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一九四二 - 书评

天天向上

　　《温故一九四二》讲述了一个关于饥饿的故事。1942年，河南大旱，灾民3000万，河南成了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关于饥饿，有“我姥娘”“我花生二舅”的记忆，也有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考察，共同记录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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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号

　　这本小说我觉得叫《《温故一九四二》大家都会误解的，因为这是本小说集，《《温故一九四二》只是其中的一个中篇。前面的九个中篇和后面这一个风格根本就不同，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点——结构大师的杰作。刘震云的这几个书的选材是不同的，有部队的，有写乡村生活的，还有写官场的、办公室的和新闻业的。情节的一环扣一环是让人读下去的动力。《《温故一九四二》放在最后，可能是压轴吧！
　　之所以选择读这部小说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温故一九四二》由著名导演冯小刚拍成了电影，在今年的11月末在中国大陆上映，而且造势造的非常厉害，说的是怎么怎么伟大，很多人不敢触碰的话题。是说很敏感的。电影是一下看不上，但是书是可以看到的，我在看书方面是一个踏实的人，从前到后把前面的几个中篇看了，看的我是五味杂陈，尤其写第一个他们复习高考的故事和写在部队生活的那两个故事，影响极其深刻，总感觉他的这些小说应该写到中小学课本里当写作范文，因为情节的那种紧凑性让读者没有疲劳感，所以读起来感觉很好，感觉就像一个高级厨师炒菜，各方面都好，炒出来的菜也是美味至极，没法说好到什么程度。但是当我怀着激动的以情打开《温故一九四二》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不是在读一个小说了，这种写小说的风格好像在那里见过，我仔细一想，和台湾作家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的写法一样，原来这种写法老早以前就有了，但是我还是想知道这种写法到底来源于哪儿，它把故事写的非常具有思考的价值，张大春的那套写的是才华横溢。但是刘震云这个太短了，但是我还是看到那种求真的欲望。1942年，河南饿死了300万人，但是没人管，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为什么不管，但是最后怎么就被历史记下了，经历过这希历史的人不愿意谈，从报纸上我们看到了，不仅仅是中国的报纸，而且还有美国的，作者还一再写领导的想法。当局领导的想法，把政治家那种残酷性写出来了，对于他们的领导位置，300万人又算什么呢？真算不了什么。可是300万人的生命呢？作者就把这样的事写出来了。我感觉这个写的不像小说，更多的是在求证一种东西。到底怎么样处理这样的事了，那时候的中国人为了应付饥饿，他们又在什么。最主要的是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汉奸、伪军为什么那么多，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小时候我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当汉奸、伪军，被别人辱骂，现在知道，可能是为了饥饿吧，因为毕竟我们没有经历过饥饿，虽然我们在很多情况下诟病现在这个时代如何如何的不好，但是至少只要我们勤劳点，我们肯定不至于挨饿，但是看一些小说和历史的记载，那时候是真饿。我看写饥饿最恐怖的是阎连科的《四书》，人吃人都出现了。也许现在我们不会相信，但是历史上真发生过。其实我们老是要把我们的希望在政客上实现，那注定是要失望的，不用说一个专制国家，就是在一个民主国家，这个也是很难的。饥饿绝对是击溃人的本能最强大的武器，也许很多人会举朱自清的例子，但是中国现代史上就只有一个朱自清，而文人当中，当狗的是非常多的。刘震云最后在1942中出了一个选择题：“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人，答案很明显，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家，大部分人不正常，如果在若干年以前，我也不正常，但是这些年以来，我总是让自己正常，把自己人性的东西更多的释放，可是还是感觉中毒有点深。写到这里我想起前几天在《小崔说事》看到采访作家周大新，他说他对饥饿的那种恐惧，说他自己现在都要在家里备粮，害怕饥饿的再次到来，可看饥饿是多么可怕，还有我们在电影《活着》里看到，那个产科的医生，因为饥饿吃馒头喝开水，最后不能动了，手术也做不成了。自那以后，那医生再也不吃馒头了。
　　虽然没看电影，但是在微博上说，审查很难通过。对于这样的一个小说改编成剧本确实是有困难，虽然情节还是那么引人入胜吧。但是他们做到了，有人说这个能过审吗？刚开始没读书的时候就是听大家瞎说，读完以后，我认为肯定通过，理由：一、这本书写的是1942年的大饥荒；二、这本书当时的执政者是国民党，某党说它不是执政党，而且是乱世，它没责任；三、在某党遮天的今天，让真实历史重现，还能诟病、抹黑对手，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基于以上三点，肯定能过审，结果也是顺利的太顺利了。但是我还想说的是，什么时候可以把那些在大陆以外出版的中国作家的小说在中国能播放，那我们这个民族就真的强大了，我们的日子也就好过了。安居乐业也就没问题了。因为一个政府，一个民族能面对自己的过去才是最强大的。世界上只有德国做到了，所以德国人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庄生晓

　　某个周四下午去礼堂看了《一九四二》，又是各种泪奔。真心不想看这种电影，因为它太悲情，又悲情得太残忍了，以至于我不得不在某些瞬间闭上眼睛。这也是我没有看《南京，南京》的原因，没有“之一”。我们去的时候正好要开演了，礼堂里黑压压几乎坐满了人，比放《白鹿原》的时候壮观多了。看完以后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一直没有腾出时间，结果现在有时间了，当时心里想的，却说不出来了。
　　    刘震云的作品，我看过几部，包括《温故一九四二》。我没读过别人对他作品的评论，从我现阶段的认知水平来看，我觉得他写的东西总体来说是很客观的。写人物，他写得很丰满，很真实，因为他善于从细节入手，展现多个剖面，没有绝对的高尚，这是肯定的；有时候也没有绝对的低劣，这分情况而言。比如他写官场人物，他笔下的主角金全礼，他和所有身在官场中的人一样，想一步步往上爬，想当权力更大听起来更牛的官，对于这种野心，他没有替他掩饰。为了升官，他也会托关系，巴结领导，但他这么做的同时，又是带着人情味儿的，既是真的出于友谊、关心与尊重去和老朋友叙旧、给老领导送鱼，又希望老朋友和老领导能够在事业上助他一臂之力。对于旧的下属和平级的同事，到处理他们的事情的时候，棘手得很，他又有点私心，念及旧恩，不忍下狠手，能蒙混处理的时候也就蒙混了，但是实在会成为自己升迁的绊脚石的，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也用了看似不太仗义的手段。但这又不算他害人家，人家做的确实不对，这时候，帮是合情，不帮也是合理。最后他官没升成，心里也暗自骂过相关的人，但是不久又释然了，决定回去看看久违的老婆孩子，再找老同事把酒言欢。刘震云就是这么写一个人物的，既写出了人物的劣根性，又写出了他温情的一面，人身而为人，动物性、社会性，在他的笔下都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再回到《一九四二》，和原著比起来，有些情节在电影里没有体现，比如教会的洋人开设粥场接济灾民，并且偷偷地收留在这场旱灾中父母双亡的孩子。之所以偷偷地收留，他在原著里给出了解释，因为如果公开说要收留孩子，那所有的父母都会把孩子送过来，想让孩子有饭吃，可是孩子实在太多了，他们是收不过来的。这个理由就是很真实很客观的。电影的编剧也是刘震云，画外音也是他配的，剧本又增加了一些原著里没有的情节，或者把原著里发生在不同家庭的人物的情节都安放在电影所着重表现的一家人身上。
　　    对于蒋介石，刘震云对他的态度在原著里就很客观，在电影里也没有变动，是完全的还原——蒋是不是真的不知道灾难有那么严重，不好说，但是即使真的知道，他也确实无暇顾及这些灾民，因为当时他身上有整个国家的担子，从他的角度来说，真正的是“内忧外患”，在正面战场，他所领导的军队正在各地抵御外侮，而在敌后根据地的，更是外侮之外的“内忧”。无论在哪个方面看，他都必然是忧心忡忡、力不从心的。“外患”处理不好，国将不国；“内忧”处理不好，江山难保。同时，在大的国际形势上，又有各种烦扰在折磨和耗费他的精神。也许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军队的给养确实很紧张，不能拨放太多的钱粮给河南赈灾，另一方面，他真的没有更多的精力去考虑每天有多少河南人在饿死。他自己也说：“我有时候真怀念北伐时期，那时候没有负担，尽可以和民众站在一起。”这句叹息是无奈的，可能也是真诚的。这其中的意味，要留给观众自己去理解。
　　    电影中最真实的一点，我觉得是突出了生存的威胁迫使人丧失尊严。比如徐帆饰演的花枝，她第一次去跟少东家借粮食，少东家要跟她做那事才肯借，她死活不愿意，又哭又闹。而在逃荒途中，连树皮都没得吃的时候，她看见栓柱想跟星星做那事被拒，她就跟拴柱说：“没弄成吧？你给我两块饼干，我跟你睡。”很多观众都笑了。一个曾经那么珍视自己贞洁的女人，说出这么没羞没臊的话，仅仅为了一口就能吞下去的“两块饼干”，“尊严”又安在？！可是观众又都理解了她，相信很多人没有笑，他们跟我一样哭了。他们可怜这个女人，心疼这个女人，这个在逃荒途中失去自己男人又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最后她为了能把自己卖了以换来五升小米让两个孩子不至于饿死，就跟栓柱拜了天地。坐上买她的男人的车，她还不忘跟栓柱换棉裤，因为她的棉裤比他的棉裤“囫囵”一点儿。多么善良的女人！
　　    再说栓柱，一心喜欢星星，但是星星把自己卖了以后，他跟花枝成了亲，花枝把自己卖了以后，他是用真心爱她的两个孩子的，以至于千难万苦爬上火车，发现孩子没了他竟跳了火车去找孩子，跳下火车又发现忘了把小米带下来，他绝望而歇斯底里地号啕：“那是我卖了老婆换来的小米啊！火车我日你娘！”喊得我的心都碎了。后来他被日本人抓住，日本人看上了他随身带的风车，要拿馒头跟他换，他宁死不换，他说孩子丢了，就剩这个念想了。结果……他被残忍杀死的那一幕我闭上了眼睛，只听到了他有生之年的最后一声痛苦的尖叫。我真的不想再去想了。
　　    再说说星星，她也喜欢栓柱，可是栓柱要跟她做那事，她说等灾过去再说。她也许还想着等灾过去了，要风风光光地、名正言顺地嫁给他。可是，堂堂财主家的千金，最后把自己卖去当妓女。她爹一开始不想卖，她说：“我实在受不了了，家里面柴火都没得吃了，你让我讨个活命，把我卖了吧。”到了妓院，她端着盆要给军需官洗脚，却迟迟没有把盆放下，军需官问：“你不愿意伺候爷？”她眼泪唰地掉下来，打着嗝，紧张地说：“不，爷，我吃得太饱，蹲不下。”她那因为想要努力做出谄媚表情又痛苦不堪的泪流满面的扭曲而凄美的脸，真让人不忍心再细细端详。
　　    其他的角色，说说张国立饰演的老东家，吝啬、狡黠又虚荣的一个财主，随着故事的展开，越来越展现出他善良的一面，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并没有一味地夸张这种善良，比如卖女儿的时候，当他女儿被收下的时候，他脸上掠过了一丝惊喜，可是转眼又变成了惭愧，然后是愈加深浓的自责。他痛心疾首地骂自己说：“我辱没先祖啊！”这是人身上的动物性的体现，为了活着，可以牺牲亲生骨肉，让自己家的千金，去卖身子，作为父亲，哪里还有尊严可言。
　　    还有范伟饰演的老马，典型的小市民形象，一出场是所谓“战区第九巡回法庭”的庭长，小人得志的样子极其滑稽可笑，而后来到了日本的军队里，为了保全性命，成了他们的伙夫。面对可恶可憎的日本鬼子，他用自己那套生存智慧，极尽阿谀之能事，连日本人带着挑衅和玩弄意味让他吃刀尖上的生鱼片时，他都战战兢兢又面带僵硬微笑地吃了，还要极力地装出很享受的样子，连说：“好吃……好吃……”咀嚼那片生鱼的时候，他也哭了，不仅为了刚刚宁死不吃日本人刀尖上馒头的栓柱而哭泣，更为自己摔得稀碎稀碎的尊严而哭泣。
　　    电影中戏份很少的蒋鼎文，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去请求他减免河南征粮时，他说他同意，然后李培基和那些河南来的官员都千恩万谢，不料他又说：“你也要答应我两件事，一是说服日本人不要进攻河南，二是说服委员长让我们撤出河南战区。”作为一个人，他说这话实在没有人情味，可是作为军人，他说的话又确实引人深思，让人无言以对，正如他给出的理由：“饿死民，国还在，饿死兵，国就会亡。”从战略大局上考虑，蒋介石等人是宁愿饿死一部分——即使是三百万——国民，都不要亡国的。但是从个人生存的问题上选择，河南的很多灾民是宁愿当亡国奴，都不想饿死的，因为国民政府并没有让他们看到其他生存的希望。这种国与民的矛盾，生存与亡国的矛盾，始终贯穿在整个电影中，无法得到调和。
　　   

Mel~在

　　好像给这样评分的人不多。可是没办法，我实在不喜欢这样的文字风格。题材是很好的，有教育意义的，发人深省的，激励后代的，作者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应该是发表的是对1942比较公允的评论吧。所以我不喜欢的只是作者比较酸涩的语言吧。换位思考，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的家乡，我作为一个后人来回头深入了解整个事件并且发现了令人痛心愤慨的细节真相之后，也许我也会热泪盈眶的骂着蒋介石写着酸辣的文字的。可是单纯作为读者，我还是对过于通过自贬来反讽的风格感到一些不太舒服。骂，那就骂好了，无可厚非。可是像“要怪都要怪我的河南乡亲不争气”“蒋委员长怎么可能不如百无一用的书生”这样的口气却是让我难过的。所以这是很难得的让我对改编电影的喜爱超过原著的一次。

卷卷卷

　　我写字有个坏习惯，罗列出大段大段的旁白般的文字，然后一定在下一段极为得瑟地写点转折，比如我经常用到的，“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从没想过惯用的拿手伎俩也会有不好用的时候，比如说现在，我丝毫不知道对于《温故一九四二》来说，最重要的，或者说更重要的是什么。
　　
　　这大概可以归因于我对中国近现代史了解的极度匮乏。我极其善于逃避不美好的不如我愿的客观存在，于是在这种情绪里我便顺理成章地对中国近现代史漠不关心。当然，我可以找到更好的理由给自己开脱，比如说正如文中所言的，历史总是被筛选的，这是针对人类而言，对于个体而言，便成了回忆总是被筛选的。我们影响不了历史的时候，好歹能够退而求其次地影响自己。于是，我，我们现在更加愚昧不知。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从两个月之前开始看《温故》。换句话说，它躺在我手边的时间有足足六分之一年，而我却依然没能准确记住它究竟是温故的哪一年。甚至在刚才发微博的时候，我还写成了一九四三，然后脸红着重发一遍，默默地安慰自己一定是因为书的末尾总说一九四三的蝗灾所以自己记混了。自我安慰一向是国人的长项，我很擅长自我安慰，当然你不要对其简称，我即便是个女流氓也请一定加上文艺这样的前缀。虽说是两个月之前开始看的，但是我不得不指出这历时的两个月这本枚红色的小说充当的一直是我的鼠标垫，然后两个月之后的今天我用了一整天读完了它，接着上次读过的部分。很奇妙的是，我竟然再拿起时还能记起前文中的那些琐碎的小事。这是难以置信的，我非但没有过目不忘的天赋，甚至在阅读好些书时不得不往前翻好些页以确定下人物关系或者故事线索。所以说，《温故》是一本很直白的书，很简单明了的书。但是，盗用一句被听烂了的广告语，“简约而不简单”。我似乎说的有点矛盾，但是我觉得读过这本书或者读过刘震云的人一定能理解我想表达的意义。
　　
　　《温故》最触动我的一部分是小林的那部分。幸福还是很容易获得的，当被打击被践踏被折服的时候，我们让自己退一步，退了一步便能退一万步，我不知道之后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是不是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数词本身不具有任何意义，真正具有意义的是态度。一地鸡毛是不是幸福我不知道，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好文艺女青年，我还是很坚定地憧憬着我以后的生活可以茶米油盐但不会少了书画琴棋，可以细小繁琐但是不会成为一地鸡毛，所以我本能里很强烈很剧烈地抗拒这种幸福，这种妥协之后的幸福。——人生苦短，我们应该追求幸福；还是人生苦短，我们应该幸福。——知足常乐，这何尝不是无奈的体现？事实上，在我们的忍耐可以肆无忌惮时，我们退无可退却安之若素时，我们说我们幸福，而我们又何尝不是已经失却了在所不惜追求美好追求梦想的可能性？很多人说，谈梦想是不成熟的表现。物质社会呐，总不能一边谈梦想一边和一九四二年河南的那三百万人一样对吧。但是呐，我说我有时不时来个转折的坏习惯吧，但是呐，我们不谈梦想但我们为梦想而活着。至少，我不谈梦想但我会为梦想而活着。生命不息，便梦不止。我不想退。
　　
　　最后，是关于什么是最重要的事。五月天有首歌叫做《最重要的小事》，不过在这里关于我的梦想我都不想多谈，那谈情说爱便更不适宜了。我只是想说，大概最重要的事都是小事。我们做过很多努力，也错过很机遇，我们生生不息我们前仆后继，是不是把所有表象都抽离掉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所做的一切可能仅仅是为了一个念头，一句承诺，一种信仰，或是一时冲动。它们都是别人眼中的小事呐。对于任何人的别人而言，重要的事无外乎关于功成名就，无外乎关于名利相争，无外乎关于对于他们而言有利益的事；但是对你而言呢？对你而言，在旁人眼中最无关紧要的小事可能才是你最重要的事吧。我看不到大事，我眼中有好多好小却好大的事，而关于那件所谓最重要的事，我一定不会告诉你们，正如同我在前文里啰啰嗦嗦地写道：“我不谈梦想”。
　　
　　但是，请为了梦想活着。也请远离一地鸡毛，也请知新二零一三。

ayake

　　    《温故一九四二》是篇幅不长的小说，也是刘震云的早期作品。和《一句顶一万句》或者《我不是潘金莲》相比，《温故一九四二》显得非常短，显得还不够有刘震云的特点。或者说，本来刘震云有他的特点，后来又形成了新的特点，我熟悉了他新的特点之后，觉得他早期的特点不够有特点。
　　
　　    但有一段话，令人惊讶地发现，原来早在二十年前，刘震云就已经有这种剖析入微的文风了。这段话发生在蒋介石见到白修德所拍摄的狗吃人的照片之后，在电影的演绎中，陈道明使用了一种非常隐晦而深层次的愤怒表情，而在文字的编排上，刘震云写得十分直白：
　　
　　    “我想，这时的委员长首先是恼怒，对白修德及福尔曼的恼怒，对灾区的恼怒，对各级官员的恼怒，对这不重要事情的恼怒，对世界上重要事情的恼怒；正是那些重要事情的存在，才把这些本来也重要的事情，逼得不重要了；如果不是另外有更重要的事情存在，他也可以动员全国人民一起抗灾，到灾区视察、慰问，落下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印象。”
　　
　　    对于一个熟悉并喜爱刘震云后期文风的读者而言，看到这段话就和看到了久别重逢的旧友一样亲切。然而放下句式和文风不谈，这段话前后三个分句，其中第二句振聋发聩——正是那些重要事情的存在，才把这些本来也重要的事情，逼得不重要了。
　　
　　    如果说小说之前描述蒋介石置灾民于不顾的心理描写还带有讽刺的意味，那么这句话确实讲出了他内心的无奈。这种无奈并非只有蒋公一人能体会，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体会。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体会并不是说每个人都面临过如此重大决定，而是说任何一个读者都曾经有过类似的无奈。你可能今天因为突如其来的紧急工作，耽误了约会，被女朋友痛斥一顿；明天因为家庭变故，谈崩了关键合同，遭到了老板的白眼；后天因为重要的会议，错过了父亲的六十大寿，被众多亲戚指责为不孝子孙——这些事情都不是不重要，而是因为那些更重要事情的存在，把这些本来也重要的事情，逼得不重要了。
　　
　　    更关键的是，和蒋介石不能把真实的想法公诸于众一样，你在遭受委屈的时候，也难以向当事人说明。你很难让女朋友明白，你们的未来比一次小小的约会更加重要，因为她只会理解成，工作比她更重要；你也很难让老板相信，你家里那点事情比上千万的合同更加值钱。夫妻纠纷，兄弟反目，将帅失和，大多因此而起。
　　
　　    这就要回到价值观的问题上来了，我过去五年，唯一想明白的事情就是这一件，只要两个人相处，不管是工作、生活还是相交、相恋，价值观相近总是好过价值观不同。我觉得重要的你也觉得重要，我觉得无所谓的你也不当一回事儿，那么我们两个就有机会成为相视一笑的朋友，默契无比的上下级，或者心心相印的爱人。
　　

月光倾

　　已是深夜，外面依稀还有虫鸣，辗转无眠，书中满野的蝗虫和窗外不止的虫鸣一起在脑子里盘旋，挥之不去。满地的蝗虫加上干旱在1942年夺去了300万河南同胞的生命，而在历史书上，连详细的记载都很难找得到。
　　
　　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遥远的年代，遥远到如果不借助文字或者图片都无法去想象的年代。那一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抗日战争进入最重要的时期。自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河南有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驻防，而这几十万人的粮草补充，全靠自己省内解决。从1937年到1942年，五年半的时间，河南兵粮的贡献都是全国第一。沉重的兵役和赋税数额，使河南的民力物力财力枯竭，许多农民破产逃亡。其实就是在风调雨顺的时候，河南农民在交粮纳赋之后，也只能靠野菜和一些杂粮度日，更谈不上任何储藏。当时的百姓家都吃不上饭，许多百姓就被活活饿死。1942年河南全省遭灾，百姓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当时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甚至完全绝收，一场特大的饥荒就爆发了，这决不是偶然。颗粒无收的千百万民众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逃荒。
　　
　　书中借助口述和史料展示了在这场灾难面前人民的无助，官方的冷漠（蒋介石），人性的弱点……饥饿的灾民吃树皮吃草根吃泥土甚至吃人，在生存面前，吃一切能吃的不能吃的东西，都只为了活下去。这一场历史上的饥荒，如果不是作者通过文字展现出来，我们都无从知晓，如果不是作者的采访，甚至连亲历饥荒而幸存的当事人们都快要忘记那个年代。
　　
　　历史总是容易被人遗忘，总是容易被人美化，所以作者用了“温故”，温故才能知新。300万人在当时占据河南人口的十分之一，对于当时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来说似乎不值一提，他不想百姓，只顾自己的利益。1943年3月底，当美国记者白修德向蒋介石汇报灾情时，他说不知道。其实，他早知道，只是不想负责任。1942年8~9月河南刚开始有灾时，蒋介石已从军方得知消息，他就召开了紧急的“前方军粮会议”，采取了一些措施。他一方面减少河南的征粮数额，另一方面决定把西安方面的储粮运往河南以备军队之用。但蒋介石采取这些非常措施，只是为了解决河南军队的粮食问题，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救灾措施，只是减免了很少的征粮数额而已，置灾民于不顾。战局和政治上的危机才是他关注的重点，日本人、共产党、美国人、同盟军……这些关乎未来政治方向的因素才是他考虑的重点，至于饿死人，相比壮丽的山河，那就不值一提。
　　
　　我能听到甚至感知的到是20多年后的另一场饥荒，稍小的时候，每次饭没吃干净父辈祖辈都会将那个他们亲身经历刻骨铭心的饥荒时代重述一遍，于是，我的脑海里都有了很强的画面感。时父亲两三岁，为了活命，吃玉米杆吃野菜吃树皮吃观音土……那个年代为了填饱肚子吃过的东西甚至给父亲的心理留下的阴影，直到现在，父亲在任何场合都拒绝吃胡萝卜和有胡萝卜的菜，那种独特的味道对他来说不是吸引，是一种折磨，一种勾起痛苦回忆的折磨。不对，跑题了，穿越了，还是回来说1942。
　　
　　书中除了大量震撼甚至催人泪下的文字以外，还有那个年代得于保留下来弥足珍贵的图片，透过图片，那一张张鲜活却没有神气的脸庞直达心底，空洞的眼神里满是恐惧和无助。应该感谢将这段历史记录下来的美国记者白修德、《大公报》、刘震云，有了他们，有了文字，才知道，历史或许还有你我不知道未了解难于想象的另一面。
　　
　　在书中，刘震云有这样两段掷地有声的话：“日本人为什么用六万军队，就可以一举歼灭三十万中国军队？在于他们发放军粮，依靠了民众。民众是广大而存在的。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春，我们就是帮助了日本侵略者。汉奸乎？人民乎？白修德在战役之前采访一位中国军官，指责他们横征暴敛时，这位军官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这话我想对委员长的心思。当这问题摆在我们这些行将饿死的灾民面前时，问题就变成：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另一段：“为了生存，有奶就是娘，吃了日本人的皇粮，是卖国，是汉奸，这个国有什么不可以买的呢？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你们（指蒋介石）为了同日军作战，为了同共产党作战，为了同盟国，为了东南亚战争，为了史迪威，对我们横征暴敛，我们回过头就支持日军，支持侵略者侵略我们。所以，当时我的乡亲们，我的亲戚朋友。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不计其数。五十年后，就是追查汉奸，汉奸那么多，遍地都是，我们都是汉奸的后代，你如何追查呢？”这段话引起了极大的争议，站在同胞或者站在河南人的角度，这样的观点显然是无法接受的。我却认为，刘震云书中所要展示的是，当人在面对生死抉择的时候，更多的人会选择生存，作者只不过陈述了这个事实而已。
　　
　　我们今天看历史，总是由各种碎片化的信息构成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完整的还原历史的原貌，因此，你所站立的角度就变得很关键，你的角度决定了你所看到的历史。关于河南人帮日本人这一点，刘震云想要说的是，在大义和生存面前，绝大部分人会选择生存，这是人性。引用网友押沙龙的观点：“我们的祖先在蒙古征服后作为下等人苟活了下来；在满清入关后留起辫子苟活了下来；抗战时很多河南人靠日本人运来的粮食苟活了下来。刘震云的《温故1942》说了这个隐晦的事实，很多人肯定不舒服，但可谁说作家的职责就是让读者舒服呢？”
　　
　　看完书，让我对冯小刚根据这一故事改编的电影《1942》更多了一重期待，也让我产生了想看看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等书的想法。
　　书极薄，很好读，推荐。
　　
　　10月13日凌晨
　　
　　

己走

　　       这是一本文集，我只看了《温故一九四二》这一篇。
　　       我是从冯小刚的电影《一九四二》中知道当年河南的那场大饥荒的。我想对于大多数九零后来说，在这部电影出现之前，没有几个人知道那个故事。或许在这个民族所有人的记忆中，除了那些亲历者和历史研究者，谁也不会关注“1942”这个数字。
　　       饥饿对于我来说并不十分陌生。我并没有经历过任何饥荒，但在我的家乡，我时常听到老人们讲起1958年的饥饿。在这个共和国的历史教科书中，我们把1959—1961这三年称作“三年困难时期”。但在皖北那片大地，困难从1958年就开始了。也有可能是旧历与新历的差别，但“58年”在我的家乡就是“饥饿”的代名词。老人们并不是逢人就讲那个时代的苦难，但看到年轻人浪费粮食时，他们总会感叹一声：唉，你们是没经历过58年饿jian啊，唉。我至今不知道“饿jian年”的“jian”字怎么写，老人们念做“见”，也有说应是“歉”字的。
　　        跟电影《一九四二》描述的一样，人们没有粮食了就啃树皮吃草根，有的人为了保命离家要饭。情况好些的就整天吃水煮土豆。家乡人把土豆叫做地蛋，可是就是这大地生出的蛋，远不比鸡生出的蛋有营养，他们吃得够够的。当饭桌上出现我们这些孩子们喜欢吃的土豆时，他们早已没了兴趣，恨不得一辈子不要见到土豆。有时我想，他们是把自己年轻时挨饿的经历都放到了58年，在短短的一年里，哪能有那么多的故事。在与我的曾祖父一个辈分的兄弟中，有一个要饭要到了东北，然后就在东北安家落户了。我小的时候不太懂事，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在遥远的东北还会有我家的亲戚。我妈妈的奶奶，那时候带着他的大儿子出去逃犯，政府为了面子把他们抓进了监狱，她的大儿子年轻，又把大儿子送去挖河建水利。可后来，人们再也没有见过我妈妈的奶奶，只是人们都说，她是被饿死了。当我像探秘一样问起我曾祖母这些事情时，她也讲过谁谁也是被饿死的，但我对那些谁谁十分陌生，不知道他们与我家是什么关系，也不知道他们的后代都是谁。我的曾祖母现在还活着，已经快一百岁了。她没有上过学，三十多岁开始守寡，带着四个孩子，还要关心死去的丈夫的几个年轻的弟弟的家庭。
　　       几十年过去了，亲历过当年苦难的人有的死去，尚在人世的已垂垂老矣，身后是一群他们的子孙后代。苦难对于这个民族来说也许并不算什么，但若把苦难缩小到具体的一个个人的身上，我们才能体会到苦难的含义。
　　       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刘震云表现出来的是对政治的极端不信任：老百姓就是老百姓，委员长什么的才不会真正理会你们这部分挨饿的人的苦难。老百姓就是老百姓，谁给食物就帮谁干活，汉奸乎？人民乎？填饱肚子才是真理。这是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时得出的可怕的结论。可是，事实不就是这样吗？我常想，我们历史书上写的满是大义凌然的话，可这些与老百姓有关吗？军阀混战，抗日，国共战争，大跃进，文革，我的年近百岁的曾祖母都经历过这些时代，可是，像许多最最普通的老百姓一样，她只是一个默默的承受者，打仗了就躲，挨饿了就啃树皮吃草根然后去要饭，他们组建了集体食堂就去食堂吃饭，文革了看看他们戴着可笑的高帽子，高帽子上面写着不认识的字儿……
　　       而在电影《一九四二》中，仍然有那些处于社会上层的政府官员们对老百姓表现出一丝关爱的情节：蒋介石还会去教堂反思，省政府李培基还会为灾民争取救济，这些都是在原著《温故一九四二》中难以看到的。
　　       在电影《一九四二》的末尾部分，老东家逆着逃荒的人流往回走。“陕西没活路吗？”“陕西有活路，就是我没有活路。”老东家为了活命逃亡陕西，可逃到最后一大家人只剩下他自己，往回走“想的就是个死，就想死得离家近点”……
　　       难道中国人就只有这样的命运吗？难道历史总得在重复中行进吗？
　　       我不知道答案。

黄元达

　　    可能没有冯小刚近期如火如荼进行的《一九四二》，我大概不会被刘震云这个名字吸引吧。有时候，一部媒体关注的影片往往容易反哺一个不大引起人注意的剧本，甚至作家。作为电影《一九四二》的小说原作者，刘震云就以这样的方式，进入了我这样一个肤浅读者的“欣赏视野”。但读罢刘震云的小说集，我却着实被他写实中带着些许嘲弄的风格所深深吸引，那是在经历了社会万千历练后的一种坦荡与随性。不管是《温故一九四二》、还是《官场》，作者总能跳出人生的迷局，看透生活的迷障。世间一切的问题，都可以从我们每一个个体上面找到根源。
　　
　　    世间繁杂纷乱，而这种混乱和纠葛之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还是人的私欲在隐隐作祟——这也正是我读完小说集后，最直观的感受。《刘震云小说集》的故事千差万别、五彩纷呈，但不管从故事中的哪个阶层、哪个环境来看，欲望往往成为了人们前进的枷锁。《塔铺》描写了文革后的高考生为了出人头地，不惜私藏资料、诋毁他人，最终一个个只能疯的疯、残的残，令人唏嘘不已。《官人》则更加犀利的展现了一幅“中国式官场”的图景——一个小小的局子里，局长和副局长分分合合，副局长之间官相勾结，局长与部长又貌合神离。所有人都眼巴巴的指望着自己那一片“小天地”——权力、面子、女人，抑或是金钱。在一次次命运的玩弄后，身在官场的他们却只能越陷越深，在自己欲望面前显得越发的渺小与不堪一击，最终只能在权力斗争中灰溜溜的落败而逃。而在《温故一九四二》中，人的欲望就表现的更加极致了。哪怕是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蒋委员长”也难逃欲望的束缚——在面对三千万饿殍的哀嚎时，在面对三百万饿鬼的哭泣时，他依然我行我素，轰轰烈烈的进行着自己的“革命事业”——养军剿匪而非积极赈灾。但结合蒋介石当时所处的革命形势和他的性格特点时，我们就不难理解蒋介石为何作出这样的决定——饿死三百万人在当时的中国威胁不到他的统治，但共产党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却随时有可能断送他的权力和威望。在面对他人安危和自身政治权力欲望诉求的时候，蒋介石也沦陷在了自己的欲望之中。呜呼悲哉！人总是为自己的欲望所奴役。但他们哪里知道，欲望是没有边界的。当你满足了此时的欲望，你的贪念会促使你产生更大更多的欲望，这样一层套一层的恶性循环，从古至今历来是没有止境的。现代人常常对生活不满，常常抱怨生活，殊不知自己的欲望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悄悄膨胀，默默的剥夺了你本来就不多的幸福感。
　　
　　    但我有不禁想问，那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欲望呢？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欲望持的是一种相当中庸的态度。我觉得欲望要有，不要过多，也不要过少，保持一个恰当的度是最为合适的。但在跟一位佛学朋友聊天之后，他的观点却让我有了全新的认识——那便是佛家常说的无欲无求，即将无欲作为人生的一种追求。在佛家看来，只有抛开了欲望的束缚，抛开了利益的枷锁，我们才能呼吸最自由的空气，才能享受最本真的自然。我不住的反问他，“那没有了欲望，我们何来奋斗的目标？何来前进的动力？难道让我们成天念经打坐吗？”朋友笑笑，一席话却仿佛解开我的心结——“无欲并非让你抛弃理想，抛弃信仰，而是让你抛弃你不好的贪欲、淫欲、嗔欲、痴欲，做一个真正博爱大众的人。”
　　
　　    是啊，在经历世间许多沉浮之后，我们似乎都忘了欲望的定义是什么了——那是在满足基本需求后，对生活不断的索取。当我们被社会形形色色的价值体系包围之后，我们常常会迷失自我，迷失方向，困惑于周围这一片光怪陆离的社会。但就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周围的一切却依旧不肯放过我们，它们一遍遍的“教导”我们说：“向钱、向权，这才是你的方向！这才是你的成功！”因此，我们常常在主动被动中顺其自然的接受了这“教诲”，心甘情愿的成为了欲望的奴隶。看着周围那些已经工作了的、开始为欲望埋单的同学们，我不禁感慨万千，恍惚间好像突然理解了电影人常爱挂在嘴边评头论足的一个词儿——人性。那么何谓人性？不就是人在欲望的牢笼中，有那么一瞬间干出了打破牢笼的事儿吗？不就是人能超脱于自己欲望的束缚，真心诚意的爱了其他人吗？正是这闪着微光的灵魂，却在一刹那照亮了早已麻木的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我想，这就是人性的魅力吧。都说中国拍不出有点有人性的片子，都骂中国的导演太肤浅、太木讷，但扪心自问一下，对于一个缺乏闪光人性的社会来说，或许真正应该责备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依然被欲望困惑的你、我、还有他罢。
　　

重生凤

　　在这场饥荒中，有人信天父，没有得永生。他说，他觉得魔鬼在一点点的侵蚀自己的身体和意志。国民党亦正亦邪，弃灾民于水火。那么，我们自己信仰的人呢？我们信仰的政府呢？冯导避重就轻，胡乱在这个历史的背景下编造了一个谎言，这个谎言，一捅就破。也许，正因为这个谎言，电影才能通过严格的评审。也许，正是这个谎言，才毁了电影原本的真实！也许，正是避而不谈，才毁了好剧本和好创作！也许……反正电影是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