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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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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li
从珠穆朗玛峰(以下简称珠峰)下来之后,有记者问我:“你觉得登珠峰难还是做企业难?”
从记者的角度来讲,他实际上早有预期答案了——登珠峰比搞企业要难得多。但是我的回答是相反的,我说当然做企业比登珠峰难。
他一下子愣住了。
我说我登珠峰是熬了两个月熬上去的,但是我们搞企业熬二十多年了还在熬呢。如果把搞企业比作登山的话,我现在充其量还在6 500米的前进营地上。做企业的成功与否,不在于你的一时一地,而在于你能不能长久坚持;不在于个别的、偶发的轰动事件,而在于你是不是默默无闻地做着为了达到目标所做的事情。
登珠峰只是你个人的爱好,并且现在登珠峰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为了探险,是一种职业,现在你花钱就可以去登,当然不是说你花了钱就可以登上去,而是你花钱就有专门的探险家、公司来给你安排,只要你签合同。而即使你签了合同,这个合同中也注明有两点他们不保证的: 第一,是我不能保证你上得去;第二,你上去了,我不能保证你下得来。
而做企业的艰难,和登山又是不同的。虽然两者都非常难,但做企业难到什么程度呢?有人曾开玩笑说,我之所以投入这个行业,是因为我很傻很天真。当然这属于调侃的话,我想说的是做企业确实很难,但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那么到底登珠峰和做企业有什么关系?似乎没有太直接的联系,但是世间万物都有其内在的共通的逻辑,你在一件事情进行过程中的体验、收获、感悟,会解开你在另一件事情上的疑惑。比如对人生、对事业。
我登珠峰那年是52岁,我意外地知道,如果我成功登顶的话,我将是世界登顶珠峰的华人中年纪最大的,很多人担心说“你能不能安全上去,精力够不够”。最后,我不但上去了,而且还安全回来了。当时我们总共七个队员,四个登顶了,三个没登顶。比较意外的事情是,其他登顶和没登顶的人多少都受了点伤。伤比较严重的下来手指要截肢,轻伤的不是冻伤就是紫外线灼伤,只有我毫发无损,为什么呢?我现在回想到这些,会觉得,其实登山如同做人,登山如同攀登你的事业。为什么最大年龄的人登顶了还安全回来了?我发现我在登山过程中,是把所有的人生经验都用在上面了。很多时候,我们大家为了尊严,为了事业,我们争荣誉,但在荣誉面前,可能你会失去自我。
登珠峰过程中,中央电视台现场转播,有几亿观众在收看节目,我希不希望我的形象在我的亲人、同事、朋友面前展示呢?我希望。我希不希望展示的是一个高大伟岸的形象呢?我当然也希望。但是我们知道,登山是很艰苦、甚至很狼狈的,你要把你的高大形象表现出来,就要付出额外的精力。比如说我们登山过程中要负重,要低着头一步一步走,这样拍下来的形象不好,如果要形象好,你必须昂首挺胸这样走,但是这样你能坚持多长时间呢?在这次登珠峰前,我因为我的身份而备受关注——不是因为我52岁,而是因为我是万科的董事长,所以电视镜头就特别喜欢对着我。于是,我和中央电视台做了个约定,我说我登珠峰期间你们不许拍我。他们说为什么呢,我说你拍我,你给拍两张照片没问题,拍照片的时候我把姿势做出来,如此三分钟就可以了。但是你这个镜头一直对着我,我一直挺那我能挺多长时间?所以,整个中央电视台在报道登顶的时候只打了我名字的字幕,但是没有我的形象,我的朋友、同事给中央电视台打电话,问:“你们为什么不把我们董事长的形象显示出来?”中央电视台现场的总编导就很委屈地说:“不是我们不拍,是他不让我们表现他。”当然,其结果就是我安全地下来了。
再比如说我比较喜欢摄影,尤其到了海拔比较高的地方,所拍到的景色更是独有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到8 000米高度宿营的时候,人已经很疲劳、很难受了,我就马上钻进帐篷休息,大约到了下午7点的时候,我的同伴就在外面喊:“哎呀,漫天彩霞,难得看到,王总你快出来拍照吧!”我没有回应他。又过了20分钟,他又说:“王总你快出来拍景吧,再不出来你会后悔终生的。”然后他和大本营通话,说:“你们能看到这种彩色的景象吗?”大本营说:“没有啊。”他就很得意地说:“王总你快出来吧!”我待在帐篷里答了一句:“老王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为什么不出来?我在保持体力,我知道我的目标就是登顶,其他一切多余的动作都会影响到我登顶,而且我是年纪最大的。所以经验的积累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荣誉,我们需要奖励,我们需要表扬,但是面对荣誉,面对奖励,面对表扬,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把握住我们自己,在自己的人生当中不受外界一些影响,才能稳步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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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城
文/冯仑(万通控股董事长)
在人人强调“活在当下”的时候,“时代纪录”算是一家比较特殊的公司。他们在一个很长的周期里,从人物、事件、产品中找出推动企业发展的正能量,用纪录片的形式,形成价值传递。
从08年开始,我就发现在一些重要场合和事件中,时代纪录的摄影机就在尾随王石,我没想到这几年下来,他们竟然积累了十余万分钟的素材,而且还形成了数百万文字场记,而这两本书就是从这些文字场记中整理出来的,其趣味、直接、真实的特性与一般读物确实大不同。
王石又要出书了,但是这一次非常不同,不是他有意为之,专门为写书而写书,也不是某一个好事者专门来写一本吹捧他的书,书的内容是一个历史现场的记录者在记录真实的影像顺手记录的当时当地王石的言论和事后的追忆以及内在的思考。
这样一本书非常之特别,百分之百的真实、百分之百的原汁原味、百分之百有兴趣,你读着它不会辛苦,就像跟你聊天一样亲切。这本书形成的过程无意中雕刻出来一个过往三十年里最真实的王石,让我看到了三个形象:一个是作为企业家、领导者的形象;一个是作为公益人士的更加宽广的思考者的形象;以及作为一个真实的男人淡定、睿智的形象。企业家、公益男、淡定哥的混合,共同组成了王石的真实形象。
作为企业家,书里讲到很多管理的思想。王石的管理非常简单,但不容易学,叫“求极端、求彻底”。一件事情不做到极端、彻底,他不会收手。比如说公司专业化他要求只做住宅,王石说只要还活着就坚决不做别的领域(指多样化)。后来觉得力度还不够,说即使不在了,从骨灰里面也要伸出一只手来制止多样化发展。越说越极端,越说越绝对,这是他的性格,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品质,做事情简单、专注、持久。
有时看似一些小事情,但确实有大效果。有一次我和王石去一个很著名的企业访问考察。这个企业的领导非常自豪地讲,我们这儿一共有多少个常委都来过,我们现在主要的工作是培养接班人等等。王石当时就说:我们没那么复杂,没有任何伟大的领导到万科公司来过。另外我绝不培养接班人,而是把制度做好,让制度去筛选人、培养人,让制度去决定谁能做、谁做得更好。今天我们看到万科有一批非常成熟的高级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但是我们很难说清谁是王石的分身,或者是他的衣钵传人。他把精力都集中在制度、公司治理方面,把事情做简单。如果你要去做复杂,你可能去培养人,天天看,哪个像你的儿子,哪个像你的哥儿们,哪个像你的兄弟,然后再看看这个接班人能不能复制一个你自己,所谓挑选选接班人都是想复制自己,但是王石不强调要复制自己,而是让制度去复制万科。
他曾讲过,自己和公司管理层的疏离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比如他讲要把人际关系做简单,简单到六亲不认,他强调在公司要把六亲不认的精神发扬光大。在企业人们就是一个工作和经济利益的关系,不要搞那么复杂。另外他强调用西方的管理,特别是近邻日本的管理来来管理企业,可以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的办法,不要那么复杂去琢磨,在移植过程中简单而不粗糙地结合本地、本企业的情况,慢慢让它扎根。
作为企业家的身份,王石特别强调,有时候一个企业家稍许成功后,会扮演很多角色,比如说喜欢唱歌,就变成了歌唱家,喜欢参与一些社会事务,就变成了活动家等等。然后各个角色之间互相打架,甚至模糊化。王石强调企业家不要把角色太复杂化,不要去试图做道德楷模、文化人士或者和企业家离得很远的一些角色,而要做单纯、纯粹的企业家。这是非常值得我们企业家多琢磨的地方。
从公益角度来看,他要宽广一些,适度地把资源范围和眼界扩大,性格和相处模式在做公益过程中也更富有弹性。万科在六七年前开始特别关注绿色、节能环保,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从必然性角度来看,万科是一家始终具有社会担当和良好社会责任意识的上市公司,也是房地产行业的领跑者。从偶然性来看,王石有一次突然给我讲到最近绿党盯上万科了,他们在查找亚马逊的森林被砍伐后木材都去了哪里?后来发现中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用在建筑工地上,而万科作为全球最大的住宅公司,首当其冲。他说我们必须把公益的事情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角度、放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来看,这关系到经济可持续性和社会责任。
从那以后,万科就从被动变为主动,由非常偶然的事件开始进行更深层的理性思考,王石带领行业中的企业,特别是中城联盟的企业不辞辛苦地开始讨论这件事情。记得三年前我刚从台湾骑自行车回来,膝盖坏了还拄着拐棍,他叫我们中城联盟的企业到深圳吃饭,和我们说怎样做绿色、环保、节能的企业,他希望我们戴一个引以为傲的“绿帽子”,当场好几家企业就一起成立了中城联盟的绿色建筑委员会。现在在中国建设部颁布绿色三星的住宅中,中城联盟企业的产品占到了三分之二。后来我们还和美国的绿色建筑委员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现在整个中城联盟已经一片绿帽子,每个人都在积极地探讨企业和节能环保如何紧密结合起来。
王石一直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把企业的所得和企业的社会环境进行良性的互动,但是并不牺牲企业的经济利益,相反,能够使企业获得更长远、更可靠的竞争力。
在做公益过程中的王石,身段不像在企业当中那么刚硬,他会变得柔软一些。比如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这是中国企业家聚集起来的最大的民间环保组织。王石作为第二任主席,一上来就说我: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就按照前任晓光(刘晓光)确定的方式、方法和战略,把它落实好。他在结束任期的时候,又讲到:在公益中学到最大的事情就是妥协。在他任期这两年里,他要跟各个方面的企业家、当地的领导、媒体去沟通,发现在公益组织当中的治理并不能像企业里那样一言九鼎,一人说了算。而且公益本身就是一个大家互相学习、交流、协商、妥协的过程,后来我们又一起发起和参加了壹基金、故宫文化基金会等其他公益组织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王石在公益中的形象是一个倾听者、妥协者。他用这种姿态感染、团结、带领了更多的人从事公益事业。
这几年王石放弃了匆忙的工作,到哈佛去做访问学者,进行长期学习。起初很多人都不相信,认为这可能是一时冲动,也许过些时间就回来了。但据我了解他,只要是他做的决定,不用怀疑他做不到,只要看他什么时候做到就行了。比如十五六年前,我带他第一次到硅谷,我们去了苹果公司,那时王功权在美国做风险投资,他给王石介绍了很多IT互联网的事情,回来的路上王石跟我讲一定要学会上网,而且要让公司全部互联网化。我当时就觉得这事应该做,但是个人觉得不必那么执著,可能我们两个人的性格不同。后来王石在万科说如果不能够在互联网上工作,他就要辞职。现在万科不仅已经完全适应了互联网时代的管理和发展,王石本人已经变成了 “ 网虫 ” ,从博客到微博,每天坚持写作。他是一个新新人类,和时代没有丝毫的隔膜。我比他率性,虽然对网络极其关注,但是就是不愿意去敲那个键盘。只是偶尔上上网,掌握网络上的信息动态,没有去做微博,也没有长期做博客。因此,当王石说要去学习,先去哈佛读两年,然后再去英国待一年、以色列待一年,我心里完全没有怀疑,现在已经快两年了,他做了一个百分之百的学生,在百分之百地学习,不像一些企业家形式上学习,实际上就是挂一个名而已。
我经常去美国,跟王石也经常见面,最近一起聊天,我发现他的思维空间越来越宽广,心灵的深度在无限地开凿。大哥变成了一个有智者风范的淡定哥,周身散发着一层智慧的光芒,同时让人接触起来更舒服。不光是我,其他的朋友也有这样的感觉,说王石变得更祥和、更柔软、更智慧、更悠远、更宽广、更淡定。人类历史上只有那些智者和相信必然性、掌握未来的人才会变成淡定哥。
我知道他现在在研修公司伦理,研究了很多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过程,这和现在中国社会的变化有很多连接。他越学习就变得越轻松,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学会放下,放下了,身上就没有了负担,所以他说现在的自己比24年前更纯真。
现在他想到登顶珠峰也没有什么感想了,这是放下的一个征兆。他讲:我的成功是让别人不需要我。也就是放下得更加彻底。这种自我修炼,不仅是修炼自己的性格、意志,更重要是修炼自己的精神世界,把外在的智慧和自己内心彻底打通,王石已经成为大家心目中越来越亲近,但也越来越不可接近、不可触摸、令人敬仰的一个胜利者、教化者。这种自我进化,也可能被别人丑化或者被人用一些误解的词汇来描绘。但是不管怎么样,既然已经淡定了,那你就淡定下去。
社会总是在变化,年龄总是在增长,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成功人士有一个很奇怪的共同现象,就是不约而同地开始和精神上的 “ 神 ” 打交道。我看见了很多人脖子上的金链子在减少,手上的念珠在增加;名牌的衣服在减少,宽大的布裤子和老头鞋在增加;繁杂的酒桌应酬在减少,简单的自我修行在增加。这是现在社会的一个很好的征兆。在这样一个快速转型的社会中,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需要停一停、重新关照自我价值、包括社会的价值观、国家的价值观的时候。中国只要能够在下一步完成国家价值观的重建和国民信仰的重塑,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就一定能够持续下去,我对此抱有很高的期待和乐观的态度。
书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它让你能够把生命凝结在一个别人看得见的地方,同时又会让自己无声地走入到每一个人的心里,成为每一个人的朋友。这两本书我拿到的时候,就有这样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我希望它不仅能够感动我、感染我,同时也成为所有人的朋友。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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