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人生

标题: 我的青春回忆录 [打印本页]

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6-18 21:50
标题: 我的青春回忆录
　　1989 年，陈凯歌就自己的少年时代写了一些反思性的文字，由日本讲谈社出版，被评为1989年的最佳传记之一，基于批判的态度和文字功底，获得了外界一致好评。《我的青春回忆录》虽然是翻新旧作，也是陈凯歌自传的第一部，从陈凯歌1965年13岁时考上北京四中时写起，直至1971年在云南建设兵团结束插队生活时止，基本上与《少年凯歌》的时间段重合。用陈凯歌的话说，“此书不是关于一个叫陈凯歌的少年的，是关于那个时代的”。

作者简介
　　著名电影导演，原名陈皑鸽，祖籍福建长乐，1952年8月12日生于北京。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至今仍为惟一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华人导演。在第47届希腊塞萨洛尼基电影节上获得终身成就奖。
　　陈凯歌出身于艺术家庭，其父是著名导演陈怀皑。少年时期经历过文革和插队。初中毕业后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农垦局当工人。1970年，陈凯歌参军1974年复员转业1976年到北京电影洗印厂工作。1978年，陈凯歌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82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1984年，他执导的《黄土地》，以其突破性的电影语言，对中国电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为中国第五代导演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7-20 07:22

陈凯歌自传第一部：我的青春回忆录作者：陈凯歌

《我的青春回忆录》自序(陈凯歌)

陈凯歌

　　再想不到，一本十多年前写的小书，仍能在08年的岁末再版。细想，出版者也有他的道理。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间节点，与书中所描写的年代相比，这三十年过去，至少在表面上，国家的面貌已经变化到不可复识。但在书中反复提及的那些问题，在表面改变的下面仍旧存在，只不过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因此，可能这本小书，仍有一定的生命力和存在价值。

　　此书不是关于一个叫陈凯歌的少年的，是关于那个时代的，但它的诉说方式是当浩荡的洪流行走至转弯处，落叶在身不由己，卷入旋涡时的感受。与落叶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少年陈凯歌在旋涡中犯了很多错误。

　　人生的错误是体悟的发端。我在写作本书时，不仅是作者，也是读者，我看我的错误，我看时代的荒谬，我看青春的汁液鲜血般淋漓。

　　本书的主题是克服恐惧。

　　我愿我的同时代人去读这本书，更愿青年读者去读这本书。这不仅是关于我们的书，也是关于你们的。借我的痛苦，看你们自己的心，才有心中的未来。

《我的青春回忆录》第一章天国（1）

一九五二年夏天，我出生在一个电影工作者家庭。我的父母一个是电影导演；一个先在国家电影局工作，以后改做了电影剧本的编辑。抗日战争以后，他们都曾是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学生，父亲又做了教师。他们曾参加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名字列在报纸的通缉令上，不得不离开，就到华北参加了革命，中间有一些艰难。

　　一九六五年，我十三岁了。我开始在人前饶舌，又在饶舌者面前假装沉默。人到十三岁，自以为对这个世界已相当重要，而世界才刚刚准备原谅你的幼稚——原谅在过去，不是这个理由。因为你确实已经十三岁了。十三岁时发生的事情永远也忘不了。

　　特别留下印象的事，有两件。一件在夏天，另一件也在夏天。第一件：我在夏季的末尾考上了北京市最著名的男子中学。我跟在邮递员的

　　自行车后面飞跑，他手上举着一只白色的信封。我穿过锯木厂的电锯声、一个公共厕所和一大丛美人蕉，在家门口的石影壁前追上了他。我一直感激他，不仅我相信正是他把运气带给了我，而且为了他把快乐带给别人时的快乐。从走进教室的第一天算起，我只在这座学校正式待了十个月。这个，是他和我都没有想到的。

　　第二件事，发生在小巷转弯处的破屋门前。我走近的时候，一群孩子正挤在那儿，朝里望。里头很暗，要不就是外边太明亮，我好一阵没有看清那是个老人。虽是夏天，他身上的棉衣也不该破碎得像一只鹅绒枕头，当然没有那样的洁白。一只麻袋中露出一些肮脏的废纸，瘫在地上；一只用铁丝弯成的扒子，木柄雪亮，仰面躺着；一只同样雪亮的碗和一只生了锈的锅，郑重地放在木床板上，像是两件文物；响着的，是一只苍蝇。在我受到的教育中，一些我并不真正知道的什么，仿佛近了一点；我仿佛知道的另外一些什么，远了一点。让人在饶舌和沉默之间左右不是。老人抬起头，眼睛晶亮晶亮，刀子似地一闪，孩子们就一哄而散。许多年以后，我才从朋友的书中知道了，只有就要饿死的人，才有那样晶亮的眼睛。我又经过那里的时候，破屋已经拆掉了，我想，老人自然是死了。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

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7-20 07:22

　　其实，无论在哪儿，这样的景象都不足为怪，现在也是。可新中国的同义语即是人人都过上幸福的生活。我相信这个。——你无法不相信一个和你一同长大的说法，甚至你本人都是它的一部分，直到你有勇气首先否定你自己。我当时很吃惊。可我没有想到我应该而且可能为那老人做点什么，是使我日后更吃惊的事。我只是一哄而散的孩子中间的一个。我只是一名看客。类似的事情我以后看过不少，许多淡忘了。不忘的是那双眼睛，晶亮地长在我的背上，晶亮地看着世界。

《我的青春回忆录》第一章天国（2）

一九六五年对中国来说，是重要的一年。他刚刚迈出一道门坎，同时准备迈进另一道门坎，抬着脚。这中间，一片阳光。光亮有时不过是黑暗安装的一道门，推开门就又走了进去。

　　这一年夏天，国营市场上蕃茄的市价是人民币一分钱一斤。若是暴雨后，价格就会变成一毛钱一堆。运走这一堆，要使四五个孩子很费些气力。花八元钱，就可以在机关或学校的食堂一个月里吃得很好；月平均收入三十元是富裕的家庭；手表远不是人人都有，时髦的标志是拥有一辆上海生产的“永久—13型”自行车；使我们这些醉心体育运动的男孩子更加醉心的是一双同样上海出品的回力牌白色球鞋，索价十元。我是在这一年夏天才头一次得到这样一双球鞋，是母亲祝贺我考上四中的礼物。等到它渐渐旧了，我就用白粉把它重新涂白，因为我知道，一斤面粉市价一角八分的当时，不是每个孩子都可以得到这样一双鞋的，中国的农人们从国家手中收到蕃茄的一分钱和面粉的一角八分钱时（当然不这么简单），大约是不会很高兴的。成熟一只蕃茄也意味着至少四个月的劳作。因此大概可以算出农人们的收入情况。但是，这不是最坏的情况。

　　不仅因为年龄，我不是一九六零至一九六二年大饥荒的合格回忆者。在饥饿突然露面时（其实它一直跟在背后），城市居民中的重体力劳动者的月粮食定量降低到十四公斤。而孩子们，只有六到九公斤。我记得我曾在市场附近寻找菜根和菜叶，切碎了用红薯面包成菜团子，用双手捧着吃，以防它散开。在学校大群的孩子中间，有些渴望在课间休息时，得到五粒黄豆，很香地炒熟了，握在掌心，握出汗来，才咸咸地一粒粒吃掉，腿上却依然浮肿着。我们对童话像对鞭炮一样又爱又怕，因为童话中总是提到糖果。偶然可以吃到面条时，哪怕在同一家庭中也须用小秤将面粉一份份事先秤过，再为每个人单独制作。在大型食品店里被轻易捉住的贼是一具腹部滚圆的尸体。北京各机关派出卡车和枪手，追赶内蒙古草原上的黄羊，把被饥饿打死的黄羊肉血淋淋地分给许多家庭。根据我的经验，这种肉食并不好吃，但在当时，很好吃，非常好吃。

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7-20 07:22

　　我们到底生活在首都，到底偶尔还能吃到黄羊肉。我的一位在美国居住了十二年的朋友回忆当年的情景：她当时躺在河南省的一个村庄里，两眼望着悬在房梁上的一只篮子，里面的几个干馍是一家最后的食物。她后来偶然活了，在父母把她接到北京之后。此后许久，只要听到炊具的碰撞声，她就开始感动地啼哭。就在这个河南省，为了交够指标规定的商品粮，武装民兵用小扫帚扫净了农民仓底的粮食，又设置了封锁线，禁止农民外出乞食。农民们先是吃净了树皮、草根，甚至一种泥土，然后就在道路、田野和村庄中成群地死去。后来对这件事很少提及，提及时使用的词汇是“非正常死亡”。在不多的几年里，死于此种非正常的人数以千万计。但我们什么也不知道。知道的人不告诉我们。为什么？没有说。该谁负责？也没有说。只知道：我们遇到了自然灾害。还有，苏联人的背信弃义。

《我的青春回忆录》第一章天国（3）

自斯大林死后就开始了的中、苏意识形态之战，恶化了国家关系。一九五九年，苏联开始撤退专家，停止了一切援建项目。中国则以农产品开始偿还朝鲜战争借款。据说，这就是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事实是，饥荒部分是人为原因造成的。而同苏联的冲突，仿佛一个举着雨伞在阳光中行走的雪人一样，偶然遇到一场暴雨，不仅可以避开晴日带伞的猜疑，且可以为自身的融化找到根据了。这是一场及时雨。一九五八年全国性的“大跃进”才是六十年代初期大饥荒的起因。

　　但是，人民却甚少怨言。原因中分量很小的是他们不了解内情，更多的是他们对这个制度还有信心。因为饥荒是农业国家的常规事件，仅在中国近代史上，灾变已经不知发生过多少次了。不但如此，他们欣赏毛泽东同苏联人的斗争。维护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重担，由数千年维护“华夏正统”的民族来担当，表面上不通，实际上合乎逻辑。古远的帝国旧梦和尚未古远的百年外患所造成的悲哀和仇恨作用，一时间确实产生了毛泽东所说的“精神变物质”的强大力量。他们相信在闭关锁国的条件下，可以依靠精神力量，“在一张白纸上画下最新最美的图画”。受到伤害的民族自卑感，以自尊的方式被激励起来了。

　　自一九五九年起，由一名在战争中被日军打断了一条胳膊的将军指挥，从中国各地汇集来的人群，在东北烈风劲吹的雪原上，建设起一座巨大的油田。他们住在土坯垒成的泥屋中，吃着有限的粗糙食物，依靠军事共产主义的组织方式，人海式的劳力投入，理想与纪律，在刻意不宣的岁月中默默奋斗。一位名叫王进喜的工人，曾在严冬季节跳进深可及胸的泥浆池中用身体搅拌开钻所必需的泥浆，并使他的钻井队保持年钻井世界纪录多年，而被称为“铁人”。他在北国寒风中高唱：“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满载原油的列车终于从原来无名现名大庆的地方开出，结束了中国进口原油的历史。消息传出，民心大振。与此同时，地处中国华北与西北交界的群山腹地之中，一名叫作陈永贵的农人，依靠同样的组织方式和精神因素，在周围的山地上用铁器时代沿用至今的锄头，建造起比他们脸上的皱纹整齐得多的梯田，其规模使人联想起长城的修建，并在水土保持极其困难的半高原上当年获得谷物丰收。炊烟升起，宣布一个名为大寨的村社的兴起，并为中国北方多山诸省的农业施了洗礼。陈永贵这个名字，对于常年处于半温饱状态的中国农民来说，无疑号召力强大。一九六二年，因“麦克马洪线”而纷争不休的中印边界爆发战事，来自四川省的军队越过西藏高原，一举击溃了印度陆军。同年，解放军又在东南沿海歼灭了蒋介石派遣的武装分队。一九###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下台的同时，中国在西北地区引爆了第一颗核装置。大体与人民共和国一同生长的少年们第一次看到了沿街散发的号外和胜过节日的狂热人群。所有这些成功，都是通过人海式的群众运动实现的。“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大干群众运动”这类口号更多地出现在宣传中。中国的经济也确实开始稳定，人们至今对一九###年至一九六五年物品的丰富和低廉的物价记忆犹新。一九六五年纪录国庆实况的影片中，在毛泽东出现之前，有一个由广场摇到天安门城楼的长镜头，在容纳了一百万人的空间中，竟可以清晰地听到城楼上八面红旗飘舞的声音。接着，《东方红》就在礼炮声中响彻了广场。入夜，手擎红旗的人群在静默中踏出大军行进般的步伐，通过原西方国家使馆所在地——西交民巷，涌向天安门广场。未久，天空中升起了焰火礼花。

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7-20 07:22

《我的青春回忆录》第一章天国（4）

这是盛世景象。毛泽东说：“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一九六五年，一首早就代替了五十年代流行的“好一朵茉莉花”的革命歌曲，又直接引用了他的原话：“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的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这条大路通向何方？人们将会在这条路的尽头看见什么？谁也不知道。

　　一九五二年夏天，我出生在一个电影工作者家庭。我的父母一个是电影导演；一个先在国家电影局工作，以后改做了电影剧本的编辑。抗日战争以后，他们都曾是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学生，父亲又做了教师。他们曾参加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名字列在报纸的通缉令上，不得不离开，就到华北参加了革命，中间有一些艰难。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建国时，他们是广场上几十万人中间的两个。我的母亲出身于一个原来富裕的家庭，在日军进攻时破产，但仍有机会在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念书。一九五零年她回到南京的家中，她的父母已迁到台湾，连同她的六个兄弟姐妹。她是这个家庭留在大陆的唯一一人。其后的三十九年直到去世，她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的父母。在她同父母告别时，二十一岁，天然地向往一个新社会。母亲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千千万万，我就是这样的母亲生下的千千万万孩子中的一个。

　　据说，我生下来就惯用哭声表达一切。彻夜啼哭常常使母亲无法安睡，是她日后的病因之一。所以长成以后我痛恨一切哭啼不休的电影，算是一点自我反省和否定。那一年，是龙年。

　　我出生前不久，北京召开“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会标就是毕加索的鸽子。于是父母就给了我名字叫作“皑鸽”，“皑”就是洁白。父亲名字中也有这个字。他们期待的本来是个女儿，并且准备好了“皑燕”的名字——各从他们的名中取出一字。父亲的名字是“襟怀洁白”的意思，母亲是燕，而且飞驰。当然，这都不是他们父母给的，原名在参加革命时为躲过通缉，改了。“皑燕”这个名字后来给了我的妹妹。我成人以后，突然听到父亲唤了母亲原来的名字，母亲应了，两个都无话。那时他们都有些老了。我十三岁时，已经长到一米八零，觉得自己同一只白色的鸽子之间已甚少共同之处，就改掉了这个名字，用了现在的名字在中学注册。我改名，父母没说什么。母亲去世以后，我在美国接到朋友来信，提到，在她弥留之际，喃喃自语：鸽子飞走了，鸽子飞走了……我这才明白，世上总有些什么，是不变的。这一年，也是龙年（一九八八年），我不在她身边。

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7-20 07:22

《我的青春回忆录》第一章天国（5）

我爱北京，不光为了它是我的出生地。在我儿时，北京没有那么多人，没有那么多车辆。更容易看到的是四个轮的小车，竹子做的，里头坐着咿咿呀呀的娃娃，后头推车的是一样咿咿呀呀的老太太。临街的学校书声朗朗，忽而又安静了。老人们坐在中药铺前的台阶上晒太阳，手里捏着两个核桃，转着，虚着眼望着天上飞远了的鸽子，哨音像是云的回声，淡淡的。热闹的地方是庙会。我还记得怎样欠着屁股坐在拉洋片的老式镜箱前，看着一张张画面闪过，不敢眨眼，画面有山水、人物和神话中的故事。拉洋片的人一边摇着镜箱上的手柄，一边“吓吓”地敲着一面小鼓，被敲乱了心的孩子就交出最后一分钱。——更不用说庙会中的玩意儿和吃食了。

　　春天，挑着大箩卖小油鸡的汉子走进胡同，不用吆喝就围了一群孩子，托起一只在手上，指指才吐绿的柳枝说：嚯，赛柳絮。孩子们毛茸茸地托着，回家放在鞋盒子里，撒上小米，坐着看，夜深了都不忍睡去。卖小金鱼的担子上，一头是木桶，一头是玻璃缸，圆的，要哪条就捞哪条，注进净水，还有一缕碧绿的水草。槐花落尽的时候，卖花的老汉用丝线把晚香玉一串地穿了，挂在好动的小姑娘颈上，一跑，小胡同里就香气弥漫了。夜里，甚至冬天，也能听见卖小吃的吆喝声，推开古旧的院门，看见一盏风灯和一个身影，热气虚虚地晕了灯火，身影悠悠地唱着，悠悠地远了，夜就踏实下来。我躺在床上，闭着眼听，觉出被子的暖和安全。

　　那时北京，仿佛护城河里故宫角楼的倒影，梦一样安详着，小风吹过，晃动了，却不破碎。它的古松和早梅，庭院和街道，都显出古老和平，而且骄傲。

　　我的童年分给了两个幼儿园。那时的孩子大多住在幼儿园里，因为父母忙。第一个是一座四合院，有高大的门楼和小小的石狮子。园长是个严厉的妇人，可只要看见孩子，又笑成了一尊佛。记得我们住在北房，一有太阳，阳光就好。后面高高伸出一个平台，有栏杆围着，就在上面游戏玩耍。春日最爱的是养蚕，有时一上午地趴在平台上，看着它们“沙沙”地吃掉一张张漂亮的桑叶，又换上新的。时候一到，蚕箩里一夜之间就寂寞了。早上，我们举着亮晶晶的蚕茧大声问阿姨：蚕宝宝哪儿去了？然后就一二十个地一齐放声大哭。阿姨张开手，眼睛湿湿地笑，不知说什么好。分瓜果的时候，大家就坐成一圈，你一个我一个，白梨、石榴和樱桃，多出来的就分给最小的。夏日，午睡是在院子里的凉棚底下，太阳透过棚顶，在地下洒出许多光斑，风一吹就跑来跑去，睡不着的时候就伸出手，想在空中抓住它们，做个朋友。有一次，我们在游泳池待得太久，回来的路上遇上了大雨，我们一边叫一边跑，阿姨暂时地做了牧鸭人。然后，在天渐渐黑下来的时候，我们坐在小小的餐室里，一边吃豆沙馅的包子，一边听雷，雷不响的时候就把包子放在嘴边，激动地等待。北京四合院的雨夜，雨点和瓦在房脊上热烈地欢叙，之后又静下来，水珠的滴落声像是在试一张古琴。这时醒来，就能看见值夜阿姨瘦小的背影，浅浅的灯光底下摊开了一本书。我当然不知道，在我做着童年梦的时候，已经有五十五万“右派分子”被送进了风雨之中，在未来二十二年中苍老或死去。他们的孩子可能就躺在我的身边，不知不觉地受了伤。我不在他们之中，出于偶然。

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7-20 07:22

《我的青春回忆录》第一章天国（6）

第二个幼儿园也是四合院，只是没有门楼和石狮子。门与墙一般高，漆成红色。最让我惊喜的是这里居然有个小小的动物园，里面却只有两样动物：白兔和鸭子，也是白的。我们喜欢在临睡前探看它们，尤其是停电的夜晚，那时常常停电，也许是已经“大跃进”了的缘故。手电筒的光亮里是几对宝石一样的眼睛，自然是红的，于是大家“呀”的一声赞叹，都不说话了。鸭子不然，一见光亮就聒噪起来，这抗议直到我们匆匆逃走才停下。找不到手电筒的时候，就由阿姨领着，一人点起一根蜡烛，穿过不矮的松墙，悄悄地去又悄悄地回来，有谁不小心遇见了鬼突然大叫一声，大家就也叫了，兴奋地奔逃。把鸭和兔放在一起，是谁的主意？长了羽毛只会聒噪不会飞的；长了一双看什么都是红色的眼睛却无法开口的，以后明白了，不仅是兔和鸭。

　　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可以享受住在动物园的礼遇。一九五八年，我站在幼儿园的滑梯上，手中挥舞一根系了红布条的竹竿。北京的天空中有无数这样的竹竿挥舞，配合着从铜锣直到破脸盆的敲击声。受惊的麻雀降落是死，不降落也是死，于是纷纷跌落尘埃。还活着就被因得胜而快乐的人群缚住翅膀，慢慢死去。终于出现了载重四吨的卡车装满了死麻雀，在街上游行的“盛况”。这一年，老鼠、麻雀、蚊子和臭虫被政府宣布为“四害”。可是能飞的并不只是麻雀，所以我弄不清在幼儿园葡萄架下看到的是一只什么鸟。它在我和一个小姑娘的注视下抽动着翅膀。“麻雀。”我说。“它还活着呢。”她说。“麻雀。害虫。”——我还弄不清虫和鸟的区别。小姑娘点点头，她知道我对，但还是在那只鸟死了之后把它浅浅地埋葬了，上面还盖了一张葡萄叶，为了第二天还能找到它。第二天，葡萄叶落了满地；又过了一天，葡萄叶都被风吹走了。

　　从那以后，我们仍然唱着那首已经没有了意义的儿歌：“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着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北京的天空寂寞着。有的只是养在笼子里的黄雀，为了使人快乐而歌唱。在“大跃进”过去以后许久，我的朋友们仍然不断用气枪射击所有的鸟。我的朋友们用湿的泥巴糊住死的麻雀，扔进火堆，慢慢等待烤熟的身体。到了一九六六年，被扔进火堆的就不再是死去的麻雀。

　　麻雀被宣布为敌人，它就不再是一只鸟。它的存在即是罪恶，为了消灭罪恶就必须消灭它。而在我还弱小时已不能怜悯弱小，实在能对我日后的强壮指望些什么呢？

《我的青春回忆录》第一章天国（7）

差不多三十年以后，我偶然路过这所幼儿园，门上的红漆已经剥落，也许早就剥落过多少次了，兔和鸭自然也不在了。而且，幼儿园就要拆掉了。“一定要拆吗？”我问。回答是一定。这里要建一座很高的楼，容纳更多的孩子。我高兴至少这里还是一座幼儿园，又为今天的孩子们惋惜，他们再也看不到夜里的红眼睛。即使还能，他们愿不愿看，我没有把握。

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7-20 07:22

　　我家住在离幼儿园不远的一条胡同里。院子很大，除了门楼、影壁，还有拴马环。前清的时候，这是一座王府，后来残破了。我家住在西跨院，有围墙、走廊，两棵大槐树和一道垂花门。因为住在东厢房，夏天黄昏就很热。我和妹妹就在走廊前的空地上种些瓜豆和淡紫的牵牛，夕照时满屋都是花影。我的童年，更亲近的是母亲。父亲总是忙，难得见到。我觉得他很严厉，也记不得他年轻时的样子。他去外地拍电影我总是很高兴，临走他拍拍我的头顶，说一句“好好念书”，我就点点头。他有时写信来，我就回一封，说一切都好。对父亲的了解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从小学起，母亲就陆陆续续教我念些诗，她穿着一身淡果绿的绸睡衣，靠在院里的一张藤椅上，手里握着一卷《千家诗》。太阳出来，就念：“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暮春了，则是：“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逢到夜间，就会是：“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样的功课一直持续到我可以几百行地背诵排律。母亲只要我体会，很少作意义之类的讲解，所以至今不忘。这些图画了的诗歌不能不对我日后的电影有了影响。

　　我小时候贪读，读我得到的一切书。最得意的是星期六下午，学校不上课，就钻在房间里，翻看家中的书籍。如果是阴天就最好。看到精彩处就高兴到无可奈何；之后，呆想。我虽读过一些武侠小说，可是因为其他男孩子不可抗拒的目光而头一次爬上房顶时，我就断绝了做剑侠的念头。

　　像许多人一样，留给我童年最深印象的，是我们的保姆，我们叫她奶奶的。奶奶姓沈，满族人。脸和人中都有些长，很像御像上的皇帝——他们的祖先。她有过一次婚姻，不好，就离开男人单过，天足，不识字。问到她为什么没缠足，她说：“裹了。后来又放了。我闹他们。”因为不曾生育过，又终日劳作，她有一个光亮的前额和一副爱吃铁蚕豆的牙齿，七十岁的时候仍然行走如风。只要天不是最冷，她必定脱了老式的内衣，早晚用冷水洗她年轻时也不会太好看的奶子。奶奶曾是贵族，她出生之前，家里曾管过御制宫花的买卖。想想清末宫廷中有多少戴花的女人，就知道这是一件大事业。可奶奶却不懂什么是满汉全席，衣服都是布衫，当然更没有花插在头上。宣统皇帝退位的时候（一九一一年），她才十一岁，在这个世纪的其余时间里，她都靠自己的一双手活着。能看出她是满人，只有在她梳头的时候。早上她先在走廊上用冷水把头发抿了，又用一把牙刷沾了有桂花味的头油，亮亮地刷在头发上，又用蓖子细细蓖过，在脑后挽成一个髻。之后就满意地沏一杯茶，喝的时候声音很大。

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7-20 07:22

《我的青春回忆录》第一章天国（8）

我和妹妹常问：“奶奶，您小时候北京什么样？”“什么样？烧饼一个大子（铜钱）一个，豆浆比现在好喝，过皇上的时候胡同口得围上蓝布，一个冬天街上净是‘倒伏’——饿死的、冻死的。”“还有呢？”“还有？没有了。”这时，她的眼神便茫然起来，有时就这样茫然很久，呆呆地坐着，嘴边会突然露出一个笑，又急急地收住了。想什么呢？她没说。可云影一样的眼神，把她亲历过的繁华一下子照亮了，一下子又黯淡下去。

　　因为不识字，逢到偶然有人来信，她总是让我念给她听。我念一句，她就应一声，好像在和来信的人对话。念过去了，她就把信仔细地叠了，放进衣襟里。她敬爱文字，凡是写了字的纸，不问过决不扔掉。每次我写作文，她必定守在门口，不愿有人打扰我。

　　奶奶是那种一生仅得温饱却体面而自尊的北京人。她精明不失善良，爱面子也给人面子，因为不再是贵族反而是靠了双手得了贵族气派的劳动者。她衣服永远干净，头发一丝不乱；耳聋，能听到别人的痛苦；从不惹事也决不怕事。每次我犯了错，她总是说：凯歌，我告诉你妈去！——可她其实从不这样做。如果别的孩子欺负了妹妹，她一定拉了妹妹的手找上门去。而别人道了歉之后，她又哈哈地笑着，把两个孩子的手合在一起说：来，拉拉手，拉拉手！她常说：人不兴欺负人。也不兴叫人欺负。让人欺负惯了，你日后就成了坏人了。——中国的传统，受压迫者，以为有正义在手，便只知有报复，不知有宽宥，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结果压迫本身代代不绝，只是对象换了。奶奶目不识丁，乃能以这样透彻的道理示于后代，可见她目光之锐，见识之高。可当时的风尚是“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我听不懂奶奶的话是自然的事。

　　一件发生在饥荒年代的事却是我没想到的。一九六一年的一个冬日，奶奶把按定量做成的面条端给我和妹妹之后，母亲把我们叫到卧室，关上了门。她在厨房里低低地说了几句什么，就听见奶奶的声音：“我错了！我错了！您原谅我！”未久母亲走回来，一脸的怒气。我和妹妹被着实地吓住了。以后才知道，奶奶把我们定量中的一部分放进了自己碗中。母亲的心情是容易理解的：爱子，又是米贵如金的年代，她是宁愿自己不吃，也要让我们吃饱的，自然不能容忍奶奶的行为。奶奶是一看到母亲的脸色就跪下了，之后就是“我错了”的呼声。刺痛我的，并不是奶奶吃了我的食物，却是她有些凄厉的喊声。我宁愿永远不知道这件事。过后，再没有人提到这件事，奶奶依旧在我家，仍然梳头，仍然喝茶，仍然有时茫然着。

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7-20 07:22

《我的青春回忆录》第一章天国（9）

我一直不解，以奶奶的体面、自尊，竟将事情做到钟爱的孩子们身上，必然的理由是：她饿。可那一点点食物果然能减轻她生理上的不适吗？当然不能。唯一的解释只能是：饥饿使她恐惧。恐惧比爱更有力量。

　　出门向南穿过小巷，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就是护国寺。说是寺，有寺之名，无寺之实，所以我很久都以为护国寺不过是过去流传下来的地名。后来走得多了才突然明白，这个今天居住着上千人口、五方杂处的大院落其实就是原来的寺。

　　寺的东西围墙仍然完好，只是斑剥了，很高，约有半华里长。庙的两座后门面北，之间的距离约二十米。单是这两个长度已经可以看出当年庙宇的规模。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两座后门打开，庙内成了行走之地，僧舍内也住了人，时间久了，寺庙就变了样子。南面的护国寺街上，山门已不存，代替是几座店铺，其中一个是花店，冬日也有半街余香。

　　我常走的是庙后的西门。要抬起头来才会看到伸出的门檐上，有几乎被风尘湮灭的绿色琉璃瓦，夕照时在来年的衰草后面闪闪地亮。后门与殿堂相连，实际是个过厅；里面比外边明显地低，可见当年香客踩踏之繁。门内有低低的石阶，甚宽。细细一想，应该是泥塑金妆的天王站立的地方，如今却空着。盛夏，须发皆白的老者在石阶上对坐下棋，老太太们路过歇脚。黄昏时突然走入，会看到台阶上留在夕阳里的糕饼点心，嘴馋的孩子也决不敢碰的。有人说，这是老人们留给庙里的灵物黄鼠狼的，因为庙已残破，香火不再，恐怕它无处觅食。也有人说，是“黄大仙”本身因循旧例，偷来的食物救济孤苦的。两者都是美丽的故事，而庙确实残破了。

　　当年香客如云的焚香散花之路已经崎岖不平，遇雨便满地泥泞。廊下僧房中住满了笑闹喧腾的俗众，门窗依旧，没有了往日的肃穆。小作坊的机器声代替了晨钟暮鼓；而应是“大雄宝殿”的所在，变成了一座电影院。门外两座石龟，着巨大的石碑，翘首问天，碑上盛记功德的碑文已经苍黑，湮然不可复识了。唯一留下的真迹，是西北角的“地藏殿”，殿宇宛然，偶像俱在。殿前有一榆树，因接近道路，有人经过便摸一把，摸得久了，树腰竟成了一片光滑的白色。树后遍种蓖麻，叶子肥大深绿，苍翠时阳光也照不透。出于好奇，我们常常抓住门上的铜锁，站在露出的门坎上窥探。殿内昏暗潮湿，霉味扑鼻，地藏王菩萨满身灰尘，慧目低垂。神案上除了牌位、香炉之外，还有一大堆凝了的红色烛泪，触目惊心。“文革”开始之后，这里首当其冲地成了红卫兵采取革命行动的“战场”之一。殿门打开，阳光涌入，地藏王菩萨被推下莲花宝座，在尘埃中摔得粉碎。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7-20 07:22

《我的青春回忆录》第一章天国（10）

宗教的脆弱，是中国的一大问题。四十年来对宗教，害处听得多，好处听得少。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曾经遍布禅林的北京，僧众流散，寺庙荒凉，对于我们这些革命后出生的少年来说，宗教几乎等于旧世界的代名词了。

　　在这个决不完美的世界上，宗教是个去处。它使做了好事的人有地方去欣喜，做了坏事的人有地方去忏悔；失望的得了希望，绝望的至少得了安慰，信仰是文明的开始。相信，需要天真和勇气——重要的是相信本身，倒不是相信的一定要是什么。只要人尚能相信，这世界就还有救。杀死了天真和勇气，剩下的就是一群暴民了。信仰实在是人性的围墙。而在“文革”开始的最初日子里，几乎所有的暴力无不首先发生于信仰的领地：孔庙、佛寺、天主教或基督教教堂。

　　一九六五年，庙会已经被禁止，接着，民间的丧葬嫁娶仪式也被禁止。接着，北京南城享有百年盛名，在中国人欢庆新年时几乎无人不去的文化集市——厂甸街，宣告关闭。接着，就轮到了北京城墙。

　　一九四九年初、清末大儒梁启超之子，建筑师梁思成教授住在其执教的清华大学。当时内战大局已定，解放军攻城刻在日内。一夜，有客来访，自称共产党城市工作部干部，特携带北京市区地图，要梁先生指明何处不可用兵，何处不可开炮。共产党于争夺天下之际，尚能虑及古都文物的保护，据说，是梁思成日后感戴投报的原因。不久，北京未被战火而和平易手，使八百年古迹得以保留，是中国的大幸运。所以可以想象梁先生听到毁城设想时的心情。他曾力谏政府首脑放弃这一计划；他的夫人甚至誓言：城破之日，自取其命。但是，以“城墙妨碍首都建设”为名，计划终于变成现实。面临厄运的大城被解放军工程兵部队团团包围，在现代化机械的频频击打之下，木石俱下，烟尘大起，顿成废墟。被分段拆除的城墙，砖石今已不知去向，少量的可以发现于民间的鸡窝兔舍。传说：在明初重修城墙时，工匠曾用熬熟的米汤和泥浇筑，以求坚固，可见毁城工程的艰难浩大。多在夜间操纵的轰轰机声未能惊醒北京人，而城市从大梦中醒来时已成裸体。世代居住北京的人民中，竟无一人与古墙共存亡者，实在辜负了。有识之士，慑于一九五七年“反右”，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一九六二年的“大抓阶级斗争”而大多仆伏在地。与此同时，这座始建于元代，经明成祖朱棣重修，此后代代维护，长达数十华里的八百年古城墙轰然倒塌了。一个旧梦随风雨而逝，永远不再。一九八六年，我站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内，注视西方人于一###三年拍摄的旧京城墙照片，回想它延伸阔大的雄姿，不胜唏嘘。

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7-20 07:22

　　至此，精神和物质的旧墙均已归于消灭。从不设防的国度中醒来的人们，看到空旷的地平线上一轮巨大的红太阳。

　　

《我的青春回忆录》第二章降临（1）

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认真念书的孩子，成绩也好，老师同学，两者都有赞誉，就有些自命不凡。加上身材很高，学琴不成之后，篮球打得不错，开始引人注目。家境自幼不错，没有衣食之忧，只有一些阳光下的浪漫和感叹，真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我走进了四中。我和一千八百名男生一起，站在宽阔的操场上，倾听新任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这一天阳光灿烂。这位女校长嗓音宏大，讲起来喜欢一问众答，往往发问的声音未落，回答的声音已起，气势之大，真可以用唐人“独立扬新令，千营共一呼”的军旅诗来形容了。

　　四中地处北京西城，距正门不远就是有名的西什库天主教堂；后门一街之隔就是林彪的住宅。两边的道路都可以直通市中心的长安大道。在我进校时，四中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一向以教育的质量闻名。“文革”以前多年，四中的高考升学率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考上四中，等于进入高校的胜券已经在握，因此，这座学校成了男生竞争的目标，就是很自然的事。同样自然的是，胜者之中相当一部分是党政军高级官员的子弟，更有一些是元勋之后。在我的班级里，政府副部长以上干部的子弟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不用说职位稍低的了。新任校长头发已经花白，论资历可以做到大学校长，她的出任在很大程度上是来照看“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虽然四中不乏刻苦攻读的平民子弟，但干部子弟由于其数量和影响，不能不主导了当时的校风。

　　在我记忆很深的同学中间，Ｆ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在开学典礼这一天迟到的唯一一人，也是进入四中时尚未参加少年先锋队的唯一一人（他人入队通常是在小学二、三年级之间）。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Ｆ的个子很高大，衣着随便，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决不爱护，车身斑痕累累，骑起来却飞快。他有一张因为打球常常出汗的脸，不洗；和一只吊在屁股后头同样很脏不洗的大书包。只有老师在课堂上提问的时候，他才表现出谦让和沉默的品德，其他的时间永远在大说，大笑。

　　关于他，有一则无法证实的故事：以Ｆ在小学的成绩，本来是和四中无缘的，情急之下，只好求助于乃父。于是有一封盖有F父亲印章的信件送到了校长手中，Ｆ自然也就进了四中。但这封以“我的孩子Ｆ……”开头的求助信件最后以“我将于九月一日准时到校”结束，使校方大为紧张，慌忙准备迎接F父亲的光临。这一天姗姗来迟的却是大摇大摆的Ｆ本人。校长问起他的父亲，Ｆ惊奇了，问：谁说我爸爸要来？问罢想了想，就两手拍着腿大笑。——信件显然出自Ｆ本人的手笔，主语自然复原到“我”，是并不错的。故事可能只是假托，但编故事的人可说是深知Ｆ其人。

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7-20 07:22

《我的青春回忆录》第二章降临（2）

我和Ｆ不仅是同学，还是少年业余体校的篮球队友，处得久了，就喜欢他。他很骄纵，可不横，鲁莽起来还是很天真；算计人——不会，对朋友也很慷慨。每次练完球饿了，大家想吃烤红薯又没钱时，总是F负了总责，也并不要人道谢。他爱捉弄别人也常常被别人捉弄了去，不管是谁，总是哈哈一笑，决不介意。他在同学中，外号就叫“Ｆ傻子”，很对。“傻子”笑口常开，快乐着，可他以后的遭遇却让他不容易再笑起来。

　　同我和Ｆ都比较近的是张晓翔。或许因为是将门之后，他有武夫的赳赳身材，背稍驼，走如风。两道浓眉在结束时各自拧成一个向上的旋儿，一张脸就顿时精彩起来。他的眼镜常常掉下来，爱从镜片上边看人，窘迫时又连忙推上去，让皱着的鼻子托住它。他力气很大，也爱炫耀，往往乘人不备，突然用力捏住别人的手，嘴里呵呵怪笑着，直到对方慢慢讨饶才罢。得胜了，就搓着双手，一脸得意。有一次他终于遇到一个厉害的，高声叫骂，张晓翔立刻张惶失措，一面飞快地推着眼镜，一面抓住身边所有的人拼命解释。有人指出他应该道歉，他仰头愤怒地想了想，终于说：我道歉。还有一次，有同学故意藏起他的眼镜，让他有力地捏住了一位年轻女教师的手……晓翔是同学中最有礼貌的一个，见到别人的父母总是微弓了腰，恭敬地叫一声“叔叔”或“阿姨”。他是我母亲非常喜爱的孩子。晓翔好读，《非洲内幕》、《第三帝国的兴亡》，都是他最先借给我读的。如果他还活着，写东西会是一个好的。

　　同学中我最欣赏的，是Ｇ。他体态俊拔，行动矫健，举止潇洒而不自知，是顽童中的翩翩美少年。他的双颊幼时鲜艳如玫瑰，通常沉默，一笑很灿烂。倾听别人时，眼神专注，头稍侧，令人想起鹤一样的孤洁。人谦退温文，从不谈论自己。越到成年，越加安静从容。也许因为他天性冷静恬淡，看世界如棋局，胜负都可以付诸一笑，所以在男女的事情上也是有风流的本钱而无风流的行状。他日后刻苦攻读，以医学研究为终生的坚守，是最恰当的选择。一旦了解他家在“文革”中的变故，就更能理解他选择医学而远避政治哀痛的隐衷。以他的资质高洁，任何宽容的社会都应该有他遗世独立的空间，但他偏偏不能不置身事中，可想他的憎恶与无奈。在众多的干部子弟中，他是少数的自知者之一。

　　战争中，免不了生死之间的悲壮故事。特别在掌权之后，战争的参加者大都身居高位。这使得他们的子弟在光荣与权力两方面都得到相当的满足，产生了极大的优越感。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他们的性格大多傲慢、偏执、直率到咄咄逼人，有时又极天真。因对社会所知甚少反而把生活过度理想化，终日耽于革命的梦想而并不知革命为何物，反以追求真理的热诚鼓吹无知。在生活中很难成为与人为善的朋友，甚至处处树敌。这些在一九四九年前后出生的少年，在他们太年轻而又没有机会进行痛苦比较的时候，事实上没有选择别种思想的可能，他们的行为正是他们仅仅所能做的。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上个人自由的定义就是相当狭小的社会里，他们的荣辱得失都与他们的家庭有关，这使得他们本身的命运带有“前缘已定”的宿命味道，而无法逃脱。在这个意义上，我又为他们中间那些真正志向高远而终于不得伸展的人感到惋惜。我的三位同学就是好例。但在当时，这支朝气勃勃、盲目自负、深具挑衅性的危险力量，正是时势所需要的。他们的使命是破坏。而要完成这个使命，他们尚需三个条件：忠诚、反叛和仇恨。

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7-20 07:22

《我的青春回忆录》第二章降临（3）

一九六五年，“个人崇拜”在中国已经存在，在大、中学校园中尤其如此。我还记得，当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大幕拉开时，数百名手持金葵花的蓝裙少女组成海浪的造型，抬头仰望在天幕上冉冉升起的毛泽东的形象。历时三小时的演出结束时，人民大会堂中的上万观众欢声如雷。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毛泽东是我们生活中天然的一部分。我们对他的爱，与其说是一种感情，毋宁说是一种习惯。我甚至没有注意到毛泽东是一个胖子，对他来说，一切世俗的标准完全没有意义，他正是他应该是的样子。在我准备中学考试时，语文教师们曾经综合历年的考题进行测验，帮助我们接近可能的作文题目。但当年的试题却大出人们的意料，它直接就是：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在我一年的中学生生活中，许多个星期天都坐在教堂中，在班主任的注视下一篇篇地朗读已经出版到第四卷的《毛泽东选集》，讨论“革命”、“阶级”、“专政”之类的问题，并且深信“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这样的“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遍布中学的校园。

　　但在当时的青年学生当中，忠诚于毛主席更表现为对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直接效法。毛泽东少有大志。他青少年时期的活动可以用“读书”和“行走”来概括。他遍览群书，博闻强记，又信奉“尽信书不如不读书”，只以书为思想的羽翼。他曾强迫自己在分文不名的情况下出游，沿途打工，维持生计，因为困苦没有退路，得以看到了社会的真实面貌。行走强健了他的体魄。他常常不避风雨，反而在其间欢呼鼓舞，在自然力量面前感受天命所钟的幸福。相传他赠给晚辈亲属的语录，第一条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孟子教诲，他少年时有诗“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以庄子北溟大鹏自喻，自信非常。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打着一把雨伞云游四方的行脚僧”。僧人而云游，必定兼有清贫、济世诲人和反叛世俗的特点，深深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在四中的校园里就行走着大批这样的学子。他们大都剃着平头，腋下夹着书本，衣着非常朴素。衣服还新的时候就打了补丁，有人甚至冬天也不穿袜子，布鞋被脚趾顶开了一个洞也不去修补。一到黄昏，校园中就布满了三三两两的人群，或者围着体育场奔跑，或者在夕阳下大声辩论，往往争到面红耳赤而各不相让。他们中间有的能整段地背诵马克思、列宁的原著，开口便引经据典，以利雄辩。每逢暴雨，在水天空蒙之间总会看到奔跑呼号的身影，或者在天雷震响之际悠然漫步。一日三餐，都用铝制的饭盒盛了简单的食物，边吃边谈，服色饮食都很难看出等级的差别。

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7-20 07:22

《我的青春回忆录》第二章降临（4）

对于干部子弟来说，父辈的业绩朦胧得美丽，如同酸葡萄发酵成美酒。他们更希望继起而为共和国新的护驾亲兵。这种事出有因的循环，就使红卫兵的产生成为必然。大批平民子弟也因风气的缘故纷纷卷入，无法超然。即使像在“文革”中独持异见、最终因思想罪被处极刑的遇罗克，也曾学步毛泽东，在民间做各种杂活，以接近社会。毛泽东本人成为极其敏感的话题，记得在一次讨论会上，班里一位同学说到“毛主席也是人”，便受到全体的批判，连老师也指其有“阶级立场问题”。这位十三岁的同学毫不示弱，竟有干部子弟同学扬言要“揍他”。“文革”初起时，“保卫毛主席”是春秋曲笔，既然需要“保卫”，必然有人“反对”——但不说是谁。于是四出寻找反对者，然后群起而攻之。出窝黄蜂的第一群就是青年学生，是“文革”前就有了准备的缘故。

　　一九###至一九六五年，北京大学附中学生宫小吉在《中学生》杂志上以《五分的秘诀》为题发表文章，指出：得到五分的作文多不过讨时尚的欢喜，故毫不足取。有头脑的学生不必拘泥于成绩，三分、四分足矣。余下的时间作多方面的发展，这篇文字在毛泽东亲笔批示之后流传甚广，毛泽东说：“此人厉害”。

　　宫文确是好文章。但毛泽东在一九###年著名的春节讲话中早已得出了这样的判断：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权，反而不行了……梁武帝、李后主文化多亡了国。可见书读多了要害死人。在列举了古今中外一长串教育程度较低的名人例证之后，他得出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结论。这些言论，作为打烂整个教育制度的信号，已经被一些年龄稍大的学生接收到了。

　　像宫小吉这样的人物在一九五七年的中国是难免被祸的。在我后来的母校北京电影学院，就曾有人仅仅因为抱怨公共食堂每天吃萝卜和豆子而被宣布为“右派”，其年十七岁，此后二十多年颠沛流离，可见压抑之烈。更不用说议论党的教育路线了。毛泽东对宫文的赞扬，说明风向已变。但在当时，公开反叛尚早。天性思动的青年学生，在长期压抑之下，形象地说，犹如藏于深岩的炸药。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导火索已经非常接近终点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九六六年春天的一次报告会。一千八百名学生坐在大操场上鸦雀无声。报告人是一位曾在朝鲜战争中被美军俘虏过的军人。虽说时间已过去十年，当他讲到在战俘营中怎样被两块带电的铁板夹住身体时，昏了过去。操场上响彻了愤恨的呼喊和口号声，连一向持重的高三学生都激动得发抖，在随后的讨论会上，我们都发誓要在未来战争中向美帝国主义复仇。这是我体验过的最强烈的仇恨经验。

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7-20 07:22

《我的青春回忆录》第二章降临（5）

一九###年，北京的一位小姑娘在以《母亲》为题的试卷前慌乱失措。她的母亲是被宣布为阶级敌人的地主。最后，她把党现成地比作母亲，颂扬它的光辉和温暖，又表达了对生母的仇恨，因而得到表扬。其文被作为范文，传诵一时。

　　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就被告知，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是区分爱与仇的最终界限。血族亲爱关系也毫不例外。爱领袖，爱党，爱自己人。但是，在阶级社会中，“自己人”是一个变量，所以，昨爱今仇的事常常发生，唯一不变的是对领袖的爱。既然爱是暂时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么恨就是长期的、全面的、普遍的。爱是毒药，爱情是堕落，人性是虚伪。仇恨代表正义、崇高和安全感。在一个人口众多而格外拥挤的国度里，以仇恨作为火炬而加以传递，其结果就不难设想。在孩子们中间也是如此。我亲眼看见两个同学因发生争执而就要动武的当口，其中一个大喊：你这是阶级报复！而另一个立刻泄了劲。这句咒语般灵验的话出自一位将军儿子之口，而另一位的父亲则是个非党的教授。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一柄锤炼了忠诚、反叛和仇恨的剑已在浪漫的理想修院中铸成，剑身就是青年的血肉之躯，离它飞舞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我也被铸进了剑身，而且迫不及待。

　　但我意识到我并不被信任是在一次作文课之后，我被叫到班主任面前，她用两根手指拎起我的作文簿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

　　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认真念书的孩子，成绩也好，老师同学，两者都有赞誉，就有些自命不凡。加上身材很高，学琴不成之后，篮球打得不错，开始引人注目。家境自幼不错，没有衣食之忧，只有一些阳光下的浪漫和感叹，真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父母方面，以为他们都是当然的共产党员，所以张老师的话不啻是晴天响雷。其实即使情形相同，换了别人也未必看得很重，当时迷乱我的，主要是我本身日益增长的虚荣心。

　　当年的四中，成绩最好的并不一定是干部子弟。他们可以骄人的，无非是常常聚集在一起议论不为外人所知的军国大事，或者在外地度假之后骑回一辆出口或进口的自行车。尤其是周末的课后，班主任会当众宣布：干部子弟同学留下开会。在其他同学纷纷退席时，他们会漫不经心地谈笑坐下，以后又一脸庄严地走出教室。我在当时很羡慕他们，相比之下又自觉不弱，因此就更刺激我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这种在孩子们中间人为地制造隔阂的等级制度，无聊可笑，造成我长成后对四中的厌恶。它的害处也影响到这些干部子弟，特别在他们家道变迁的时候。抛开这个不谈，少年时的虚荣、肤浅本是常事，不为时代所限。等到年龄稍长，心智渐开，总会慢慢解脱，人也就成熟了，犹如拾到海滩上的空海螺，可供回忆然后一笑的。但在当时，我却被过早地深深刺痛了。

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7-20 07:22

《我的青春回忆录》第二章降临（6）

我的父母过去未同我谈起这件事，造成我以为他们都是党员的错觉，本来很自然。一来我还小，二来也没有遇到父母非要对子女表白的事情。如果这位张老师稍解少儿心理，即使非讲不可，本来也应该事先同我父母商量一下，但她却没有这样做。

　　张老师是每天都见的，我记不住她眼镜后面的眼睛。她从来不大笑，表情永远同时透出两重意思：责备和原谅。她的年龄不详，说她三十五岁或五十五岁都可，只是想不出她曾是少女。她的习惯之一是随身带一个小笔记本，和人谈话时打开来看一眼，又立即合上。另外就是在她认为你错了而你还想争辩时给你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你就不得不闭上了嘴。她几乎不教课，是专职的班主任。我们对她的了解仅仅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时“火线入党”，丈夫是军队里挺大的官。

　　她对我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你不要背家庭包袱。你学习努力，成绩也好。但是，不要骄傲。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动摇性。领导上还是信任你的。”

　　在那个年代，“家庭包袱”是父母有政治问题的委婉说法。说不要骄傲就是说你骄傲而她对你不满意。说还信任你就是你有理由不被信任。这一切，耳熟能详。而我在她意味深长的微笑之前，甚至没有想到争辩，甚至没有想到问一问事实究竟是怎样，只是用力地点头。羞愧把我揉得粉碎，从她的手指缝中沙一样地流下来。我唯一想到的是怎样重获她的信任，甚至对她最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感激莫名。我匆匆取回作文簿，在没人的地方撕掉了整篇作文。我的虚荣心甚至不止是虚荣心的什么，像遇到利刃的骨刺，加倍地疯长起来。张老师知道这个。

　　为这件事，张老师去了我家一次。她和母亲的谈话显然不愉快。她临走说：那就这样。母亲淡淡地点了点头。之后，母亲平静地对我说：“你爸爸希望成为共产党员，他还不是，并不是错误，我们过去没有同你说，因为你还小。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母亲虽感到形势的震荡，仍然没有对我吐露真情。她一贯的平静和爱抚使我感到安慰，而“家庭包袱”的说法仍然影子一样拂之不去。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初春。

　　到了五月桃李已经缤纷的时候，母亲却突然把我叫到身边。我不见父亲已经很久。他曾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一年，回来变了一个人，又黑又瘦。我考取四中，他很高兴，买了钢笔作礼物，又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勉励的话。不久前，他和许多人一起去学习，住在一个地方叫做社会主义学院。母亲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犹豫了一下说：“你去看看爸爸。把这个带给他。告诉他，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要相信党。你回来我再跟你谈。”母亲当时抱病在家。她患心脏病已有十年。我点点头。

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7-20 07:22

《我的青春回忆录》第二章降临（7）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怎样骑过北京柳絮飘飞的街道，思绪像阳光下的景物一样模糊。我的四肢酸痛，眼睛发涩，耳边总是母亲的声音：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张老师的话并非没有根据。父亲确实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突然明白：明天的生活将不一样。就像小时候举起存钱的瓦罐，“啪”地一声摔得粉碎，硬币滚了一地。

　　社会主义学院是一座大楼，我是在门前的传达室中见到父亲的。比起刚从农村回来，他竟又憔悴了许多。由我把母亲的话转达给他，大概使他很难堪，他沉着脸，许久才说：“告诉你妈妈，我的问题早已向组织上交代过了。我没有新的问题。我相信党。你要照顾妈妈。妹妹好吗？你要好好学习。”我们中国人没有拥抱的习惯，离开襁褓以后，除了父亲打我，没有接触过他的手。我希望我当时抱过他一下。两个月以后，我的姑母——我父亲的妹妹从马来西亚回国探亲，距她上次回来，已是八年过去了。她要求见我父亲，回答得到的是：不准。在有人监视的情形下，她同我母亲匆匆一见，互道珍重而已。她一直住在旅馆里，只来过家里一次，是暴雨后的黄昏。坐了五分钟以后，她踩着满地的落叶离去，回过头来对我说她以后不再回来了。她给了我十元钱，放在一个小小的钱包里，是崭新的一张。我站在院子门口送她离去，起了风，吹得满天的暗云在夕阳里奔跑。

　　在看过父亲后的那个春夜，我从母亲那儿得知，父亲在一九三九年十九岁时，参加过国民党。这是成人间的谈话，母亲和我灯下诵诗的景象已经显得遥远。母亲解释说，父亲参加国民党，完全出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爱国热忱。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来自东南沿海的父亲甚至没有听说过共产党。她在头一次对我讲起抗战后反对国民党腐败的经历之后说：“这件事组织早有结论。这是历史，你没有经历过，不容易懂。今天告诉你，希望你能理解。”我相信母亲的话，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在20世纪初先后成立、初为兄弟、后为仇敌的政党，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生活。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二十二年内两党之间发生过的多次残酷战争所造成的冤仇和宿怨，也是几代人都洗不清的。实际上，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散，一般成员如我父亲是几乎不曾起过任何作用的。国民党退走台湾之后，共产党对其一般成员大体不究，而且区别加入国民党的时间，对在抗日期间加入的国民党员，更视作一般问题，虽记入档案，但不致影响这些人的生活。像父亲这样又参加革命的人，更当别论。这种情形持续了几年。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自出生就接受共产党教育的孩子来说，中国今天的一切，包括我们本身，都是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结果。没有国民党，我们就无从领会共产党的伟大，没有国民党，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黑暗、暴虐和苦难。国民党是万恶之源。而我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员。

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7-20 07:22

《我的青春回忆录》第二章降临（8）

我开始恨我的父亲。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文革”以后也正是如此。打开地狱，找到的只是受难的群佛，那么，灾难是从哪儿来的呢？——打碎了神灯的和尚诅咒庙宇，因为他就是从那儿来的。问到个人的责任，人们总是谈到政治的压力，盲目的信仰，集体的决定等等。当所有的人都是无辜者，真正的无辜者就永远沉沦了。“活着，还是死去？”之所以还是问题，就因为人们尚能选择。在父亲的问题上，我选择了自私。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害得失。看清这一点本来不难，可当我的良知匍匐在地的时候，是被无数灿烂的经幡环绕着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忠于革命，就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借口是现成的，为什么还要去费神面对自己呢？许多年之后我常常想：在一个拼命宣扬“舍己为人”的社会里，当我作出这样的选择时甚少犹豫，究竟这个教育是完全失败了，还是过分成功了呢？我并不惊讶：我的骄傲和自信原来如许脆弱，它与旗帜和口号联在一起时以为自己就是壮观的海洋，一旦敲碎，露出来的小小一粒却并不是珠。

　　在那个春夜作出的决定是：我要革命。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我会怎样再次面对父亲。下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在怒吼声中和许多人站在一起，弯着腰，头颅几乎碰到膝盖。

　　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北京的政治形势风紧云急。北京女一中的学生公开致信党中央，要求废除高考制度；在其他学校的师生中引起激烈辩论。大字报开始出现在校园内，校长们神色不安，正常的教学秩序已难以维持。五月的一天下午，一辆供高级干部专用的红旗牌轿车开到我们正在练球的什刹海体育场，接走了Ｆ和他也在四中上学的哥哥，随车前来的秘书说，是到机场迎接从罗马尼亚访问归来的他爸爸。但第二天，Ｆ的哥哥就辞去了班共青团支部书记的职务。面对学生中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总书记邓小平认为出现了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的形势；下令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稳定局势。此举得到了当时远在杭州西湖边垂钓的毛泽东的同意。但在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立即下令撤销工作组。毛泽东早在一九六五年即决定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在刘、邓之前，已有多人落马，突破口首先在教育和文化。在这一时期，根据刘、邓防止运动扩大的指示，许多中学生被运往北京郊区的人民公社劳动，但并非对北京的情形一无所知。四中也在其中。

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7-20 07:22

《我的青春回忆录》第二章降临（9）

那一年的夏天，天气反常，忽而阳光灿烂，忽而暴雨倾盆。我们顶着烈日，用镰刀割断气味辛辣的蕃茄藤蔓，下雨时就不耐烦地等待天晴。我们住的地方是乡村小学的教室，二十多人挤在铺了麦秸的地铺上，过道中泥泞不堪，游漫着新鲜泥土和干麦的味道。地铺上扔满了刚刚出版的毛泽东的小红书。在震耳的雷声中，我们阅读毛泽东的文章，每个人都写了大量的笔记。雨后的黄昏，我们站在大片变幻不定的天空下，吸进从田野尽头吹来的新鲜的风，在莫名的兴奋中徘徊不去，心中充满了大事将临的预感。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五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附中的一些学生，以干部子弟为主体，成立了秘密组织——红卫兵。他们深夜聚集在北京西郊圆明园的废墟前，宣誓效忠毛主席，并准备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他的思想。一天深夜，我被手电筒的光亮惊醒，站在面前的张老师要我去接替正在大雨中站岗的另一个同学，防止阶级敌人捣乱破坏。这是一个殊荣，只有为数极少的同学才被准许参加站岗。重获信任的狂喜和感激使我在几个连续暴雨惊雷的夜晚，守卫着空荡荡的田野直到天亮，淋得透湿也不愿交给下一个人。教室中，手电光彻夜兴奋地晃来晃去，议论声低低的到黎明才渐渐沉寂。我还记得换岗时的口令；第一个说：保卫！第二个说：革命！孩子做起游戏来比教他们的成人认真，是他们以为游戏就是人生。

　　在毛泽东于七月十八日突然回到北京之后，我们接到了放弃原计划立即返城的命令。这道命令直接来自于毛泽东本人。

　　七月二十九日，数十万大中学校的学生向北京城急急进发。是日大热，我们在昌平至北京的公路上疾行几十华里，犹如困鸟出笼，歌声不断。下午回到四中，我和一部分同学作为班级代表，穿着短裤背心，热汗未洗，就被推上大轿车，运往人民大会堂，可见其仓促。

　　到场之后，主席台前已悬起标语。会场内万头攒动，尽是少年。这时才知道中央领导要讲话。以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为序，前后开始。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革命怎样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犯了一些错误就改正，再犯错误再改正，就会革命了。”他说的是实话。在刘的话讲到一半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中突然灯光大亮。接着，毛泽东一个人自后台信步而出。由于惊愕，全场出现了短暂沉寂之后，人群中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开来，终于沸腾了。毛泽东缓慢地走动；举起右手，极快而又极潇洒地挥动，然后慢慢地微笑了。在这样近的距离内看到毛泽东本人，在我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一九###年春节晚会，在同一个会场。当时京剧《打渔杀家》正唱到好处，观众上万，凝神静听时，演员突然向下跑，接着天顶的万盏灯光就同时亮了——毛泽东出现在舞台上。后来，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东方少年们唱起了《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们的右臂上很快就要出现一块同样是红色的袖章。是夜天风浩荡，家里的窗帘飘飘欲飞。我对母亲说：“我见到了毛主席。”母亲扬起眉毛说：“见到了毛主席，你怎么这样平静呢？”

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7-20 07:22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首曲调源自陕北民歌，由一个名叫李有源的老农即兴填词，以表达他分得土地的喜悦，在荷锄下地时野唱的“酸曲”，一变而为“万方乐奏”的颂歌。这首歌的重要性压倒国歌，被一时称为道出亿万人民心声的“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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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永远少年的凯歌(黄斌)

永远少年的凯歌

　　黄斌

　　由我来张罗修订出版《少年凯歌》，并更名为《我的青春回忆录》，大概只有一个原因：对导演来说，我的年龄还只属于“少年”。

　　这本书第一次在日本出版的时候，我才八岁；而当第一次读到国内版时，已经20岁。期间几经台湾版、香港版的推出，无数“少年人”在感受陈凯歌导演所经历的成长苦乐时，也历经着各自成长过程中的美丽与哀愁。

　　几乎过一段时间，我就会重新翻看一遍《少年凯歌》，那个红色年代的沸腾声响仿佛贴近地在耳边回饶，而那些平凡的年少记忆又如此真切地仿佛电影般开场落幕。我一点都不陌生，我甚至能闻到那时的气味。

　　气味与气味之间隔着一个时代，却又好像近在咫尺。我试着让比我更小的85后、90后朋友读这本小书，他们也都奇异地熟悉这气味。

　　因为我们都“自以为对这个世界已相当重要”，而世界却不断地“准备原谅你的幼稚”。

　　如果有一本书可以当作交换成长的密码，《少年凯歌》绝对算是一本。

　　我听说，这几年不断有人想出版陈凯歌传记，但导演一扎进电影的拍摄就是天昏地暗，没有停息，哪有时间重新笔耕？再版修订的事宜也一拖再拖。直到2008年的冬天，我和出版社的朋友一再怂恿、几近逼迫导演把重新修订《少年凯歌》提上议事日程，并增加近100幅首次曝光的记忆影象。由于此前的版本太多，更轻妄地建议更名为《我的青春回忆录》。

　　我们竟然得逞了。

　　找到导演的夫人陈红女士搜罗历年的工作和生活照。在导演书房的柜子里，照片被红姐根据年份、影片名字、内容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一个个小袋子里，她竟能清晰地记得每张照片的拍摄情况、背后故事。花了八个小时挑选出四五十张珍贵图片，末了，却说“尽量少登有我的合照”，这让人想起“相濡以沫”这句老话。

　　而导演的妹妹陈凯燕女士则翻箱倒柜出导演“少年”时期的所有照片，供我们挑选。一瞬间，那个时代仿佛又回来了。

　　书的最后选了三篇附录。第一篇《千里走陕北》，是陈凯歌处女作《黄土地》的导演阐述。第二篇《张国荣的眼睛》，是导演写给“哥哥”的祭文，《霸王别姬》一直被认为华语电影史的伟岸高峰，而张国荣先生亦因此片人戏不分的演出成为不朽。第三篇是导演为柏林电影节专门写的《梅兰芳》拍摄初衷。三篇的时间跨度大约为二十五年。这四分之一个世纪，有很多东西发生了巨变，唯一不变的是字里行间作者对电影与人生的虔诚——这便是时间的魔术。

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7-20 07:22

　　本书的编辑过程除了得到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刘太荣先生、唐建福先生积极推动，再加上曦阳、李辉等的辛勤努力，竟在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内重制完成。

　　在导演身边工作这几年，一直觉得他既是恩师，亦是朋友。他少年般地探望历史的天空，充满诚意的奉献自省的思考。他的教诲中最被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真实地面对自己。”

　　人能面对自己，便能面对所有。

　　感谢他能拿出珍贵的记忆碎片与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们分享。

　　少年，其实是可以永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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