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百岁口述 - 书评

小小看客

　　周有光，1906年生，经历中国百年之变迁，是真正从“传统”成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人。
　　本书上篇为周有光的百岁口述，从常州青果巷开始，忆及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光华大学，结爱张允和，留学东洋，避战四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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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大人

　　读完《周有光百岁口述》，个人感觉好玩的，有用的文字，摘录如下：
　　
　　
　　P14——
　　        那个房子里面都是麻雀窝，麻雀多得不得了。我们下了课，小学生很淘气的，架一个梯子爬上去，把麻雀蛋拿出来，吃了。麻雀就在那儿飞，一边飞，一边骂我们。
　　
　　P20——
　　        五四运动的先锋是白话文运动。这个现象好像非常奇怪，后来胡愈之的解释非常好，他写过一篇文章，说：西欧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语文运动为先锋，中国的启蒙运动也是以语文运动为先导。
　　
　　P24——
　　        有趣味的事情是，进大学第一次去报到，给我一个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话拼的罗马字，这是学校规定的标准，在学校每一个地方签名，都要按照这个标准。学校的管理就按照罗马字来管。我一进学校就懂得什么是罗马字管理法，这是科学管理，到今天中国人都不懂，圣约翰的总务部是没有几个人的，管理起来好得不得了。这件事情印象很深，这就是外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到美国去工作，可以说，我在工作当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每一个环节都是高效率。人家问：“为什么美国人比别的国家富？”一天的工作要相当于好几个外国人，财富是这样来的。我到美国才知道，日本有一个调查团，调查美国人的办公效率，调查了几个月，写成一个报告，结论说：一个美国人可以抵十五个日本人。真是不一样，那时候电话当然还没有今天好，我才知道用电话的方法跟中国人不一样，在中国根本不重视效率，中国人办公的方法远不如他们。我训练到这个习惯：做事情一定要讲效率。
　　
　　P26——
　　        在圣约翰大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看报，主要看英文报。一个英国教师问：“你们天天看报，是怎么看的？”我们说：“看报就看报，没有什么。”他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快去查书，查书是首先查百科全书。”我们按照他这个方法来看报，兴趣就大大提高。
　　
　　P28——
　　        资本主义的管理学是值得钦佩的。
　　
　　P30——
　　        我到过徐志摩家里，他和原来的夫人离婚，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也是很有文化的，张幼仪是小脚，他们是家里面订婚的。后来他跟陆小曼结婚，在上海住，一幢房子三层楼，下面一层是英国式的，第二层是日本式的，第三层是印度式的，三层楼三种文化。
　　
　　P31——
　　        大学毕业了，有人劝我：“你在上海待得太久了，不要老待在上海。”当时有一个思想说：人在一个单位工作，不要超过三年，为什么呢？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久了，就会麻木，没有新的刺激，所以当时的教授跟大学要订合同的，不超过三年，三年以后换一所学校，换一个地方。这跟解放后的思想不一样，解放后是在一个地方，一生就不要动了。那时候要动，才有发展，这个思想影响很大。
　　
　　P35——
　　        可是不久，我的一个老师孟宪承——解放后他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校长——说：“你在光华大学工作当然很安定，我劝你出去别的地方工作，不要老待在一个地方，老待在一个地方不知不觉当中就没有朝气了。”他是懂外国思想，人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待长时间，要换工作，增加你的阅历，增加你的经验。
　　
　　P110——
　　       文字改革不是共产党搞出来的，文字改革是清朝末年就搞了，可是一步一步来。国语运动开头很难推广，有一个北京农民送儿子到城里来读书，进了大学，回去他讲普通话，父亲就骂他：“你读书读了半年，把祖宗的话都忘掉了。”普通话的推广很困难，方言的影响太大，现在很少人反对普通话。汉字简化，清朝末年就提出要简化，蒋介石是非常积极搞简化的，在南京提出简化，是蒋介石同意的，结果不行。到了台湾，蒋介石两次提出简化，也是不成功。现在台湾说简化字是共产党搞的。
　　
　　P115——
　　        我在北大开汉字改革的课程就是王力介绍的，他当时是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汉字改革课开了半年，很受欢迎。人民大学又请我去，在北京大学大概讲了三次。后来把讲课内容整理成一本书，就是《汉字改革概论》。
　　      文字学都是用来看古书的，跟今天的生活完全没有关系，这是很不正常的。中国的传统是研究古代才有学问，研究现代的东西不是学问，这是错误，今天想办法在改。我这本书可以说是“文改运动”跟文字学、语言学挂钩的第一本书。
　　       美国的厉害之处，每一件东西跟当时的生活结合起来，这一点跟中国很不一样，中国的许多东西都是为古代服务，不是为现代服务，这是中国的传统。
　　       我对比较文字学也很重视，后来发展成两本书：《比较文字学初探》、《世界文字发展史》。我提倡大学里要有这门课程，中国到今天大学里还缺少这门课程。清华大学有一个小组在研究。
　　
　　P120——新陋室铭
　　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
　　水不在深，只要有洄游的鱼群。
　　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
　　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
　　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
　　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
　　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
　　卧室就是厨室，饮食方便。
　　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
　　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
　　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文章。
　　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
　　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
　　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顶。
　　遨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笑谈高干的特殊化。赞成工人的福利化。
　　同情农民的自由化。安于老九的贫困化。
　　鲁迅说：万岁！阿Q精神！
　　
　　P133——
　　       我们1966年“文化大革命”，新加坡是1965年成立。新加坡也是有意思，不是自己要求独立，想参加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不要它，把它赶出来的。李光耀大哭，说：“我们又小又穷，要成立一个国家，怎么办？”
　　       为什么要把新加坡赶出来，道理很简单：一、新加坡大部分都是华人，如果参加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华人就可能超过百分之五十，马来人就不愿意；二、新加坡的华人共产主义思想弥漫，李光耀原来就是老共产党。马来西亚讨厌中国人，把他们赶出来，新加坡只好独立。这跟台湾刚刚相反，台湾要独立。
　　       新加坡独立以后，要研究怎么建国，向美国专家、英国专家、日本专家请教。
　　       可是新加坡研究政策要跟哪个国家走，语文政策基本上跟中国走。新加坡的语文政策搞得很好，全国通用的语言是英语，华人要用华语，马来人要用马来语，印度人要用印度语，三大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华人的语言……就用“华语”，这在华人里面都能接受的。华语的标准完全按照大陆，这是他们聪明的地方，文字也用简化字，拼音也跟着大陆用拼音。新加坡什么都跟台湾，就是拼音、普通话、简化字跟大陆。台湾很不高兴。我在参加国际会议时，台湾人质问新加坡人：“你们是‘事大主义’。”就是跟着大国走，新加坡人说：“我们不是‘事大主义’，我们是为了研究、教学方便。”
　　
　　P134——
　　       香港跟新加坡相反，跟着台湾走，到今天还是不大用拼音。台湾在我们没有提出简化方案时，蒋介石就提倡简化字，两次公开提倡。蒋介石在南京时就提倡简化字，南京是最早公布简化字方案的，可是公布出来，人家反对很厉害，第二年就取消了。蒋介石到了台湾又提倡，孙科也提倡，后来共产党搞了，他们就反对了，是这么一个变化。我认为简化问题不是党派的事情，文字改革问题不要跟政治搞在一起。现在台湾搞一个通用拼音，我看通用拼音很难搞下去。我是希望说服台湾，语言文字用科学方法来解决，跟政治脱钩。我对台湾人讲，“文改”不是共产党搞的，“文改”在清朝末年就搞了，国民党对“文改”很热心的，北洋政府也很热心的。
　　
　　P136——
　　       我提倡现代汉字学。这件事成功了，现在许多大学都开现代汉字学的课程，都写了很好的教科书。汉字改革到现在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像信息处理、语文处理，信息处理跟文字有很多关系，到今天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现代汉字学是一门大学问，一个泱泱大国应该有这一门学问。
　　       我出版《世界文字发展史》。文字史、文字学是一门功课的两个方面，文字史注重材料，文字学注重规律。这门学问非常重要，我提倡大学要开这门功课。中国古代就重视文字学，中国可以说是创造文字学的国家，不过我们只研究汉语的文字，不研究旁的，看不起人家的东西。后来欧洲的一些文字研究很成功，本来我们是世界领先，这样我们反而落后了。
　　
　　P143——
　　       文化需要有优越的生活来培养。太穷了，文化就困难。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讨厌文化人的，现在，这种看法改变过来了。一般来讲，在外国，文化人都属于中产阶级。生活要有一定的条件，我最近看到资料，发展中产阶级，日本搞得最好，日本大部分人都是中产阶级，比例比美国高。
　　
　　P152——
　　       文字改革的意义很重要。……中国最早的一次大的文字改变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书同文”，……后来，历代都在改变，……到了清朝末年，受到西洋的影响，感到中国的文字太困难，对文化的普及提高不方便。后来随着与外国往来的频繁，就发现中国的文字与国外的往来不方便。所以，从清朝末年，就产生了“文字改革运动”，写的方面就是“语文现代化运动”。语文现代化，就是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要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
　　       解放后，在1950年代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现代年轻人都学了。这个拼音方案，用字母表示“音”，用处很大。首先，使得中国的小孩子、文盲能够利用这个工具认字，走进中国的文化宝库；其次，方便外国人学习中国的文化。所以，汉语拼音一方面是从没有文化到有文化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个桥梁看似是个小事情，但是缺少了就不方便。
　　
　　P156——
　　       老来读书，我首先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因为历代帝王歪曲历史，掩盖真相。考古不易，考今更难。苏联是新中国的原型，中国改革开放，略作修正，未脱窠臼。为什么美国只有两百年的发展历史，但是却超过了两千年历史的国家？为什么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却超过了英国？许多人问，拉丁美洲的开放比美国早一百年，那为什么拉丁美洲到今天还远远不及美国？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需要研究。

Postwa

　　帮朋友买的书，自己先尝鲜。读罢立刻找到金安平的《合肥四姐妹》。
　　张氏姐妹四人，大家闺秀，元和、允和、兆和、充和，每个名字都长着两条腿，意思是长大要走出家门，也真是各自有各自的流离。每个人都经历属于自己的启蒙、婚事、战争、后战争年代，很多情节交织在历史的无奈纠结不幸之中，周张夫妇是笑着把这些情节讲述出来的。
　　整部口述中，印象最深的是有关百年前教育制度的部分。家塾、女校、民办学校、公立学校、教会学校、出国留学……不同的教育模式和理念，背后是不同的社会理想，造就了一代知识精英，真正的精英。
　　为周有光的一份真诚感动。1949年以前，他被中国的银行派到美国工作，在美国当地也属富裕阶层。选择回国，是要为新社会的银行业献力，他说当时回国的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结果银行做不成，倒搞起现代汉语，终其一生。由此联想到他们的大姐夫、三妹夫。大姐夫顾传玠，49年帮老板去看乡下农场，回家后说要立即动身离开大陆，举家搬迁；三妹夫沈从文，为“思”而写作，不愿为“信”而写作，自杀不遂，搁下笔，又没了教职，给博物馆的文物贴标签。天物终究还是天物。
　　还有些好玩的情节，比如干校开会，遇大雁落屎，只有周有光戴了大草帽的故事，在两本书中都有提到。周张夫妇是当作自家的得意的往事来说的，似乎全忘了委屈，全忘了离别之苦。
　　最后，《周有光百岁口述》这本书是我读的第一本口述历史。人的一生多少会有些苦难，也会有幸福的时刻，周张夫妇特有知识精英的雍容态度。

雨来

　　    周有光：语言与文字学家，汉字改革家，汉语拼音创制者；1906年1月出生于常州青果巷，与瞿秋白、赵元任家相毗邻；1923年由常州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学，副修语言学；1927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因“五卅惨案”，由圣约翰大学分出）；1933年4月30日与张允和成婚于上海，后赴日本留学；1935年，从日本回国，任职江苏银行和新华银行；1937年至1946年抗战期间，避难重庆，任职于经济部农本局（类似今农业银行）重庆办事处副主任，其间幼女病亡，独子周小平（后供职于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腹部中流弹几死；1947年至1949年，任职新华银行，派驻美国纽约；1949年回国，任职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第二业务处处长、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及上海财经学院教授，业余从事语言文字及字母学研究；1955年10月，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后奉调进京，任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直属国务院，部级，时主任吴玉章，常务副主任胡愈之）中担任拼音化研究室（第一研究室）的主任（第二研究室是汉字简化研究室，主任是曹伯韩）；1958 年完成“汉语拼音方案”。“文&革”期间，下放宁夏“五&七”干校，1972年回到北京；1976年起，逐步恢复工作，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三编审之一、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等；1995年后，陆续出版《语文闲谈》、《世界文字发展史》、《百岁新稿》、《见闻随笔》、《语言文字学的新探索》等。
　　   
　　    汉语拼音的创制与推行，对于汉语在国际社会事务中的流通、应用与认同，对于汉字及普通话在国内的普及起到了根本性的基础与推动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周有光夫人张允和为著名的“合肥张家四姐妹”中的老二。张氏曾祖父张树声，于李鸿章后任过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父亲张武龄于1913年移家上海，1917年移住苏州九如巷，与蔡元培、蒋梦麟等交厚，1921年在苏州创办乐益女子学校，共-产-党在苏州的第一个机构就在该校成立，张&闻&天曾在此教书。
　　
　　    张允和在乐益时期的老师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张家四姐妹，元、允、兆、充，四个字“都有两条腿，寓要走人家去之意”。张元和于1939年4月与民国“昆曲第一小生”顾传玠在相恋多年后成婚，时上海报纸以“张元和下嫁顾传玠”为题报道；1949年，两人移居台湾；1966年顾亡故后，张元和移民美国，致力于昆曲研究与表演，2003年9月逝世，享年96岁。张允和与周有光婚后，曾任教上海光华实验中学（建国后为光华附中），后任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因“三反”、“五反”中挨批，为政治运动所惊吓，接受周有光建议就此辞去公职；1956年参加俞平伯创办的昆曲研习社，并于文&革后1979年昆曲研习社复社时，接任社长；2002年8月14日去世，享年93岁。张兆和经不住沈从文多年苦求，二人于1933年10月成婚；沈从文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在白话文学创作中最杰出者（白话诗方面是徐志摩），是最接近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1987年、1988年曾两获诺奖提名）；惜乎解放后，因与胡&适的关系，被郭沫若命名为“粉红色文人”，而改任故宫解说员，历尽坎坷，谢世于1988年5月；张兆和曾任《人民文学》编辑，于2003年2月16日病逝，亦享年93岁；张充和北大毕业并留校任教书法、昆曲期间，于沈从文家结识时在北大教授西班牙语的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二人相恋，于1948年8月在北京行基督教式婚礼，婚后格于形势，旋返美国；傅汉思先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后转任耶鲁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于2003年8月病逝；张充和后致力于昆曲研究、表演与传授，精于书画创作，任耶鲁大学美术学院艺术教授，曾于2004年10月回国在北京和苏州举办个人书法绘画作品展，并出版《张充和诗书画选》。
　　
　　
　　
　　    《周有光百岁口述》内容应记录于2006年左右，其时周先生已为百岁老人。记录者及本书撰著者为知名青年传媒人李怀宇，后曾采访、出版台湾著名史学家许倬年口述实录。口述中，周老将他的百年人生娓娓道来，由文本可以想见他的神情从容超然，语态也轻松淡定，而这从容超然、轻松淡定之中又蕴含着对亲人，特别是对荣辱与共福祸相依的人生伴侣张允和的浓烈深情，对国家百年兴废的深切关注、缜密考量和殷殷希冀，对人生实质的深刻领悟和透辟洞见，读来，于他的举重若轻中常有力透纸背之感。尤感难得的是，这样一位历经社会变迁，历尽人生风雨的百岁老人，在对人生的回顾和对世事的评说中，直抒胸臆，袒露心扉，丝毫不见世故城府，不溢美，不隐恶，彰显了老一代知识分子中所或能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卓然风骨，纯然一位怀抱拳拳之心的赤诚君子。虽然其中对于历史事件的某些评判，对于社会人物的某些臧否，似稍嫌不尽全面，但当属经个体经历、感观而由个人分析得来的由衷的一家之言，而这样一位出身传统世家、接受中西教育、游历世界各地、从事多种行业，亲历众多重大历史事件的“高级”“老派”知识分子的一家之言，对于我们看待那些历史事件、那些社会人物以及评判和结论，都是一种难得而意义特殊的参照。
　　
　　
　　
　　    另有可记的，该书由余英时先生为序。余先生在文&革刚刚结束的1978年，曾与傅汉思率美国汉代研究访问团到大陆作为期数月的考察交流与访问，离境之际与来送别妹夫的张允和、周有光有一面之缘。而余英时与傅汉思则为故交，耶鲁傅宅可说是其等雅集的据点，与傅夫人张充和更是书画诗词昆曲方面的同好，张充和后出版的《张充和诗书画选》，亦由余英时撰写了一篇长序《从“游于艺”到“心道合一”》，并作为关于中国艺文融合之传统源流的一篇专论收入余英时个人的《中国文化史通释》一书。同是1978年，来访之前，曾因观张充和昆曲表演赋诗，而引得张允和联翩和诗的机缘。由此，亦可看出文化人同气相求、因缘聚会的格局。
　　
　　    之所以特意提及此点，在于本人对于“张氏四姐妹”及其姻亲关系略有兴趣，而更感兴趣的则是以陈&寅&恪先生为代表的“义宁陈氏”以及其与以俞明震、俞大维为代表的“山阴俞氏”的姻亲关系，再及基于其上所形成的“学人团体”。而余英时则可看作这两个“学人团体”之间的榫杻。余英时虽与陈&寅&恪等无直接瓜葛，但其为钱穆关门弟子，而钱穆与陈&寅&恪之间的关系却颇有耐人寻味处。钱陈曾共事，同辈学人，研究领域也颇相类，同是海内知名的历史学者，同是民国中研院院士、教育部部聘教授，关系却真如君子之交淡如水，且两人论述中几乎都未提及对方，似都有一种视而不见的“漠然”。但继承钱穆衣钵的余英时对陈&寅&恪及其思想却抱有密切的关注，给予全面透彻的审视，并形成精到缜密的析见，他的《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及《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等都是研究陈&寅&恪必须参照的镜鉴和不容回避的高峰。
　　
　　    而在此提到陈&寅&恪以及余英时对陈的研究，则旨在于以此作为理解余英时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有光先生在乱世中做出了辉煌的建设成绩，这件事的本身更是奇迹中的奇迹。对于这样一位百龄老人的口述自传，我们是决不能等闲视之的”这一断语的参照和佐证。
　　
　　
　　
　　    以下文字均摘引自周有光先生口述，并略为归类，以证周先生识见之一斑。
　　
　　    关于教育模式：
　　
　　    我进的中学是中国人办的，可是中学的世界史是英文的，世界地理、化学、物理是英文的。我们能够用英文，基础培养今天办不到，今天的中学生、小学生许多时间浪费到莫名其妙的课程上面，应当学的东西学不到，人又苦得要命。学生累得要死，搞得父母也累，睡觉都没有时间，结果学问学不好。我们的教学没有上轨道。
　　    我们中学能用英文演讲比赛，英文不过关不能毕业。实际上是中文、英文、数学三门课放了功夫，旁的都不放功夫，好多课不用考的。那时候比较轻松而学得好，今天把学生的时间都浪费掉。还有一个关键，那时候中学都是住读的，没有走读生的，一走读，走来走去，把精力都走光了。今天的学生到大学再读英文，那大学的课程怎么能读呢？大学都用英文了，不是学英文了。现在的青年苦得要命，这个办法不对，我们的教育要彻底地改变。
　　
　　    圣约翰大学的专业跟今天不一样，现在进大学就要分专业，圣约翰大学是外国规矩，大学一年纪不分专业，都是基础课。专业分得粗得不得了，现在是根据苏联的办法，专得不得了。
　　大学介绍小书讲：我们这个大学不是培养专家的，是培养完美人格，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发展成为专家。
　　
　　    （圣约翰大学）一个英国教师问：你们天天看报，是怎么看的？
　　    我们说：看报就看报，没有什么。
　　    他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快查书，查书首先查百科全书。
　　    （由此等等），学会了自学，学会了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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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美差异：
　　   
　　    在美国读书的条件好极了，那时候研究经济学，纽约市中心有一个公共图书馆，服务好极了，我每天一下班就到图书馆去看书。图书馆的人员看我每天都去，那么认真，就问我“你研究什么？”我说我研究什么什么。他说“你是研究人员，我们给你优待，给你一个研究室。”研究室很小，两个人用，一个人用上午，一个人用下午和晚上。我要下午和晚上，借书时随便借多少都没有关系，借了放在房间里。那是真正为人民服务。
　　
　　    从办公的方法看出美国为什么进步，日本远不如美国。美国的办公方法可以说，每一个分钟，每一秒钟都争取。这不但是一种思想，而且有具体的方法来实现要求，的确了不起，这一点不是在美国工作，不能了解，我是去工作了才了解。
　　    在美国学了他们的工作方法，我回国，想想我们也要改，没有人听我的话，我到处讲，中国人没有效率的思想。认识很重要，没有这个认识，要改很难。
　　
　　    这是年轻时糊涂。人生在年轻时候有许多糊涂的事情，这是盲目的。到日本留学是盲目的，从美国回来也是盲目的，以为中国有希望了，我搞经济学，以为对战后的国家有用处，回来后经济学一点用处都没有。
　　    这两天看到新闻，中国一个大银行被一个骗子骗了几千万，这种事情不要说在美国，解放前在中国的银行，也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有许多坏事情，但是不会发生像赖&昌&星这种事情。
　　
　　    美国一早就是世界性的，这一点跟中国完全不一样。中国不是世界性的国家，这要经过一百年才懂。
　　    中国始终是一个大国，不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今天还只是看到中国，实际上没有看到世界。
　　
　　    真正了解到美国的强盛，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不是糊里糊涂会强盛。美国在两百年间发展起来不是偶然的，人家真正是每个细节都不简单。我们是闭了门，自己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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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批判俞平伯”及“反&右”等建国初期政治运动：
　　　　
　　　　 俞平伯的风度真是没有话说，这是中国传统的仁人君子，高尚学者的风度，待人好极了。他对《红楼梦》的观点跟共产主义当然是谈不上的。所以批判俞平伯是没有用的，看起来是笑话，古代的文学为共/产/主/义服务，怎么可能呢？
　　　　
　　　　 那时候，我们青年一代的确有“左&倾”幼稚病。“左&倾”幼稚病帮了共-产-党很大的忙。没有“左&倾”幼稚病，我不会从美国回来。而且回来的人不是一个两个，很多人回来，有的人回来后倒霉得不得了。
　　　　 我认识的一个人最倒霉了，他在美国做联合国的医生，待遇很高，一定要到中国来工作。联合国的秘书长几次请他重新考虑，他一定要回来，回来以后成了“右&派”，进监牢，死掉了。
　　　　
　　　　 我是党外专家，后来“反&右”以后就变成“狗屁”了。幸亏我到北京来了，否则在上海就是“大&右&派”。上海的大变化我看到一点点，就是“三&反”、“五&反”，是整大资本家。大银行家从楼上跳下来自杀，天天有好多人自杀。
　　　　 ……意外的就是“反&右”，我这个人有的时候反应不敏感，我就知道“反&右”是一个大运动，但是那么残酷，我没有想到。

风吹书

　　   总希望从老者的叙述里寻找一些关于生命的评论。遭遇不顺时总是不知道该摆出怎样的姿态，好让自己不被烦恼打倒。
　　  随着对时间的焦虑，开始被评论为“脆弱”。
　　  生命不断延展的同时，快乐和烦恼总是像DNA的双螺旋相互缠绕。
　　  老人百年的记忆里，艰难的过往读来仿佛只是影片中的一段段无声场景。
　　   也许难或不难，就在放下或放不下。

feiyaf

　　书中第三篇《常州中学》文末，周有光满怀深情地回忆起他的同学史松培：
　　
　　“我有一个同学叫史松培，溧阳人，那时候自修室一张桌子两人用，我跟他一个桌子，受他的影响，他从小就读许多古书，我很羡慕他。他很用功，清早五六点人家还没有起来，我们就起床，我跟他念了许多古书。史松培后来去读东吴大学，我们没有联系了。我很怀念他。”
　　
　　搜索了一下，关于史松培的资料还真的很少，不过找到两条资料，应该都是关于周有光的这位同学的。基本上可以了解到史松培先生毕业后从事教育事业，但正如大多数知识分子那样，都几乎被“文革”毁了后半生。
　　
　　线索1：溧阳市埭头中学苇风文学社某社员的作文中提到：
　　
　　就在这条平凡的石板路上，曾印着宋朝大文人朱熹来此讲学题辞的足迹，印着清朝大宰相史贻直到家庙“史侯祠”祭拜先祖的足迹，印着30年代在史家祠堂内开办初中补习班的学校第一任校长史松培走向教室的足迹，印着许许多多青年成长的足迹……
　　
　　（http://www.lydtzx.com/Article/2007/1052.html）
　　
　　线索2：sina的一篇博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1267ae0100a3d5.html）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史松培先生的历程，让人颇为心酸。
　　
　　“真是祸不单行，我的伯祖父史松培先生，早年毕业于东吴大学，一生从事中学教育事业，成绩显著，名闻遐迩，深受广大师生的尊敬和爱戴，他的学生成名成家的有一大批，我们溧阳唯一的中科院院士翟中和就是他的学生，真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1978年伯祖父去世，只因他家庭成分不好，冷冷清清，无人过问，父亲心头倍感凄凉，在极其悲痛的情绪下就用白纸信手涂了一副挽联，以示哀悼：“四十载风雨尽天职，百千人肺腑感师恩。”就为写了这十六个字，父亲被大会小会批斗了十多次……”

yacool

　　昨天中午收到的书，今天上午就读完了，只觉得意犹未尽，一位世纪老人讲述人生，娓娓道来，“口无遮拦”，道尽了那个年代人的甜蜜与苦涩。
　　第一次了解到周有光这个人是在凤凰卫视上看到一次关于他的专题报道，才知道原来我们一直用的现代汉语拼音竟出于这位老人之手。在那次访谈中了解到老先生是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更激起了我对这位老先生的兴趣。想到那个年代的中国——北有燕京，南有圣约翰。圣约翰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一个近于神话的学府，一所带有些许神秘色彩的教会学校。里面的毕业生就有我本人比较尊敬的顾维钧博士。
　　言归正传，还是来谈谈这本书。
　　我之所以爱看一些名人写的前人故事，就是想从他们的经历中找到一些启示，毕竟现在正处于风华正茂，将来的路子还有很长。人生，事业，爱情统统还处于未知，“对未来的渴望，对未知的恐惧”这两种情怀存在于大多数年轻人的心中。
　　周有光之所以此生无憾，有大半是因为自己的妻子张允和，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言，“九如巷四姐妹。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生。”这合肥四姐妹的一生都充满了传奇，虽然在国内没有同时期宋氏三姐妹有名气，但是他们的一声更接近平凡人的生活。
　　书中最搞笑的要数沈从文追张兆和的故事啦，这个实在有点令人捧腹，即使在现代仍然让人觉得”过激”，但是在民国却成为佳话，还有胡适在其中“撮合”。是我对这位文学大家有了另一层认识。不禁想起几年前在本科与寝室好友讨论沈从文的罗曼情史时的场景，“是呀！沈从文他是没什么出身，但是他那时已经北大教授了，我要是二十几岁就当上大学教授，我也敢...”老崔的这些话不禁有出现在耳边...
　　感触最深的两点：（1）周老与爱人之间的相敬如宾，几十载“举杯齐眉”，风雨飘摇，相互扶持。还有就是两个人之间那种内心骨子里的相知——周老听了妻子的劝，一生未涉政治，不管是搞经济学还是搞语言文字，都潜心学术与学术应用。这是他一生最大的保护伞，所以避了政治风潮中的生死沉浮。周老对自己的爱人也是太了解了，如他所言，妻子的工作能力是有的，但是心里太脆弱了，承受不了心理上的压力，以至后来劝她提早离休，保护了她躲过政治风波。这种相互了解写来平实，但是我读来觉得是那么凝重....
　　(2)周老豁达的人生态度。经历了中国最动荡的年代，经历了繁华与凄凉，周老始终达然视之。“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真吾辈之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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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周老颐享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