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的危机 - 书评

灯下看书

　　权力的每一次衰落都是一次对暴力的公开邀请
　　汉娜阿伦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
　　《论暴力》《政治中的谎言》《公民不服从》三大名篇
　　直指美国1960年代风起云涌的政治浪潮
　　重温共和政治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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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am

　　阿伦特会怎么说 （三联生活周刊  薛巍）
　　
　　
　　政治中的谎言
　　
　　     《共和的危机》是汉娜·阿伦特在世时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收录了她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的三篇论文，其中《政治中的谎言》写于1971年，《公民不服从》写于1970年，《论暴力》写于1969年。从时间上看，后写的文章排在了前面，这是因为，这样的排列顺序刚好是其主题的因果顺序：政治家和国家的谎言导致它失去合法性，这又导致了公民的不服从，而对于不服从的公民，国家可能会对其采取暴力手段。
　　    1971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份高度机密、内容丰富的《五角大楼文件》，它是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1967年委托制作的，这份文件后来就是47册《美国对越决策史》。把这份文件保持机密的结果是，五角大楼文件已经准备多年，而白宫、国务院、国防部的人忽视了这项研究，在完成之后，它被分发到政府官僚体系，而白宫和国务院甚至不能为这47册报告留块地方。显然，那些本应当最关心这项研究内容的人却从未对它看上一眼。阿伦特说：“有些人认为，政府需要秘密统治，以便能够正常运作，而这些文件让人对此想法产生了怀疑。如果政府的秘密已经遮蔽了行动者本身的心智，以至于他们不再知道或记得被他们的隐瞒行为和谎言所掩盖的真理，那么整个欺骗行为都将落空或者造成反作用，也就是说，它使人们糊涂。”
　　    政治中的谎言自古就有，其新的特点是，政府的欺骗和自我欺骗紧密相连。阿伦特用一个古老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中世纪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哨兵，他负责放哨，如果敌人入侵，就向市民发出警报，有一天他开了一个玩笑，拉响了警报——而他也最后一个冲到城墙下，去保卫城市，打击他所捏造出来的敌人。从这个故事可以得出结论，一个骗子越成功，他越让人们信服，他就越有可能最后也相信了自己的谎言。
　　    阿伦特分析谎言产生的原因是：“力量的傲慢和心灵的傲慢，即对现实的可计算性完全非理性的依赖，两者致命的结合成为决策过程的指向标。问题解决专家丧失了心智，因为他们信任大脑的计算能力，而丧失了心灵的经验能力和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在讨论具体的政治问题时，阿伦特强调要忘掉理论、抛弃标签、直面现实。她曾经说：“左派认为我是保守派，保守派认为我是左派或标新立异的人。我要说我不关心这些。这些概念无助于说明这个世界真正的问题。”
　　    我们可以把阿伦特当年的一些论述直接挪过来，但也需要对新的情况做新的分析。美国的对越战争和反恐战争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对越战争中美国政府极力塑造自己大国的形象，这个过程中相关人员严重脱离现实、一心撒谎。而在反恐战争中，一场新的恐怖袭击反而会让官方以为，他们非法搜集个人通信信息不但没错，反而是因为还不够广泛。
　　    阿伦特最后说，政治中的谎言不足以毁灭共和国，“只要媒体是自由的、不腐败的，它就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恰当地被称为政府的第四分支”。但《五角大楼文件》的公开是由于阿拉斯加州参议员迈克·格拉弗尔的不懈努力。政府的问题解决专家中也有斯诺登这样没有丧失心智的人。
　　
　　公民不服从
　　
　　    斯诺登对《卫报》记者说：“我愿意牺牲一切的原因是，良心上无法允许美国政府侵犯全球民众隐私、互联网自由。”而按照阿伦特的区分，与其说斯诺登是一位有良知的反抗者，不如说他是一位不服从国家的公民，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且像他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
　　    按照阿伦特的区分，公民不服从者是作为运动中团体的一员而行动的，公民不服从具有政治性，而有良知的反抗者完全是个人行为。公民不服从体现的实际是一种自愿结社的形式，不服从者并非为了个人利益而是出于共同的意见走到一起，通过非暴力方式表达其意见。
　　有良知的反抗者独自一人、极力主观地依照良知来对抗法律和共同体的习俗。不服从的公民则是有组织的少数派。“近来的辩论一直主要是由法学家——律师、法官以及其他法律人士——主导的，这或许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因为他们一定会发现，很难把公民不服从者认为是一个组织的成员，而非单个的违法者、潜在的被告人。司法程序的宏伟之处就在于，它只关心处罚个人，不关心其他一切——时代精神或被告跟他人共享、会在法庭上表达的意见。法庭唯一认可的非刑事违法者是良知反抗者，它唯一关注的团体活动是所谓阴谋活动——在这类案例中，这完全是一项令人误解的指控，因为阴谋活动不仅需要休戚与共，还需要秘密性，而公民不服从是公开进行的。”
　　    公民不服从不是刑事不服从。罪犯逃避公众目光，而公民不服从者掌握法律，公开反抗，这两者有着天壤之别。一个普通违法者只为个人利益行事，公民不服从者是为了群体利益而行事。他违抗法律和既有权威，这是基于根本的异议，而不是因为他想使自己成为例外、逃脱处罚。所以，把不服从的少数人当作造反派和卖国贼，违背了宪法的文字与精神，而宪法的缔造者们尤其警惕多数人暴政的危险。
　　公民不服从的第二个必要特征是非暴力。“公民不服从不是革命，公民不服从者接受既有的权威构架和法律体系的普遍合法性，革命者则反对它们。”
　　    阿伦特说，不服从民事和刑事法律已经成为一种群众性的现象。对既有权威的违抗已经成为全球现象。当为数众多的公民都相信，正常变革的渠道不再畅通，冤屈将无法上达视听、洗刷昭雪时，当政府试图改变或已经着手变革，并且坚持那些其合法性遭到严重质疑的行为时，就会发生公民不服从。“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不宣而战的七年越南战争，秘密机构对公共事务持续增长的影响，对由第一修正案所保证的自由的公开或潜在的威胁。”
　　    公民不服从、权力出现危机之处，暴力就出现了。权力的丧失会诱惑人用暴力代替权力。“权力和暴力是对立物，一方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另一方就会缺席。权力的极端形式是所有人反对一个人，暴力的极端形式则是一个人反对所有人。”
　　    阿伦特说，政治学的术语一直没有区分权力、强力、武力、权威以及暴力。“权力绝非个体的性质，它属于某个群体。当我们说某人有权力时，我们实际上指的是他被一定数目的人授权以他们的名义来行动。当权力发源的群体消失了，他的权力也随之消失。”
　　    权力、暴力的区别还涉及合法与正当的区别。权力无需被正当化，它是政治共同体的存在所固有的。一旦人们聚集在一起并且一致行动，权力就出现了。暴力可以得到正当化，但永远不会是合法的。如果国家使用暴力手段对付反抗者，反抗者是招架不了的。国家拥有的暴力手段和人们自己能够掌握的东西——从啤酒瓶到燃烧弹和枪支——之间的鸿沟总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技术进步也不能导致任何差别。“教科书上关于如何干一场革命的操作指南，从异议到密谋，从抵抗到武装起义，循序渐进，这些都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观点上，即革命是干出来的。在暴力对抗中，政府的优势总是绝对的。但是，只有政府的权力结构仍然稳固，只有命令被服从，军队或警察力量愿意使用他们的武器，这种优势才能持续。”
　　    公民不服从行为越来越多、权力出现危机，美国的共和制还能持续下去吗？阿伦特在《公民不服从》的结尾说：“与其他国家不一样，这个共和国，尽管历经变乱和失败的骚动，或许仍然可以怀有信心，携着传统工具面对未来。”但在一次访谈中，她说：“新的国家的权力是水平地而非垂直地构成的。但是如果你问我它靠什么来实现，那么我必须对你说：非常渺茫。不过，或许在下一场革命的觉醒之中。”

维舟

　　共和国的批评者通常正是最在意它的人，尽管他们更重视的与其说是“国”，不如说是“共和”的理念。事实上，共和制的存在本身有赖于这些牛虻，因为这是一种需要不断的批评和看护的动态运作才能存在的制度。
　　
　　当然，本书书名中的“共和”是有特指的——汉娜阿伦特针对的乃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对身处那个年代的人来说，那确实是一个世界性的天崩地裂时期：第三世界的殖民解放斗争、中国的全国山河一片红、欧洲的学生运动和68年一代、美国则是民权运动和身陷越战引发的反战运动。对美国而言，那几乎是整个历史的分水岭，自此之后一切都不同了，因而有一本书就叫做《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是一个“重估一切美国价值”的时代，身处美国的任何人，只要不是无动于衷的隐士，几乎都在这危机中反思、冲撞，以谋求新的出路。
　　
　　和她的其它著作一样，这里的几篇论文看似是抽象的政治哲学，但其实无不奠基于对特定时代特定政治的思考。第一篇《政治中的谎言》是对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表现的拷问，《公民不服从》讨论的是一个快速变革时代公民与既定法律秩序之间的冲突，而《论暴力》则是对暴力革命的哲学否定，这些论述，都可一一找到那个时代背景中激发她思考的事件：越战、民权运动、暴力革命。简言之，阿伦特的论述可让我们深入了解那个时代，而那个时代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地理解阿伦特的论述。
　　
　　不过，事情也并不仅仅如此。之所以我们今天还有必要读这些论述，并不只是为了理解历史，而是因为其已经超越了那段历史。它不是那种与时事一同湮灭的时论，而同样适用于当下这个年代——《政治中的谎言》里的许多段落，让人读起来不免想到它对伊拉克战争中的著名谎言也是如此贴切。阿伦特所关注的并不是一两个政治事件中的偶发的谎言，她真正在意的毋宁说是一种“制度化的谎言”：通过不断地遮蔽现实或改写历史，使之系统地适应自身的意识形态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信息和事实几乎是不被需要的，它们对主政者来说反倒是一种威胁和障碍。这是一种“虚拟化”的政治，就像战争本身也逐渐虚拟化：现代人看到电视上直播的战争画面，常常感觉那像是一场电影甚至电子游戏。她指出，美国政府在越战中并不追求达成任何实际目的，而完全是事关心灵的，“耗资巨大的整个目的就是产生出某种心灵状态”——美国至今仍是如此，然而又岂止是美国如此？
　　
　　政治和政治哲学毕竟不是一回事。当阿伦特说“真实从来就没有被当成是一种政治德性，而谎言则总是被看成是政治事务中的正当手段”时，这表明她到底是一个政治哲学家，而非梅特涅或基辛格那样的现实主义政治家。政治家尽管也有原则，但并不总是会被它束缚住手脚，否则尼克松就永远不可能访华了。现实政治恐怕永远也不可能像阿伦特所希望的那样是一个理想国的状态，这既是它的烦人之处，也是激发思考的源泉。
　　
　　这么说或许不算过份：阿伦特所理解的“共和”，乃是合乎公民社会价值观的政治秩序，而不是一部利维坦式的国家机器。不管是政府在战争中的谎言，还是公民的不服从与异议，说到底都是从一个“公民”的角度出发的思考，即相应的政治逻辑和表现，应符合公民的普遍认可与同意，否则他们就有权抵抗或呐喊。这符合她的另一句名言：“政治的目的在于自由。”《论暴力》一文虽然更多专注作为一个行为体的国家，但其底线并无改变：其中隐藏的理想国仍然是公民社会，她宣称议会制是“革命传统中最优秀的部分”，“是自18世纪以来所有革命惟一真正的成果”，这与一般左派对法国大革命以来的革命系谱中所得出的结论是显然有别的。
　　
　　不可否认，阿伦特的论述也会受限于自己身处的时代。这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论暴力》一文：在此文诞生的时代，世界格局仍是超级大国主宰的游戏，国际政治大体上就是“国家间政治”，因为那时国家几乎垄断了暴力（尽管也有赤军等组织）。然而在此前或此后的历史上，都未必如此。她无法预见两强格局的崩溃，以及911事件后非国家行为体甚至能强大到改变国际政治游戏的程度。至于她所说的“在常规战争中，穷国将比大国更加不易受到打击”，未来权力和暴力关系将令人不安地颠倒，“预示了小国和大国未来关系的倒转”，这也仍未成为现实，相反，常规战争中无论是伊拉克还是阿富汗，面对美军都是不堪一击的。真正的危险暴力对抗，发生在非国家行为体对超级大国之间的非对称恐怖袭击中。那是一种她那个时代尚觉陌生的暴力与权力关系。
　　
　　不论如何，阿伦特所说的“共和的危机”实际上隐含了一种信心：“它可以变得更好”，而且更关键的是，如她所言，在美国，人们抱有“人们能够改变不喜欢的事情”这一信念。对公民而言，这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政治义务：“任何对公共事务不感兴趣的人都不得不满足于并非由他作出的决定。”因此，虽然她并未明言，但“危机”本身将会召唤行动，将构成一个新的起点。
　　
　　校译：
　　p.3：诚信破绽（cridibility gap）：应作credibility，又p.172译成“信用差距”，是
　　p.15：国家安全议会主席：会议
　　p.16：什么使得情报机构能够在这种“爱丽丝漫游奇境的氛围”中和现实保持紧密联系：疑原文是through looking glass，指看到的事物与所知的相反，说“爱丽丝漫游奇境”有些费解
　　p.17：“……瑈（Nhu）先生”，也就是吴庭艳的弟弟：当指“吴庭儒”
　　p.141：路德式的捣毁机器的人：卢德，一般以“路德”译德国的宗教改革者
　　p.144：道化学公司（Dow Chemical Company）：陶氏

严杰夫

　　文/严杰夫
　　
　　作为现代最杰出的政治理论家之一，汉娜阿伦特为我们留下的理论遗产可谓不甚枚举。然而，在这些遗产中最核心的一条线索，还是对极权主义的警惕与对共和宪政的呼求。这条线索经《极权主义的起源》抛出，再经过《论革命》的阐释，到《共和的危机》中，阿伦特更是用三篇时评为我们做了现代性下的注释。
　　
　　阅读《共和的危机》，首先不能忽视书中包含的三篇时评的写作背景。作为阿伦特生前留下的“最后一笔遗产”，这三篇时评均写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交替之际，适时正值美国社会运动达到顶峰，学生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政治事件也是层出不穷：肯尼迪被刺杀，约翰逊越南政策的全面失败，尼克松陷入“水门事件”丑闻。可以说，这些纷繁复杂的社会运动和政治事件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社会实现深层次的转型。然而，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阿伦特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蕴藏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被她看作是美国共和制度面临的“危机”。
　　
　　在开篇的《政治中的谎言》中，阿伦特围绕五角大楼在越南问题上的决策挫败而展开。在阿伦特看来，五角大楼以及背后的美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所撒下的谎言，在某种程度上有让美国政府走向极权统治的可能。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就曾详细讨论过“政府的谎言”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对于阿伦特来说，希特勒和斯大林是这种极权政府的代表，他们的统治都是建立在一套“意识形态”之上的。阿伦特进一步分析，这种“意识形态”讲求前提与推论首尾一贯，并努力将它支配的国家和社会打造成一个封闭的“虚构世界”。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阿伦特认为美国政府在决策问题上利用谎言来从事所谓的“政府公关”，就已经具有浓重的极权政府色彩。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阿伦特那里，无论是受到民众爱戴的肯尼迪，亦或是陷入越战泥潭的约翰逊，还是在“水门事件”中落马的尼克松，在本质上并无区别。他们和他们的政府依靠公关来进行决策、推行政策的手法，都是让美国滑向“极权主义”的威胁。
　　
　　在另外两篇评论《公民不服从》和《论暴力》中，阿伦特继续讨论了美国共和政体所面临的其它两种威胁。在《公民不服从》中，阿伦特针对黑人民权运动、美国学生运动，谈论了美国社会正兴起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对于公民不服从运动发生的原因，阿伦特认为，“当为数众多的公民都相信，正常的变革渠道不再通畅，冤屈将无法上达视听、洗刷昭雪时，或是相反，当政府试图改变或已经着手变革，并且坚持那些其合律性和合宪性遭到严重质疑的行为方式时，就会发生公民不服从。”在阿伦特看来，公民不服从对共和的威胁，主要是会给法律秩序的稳定带来冲击。然而，同对“政府公关”的贬斥态度不同，阿伦特却认为“公民不服从”具有合法性。首先，阿伦特在书中辨析了“公民不服从”与“刑事不服从”的区别。她表示，公民不服从不能与刑事不服从相提并论，公民不服从者虽然常常和多数人意见相左，他却是以群体的名义并为了群体利益而行事，同时公民不服从第二个必要特征就是非暴力。另外，阿伦特认为，发生在美国的公民不服从与这个国家的历史戚戚相关，它正是“自愿联盟的最晚近形式，……与这个国家最古老的传统协调一致”。
　　
　　最后，作为《共和的危机》中篇幅最长的一篇评论，《论暴力》显然是阿伦特结合了自己长期以来对暴力问题的思考，以此来回应当时美国以及欧洲学生运动中激进左派提出的“暴力论”。阿伦特在这篇文章里，对权力、暴力、权威、武力、强力等诸多概念进行了廓清，尤其是其中的权力和暴力，阿伦特对两者的特质进行了详细区分。阿伦特表示，“权力和暴力之间最明显的一个区别是，权力总是需要人数，而暴力到了某种程度甚至无须人数也能施行，因为它依赖的是工具。”为此，阿伦特得出的结论是，暴力能够摧毁权力，但它根本不能产生权力。
　　
　　不过，尽管当时美国社会发生的诸多问题，让阿伦特对于共和的前途感到担忧，但她仍乐观地表示，美国拥有的历史遗产和制度优势应能帮助其应对这些危机。她认为，“自从‘五月花’号协议在一种非常特殊的紧急情况下起草签署以来，自愿结社成了纠补制度的失败、人的不可靠性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的特殊美国式疗法。”在最后附的那篇访谈《关于政治与革命的思考》中，阿伦特还特意提出了“议事会”这种政府形式，尽管在技术细节上仍显粗糙，但却表达了她对未来国家组织形式变化的期待。
　　
　　回过头来看，《共和的危机》中的三篇评论都是阿伦特针对当时美国社会的特定问题而作，但这些文章中所蕴含的智慧和启示直到今天仍具有极大的参考意义。在网络社会的今天，公民与政府间的冲突只会愈加频繁，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采取何种态度，公民又该如何正当地表达自己的诉求，每个社会群体如何在博弈中恪守理性，这些都是阿伦特最后留给现代社会的珍贵遗产。
　　
　　刊于 2013年6月5日《都市快报》，刊文题为《美国也可能走向极权》，有删节

世纪文

　　《共和的危机》是20世纪伟大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的一部论文集。它收录了阿伦特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的三篇论文（《政治中的谎言》，1971年；《公民不服从》，1970年；《论暴力》，1969年）及一篇访谈（《关于政治与革命的思考》，1971年）。这些文章针对时事政治而展开，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我们在阅读时，必须充分顾及其时的背景。不过，简单视之为时政评论，显然低估了这些作品的意义。
　　
　　    《共和的危机》写于阿伦特晚年，作为阿伦特在世时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该书不仅展示了阿伦特的政治理论运用于对现实问题的解析时可能出现的状况，也清晰表明了她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在这本小册子中，阿伦特与共和主义政治理论传统的关联得以较为清晰地呈现。结合对具体政治现象的反思，阿伦特廓清概念，力陈己见，揭示“共和的危机”，旨在捍卫共和。该书以《共和的危机》命名，原因亦在于此。
　　
　　一
　　
　　    《政治中的谎言》一文，围绕记载美国越南战争决策的五角大楼文件而展开。阿伦特认为，五角大楼文件暴露了美国对越战争决策中的问题。高度官僚化的机构及其智库人员——所谓的“问题解决专家”，欺人而自欺，最终做出一系列错误决策。五角大楼文件引发的讨论，提醒人们认真思考“政治中的谎言”这一与人类政治史伴随始终的问题。
　　
　　    阿伦特着意指出的是现代世界谎言的新类型。这些新的谎言类型，具有浓重的极权主义色彩。谎言制造者迷信政府公关的力量，以“政治即公关”为信条，醉心于塑造政府形象，相信可以通过征服人的心灵来操控民众。“问题解决专家”从抽象的社会科学理论（如骨牌理论）或首尾一致的意识形态出发，主导对越政策的制定，罔顾政治事件以及人的行动的特殊性、偶然性、不可预测性，不惜通过制造事实来配合理论，以维护理论的逻辑性与科学性；另一方面，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中，民众对确定性的渴望，竟使得谎言比现实更容易让人相信。
　　
　　    阿伦特对政治中谎言现象的思考，与她对极权主义的反思遥相呼应。依据阿伦特之意，谎言与极权政体相依相伴，极权世界正是一个谎言充斥、现实感丧失的世界。此种谎言，既不同于柏拉图所说的“高贵的谎言”，也不同于马基雅维里笔下君主出于统治需要而撒的谎。它的特点在于其系统性以及迷惑性，最后连说谎者也信以为真。而其危害性更引人注目。为了实现全面支配，使一切事物皆符合意识形态所宣称的科学规律或惟一真理，极权政体通过摧毁现实，来证明谎言的真实，展示意识形态的科学。当某人还活着的时候，为了证明此人不存在，极权支配者会下令将其肉体消灭，并销毁关于此人的一切档案。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尝提及：古代的智者通过牺牲真理以赢得短暂的论辩的胜利，现代的极权支配者则通过牺牲事实以赢得永久的胜利。
　　
　　    《政治中的谎言》一文，对谎言诸种新类型的分析，对政府公关的批判，对社会科学家盲目自信的批评，其背后是阿伦特对现实感的呼唤，它与阿伦特对政治事务特性的理解密切相连。
　　
　　二
　　
　　    《公民不服从》针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大学生反对越南战争、拒绝服兵役等不服从运动而作。如何看待公民不服从？明显违法，公然抗拒政府政策，公民不服从运动的本质是什么？它在何种意义上构成对法律秩序的挑战？又如何为自身辩护？阿伦特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阿伦特首先区分了公民不服从运动中的人与基于良知而拒不服从的个体。阿伦特指出，两者间的差别在于，公民不服从者是作为运动中团体的一员而行动的，公民不服从具有政治性，而后者则完全是个人行为。公民不服从体现的实际是一种“自愿结社的形式”，不服从者并非为了个人利益而是出于共同的意见走到一起，通过非暴力的游行示威，表达其意见。公民不服从者违反了法律，但是，法律并不能简单地判定其行动为犯罪，因为公民不服从运动是一种明知违法而进行的公开活动，它公然挑战法律与政府的权威，不同于偷偷进行的犯罪活动。当正常变革的渠道不再畅通，为数众多的公民认为其声音不能被政府决策者闻听，公民不服从就有可能发生。在学生抗议运动中，阿伦特是明确站在大学生一边的。阿伦特认为，公民不服从本质上是美国历史悠久的公民结社传统的一种体现。这种结社传统，曾得到托克维尔的高度赞扬。托克维尔尝言，少数人联合行动，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少数派，才能够反对多数的暴政。
　　
　　在肯定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合法性之后，阿伦特笔锋一转，始谈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危险性。阿伦特认为，公民不服从对稳定的公共世界之维系构成了威胁。它揭示的是一批批“新人”来到世间带来的挑战。法律原本是要提供一个稳定的框架，使得文明世界得以维系。然而，在快速变革的时代，法律就会表现为一种束缚性的力量。公民不服从者与既有法律秩序的冲突，正源于此。在先前出版的《人的境况》中，阿伦特已论及人开创新局面、做出新行动的能力及行动本身的不可逆转性、行动后果的不可预期性均构成对公共世界的威胁。这里，阿伦特讲述的是同样的道理。
　　
　　    不过，对“稳定性”的考虑，并不能引出对公民不服从的贬抑。阿伦特诉诸美国立国的契约传统，指出公民不服从，不过是重申“权力在人民”这一信条，它体现了典型美国风格的权力观念。公民不服从诚具危险性，但阿伦特指出，其危险性并不比公民结社自由所带来的危险性更严重。阿伦特最后建议，应当在美国政治制度中确立公民不服从的恰当位置，承认公民不服从者的合法地位，将之与其他压力集团同等对待，将公民不服从者的意见纳入政府日常决策的考虑之中，并且通过新的宪法修正案，保护公民不服从者的权利。
　　
　　    面对共和的危机，阿伦特并不悲观。她相信，美国的传统包含了足够的应对危机的资源，如同她在《论革命》一书中对美国革命遗产的挖掘一样，阿伦特再次诉诸美国的政治传统。在《公民不服从》一文文末，阿伦特如此写道：“自从‘五月花’号协议在一种非常特殊的紧急情况下起草签署以来，自愿结社成了纠补制度的失败、人的不可靠性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的特殊美国式疗法。与其他国家不一样，这个共和国，尽管历经变乱和失败的骚动走到今天，或许仍然可以怀有信心，携着传统工具面对未来。”
　　
　　三
　　
　　    《论暴力》是全书篇幅最大的一篇论文，它直接针对的是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时期激进左派提出的暴力论以及运动中出现的暴力现象，其背景还包括1968年春夏之交法国出现的大学生反叛运动。不过，阿伦特对暴力问题的思考实际上由来已久。在她的《论革命》中，暴力问题已有讨论。1967年冬，阿伦特曾参加过一次以“暴力的正当性”为主题的讨论会，与会者有乔姆斯基，也有美国学生运动的领袖。在《论暴力》中，阿伦特慨叹，尽管暴力现象在人类历史中司空见惯，但对于它的理论思考，并不多见。阿伦特剖析了马克思、索雷尔、尼采、法农等人的暴力观，严厉批评了他们对暴力不同方式的美化。
　　
　　    阿伦特特别提到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阿伦特认为，毛泽东的这句名言表达的是一种非马克思的暴力观。马克思说，暴力是新社会从旧社会产生的催生婆。在马克思那里，暴力只是催生婆，新社会的产生本质上并非源于暴力。而在毛泽东那里，暴力则由催生婆变成了产妇。照阿伦特之见，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曲解了暴力和权力的关联，夸大了暴力在政权建立过程中的作用，为暴力的滥用大开方便之门，埋下了政治野蛮化的种子。实际上，阿伦特认为，没有哪个政权是单靠暴力就能建立起来的。阿伦特说：“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是最有效的命令，它导致最快速最完全的服从。但枪杆子里永远出不了权力。
　　”
　　    如何看待权力与暴力的区别和联系？阿伦特一反流行的从命令服从关系去界定权力的做法，指出权力本质上是指人们联合行动的能力，它是一切政府的本质，而暴力则是一种工具性的力量。权力必定涉及多人，暴力则不然。权力的极端形式是多人对一人的压迫，暴力的极端形式则是一个人对多人的压迫。暴力能够摧毁权力，却不能创造权力。并且，权力和暴力不仅不同，还是一组对立物。从政治上而论，一方占统治地位，另一方就会缺席。权力的每一次削弱，都是对暴力的公开邀请。权力出现危机时，暴力就会登场。
　　
　　    政治理论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廓清概念，但是，诚如阿伦特所言，在当今社会政治科学中，概念的混淆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权力、暴力、权威、武力、强力，人们往往在不加区别的情况下使用。阿伦特对这些概念进行了严格的区分，而她对于权力与暴力关系的辨析，尤其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阿伦特支持学生运动，然而，对学生运动中的暴力和过激行为，阿伦特并不赞成。阿伦特说，学生运动诉诸暴力或许可以引起关注，但什么也创造不了。如果大学被摧毁，学生践行结社自由的领域便不复存在，此种做法，好比锯断自己坐着的树枝一样。
　　
　　    对于学生运动中大学生自发组织的议事会，阿伦特予以了特别的关注。她认为，议事会的出现体现的是权力的形成过程。它针对以“无人之治”为本质的“没有暴君的暴政”——官僚制，提出参与要求，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议事会组织，唤起的仍是美国立国的理念：权力在于人民。它不同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结构，或可成为未来可供推广的一种优良政府新形式。关于这一点，阿伦特在《关于政治与革命的思考》中，也有明确表述。阿伦特说，如果说这种新政府形式是一种乌托邦，那它也是一种值得向往的人民的乌托邦。
　　阿伦特的著述风格，历来是多个层次同时展开，交错纵横，读者往往不能一眼看穿，但这种风格并不影响她的作品内在的清明。对不同政治现象的明辨，伴随着对不同概念的慎思，是本书三篇论文的鲜明特点，也是阿伦特擅长之道。书中关于阿伦特的访谈文字，更是让阿伦特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目前。阿伦特对政治现象的反思，对实际问题的回应，充分展示了其政治思想的独特魅力。我们不妨跟随阿伦特的笔触，学一学如何像政治学家那样去思考。
　　
　　    《共和的危机》一书的语境是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乃至世界。但是，伟大的作品并不因其情境性而丧失永恒的政治哲学意义。语境是我们理解文本的参照和帮助，当我们对文本意涵获得准确理解后，作者政治思想的光芒，便会从字里行间闪射出来，熠熠生辉。依据阿伦特之意，政治中的谎言，各种不服从运动，日渐抬头的暴力，昭示的是美国共和的危机，宪政的危机，政治的危机。不过，阿伦特在书中亦不无乐观地表示：对美国共和政治传统的重温，或可使人们走出困境。阿伦特作如是观，于不经意间为共和主义在当代的复兴，发挥了开路先锋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