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文学的历史追溯起来,源头恐怕要到西汉佛教文化传入时期,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翻译文学,则只有“新文化运动”以来近百年的历史。从无数人喜爱的“林译小说”开始,外国文学被一代代有文学自觉意识的作家诗人学者翻译成中文,开始在国内广泛传播。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现代汉语自身的成熟,很多好的外国文学作品的中文译本被不断翻新,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文学作品被不同的翻译者用同一语言多次翻译,一方面说明文学作品本身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文学翻译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情。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作品需要翻译,这些翻译者们还是会将目光聚焦在少数经典上呢?这样是否有必要?在我看来,完全是有必要的。每一次新的翻译都意味着对作品进行一次新的诠释,这种诠释随着个人的专业技能和气质的不同而显示出不同于原作的风味。
在众多文学种类的翻译中,诗的翻译被认为是最难的,因为诗有独特的语言韵律,有贯通的精神气韵,这都是同时作为读者的翻译者难以把握的。因此,译诗被认为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重译尤其如此。伊沙、老G重译泰戈尔开始便被认为是吃力不讨好的。然而,事实证明,名家译本仍有大量值得商榷的地方,新译有了新的发现。
知道伊沙、老G重译泰戈尔是在网上。伊沙老师每天定量,边译边发,译完了,对于我这样的读者,也读完了。但是等到伊沙、老G译《泰戈尔名诗精选》结集出版时,我依然觉得需要一本时时翻阅。我们且先不说译的水平如何,单就这种边译边发,让读者检验翻译效果的魄力,就能断定,这翻译是值得读的。
说到翻译的水平,我们就不得不先说到翻译的标准。稍微读过一点书的人都知道“信达雅”三字金律。而今,这三个字被说烂了,大家也就不再关注了。但细细对比泰戈尔英文原作和伊沙、老G译《泰戈尔名诗精选》,吴岩译《飞鸟集》、《新月集》,冰心译《吉檀迦利》,我们不难发现,五四那一代人的缺陷是明显的,他们的翻译多半是“雅”的,因为存在于他们身上的那部分传统文人的“雅”气还在,但从“信”和“达”上来说,他们的差别就出来了。这种缺陷不是外文水平上的差距,而是对母语和诗歌的感觉上的差距。这种说法的证据在伊沙老师的网易微博上有很多经典的例子,在此就不再赘述。
说到对于母语和诗的感觉,这一点上,伊沙老师是有绝对优势的。从他早年关于诗语言的可能性的尝试上(例如《梅花:一首失败的抒情诗》),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对于现代语汇的精熟。有这样的母语的感觉,译起诗来,自然也畅快淋漓。对于诗的感觉,我们可以简单举个例子来说明伊沙与其他人的不同,泰戈尔原诗集名为<Stray Birds>,伊沙译作《迷失的鸟群》,吴岩译作《飞鸟集》,“Stray”原意为“to move away from the place you should be, without intending to”(引自《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懂一点英文的人不难明白其中含义,“Stray Birds”译作“迷失的鸟群”和“飞鸟集”,诗味相隔十万八千里。“飞鸟集”显然是受了文人出集子的传统的影响,这种依据个人惯性而不是原作的翻译在翻译上说不通,在诗意上更是大打折扣。译者惯性失误的翻译还有很多,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说到这种翻译上的惯性失误的原因,我们就要把目光转移到译者个人的精神气质上了。译者的精神气质或者在翻译时的状态与原作者越接近,他的翻译越值得阅读。泰戈尔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就拿我自己来说,从初中开始接触他的诗,总觉得他的有些诗与他的大师称号不相符,那些语言清新,富含哲理的诗句不过是赏心而已。这次系统读了伊沙、老G的译本才真正在诗中找回一种对大师敬畏又亲切的感觉。这得益于伊沙、老G在译诗时从原著出发的态度,更得益于伊沙接通泰戈尔的大诗人气质。泰戈尔广博的学识、鲜明的民族观念让他的诗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因此,译他的诗就需要一个学识广博而又注重本土观念的诗人,在当今中国符合这样要求的诗人不多,伊沙是其中的佼佼者,就现实条件来看,也是最适宜者。
一个人的伟大成全于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最后,我想说《泰戈尔名诗精选》的诞生是时代的产物,也将接受并承受住时代的检验。现代汉语诗的发展已经不低于甚至略高于国际水平,现代汉语也发展到一个全新的开放性的时代,重译的经典是新时代读者的必然阅读选择。不管是有初译情结还是旧译深入内心的读者都将面临这样的挑战。做一个合格的读者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