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文学的历史追溯起来,源头恐怕要到西汉佛教文化传入时期,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翻译文学,则只有“新文化运动”以来近百年的历史。从无数人喜爱的“林译小说”开始,外国文学被一代代有文学自觉意识的作家诗人学者翻译成中文,开始在国内广泛传播。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现代汉语自身的成熟,很多好的外国文学作品的中文译本被不断翻新,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文学作品被不同的翻译者用同一语言多次翻译,一方面说明文学作品本身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文学翻译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情。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作品需要翻译,这些翻译者们还是会将目光聚焦在少数经典上呢?这样是否有必要?在我看来,完全是有必要的。每一次新的翻译都意味着对作品进行一次新的诠释,这种诠释随着个人的专业技能和气质的不同而显示出不同于原作的风味。
在众多文学种类的翻译中,诗的翻译被认为是最难的,因为诗有独特的语言韵律,有贯通的精神气韵,这都是同时作为读者的翻译者难以把握的。因此,译诗被认为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重译尤其如此。伊沙、老G重译泰戈尔开始便被认为是吃力不讨好的。然而,事实证明,名家译本仍有大量值得商榷的地方,新译有了新的发现。
知道伊沙、老G重译泰戈尔是在网上。伊沙老师每天定量,边译边发,译完了,对于我这样的读者,也读完了。但是等到伊沙、老G译《泰戈尔名诗精选》结集出版时,我依然觉得需要一本时时翻阅。我们且先不说译的水平如何,单就这种边译边发,让读者检验翻译效果的魄力,就能断定,这翻译是值得读的。
说到翻译的水平,我们就不得不先说到翻译的标准。稍微读过一点书的人都知道“信达雅”三字金律。而今,这三个字被说烂了,大家也就不再关注了。但细细对比泰戈尔英文原作和伊沙、老G译《泰戈尔名诗精选》,吴岩译《飞鸟集》、《新月集》,冰心译《吉檀迦利》,我们不难发现,五四那一代人的缺陷是明显的,他们的翻译多半是“雅”的,因为存在于他们身上的那部分传统文人的“雅”气还在,但从“信”和“达”上来说,他们的差别就出来了。这种缺陷不是外文水平上的差距,而是对母语和诗歌的感觉上的差距。这种说法的证据在伊沙老师的网易微博上有很多经典的例子,在此就不再赘述。
说到对于母语和诗的感觉,这一点上,伊沙老师是有绝对优势的。从他早年关于诗语言的可能性的尝试上(例如《梅花:一首失败的抒情诗》),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对于现代语汇的精熟。有这样的母语的感觉,译起诗来,自然也畅快淋漓。对于诗的感觉,我们可以简单举个例子来说明伊沙与其他人的不同,泰戈尔原诗集名为<Stray Birds>,伊沙译作《迷失的鸟群》,吴岩译作《飞鸟集》,“Stray”原意为“to move away from the place you should be, without intending to”(引自《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懂一点英文的人不难明白其中含义,“Stray Birds”译作“迷失的鸟群”和“飞鸟集”,诗味相隔十万八千里。“飞鸟集”显然是受了文人出集子的传统的影响,这种依据个人惯性而不是原作的翻译在翻译上说不通,在诗意上更是大打折扣。译者惯性失误的翻译还有很多,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说到这种翻译上的惯性失误的原因,我们就要把目光转移到译者个人的精神气质上了。译者的精神气质或者在翻译时的状态与原作者越接近,他的翻译越值得阅读。泰戈尔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就拿我自己来说,从初中开始接触他的诗,总觉得他的有些诗与他的大师称号不相符,那些语言清新,富含哲理的诗句不过是赏心而已。这次系统读了伊沙、老G的译本才真正在诗中找回一种对大师敬畏又亲切的感觉。这得益于伊沙、老G在译诗时从原著出发的态度,更得益于伊沙接通泰戈尔的大诗人气质。泰戈尔广博的学识、鲜明的民族观念让他的诗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因此,译他的诗就需要一个学识广博而又注重本土观念的诗人,在当今中国符合这样要求的诗人不多,伊沙是其中的佼佼者,就现实条件来看,也是最适宜者。
一个人的伟大成全于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最后,我想说《泰戈尔名诗精选》的诞生是时代的产物,也将接受并承受住时代的检验。现代汉语诗的发展已经不低于甚至略高于国际水平,现代汉语也发展到一个全新的开放性的时代,重译的经典是新时代读者的必然阅读选择。不管是有初译情结还是旧译深入内心的读者都将面临这样的挑战。做一个合格的读者也不容易。 作者: 無邪 时间: 2013-8-17 02:20
诗人的精神
——读伊沙、老G译《泰戈尔名诗精选》
手头有三种泰戈尔作品。
第一种是《泰戈尔散文诗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收录泰戈尔英文及孟加拉文散文诗集共十三部,英文散文诗集译者为冰心、郑振铎、吴笛、石真、魏得时。孟加拉文散文诗集译者为董友忱、白开元。
第二种是袖珍版《泰戈尔诗选》(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版),收录泰戈尔五部诗集,译者为冰心、郑振铎、汤永宽。这个版本的一大好处是开本小,可以随身携带,随时可读。当时还特意多买了一本,至今封存。
第三种是新译本,《生如夏花 死如秋叶——泰戈尔名诗精选》(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4月版,插图精装本),收录泰戈尔最经典的三部诗集,包括《迷失的鸟群》(旧译《飞鸟集》)、《新月》(旧译《新月集》)、《献诗》(旧译《吉檀迦利》),译者为诗人伊沙及翻译家老G伉俪。
收集同一作者或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是一种有趣的癖好。通过不同版本的对照阅读,可以使读者更加接近作品的本真。正如这个新译本所要达到的目的,它不是对翻译前辈的否定,而是试图还原一个更加真实的泰戈尔,恢复其诗歌的元神。
这种还原首先从几部诗集的译名开始,尽管这些译名已经耳熟能详。
第一部《飞鸟集》(Stray Birds),改译为《迷失的鸟群》,更能体现诗人的心路历程及其对生活的思考,犹如旅途之鸟散乱的足印。
然而应该肯定,旧译名“飞鸟集”具有一种轻盈的姿态,它没有“迷失的鸟群”那么具体,却给人更大的想象空间,与其简短、精炼、思辨的特征是相符的。
我想,一个中译本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让读者看到,假如作者是中国人,他会怎么写。正如泰戈尔将自己的孟加拉文诗集选译成英文,并获得成功。
这个新译本的名字《生如夏花 死如秋叶》,源自郑译《飞鸟集》第82首,“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沿用这个翻译,可以说是译者对老前辈的致敬。而新译本翻译为:“让生命美如夏花,死如秋叶。”
对比这两句译文,可以看出,前者带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对仗工整,朗朗上口,如同一首七言绝句,令人过目难忘。后者则简短、有力。两种译文各有优点。
再看泰戈尔的原文:“Let life be beautiful like summer flowers and death like autumn leaves.”则后者更忠实于原作,没有任何的添加与再创作。
早年阅读郑译《飞鸟集》时,还有另一个句子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即第165首:“思想掠过我的心上,如一群野鸭飞过天空。我听见它们鼓翼之声了。”这个句子,还曾经被用在厦门阳光书坊(即后来的光合作用书房)LOGO及购物袋上,至今难忘。
在新译本中,这个句子译为:“思想穿越我心,仿佛天空中成群结队的好运。我听见它们振翅的声音。”也许是对郑译太过熟悉,一时间,竟对这句新译有点难以接受,特别是“天空中成群结队的好运”,更是令人费解,“野鸭”摇身一变,成了“好运”。
泰戈尔的原文似应为“Thoughts pass in my mind like flocks of ducks in the sky. I hear the voice of their wings.”但在有的版本中,“ducks”一词却显示为“lucks”,想来新译本所依据的就是“lucks”版本,关于这点,还要请教于方家。
第二部《新月集》(The Crescent Moon),新译名为《新月》,差别不大。泰戈尔用“新月”来比拟儿童的纯真,把我们带入一个纯洁的儿童世界。郑译将之译为《新月集》,与《飞鸟集》在风格上是统一的。
第三部《吉檀迦利》(Gitanjali),“吉檀迦利”在印度孟加拉文和印地文中都是“献歌”的意思,即献给神的诗歌。新译名为《献诗》,比起音译来,似乎更为贴切。但音译也有其优点,因为,它保留了一种独特的孟加拉特色。
当旧译本已成经典,耳熟能详,我们仍需要新的译本。通过新旧译本的对照与辨析,我们将得到一个更加真实的泰戈尔。
现在,这个泰戈尔正朝我们走来,我听见他的脚步声了。 作者: 肥而不 时间: 2013-10-2 10:13
“生如夏花,死如秋叶”,可意会不可言传,美在意境。可以将诗句捡起回味,也可以合上诗集去领悟,不需要去刻意理解句子的序列与字词的表面意义。读诗能悟出很多东西,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许是境界提高了,也许是人生阅历丰富了,高中和大学读到的泰戈尔竟然完成了华丽的转身,如此真实,如此美丽。飞鸟,新月与吉檀迦利在很多已经见识过的读者那里复活了,在没有被接受的人群里就这样悄悄的散播开来,与当代的语境浑然契合。对于伊沙老师的新译本,最大的感触也就是上面那段文字了。
很多读者都在对比伊沙老师和夫人译本与冰心郑振铎译本的异同,我就不多做过多评论,在这里我提下看到的台湾的译本,是周仲谐先生的译本。漂鸟,新月与颂歌对上迷失的鸟群,新月与献诗,诗歌文本的再创造看来还是在那个“同与异”的意境上。同应该是对诗歌意象的共同感悟,泰翁在诗集里表现的感情与生命体验相当程度的就体现在译作的“同”上,而“异”我觉得可能跟历史时期和译者自身水平与所处的文化语境等有关系。这就不过多做论述。
个人觉得伊沙老师和夫人的译本赶上了一个潮流,而且也到了一定的境界。在这个译本中可以体会到诗是生命的体验与感,平易普通的现代语境下的语言情境再现,让读者与译者和作者没有了理解间隔,清清淡淡地将感情自然流露出来。对语言的运用省略了很多无助于亲近读者的译词,读起来很少有不能理解或者生涩的语句。曾经看过一篇谈论诗歌翻译的博文,十分赞同其中的某些观点,其中有这样的说法:“翻译外文诗歌,翻译者最好是诗人,如果不是诗人,最好不是学者,如果是学者,最好不是缺乏诗感的学究;无论如何,翻译者最好自己对诗有较高的实践兴趣。翻译者必须清楚,自己所翻译的只是自己阅读这首诗所体会到的意境,不能说是替诗人传达其要表达的含义,因此,诗歌翻译者对诗本身绝对不能有半点僭越的代庖之心。因此,翻译诗歌之所以需要多种方式同时并用,是因为它既有再创作的含义,又承担着忠实传达原诗语义的义务。”伊沙老师恰恰就是上述观点的实践代表,所以在新译本中我们会有了平淡易懂而又有体悟的感觉。稍作对比,可以感受到下了很大功夫,简要举例,对于现代语境白话语言的运用,恰恰是新作的经典。如往往会将“别”改译为不要;“愚”改译为“傻瓜”;“走了”改译为“离去”;“愿望”改译为“心愿”;去掉了一些带有情绪志向的词,如“只是”;或将句子语序进行调整。最终的期望是达到伊沙老师心目中的佳作。
钱钟书曾经说过诗不可译,固然有理。但是伊沙老师和夫人译了之后的诗确实会在现时语境下对泰翁的生命理念进行新生的解读。期待更好的作品与译作。 作者: 刀口漫 时间: 2013-10-10 20:23
当泰戈尔遇到伊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