尔滕的建议下，我还带去了一条卡其裤——那时候的我只穿正装裤和牛仔裤。


    次日清晨，我出去跑了一会儿步。一路上，卡罗来纳鹪鹩和林层高处那些迁徙莺鸟的响亮歌声伴随耳边。路上我碰到了温迪和第一夫人劳拉·布什（LauraBush），她们正要去赏鸟，身后跟着一名特勤局的特工。我也正要去观赏一种更为珍奇的华盛顿动物。


    早餐过后，总统的经济智囊团前往戴维营的主屋月桂屋（戴维营所有的建筑都以树的名字命名），聚集在了一个由木板搭建的大会议室中。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爱德华·拉齐尔首先发言，他以工资问题为开场白，随后又谈了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税收计划。当时担任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的前国会议员罗布·波特曼（RobPortman）详细分析了预算问题，然后由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阿尔·哈伯德和他的副手基思·亨尼西给我们分析了社会福利问题。


    正文 第三章 入主财政部（2）


    会上，总统的行事风格展露无遗。他让现场保持着一种不拘礼节、轻快活泼但又有条不紊的氛围，按部就班地推进议程，无关的闲谈少之又少。有些人声称乔治·W·布什作为总统太缺乏好奇心，而且不爱接纳不同意见。但就我的感受而言，这种评价真是谬之远矣。他鼓励争论，把握问题的速度相当快。他爱提问，在听到清晰的解释之前绝不罢休。


    我发言的主题是危机的防范。我解释说，从恐怖袭击、自然灾害到油价震荡，再到大银行的倒闭或美元的剧烈贬值，我们需要作好应对一切危机的准备。


    “回顾一下近年的历史就可以知道，资本市场每过4～8年就会有一次动荡。”我说。我列举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末期的储蓄和贷款危机，1994年债券市场的骚乱，以及肇始于亚洲的1997年金融危机和随后的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我相信我们即将面临又一场风暴。


    我详细解释了诸如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之类的不受管制的资本品种的迅速膨胀，以及像信用违约掉期（CDS）这类同样不受管制的场外（OTC）衍生品的指数级增长。


    “所有这一切，”我总结说，“都使我们的金融系统渗透进了一种巨大的杠杆水平——和巨大的风险。”


    “为什么会这样？”总统问。


    对我这样一个来自金融界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有些尴尬——毕竟，我们就是始作俑者。我也能清晰地感觉到，总统对于华尔街以及华尔街的那种为人诟病的傲慢自大和招摇做派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蔑视。但很明显的是，这届政府从未关注过这些领域的问题，所以我给大家上了一堂有关对冲的小入门课：对冲是怎么运作的，为什么要进行对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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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为了规避燃油成本上升的风险，”我解释说，“航空公司可能会买入期货合约，为未来的燃油需求锁定今天的价格。而一个像墨西哥这样的石油输出国可能愿意以今天的价格在未来出售石油，如果它认为油价会下跌的话。”


    我又解释说，在华尔街，如果你手中持有大量的债券，那么你可能会通过买入信用衍生品来对冲风险，这类衍生品是一种相对较新的工具，如果它们所担保的债券发生了违约或是被评级机构调低了评级，它们就会作出赔付。我的话中包含大量复杂的细节，但总统听得很认真。他或许没有我这样的金融技术知识，但他也是哈佛大学的MBA，而且对市场有一种良好的天然感觉。


    “像这样的行为有多少仅仅是投机性的？”他想知道。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我曾扪心自问的一个问题。信用衍生品，特别是信用违约掉期，在过去的几年中越来越令我不安。它的基本概念很合理，也很有用。但魔鬼隐藏于细节中——而细节是模糊不清的。没有一个人知道在这个私人的场外市场中究竟有多少信用保险发生。连交易结算都变得一团糟：有时候，未结算交易会积压数月之久。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蒂姆·盖特纳与我有同样的担心，在我任职高盛的时候，他就曾强力敦促华尔街的企业规范它们自身的行为。我曾把杰瑞·卡略根（GerryCorrigan）借给他，杰瑞是高盛的董事总经理和风险管理专家，也曾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是蒂姆的老前辈。杰瑞领导了一项研究，2005年发表结果，呼吁对后台管理系统程序等方面作出重大变革。进步是有了，但这些信用违约掉期合约透明性的缺乏和令人震惊的增长速度依然令我寝食难安。


    “我们无法预计下一次危机什么时候到来，”我说，“但我们必须作好准备。”


    正文 第三章 入主财政部（3）


    在回答总统的一个问题时，我说我们不可能知道什么事情可能引发一场大风暴。打个比方，要应对森林火灾，更重要的不是知道起火的原因，而是作好防火和灭火的准备。


    我的警惕性是正确的，但我也误读了即将到来的那场大灾难的原因和规模。特别是，我的讲话中丝毫没有提到房市或房贷中存在的问题。


    我自信满满地离开了戴维营，相信我会与我的新老板建立良好的关系。温迪也有同感，尽管她最初是反对我为布什效力的。后来我才知道，考虑到温迪为希拉里·克林顿组织的募捐活动、我与华尔街的关系，以及我们对环保事业的狂热支持，总统对我们是否能够适应新的环境同样有所担心。同我们一样，他离开戴维营的时候也充满了信心，对我们的感觉也越来越好。事实上，在2009年1月，总统与第一夫人在戴维营度过最后一个周末时，我们是少有的几个应邀参加的非家族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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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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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财政部的头几个月忙碌而又富有成效。财政部在政府决策过程中不再是个无足轻重的陪衬，只知道等待白宫发号施令。我组建了我的高层团队，让鲍勃·金米特（BobKimmitt）留任常务副部长，但改变了他的角色。一般来说，内阁各部的常务副部长负责的是日常事务，但作为一个做过多年CEO的人，我决定亲力亲为。鲍勃对华盛顿非常了解，对外交和国外事务也有丰富的经验，可以弥补我在这些方面的不足。随着危机的深化，鲍勃将为我们贡献他的专业才能、睿智的建议和卓越的领导力。我也很幸运地拥有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反恐与金融情报事务副部长，斯图亚特·利维（StuartLevey），正是他与我一起将伊朗排除到了全球金融系统之外。


    我的团队的第一个外来的新人是我的幕僚长吉姆·威尔金森，他是国务卿康多利扎·赖斯（CondoleezzaRice）的前高级顾问，一个极富创造力的思想家。鲍勃·斯蒂尔出任国内金融事务副部长，他是我多年的同事和好友，曾担任高盛副董事长，2004年早期离开，为高盛服务28年之久。考虑到我的不祥之感和他对资本市场透彻的了解，这绝对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命。


    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财政部急需现代化。它的技术设施陈旧过时。有一套至关重要的电脑系统依赖的仍然是20世纪70年代的主机。更有甚者，一位名叫弗雷德·亚当斯（FredAdams）的伟大公仆30年来一直在手工计算着上万亿美元的财政债券的利息，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包括节假日。现在他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


    为了节省开支，我的一位前任已经将市场厅（MarketsRoom）关闭，致使我们无法对华尔街和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进行独立和实时的监控。在蒂姆·盖特纳的帮助下，我们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那个精英团队借了一些人，迅速在二楼重建了一个市场厅。有很多个早晨，市场厅就是我上班的第一站地。在金融危机中，我一度开始害怕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市场联络员马特·拉瑟福德（MattRutherford）的身影出现在我的大门口，他是以借调的身份加入财政部的，负责向我们递送最新市场信息。他带来的几乎从来就没有什么好消息。


    我是一个务实的管理者，我试图营造一种独特的氛围和风格，不同于大多数政府组织的那种中规中矩的感觉。我坚持让别人称呼我汉克，而不是传统上的“部长先生”。我回电话的速度很快，特别注意走出办公室与人直面交流。通常来说，财政部长与财政部下属各司局的领导人接触并不多，但从国债局（BureauofPublicDebt）一直到印钞局（BureauofEngravingandPrinting），这些大大小小的司局几乎囊括了财政部的全部11万名员工。我相信，面对面的沟通能帮助我们避免错误，提高士气。这一点在此后我与货币监理署署长约翰·杜根的合作中得到了验证。约翰的部门负责监控全国性银行，在政策和预算事务方面听命于我。当危机爆发，我知道我可以信赖约翰的冷静和敏锐的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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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正文 第三章 入主财政部（4）


    在我看来，财政部长几乎是内阁中最好的工作：这个角色涵盖国内和国际事务，而且美国的大多数重要问题要么是经济性质的，要么就含有很重要的经济成分。但是，财政部长的实际权力比普通百姓想象的要小得多。


    财政部本身主要是个决策机构，负责向总统提出经济和金融事务方面的建议，刺激经济增长，监督那些对金融系统至关重要的部门，包括国税局（InternalRevenueService）和美国造币局（USMint）。但财政部的支出权限非常有限，而且法律禁止财政部长对货币监理署和储贷机构监督局（OfficeofThriftSupervision）这类监管单位的特定行为作出干涉，尽管它们在形式上是财政部的一部分。国税局的税收事务也是禁止干涉的。大萧条时期的立法允许总统和财政部长动用紧急监管权，但这仅限于联邦储备系统的银行，并不能延伸到像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之类的机构，而它们，在今天的金融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财政部长的力量来自总统所赋予他的责任、他的号召力以及他说服和影响其他内阁成员、独立监管者、国外财政官员和那些隶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脑的能力。


    我决心要在财政部长的位子上有所作为。首要任务就是恢复人们对财政部的信任，这需要与布什总统建立紧密的关系，并让所有人明白我就是他的头号经济顾问。也要让总统明白，尽管我在私下里一定会直抒己见，但在公开场合，我会一直与他站在一起。


    我决定扩展我的角色。我与蒂姆·盖特纳和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定期会晤，因为我知道，我们在一场危急中必须要精诚合作。我也试着加强与国会的关系。我初到华盛顿的时候在国会山上并没有什么密友，但现在，我多了535个需要维护的客户，无论他们是何许党派。幸运的是，前任给我留下了一个杰出的立法事务助理部长凯文·弗罗默，他见识过人，执行力出众。我并不喜欢简要备忘录，但当我们在国会山上匆忙奔走于一个又一个会议之间时，凯文可以在两分钟内把我需要知道的情况尽数解释清楚。事后，他也会直言不讳地把我做得还不够好的地方告诉我。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小团队。


    8月2日，在我办公室对面的大会议室中，我第一次召见了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President


    正文 第三章 入主财政部（5）


    在准备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会议的过程中，财政部的人在金融市场事务助理部长托尼·瑞安的领导下就各种可能的状况作了情景分析，包括一家大银行的失败，一家投资银行的崩溃，以及油价的大幅飙升。他们原本也计划对一家像房利美这样的政府资助企业的失败以及美元的崩溃进行模拟，但最终放弃，因为他们担心消息会泄露给媒体，导致公众误以为这样的场景真的将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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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在我接受财长一职的时候，我曾对布什总统说，我希望能为中美经济关系的建设发挥影响。要想成功，我们必须让两个国家的主要决策者都参与进来，而凭借我在中国的多年经验，我知道我可以发挥作用。2006年9月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让两国的大多数高级官员坐在了一起，集中讨论诸如经济不平衡、贸易、投资、金融、能源和环境之类的长期经济问题。美国方面以我为首，而魄力十足的吴仪副总理是中方的首席代表（2008年，才干过人的王岐山接替了吴仪的角色）。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成功是我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之一，我也很高兴看到奥巴马政府延续了这一对话机制。聚焦于双边经济关系的战略经济对话使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在一场食品和产品安全性风波中保持稳定。当金融危机爆发，我们与中国官员之间所建立和巩固起来的关系帮助我们维系了我们的金融系统的信心。考虑到中国所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这一点至关重要。


    尽管我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得很广，我也很注意避免侵犯其他内阁部长的权力范围。我还清楚地记得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史蒂夫·哈德利曾提醒我说，我必须对康多利扎·赖斯表现出适当的恭敬。“她最关心的事，”他说，“就是美国不能有两个国务卿，一个管经济，另一个统揽其他一切。”


    当我跟康蒂谈起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想法时，我强调说一条强有力的经济纽带能够帮助她提升她在海外政策上的领导角色。我对她明言：“只有一个国务卿，那就是你。我只想配合你，与你合作，帮助你实现你想实现的目标。”


    康蒂和我从一开始就很合得来。早在她在斯坦福大学担任教务长的时候我就认识她，那时候我还是高盛的CEO。当时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HooverInstitution）任职的前国务卿和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是否想见见赖斯。她是个俄罗斯问题专家，有兴趣加入高盛。当时我还没有预见到俄罗斯金融危机的降临（我们没有一个人预料到），所以我想她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帮手。但她最终还是决定加入乔治·W·布什的竞选团队。


    在我履新财政部的第二天，我就与康蒂共进了午餐。她对总统很了解，对于如何与总统建立关系，她给了我很好的建议，提示我要想办法多与总统单独相处。康蒂比我聪明，表达能力也胜过我。我不是个外交家，对那些外交礼节（什么场合该站在什么地方，诸如此类的东西）一窍不通，但我确实知道如何做成一件事。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记住，在外交礼节中，你是二号人物，排在国务卿之后。走出去的时候就跟在我后面。”


    一开始，有康蒂盯着我的时候，我的表现还没问题。但没有她在场的时，有时候就会闹出笑话。2007年时，布什总统曾在白宫招待来华盛顿参加一次大会的各州州长。康蒂没有出席，所以晚餐之后在白宫东翼举行的晚会中，温迪和我应该坐在布什总统和第一夫人的旁边。我们先是与加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Schwarzenegger）聊起了环境问题，等到来宾落座时，温迪和我径直坐到了后排的某个地方，给总统和第一夫人的旁边留下了两张空椅子。最后，国防部长鲍勃·盖茨（BobGates）挪了一步，坐上了两个空座之一。在场的每个人都笑了，特别是我的内阁同僚们。散会之后，总统对我说：“保尔森，你是不是想当个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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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但这还不是我最失礼的一次。布什总统很讨厌别人的手机在开会的时候响起。在2007年1月，我去椭圆形办公室参加了与欧盟委员会主席何塞·曼努埃尔·巴罗佐（Jos　ManuelBarroso）的一次会议。按照礼仪，我应该坐在总统左侧的沙发上，挨着康蒂。我还以为我的手机已经关掉了。


    正文 第三章 入主财政部（6）


    就在我们专心致志地听着两位领袖愉快地交谈时，我的手机响了。我吓了一跳，就像是被一根电棍戳了一下。我赶快伸手去摸手机，先是翻了翻我平常放手机的西装口袋，但却没有找到。惶恐之下，我站了起来，翻了翻沙发垫子的下面，以防手机掉进了那个地方——但还是没找到。手机不停地响着，我越来越难堪。最后还是康蒂发现了手机的所在。她指了指我的右裤兜，我以最快的速度把它关掉了。


    “保尔森，”总统后来戏弄我说，“好一个三垒安打：在椭圆形办公室，当着一个来访的外国元首，你找不到手机。”我再也没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也希望那个不合时宜的电话是有关财政部某件要紧事的，但事实上那是我儿子打来的，只是想跟我聊一聊芝加哥公牛队。


    没人会说我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我总以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面对别人，告诉他们我认为一个问题应该怎样去解决。我会聆听任何人的好点子，然后采纳最好的方案。虽然这种风格对我管理企业行之有效，但我发现，在华盛顿做一个决策要复杂得多，也难得多，特别是在国会山。


    当你与国会打交道，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无论问题是大还是小，都没有快速解决方案这一说。坦率地说，除非出现危机，否则你不可能完成重要的、困难的变革，而这让阻止一场危机变得异常艰难。


    与立法者们有效地合作是身为财政部长的一大要务，尽管我早已知道这个差事会让人头疼，我还是低估了它让人头疼的程度。


    我们在国际领域早早就取得了一些成果，避开了有潜在危害的反华贸易保护立法，通过了一个法案来明晰了外商投资于美国的程序。但在许多国内议题上，我们却屡屡受挫，包括政府改革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的努力。


    两大房贷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带来了另一个立法难题。在我初到华盛顿的时候，我就住在第16-K大街的圣瑞吉酒店（StRegisHotel）。华盛顿的夏季炎热而又潮湿，但我很喜欢去国家广场跑步，穿梭于那些纪念碑、博物馆和熙熙攘攘的游客之间。2006年6月末的一天，我刚刚大汗淋漓地跑步归来，财政部金融机构事务副部长埃米尔·亨利（EmilHenry）和他的助手戴维·内森就出现在了我的房间，向我汇报了“两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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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政府和联储多年来早已对这类企业所带来的危险提出了警告，普通人也能看出我们必须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


    我汗流浃背地穿着湿漉漉的运动服坐在那里，听埃米尔和戴维解释了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个古怪的概念。尽管它们有公众股东，它们却是国会特许的旨在稳定美国房贷市场并促进廉价住房的机构。它们都不会向购房者直接提供贷款，实际上，它们卖的是保险，担保购房者能够按时归还房贷，而这些房贷会被打包为证券化产品，通过银行卖给投资者。它们的章程使它们得以免缴联邦和地方税，还赋予它们在紧急情况下申请财政部贷款的权利。这使全世界的投资人误以为房利美和房地美所发行的证券拥有美国政府的无条件全额担保。事实并非如此，克林顿和布什政府都曾多次强调这一点，但投资者们却充耳不闻。


    就在这种含混不清的状况下，“两房”发达了。它们通过两种途径赚钱：第一是收取贷款担保费，第二是通过购买并持有大量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来获取差价（用银行家们的话说，叫做“息差”）——也就是它们的资金成本和它们所收取的这类证券的利息之间的差。它们所享受的隐形政府担保意味着它们的融资成本低得惊人——仅仅略高于财政部本身的融资成本。


    它们在资本要求方面也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国会要求它们保留的准备金水平非常低：仅仅是表外债务的045%外加所持资产组合的25%，而这些资产组合大多是由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构成的。它们的主管部门已经临时性地要求它们增加30%的超额准备金，但与同等规模的商业银行相比，这样的资本充足率依然不算高。两家公司共持有或担保了全美近一半的住宅抵押贷款——当时的总金额达到了令人震惊的44万亿美元。


    监管也很薄弱。“两房”有两个主管部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DepartmentofHousingandUrbanDevelopment）监督它们在住房方面的功能，而创立于1992年的联邦住房事业监管局是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一个弱小的分支，负责监督它们的财务状况。


    正文 第三章 入主财政部（7）


    简言之，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两枚定时炸弹。作为两个极端的例子，它们就代表着那个很快就要大白于天下的普遍问题——杠杆太大、监管又太松的大型金融机构。


    但变革是艰难的。这两大政府资助企业在国会山拥有强大的势力，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它们有雇用（并且养肥）华盛顿那帮新老政客的悠久历史。在一系列财务丑闻迫使它们重新评估了多年来的赢利水平后，它们的CEO被扫地出门，而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一番推动变革的努力却在一场争论中付诸东流——如何管理这“两房”的资产组合的规模和构成？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资产一直在迅速膨胀，冒险性也日渐提高——这使它们背负上了更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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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我问了很多问题。在回答其中的一个问题时，内森指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它们的收入有2/3来自它们的资产组合，1/3来自证券化业务。”


    听到这句话，我豁然开朗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几乎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原因。”我说。它们的董事会对股东们负有信托责任，有义务拒绝放弃2/3的利润，它们也必然会放弃。


    我的结论是，本届政府如果想作出任何有意义的变革，就必须变得更灵活一些。我的对策是，我们可以改善前一年众议院以3∶1的优势通过的一项议案。这项议案要求建立联邦住房金融局这样一个新的实体，并赋予它像银行业监管者那样的权力，负责监督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资产组合。


    众议院的这项议案是在两党的共同支持下通过的，但我相信我们还有改善余地，还可以设定更为严格的标准。但是，白宫是完全反对这项议案的。白宫认为房利美和房地美太过强大，根本就不是它们的主管部门所能控制的，因此希望国会能够以明文法规来对它们的投资资产组合加以限制。政府的想法与参议院的一项由共和党人提出的议案相吻合，这项议案要求设立一个更强大的监管单位，并对两房的投资组合加以上限。但当11月份的中期选举使民主党人一举控制了参众两院，我们很明显需要一点灵活性了。


    幸运的是，我在两党之中都结识了一些好友。其中一位是老牌民主党众议员，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巴尼·弗兰克。嗓音沙哑、争强好斗的巴尼不光是华盛顿政界名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也是《奥赖利实情》（TheO


    正文 第三章 入主财政部（8）


    我解释了我的立场，提出我们应该愿意就“两房”的问题展开谈判，然后我开始寻求各与会者的意见。哈伯德不置可否，但其他每一个人都坚决反对我的做法。我已经习惯了异议和争论，但我不知道已经多久没有尝过这种被群起而攻之的滋味了。我感到沮丧之极。他们的原则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不加以妥协，改革就无法完成。


    我的反应多少有些任性：“在这个问题上，我比你们所有的人都要懂。我会给总统一份备忘录。”


    我起草了备忘录，把它发了出去。罗夫强烈反对，他认为这对政府的不妥协立场来说是一种大不敬，提出要利用感恩节的周末帮我重写备忘录。我放下了自尊，接受了他的好意。不管怎么样，罗夫向我保证我会得偿所愿。


    “你一定会赢的，因为总统不会让他的新任财政部长下不了台。”他悄悄地说。


    几天之后，在感恩节过后的那个星期天，我前往布什总统的住所参加了一个会议。会末，总统把我叫到一边，将备忘录递还给我，简简单单地对我说：“汉克，这就是我把你带到这儿的原因。你放手去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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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我们在“跛脚鸭会期”“跛脚鸭会期”（lameducksession），特指美国在11月（总统和国会）选举后与下年初新任公职人员宣誓就职之间的时期。——编者注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但当新国会在第二年登场亮相后，巴尼很好地兑现了我们之间的协议。在5月末我们的谈判进入尾声时，我们已经力促众议院通过了一项还远谈不上完美的议案。但我们的努力在参议院依然颗粒无收。新任银行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多德正忙于竞选总统，因此出于种种现实的原因，委员会的重要事务陷于停滞，参议院在两大政府资助企业的问题上毫无作为。


    我们已经把房利美和房地美置于接管程序下，已经向世人宣布：“这就是我之前所说的：我知道这一切必将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对那些跳出来搅局的人没有太多的耐心。每个人都可以发表一通演讲指出一个问题，但问题的解决靠的是辛勤工作、克服障碍，坦率地说，还要有一点，忍辱负重的精神。


    我来到华盛顿的时候已经决定，如果有必要，我会为完成目标而作出妥协。但这并不是美国首都的文化。直到2008年7月，有意义的政府资助企业改革方案才获得通过。这个时候，一切几乎已经无可挽回。


    正文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1）


    第四章一个时代的终结


    那是一个时代的结束。音乐很快就会停止。晚宴中的两个CEO——普林斯和贝尔斯登的吉米·凯恩，很快就会下台，他们的公司也将陷入困境。


    这就是金融版的疯牛病：或许只有一小部分牛肉被感染了，但这种病太过可怕，乃至于消费者们开始躲避所有的牛肉。


    世界各地的许多人都将这场危机归罪于美国——特别归罪于盎格鲁-美利坚式的资本主义。


    ■2007年8月9日，星期四


    我预料中的金融市场危机于2007年8月9日骤然降临。它源自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领域——房市，而且它的危害之深和历时之长超出了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想象。


    那天早上刚过7点钟，就在驱车前往美联储的路上，我接到了我的国际事务代理副部长克莱·洛厄里的电话。他告诉我，欧洲市场陷入了混乱。欧洲大陆时间当天更早一些，法国最大的银行巴黎银行停止了三只投资基金的赎回，这三只基金全部持有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巴黎银行的理由是，“完全枯竭的流动性”已经令其无法“对特定资产的价值作出公允的评估，无论它们的质量或信用评级如何”。


    这一举动令人不安，但随之而来的消息更加令人揪心：由于银行之间开始惜贷，欧洲信贷市场急剧收紧。为此，欧洲中央银行宣布它将以4%的官方利率向欧洲的银行提供无限制的资金支持。通常紧随官方利率而动的欧元区隔夜拆借利率则达到了47%。就在欧洲央行作出上述声明后的几个小时内，49家银行已经从欧洲央行借走了令人震惊的948亿欧元，也就是1300亿美元。这比欧洲央行在“9·11”事件之后的贷款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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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我加快速度驶向美联储，赶赴与本·伯南克的例行早餐会。我急于见到他——由于我刚刚去了一趟中国，我们错过了上一周的早餐会。在来华盛顿之前，我几乎没有听说过本，但我很快就喜欢上了他，在我出任财政部长后不久，我们俩就形成了每周共进早餐的传统。这实在是一个雷打不动的传统，我又实在是一个积习难改的人，以至于当我到达美联储的时候，一碗燕麦粥外加一杯杯橙汁、冰水和健怡可乐已经如我所预料的那样为我摆好了。


    在我担任财长的这一年中，本与我结成了一种特殊的纽带。尽管我们也有一些共同兴趣，比如说对棒球的热爱，但我们的关系有95%是公事层面的。难能可贵的是我们二人的那种彻头彻尾的坦率——把所有的事实都摆在台面，发现我们的不同之处，非常直率地讨论这些不同之处。我会将我的最新见闻告诉本，也将我在与美国和世界各地的高层银行家们的交谈中所得到的市场信息传递给他，包括基于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的融资市场在7月份所遭遇的寒流。


    从法律上说，美联储与财政部是相互独立的。尽管我们很注意遵守这种独立性，本、蒂姆·盖特纳和我所凝聚成的那种团队精神却使得我们可以在整个危机过程中顺畅地交流，而又不至影响美联储的独立性。


    本永远乐于助人，与他共事是一种乐趣。他绝对是我所认识的最有才华的人之一，无论口才还是文笔都令人折服。从收入差距到全球化，我认认真真地读过他在各种问题上的讲话稿。他也会在我发表某些讲话之前帮我完善讲稿。他可以将复杂的问题解释得非常清楚，与他交谈就像是在参加研究生院的一次研讨会。


    同我一样，本对欧洲局势的变化也忧心忡忡。我们约定让财政部和美联储的人保持密切联系，我会直接与银行家们交谈，把他们眼中的问题通知本。当天上午，美联储通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各家银行提供了240亿美元的贷款；星期五，美联储再度追加注资380亿美元，尽管欧洲中央银行已经借出了又一个610亿欧元，也就是834亿美元。


    当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发现整个财政部已经是严阵以待。国内金融事务副部长鲍勃·斯蒂尔就市场状况和可能的后果对我作了简报。基思·亨尼西从白宫打来电话询问情况。我马上拿起电话，开始了解华尔街的反应：雷曼兄弟的迪克·富尔德，美林的斯坦利·奥尼尔，黑石（Blackstone）的史蒂夫·施瓦茨曼（SteveSchwarzman），还有高盛的劳埃德·布兰克芬。这些CEO们个个紧张万分。我还联系了蒂姆·盖特纳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考克斯。


    正文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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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事实上，在整个危机过程中，我一直与华尔街的CEO们保持着密切联系，我的团队也在不停地与全球各地的交易商、投资者和银行家沟通。要想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走到屏幕上的那些彭博社数据的背后去挖掘真相。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所面对的都是一些利益集团，但掌握市场实情是至关重要的。


    从那个早上开始，我们就进入了高速运转的状态。我们的首席法律顾问鲍勃·霍伊特要求他的法律部团队开始查阅规章法令和历史案例，看一看财政部（或其他部门）有什么样的权力可以用来对付市场紧急状况。那个夏天的早些时候我已经要求鲍勃·斯蒂尔开始为住房抵押贷款的问题设计解决方案，尽管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影响将变得那样广泛。现在我要求他加快进度。在一个漫长的周末之后，我和鲍勃于星期一向总统详细汇报了当前的问题，并决定在劳工节之前拿出一个行动方案。


    从我所了解到的情况可以明显看出，市场已经陷入了衰退。那个星期五，刚刚在7月中旬首次突破14000点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重挫近400点，创造了5年来的第2大单日跌幅。我能够感觉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现在回想起来，爆发于2007年8月的这场危机实际上蓄势已久。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差异导致了分析师们所说的“不平衡”，而正是这种失衡制造了大规模、不稳定的跨境资本流动。简言之，我们是在以一种入不敷出的方式生活着——靠的是借来的钱和借来的时间。


    美国经济的危险被一种史无前例的房市繁荣掩盖了，这种繁荣部分上是由低利率创造的，而正是这种低利率帮助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科技泡沫破裂和“9·11”袭击之后的低谷中走了出来。房市泡沫的源头是次级信贷的膨胀，信用等级较差（或者说“次级”）的借款人获得了更多的贷款，将房屋拥有率推高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水平。到我在2006年7月就职财政部长的时候，足足有69%的美国家庭拥有了自己的住宅，1994年时这个数字还是64%。次级贷款在新增房贷中的比例也从1994年的5%上升到了2006年7月的20%。


    长期以来，鼓励高房屋拥有率一直是美国国内政策的根本——对民主党和共和党来说都是如此。人们普遍相信，拥有房屋有助于人们创造财富，能够稳定社区，创造就业岗位，刺激经济增长。


    但是，让正确的人住进正确的房子同样非常重要：购房者要有办法为他们所购买的房子买单，而贷款人要确保购房人会这样做。当繁荣转变为泡沫，这条纪律被抛在了脑后。太多太多的房子是以很低的首付甚或零首付购买的，往往是带有投机目的，或是寄希望于房价会持续上涨。太多太多的房贷是欺诈性的。四处觅食的放贷者和肆无忌惮的经纪商们将越来越复杂的房贷产品推销给天真的购房者，不合格的申请人也能靠谎言来获得他们根本买不起的房子。对于这种乱象，监管者们或者没有看到，或者没能阻止。所有的泡沫都与投机行为、过度举债和冒险、疏忽大意、透明度的缺乏和彻头彻尾的欺诈有关，但说到泡沫破裂的震撼程度，很少有几次能与这一次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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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到2006年第四季度，房市开始回落。美国次级房贷的违约率直线上升，引发了一波丧失抵押房屋赎回权的大潮，也令次贷放贷人损失惨重。2007年2月7日，世界第三大银行，总部位于伦敦的汇丰集团宣布为其持有的美国次贷产品计提106亿美元的坏账准备。同日，美国第二大次贷放贷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布2006年第四季度预计出现亏损。2007年4月2日，该公司倒闭。两星期之后，美国最大的储蓄贷款银行华盛顿互助银行承认，它的2170亿美元的贷款资产中有95%是次级贷款，2007年一季度的利润同比下降21%。


    房市，特别是在次级领域，很明显进入了激烈的调整。但危害的范围会有多么大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鲍勃·斯蒂尔组织了各部门间的一系列会议，详细审查了新屋开工率、房屋销售情况和抵押房屋赎回权丧失率。财政部和联储的经济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丧失抵押房屋赎回权的问题将愈演愈烈，直到在2008年达到顶峰。在总共5500万笔总额达13万亿美元的住宅抵押贷款中，有13%或者说700万笔属于次级贷款，总计约13万亿美元。在我们所设想的一种最坏的情况下，可能有1/4会成为坏账，也就是3000亿美元左右。考虑到丧失赎回权的房屋的出售收入，实际损失要小得多。这会给那些受到影响的人带来巨大的痛苦，但在一个总量14万亿美元的多样化、健康的经济中，我们认为我们或许能够经受得住这样的损失。


    正文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3）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在2007年4月末在“百人会”（Committeeof100，一个以促进中美关系为宗旨的组织）面前的一次讲话中表示，次级房贷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可控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我又多次在公开场合重申这种观点。


    当然，今天来看，我可以扇自己一个耳光。我们真是大错特错。与我们持同样观点的也不在少数：在7月中旬，本·伯南克在国会前作证的时候还说，次贷损失预计将达到500亿~1000亿美元。（到2008年早期，次贷损失估计已经达到了2500亿美元。）


    我们为什么会犯这样大的错误？因为我们忽视了最近一段时间所发生的那些住房抵押贷款的恶劣质量，而且我们相信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次级房贷领域。2005~2007年间的次级浮动利率住宅抵押贷款（ARMs）的违约率远高于以往任何时候。ARMs的规模占次贷总量的一半，占全部住宅抵押贷款的65%，但它们在丧失抵押房屋赎回权的案例中占据50%。更糟糕的是，问题爆发的速度也比过去快得多。有些时候，借款人连第一期还款都还不上。


    房主们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借款人开始做过去不可想象的事情：当他们发现自己“下了水”，也就是说他们的借款余额超过了他们的房屋的价值，他们就不再还款。在首付款很少或干脆为零，而房价又急剧下跌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是很容易发生的。因为这些房主无所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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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房市的下滑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它甚至有可能导致一次衰退——尽管我怀疑这样的衰退会不会像我们稍后将会经历的那场衰退一样严重和持久。但有一件事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后来却给了我们刻骨铭心的教训：那就是住宅抵押贷款的产生和销售方式的变化在当今的新型金融系统中已经令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受到的潜在威胁急剧放大。它将这些企业、整个金融系统以及我们所有的人都置于了可怕的危险境地。


    这些变化是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发生的。传统上，美国的储蓄贷款机构和商业银行是住宅抵押贷款的放贷人，它们将每一笔贷款都保留在账上，直到它们被偿清或到期。它们会严密监控这些资产的信用风险，它们赚取的是这些贷款的利息收入和资金（一般都是短期性资金）成本之间的息差。


    但这种“发起并持有”的模式随着证券化时代的到来而发生了变化，证券化是由美国政府国家抵押贷款协会（USGovernmentNationalMortgageAssociation）于20世纪70年代发明的一种金融技术，允许贷款人将一笔笔个别贷款打包组合为一整个贷款篮子，形成一种证券，然后对外出售这种证券的权益。一种新的“发起并分销”模式使银行和专业化贷款机构得以将房贷证券出售给各种各样不同的买家，可能是其他银行，也可能是像养老基金这样的机构投资者。


    证券化在20世纪80年代大行其道，扩展到了像信用卡应收款和车贷这样的其他资产类型。到2006年末，住宅和商业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的总余额已经从2002年的42万亿美元上升到了66万亿美元。


    理论上说，这完全是件好事。银行可以通过打包出售贷款资产而赚取费用，如果它们仍想保留房贷资产，它们可以自行持有房贷，或通过购买其他人发行的MBS来实现房贷资产的地域分散化。养老基金和其他投资者可以购买那些现金流和风险特征符合它们的特定要求的证券化产品。这些从美国银行流向世界各地投资者的证券化产品扮演了一个缓冲器的角色，因为它们将风险分散到了银行系统之外。


    但这种模式也有不利的一面。随着这些结构性的产品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至于就连老练的投资者们都难以理解，市场变得晦暗不清了。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debtobligations），或者说CDOs，将住宅抵押贷款和其他债务工具分割为越来越稀奇古怪的不同成分，或曰“层级”（tranches），不同层级的偿付方式和风险特征各不相同。没过多久，金融工程师们又创造出了CDOs的CDOs——又称CDOs平方（CDOssquared）。


    正文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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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投资者们没有能力像传统贷款机构那样对这些证券背后的那些贷款的信用质量作出评估，只好依赖于评级机构来对这些结构性的产品作出评级——而这些评级机构只会作整体的统计学分析，而不是详细地研究每一个借款人。由于投资者们一般来说喜欢评级较高的证券，CDOs的设计者们有时候会求助于那些所谓的债券保险公司（monolineinsurancecompanies），由它们为这些CDOs产品的信用度作出有偿担保，而这些产品有很多正是由次级贷款组合而成的。为了寻求保障，精明的投资者们往往还会从美国国际集团（AIG）这类财大气粗的金融企业那里为他们所持有的CDOs和其他抵押贷款支持类产品购买信用违约掉期合约。


    随着金融企业争先恐后地用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来喂养它们的赚钱机器，贷款的标准大大降低了。拼命放贷的冲动，再加上借贷双方之间那种传统审慎关系的断绝，成了致命的陷阱。从选择性浮动利率抵押贷款（optionadjustableratemortgages）到“无收入、无工作、无资产”贷款（即所谓“忍者”贷款），问题重重的新贷款产品层出不穷。在2006年末，所有新增住宅抵押贷款中有20%属于次级；到2007年，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了50%。


    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系统杠杆水平的快速提高和许多金融机构为追求利润而规避法定资本限制的行为又是火上浇油。过分使用杠杆几乎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现象。


    这种杠杆并非仅限于与住宅抵押贷款相关的证券。可以说，我们正处于一场全面的金融泡沫之中。银行和投行正在为规模空前的杠杆收购交易提供资金，贷款条件也越来越宽松。“低门槛”（covenantlite）贷款也出现了，银行放松了条款限制，就为了让私募股权投资公司这一类借款人拥有更大的还款灵活性。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2007年6月26日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举行的一场有诸多华尔街大银行首脑参加的晚宴。所有人都对市场中的过度冒险行为表示担忧，也都惊诧于证券承销标准的降低。银行家们对他们在竞争压力下被迫推出的低门槛贷款和过桥贷款牢骚满腹。


    我记得摩根大通的董事长兼CEO杰米·戴蒙当时说，这类主要提供给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的贷款毫无意义，他的银行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劳埃德·布兰克芬也说高盛不会再进行这种交易。而著名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黑石公司的CEO史蒂夫·施瓦茨曼也承认他所得到的条件实在太过优惠，他没有理由拒绝诱人的钞票。


    花旗集团CEO查克·普林斯（ChuckPrince）问了一个问题：在这样的竞争压力下，监管者们是不是根本没有办法来阻止某些过分冒险的行为。实际上他问的是：“你们就不能做点什么来约束我们不要冒这些风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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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那之后不久，普林斯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只要音乐还没停，你就要站起来继续跳舞。”


    回想起来，那是一个时代的结束。音乐很快就会停止。晚宴中的两个CEO——普林斯和贝尔斯登的吉米·凯恩（JimmyCayne），很快就会下台，他们的公司也将陷入困境。


    在好时光中，杠杆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在形势变坏的时候，杠杆也很容易将损失放大。随着房价的下跌，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数十亿美元的对冲基金成了最早的牺牲品之一，因为它们对房贷类证券的杠杆投资损失惨重。到7月末，两只基金均已覆灭。


    美国内外，坏消息接踵而至。惊慌失措的投资者们开始躲避特定种类的房贷类证券，导致流动性干涸，给各类投资工具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比如已经变得臭名昭著的所谓结构性投资工具（structuredinvestmentvehicle），或曰SIVs。为了便于开展房贷或其他业务，同时将资本金要求最小化，有许多银行设立了SIVs，因为SIVs的资产可以不必进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这些机构在短期资金市场大举借债，用以购买CDOs之类的一般来说期限更长、评级较高的结构性债务类证券。在融资过程中，这些SIVs通常会发行短期商业票据，出售给银行系统之外的投资者。这种票据由SIVs所持有的资产作为担保，尽管SIVs常常被设计为独立实体，不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之列，但为了让这些所谓的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ssetbackedcommercialpaper，ABCP）的买家们放心，某些SIVs仍然与银行保持着潜在的信用支持关系。


    正文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5）


    用短期借款来投资于像房地产这样的低流动性资产的做法向来就是灾难的导火索，正如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储贷危机一样。但到2007年的时候，数十家SIVs所持有的资产已达4000亿美元左右，都是用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于无形的短期资金购买的。而且，这些资金也确实消失于无形了——因为投资者们拒绝再延展贷款，即使这些贷款看似有足额的资产担保。像花旗这样的躲在SIVs背后的银行现在遭了殃，恰恰就在它们疲于应对流动性枯竭的危局之时，它们又遭受了资本耗竭的沉重压力。


    发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的并非只有SIVs。其他一些投资于债券产品的机构也依赖于这个市场——比如许多缺乏像商业银行那样的零售存款来源的专业性房贷机构。它们都是一种所谓影子银行市场的一部分，这个市场成长相当快，而且脱离了监管者的视线。到2007年，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的余额已达到12万亿美元左右。


    这些票据发行人在养老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之中找到了许多心甘情愿的买家，因为这些机构都急于赚取比美国国债这一类最安全的产品稍稍高一点的收益率。但是，当贝尔斯登的对冲基金垮台，而且房贷类证券被评级机构调低了评级，ABCP背后的支持资产看起来已经不再那么安全。投资者们停止了购买，这对那些拥有长期低流动性证券的投资基金来说不啻为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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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2007年7月末，当德国的一家专注于向中型工业企业提供贷款的德国工业银行（IKBDeutscheIndustriebank）所设立的一个SIV无力再延展它的商业票据时，这一问题暴露无遗。德国政府出手干预，组织了一次由银行牵头的达35亿欧元（48亿美元）的救援行动。当我们发现以LIBOR为基础的融资市场日渐收紧，我们开始怀疑欧洲银行的境况是否像它们所宣称的那样良好。


    8月6日，随着一家中型房贷机构美国住宅抵押贷款投资公司（AmericanHomeMortgageInvestmentCorporation）因无力卖掉它的商业票据而申请破产，世人的注意力又回到了美国。市场变得越来越躁动不安。当房贷类票据急剧贬值（ABX指数中的这个3A级部分在7月末已经贬值到了面值的45%），当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再也找不到买家，证券化业务慢慢萎缩，就在同一时间，银行也开始彼此惜贷，推高了LIBOR贷款利率。


    部分问题出在这些影子银行市场的特征上：无论是SIV、CDO还是CDO平方，透明度的缺乏使投资者们很难判断这些产品的价值。SIV所持有的4000亿美元的资产或许只有1/3与房贷有关，但投资者们根本没法知道他们所投资的那个SIV到底拥有些什么样的资产。


    正如鲍勃·斯蒂尔的那句精辟的评价，这就是金融版的疯牛病：或许只有一小部分牛肉被感染了，但这种病太过可怕，乃至于消费者们开始躲避所有的牛肉。同理，投资者们会躲避一切他们认为已经中了房贷票据之毒的东西。从实务角度上说，这意味着就连那些非常可靠的借款人（比如匹兹堡儿童医院或是新泽西收费公路管理局）也会发现它们往常的融资渠道已经断绝。


    不管欧洲中央银行和美联储做何努力，市场一直在无情地愈收愈紧。8月15日，美国最大的住宅抵押贷款放贷机构国民金融公司（CountrywideFinancialCorporation）也陷入了麻烦。这家公司的融资靠的也是一个隐晦难懂的市场——回购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它的借款实际上是有担保的。但突然之间，它的交易伙伴们开始躲避它。次日，公司宣布115亿美元的银行备用信贷即将耗尽，顿时令市场惶恐不安。一星期之后，美国银行向国民金融公司投资20亿美元，换取了相当于公司16%股权的可转换优先股。（美国银行将于2008年1月同意买下国民金融公司。）


    8月17日，面对市场的困境，美联储将贴现率调低05个百分点，降至575%，以应对信贷收紧给经济带来的下行风险。作为一个临时性调整，美联储还宣布将银行借款期限的上限调整为30天，而不是通常的1天，直到美联储认为市场流动性已经改善。


    正文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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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投资者们对那些令他们紧张的产品避之唯恐不及（乃至将30天ABCP的当期收益率从7月中旬的528%一路推高到了6%），并开始购入中长期美国国债——地球上最安全的产品。这种典型的“逃向安全资产”（flighttoquality）的现象几乎导致8月21日的4星期短期国债产品遭遇流拍，因为对政府债券的庞大需求令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变得太过令人迷惑，乃至于一些经销商为了避免损失而停止了竞价，真可谓是一种讽刺。由于这次拍卖的竞标者太少，收益率暴涨，尽管实际市场需求是相当大的。财政部债务管理办公室主任卡尔锡克·拉马纳坦不得不向全球投资者们保证，问题的起因是需求量过大，而不是需求不足。最终，财政部以475%的贴现率卖掉了320亿美元的4星期国债，足足比前一日的收盘收益率高了接近2个百分点。


    次日一早，本·伯南克和我应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多德的要求向他通报了市场的状况。似乎是为了他的总统竞选作秀，多德才提出了这一请求。我还是华盛顿的新人，对这一要求有些反感，我对政府资助企业的改革在那一年中的迟滞也感到不快。


    本和我前往多德在拉塞尔参议院办公大楼（RussellSenateOfficeBuilding）的办公室，与他讨论了市场状况和住房危机。和蔼可亲的多德当时很友好，但事后却在记者面前批评了我，质疑我是否真的明白次贷问题的重要性。


    事实上，我对房贷市场的关注程度要超过这位参议员的想象。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住房问题已经与金融系统交织在了一起，一场远比现在要可怕的危机正在酝酿之中。房市的问题纠正得越快，信贷市场的稳定就越快。


    此前，总统已经鼓励我赶在国会在劳工节之后返回之前拿出一个解决房产赎回权丧失问题的计划。在8月31日，布什总统又面对面地叫我同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阿方索·杰克逊一起带头作出努力，找出那些困苦的房主，帮助他们留住他们的主要居所。作为初始方案，我们宣布扩展联邦住房管理局（FederalHousingAdministration）的一项工程，还提出了一个旨在方便房贷重组的税率计划。


    联邦住房管理局的宗旨是尽可能地减少美国人因丧失房产赎回权而遭受的痛苦，同时又不能令那些投机者或是故意不履行还贷义务的人得到便宜。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阻止所有的赎回权丧失案例——毕竟美国每年平均有60万套房子丧失赎回权。但我们力求避免那种我们认为可以避免的情况，为此，我们需要帮助那些还愿意继续供房，而且在某种方式的债务重组之后还有基本的经济能力继续供房的人。从操作上说，这意味着与某些持有次级浮动利率房贷的房主们合作，他们是有能力负担初始的低利率水平的，只是第一次利率重设抬高了利率，将月供金额提高到了一个他们负担不起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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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复杂的是，我们发现有许多借款人丧失房屋赎回权都是出于一个令人吃惊却又非常简单的原因，那就是他们没有与他们的贷款人沟通。事实上，在住宅抵押贷款被证券化之后，唯一与借款人有沟通的就是那些住宅抵押贷款服务商，也就是负责收集和处理还款的机构。由于害怕丧失房屋赎回权，逾期未还的借款人之中平均只有2%~5%会对服务商们的通知函作出回应，而那些作出回应的人又很难找到正确的人来帮助他们。服务商们无法应付大批借款人重组贷款的要求。


    另外，证券化机制也阻碍了房贷的及时重组：因为房主们不再是与一个单一的贷款人打交道。他们的借款已经被切成一个个碎片，分别出售给了世界各地的投资人，令重组程序难上加难。


    我要求我的特别助理尼尔·卡什卡里负责解决房屋赎回权丧失的问题。他立刻安排了一系列的会议，包括与贷款人、次贷服务商、咨询机构以及像美国证券化论坛（AmericanSecuritizationForum）和住宅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MortgageBankersAssociation）这样的行业顾问机构的会议，目的在于促进各方的沟通，协调各方的行动，以避免那些可以避免的丧失房屋赎回权的悲剧。我对我的团队说，我不希望听到有任何一个完全可以通过债务重组而被拯救的家庭丧失了房屋的赎回权。


    正文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7）


    10月10日，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和财政部公布了尼尔的工作成果：希望联盟（HOPENowAlliance）宣告成立，旨在向困境中的借款人伸出援助之手，鼓励他们与顾问和贷款服务商们合作解决问题。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却从未有人尝试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计划并不需要政府的任何资助。


    我们有一种泰山压顶般的紧迫感。情况已经非常糟糕，但我们知道形势还会继续恶化。根据我们的测算，从2008到2010年，将有大约180万笔次级浮动利率住宅抵押贷款将重设利率。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尼尔与美国证券化论坛和大型贷款机构合作以加速贷款的重组。令人吃惊的是，服务商们却声称贷款的重新安排并不是关键问题。有许多借款人是受其他情况的影响而丧失房屋赎回权的，许多人还背负着过多的其他债务，例如车贷和信用卡账单。当财政部的首席经济学家菲尔·斯瓦戈详细审查了贷款的情况，他发现贷款本身往往并不是丧失房屋赎回权的唯一原因。正如他本人所说：“有太多的借款人并不是拿到了错误的房贷，而是住进了错误的房子。”


    但贷款的重新安排依然是一大要务，我们敦促房贷行业加速进行贷款重组。考虑到问题房贷的庞大数量，贷款机构不可能再一笔一笔地单独处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简洁高效的解决方案。很早就觉察到了赎回权丧失问题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董事长希拉·贝尔提议冻结利率浮动。在财政部联合希望联盟和美国证券化论坛制定出了可行的方案之后，我于2007年12月6日宣布，在我们的努力之下，将在2008和2009年重设利率的次级贷款之中有多达2/3可以通过再融资或重组的方式快捷地转化为借款人负担得起的新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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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我的声明只是当天白宫的一个发布会的一部分，在那次发布会上，布什总统也公布了一个计划，宣布将那些有条件留住房子的房主的贷款利率冻结5年。总统还解释了我们的服务扩大计划，尽管也犯了一点小错误：在公布咨询热线时，他把“1-888-995-HOPE”说成了“1-800-995-HOPE”。后来才知道，后面这个号码属于得克萨斯州的一家基督教家教材料供应商。


    尽管这个开端不那么吉利，但确实有很多人通过拨打热线电话而得到了帮助，保住了他们的房子。但是，就在我们为利率重设问题大费一番周折之后，利率却不再是个问题，因为美联储开始大举降息。到2008年1月末，联储已经将联邦基金利率从2007年8月中旬时的525%砍到了3%。


    希望联盟受到了各方政治人士的批评。保守主义者不喜欢拯救房主这个概念，尽管希望联盟并不动用公共资金。许多民主党人和支持提振房市的人又抱怨说我们做得还不够，但很多（来自立法者的）抱怨只是做做姿态罢了——直到2008年末，国会也没有对斥资预防房屋赎回权丧失现象的计划给予任何支持。


    希望联盟并不完美，但我却把它视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成就。政府行为至关重要，因为即使是为数不多的丧失房屋赎回权的悲剧也会令整个社区一蹶不振，贬低仍在供房的那些房主们的房产价值，毁掉就业机会，引发一股下行旋涡。希望联盟工程帮助非常多的房主修改了贷款条件或通过再融资而转换成了固定利率贷款——单在2008年的最后3个月就有70万人之多，其中有超过一半是次级借款人。随着希望联盟的壮大，它囊括了手中掌握着90%的次级房贷的大批房贷服务商。


    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我们无力帮助那些有更严重的经济问题的人——比如失业者。随着信贷危机的延续，我开始担心消费信贷的放缓有可能引发一场全面的衰退。由于对8月份的信贷风波心有余悸的投资者们不再购买资产支持商业票据，人们更难获得各种各样的贷款——包括信用卡、汽车贷款或教育贷款。银行在被迫将从前通过资产支持票据融资的那些贷款放到资产负债表上之后，突然之间开始吝啬于发放新的贷款。


    在2007年的整个秋季，市场始终风声鹤唳，前景难料。9月中旬，英国房贷机构北岩银行（NorthernRock）向英格兰银行寻求紧急救援，激发了挤兑风潮。那时候，我刚巧已经安排好了几天之后的一次英法之旅。9月16日，我首先飞往巴黎会见了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和他的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我注意到，这位法国领导人是从政治角度看待金融市场的。在他看来，政治领袖应该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恢复公众的信心——而且，他把罪过都推到了评级机构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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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正文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8）


    我不敢苟同。“评级机构确实犯了很多错误，”我告诉萨科齐，“但很难说这一切都应该归咎于他们。”


    不过我也必须承认萨科齐的正确之处：他意识到了公众越来越强烈的不满情绪，知道政府需要采取积极的行动来安抚大众。而且，评级机构确实需要改革。


    总的来说，我所看到的法国总统是一个迷人而又极富幽默感的人。他拿许多曾经为政府工作的高盛领导人开起了玩笑，还说或许几年之后他也应该去高盛找份工作。我很想知道今天的他是怎么想的。


    ***


    在整个夏天，美国大型银行的隐性杠杆所蕴藏的风险令我越来越担心。尽管像SIV这样的实体表面上不在资产负债表之列，但银行往往会通过备用信贷支持等方式与它们保持联系。在遭遇融资困境的时候，SIVs将被迫求助于它们的发起银行，或是廉价甩卖它们所持有的资产，这会大面积地伤害各种各样的市场参与者。


    我要求鲍勃·斯蒂尔、托尼·瑞安和卡尔锡克·拉马纳坦为私人部门拿出一个解决方案。他们所提交的计划就是我们所说的超级流动性增级管道（MasterLiquidityEnhancementConduit），简称MLEC。（这个名字有点拗口，所以媒体干脆称之为超级SIV。）


    原理非常简单。私人银行要建立一个投资基金，从SIVs那里购买评级高但流动性低的资产。凭借最大型银行的明确支持和财政部的鼓励，MLEC可以通过发行商业票据而融资。有了安稳的融资渠道可用于持有长期性证券，MLEC就可以阻止恐慌性的抛售，帮助市场回归更合理的价格，令现存的SIVs得以有条不紊地停业清算（winddown），继而恢复短期市场的流动性。我们只需将每一个人动员起来。


    行业领袖们对这个计划的反应不尽相同。最终，在2007年10月15日，也就是在首次聚首之后的一个月，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宣布由它们和其他一些银行联手投入不低于750亿美元建立MLEC。但这一宣言却遭遇了媒体的质疑。批评者们预言这个计划永远也没法顺利实施，结果证明，他们是对的。银行依旧各自为战地处理自己的问题资产，要么把它们放入资产负债表，要么把它们卖掉。


    坏消息堆积如山。一个接一个的银行公布了第3季度的惨淡业绩，宣布了数十亿美元的资产减值、亏损或是利润的大幅降低，对第4季度作出了令人绝望的预测。在美国，美林是第一个遭受冲击的大银行。10月24日，美林宣布了史无前例的季度亏损——23亿美元，不到1星期之后，CEO斯坦利·奥尼尔引咎辞职。接下来是花旗银行。11月4日，花旗宣布继上个月的59亿美元的资产减值之后，本月可能再度面临110亿美元的资产减值，查克·普林斯随即默然下台。（到2007年末，约翰·塞恩将接替奥尼尔，维克拉姆·潘迪特则接替了普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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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次日，也就是11月5日，惠誉评级（FitchRatings）宣布公司正在审查3A级债券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这导致市场开始担心由这些公司承保的价值超过2万亿美元的证券（有许多以住宅抵押贷款为支持）会遭遇一波降级风潮。假如资产背后的保险不再可靠，那么银行就必然会因为减计这些资产的价值而遭受损失。随着交易者们押注于美联储会进一步猛烈降息的预期，美元贬值，欧元和英镑则创下了新高。


    从危机开始的那一天，我就寄希望于银行能通过融资来增强自身在困难时期的防御力，许多银行也采纳了我的建议，开始增发股票并寻找海外投资者。10月份，贝尔斯登与中国的国有投资公司中信证券达成了协议，约定两家公司相互向对方投资10亿美元。这将令中信证券掌握贝尔斯登6%的权益，并赋予它继续增持39%的期权。12月份，摩根士丹利以50亿美元的价格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售了99%的权益，美林则宣布向新加坡国有企业淡马锡控股（TemasekHoldings）出售价值44亿美元的股权，外加追加购买6亿美元股票的期权。


    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克己自治。10月份，雷曼兄弟和美国银行以惊人的171亿美元债务融资加上46亿美元过桥股权融资收购了阿齐斯通-史密斯信托公司（Archstone-SmithTrust），一家全国性的公寓楼物业投资和运营商。


    正文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9）


    就在这笔虚华的大交易宣告完成的同时，整个经济却在一步步滑向低谷。能源价格一飞冲天，油价逼近每桶100美元的大关，消费者信心与新房销售率和房价一样节节下滑。美国，这台长久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正在耗尽能量。不稳定性将市场完全摧毁了：在11月1日至11月7日之间，道琼斯指数先是下跌362点，5天之后又上涨117点，继而又在最后一天下挫361点，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元的疲软。到11月中旬，美元相对欧元的价值已经比上一年下跌了14%，达到了1欧元兑146美元的水平。


    世界各地的许多人都将这场危机归罪于美国——特别归罪于“盎格鲁-美利坚式”的资本主义。那个月，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和我分别飞往南非开普敦参加了二十国集团（G-20）会议，我们只有一个目的：提振人们对美国的信心。会议在这个时候召开真是恰逢其时。二十国集团G-20的重要性正在日益提升，因为它既包含发达国家，也包含像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的新兴国家。对于这些占据了全球GDP的近75%的国家，我们可以面对面地沟通并打消它们的疑虑。


    在会议中，本和我不厌其烦地向其他国家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重申了我们对振兴美国经济和美元的决心。同时，我也想澄清一件事：主要问题并不在于美元，而在于整个金融系统——席卷全球的“去杠杆化”进程以及它给我们的经济造成的威胁也使金融系统背负了沉重的压力。我强调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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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在我离开开普敦之前，我有幸在我的宾馆房间里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共进了早餐，他是我的老朋友，一个迷人、直率的人和坚定的改革者。二十国集团峰会代表们都住在开普敦郊外的一处叫做旺多姆酒店（H


    正文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10）


    同时，随着银行越来越不愿意彼此贷款，信贷市场一直在残酷地收紧。一个反映银行之间信心程度的关键指标LIBOR-OIS息差（衡量的是银行间资金拆借的利率水平）开始急剧放大。传统上，这个数字应该维持在10个基点左右，也就是01个百分点。但LIBOR-OIS息差在8月9日一跃升至40个基点，9月中旬时更是攀升到了954个基点之高，直到10月31日才收缩到了略低于43个基点的水平。此后，由于预料到各大银行将在巨额亏损之下被迫抛售资产来改善流动性，市场再度急剧收紧。到11月末，LIBOR-OIS息差已经突破了100个基点。


    面对银行间拆借利率的飙升，美联储在11月15日向银行系统注入了4725亿美元的临时准备金——这是美联储自“9·11”事件以来最大的一笔类似注资。在12月，美联储继续采取了一系列超常措施以提高市场的流动性。12月11日，美联储将贴现率和联邦基金利率双双下调25个基点，分别降至475%和425%。12日，美联储宣布已经与欧洲中央银行和瑞士国家银行建立了24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swaplines），目的是提高海外信贷市场上的美元供应。


    次日，美联储推出了定期拍卖工具（TermAuctionFacility，TAF），旨在以各种各样的抵押品为担保向存款机构提供28日至84日之间的短期贷款。与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类似计划联合启动的TAF是为了给银行提供除美联储贴现窗口之外的另一个选择，因为贴现窗口的使用一直带有一些不光彩的烙印：银行担心，如果它们直接从美联储借钱，它们的债主和客户就会认为它们碰到了麻烦。


    2007年12月17日的首个TAF拍掉了200亿美元的28日贷款；3天之后的第二个TAF又提供了200亿美元的35日贷款。银行对这些资金趋之若鹜，美联储在12月21日表示，只要有必要，拍卖就将继续下去。


    但是，这些对金融系统有帮助的措施并不能阻止整个经济的持续下滑。当白宫在感恩节之后第一次开始考虑税收刺激计划，我是反对这一想法的。对我来说，这样的刺激计划就如同往天空中撒钱，是一种漫无目的而又目光短浅的做法。但到2007年12月中旬的时候，美国经济很明显已经走投无路了。


    我并不是经济学家，但我善于与人沟通，判断时局。在与各方企业高管交谈过之后，我意识到金融服务上的问题已经扩散到了整个经济中。12月中旬，我从中国返回后就开始游历全美，力促建立希望联盟。我与地方官员、大小企业交流，也访问了那些丧失房屋赎回权的重灾区，包括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密苏里的堪萨斯城和加利福尼亚的斯托克顿。我在旅途之中给乔希·博尔滕打电话，请他告诉总统，美国经济已经开始显著衰退。很明显，我们必须有所行动，为了经济原因——也为了政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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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3

    2008年1月2日，我见到了总统，他让我去征寻国会、投资者和企业领袖们的意见，以便我们能在他从8天的海外之旅归来之后作出决策。我与总统已经沟通过多次，明白他想迅速行动起来，而且要两党团结行动，只要我们的计划能立即见效——而这几乎必然意味着向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这对共和党来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总统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主义者：他只想尽快见到成效。


    在1月中上旬，我给国会山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打了很多电话，一遍遍地解释说，为了制订一个及时、临时性、简单但却分量足够大的计划，两党方面均需作出妥协。我强调说，这次立法不应被用于推进任何一个党派的长远政策目标。共和党人可以勉强接受一项经济刺激计划，只要我们不去添加诸如提高失业保险这一类的条件，但民主党领袖们却认为我们只能通过失业保险和食物券这一类的传统方法来满足我们必须满足的那些需求。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我们能够保持平衡，很渴望达成一项协议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会去控制她的阵营中的那些最自由主义的成员。


    1月18日，星期五，布什总统提出了他的一揽子支出计划，规模相当于GDP的1%，或者说1500亿美元左右，目的是用一次性的退税和旨在鼓励企业购买设备的减税政策来给经济“打一针强心剂”。为了声援总统的决定，我一整天都在接受采访。我知道，那个周末和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们将把全部时间都用在与立法者们的谈判上。


    正文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11）


    下一周的星期二，我前往南希·佩洛西的会议室会见了这位众议长以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参议员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滕尼·霍耶（StenyHoyer）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约翰·伯纳。里德和麦康奈尔同意让众议院主导经济刺激计划，佩洛西也非常积极——在众议长的位子上度过了碌碌无为的第一个年头之后，她很明显渴望实现一个两党的共同成就。她放弃了对失业和食物福利的要求，换取了几乎每一个人（无论他们是否缴纳所得税）都能享受到的退税政策。


    每况愈下的金融市场和日益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让我们不敢有丝毫懈怠。经济形势的恶化促使美联储在1月22日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75个基点，降至35%，这是非常罕见的举动，因为这发生在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例行会议的间歇期中。（在1月30日的例行会议上，公开市场委员会将再度决定降息50个基点。）


    1月24日，就在我首次前往国会山斡旋仅仅两天之后，佩洛西、伯纳和我宣布了我们的初步协议：施行150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其中以针对约117亿个美国家庭的1000亿美元退税计划为核心。以收入水平为依据，这一计划将让特定家庭获益1200美元之多，外加对每一个孩子的300美元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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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4

    由于这一计划是两党妥协的结果，我不得不勉强接受了几个我不喜欢的条件，包括将房利美和房地美在高成本地区的贷款额上限从417000美元提高到729750美元。但是，这一刺激计划仍不啻为一个巨大的政治和立法成就，在提案以惊人的速度在两星期内通过了参众两院的表决之后，布什总统在2月13日即签署生效。国税局和财政部的金融管理服务局（FinancialManagementService）也完成了起初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壮举：它们在7月份之前就处理完了所有的退税支票。在一个无比紧张的税季中，有些支票在4月末便早早发出。


    我希望这一刺激计划能解决许多经济问题。我相信我们正在经历一场V字型的衰退，美国经济应该能在2008年中期见底。


    市场的困境明显是全球性的。在七国集团（G-7）的秋季华盛顿会议上，我开始对欧洲银行的状况提出质疑；它们使用的是一种比美国银行更为宽松的会计方法，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掩盖缺点的方法。2008年1月，包括国际事务代理副部长克莱·洛厄里在内的一组财政部官员前往欧洲考察了欧洲金融部门的情况。在访问了包括英国、法国、瑞士和德国在内的多个国家之后，他们发现财政部的怀疑是正确的：欧洲银行的状况并不像官员们所宣称的那样好。


    2月17日，就在布什总统签署经济刺激法案几天之后，英国财政大臣阿里斯泰尔·达林宣布英国政府将把北岩银行国有化。信贷危机已经将这个大型房贷机构推向了破产边缘。


    在美国，市场仍在持续下滑，深受油价、弱势美元和信贷紧缩之苦。在3月3日至3月7日的那个星期，道指下挫了近乎373点，报收11894点——远低于上一年10月份时的14000点。那个星期四，我前往加利福尼亚出席了旧金山湾区的一系列活动，包括3月7日在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院（StanfordInstituteforEconomicPolicyResearch）的一次讲话。我的讲话以美国房市状况为主题，我也解释了我们通过希望联盟和快捷贷款重组所作出的努力。我指出，超过100万笔住宅抵押贷款已经完成重组，其中有68万笔是次级贷款。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有人问我是否会考虑对房利美和房地美所发行的住宅抵押贷款支持债券进行担保。我回避了这个问题，简单地回答说这两个机构需要改革，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监管者。


    现场观众中包括前任财政部长劳瑞·萨默斯，在我讲话之前，他告诉我他一直在关注这两大政府资助企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他说。在根据公开数据作了一些研究之后，他开始相信这两家公司可能需要巨额的资本。“它们就是两枚定时炸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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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4

    正文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12）


    尽管我对“两房”的担忧与劳瑞不谋而合，但在我看来，一个更为直接的问题是那些债券保险公司。它们已经成了信贷危机旋涡中的最新一个受到伤害的金融领域，而它们的麻烦会危及各种各样的债务类产品。


    惠誉公司已经在1月份将第二大债券保险商安巴克金融集团（AmbacFinancialGroup）的评级下调到了AA级。这一举动令市场开始担心其他评级机构也会效而仿之，导致其他债券保险公司丧失它们的高评级。这意味着它们所承保的票据也面临着被降级的命运，包括地方政府所发行的低风险财政债券。一旦发债成本提高，美国的城市就可能被迫削减服务，推迟必要的民生工程。


    债券保险公司的麻烦还扩散到了另一个市场中——那就是拍卖利率债券（auctionratenotes），这是一种长期性、可变利率的证券，利率通过定期性的拍卖来决定。这个市场规模可观，略高于3000亿美元，主要由市政和其他公共部门用于发行债务，或是由封闭式共同基金用于发行优先股。


    绝大多数拍卖利率债券都会采用债券保险或其他形式的信用增级措施。但随着债券保险公司碰到麻烦，投资者纷纷逃离了拍卖利率市场，导致这个市场在2月份彻底冻结，因为有数百笔拍卖因缺乏买家而流拍。通常来说，出售这类证券的经纪公司会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入市买入，但现在它们自己也麻烦缠身，没有心思再去做市。


    尽管债券保险公司并没有联邦级的监管单位，但大多数大型的债券保险公司都在纽约州保险业主管埃里克·迪纳罗（EricDinallo）的管辖之下。他已经开始设计救援计划，我要求托尼·瑞安和鲍勃·斯蒂尔想办法助他一臂之力。纽约州州长埃利奥特·斯皮策（EliotSpitzer）也参与了进来，2月14日，他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前就债券保险公司的问题作了证。


    我在斯皮策州长担任纽约州总检察长的时候就认识了他。他在2月19日和20日给我打了电话，讨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3月8日，我在于华盛顿特区万丽酒店（RenaissanceWashingtonDCHotel）举行的烧烤俱乐部（GridironClub）年度晚宴上见到了他。


    这一首都政界精英的盛会吸引了大约600人，包括国务卿康蒂·赖斯和其他一些内阁成员。布什总统穿上了他的白色蝴蝶结燕尾服，戴了一顶牛仔帽，还献唱了一曲以纪念他总统任期之内的最后一次烧烤俱乐部晚宴。


    埃利奥特走过来与温迪和我交谈，我们也很高兴有机会与他聊天。温迪是在她的环保活动中认识他的。他很友好，悠闲自得，当他与我谈起债券保险公司的事并为了鲍勃·斯蒂尔的帮助而向我致谢时，他的样子看起来棒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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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4

    现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斯皮策当时一定已经知道他的名字将在几天之后出现在淫媒集团的客户名单上，他的事业也将走到尽头。但在那个晚上，他潇洒得似乎无所牵挂。


    正文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1）


    第五章贝尔斯登的困境


    我在华尔街的多年经验已经让我领悟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金融机构要死的时候，它们会死得非常快。


    如果贝尔斯登的问题只是它自身的问题，我们或许已经任由它灭亡。但我们知道，贝尔斯登的失败将让其他有类似麻烦的金融机构的命运也画上问号。


    在整个过程中，市场始终在试探我们的底牌。客户和交易伙伴准备逃离；如果我们无所作为，贝尔斯登将要土崩瓦解。


    ■2008年3月13日，星期四


    对于3月13日那个星期四的早晨在国家记者俱乐部的那次演讲，我其实并不期待。


    我的目的是公布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对金融危机的一项研究成果，并就房贷的产生和证券化、信用评级机构和诸如信用违约掉期之类的场外衍生品等各个领域提出政策建议。我们自2007年8月份以来一直在与巴塞尔的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StabilityForum）紧密合作，认真地研究这些问题。金融稳定论坛计划在4月份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上公布它的对策。


    但演讲的时机实在是糟糕。在眼前的危机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妄谈防范未来危机的措施，似乎为时尚早。尽管我很想取消那次演讲，但我担心一旦演讲取消，市场将会嗅到血腥味道。


    那一天，我心不在焉地匆匆完成了我的简评，迫不及待地想回到我的办公室。我们刚刚度过了一个艰难的星期。市场状况急转直下，不断下跌的房价继续拖累着房贷类证券的价值，引发了更多的损失和大范围的保证金短缺。金融股一蹶不振，CDS息差（也就是防范投资银行的债券发生违约和降级事件的保险成本）创下了新高。银行不愿彼此拆借。在上一个周末，巴塞尔刚刚举行了一次银行业大会，蒂姆·盖特纳告诉我，欧洲的官员们都担心危机正在加剧。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印证了我从许多欧洲银行家那里了解到的情况。


    压力最大的公司是贝尔斯登。从3月3日那个星期一到3月10日的下一个星期一，贝尔斯登的股价从7732美元下跌至623美元，而它的每1000万美元债券的保险成本则从316000美元飙升到619000美元，几乎翻倍。其他投资银行的日子也不好过。同一时期内，同样重仓持有住宅抵押贷款和不动产的倒数第二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目睹它的债券的CDS价格从228000美元上升到了398000美元。就在一年以前，这两家投行的CDS价格还只是现在的一个零头——大约35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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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4

    在我发表讲话之前的那个星期二，美联储动用了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定期证券借贷工具（TermSecuritiesLendingFacility，TSLF）。根据这一计划，联储可以以联邦政府机构债和3A级房贷支持证券为抵押，将价值2000亿美元之多的国债借给银行，银行继而可以以这些国债为担保进行融资。至关重要的是，美联储将贷款期限从1天延长到了28天，而且这一工具不仅仅适用于商业银行，而是向所有的政府债券一级经销商开放——包括承销财政债券的大投资银行。


    我对美联储的决策感到欣慰，因为这将使银行和投行得以依靠原本没人愿意购买的证券借到钱。我也希望这一大胆的举措能够使市场平静下来。但事实恰恰相反。在市场草木皆兵的恐慌情绪下，有些人反而认定这一举动验证了他们最大的担心：形势一定已经变得非常严峻，才让美联储被迫使出了这样史无前例的手段。


    星期四，爆出嫖娼丑闻的埃利奥特·斯皮策在经历了两天两夜的新闻轰炸之后，宣布辞去纽约州州长一职，这让大多数美国人的注意力暂时脱离了金融市场的动荡。我知道华尔街的很多人都对斯皮策的下场拍手相庆，但我只有一种震惊和悲哀的感觉。不久之前烧烤晚宴上的那个看起来无忧无虑的斯皮策似乎已经成了永远的过去。


    正文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2）


    我公务缠身，无暇细想斯皮策的不幸。我不仅要准备我自己的讲话，还要帮布什总统准备他的一次演讲。他的演讲安排在星期五，地点是纽约的经济俱乐部（EconomicClub）。总统希望借此机会表达政府的坚定决心，提振国人的信心。对于讲话的内容，我们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达成了一致，除了一个关键点——我建议他不要说出我们“不会去救援谁”这样的字眼。


    总统说，“我们确实不会去救援谁，不是吗？”


    我告诉他我也认为不会，而且救援行动是我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


    但我补充说：“总统先生，问题在于整个系统太过脆弱，假如某个金融机构面临绝境，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会被迫做些什么。”


    ***


    星期四那天，当我于上午10点钟站在国家记者俱乐部的讲台上时，我心中非常明白，我们现在的金融系统在过度的杠杆和房市风暴的侵蚀之下已经无力再经受一次沉重的打击。


    面对满满一屋子不知疲倦的记者，我解释了危机的起因。我们都知道直接的导火索是低质量的次级贷款，但我指出，对于蔓延整个企业界和消费信贷市场的标准退化的现象来说，次贷仅仅是冰山的一角。多年来的经济繁荣和充裕的流动性致使投资者们开始盲目追求高收益，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都对各种各样的风险视若无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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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4

    对于如何更好地管理风险并抑制过度的复杂性，我们给出了很多建议，其中一条是，我们呼吁联邦和州政府当局加强对房贷机构的监管，包括对房贷经纪商制定全国性的行业准入标准。我们还建议改革信用评级程序，特别是对结构性产品的信用评级。我们呼吁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发行者们就他们对背后的支持资产所作的尽职调查作出更为详细的披露。我们还建议对场外衍生品市场作出一系列的全面改善。


    我结束演讲之后便匆匆赶回了财政部大楼。我刚刚踏进办公室，鲍勃·斯蒂尔便冲了进来。鲍勃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专业典范，几乎永远都是一副乐天派的样子。但那一天，他的表情异常冷峻。


    “我今天上午跟罗德金·科恩谈过，”他说。罗德金·科恩就是贝尔斯登的法律顾问，一个杰出的银行业律师。“贝尔斯登有流动性问题。我们正试着了解更多的情况。”


    没等鲍勃说完，我就知道贝尔斯登已经必死无疑。一旦流动性问题传了出去，贝尔斯登的客户们就会撤走资金，融资源泉就会瞬间蒸发。我在华尔街的多年经验已经让我领悟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金融机构要死的时候，它们会死得非常快。


    “一切将在几天内结束。”我说。


    我强力克制着惊惧，打起精神。不管我们要做些什么，我们都必须迅速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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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机看似是在一夜之间降临的，但贝尔斯登的困境却并不是什么意外。它是五大投资银行中最小的一个，排在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和雷曼兄弟之后。尽管贝尔斯登并没有像其他几个竞争者那样公布巨额的亏损，但它所持有的大量债券和住宅抵押贷款令它异常脆弱。早在上一个夏天，贝尔斯登便被迫关闭了两个大量投资于担保债务凭证的对冲基金，成为金融危机最早的征兆之一。自那以来，贝尔斯登更是每况愈下。


    尽管如此，我也知道贝尔斯登是一家争强好胜、特立独行的公司：1998年时，华尔街上唯有它拒绝帮助拯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贝尔斯登的人都是生存专家。他们似乎永远都有办法摆脱麻烦。


    在此前的几个月里，我和鲍勃·斯蒂尔一直在敦促贝尔斯登以及其他许多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通过融资来改善流动性状况。包括美林和摩根士丹利在内，有些银行已经从外国政府的主权财富基金之类的外部投资者那里融到了数十亿美元。贝尔斯登也与几个投资者谈过，但最终仅仅与中国的中信证券达成了双方相互投资10亿美元的协议。这一交易并不能满足贝尔斯登之需，而且不管怎么说，交易还没有完成。


    正文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3）


    在市场压力之下，投资银行比商业银行更加脆弱。在美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两者之间并没有实质区别。但1929年的大崩盘改变了这一点。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改革法案，通过控制投机行为和利益冲突来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案》禁止储蓄机构从事当时被视做高风险业务的证券承销业务。此后的许多年中，更为保守的商业银行做的是储蓄和贷款业务，而更具冒险性的投资银行以证券的承销、销售和交易为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的界限逐渐模糊，直到国会于1999年重新允许两者自由涉猎对方的业务。一股并购浪潮由此掀起，在2008年抢尽镜头的这些巨型的金融服务企业随之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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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4

    但监管并没有跟上时事变化的步伐。监管主体太过分散，而且缺乏足够的实力和权力。这正是财政部力求设计一个新的监管结构的原因之一。


    商业银行的安全保障要强于投资银行：当碰到了麻烦，商业银行可以求助于联邦储备系统，也就是它们的最后贷款人。即使这不成功，政府也可能介入，接管银行，把它置于破产管理之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可以掌握银行资产的控制权，承担银行的债务，循序渐进地停业清算或将银行卖掉，保护整个金融系统。


    相比之下，尽管杠杆水平极高的投资银行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管辖之下，而且遵循着比商业银行更为严格的会计标准，但政府在一家投资银行要倒闭的时候却无能为力——即使这样的倒闭会带来系统性的风险。美联储没有什么工具可以让投资银行借以融资，证券交易委员会又不是个贷款机构，无法激发市场的信心。在大型、全球型、盘根错节的金融机构大行其道的当今世界，像贝尔斯登这样的某一家投资银行的倒闭就可能引发一场惊天浩劫。


    ***


    那个星期四的上午，鲍勃·斯蒂尔刚刚离开我的办公室，我便急风骤雨般地打了很多个电话，第一个便打往了白宫。接下来我打给了正焦虑万分的蒂姆·盖特纳，他保证会密切关注贝尔斯登的状况。他问我是否与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考克斯谈过。


    我联系到了身在亚特兰大的考克斯。尽管贝尔斯登这个名字已经失去了光彩，考克斯依然认为它是一家好公司，可以成为一个绝佳的收购目标，而且应该能在30天之内找到买家。他已经与贝尔斯登的CEO艾伦·施瓦茨谈过，施瓦茨表示他还拥有许多无负担的抵押品——他需要的只是一个提供抵押贷款的人。


    布什总统很快就打来了电话，我向他解释了贝尔斯登的现状，也分析了贝尔斯登的覆灭可能给市场和整个经济带来的后果。总统很快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问我是否能为这家倒霉的公司找到一个买家。我回答说我不知道，但我们正在考虑所有可能的选择。


    “这回要来真的了，”我总结说，“我们有可能看到一家公司倒闭。我们必须拼尽全力了。”


    那天下午，斯蒂尔找到了我，商议之后，我们都认为他应该飞去纽约参加他女儿的21岁生日晚宴。他在纽约也可以工作，而且，纽约也有可能会需要他。事实证明，他前往纽约真是一件意外的幸事。他在下午6点左右抵达，立刻就接到了来自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贝尔斯登官员的无数电话，以至于他在威斯切斯特县机场（WestchesterCountyAirport）的一间会议室里打了足足两个小时的电话。他差一点连女儿生日晚宴的饭后甜点都没有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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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4

    当我回到家中，我心中充满了不祥之感。那是星期四的晚上，所以最新一期的《体育画报》已经送到。温迪总是把这本杂志为我留在床头，就在我翻着画报，试图放松一下的时候，电话响了，是鲍勃从威斯切斯特机场打来的。他告诉我，形势危急，我需要于当晚8点左右与本·伯南克、克里斯·考克斯、蒂姆·盖特纳和他们的下属要员开一个电话会议。


    正文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4）


    对贝尔斯登来说，那是险恶的一天。他们的贷款人和机构经纪业务客户正在飞快地逃离，以至于公司向证券交易委员会坦言，如果没有解决办法，它只能在次日一早申请破产。我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贝尔斯登的破产可能引发多米诺效应，把其他一些无力偿债的问题银行也拖下水。但我们并不清楚我们如何才能阻止这一灾难的发生。形势万分紧急，但我们却没有一目了然的答案。


    我们讨论了采取防御性措施的可能性。美联储正在考虑给市场注入充裕的流动性，或者用蒂姆的话说，“给跑道铺上防火泡沫。”但在局势如此脆弱不堪的情况下，我怀疑贝尔斯登一旦轰然倒下，我们是否还有办法去稳定市场。


    我们约定次日一早的第一件事就是再度交换意见。蒂姆说：“我的队伍将通宵工作。”他的人将研究贝尔斯登的倒闭将如何影响金融系统的根基——抵押贷款、衍生品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市场，正是这些市场构成了金融市场的那个隐性但却至关重要的“管道系统”。从这一刻开始，直至此后的整个危机过程，美联储（还有财政部）的队伍还将一次次地面临金融系统的生死关头，度过许许多多个不眠之夜。


    我也难以入睡。我心急火燎，焦虑不安，辗转反侧。我无法不去联想贝尔斯登倒闭的后果。我担心资产负债表的状况，担心CDS市场透明度的缺乏，担心那个盘根错节的每天往来数十亿美元的机构拆借网络在恐慌之下是多么容易土崩瓦解。一幕幕可怕的场景在我脑海中闪过。


    所有的金融机构都离不开借贷——离不开它们的债权人的责任。如果债权人开始担心一家银行的偿债能力，它们会拒绝贷款，或索求更多的担保品。如果所有人都在同一时间这样做，金融市场将会瘫痪，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都将没有任何信贷可用。经济活动将会紧缩，甚至崩溃。


    近年来，银行的借款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但资本充足率却没有相应的提高。导致杠杆水平水涨船高的这些借贷行为有很多是通过回购协议完成的。在回购市场中，银行可以向交易伙伴出售证券以换取现金，并约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以同样的价格将证券买回，并支付这段时间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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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4

    许多商业银行持有大量联邦政府承保的零售存款，可以部分上解决它们的融资需求，但投资银行却更加依赖于回购这一类的融资手段。经纪商们也会使用回购协议来融资建立国债、联邦政府机构债、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等各类产品的仓位。金融机构既可以相互之间直接安排回购协议，也可以通过第三方媒介，这些媒介扮演的是管理人和借出证券托管人的角色。摩根大通和纽约梅隆银行这两家银行是这种三方回购业务的龙头。


    这个市场已经变得无比庞大——单是三方回购市场在巅峰时期就达到了近275万亿美元的规模。大多数资金都是隔夜拆借的。这意味着那些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尽管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无比复杂而且往往缺乏流动性的资产，但依靠的却是有可能在一瞬间撤走的资金。


    在2007年之前的好时光中，这在大多数银行家的眼中似乎都不是个问题。回购被视为一个安全的市场。从技术上说无非就是证券的买卖交易，与抵押贷款没有两样。也就是说，回购市场一直被视为一个安全的领域，直到形势恶化，市场参与者对担保品或是交易伙伴的可靠性丧失了信心——或是对两者都丧失了信心。不管有没有担保，没有人愿意跟一个有可能在第二天就消失的公司做交易。但拒绝与一家公司做生意本身就能将这种恐惧转化为一种自我实现效应。


    贝尔斯登的失败损害的不仅仅是它的股东和债券持有人。贝尔斯登还有成百上千的交易伙伴——也就是借给它钱或是与它交易股票、债券、抵押贷款或是其他证券的那些公司。无论这些公司是银行、经纪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对冲基金还是州、城市和大企业的养老基金，它们也有自己的无数交易伙伴。如果贝尔斯登有麻烦，所有这些交易伙伴都将争先恐后地回收它们的贷款或是担保品。为了满足支付要求，首先是贝尔斯登，接下来是其他公司，统统都会被迫在任何可能抛售的市场上抛售任何可能抛售的东西——这会压低资产价格，导致更多损失，引发更多的对补充保证金或担保品的要求。


    正文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5）


    已经开始从贝尔斯登回撤资金的那些公司只不过是想率先脱身。这也正是最近的那些银行挤兑事件的起因。


    投资银行明白，一旦它们的偿付能力出现任何疑问，债主们就会以闪电般的速度逃离。这就是为什么一家银行的流动性如此重要的原因。在高盛公司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流动性状况非常关心。我们并没有简单地把流动性定义为传统意义上的“手头现金加上可以迅速变卖的无负担资产”。我们关心的是，在最不利的状况下，有多少钱有可能在一天内消失；如果每一个有权回收资金的人都这么做，我们会短缺多少资金，我们如何才能应对我们的债务。为了确保安全，我们在纽约银行留有一个保险箱，里面装满我们永远也不会投出或借出的债券。在我担任高盛CEO的那个时候，单是这样的现金储备就积累了600亿美元。有了这样的缓冲余地，我才能安然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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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4

    这个星期之初，贝尔斯登手中还有大约180亿美元的现金，现在只剩下了2亿美元左右。它不可能满足所有的撤资要求。而且当市场在早晨开盘时，没有一个交易伙伴愿意再借钱给贝尔斯登——而是个个都在撤逃资金。这的确是个坏消息，不仅对贝尔斯登，对每一个与贝尔斯登打交道的机构来说都是如此。


    那个晚上我没睡几个小时。此前我从未碰到这样的麻烦，但自此之后，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就开始在整个危机过程中困扰我，特别是在9月之后。最困难的那些日子，我往往会在晚上9点半或10点钟才精疲力竭地睡下，但几个小时之后便会醒来，就这样若睡若醒地躺在那里度过漫漫长夜。有时候我的思路在这种时候反而最为清晰，偶尔会爬起来写下些什么。等到报纸于早上6点送达，我可能已经起床一两个小时，往往是在电视机前了解海外市场的动向。


    ■2008年3月14日，星期五


    星期五一早，就在我刚刚剃完胡须，准备去冲个澡的时候，电话响了。鲍勃·斯蒂尔告诉我，凌晨5点左右有一个电话会议。还穿着睡觉时穿的拳击短裤和T恤衫，我轻轻跑上三楼的书房，以免吵醒温蒂。参加会议的有联储的蒂姆·盖特纳、本·伯南克、凯文·沃什、唐·科恩，财政部的托尼·瑞安和鲍勃·斯蒂尔，还有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埃里克·西里（ErikSirri）。一开始我们等了一会儿克里斯·考克斯，他已经在他的办公室里准备就绪，但由于通信问题，他一直没能上线。贝尔斯登的清算银行摩根大通的CEO杰米·戴蒙也连线了几分钟，他介绍了严峻的形势，强调说贝尔斯登的失败将是市场的灾难，关键就是要让贝尔斯登熬到周末。


    杰米下线之后，蒂姆提出了他和他的团队想出来的一个可以买来时间的新颖方法。美联储可以借钱给摩根大通，然后由摩根大通借钱给贝尔斯登。要想发挥作用，美联储的贷款必须是不可追索的：贷款将以贝尔斯登提供的担保品为支持，但摩根大通和贝尔斯登都没有还款的义务。


    从法律上说，美联储只有在贷款足够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安排这样的抵押贷款，也就是说，美联储必须确保它遭受损失的概率小之又小。但问题是，如果这笔贷款因任何原因而无法偿还，致使美联储被迫以低于贷款金额的价格出售担保品，那么美联储确实将遭受损失。这样一笔交易对美联储来说将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胆举动。


    所以本也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只有在财政部提供支持，愿意保护我们不受任何损失的情况下，我才会这么做。”


    坦率地说，我并不知道财政部有没有权力、有什么样的权力可以用来保护美联储不受损失，但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让贝尔斯登熬到周末。回购市场马上就要在早晨7点半左右开盘，我不打算在这个时候找来一大帮律师讨论任何法律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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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4

    正文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6）


    “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我说，“只要有任何机会避免这场灾难，我们就要抓住它。”


    当然，我首先要做的就是下线去征求布什总统的意见，确保他同意这一计划。他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得到了总统的支持。但这样一来，他也碰到了他的难题。那一天他不仅要在纽约的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还要接见《华尔街日报》的编委会，而这家报纸正是以自由市场观点和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反对情绪而著称的。


    我告诉他不必担心，正在纽约的斯蒂尔很熟悉贝尔斯登的状况，可以在他抵达之后与他会面。我带着那么一点点黑色幽默再次提醒总统：“总统先生，现在您可以把演讲中的那句‘不会去救援谁’拿掉了。”


    总统修改了讲稿，当他飞抵纽约的时候，斯蒂尔已经在华尔街直升机场等着他了。斯蒂尔跳上总统专车，在前往中城区的路上向总统汇报了贝尔斯登的最新情况。


    我回到电话会议中，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得到了总统的支持。随后，蒂姆和我又单独谈了一会儿。我们的救援计划推进得太快了。联邦储备委员会还没有正式批准贷款，我们也还没来得及发布任何声明。但市场即将开盘，我们只能迅速行动。


    我们再一次问自己，贝尔斯登一旦覆灭会怎么样。回想1990年的时候，垃圾债券巨头德崇证券（DrexelBurnhamLambert）的覆灭并没有拖垮市场，但那时候的市场并不像现在这样脆弱，那时候的金融机构也不像现在这样彼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时候的交易伙伴也更容易辨识。如果贝尔斯登的问题只是它自身的问题，我们或许已经任由它灭亡。但我们知道，贝尔斯登的失败将让其他有类似麻烦的金融机构的命运也画上问号。市场会去寻找下一个牺牲品，然后是再下一个，而整个系统都将蒙上巨大的风险。


    从星期五到星期日，我与蒂姆通话不下20多次。我们配合得非常好。在这场大风暴中，蒂姆给我们带来了敏锐的分析头脑和一种冷静、有条不紊和成竹在胸的感觉。他是一个意志坚强而且颇具幽默感的人。但是，尽管我们要依赖美联储的力量来处理贝尔斯登的问题，蒂姆面对的也是一片未知领域，也需要依赖我的市场知识和我对华尔街的熟悉。蒂姆知道我对华尔街CEO们的思考方法、优点和弱点一清二楚。我也知道如何与那些董事会和股东打交道。我知道用短短一个周末的时间在没有尽职调查的情况下买下一家公司会有多么难，也知道害怕失去自己的公司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我1994年在高盛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那时候，巨额交易损失导致许多被吓坏的合伙人撤走了他们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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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4

    蒂姆已经向贝尔斯登的CEO艾伦·施瓦茨解释过政府的计划，但他担心艾伦还没有完全领会这么做的后果。如果没有回报，政府不会拿纳税人的钱去冒险——而在这个计划中，政府的回报就是贝尔斯登的控制权。


    “我们得让他明白这一点，汉克，”我记得蒂姆这样说，“你必须清晰有力地向他摊牌。光听我说还不够，他还需要从你嘴里听到这个结果。”


    当我联系到艾伦，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焦躁不安，但很明显他已经竭尽全力。我很同情他。他是一个优秀的投资银行家和一个受到高度认可的企业顾问，只是被卷进了一种令他也无所适从的可怕境地。当我拨通他的电话时，他正在与他的董事会开会，那帮董事已经闹翻了天。


    “艾伦，”我对他说，“你们现在由政府控制。唯一一个其他选择就是破产。”


    “蒂姆也是这么说的，”他说，“接到你的电话我很紧张，我还以为规则要变了。不用担心。我懂你的意思。”


    早上接近9点的时候，摩根大通宣布将与美联储合作向贝尔斯登提供贷款，初始期限为28天。但公告中并没有指明贷款的具体金额。


    正文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7）


    我几乎从来不用讲话稿，写下几个要点和两三段准备使用的关键措辞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但是，面对很快就要召开的一个与各大银行CEO的电话会议，我知道我必须小心谨慎——我无权命令这些银行家做任何事情。但我也必须阐明，如果他们从贝尔斯登那里抽走资金，这家投行就熬不过星期五那一天。我告诉他们，我知道他们都负有信托责任，但现在的局势非同寻常，政府也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措施。


    “你们的监管部门已经协力拿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我们要求你们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行事。”我说，“我们这儿的所有人都在思考这个系统。我们的目标是让贝尔斯登继续经营，继续偿债。”


    银行家们围绕联储的紧急支援措施问了大量的问题。蒂姆和我让杰米·戴蒙回答了大部分问题。银行家们都很紧张，但很明显得到了些许安慰，这让我松了一口气，相信贝尔斯登可以熬过那一天。


    一开始，贝尔斯登的股票有所反弹，但没过多久，市场便再度走弱。在那个上午，贝尔斯登的股价狂跌近乎一半，收在30美元以下。整个大盘也急剧下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接近300点。那一天，美元也跌到了1欧元兑156美元的新低，金价则飙升到了每盎司1009美元的新高。


    即使有摩根大通和美联储作为后盾，贝尔斯登的生存能力依然遭受怀疑。它的客户仍在逃离，令它的资金储备进一步枯竭。我们必须在周日晚之前完成一笔交易，不能等到亚洲市场开盘，否则银行挤兑风潮会波及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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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4

    当天下午，在一个有关我们的房市计划的会议上，我问尼尔·卡什卡里他周末是否有时间，因为我们在贝尔斯登的问题上可能会需要帮助。尼尔说：“我觉得我去纽约比跟你一起待在华盛顿更有用。”


    我同意他的说法，但在他动身之前我对他调侃说：“我让你去做的是你完全没有资格去做的事，但我只有你可以用了。”我可以随意这样奚落尼尔，因为他是一个极富才华和自信的人。


    “谢谢了。”他笑着说。


    我在下午4点半给杰米·戴蒙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们必须在周末之前完成交易。自信、魅力十足、机智敏锐的杰米是一个很有分寸的人，他既可以是一位强硬的商人，也懂得什么时候应该为大局着想而收敛他的竞争本能。他深得董事会的信任，这使他可以快速作出决策并坚持他的决策。他说他的团队会尽可能快地行动，但他也很聪明地没有对我作出任何承诺。


    布什总统已经完成纽约的演讲返回了华盛顿，要求我们立即向他汇报贝尔斯登的情况。摩根大通打算什么时候买下这家公司？他问。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但我强调这个周末必须有所进展，不然我们会有大麻烦。


    在纽约，蒂姆·盖特纳也忧心日增。在与施瓦茨交谈过之后，他担心这位贝尔斯登的CEO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已经令他的公司危如累卵，我们必须争分夺秒。他说，施瓦茨仍然抱有一种幻想，满以为他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来出售他的公司。


    蒂姆建议我和他再次致电施瓦茨。“我们两人一起找他会有更大的影响力。”他说。我们于下午6点半左右拨通了施瓦茨的电话，告诉他我们必须加快行动的速度。


    “为什么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了？”艾伦问。


    “因为你的公司再也撑不下去了，”我解释说，“它会烟消云散。如果你在这个周末之前还达不成什么交易，你连任何可以用来借款的抵押品都剩不下了。”


    在这个艰难的电话之后，蒂姆和我都知道那个晚上已经没有其他可以做的事情。我们约定次日一早再谈。


    那天晚上，温迪和我前往国家地理协会（NationalGeographicSociety）观看了《上帝鸟》（TheLordGodBird），一部有关象牙啄木鸟的精彩的纪录片——由于这种美丽的鸟常常让人发出“上帝！”的感叹，上帝鸟的名字由此而得。换作平常，我一定会乐在其中，但那一天，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贝尔斯登的事。每次有某个国家地理协会的朋友向我们走过来，我都对他们恍恍然视若无睹。这令温迪非常不快。


    “我知道你压力很大，”她说，“但这不是对人不礼貌的借口。”


    正文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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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4

    “我对每个人都很礼貌。”我反驳说。


    “你除了一个‘嗨’之外就没有对他们说过任何话。”


    我向她道了歉，然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担心的是这个世界会四分五裂！”


    ■2008年3月15日，星期六


    在又一个辗转不安的夜晚之后，我在星期六早晨醒来，仍然满心焦虑地考虑着如何才能在周末之前为贝尔斯登的困境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我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来自接替我出任高盛CEO的劳埃德·布兰克芬。这个意料之外的电话令我紧张万分。自我加入财政部以来，这是劳埃德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将电话打到我的家中。劳埃德跟我一起分析了市场形势，以一种典型的严谨而又非常全面的方式概括了时局，但我听得出他声音中的恐惧。他的结论非常悲观。


    市场期待贝尔斯登被拯救。如果到头来没有拯救行动，立刻便会天下大乱，先是从周日晚间的亚洲开始，继而蔓延到星期一的伦敦和纽约。不难想象道指创纪录地狂跌1000点的惨状。


    我很快拨通了蒂姆·盖特纳的电话，与他再度讨论了我们当天的计划。我们必须为贝尔斯登找到一个买家，而摩根大通绝对是我们最好的候选人。我们决定把一整天都用在与杰米·戴蒙和艾伦·施瓦茨的沟通上，力促他们确保自己的董事会积极推进这件事，获得所有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以便在周日下午之前完成交易。


    在通常情况下，我更愿意选择多个竞标者，至少表面上制造一点竞争的迹象。但我不认为世界上还存在另外一个愿意买下贝尔斯登的人——更别说在36个小时之内就买下了。不过，我们确实考虑了每一个可能的选择。


    蒂姆询问了私募股权投资人克里斯·弗劳尔斯，他曾表达过对贝尔斯登的兴趣。我与克里斯已经相识多年。在自立门户之前，他曾在高盛负责金融机构银行业务。但我知道以弗劳尔斯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来看，他并没有必要做这样一笔交易，所以我告诉蒂姆，与弗劳尔斯公司接触是浪费时间。德意志银行北美业务主管塞思·沃（SethWaugh）也曾表达过一些兴趣。我说我会联系德意志银行的CEO乔·阿克曼，但我也指出，根据我在过去7个月中与他的多次交谈，我怀疑他是否真的对贝尔斯登有任何兴趣。乔自己的问题已经够多的了。


    出生于瑞士的阿克曼是我所认识的最直率的人之一，他是一个充满竞争精神的人，一向善于利用他在对手们身上发现的弱点。当我拨通他的手机，他正走在纽约的麦迪逊大道上。一如既往，他的回答直率到了家。


    “买贝尔斯登？这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不爱做的一件事！”他喊道。他还说他对资助贝尔斯登也没有兴趣。目前为止他的资金状况尚可，而且他一直是个良好的企业公民，但他已经不能再这么做了。接下来他问我，德意志银行凭什么要跟一家美国的投资银行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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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4

    这不是有竞争精神的话，而是有点草木皆兵的味道，我对听到这样的悲观论调感到吃惊。我告诉他不必为其他的美国投资银行担心，我们要解决的只是贝尔斯登的问题。


    尼尔·卡什卡里一遍遍地穿梭于隔街相望的摩根大通和贝尔斯登的办公室之间，随时向我通报摩根大通的尽职调查情况。纽约的团队为了促成这笔交易而独自埋头苦干，我则频繁地通过电话与他们联系。我也不断与业内人士沟通以协调各方的步伐。正出差在外的雷曼兄弟CEO迪克·富尔德从印度的一家机场给我打回了电话。他担心自己的公司也会出问题，问我情况是否已经严重到了需要他返回美国的程度。


    “如果是我，现在绝不会待在国外。”我这样对他说。


    他问我是否能帮他弄到飞越俄罗斯领空的权力。我说我没有这样的能力，但再次强调他应该回来。


    正文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9）


    在整个星期六，每当我和蒂姆与杰米·戴蒙通话，他总是这样对我们说：“我们正在取得进展。我们很乐观，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没有其他选择是一件令人伤透脑筋的事。周六晚，我们终于与杰米有了一次令人振奋的谈话，那时候，他听起来似乎已经决定要买下贝尔斯登——只是在董事会方面还有几件事要解决。


    我们放心地让杰米继续与他的董事们沟通。如果有问题，他会在次日一早的第一时间联系蒂姆。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在周日稍晚些时候再谈。这么多天来，我第一次睡了个好觉。


    ■2008年3月16日，星期天


    次日一早，我准备参加几个预订好的电视谈话节目，回答有关这次拯救行动的问题。我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蒂姆。我们两个都没有收到杰米的消息，这是件好事。我在早上7点30分左右动身前往演播室，脑子里默默提醒自己丝毫不要透露整个谈判过程，只是严格地按我精心准备的谈话要点来讲。我首先录制了ABC的《本周》（ThisWeek）节目。主持人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GeorgeStephanopoulos）直指公众所关心的问题，问我政府有没有用纳税人的钱去拯救华尔街。


    “我们很清楚道德风险问题，”我说，“我最关心的是我们金融系统的稳定。”


    “还有其他情况类似于贝尔斯登的银行吗？”他想知道，“这是否只是一个开端？”


    “我们的金融机构，我们的银行和投资银行，都很有实力，”我强调说，“我们的市场富有生命力，非常灵活。我很有信心我们能够渡过这一难关。”


    我的话并不违心。回想起来，尽管我对市场状况有所担心，但我根本没有预料到接下来的几个月将会发生的那些事情。那个时候，我还很乐观地认为杰米会出手相助，我们能够解决贝尔斯登的问题并让局势平息下来。但我不知道的是，就在我一个接一个地参加那些节目的时候［在《本周》之后，我又接受了CNN的沃尔夫·布利策（WolfBlitzer）和福克斯新闻频道的克里斯·华莱士（ChrisWallace）的采访］，局势已经风云突变。尼尔已经致电我的新闻副官布鲁克利·麦克劳克林（BrooklyMcLaughlin），带来了坏消息。陪伴我参加节目的布鲁克利希望我集中精力接受采访，所以直到上午10点之后我准备回家的时候，她才告诉我出了问题，要我联系尼尔。尼尔说摩根大通不愿意再继续下去。我立刻拨通了蒂姆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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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4

    “这对他们来说太仓促了。”蒂姆说。


    摩根大通认为贝尔斯登太过庞大，而且特别担心它的房贷类资产。我很失望，但也谈不上震惊。置身一场信贷危机之中，想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让摩根大通在短短一个周末的时间里就买下贝尔斯登，本身就有点不切实际。蒂姆已经劝说过杰米，但无济于事。


    我们讨论了一下如何才能给杰米施加一点压力。最后，我们一致认为最好的方法也许是想办法让摩根大通可以在美联储的某种帮助下购买贝尔斯登。


    于是我给杰米打电话，告诉他我们需要他来买下贝尔斯登。他一如既往地坦率，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事。


    “有什么变化吗？”我追问道，“为什么你们现在没有兴趣了？”


    “我们认为它规模太大了，而且我们自己的住宅抵押贷款已经够多的了，”杰米，“很抱歉，我们不能这么做。”


    “这样的话，我们得想想你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这么做，”我话锋一转，“我们是不是可以想个什么办法让美联储来帮助你们完成这笔交易？”


    杰米的口气马上就变了。“我去试试看。”他说，并承诺很快就会给我们回电话。


    我回电给蒂姆，我们发誓要以最小限度的政府协助为代价让摩根大通买下贝尔斯登。但同时，我们还必须想出个料理后事的办法。


    正文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10）


    我手拿一本便笺簿和一听健怡可乐，坐在家中起居室的沙发上。我们的房子坐落在一个山坡上，坡下有一条小溪流过。我一边望着门外的那一片在3月时节稀疏而又凄凉的树丛，一边守着电话，不停地与蒂姆和尼尔通话。蒂姆和我需要随时与杰米和其他人确认事态的进展。我们必须完成这一交易。


    杰米很快就回电说他愿意购买贝尔斯登，但是还有几个大问题需要解决。摩根大通不想要贝尔斯登的那些账面高达350亿美元的房贷类资产。问题主要不在质量，而在于规模。摩根大通想保留实力是有原因的，我们知道它还有兴趣购买正苦苦寻求资本支持的华盛顿互助银行。所以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如果没有政府帮助解决房贷资产的问题，摩根大通就不会购买贝尔斯登。


    美联储最终决定协助完成这一交易，专门出资设立一个特殊目的公司来持有并管理贝尔斯登的那些摩根大通不想要的资产。美联储对这一特殊目的公司的贷款是不可追索的，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了星期五上午的那种两难境地：美联储可能会遭受损失，所以它需要有人保护它免受损失。我让我的法律顾问鲍勃·霍伊特带领我们的法律团队仔细研究我们在这方面的权限。美联储则请固定收益投资专家黑岩公司（BlackRock）根据摩根大通的要求审核贝尔斯登的房贷类资产，根据上周五的收盘价对其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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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4

    我们一直通过一条公开线路与华盛顿、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摩根大通保持联系。这时候，我拨通了身在摩根大通一间会议室的尼尔，让他走出会议室单独给我打电话。


    “尼尔，”我对他说，“你的工作就是保护我们。这帮家伙会想办法把所有乱七八糟的垃圾都倒给我们。你必须确保他们不会得逞。我们一定要知道他们留给我们的是些什么东西。”


    由于美联储只能持有美元资产，选择余地缩小了，当我们计算到了300亿美元左右的范围时，交易的框架已经大致成型。但是，贝尔斯登的股价仍未确定。蒂姆告诉我，摩根大通正在考虑每股4或5美元的报价，但这个价格在我看来过高了，蒂姆也有同感。如果没有政府介入，贝尔斯登看不到生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家公司又怎么能够一边承认没有政府的帮助就会灭亡，另一边却又给它的股东们大发红包？在蒂姆的要求下，我拨通了杰米的电话，他打开了免提扩音。


    “我知道你正在考虑每股4到5美元的价格，”我说，“但除了卖掉，这家公司只剩破产这一条路。你怎么能给这么高的价格？”


    “我应该给他们的价格是零，但我不知道什么都不给的话又怎么能完成一笔交易。”他说。


    “当然，你得给他们一点东西才能让他们投票，”我说，“价格至少应该是每股1到2美元。”


    我强调，价格问题由摩根大通自己来决定。我无权干涉交易条款。而且我知道，无论我们宣布的是一笔什么样的交易，最终的交易价格都很有可能需要提高，因为股东投票这个必需环节是贝尔斯登的一个谈判优势。不过我们最好从稍低一点的价格谈起。


    摩根大通决定提出每股2美元的报价。


    就在我们紧锣密鼓地力争拯救贝尔斯登的同时，我又看到了房利美和房地美的问题中所存在的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金融市场的弱点究其根本是来自房市的麻烦，而且房市的麻烦就是问题的核心。《巴伦》（Barron


    正文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11）


    房利美和房地美正在根据法院的一纸同意令的要求筹措资金，以暂时性地将资本充足率提高至比联邦法定水平高30%的程度。它们一直急切地想把这一额外负担去除。为了帮助它们筹措到更多的资本（我们认为它们绝对需要更多的资本），斯蒂尔和洛克哈特几个星期来一直在力推一项交易：房利美和房地美每筹措到15~2美元的新资本，联邦住房事业监管局就将对它们的额外资本要求削减1美元。


    我们没有可以浪费的时间，所以我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期盼在贝尔斯登问题上达成一项交易，而且我们希望来自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一个协议能够帮助市场平静下来。斯蒂尔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我们很快就拟好了一个协议。根据我们的测算，这个协议能让两家公司都融到至少60亿美元，而这又将转化为摇摇欲坠的房贷市场上雪中送炭般的2000亿美元的资金。我们决定尽快公布这一消息。（消息于3月19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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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4

    随即，蒂姆和我又与杰米通了话，在他去董事会寻求批准之前将交易条款讨论了一遍。摩根大通将提出每股2美元的报价，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将以贝尔斯登的房贷类资产为担保向摩根大通提供300亿美元的贷款。我们都知道，从交易结构、法律文书一直到房贷资产管理方法的种种环节，这一交易太过复杂，我们不可能赶在亚洲市场开盘之前正式敲定所有的细节。因此，我们不得不宣布一项基于“口头协议”的交易，这样的交易需要的是双方的信任和老练。而唯有与杰米·戴蒙这样一个技艺高超、充满自信而且深得董事会支持的CEO合作，我们才有可能做成这样一件事。


    这个短暂的电话于下午3点40分结束，杰米随即下线去联系他的各位董事。


    我给总统和乔尔·卡普兰各打了一个电话，向他们通报我们的最新进展。


    “汉克，”总统问，“你们完成了吗？”


    “差不多了，总统先生，”我说，“我们还需要获得双方董事会的批准。”


    我解释了那300亿美元的贷款以及联储需要财政部提供保护的要求，又补充说美联储实际上将成为那些住宅抵押贷款的所有者。


    “可不可以说我们最后能把钱拿回来？”


    “也许可以，但那要视市场状况而定。”


    “也就是说我们不敢作出承诺。很多人会不喜欢这一点。你必须说清楚这么做的必要性。”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说。


    “你能做到。大家相信你。”


    就在我与总统通话的时候，温迪向我做了个手势。她刚刚接了我们的另外一部电话，对我说：“尼尔有要紧事找你。”


    结束与总统的通话之后，我接过了尼尔的电话，他将鲍勃·霍伊特的电话也接了进来。


    “我们不能那么做。”鲍勃说。他飞快地解释说，根据《反短缺法案》（AntiDeficiencyAct）的要求，财政部的任何支出必须事先经过国会的明确拨款，而我们并没有得到这样一笔拨款。因此，我们无法承诺弥补美联储的损失。


    “我的上帝，”我说，“我刚刚对总统说我们已经达成了交易。”


    我立刻通知蒂姆说我刚刚发现了一个问题。


    他又惊又怒。“汉克，你已经作出了承诺。你必须想办法履行你的承诺。”


    我回电给霍伊特。“想个办法出来。”我告诉他。


    正文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12）


    鲍勃是一个优秀的律师和一个有干劲的家伙。在面见我之前，他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检验了几种假象性的、打破常规的理论，而且已经征求了司法部的意见。律师们的结论是，他们想出来的那些办法在国会的听证会面前连三个问题也抵挡不住。


    最终，当蒂姆明白我们已经无能为力，我们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美联储的300亿美元贷款依据的是这样一个法律条款：美联储有权在一种“紧急状态”下向外提供贷款——即使是向贝尔斯登这样的一家投资银行贷款，前提是贷款“的安全性达到了令联邦储备银行满意的程度”。在那个下午，黑岩公司的CEO劳瑞·芬克（LarryFink）已经向蒂姆和我保证，他的公司已经对贝尔斯登的房贷类资产作了足够细致的研究，可以给我们出具报告证明美联储的贷款是足够安全的——也就是说，损失的风险微乎其微。因此，美联储真正需要政府提供的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保护，而是政治意义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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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4

    由于财政部不能向美联储提供正式的损失保护，我们决定由我出面给蒂姆写一封信，对美联储的行动表示赞同和支持。我也会提出，如果美联储确实遭受了损失，这意味着美联储可以提供给财政部的利润将减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承担损失负担的并不是美联储，而是纳税人。


    我将这封信称做我们的“所有的钱都是绿色的”之信。如果财政部有这样做的财权，这笔贷款本来应该而且必然会由财政部来提供——而要想让美联储来替财政部做这样一件事，这封信就是一个间接的方法。霍伊特立即就开始起草信件。但现实结果是，我们直到一个星期之后还在推敲信的细节。


    我们在下午4点钟不到的时候就听到了杰米的回音，得知摩根大通的董事会已经批准了这一交易。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贝尔斯登方面的消息，我承认我当时非常紧张。刚刚结束与杰米的通话，我已经开始担心贝尔斯登董事会的反应。如果他们决定出难题怎么办？如果他们决定选择破产而不是摩根大通的橄榄枝，无论这看起来有多么不理性，他们都将占据谈判的优势。尽管我认为这样的事情不太可能发生，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迟迟得不到贝尔斯登的答复仍然让我坐立不安。最终，在下午6点整，贝尔斯登董事会批准了交易。


    ***


    《华尔街日报》于星期日晚上在网上披露了贝尔斯登与摩根大通的交易。摩根大通将以每股2美元的价格买下贝尔斯登，总投资236亿美元（2007年1月的时候，贝尔斯登的估值曾一度达到200亿美元的高峰）。如果股东投票否决了这一交易，那么新交易方案必须在28天之内提交股东进行再次表决——依此类推，整个程序最长不超过6个月。这种反复投票措施意在让市场放心，即使贝尔斯登的股东否决了每股2美元的价格，交易最终还是会完成。作为交易的一个环节，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向一个名叫MaidenLaneLLC的独立实体提供300亿美元的贷款，由它来购买并管理贝尔斯登的房贷类资产。


    联邦储备委员会还批准了一个一级交易商信贷工具（PrimaryDealerCreditFacility，PDCF），自大萧条以来第一次向投资银行开放了贴现窗口。我们在那个周末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举措。我们希望制造一种投资银行已经被置于美联储的保护伞之下的印象，借此让市场安心。


    那天晚上，我们又一次召集了与金融业各大CEO的电话会议。杰米·戴蒙的开场白是这样一句话：“你们与贝尔斯登的所有交易头寸现在都归于摩根大通名下。”


    这是整个交易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在交易最终完成之前，摩根大通将对贝尔斯登的交易账户进行担保——意思就是保证它的每一笔交易的有效性。这种保障正是让市场继续与贝尔斯登做生意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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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4

    蒂姆随后也发了言，最后由我给大家讲话。我强调美联储已经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以稳定金融系统，请求他们贡献他们的援助之手和发挥他们的领导力。“你们需要同舟共济，相互支持。”我记得我当时这样说，“我期望你们能够负责任地行事，避免那些可能会损害市场信心的行为。”


    正文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13）


    “如果股东们否决了它（指的是这项交易），而我们仍在像你要求的这样负责任地做事，那该怎么办？”花旗集团CEO维克拉姆·潘迪特问，“政府会补偿我们的损失吗？”


    这个问题绝对切中要害，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是杰米·戴蒙还是参会的其他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心情听到这样的问题。


    “如果这个公司完蛋了，花旗会怎么样？”杰米不客气地说，“我已经站出来了。你为什么还要问这些问题？”


    ***


    有了摩根大通的介入，贝尔斯登的流动性（和偿付能力）不再是问题。星期天晚上的亚洲市场遭遇了抛售狂潮，但星期一的伦敦和纽约市场保持了稳定。


    但是，尽管曾经耳闻乔·阿克曼星期六给我的那种直言不讳的警告，我还是低估了市场近来对美国投资银行信心丧失的严重程度，特别是欧洲市场。我已经要求国际事务副部长戴维·麦考密克致电欧洲各国财政部的人，通报贝尔斯登拯救行动和美国市场的强劲反应。但在星期一的晚上，戴维请我出面来打这些电话，因为他发现欧洲人已经吓坏了。星期二，我与欧洲的几位财政部长通了电话，包括英国的阿里斯泰尔·达林、法国的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和德国的佩尔·施泰因布吕克（PeerSteinbr　ck）。我解释了我们的行动，请求他们给予支持。


    这次沟通的结果真的让我颇为吃惊。坦率地说，我曾经对某些欧洲银行的消极态度感到失望，满心希望我的欧洲同僚们能够鼓励他们的银行变得更积极一些。但现在我发现，他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对贝尔斯登事件感到震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这一交易在美国也饱受争议。尽管有许多评论者认为这是一个足以拯救金融系统的大胆壮举，但也有同样多的人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是道德风险酿成恶果的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认为我们应该任由贝尔斯登倒闭。这一阵营中不乏要人，其中一个是参议员理查德·谢尔比，他认为这一举动开了一个“恶劣的先河”。


    公平地说，我能理解我的批评者们的观点。原则上说，我与他们一样也不愿意拿纳税的人钱去冒险拯救一家让自己陷于困境的银行。但我的市场经验告诉我（而且我始终相信我的看法是正确的），金融系统所面临的风险太大了。我相信我们已经做到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可以说我们低估了贝尔斯登危机爆发的速度，但我们却很快地认识到了我们的法定权力在危机处理中的不足之处。在接下来的一周中，我们加倍努力地完成了我们计划在月底推出的新立法蓝图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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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4

    但围绕拯救行动的争论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无论舆论是褒还是贬，我们的交易实际上尚未完成。我们所宣布的交易之所以一开始不为市场所接受，是因为市场需要确定性，而且是急切地需要。


    但到头来，一切还是归结到了价格问题。许多贝尔斯登的股东（这家公司有大约1/3的股份是由员工持有的）被每股2美元的价格激怒了，他们认为这样的报价纯属趁火打劫。毕竟，贝尔斯登的股价在2007年1月份的时候还曾高达近173美元，这样算的话，股东们损失了数十亿美元。我对他们感到同情，也能理解他们的愤怒。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个公司之所以还有一点价值可谈，唯一的原因就是政府愿意出面拯救它。


    总体来看，市场中的交易者和金融媒体的许多评论者都认为这一价格太低了。在星期一，贝尔斯登的股价达到了481美元——比摩根大通2美元的报价高一倍还多，这是因为市场预期摩根大通将不得不提高报价以确保交易的完成。


    这倒是制造了真正的不确定性，对任何人都不是件好事。对贝尔斯登，对摩根大通，对正在稳定下来的市场来说，都不是件好事。道琼斯指数在星期二暴涨420点，对金融企业的信用保险价格急剧下降：贝尔斯登的CDS从星期五的772个基点下跌至星期二的391个基点，雷曼的CDS从451个基点下跌至310个基点，摩根士丹利则从338下降至226。我们当然并不想回到上一周那样的狂乱喧嚣。


    正文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14）


    可以理解，摩根大通想尽可能快地完成交易。只要还存在不确定性，贝尔斯登的客户们就会继续离它而去，从而降低这次收购的价值。显而易见，如果有世界上的其他银行或是投资银行可以任意选择，哪一个一级交易客户或是其他客户还愿意留在贝尔斯登的身边？


    临近周末的时候，这笔交易看起来已经面临破裂风险。杰米在3月21日的那个星期五与艾伦·施瓦茨交谈过之后，开始担心贝尔斯登可能会去寻找另外一个买家，将摩根大通置于两难境地。由于担心股东们真的会投票否决他的报价，杰米希望能想办法锁定足够多的票数，保证投票通过。


    星期五下午，我在我的办公室与蒂姆·盖特纳、鲍勃·斯蒂尔、尼尔·卡什卡里和鲍勃·霍伊特开了一个电话会议。我们都很紧张。我们知道这笔交易还远不到板上钉钉的时候，但除了完成它，我们别无选择。


    关键在于传达确定性信息。摩根大通可以提高报价，但必须让市场相信，在价格提高的情况下，贝尔斯登的股东们无法再次阻挠交易以便得寸进尺地索要更高的报价。


    用更多的甜头来求得股东们的认可是有道理的，但这也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主意。“我们还应该试着为政府再多争取一些东西。”我对蒂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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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4

    他同意我的看法，并指出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可以利用的优势。“他们没法改变这个交易，除非我们让他们改变，”蒂姆说，“我们的承诺是基于整个交易的。”


    “或许现在我们可以让摩根大通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来接收所有的房贷资产。”我建议。


    但蒂姆和我都无法说服杰米接受这一点。不过他也同意，如果说贝尔斯登的股东能得到更高的报价，而且摩根大通的股价也受收购消息的刺激而上涨，那么政府同样应该得到更多的好处。


    现在，问题变成了如何提高美国政府的利益。我们反反复复地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来决定我们是否应该去分享可能的收益——如果我们能持有那些房贷资产的权益，那么一旦这些资产的出售价格高于它们的评估价值，我们就能分享收益。但每一个人最终都明白了一点：讨论如何去为纳税人防范可能的损失才是更为审慎的做法。于是摩根大通同意，如果政府所持有的贝尔斯登资产发生了损失，那么头10亿美元的损失由摩根大通来承担。


    同时，双方的律师们也重新设计了交易结构，以便让摩根大通得到它所需要的确定性，并让贝尔斯登的股东们得到更高的价格。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摩根大通将以它的部分股份换取贝尔斯登新发行的股份，最终持有贝尔斯登略低于40%的股权。这一安排已经差不多可以保证交易的成功。


    股票置换的关键在于价格。到星期日，摩根大通已经准备好向贝尔斯登的股东们报出每股10美元的价格。当我听说蒂姆已经同意了8~10美元的报价区间，我本希望找到他，对他说：“不要超过8美元。”


    但本·伯南克说：“何必这么在意，汉克？8美元和10美元又有什么区别？我们需要的是确定性。”


    我意识到他是对的。对一家被政府救了一条命的公司来说，让股东们获得太高的报酬确实会开创一个不恰当的先例，但我知道，完成这笔交易是至关重要的。贝尔斯登的状况在过去的一周里不断恶化，已经构成了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威胁。于是我给杰米·戴蒙打了电话，祝愿他大功告成。最终，贝尔斯登的股东们在5月29日以压倒性的优势投票批准了每股10美元的价格。


    ***


    关于贝尔斯登的这个惊魂周末，我已经读遍了所有当时的报纸报道和近期出版的相关书籍。但其中没有一个真正把握住了我们与时间赛跑的那种紧迫性，也没有一个真正把握住了这样一个事实：能有摩根大通这样一个买家，而且能让它同意在交易结束之前通过担保贝尔斯登的交易负债来保护公司的经济价值，我们是多么幸运。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卖掉贝尔斯登，因为政府无权直接向一家投资银行注资来确保它的偿付能力。由于我们只有一个买家，而且尽职调查的时间寥寥无几，我们没有什么谈判优势。在整个过程中，市场始终在试探我们的底牌。客户和交易伙伴准备逃离；如果我们无所作为，贝尔斯登将要土崩瓦解。而且，尽管有许多人认为杰米·戴蒙捡了个大便宜，但贝尔斯登的交易一直到最后一刻都充满了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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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角落有故事    时间: 2013-7-17 00:04

    我们在贝尔斯登的事件中得到了很多教训，而这些教训，无一不令我们胆战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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